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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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进化论

　　前几年，《狼图腾》一书风行国内，书中宣扬“狼性”，鄙视“羊性”，认为中原的农耕民族是羊，游牧民族是狼，所以农耕民族经常被游牧民族征服，在游牧部落这个兄弟民族的不断“输血”下，才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笔者无意在此对姜戎先生的“疑似种族优越论”和他所独创的“输血论”进行辩驳。只是惊诧于这种论调竟然得到很多主流媒体和“精英人士”的认同，例如央视名嘴白岩松。
　　笔者在前面说过：无意驳斥姜戎先生的理论。但我有义务在此提醒几个被姜戎先生忽略了的事实。因为事实真相的不全，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这种片面的结论通过《狼图腾》的影响力来传播，很容易误导公众的认知，进而影响公众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第一个事实是：游牧民族的所谓“狼性”是建立自然基础上的。游牧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恶劣，人口的增长、生存的压力迫使其向周边文明转移。最初游牧民族是以难民的身份迁徙，边界的设立迫使其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达到目的。在长期的战争中，游牧民族欣喜的发现拥有大量的马匹，弓娴马熟的自己在战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和主动权，既然通过战争能获取比生产更大的利益。那么走向军事化的帝国就不可避免。这种军事化是以不事生产，经济倒退为代价的。而生态环境的恶劣，经济的落后，也就使其无所谓经济的牺牲了。就像狼不扑食就要饿死一样，生存的压力、依仗着天然的军事优势，走向征服扩张的道路就成必然，与所谓狼性无关。
　　第二个事实是：中原的农耕民族并不是姜戎先生所说的那样像羊一样软弱，任“狼”宰割。恰恰相反，与草原周边的其他文明相比，中原文明这个紧邻草原的文明是受游牧部落侵略最早最频繁的苦难深重的文明，也是反击最坚决，最彻底的文明，是唯一在冷兵器时代能够进入草原权力中心腹地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和游牧民族对恃长达数千年的文明。中原文明的每一次成功的反击，都迫使草原的东部游牧部落舍近求远转而西迁。我不知姜戎先生是否知道西方历史所称的“黄祸”，如果没有，建议你看看《全球通史》。相对于中原民族面对侵略时的见惯不惯和沉着冷静，游牧民族的每一次西迁都引起欧洲的一片恐慌和颤栗。欧洲民族是姜戎先生所推崇的“更具有狼性的海盗民族”(《狼图腾》语)。遗憾的是，面对来自遥远的草原部落，我并没有在历史的字里行间里找到什么“海盗民族的狼性”精神来。游牧部落的入侵时常造成欧洲文明结构的崩溃和中断。入侵的游牧部落往往是亡于尾随而来的更凶猛的部落，而不是死于欧洲的反击。直到后镗式速射型的火枪出现，欧洲才依仗先进的武器开始全球的征服。
　　如果非要把游牧民族比做“狼”的话，那么把草原周边的文明比做“人”——正在由猿猴进化为人的“人”更为恰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的进化法则同样适用于文明的发展。比较一下人类的进化历程和文明的发展进程，就会发现二者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气候的变化，森林的消失，迫使树上的猴子来到地面寻找食物，来到地面上的猴子更容易受到猛兽的攻击而成为猛兽的腹中食。直立行走，骨骼的空心化使人类奔跑速度加快，更容易逃出猛兽的追捕。在漫长的与猛兽斗争的过程中，在无数的古人类葬身猛兽之腹后，古人类发现了火可以驱逐猛兽，遂晚上伴火而眠，白天放火烧山，山上来不及逃出被烧死的猛兽就成了古人类的食物。在此后的长期斗争过程中，人类找到更多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如修筑坚固的巢穴以防猛兽的偷袭，如投掷石块，手持棍棒恐吓兽类。长矛和弓箭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使古人类彻底扭转了人与猛兽之间的优势，成为万物之主。文明在发展的初期，由于经济活动增加，人口的增长使有限的土地无力承受马匹的放牧，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文明进入了农耕为主和畜牧为辅的社会阶段。而这种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却是以牺牲马匹为代价的。恰恰是马匹的减少让文明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战争中处于军事的劣势。而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由于降雨的稀少，生态环境的限制，无法从事农耕生产。迫于生存的压力，依仗马匹这一利器，游牧民族四处掠夺、扩张。与古人类的进化历程类似的是，文明在发展的初期经常受到游牧民族这一“猛兽”的侵袭和征服。猛兽攻击古人类的本钱是强壮的身体和尖牙利齿，游牧民族征服文明的本钱是马匹这一武器，两者共通之处就是都是依仗自然赋予其本身的天然优势。就像长矛和弓箭的发明使古人类彻底摆脱了猛兽的威胁一样，后镗式速射火枪的出现让游牧民族的马匹优势荡然无存，进而彻底衰落。文明就像古人类一样，依靠智慧和技术的进步最终战胜了对手。
　　人类刚刚摆脱猛兽的威胁，却又陷入了来自同类的更大威胁，如：种族相残，战争的恶魔，阶级的压榨。文明社会在刚刚摆脱了游牧民族的威胁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威胁，这种威胁更多来自文明内部本身。
　　火的出现给人带来光明的同时也被人利用成一种酷刑；青铜、铁器的发明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成为杀人利器。科学这个怪物就像潘多拉魔盒，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威胁。核武器的幽灵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人类的头顶。克隆技术的出现更是挑战道德伦理和自然法则的底线。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活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另一方面，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索求的幅度不得增大。如果说以前人口的膨胀是增加地球环境压力的主要因素，那么现在已经退居次要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单位人口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呈几何级的增加，单位人口消耗资源幅度的增加已远远超过了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压力。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已远远超出地球的再生能力和承受极限，而人类的贪欲却永无止境。资源的枯竭，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的恶化，文明将死于自己的贪欲？也许并不只是危言耸听。文明将走向何方？也许是该考虑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了。
　　注：本章第一大节一小节部分引自网上言论，作者不详。第一大节二小节摘抄自《历史研究?蛮族的历史》，作者阿诺德?汤因比[英]。其他都是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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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听惯了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始祖是黄帝，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传播是以发源地为中心，然后向四方辐射。简言之，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始祖，一块发源地，一条母亲河，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中心，逐渐传布四方。这个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真是如此么？绝对不是。出身东夷的伏羲与出身南蛮的神农都比出身于西戎的黄帝历史悠久。
　　到了近代，我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著名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就首先起来向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挑战，大胆指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至少已有三个民族集团互争雄长，各个集团对于创造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儒家的孔孟出身于东夷集团，道家的老庄出身于南蛮集团，中华民族并非只是炎黄二帝的子孙或者黄帝一人的子孙。后来由于东南百越地区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的来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又由过去的三分法修正为四分法。不论三分也好，四分也好，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的观点有必要予以澄清和纠正。
　　在解释“中华民族”一词时，除了说明哪些人属于中华民族之外，还需要说明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汉族逐渐发展而来的。华夏族是民族，汉族是民族，中华民族还是民族，这三个民族有没有单数复数之分，三者之间究竟有何不同？这是外国人觉得很难理解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追溯一下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在长时期中逐渐发展、演变的经过。
　　夏代以前，中华大地上各部落、部族迁徙不定，分合无常。自夏代至秦汉，为夷、夏各族并立时期。文化水平较高的“诸夏”与文化水平较低的诸“夷”犬牙交错，此出彼入，通过互相争斗与和平交往而逐渐融合。当时的“诸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血缘不同的各族共用“夏礼”而被称为“诸夏”，正因为有了一个“诸”字，说明是复数而非单数。“诸夏”又称“华夏”。因此“华夏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以华夏文化为纽带而结合起来的“民族联合体”。
　　在周朝，所谓的华夏代表的是夏商周三个部落集团，包括与他们相融合的一些古部落，其中又以周为中心。这些民族本非单纯，所以可以称之为诸夏。诸夏的详细情况，因为上古史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已经难以追究。诸夏之外的氏族，古时候称为夷狄，古籍中有记载的名称繁多，主要有苗、蛮、黎、荆、舒、淮夷、徐戎、嵎（yú）夷、莱夷、和夷、岛夷、百越、巴、蜀、庸、卢、微、髳（máo）、彭、氐（dī）、羌、濮、西戎、骊戎、南蛮、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犬戎、北戎、山戎、鬼方、狿狁（yányǔn）、赤狄、白狄、义渠、林胡、楼烦等。这些夷狄的服饰、语言、生活习惯都和中原的华夏民族不同。这些所谓夷狄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群貊（mò）之外，都和中原的华夏民族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春秋时北方的晋国与战国时北方的燕赵两国，都征服和兼并了许多狄人的部族和国家，并与之相互通婚。东方的齐鲁两国则完全征服并同化了东夷民族。西方的秦国，本身就是一个戎夏混合的民族，到秦始皇时代已经完全征服了西夷与巴蜀一带的氐羌。楚国原来是一个南蛮之邦，春秋时期在南方崛起，加入夏人集团。到战国时期席卷了长江流域，把荆吴苗蛮与百越的地方都收入版图。春秋的吴国也是一个荆吴与夏人的混合民族。而越国则属于南方百越民族。这两个国家先后加入了诸夏的集团，最后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与土地都并入了楚国。秦楚两大强国，原本都是非夏族的国家。在各自华化了自己以后，一个华化了整个中国的西部，一个华化了南部。秦始皇以一个华戎混合的民族统一了整个中国的版图，同时也统一了文化，建立了一个众民族大统一的大帝国。华夏族基本成型。
　　汉武以后，华夏族逐渐改称汉族。经过从夏到汉约两千年的融合，生活在中原的诸夷已先后融入汉族，只有北方、西方、边疆各地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进、退、分、合，变化无常。总的发展趋势则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在人口上常占优势，因而在中华大地上取得了主体民族地位。汉族也不是单一民族而是一种民族融合体。
　　活动于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不只是汉族，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可以合称“中华各族”。“中华”之称，魏、晋之际，已见端倪。元末农民起义军与清末革命志士都正式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中华”者，恢复“中华各族”所共同建立之国家（并非只是汉族建立的国家）。近代西方殖民者东来，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中华各族在外力冲击之下，才开始意识到求同存异、团结御侮之必要。所谓同，是中华文化之同；所谓异，是各民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之异。在外侮日亟的情况下中华各族乃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乃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由于血缘。其次才是由于文化。在原始社会中，一群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大概总是一家人、一族人。以后这个部落发展壮大了，才会接纳血缘不同的人群参加。在世界上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各民族之间，有些民族特别重视血缘，认为血浓于水，在血缘上有排他性，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人群参加；有些民族重视文化，只要外来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欢迎他们参加，不加排斥。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以后在发展中也就表现出首重文化不太计较血缘关系的特点。这与较单一的民族朝鲜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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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犯——印欧人的扩张

　　——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
　　--伊本?赫勒敦
　　一、古代文明的脆弱性
　　无论哪个文明中，都有不少诗人和思想家在回顾过去时流露出思慕之情。他们把史前时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蛮人”，未占染上文明的腐败影响。很久以前，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精彩篇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
　　原始人极其幸福的观念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础的，这一观念普遍、长期的存在也可表明这一点。尽管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其“类型”即看待生活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基本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它们都用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社会结构变得极其脆弱，极易遭受游牧部落的侵略。
　　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须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上层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
　　古代文明的到来在提高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因为阶级的分化而使貌似强大的文明内部实质上很脆弱。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像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技术进步的停滞也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写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发明和发现，也许多于公元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1000年里，如前所述，人类学会了利用风力和畜力，发明了轮子、书写艺术、灌溉技术和冶金方面的化学工艺、。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中、还未爆发过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中，可资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1400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V?戈登?蔡尔德的意见，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破坏了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因为虽然统治集团可获得大量的佃户或奴隶这种听话的劳动力，但佃户或奴隶在产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国传教士发表议论时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阻碍技术改革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他说：新来这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多疑、顽固、偏狭、落后，有着拒绝变革的一切持点。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乐意具备的，而是先由经验强加于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告诫，加之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也具备了这些特点。拒绝变革是我们学会保护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接受别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习俗，我们也许能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一有进步，贪婪的世界便会把眼睛转向我们。那时，我们的命运将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从你们的展览会上得到的那张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张犁很轻，和我们的犁一样，用来犁田是挺不错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为他很富裕，很怕别人看到他愈来愈富裕。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可我们对他的谨慎毫无责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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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欧人的侵略
　　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有着一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的西部是印欧各民族，而东部则是蒙古-突厥部落。东部的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其北部是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无人区，而南部则是富庶的中原文明。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向南和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抵达比邻而居的中国；也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在南侵的过程与中原文明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与周边文明的角逐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欧亚大陆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这一角逐的历史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在此期间，游牧民族有三次大规模的，几乎世界性的对文明世界的侵犯。分别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和公元13世纪突厥、蒙古对世界文明的进犯。
　　首先要说明的是，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其联系的纽带是语系。印欧人语系十分庞大，有日耳曼语族：包括德语，英语等；有拉丁语族：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有斯拉夫语族：包括俄语等等；有雅利安语族：包括印度和中亚，南亚各语言。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就目前所知，中东文明是最早驯养和乘骑动物的地方，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但中东地区所能得到的能驯养的动物仅有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方法后又向北传到盛产野马的印欧民族所居住的草原。到公元前2500年，马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为印欧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四吋），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像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跟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二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可以直接骑人。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当游牧民掌握了冶铁技术后，游牧战士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促使游牧民发起了第一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这次的入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在公元前1700至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阶段约在公元前1200至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被征服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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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2000年时，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可能是通过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他们与当地民族联合，在以后若干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叙利亚大部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约公元前1590年前后，他们还攻掠巴比伦，不过，从未能在美索不达米亚立足。喀西特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面扎格罗斯山脉的另一个印欧部落。他们利用赫梯人对巴比伦的攻掠，占领了这个古老的都城，建立起第三巴比伦王朝，达数世纪之久（公元前1600－1100年）。还有一个入侵部落是胡里安人，圣经上称为荷里特人，显然来自亚美尼亚高地。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的北面即亚述地区创立了米坦尼帝国，约公元前1500年时臻于极盛。胡里安人接受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将其传布到包括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在内的周围的民族中去。即便是得到环境的很好保护的埃及，在这混乱的数世纪内也未能免遭伤害。从公元前1720年到1570年，埃及为外来的入侵者喜克索人所统治。喜克索人是由一些种族成分复杂，不过主要是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组成。他们凭借马拉的战车、笨重的剑和护身的盔甲，以尼罗河三角洲为根据地统治整个埃瓦不过，他们一直被视作来自“亚洲的”外国人而遭到仇视。
　　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阶段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占压倒多数的土著民族展开了驱逐侵略者的斗争。埃及人采用喜克索人的作战技术和武器，于公元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国境，建立了第十八王朝，从此埃及历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经历了这次外来统治之后，埃及人以拓疆扩土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安全。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他们控制了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其势力范围甚至还远达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允许当地统治者王位不变，但权力皆由埃及驻军和高级指挥官执掌。同样，亚述的土著领袖也成功地推翻了米坦尼帝国，进而征服喀西特人，建立了第一个亚述帝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结果，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蛮族的第二阶段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虽然新入侵者的破坏性不及第一次的入侵者，但给中东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性的。由于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长年征战不休，财穷力竭，不得不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所以新入侵者得到了很大好处。有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安家落户，并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象腓尼基人发展成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样，他们以大马士革为根据地，当上了陆上商道的主人。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注定将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东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欧语系的梅德人和闪含语系的加勒底人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渗入。
　　约公元前1100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第二亚述帝国形成。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到公元前七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向南远至底比斯的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结成联盟，与北面的西徐亚游牧民一道，摧毁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尼尼微被攻陷之后的短短时间里，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崩溃后的遗产。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巨人——波斯帝国，它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与梅德人有交往，并受过其统辖的波斯人，首先击败了他们过去的霸主，然后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529年）的率领下，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进犯小亚细亚，并蹂躏了巴比伦尼亚的加勒底帝国。在居鲁士死后的十年里，他的后继者们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印度旁遮普。于是，波斯帝国臻于极盛期，其范围从尼罗河伸展到印度河和更远的地区。整个中东处于一国的统治之下，蛮族部落受到有效的抑制。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这些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历未被认为是由多瑙河平原自南侵入希腊地区的，不过，最近有证据说，他们也许是由小亚细亚西北部横渡爱琴海侵入的。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西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西尼希腊地区的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们的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平民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迈西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可怕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输出陶器、橄榄油和各种兽皮以换取香料、象牙和珠宝等奢侈品。最后，他们的商品将克里特岛的商品从南意大利、叙利亚和埃及的市场上排挤出去，从而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迈西尼人在新入侵者多里安人的手下，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O年前后，他们用铁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西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复到农业和畜牧的经济状态。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造城邦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入侵者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西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博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从未能扩张到内地，不过，这些殖民地很繁荣，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了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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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即拥有马和战车的部落的蹂躏。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其中位于西方的一些部落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位于东方的一些部落则入侵了伊朗。进入伊朗后，有些部落在那里安居下来，其余的则继续向东进至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的入侵与较后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发动的有计划有部署的战役不同，确切地说，他们是小群小群地渗入已盛极而衰、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文明地区。
　　印度河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于雅利安人的猛烈进攻，还是由于地震造成的灾变？目前尚不清楚。但不管原因何在，事实是，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情况现了解得很不够，因为雅利安人其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没有大城市，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废墟和遗迹。因而，可用来设想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据以设想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有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但没有任何别的遗物。
　　印欧民族扩张的时间段约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这一上古时代，中国史书关于这次入侵的记载不甚周详。夏朝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严重的戎狄之患，到了商周就严重起来。在商朝，有羌方，鬼方，在西周有猃狁，犬戎。公元前771年，犬戎联合反叛诸侯攻占镐京，西周灭亡。中国史书上记载的这些游牧民多来自西方，但是否是来自于印欧民族的一支——雅利安人，缺少考证。
　　吐火罗人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亨宁认为吐火罗人至少可以追溯到击败纳拉姆辛（Naram-Sin）统治巴比伦约百年的古提人（Guti），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如此看来上古时期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在汉语和阿尔泰语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联系。因此有人提出了欧亚超语系假说（EurasiaticMacro-familyNostraticHypothesis）,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大都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狩猎图像很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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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明

　　西方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而中国人似乎更愿意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甚至更早。如果严格的以成熟的文字、青铜器、城堡的出现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则应当认为起源于商文明才更经得起考证，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夏代一直缺少考古上的有力证据。在商之前更多的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度时期。如此算来，号称“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文明真正的文明史应该是3700年，晚于中东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约5600～5800年）。
　　殷商文明的特点扑朔迷离，很多文明的特征表现出西亚性。例如：马拉战车的使用，青铜器和殉葬习俗的突然出现，而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又很难解释这些没有过程积累突然出现的文明特征，更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原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李济指出：“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腊如此，米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铜器没有发明，我怀疑杀人殉葬的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人们那个时候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头猪或一头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杀自己。”如果杀人殉葬之风来自西亚，那么青铜技术也就不太可能是东亚的发明。
　　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代，但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有早晚之分。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此时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虽有一二千年的时间差，西亚东亚之间相距近万公里，青铜技术的传播这一复杂的人文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确指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中国中科院的易华也提出了“青铜之路”的说法。
　　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古墓沟、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像一组坚实的桥墩，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尽管有人坚持巴尔干（Balkans）和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是冶金术的独立发源地。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也就是说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安诺文化（AnauCulture）是中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纳马兹加（NomazgaIV-VIculture）文化、竖穴墓文化（PitTombCulture）、洞室墓文化（CatacombsCulture）、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凿、针、锥、耳环、指环、斧、剑、头盔、镞、镜、马衔等。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和膨涨，而种植业和母权相对萎缩。金芭坦丝将其中畜牧业和父权占明显优势的文化称为库尔干文化，认为是原始欧印人孕育了游牧文化，并且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
　　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
　　新疆地区与甘肃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亦异常密切。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三星堆、大甸子、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
　　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是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的铸造中心，原料主要来自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河北、辽宁，或来自山西中条山，云南和四川。
　　车马具、兵器、动物纹青铜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一般认为是游牧文化的体现，西方学者多称之为斯基泰式青铜器。田广金等认为这些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可以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它们渊源于朱开沟文化。林沄发现这些青铜器多见于鄂尔多斯以外，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指出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来源，其中短剑可能来自古代伊朗或西亚。乌恩称之为北方青铜器，同意管銎斧、管銎戈源自西亚，并提醒大家不要低估欧亚大陆草原诸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不确切的，称之为“斯基泰式青铜器”更是错误的。最近林沄又号召破除把北方系青铜器和游牧文化等量齐观的过时偏见。
　　其实此类青铜器内容繁杂，功能多样，不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并因时因地而变，是游牧社会不断发展和吸收的结果。它们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固然密切，但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并不多见。
　　车马具与骑马驾车技术同步传播，欧亚草原常见车马具大同而小异，北方地区发明和改进青铜车马具的可能性不大。高效挽具胸带和套包子是罕见的例外。
　　所谓动物纹（Animalstyle）是一个模糊而又包罗万象的概念，绝大多数是青铜制品，亦有部分金、银、铁、玉、石、骨制品，但表现的大都是游牧民偏爱的形象。从工艺角度考察可以分为透雕、浮雕和圆雕，都不是游牧民所擅长的手艺。这些体现游牧风格的动物纹饰大都是游牧民强迫或雇用手工艺人制造的。
　　鹿石、岩画和墓葬发掘均表明游牧民有系带的传统。他们习惯将武器或生活用具挂在腰带上。腰带上的装饰日益丰富，有的整个腰带都布满了带饰，或者说由带饰组成了完整的腰带。带饰，俗称“西蕃片”，是动物纹饰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北方有大批出土。春秋战国之际系带之风盛行中原，带上亦系挂刀、剑、印章等物。系带和带钩争奇斗妍，层出不穷。“带不厌新，钩不厌旧”；“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带钩成了时尚或身份的象征，其实用功能逐渐被人遗忘。
　　刀、剑、斧、弓、箭、盔、甲、套索是游牧民的主要兵器，其实只有套索是游牧民特有的武器，其他均是定居民的发明，并且一直在共用。青铜刀、剑、斧、镞、盔、甲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且大同小异，与青铜技术的起源和传播密切相关，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促使游牧民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从而将青铜兵器传播到了遥远的地方。限于篇幅，仅以剑为例说明青铜兵器大致的传播过程。
　　青铜短剑是古代游牧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一般认为柳叶剑或偏颈剑为众剑之祖，其具体的起源地还难以确定，不太可能起源于东亚。林梅村将考古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论证了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而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丝绸之路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亦是外来词。汉代匈奴将径路神当作九天神之一，是战神的代名词，在汉匈交叠的地区曾有祭祀剑神的寺庙。《汉书?地理志》云：“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剑崇拜文化的延续。
　　青铜镜是不属于“游牧三要素”的一种特殊青铜器，亦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中原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宋新潮曾谨慎地指出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映像方式，用金属铸造镜子则可能首先为西北游牧民族所发明，殷商时期铸镜照容才传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区尚未流行。其实，铜镜也是巫师或萨满的法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只不过是中亚或西亚铜镜的翻版而已。二里头文化铜镜的十字纹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几何纹正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
　　中原虽然不是冶金术的起源地和冶炼中心，在青铜铸造方面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艺美术方面有独到之处。青铜鼎、鬲、爵，戈等是东亚人偏爱的器物，罕见于他处，很可能是东亚的创造。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鍑亦可能源于中原，被认为是马具、野兽纹、兵器三大特征之外的第四个反映游牧文化的显著特征。东亚为游牧生活方式的完善作出了贡献。铜铃演变成了铎和钟，并对朝鲜和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铜铎文化圈[33]和钟文化[34]。戈和戟是东亚特有的兵器，戈亦可能是夏人的标志性器物[35]，主要分布于中原，西方人称之为中国戈戟（ChineseKo-halberd）[36]。
　　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37]。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鬲、戈、戟、爵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民起了桥梁作用，并且从中充实和改进了自己技术装备。青铜冶炼和铸造是定居者的事业，不可能在马背上进行。因此游牧民只是传播了青铜文化，并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
　　因此，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技术和观念，比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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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羊与羊毛
　　羊是草原游牧民的衣食之源，包括生物学上两个不同的物种山羊和绵羊。山羊和绵羊都是喜欢群居和容易驯化的动物，经常被混合放养。绵羊吃草跑得快，俗称跑青；山羊吃得仔细，几乎无所不吃，还喜欢拔草根，啃树皮，对草原的破坏较严重。
　　生物学研究表明山羊是所有主要家养动物中变异最少的动物。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非常相似，基因差异亦很小。这不仅表明其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很少生殖隔离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种。绵羊的地方品种较多，外形差异较大，但同样具有共同的祖先。驯化地理学研究表明绵羊、山羊和犬一样（尽管狗的最早驯化地还不清楚）不仅是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是分布最广的动物。羊适应能力强，能提供肉、皮、奶、毛，在人类迁徙、殖民、商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丹麦考古队与伊朗考古协会合作在扎格罗斯山脉南端霍来兰山谷（HolailanValley）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七处洞穴文化和八处野营地遗址，绵羊和山羊是仅有的两种家畜。帕金斯对西亚家养动物的起源作了总结，指出绵羊和山羊是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牛、猪、狗次之。最近Zeder和Hesse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Dareh）和阿里?库什（Ali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在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四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动物群中没有羊，裴李岗也没有发现羊骨，只有陶制的羊头，但造型简单，羊角粗大，形状似野盘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绵羊（Ovissp）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兴隆洼文化和大地湾大化遗址中也未发现羊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羊头表现的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苏门羚。苏门羚（Capricornis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位于蒙古草原的富河沟门和赵宝沟遗址也未见家羊的骨骼。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
　　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这说明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目前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毛织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毛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的纺织或编织原料。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的故事广为流传。
　　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料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的游牧民。最近在新疆出土了一批青铜时代的毛制品，从纺织技术史的角度看，与西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这表明三千多年以前羊毛与羊毛纺织技术与羊一起传播到了东亚的边缘。
　　毛料的应用是构成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剪毛、打毛、制毡、纺线、制绳是牧民的日常劳动。不过蒙古草原羊毛与毛织品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并未形成产业。
　　岑仲勉早就注意到渠搜是上古东迁的游牧部落。据马雍考证渠搜意为氍（叟毛）毹，是一种毛织品的名称。渠搜可能是一个生产、使用或从事毛制品贸易的部落集团。相传尧、舜、禹、汤时代已有渠搜。《尚书?禹贡?雍州》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史记?夏本记》、《汉书?地理志》中有类似记载。师古曰：“昆仑、析支、渠叟，三国名也。言此诸国皆织皮毛，各得其业,而西方远戎，并就次叙也”。余太山认为渠搜出于少昊，亦译为“允姓”。允姓之戎不止活跃于西域，也可能参与了夏朝的建立。因此，毛制品及毛纺织技术在夏、商、周三代传入东亚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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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牛与牛奶
　　水牛可能起源于东亚或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西亚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三、马、骑马与马车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
　　乌克兰德雷夫卡（Dereivka）斯勒得尼斯托格（SredniStog）文化遗址出土的马骨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早的家马骨骼，后来发现作为研究标本的马骨属于斯基泰文化时代。于是考古学家将研究兴趣转移到了时代略晚的波台（Botai）文化遗址。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
　　野马或家马无疑是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欧亚草原西端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之一。安东尼等发现马在当时人们信仰体系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略早于波台文化的khvalynsk文化墓地中出土了牛、羊、马的头骨和趾骨，表明马、牛、羊在死者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以“头蹄”随葬的习俗在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很流行，一直延续到匈牙利人时代。
　　安东尼等坚信马嚼造成马齿磨损可以作为马是否用于骑乘的证据。为此他们专门作了实验，表明行之有效；然后测量了波台遗址出土的19匹三岁以上的足够成熟的马的牙齿，发现了3匹马的5颗牙齿有明显磨损。他们由此推断波台的一些马被用过嚼子，并被骑乘了数百小时。一般认为野马较矮小，高头大马是人工选择的结果。他们还发现波台的马17%高达136-144厘米，与当代美洲印第安人乘骑的马大小相当（130-140cm）。因此他们肯定地指出自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马和牛、羊一样具有类似的经济价值和象征意义。到公元前3500-3000年的波台文化时代，至少部分马已被用于乘骑，并有可能用来追捕野马、放牧牛、羊。
　　不过，亦有人持保留态度。例如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她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的遗迹，很可能是普氏野马或其它动物的遗物。也就是说，和西亚一样，东亚没有发现四千年前的家马骨骼和其他证据，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
　　河南安阳武宜村北地遗址出土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东亚养马业已初具规模。甲骨文中有“马方”、“多马羌”的记载，指的很可能是以善于养马著称的方国或部落集团。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的马骨可为佐证。这意味着西北养马业要早于或盛于中原。
　　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尽管不断引进优良马种，“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古称水土不宜，今为生态不适应。马耐寒怕热，特别适应干燥凉爽的欧亚大草原。马一入中原便容易生病，师皇、歧伯、伯乐、宁戚应运而生。唐代《司牧安骥集》和明代《元亨疗马集》是中国人对养马业做出的独特贡献。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引进了无数马匹，大都郁郁而死。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
　　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遗物。木质车轮已腐朽，据推测轮径为90厘米，有8-12根轮辐，车舆宽约90厘米，未发现辕和轭的痕迹；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
　　李特尔等仍然坚持真正的马车起源于西亚。早在七十年代他们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埃及的马车无疑来自西亚，并且可以作为西亚马车的代表。针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出土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不适于作战和比赛，还不是真正的马拉战车。
　　鉴于中亚草原和西亚均存在公元前二至三千年的四轮或两轮原始车辆，皮格特等提出了一种折衷的看法，认为西亚和中亚可能各自独立地发明了马车。与其说是发明，不如说是改进。
　　从目前出土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孙机、林梅村等曾试图从系驾法和制作工具等方面来论证东亚马车的本地起源。但是东亚没有发现原始的车辆遗物，林已奈夫、夏含夷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青铜时代欧亚大陆有一条沟通东西的“青铜之路”。

网上清风

古代汉语中有大量印欧语词汇，Lubotsky认为汉语中的车和一些车具名词是吐火罗语借词，从而佐证了马车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车的读音在欧亚大陆亦很近似，安东尼等坚信马、四轮车（wagon）和马车与印欧语的传播密切相关。殷墟遗址出土的马和马车无疑源于西方或北方。夏含夷注意到甲骨文中“车”出现于武丁后期，仅十六见，其中至少五次是人名或地名，另外四次似乎来自一次占卜，却至少有十三种不同的写法。他推测这种不稳定的写法表示当时是新近接触马车，正如现代语言中的外语借词的标准化之前有一个即兴变化阶段。很少有证据表明商人在战斗中应用过马车；相反，有众多证据表明他们从西部或北部的敌人手中夺取马车。此外，车的零件如轴、轮、轩、辕、轭、辐、辖等均有车旁，亦表明汉字的创造者先认识整车，后认识车的零件。李家崖文化遗址中马骨和车马器的出土表明鬼方或土方、吉方等西、北方国使用马车不晚于殷商。《小孟鼎》、《师同鼎》、《多友鼎》记录了西周时代戎人使用马车的状况。欧亚草原上众多的车、马岩画亦表明早在青铜时代欧亚之间有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
　　骑术与马、车大体同时出现在东亚。石璋如研究了小屯及西北冈两处出土的遗物后指出车上的武士用弓，步行的武士也用弓，甚至骑马的战士也用弓。但弓与车的关系较密切，弓与步兵的关系次之，弓与马的关系又次之。仅M164墓中弓与马同坑出土，但骑射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Goodrich仔细考察了古代中国骑乘与马鞍问题，指出战国时代才有大规模的骑兵队伍，秦汉时代才有使用马鞍的确证，二者均晚于中亚的斯基泰，应该充分考虑草原游牧民对中国骑马文化的影响。叶慈在《马：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因素》中指出，汉代以前中国和其北部邻居拥有的是一种矮小的本地土种马，汉武帝时代才从西域大宛等地引进良种马。西域良马和苜蓿的引进又一次促进了东亚养马业的发展。马因人工选育而改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亚养马早于或优于东亚。
　　“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且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加强于人马的结合或共生关系，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而马镫很有可能是东方的发明，在蒙古西征和南征过程中发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马镫是东亚人对骑马术做出的独特贡献之一。
　　马的驯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CarlesVila等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细粒体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
　　马是一种很难驯化却容易野化的动物。因此有野马分布的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都有可能参与马的驯化活动。主要分布于东亚或蒙古草原的普氏野马（Equus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家马染色体数为2n=64，而普氏野马为2n=66，在生物学上不是一个物种。家马是由主要分布于中亚草原的塔尔潘（tarpan）野马（EquusCaballusFerus）驯化而来。因此中亚古代居民是较早的驯马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每一匹马都要经过驯服（tamed）才能用于骑乘和拉车。因此，后来东亚居民学会和参与驯马的活动是完全可能的。蒙古草原的一些驯马岩画可为佐证。家马的传播过程亦是驯马技术或风俗的普及过程。驯马一直是游牧民的看家本领。
　　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均表明上古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之路的存在已十分困难。
　　第一，没有证据表明东亚的青铜器早于西亚。尽管有人将中国的青铜时代推到了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亦有人将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看成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就算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比西亚晚了近千年，且不算青铜时代之前上千年的红铜时代。举世公认中国不存在红铜时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也没有这一条目；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是典型的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第二，没有证据表明东亚和西亚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什么不同。曾经有人认为青铜铸造西亚用的是失蜡法，而中国用的范铸法，在技术上有本质不同。事实上，西亚几乎同时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东亚亦同时使用范铸法和失蜡法。考古学界流行一种假定，即自古存在一个以礼器或容器为特色的中原或中国青铜器传统，到了后来才受到北方或外来青铜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东亚早期青铜器均无特色可言，只不过是西亚或中亚青铜器的翻版而已。只有到了商周时代中原青铜器才独具特色。这是技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
　　第三，没有证据表明东亚、西亚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自然或文化壁垒。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似乎东亚、西亚之间相距万里，且其中横贯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山脉，会阻碍古人的迁徙和交流。却常常忽视了欧亚大陆中部那条平缓的天然大草原以及居住在草原中的游牧民族。游牧民在长期不断的游牧、迁徙过程中，接触、掌握、并传播周边文明的文化和技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迁徙游牧的生活方式注定了游牧民族在这次文化和技术的传播中充当桥梁的作用。当然，无需否认的是，这种文化和技术的传播是通过血腥的征服和掠夺来进行的。
　　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
　　外族入侵与商文明的出现，这两者间究竟有何关系，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尚不能给予明确的结论。不过，一般都同意，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士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入侵者只是赋予了某种变革性的力量，起了促进的作用。
　　注：本章大量引用了《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作者：易华。同时参考了《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美]
　　附：世界冶金史大事记
　　公元前9000：已知最早的锻打
　　公元前3200，（美索不达美亚）最早的铸件“红铜青蛙”
　　公元前3000-2500，（近东）发明失蜡法，铸造小件物品
　　公元前3000，发明石范铸造武器和工具
　　公元前1500，（近东）锻打铁制品
　　公元前600，（中国）铸铁制品
　　公元前233，（中国）铸造铁犁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