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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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

　　——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王朝，是中国上古文明的全盛时期，他的物质，精神文明对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
　　相传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他们在长期与西、北方牧羊"蛮族"的战争中学习掌握了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公元前1066，武王灭纣，建立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王朝——周王朝。从公元前1066至公元前771年，史称西周。周王朝是中华上古文明的全盛时期，他的物质，精神文明对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
　　武王建周后，大封功臣谋士，据说，周初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十五，同姓之国四十。关于分封制的形成，应当是源自原始的部落集团。夏代以前，“万国林立”，从炎黄二帝到尧、舜、禹，都是部落大联盟公推的首领。他们“号令天下”更多的是依靠本部落的武力威慑力和个人的德行威望。“禅让制”应当是部落之间平衡妥协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分化促使国家机器的出现和形成，伴随着国家形成的就是原始部落向“城邦国家”——诸侯国的转变。事实上夏商周时代，君主的身份仍然是作为“天下共主”的象征，代表各诸侯履行某些宗教祭祀的职责。君主的权利局限在中央直接控制的领土内，并不具有各诸侯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权利。重大的军事行动都要通过会盟。相传武王九年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前来会盟的诸侯竟有800个。可见武王伐纣的军队并不都是“嫡系”，众多诸侯国的归附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武王建周后大肆分封的诸侯多为兄弟和同姓，且多分布在中央领土的周边，“拱卫周室”，或许就是为了牵制平衡“八百诸侯”的原因。除此之外，青铜武器的稀缺性也是分封制形成的原因之一。铜矿和铅矿是自然界的稀缺资源，决定了青铜武器的稀少昂贵，这就意味着：只能武装极少数的武士阶层。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冶炼一直都由中央政府垄断。只有当廉价的铁器流行时，才使中央集权成为可能。
　　西周时，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原来的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土地利用率提高；沤治和施用绿肥，以火烧法防治病虫害，标志了田间管理的新水平。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农作物品种增加，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王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
　　西周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的百工在司空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各项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其分布地区很广，生产能力扩大，效率和水平提高，铸造工艺改进。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陶器业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原始瓷片的烧成温度已达一千二百度以上，胎质更为细腻，施以青、黄绿二色釉，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能够生产石灰石──硅石琉璃。漆器制作逐渐普遍，器表夹苎，施以红、黑两种彩绘，颜色鲜艳，花纹精美。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已经掌握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以便将纤维分离出来。
　　西周时，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由官府垄断，设有质人之官作为市场的管理者。商贸的品种有奴隶、牛马、兵器、珍异等。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青铜。
　　公元前771年，镐京被戎狄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因为中央直接控制的领土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蚕食，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的多，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正朝还起了代表诸侯祭祀上天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东周时期虽然政治不稳定，但却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许多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
　　东周时期，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铁得到采用。关于铁在中国的出现究竟是源于本土还是外部输入，笔者没有考证。不管怎样，铁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西亚赫梯王早两千年之前就已进入了铁器时代）。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1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发生影响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运输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使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中央管理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
　　政治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界，使他们重新反思自己的传统，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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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种哲学学派，即“诸子百家”。当时思想十分活跃，历史把这一时期称为“百家争鸣”时期。“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仅探讨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儒家和法家。
　　儒家在政治上崇尚《周礼》，“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君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份，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在教育上认为“有教无类”，教育不应分贵贱贤愚。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据史记所说，他生於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成为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他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逐步形成中国的宗教，在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时间里一直居统治地位。其一个原因在于，儒家学说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并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学说有句名言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非常鲜明的表明了这一主张。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个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持认为统治者应当“克己复礼”，即君主应当具有高尚的美德；认为君主应当正直、恩惠、仁爱，施行仁政。孔子坚持认为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君主若不具备了相应的道德品质，则上天会自动剥夺他的统治权力。尽管所谓的道德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他所依靠的是君主的“自觉”，并不能从制度规则上来约束君主的行为，这就使得他的理论无异为“与虎谋皮”。但不管怎样，孔子的这种理论又迎合了底层百姓的心灵需求。一方面为上层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做道德辩护，一方面又迎合了底层百姓的心灵需求。这使得儒家学说在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成为非常有效的粘合剂。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学者的思想影响深远，这一点从中国主流的正史就能得到证明：君主贤明，则国家兴盛；君主无道，则国家衰弱。中国史学家一直习惯以君主个人的道德来作为一个王朝是否应该被另一个王朝所替代的标准。
　　与儒家学说相对应的是法家学说。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由于法家学说提倡严刑峻法，对朝廷和百姓控制的手段一贯严酷无情，与此同时，他又挑战贵族阶层的世袭特权，所以很多法家的改革者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往往死于保守贵族的疯狂反击。随着秦帝国的迅速崩溃，法家学说也声名扫地。随后的汉帝国则采取了在此之前一直不得志的儒家学说，并推崇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儒家学说从此登上了统治地位。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应当看到，此时的儒家学说与孔子时期已有所不同，他经过了统治阶层的改造以更适合思想控制的需要。一个例子就是：孔子提倡复古“周礼”，认为国家应当采纳西周时期的国家形式，而汉帝国却一直沿用秦帝国时期的郡县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事实上，儒家学说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宗教思想的控制上，同时他又是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很好的粘合剂；而在朝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上，汉帝国依然沿用秦时的法家制度。就这样，披着儒家外衣，行法家之实的模式在汉帝国的实践中证明非常成功和有效，这种成功的模式也就一直沿用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曾经提醒汉高祖时说：“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开疆立国时依靠的是法家学说的制度，国家建立后的守成时期，则需要儒家宗教来控制思想。理解了儒家学说的这一特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在春秋乱世时落魄一生，而他的子弟们却能在大一统的汉帝国风光无限了。
　　注：本章内容很多素材是从网上搜索的，由于搜索的太多，时间已久已想不起出处，请谅解。但本书的观点系作者绝对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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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帝国

　　通常意义上，“帝国”一般包含三个基本标准：其一，统一辽阔的国土（小国家没有帝国）；其二，专制统治（民主制没有帝国）；其三，强大的军事扩张（无扩张不成帝国）。秦和汉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鲜明，可算是典型的古典帝国，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
　　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一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易守难攻。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最后，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凭借上述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的蚕食、扩张，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到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了中国，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代代相传，“至千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王国，实行郡县制，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从后来的历史看，秦始皇最重要的改革是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和货币。这些改革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东亚文化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秦始皇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力量积极扩张，他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向东扩展到大海；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这种扩张在他死时还在持续。
　　秦帝国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他的生命非常短暂，只有十五年。但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经过汉帝国不断的完善，绵延不断的流传了下来。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体上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
　　所有具有辽阔领土的帝国都有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抑制因过度扩张而造成的离心倾向。秦帝国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显然缺乏处理此事的经验。“焚书坑儒”此时出笼也就不奇怪了。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给保存了下来。“让所有读书人闭嘴”，是秦始皇控制思想的手段。秦的迫害阻抑了东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对于秦的迅速灭亡，史学家一致归结于始皇的暴政，可以看得出这是贴着儒家标签的说法（儒家一向主张君主应守道德、施仁政），这与后世史学家多出自儒家不无关系。当然始皇的暴政是使秦迅速灭亡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但笔者以为，另外两个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是过度的扩张和大兴土木掏空了国家的经济。有秦以来，就扩张不止，与此同时，秦始皇修筑长城、建阿旁宫、掏兵马俑。这些工程无一不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庞大工程。国家经济的空虚，势必加重百姓的赋税，引发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旧有诸侯和贵族垂死之前的致命反击。前面说过，商周时代的诸侯国多是在部落基础上发展成型的（见周王朝），有着很深的根基和势力。事实上陈胜、吴广之后，各路义兵都或多或少的打着旧有诸侯旗帜。这也是为什么项羽灭秦后又恢复了分封制的原因，因为郡县制本身就是他们反对秦朝的内容之一，而且各路义兵本就来自全国各地，不是项羽的嫡系部队，
　　也只有分封制才能安抚这些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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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秦而起的是汉帝国，汉帝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充分汲取了秦的教训。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度，而汉皇帝则更重实际且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只有寥寥无几的功勋卓著的异姓封王，并且都没有好下场），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诸侯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行政区之间。这种自上而下分封的诸侯国与商周时代由原始部落形成的诸侯国已有很大不同，就像温室里的盆景相比室外的青松，其扎根的深度相差甚远。秦帝国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已经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除了这些诸侯生存的根基，也为后来的汉帝国扫除了最主要的障碍。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推恩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推恩令”的推行中间虽有曲折，但最终被平息。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感。因之，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的汉帝国则聪明的利用了儒家思想这一工具。而儒家思想也确实在思想的控制，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方面表现非常出色。汉帝国还发明了一项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独特非常先进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这种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由于它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的文职人员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而儒家思想和考试的结合，就意味着只有信仰或钻研儒家学说的文人才有机会通过考试来达到辉煌腾达的目的。汉帝国通过这种手段成功的达到了禁锢思想的目的。诸侯林立，以门客形式网罗人才的东周时代，孕育了争奇斗艳、百家争鸣的思想黄金时代，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却是思想争鸣的终结，尤其到了汉帝国，儒家开始成为独一统的宗教，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彻底远去。（笔者在此想说说当前的英语四级考试，在中国，英语四级是与学生的前途紧密相关的，不仅关系到学生能否成功毕业，甚至连就业单位，大城市的户口，考公务员都以四级证为依据。既然英语四级能如此决定学生的前途命运，就不难理解在中国为什么全民学英语，专业课反而成了副业，语文更是可有可无，索性不设立这个科目。似乎教育部门要求每一位大学生都要兼职成为翻译员。如果说设置英语四级最初的目的是想走出去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这笔者完全能理解。但在这个规定执行了如此长的时间，世事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部门依然一成不变，没有进行任何调整，笔者只能说这是教育部门的严重行政不作为。此为题外话，不再累赘。）
　　汉帝国发明考试制度的初衷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无法得知。但不管怎样，虽然考试制度充当了思想控制的工具，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考试制度的发明在当时的进步性和领先性。因为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所以穷人的子弟也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阶层。这样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政府人员是通过考试来选拔的，这就意味着官僚这个特权集团不再是世袭的。被选拔的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种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当时其他文明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或许考试制度的推行是汉帝国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考试制度在中国一直沿用，世界其他各地也开始采纳了这一制度。
　　汉时期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汉朝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著名的有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几乎在秦王扫荡六合、统一中原的同时，匈奴也击败了强大的东胡和月氏，完成了北方草原的统一。到公元前200年，中原统一的农耕民族政权和北方草原统一的游牧民族政权的较量开始了。汉高祖挟楚汉相争取胜之威，率32万步兵征讨骚扰长城一线的匈奴，匈奴以百千老弱士卒诱之，高祖孤军深入，却陷入“白登之围”。高祖刘邦是如何脱身的，直到如今还是个迷。“白登之围”后，在最初的60年间，汉统治者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直到公元前141年，“好战”的汉武帝开始反击匈奴。
　　公元前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共击匈奴的盟友。途中联络到了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不过，随身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事实上，正是汉帝国的胜利，引起草原东部游牧部落向西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汉帝国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骞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汉朝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从此，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紧跟在军事胜利旗帜之后的是贸易。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越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汉帝国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匈奴？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先不论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经得起推敲，罗列如下。
　　汉帝国战胜匈奴，首先得益于秦帝国留下的万里长城，这使其在最初处于军事劣势之时，能依靠长城坚守防御，同时辅以和亲政策和金钱朝贡，为汉帝国的修生养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宋王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幽云十六州的失去，使其先天不足，包括京师在内的中原一直处于游牧民族兵锋所指的威胁中。另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汉帝国非常重视骑兵的建设和军事技术的改革。在修生养息的时候，汉帝国就通过边境贸易引进良种马来改良马的品种，在最初的战争中，大将卫青的主要目标也是缴获对方的战马。西域的控制更为汉帝国提供了绝好的良种马的基地。为了获得汗血宝马，汉武帝甚至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汉帝国还发明了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弩，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通过这些改革，汉帝国与匈奴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相当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领先匈奴。当双方的军事力量相当时，比的就是经济基础了，这恰恰是中原帝国的优势。最后一个原因是双方国家制度的不同决定了战争的走向。继秦而起的汉帝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能够举全国之力，最大限度的调度资源来进行战争。而此时的匈奴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北方，内部仍然是部落、种族林立，“单于”的称号类似于草原部落的共主，国家机器的结构尚不成熟。这些缺陷无疑消弱了游牧匈奴的实际战斗力，在境况不利时也极易分裂。
　　对匈奴之战持续时间长达一个世纪，是汉代规模最大，也是最具重要意义和影响的战争。对于汉帝国大破匈奴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国的疆界远远的扩展到了西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雏形。胜利也打开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一条世界贸易的大动脉。一系列重大战争的胜利，竖立了帝国的军事威慑力，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周边的游牧民族轻易不敢犯汉边境。但是长期的战争，使帝国的资源消耗过度。为了应付危机，帝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这些措施虽然能临时对付支出，但却使后继者们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为帝国后来的衰弱埋下了伏笔。
　　对匈奴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的传播。战争虽然在国家之间有疏远作用，但在技术上却相互启发。文明中心要想遏制住边境上的蛮族就免不了打仗；但是，打仗反而用自己先进的战争技术训练了蛮族。战争技术比其他领域的技术传播得更快、更深入；在各种输出品中，武器比其他工具传播得更早、更远。伴随着战争传播的不仅仅是军事技术，还有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漫长的战争中，游牧民族学习并掌握了中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开始“以汉制治国”，到宋王朝时北方的契丹和女真其建国的制度与中原已无多大差异，社会也走上了半定居半游牧的形态。不论是军事技术还是政治制度，都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相互复制。只有一项是无法相互复制的，那就是双方地理条件的不同所决定的资源的不同。地理条件的不同，在决定了中原的富庶的同时，也赐予了游牧民族一项战争的利器——马匹。马匹在中原一直水土不服（见《商文明》），汉朝时期虽然引进良种马改良品种，但繁衍数代之后就退化，而草原的游牧民族却拥有取之不尽的马匹。当双方的军事技术和国家政治制度相当时，马匹就成了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了。这也是为什么游牧民族在后期与中原的对恃中逐渐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直到军事武器的技术发展到马匹在战争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时，游牧民族才彻底从历史的舞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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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犯——匈奴、突厥人的侵略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罗伯特?洛佩斯
　　公元前二千纪，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复制了西亚文明的青铜和铁武器，先进武器和自产的马匹相结合，使印欧游牧民所向无敌，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对诸文明的侵犯。其侵略的路线几乎是散射型的，以西亚附近为圆心，向西侵入克里特和希腊文明，向南进入中东和印度甚至埃及，向东推进到中亚，甚至有可能进入过中国。到公元3至6世纪，又一项发明催生了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对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侵犯，这项发明是：马鞍和脚蹬的发明。马鞍和脚蹬的发明究竟是来自于中原还是大草原的东部部落，似乎还没有考古的有力证据，但这项发明起源于东亚已是确认无疑。发明出现的地点也决定了其侵略主路线与第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然后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欧洲各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随着这种经济、军事力量的增长，当帝国周期性的衰弱（见《王朝的周期性》）为入侵者提供获胜希望时，总是被乘虚而入。
　　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袭；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斯拉夫人、维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种多样。由于印度文明过于文弱，从来就是征服者的乐园，因此，限于篇幅，本章只简略介绍游牧民族对中国和欧洲的侵略过程，比较一下这次侵略对中国和欧洲所造成的后果有何不同。
　　一．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
　　公元222年，内忧外患的汉王朝最终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东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虚弱不堪，公元316年，匈奴雇用军刘渊叛乱，灭了西晋。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机入侵中原，侵占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抵达临安（今南京），统治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史称“衣冠南渡”。从此，中国出现了南北两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中国历史称这段时期为“南北朝”。在美国，朝鲜战争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与此类似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南北朝时期也时常被中国史学家刻意的回避、忘却。南北朝的分裂混乱状态长达几乎三个世纪，在习惯了大一统的中国，这实在是一个另类，因此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蛮族入侵者侵占。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事实上，这几个世纪中，南北两部都支离破碎，只是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坏最为惨重。
　　南北朝的前半段，即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先后有五个不同种族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了政权，史称“五胡乱华”或“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建立过政权的游牧民族。事实上，当时入塞蛮族众多，成份复杂，远不止这五个民族。羯族、白匈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九大石胡的远迁部落等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体为白种人，小月氐和巴氐主体为黄种人；而姜、鲜卑、夫余、乌桓、和入侵辽宁的高丽等民族主体为黄种人，个别部落除外。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等都在十六国之外，共有二十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五胡乱华”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几乎每个蛮族在侵略过程中都大肆屠杀汉族百姓，每侵占一个城池，就将城池里的所有汉人屠杀光。《晋纪》记载：“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就是说，南迁的人超过了半数。留在北方的汉人命运很悲惨。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进行。蛮族的屠杀使汉族人数急剧下降，史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屠杀殆尽”。而与此同时，北方蛮族大量迁入中原。“晋?江统《徙戎论》”记载：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到公元349年，迁居中原的胡人高达五六百万之多，数量上相当惊人，后赵统治北方时，当时的汉人不超过五百万左右，胡人却与这个数相当甚至高于这个数。胡人人口还在增长，而汉人不断减少。《晋书》记载：“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汉族人口的急剧下降，使中国北方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话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
　　大屠杀不仅仅给北方汉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给蛮族自己本身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因为大屠杀带来的是尖锐的民族对立和仇恨。公元350年，北方汉人建立了汉族的冉魏政权。开始对各胡族进行报复性的血腥种族屠戮。冉魏帝王冉闵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斩，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杀胡人复仇，全国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全国各地：“所在承闵书诛之”。冉魏政权对邺城羯族实行种族灭绝，三天屠杀了二十几万，在这场血腥报复中，羯族几乎被屠杀殆尽。冉闵同时要求诸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在返迁的路上这些不同民族的胡族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晋书》记载：“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由此可见，这场胡族大返迁造成数百余万各式各样的胡人种族大量死亡达十之七八，这就变相的杀了百万胡人。
　　从现在的眼光看，冉闵的《杀胡令》无疑是非常的残暴和不人道的，但我们应当看到，《杀胡令》面对的对象是更加残暴的外族侵略者，这些侵略者对中原汉人进行种族灭绝政策在前，汉人报复在后。这一点与德国和日本本身作为侵略者大肆屠杀被侵略的国民有着很大不同。笔者无意在此为冉闵翻案，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杀胡令》彻底扭转了中国北方汉人人口下降，胡人人数上升的趋势，使中国避免了重蹈印度种姓制度的可能性（在大致同一时期，入侵印度的蛮族部落把创造古代印度文明的当地人当作奴隶一样的驱使，并在印度深深的扎下了根基，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生活在印度社会低层的印度人，就是那些几千年前被征服的印度本国人）。冉魏政权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经冉魏之后，胡人数量大减，北方汉人恢复增长，开始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随后的鲜卑政权相对汉人只占绝对少数，不得不向汉人寻求合作。汉人从事农耕，胡人则充军打仗。在十六国南北朝频繁的战乱中，胡人因大量战死甚至彼此之间相互灭族，而民间从事农耕的汉人人数大量恢复增长，北朝东西魏的战争胡人大量战死后，很多汉族大地主势力却强大起来。为补充兵源的不足，而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汉人众多且最后被胡人招降的地区西谅汉军得到起用，而鲜卑国主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后来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了外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是中原汉人在这场浩劫中得以余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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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牧民族对西欧的入侵
　　如果说蛮族侵占的中国北部是“人间地狱”，那么同时期的西欧境况则更是“悲惨世界”。因为欧洲面对的蛮族部落更多，侵略持续的时间更长，阿尔泰山脉西边的蛮族人口比东边的蛮族人口也更多、更稠密。与中国最终成功的驱逐了蛮族入侵者不同的是，很多蛮族入侵者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例如，日耳曼人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匈奴后裔的匈牙利；突厥人的土耳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等等。这些蛮族的盘踞最终使欧洲自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无法完成统一，从此陷入长久的分裂，直到现在。
　　西欧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听懂。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像反对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当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注定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但出于无奈，还得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边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他们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马鞍的作用）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很明显，长城前的失败，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两年后，即378年，西哥特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罗马官员的虐待，大为恼怒，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而，打破了罗马人战无不胜的神话。随后数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意大利、高卢以及巴尔干半岛。
　　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最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万幸免于难。这虽不足为信，但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迁渡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455年，一支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三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汉王朝和发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公元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世纪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结合在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主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蛮族的侵略虽摧毁了罗马城，君主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称为拜占廷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限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统上更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文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然而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个联盟——突厥，中国长城前的失败再次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开始为西方所知晓，他们像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这些袭击导致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迁移。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赶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赶进了孤立的山区。新来的斯拉夫人作为农业劳动者，从此扎根于巴尔干半岛北部，被赶走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则湮没无闻，直到近代，才作为阿尔巴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作为罗马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纪时，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分布已形成现在的格局：希腊人在南部，阿尔巴尼亚人在西部，罗马尼亚人在东北部，斯拉夫人则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职、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杰出。“马特”意即“铁锤”，他从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马特的儿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5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书记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北欧人，即维金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维金人制造了一种船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金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林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金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8世纪末和9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金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现存的基督教国家所共吞。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金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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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牧民族第二次大规模入侵对中国和西欧的影响
　　纵观游牧民族的这些侵略活动，很明显，东方的中国和西欧所受的影响迥然不同。中国北方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遭受了蛮族的蹂躏，曾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才使这一危险化为乌有。经隋唐之后，中国又回到了汉朝时代：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但在西欧，侵略活动连绵不断，阿瓦尔人摧毁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维建立的功绩；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国。因而，西欧出现了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面对这次游牧民族的侵略，中国和西欧的结局为何会如此迥异？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中国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像中国那么富饶。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
　　再次，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因此，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
　　最后，罗马帝国的军事技术和实力也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汉帝国。这一点从匈奴被汉军击溃，却席卷欧洲能得到证明。罗马人的远距离投射武器是投枪，汉帝国的远距离杀伤武器是弓箭和弩。汉帝国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罗马当时的骑兵，没有脚蹬和马鞍，因此既不能长时间骑行，也不能做复杂的拼刺。罗马军团的主力是手持盾牌、着铠甲的重装方阵步兵。这种举着盾牌的重装方阵步兵在早期的征服中就像坦克一样横行无敌，但当遭遇来自遥远东方的手持弓箭马背上的匈奴人时，机动性的迟钝反而使以前无坚不摧的方阵变成了屠宰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自东向西的侵略也是东方向西方的军事技术的输出。（关于最后一点，西方一直是或否认、或回避，甚至连中国自己也不认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恰恰是因为西欧古典文明的覆灭，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西欧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一位历史学家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中国在这次侵略中幸存下来，得庆重生，但是，这仅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获得凤凰涅磐的新生。这种新生使西欧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一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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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盛世

　　——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邵雍新儒教徒
　　经历了南北朝的“混乱时代”，汉朝最终由隋、唐继承，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这种情况与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古典文明的覆灭形成鲜明对照（见《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入侵》）。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并驾齐驱，而现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文明则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领先于动荡不安的欧洲，居于世界的主导地位。
　　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满清王朝，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比世界其他任何社会，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文化遗产。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和舒适，使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然而，在这同时，动乱的西方由于技术发展早、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推动力，最终导致世界性霸权。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的不可阻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但有一点不应抹杀：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隋朝统一中国
　　隋朝（589-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八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便崩溃。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开挖水利工程和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极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的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虽使他的朝代缩短了许多年，但给子孙万代却带来莫大的好处。
　　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杀。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
　　二、大唐帝国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重大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整个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和满洲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唐朝的君主在当时被周边部落尊称为“天可汗”。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唐帝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独特的军事制度。这种制度授予军事首领很大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使其在战争中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种制度要求军事首领在自己的辖区内解决自己军队的军费开支，这也减轻了中央政府的开支，所以在频繁的战争中仍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但是这种军事制度也有很大的缺陷，他使唐帝国的军事防御“外强中空”，只要一点突破，长安就难以保全。同时军事首领过大的权利也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唐朝军事上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边疆蛮族雇佣军的利用，蛮族军人在边境战争中胜过文明社会的士兵，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作战，对于中央朝廷来说，这种兵源质高价廉。但雇佣军的使用也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祸根。
　　国内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为了削弱大地主、大家族的控制，唐朝推行“均田制”：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农民一定面积的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能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前隋朝恢复了汉朝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继承并发展、完善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和教育制度影响中国达1300年之久。除各地有州学和县学等学府外，首都长安有三间最高学府：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皇太子的“崇文馆”。唐初时国子监的学生已达三千余人，学生有来自东方的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南方的南诏王国，成为世界上规模可观的高等学府。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考试选拔制度的发达。唐王朝通过考试制度，向平民阶层选拔人才，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分等级一律委派官职，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科举。科举在中国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唐太宗在看到考生们鱼贯而入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702年武则天又首创武举，为选举武官。通过科举考试，有才华的人可以进入政府。在统治者的方面，可以广纳贤能，并限制百姓的思想，有利社会的稳定。科举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他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在清末西方文明侵入中国时，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经过不断的改革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而严密的职官制度。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节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礼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在南北朝的混乱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唐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像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
　　在唐朝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同样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题（见《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性》）。帝国开支超过税收，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贵族地主再次搜刮农民，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这虽使税收增多，却无法阻止自由农民人数的下降。这一下降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帝国防卫日益依靠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伴随着国力衰弱的是军事的失利。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的失利尤为重要，它的重要意义有三：首先，使中亚（中国称西域）这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其次，怛逻斯也是一次重要的东方文明向西方的传输，经此役之后，中国的造纸术、火药西传，撒马尔罕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造纸中心，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最后，中亚的旁落使中原失去了最重要的马场，这也是此后宋王朝军事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宋朝军事衰弱的另一个原因是幽云十六州的失去，这使失去长城屏障的中原腹地门户大开，一直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中。
　　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援军在帮助平叛的过程中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战争。结果，907年，一位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
　　应该指出，唐、宋之间仅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已成为中国以后历史的模式。国家再也没有像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像南北朝那样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如果帝国的统一被西方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所取代，或许这一文明会变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创造力。这只是历史上必须加以思索的一个“如果”。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事实上，中国这个谦和内敛的伟大民族一直习惯在统一安定的环境中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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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

　　——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
　　一、宋朝的军事弱势
　　宋朝在中国史上被称为“弱宋”，的确，同汉朝和唐朝相比，宋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然十分被动。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失地，后来又丢失了北部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仅仅把原因归结于皇帝和统治阶层的无能也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只要把宋朝与汉朝和唐朝相比，就能发现宋朝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先天不足。
　　首先，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这些养马基地的旁落严重消弱了宋王朝的军事力量。中国最好的良种马是蒙古马，最好的养马区域是河套地区及河西走廊，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宜农宜牧，素有北方小江南之称。因此，河套地区不仅是养马之地，更是最重要的战略走廊和屯兵之所。据有此地，不仅可以解决中原的战马问题，而且进可以控制大漠，退可以屯田自守。但这一切自唐末以后开始改变，怛逻斯战役的失利使中国失去中亚牧场；河套地区的丢失则是祸起雇佣军制度。自唐太宗之后，边疆守卫军队渐落外藩之手，蛮族军队开始替唐中央政府作战。党项人因征战有功，被唐政府派去治理河西走廊，从此，该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中原分庭抗礼，到宋朝时建立西夏。辽与夏控制马市，和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控制尖端科技一样，目的就是使宋军在战役中难以形成战略机动和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奔袭能力。从汉破匈奴到唐灭突厥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运用奇兵，出奇制胜是汉、唐能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胜利的主要原因。这种奇兵的运用是建立在利用强大的骑兵长途奔袭，大范围包抄，大迂回战略能力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恰恰是缺少足够马匹的宋朝所不具备的。没有足够骑兵的宋军如在敌国腹地作战，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很少有胜算的可能。宋朝几场对外战争的失败均突显了宋军这种马匹上的劣势和游牧民在战略与战术上有效的利用自己的马匹优势。宋继周后，于公元979年至986年间三次进攻契丹，三次都是先胜后败。几场战争的过程非常相似，先是宋军没有遭遇多大的抵抗就长驱直入敌国境内（诱敌深入），一旦宋军进入平原开阔地带，契丹军队便即时切断宋军补给线和退路，并运用骑兵运动优势，将宋军切成几段而各个击破。由于宋步军机动性不够，无法寻找敌军主力进行决战，使宋军的一些技术兵器难以发挥作用，最后只好被动挨打，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必须立即撤军，宋军往往在撤退时又首尾难顾，以至酿成溃败。游牧民族军队的优势在于机动性，聚则呼啸而至，散则倏忽而去，寻其决战而不得其门，不期而至则防不胜防，讨之难得要领，置之则边患丛生。几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丧师失地，兵败求和，最终只有纳贡的份儿。抗金英雄岳飞欲北上收复中原，被13道金牌召回。这一历史事件也经常成为史学家抨击宋朝君主懦弱无能的把柄。但是，我们对岳飞北伐的前景是否过于自信和乐观？试想，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孤军深入到敌国境内遭遇游牧民族的铁骑时，有什么理由能保证不会重蹈979年至986年三次进攻的覆辙？一旦失败，则举国精锐尽失。现在，人们多以人事之由苛责宋代君臣，是否有失偏颇？
　　其次，幽云十六州的失去是宋朝边疆防御的致命弱点，它使游牧民族入侵十分容易。长城沿线地带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据此要塞，易守难攻，进则北扼大漠，退则屏护中原。汉朝和唐朝能够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能据此有利要塞。但到了宋朝，这一情形就完全颠倒过来了。正是因为失去了长城这一有效屏障，宋王朝不得不通过组织常备机动部队来用纵深防御体系取代直线防御体系。从一个职业军人的科学眼光看，这种军事改革显然是战争艺术的一大进步。宋王朝能在既失去马场又失去军事要塞的不利局势下能坚持长达300余年的时间，这种军事改革功不可没。事实上，在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时，也只有宋朝这个离其权力中心最近的王朝反而成了蒙古帝国最难征服，最后征服的王朝。宋王朝能够在蒙古的猛烈进攻下坚持长达70余年，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纵深防御的理念。但是，这种成就的代价十分巨大，而且这种代价是由平民付出的。这种军事改革虽然从职业眼光看值得赞赏，但对平民百姓却是双重打击。一方面，这种纵深防御的体系需要庞大的军事建制来维持，军事建制的扩大需要有一个压榨性的税收制度来维持，而这种税收制度则部分地依赖于前所未有的稳定物价制度，结果造成了社会的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军队的精华被集中于机动部队，这就进一步削弱了驻扎在边防线上的警戒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这实际上抛弃了军队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最后一个心理依据。人们自然会认为，战区不再是长城北侧的开阔地带，甚至不再是紧临长城的帝国边区，而是帝国的经济和文化核心地区。科学上无懈可击的口号“纵深防御”不过是一个掩饰可悲现实的托词。
　　最后，宋王朝面对的对手已经今非昔比。在从汉朝到宋朝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的草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在不断的迁徙、兼并和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族群相对单一、相对稳定的民族。与匈奴和突厥内部经常性的分裂和叛乱不同的是，党项、契丹和女真各族终其灭亡都几乎没有什么叛乱和分裂发生。匈奴和突厥的内乱给了汉帝国和唐帝国可乘之机，但宋王朝所面对的北方游牧民族内部却是非常的稳定和团结。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与中原对恃的过程中，逐步的学习、接受了中原文明先进的组织、技术和思想。特别是在经过唐帝国的雇佣之后，接受了良好训练的游牧民族的实力更是突飞猛进。事实上，宋王朝所面对的契丹、女真和西夏各族当时正处于由游牧方式向定居方式转变的半游牧状态，这一点从其首领的称号上能够得到验证。匈奴时称为单于、突厥称可汗，而辽、夏、金各国都自称皇帝。这不仅仅只是称呼上简单的变迁，他背后隐含的是国家体制的变化。匈奴、突厥内部族群林立，单于和可汗更多是作为“共主”的意义存在，但辽、夏、金的国家体制已基本与中原没有多大区别。前面说过，当游牧民族从中原复制了先进的组织和技术时，就是其开始占据上风的时机（详见《汉帝国》），唐末宋初正是游牧民族开始在与中原的对恃中逐步占据上风的一个标志性的时代，此后的中原再也难以恢复汉唐时期的雄风，基本都是处于守势，直到热兵器开始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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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宋朝的梦幻成就
　　宋王朝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最终使中原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完全征服，所以被后来世世代代的史学家所批判。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宋王朝的几个世纪里达到顶峰。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宋朝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约300年的（中国）平均朝代寿命。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契丹政权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党项民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际损失，而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保留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域仍与除去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一样大，加上它拥有的1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全球通史》语）。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组织茶盐开发。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宋朝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冶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7个多世纪。
　　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有古篆体、瘦金体。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却是宋钱。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其施用愈来愈广泛。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步造新换旧。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马可?波罗一再对纸币的使用表示惊讶，正如他与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收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
　　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