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国文化 彰显民族精粹---】-中华国学精粹典藏---中国佛教史》

梅朵儿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第一节 印度的笈多王朝和佛教的发展


一、印度社会与文化概况


　　公元320年，旃多罗·笈多一世创建笈多王朝，在华氏城建都，以恒河与宋河、朱木那河流域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张，经过沙摩陀罗·笈多和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380—413年）的武功与联姻，使原处于分裂的印度达到了近乎孔雀王朝那样的统一，经济和文化更加昌盛。

　　笈多王朝在西北部，臣服了贵霜人（大月氏人）和塞人的许多小国，但不久又受到了白匈奴的入侵。西方史学家称作白匈奴的，中国史称嚈哒，5世纪分布在阿姆河以南，建都巴底延城（阿富汗伐济纳巴德），势力大规模南下。笈多王朝虽然作了抵抗，但效果甚微；到5世纪末和6世纪初，他们已经稳固地占领了锡亚尔科特地区和东马尔瓦，中国的疏勒、于闻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笈多王朝退缩到摩揭陀，延续到7世纪中叶，史称后笈多王朝。519—520年，北魏宋云在犍陀罗谒见嚈哒王，就是白匈奴的戈拉斯，也就是入侵的主要统帅米希拉古拉。6世纪中叶，嚈哒国势衰退，破突厥与波斯所灭。

　　笈多王朝强大期，声威远及隔海相皇的斯里兰卡岛，但始终没有在德干高地建立起真正的政权。这个广大地区，由很多不同的种族建立的许多小国分别统治。5世纪上半叶，在建志（马德拉斯附近）建都的帕拉瓦王朝兴起，6世纪下半叶统一了南方诸国，征服了斯里兰卡。这个王朝在发展南印的政治文化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建志城成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重要学术中心。

　　从总体上说，笈多王朝着力支持印度教的发展，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婆罗门教复兴的时期。其中对于毗湿奴（遍净天）和湿婆（大自在天）的崇拜尤其盛行。由此形成的两大教派，也得到北方嚈哒等外来统治者和南方帕拉瓦等王室的赞助。不过所有这些王国，大都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各种信仰并存，自由辩论和竞争。在这样的气氛下，佛教依然遍及全印，持续高涨。

　　这个时期，印度的对外交通继续扩大。北部经波斯，沿里海抵达地中海，与西方罗马帝国有商业和文化交往。东逾帕米尔进入我新疆和河西地区，往来日益频繁。南部沿海形成许多海上贸易的港口，西经亚历山大港驶入红海，也是沟通罗马帝国的重要渠道；向东则通向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与中国大陆的水上联系也紧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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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印佛教


　　公元399年，东晋高僧法显发自长安，渡流沙，越葱岭，横穿印度，抵斯里兰卡，411年搭商船回国，经苏门答腊（或爪哇）的耶婆堤国，于412年飘回山东半岛，从崂山登陆，次年回到建康。从陆路到海路，完成了交通印度的旅行。著有《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接触的是以商人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和僧侣，他在《佛国记》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习俗和信仰。大致说，北印佛教依然以犍陀罗为中心，包括陀历（巴基斯坦奇特拉尔以南）、乌苌（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地区）、宿呵多（巴基斯坦境喀布尔河支流斯瓦特河流域）、刹尸罗（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弗楼沙（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那竭（阿富汗贾拉勒阿巴德）、跋那（巴基斯坦班努）等国，伽兰众多，僧徒聚居，除个别大小乘兼学者外，多属小乘学者。有关佛的遗物，如佛遗足迹、佛齿、佛骨顶、佛剃发剪爪、佛钵、佛锡杖、佛影等，散布诸地，建塔供养，亦有僧众居止。其中佛本生故事，如菩萨割肉贸鸽、以眼施人、投身喂虎等，也有遗迹存留，所建四大宝塔，金银校饰，诸国王臣民竞兴供养。弗楼沙原是犍陀罗首都，传说迦腻色迦王曾在此处建大塔，高40余丈，众宝校饰，壮丽威严，“阎浮提塔，唯此为上”。亦即宋云所记之“雀离浮图”。此地的佛钵，被视作佛法兴衰的象征，建塔及伽兰供养，有僧七百余。建塔已成普遍风气，那竭国城更有诸罗汉、辟支佛塔千数。其醯罗城的佛顶骨精舍，成为全民的崇拜中心，国王每早先诣精含礼拜，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家事。

　　公元480年，哒灭大月氏，据有犍陀罗，势力远及康居、安息、于阗、沙勒和三十余小国。518年，即法显自天竺回国百年后，北魏宋云、惠生，也游历了乌苌、犍陀罗等地。据他的记录，当时哒国王“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犍陀罗由哒贵族子弟为王，治国二世，“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但国中婆罗门种崇奉佛法，好读经典，当是大乘信仰者，与犍陀罗王矛盾甚深。该王又与罽宾连续进行了三年战争，不得人心。罽宾历来是小乘有部的活动基地，没有发现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的迹象。所以嚈哒统治者的非佛态度，对佛教的发展影响或许不大。乌苌国亦在嚈哒势力范围，那里的佛迹崇拜依然兴旺，具有新的发展。国王笃信佛教，蔬食长斋，晨夜礼拜，日中以后始治国事。此等行事，显然是法显所记那竭国王奉佛的延续。该国寺院亦多，僧徒自50人至300人不等，戒行精苦。

　　乌苌国的佛教带有国教性质，国王奉佛列为每日三时的必修课；民众也把礼沸组织在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公元556年，进入北魏邺都的那连提黎耶舍说，他游历诸国，北背雪山，南穷师子，自所经见，唯马苌国主乃真大士。他描述的乌苌国处理政教关系的情况，与宋云所见大体相同。

　　在6世纪下半叶，游方来到中土的马苌国学僧，除那连提黎耶舍，还有毗尼多流支等，译出《月藏》、《日藏》等多属大乘经典，突出地表现了佛教吸收原始宗教，从咒术星象到天龙鬼神，向多神多信仰转化，其特点，集中强调诸神在护法、护国、护民中的作用。此类经典后被编入《大集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喀什米尔和我国新疆西部地区佛教信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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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印和东印佛教


　　法显渡印度河，进入以朱穆纳河为中心的佛教发源地：包括毗荼国、摩偷罗国（马土腊）、僧伽施国（卡脑季西北）、罽饶夷城（卡脑季）、沙祗大国（卡脑季东南阿约底）、拘萨罗国舍卫城（北方邦拉普提河南之塞特马赫特）、迦维罗卫（尼泊尔境）、兰莫国拘夷那竭城（卡西亚或加德满都东）、毗舍 寓（木札法普尔）、摩揭提国（巴特那与加雅地区）、巴连弗邑（即华氏城，今巴特那）、王舍新城（比哈尔西南之拉杰吉尔）、伽耶城（伽雅）和迦尸国波罗捺城（瓦腊那西）、拘弥国（阿拉巴德之西南）、达嚫国（德干高原中部）、瞻波（巴加尔普尔地区）、多摩梨帝国（加尔各答西南）等。这些国家和城市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摩偷罗和摩揭提等为代表的中天竺诸国，这里的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文化宗教发达，佛法转盛，寺院众多，规模宏大，有的可住僧6、7百人。据说，“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包括居士在内。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卷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众僧住止房舍，衣食无缺。看来寺院经济已经普遍发展，僧侣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变化。众僧聚居和崇拜对象，按其信奉教条而有区分，所以其住处所作诸塔，亦有差别。阿难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所以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而诸沙弥多供养罗云塔，阿毗昙师供养“阿毗昙”，律师供养“律”，而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 利、观世音等。他们每年各有自己供养的节日。这样，必然形成大小乘多种教派杂居的状况。

　　摩揭提国的华氏城，为中天竺最大的都城，其宫殿建筑神工鬼斧，雕文刻镂，被疑为非世所造。“民人富盛，竞行仁义”。时有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汰私婆迷的，为国王师，举国瞻仰。僧众造摩诃衍伽兰，四方高德沙门及问学人，欲求义理，皆诣此寺。法显于此寺得《摩诃僧祇律》、《萨娑多部众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可见大乘寺也是容纳小乘经典的。婆罗门子之师曰文殊师利，即住此寺，成为大乘比丘所宗。每年建2月8日行像，彩画诸天，上悬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侍立，可有20车， 庄严各异。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婆罗门子请佛入城，通夜燃灯。长者居士各于城中立福德医药舍，凡贫穷孤独残破疾病等人，皆可诣此舍取得医药饮食供给。摩揭提国华氏城成了当时大乘学的重镇，也是以大乘理国的样板，不过小乘寺僧依然并存。5世纪上半叶，智猛西游至华氏城，“有大智婆罗门，举族弘法，王所钦重”，猛于其家得《大泥洹》、《僧祇律》等，仍是法显所见的情形。

　　另一类地方可以拘萨罗国舍卫城与迦毗罗卫国为代表。后者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土地空荒，人民稀疏，道路怖畏，野兽横行。城中亦无王民，只有僧众民户数十家。但几乎处处都有释迹圣迹，从白净王故宫、太子入胎，到佛陀得道，父王说法等，迹址一一可指。释迦牟尼是当地人民的骄傲，人们给他创造的神话和指定的遗迹，饱含着对他的怀念。伽耶城的情况类似，佛得道处有三伽兰，仍有僧住，由民户供给。拘萨罗国有96种外道，各有徒众，于旷路侧立“福德舍”，供给行路人及出家人，以求福祐。佛陀布道重地舍卫城，人烟稀旷；尤可注意者，迦叶、拘楼秦、拘那含牟尼所谓过去三佛的生处，也都在舍卫城周围，有调达僧众住处，他们是供养过去三佛，而不供养释迦文佛，可见释迦佛徒在这个地区实质上已经失势，佛教也不甚兴盛。对于佛陀佈道的另一个重要据点毗舍离，法显只记载了若干佛教遗迹，而未提及僧众情况，或许佛教也比较冷落。

　　多摩梨帝国，地处西孟加拉邦入海处，那里有二十四僧伽兰，尽有僧住，佛法兴盛。从法显在这里用两年时间写经、画像看，佛教文化相当发达。它东渡缅甸，南航斯里兰卡，当是佛教走出印度的重要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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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斯里兰卡佛教


　　斯里兰卡佛教在大乘思潮的不断冲击下，促使无畏山寺内部发生了分化。公元4世纪初，哥塔巴耶王即位（309年）后，一个叫乌西利那帝沙的长老率领300僧人离开了无畏山寺，到南山寺另辟据点。其中的萨伽利（意译为“海”）长老，后来主持了大军王（334—362年在位）赐予的祇陀林寺，倡导大乘中观派主张，被称作祇陀林寺派。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分裂，由此形成了与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佛教大乘思潮并不都受到国王们的欢迎。据《大史》记，哥塔巴耶王就曾对无畏山寺的方广部采取严厉的制裁，将该部60名僧人驱逐到南天竺的注辇（朱罗）国。此后诸王对大乘佛教也多半实行限制政策，到12世纪，正式取缔了祇陀林寺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乘思想对斯里兰卡佛教没有深广的影响，就在大军王统治期，斯里兰卡的史籍提到了第一尊大乘菩萨像的出现。汉译《六度集经》中的菩萨行故事，在南传三藏中也有保存。

　　继承大军王位的是室利·弥伽婆拉（362—409年在位），从印度羯陵伽国（哥达瓦里河以北，孟加拉湾沿岸）迎来了佛牙和部分舍利，并由国王亲自安置在宫中，无畏山寺的长老主持了盛大的奉祀典礼。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文化史上有意义的事件。此后每年一度，都要将佛牙从王宫迎往无畏山寺供养。佛牙成了斯里兰卡的国宝，佛牙出行成了举国欢庆的节日。据说，以后在楞伽岛上只有真正拥有佛牙的人，才能够成为国主。如今，佛牙保存在康提的佛牙寺中，被视作文化传统的一种象征。

　　公元410年，法显抵达师子国。时国王笃信佛法，净修梵行，佛教大为兴旺；城内四衡道头都有“说法堂”，每月三次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共有僧众5、6万人，由国王于城内供养者约5、6千人。无畏山寺有僧5千人；寺东40里，有支提精舍，可有2千僧；城南有摩诃毗可罗精舍（大寺），有3千僧住。王为众僧每造新寺，乃选好上牛一双，令其自耕四边，然后割给民户和田宅，书以铁券。众寺建有僧库，多储珍宝、无价摩尼，王者为之生贪。

　　法显目睹了每年8月佛齿出行的壮观场面。出行的前10天，饰王者骑象击鼓，演唱菩萨为众生苦行成佛的种种故事，道路两边作菩萨500身以来的种种变现，然后佛齿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山寺佛堂。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90日始还归城内。

　　如果说无畏山寺是法事的中心，而支提寺则有大德达摩瞿谛，大寺亦有高德沙门，并为国人和王者所宗仰。法显在这里两年，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等。据此可见当时的斯里兰卡尚非上座部一系的世界，化地部就相当流行。到法显的时代，师子国已成为南方佛教的重要圣地。

　　公元412年，其国律师僧伽跋尼在东晋庐山传律，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429和433年，先后两批师子国尼众共19人来到宋都，在转道师子国来华的求那跋摩的主持下，为宋境尼众3百余人重新次第受戒。为供养师子国尼众而建造的寺院名铁萨罗寺。铁萨罗是她们的领袖。488年，师子国觉音所注忧波离集的律藏，即《善见律毗婆沙》传来南齐，由僧伽跋陀罗在广州译出。其中载有“众圣点记”，是确定佛灭时代的重要依据。与肠宾南北相望，师子国也是向外传播戒律的一大基地。

　　撰写《善见律毗婆沙》的觉音（亦译佛音），是南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学者，5世纪生于印度菩提伽耶的一个婆罗门家庭，随勒婆陀大德顶受佛法，后遵师嘱去斯里兰卡。他将僧伽罗文的三藏佛典译成巴利文，并对当时的许多佛教著作作了注疏。

　　他的代表作是《清净道论》（无汉译本），据说就是在优波底沙所著《解脱道论》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后者在梁代（515年）被译成汉文。《清净道论》用戒、定、慧三学组织佛教全部学说和实践，确立了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禅法体系：持戒是修禅的前提和保证，修定在于对治贪瞋痴等诸种烦恼，和观想思维早期的佛教教义，由此证得佛教真理，达到所谓无相、无愿、空“三解脱门”，此即谓之“慧”，“三解脱门”是大乘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不过《清净道论》更发挥了小乘佛教对于禅心理和禅过程的细腻分析，相当烦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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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洋群岛诸古国佛教


　　法显经海路归国，途经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与法显同一商船东行的旅客中，也多是婆罗门。如此，则直到5世纪初，佛教在南洋群岛尚未广泛流布。

　　据《高僧传》载，5世纪上半叶，罽宾僧求那跋摩经师子国到阇婆国（爪哇），说王母及王归信于佛教，由此一国皆从受戒；王为跋摩立精舍，导化之声，播于邻国。佛教对今印度尼西亚境的影响，当自此开端。跋摩后经林邑、广州抵达梁都建邺。

　　近代考古发现，马来西亚吉打州武吉旅林有5世纪的佛寺遗址，其中一石上刻有属印度跋罗婆字体的梵文佛偈；霹雳州亦有一块梵文碑铭，除佛偈外，另有为船主佛陀笈多求平安的刻文。这些材料可与中国文献记载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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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迦湿弥罗佛教


　　从汉文的翻译史看，在3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中的一百五十余年中，罽宾（迦湿弥罗）佛教继续保持高水准的发展。

　　自两晋到宋元嘉年间，国外译家绝大多数来自罽宾，包括僧伽提婆、佛陀耶舍等；在汉地传播佛教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驮跋陀罗等，也都到罽宾留学过。汉地向西求法者，罽宾也是必游之地。罽宾当时是阿毗昙和小乘学的中心，律学与禅学也很发达。禅学以佛大先为首，阐发其师达摩多罗的禅法，中土的早期禅学，主要来自这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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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扶南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扶南，已经难以考证。据三国吴时出使扶南的朱应、康泰记述，当时扶南疆域已达湄公河及洞里萨河的全部下游地区，向西控制了从印度洋往马来半岛的商路。吴使抵达时，正值范寻在位（240—287），国人俗裸，唯妇人着贯头。范寻听吴使建议，始令男子着横幅。但已有文字，类似“胡文”。公元375年（晋升平元年），其王名竺旃檀，或是天竺人，其后王名陈如，本是天竺婆罗门，由是改行天竺法。此时佛教和婆罗门教可能并行。陈如王朝统治的时间颇久，与南朝宋、齐多有使臣往来。6世纪初，其王侨陈如阇耶跋摩连续遣使送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及婆罗树叶至梁，同时僧伽婆罗、曼陀罗仙、须菩提等名僧先后来华译经，说明扶南佛教早在5世纪已有相当的发展。其中齐时来华的婆罗偏业《阿毗昙》，广习律藏，译出《解脱道论》、《阿育王传》，属小乘体系；曼陀罗仙在梁都共婆罗译出《宝云》、《文殊般若》、《法界体性》，须菩提共曼陀罗仙为陈主重译《宝云经》等，属大乘系统。考古发现的6世纪高棉人的碎铭说，律陀罗跋摩（514—539）“王归依佛法僧三宝，信仰笃深，高一切染污”，此王也曾派使向梁献佛发、舍利。此时的佛教十分昌盛。此外，西天竺优禅尼国（印度马贾因）的真谛（拘那罗陀），也在这个期间来到扶南，公元546年，受梁朝之请，被扶南王遣往梁都传法。真谛是弘扬印度瑜伽行派的著名学僧，《解脱道论》是斯里兰卡上座系佛教的代表性论著，它们都是通过扶南传来中国的。扶南在5、6世纪即成了沟通印度和斯里兰卡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6世纪初，扶南北方的柬埔寨人国家真腊逐步崛起，其疆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大约在6世纪中后期，扶南开始成为真腊的属国。真腊也有佛教传播。磅同省发现有护卫佛陀的碑文，暹粒省有记述建造观世音菩萨像的碑刻，时间约在6—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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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印度小乘的新发展


　　婆罗门教在全印范围的复兴，无疑加速了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同时受到大乘佛教压力和被指责为小乘的那些教派，也不得不有新的变化。

　　从《佛国记》的记载看，直到5世纪初，小乘势力在北印和南印的佛教中，仍然占主要地位，居伽兰和僧众的大多数。他们依然戒律严谨，秩序井然；然而由于布施丰盛，寺院经济自给有余，那种普遍的游街乞食现象已经少见了。对窣堵波的供养遍及所有佛教遗迹和寺院周围；对佛陀的偶像崇拜也逐步压倒对沸遗迹的崇拜。这一切，无疑也渗透到小乘诸派中。

　　小乘佛教在教理上也有很大变化。他们用“阿毗昙”的形式，发挥或重新组织已经凝固的三藏体系；他们在同内外论敌的论战中，也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据7世纪唐玄奘和义净去印度考察，当时小乘只有四大派，即大众部、上座部、有部和正量部。其中上座部主要流行于南方及东方；有部的据点在北部，也流行于中部和西部；正量部流行于西部和南都，中部与东部也有，影响佛教发展较大的还有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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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部与《成实论》


　　按玄奘传说，经部原出于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它的创始人“根本经师”拘摩罗多（童受）也是譬喻师的著名开创者。譬喻师是用寓言故事解释佛经的法师，像有部四大论师中的法救撰《法句譬喻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拘摩罗多原在北印叉尸罗（巴基斯但拉瓦尔品第附近）弘法，据说他作为北方一大家，与东方之马鸣、南方之提婆、西方之龙树齐名，在3世纪的佛教界，并称为“四日照世”。后来朅盘陀国（新疆塔什库尔干），一个也叫孔雀王的，强胁他至朅盘陀，造伽兰供养。汉译《大庄严论经》可能就是拘摩罗多的著作。

　　拘摩罗多弟子诃梨跋摩（师子铠），原中天竺人，随拘摩罗多学有部迦旃延《阿毗昙》，后不满于师说，转到华氏城，从大众部僧习大乘方等，撰《成实论》，斥有部，屈优楼佉弟子，被摩揭陀王奉为国师。

　　《成实论》在中国三论宗以前声望很高，后来被视作小乘空宗的代表作，陈真谛则断定它是经部的著作。全论按“四谛”的结构组织起来，鲜明地突出了以人生为“苦”的悲观厌世思想，及解脱方法上的禁欲主义倾向。它把人生诸苦和流转生死的最后根源归为“无明”，解脱的根本途径是用“真智”灭“无明”。所谓“无明”，它定义为“随逐假名”之心，即完全按名言概念支配自己全部行为的观念体系。假若能用“空心”（视名言概念为“空”的观念）灭除“假名心”，再用“灭空心”灭除“空心”，即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无余涅槃”。这种观点，类似大乘般若学所讲的“空亦复空”的主张，特别是它还引用了提婆《四百论》中的两句话：“小人身苦，君子心忱”，所以有受到龙树、提婆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它还强调，“心性”是后天形成的，全然否定上座部主张的“心性本净”之说。但是，由于全论的立足点是放在治“心”上，对于认识对象自身的真假问题极少置言，甚或认为色香味触所谓“四尘”实有，所以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有部的哲学影响，它的涅槃说也与大乘不能相容。

　　此后，经部继续发展，在般若中观的影响中，又酝酿有瑜伽唯识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在认识论方面，像后来陈那主张的唯识“带相”说、心有“自证分”等，就是由经部首先提出来的。经部对有部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它驳斥有部主张的“因果同对”说，否定“三世实有”的根本观点，同时证明，认识发生的过程，应该是“根”、“境”在先，“识”属后果，更增加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倡导这些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胜受（室利罗多）。

　　胜受的名望亦高，有人说他也是童受的弟子，曾在阿踰陀城郊伽兰造经部《毗婆沙论》，此论已佚。约5世纪末，又有世铠（婆薮跋摩）者著《四谛论》，有真谛的汉译本，则将譬喻师说，经部师说和新有邵的思想揉杂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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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有部与《俱舍论》


　　有部学说到了世亲时代，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被称为“新有部”。

　　世亲是富娄沙富罗国人（意译大夫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贵霜王朝时犍陀罗首都），于有部出家，常居阿踰陀。阿踰陀原为桥萨罗国故都，笈多王朝超日王时，由华氏城迁来，作为新都，文化繁荣，各种宗教派别十分活跃。世亲在这里作《七十真实论》，破外道僧佉论（即数论师），得到正勤王的赞赏，太子和王妃均奉世亲为师。太子登位，名新日王（亦译幼日王），继续供养。因破“毗伽罗论”（意译声论师），又得到新日王与母后的奖励。世亲先后于大夫国、罽宾国和阿踰陀国造寺；又在阿踰陀分别造尼寺、萨婆多部（有部）寺、大乘寺各一座。这大体可以反映他一生的活动范围和教理倾向。

　　世亲的新有部思想，集中表现在《阿毗达磨俱舍论》中。此论以《杂阿毗昙心论》为纲要，概括罽宾有部（东方师）的《大毗婆沙论》，同时又采用经部思想批驳和纠正有部的旧说，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新体系。它以“四谛”为中心，把小乘佛教对世间和出世间的基本观点规范化和系统化，概念明晰，哲理性强，可以称是小乘佛教最后的哲学代表。

　　《俱舍论》把现实世界分为两大类：“有情世间”相当于动物、人类和鬼神系统，所谓三界、五趣、四生、四有、五蕴、十二因缘等，以此解释“有情世间”实际存在的和宗教幻想的各种现象；“器世间”指有情世间所居的物质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广度、厚度和形状，它们的物质构成和地理布局，以及它们生、住、灭的劫数和灾难等，由此形成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三千大千世界说，即佛教特殊的宇宙结构论和地理学。

　　在讨论世间及其差别的原因时，《俱舍论》归结为“业”与“随眠”。“业”的本质是指令意识起造作作用的“思”；“随眠”指“贪瞋痴”等“烦恼”（惑）的潜在状况。在“业”与“随眠”之间，“随眠”又被视作决定世间诸有的根本力量。

　　正因为如此，它把出世之道归结为“智”与“定”，愈加显示出它在宗教实践上侧重于“治心”的倾向。

　　《俱舍论》采取经部教义，主要在于纠正有部把一切法说成皆是“三世实有”的荒唐性，但不否认确有永恒不变的法体存在。但即使如此，也受到《大毗婆沙》弘扬者们的不满。其中众贤著《顺正理论》，就是通过注释对《俱舍论》进行抨击。其结果，又进一步发展了有部的学说。

　　《俱舍论》承认“心不缘无法”，“心必有境”，所谓有此心必有此境。《顺正理论》发挥这一重要主张，认为过去、未来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生起，但作为认识对象的法体必然存在，因为过去的认识是由它引生的，未来一旦心生，仍须以它的先验存在为条件。《顺正理论》对于一切法三世实有这一命题的新论证，在方法上，上与柏拉图证明理念的实在性相近，下与11世纪安瑟仑的本体论论证相似。这种认为没有客体的存在就不会有主观的存在的思维方式，有相当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