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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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首次出现了好几座与首都同样大或更大的城市和很多较小的城市。苏州和福州各有人口超过百万，而在这两座城市之间300英里的地段上，就有6座大城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有由运河及通航河道形成的巨大水路交通网，为居住着越来越多人口的一系列大小城市服务。新的首都杭州因兼有大量行政职能，其人口达到150万，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由于丝绸之路的断绝，宋朝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中国商人移民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像丝绸之路的贸易那样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海上贸易的税收提供了政府岁入的五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宋朝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是最早把指南针（罗盘）应用到航海上的国家。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设计上都有了惊人进展，有些船除了货物外还能运载1000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这些船采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舱（其他地方很久以后才知道）和同样重要的船尾舵，后者代替了难操纵又经不起海上风浪的摇橹。在所有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于当代西方船舶许多世纪。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的航线图，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指南针的人。通过指南针，在茫茫的大海中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宋朝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大国，泉州、明州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宋朝时中国就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正是由于宋朝的高度繁荣和发展与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东西方技术和物资交流。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先进技术通过阿拉伯穆斯林帝国迅速传遍西方。这些技术在各个方面都深刻影响着西方文明。宋朝时经济在世界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蒙古人的入侵最终使这一潜在的可能没有实现。讽刺的是，很久以后的欧洲人却用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罗盘、多重桅和船尾舵——当然还得加上黑色火药——成功地远航到亚洲，并用中国人发明的纸记录他们的征服和利润。
　　在商业贸易繁荣的同时，宋朝也是令人激动的科学技术创新时代，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迈出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步。哲学家朱熹是所谓的新儒教的奠基人，他在很多方面有点像达芬奇，除哲学外，他对许多实用科目感兴趣而且十分内行。比如，朱熹的日记记录了他观察到比当前海平面高得多的地方的岩层中含有海产品的化石。他与达尔文一样，但比后者早了3个世纪，作出了正确的推论，并写下了关于地壳隆起的地质学理论的首次陈述。科学家沈括，对天文、历法、医药、数学等都有研究。沈括写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起电现象的记录及讨论了光学问题等等。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陆的观点，此观点西方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方面，南宋在以前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大量新式工具和机器：用于耕种和脱粒；用于提水；用于纺织纤维；以及用于绞盘、斜面、河闸和改进水陆运载工具牵引性能等等。水钟及碾磨粮食和完成某些制造功能的水力磨坊也广泛使用。宋的医学规模及水平较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宋代还创造了法医学，《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了三百多年。宋朝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各种能源广泛运用。宋代用焦炭冶铁，早于西方五百多年。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朝。把指南针用于军队的行军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灭南唐，夺取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雕印全部的《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印行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费时十二个春秋。做如此浩大的工程印制书籍世界第一。中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太平广记》，共有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我国的类书之冠是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共一千卷，分为五十五门。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是南宋的《东海黄公》。北宋熙宁以后私刻、坊刻蔚然成风。有的私刻书铺有刻工几十人之多。宋朝雕版印刷进入鼎盛时期。宋政府推广印刷术大众化，传播技术手册，诸如农业手册和医药书籍。大量的私人出版社的产生，改变了世界文字的发展，传播了知识。宋哲宗时期商人徐戬，刻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贩卖，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庆历年间，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遗憾的是活字印刷并未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但其意义巨大。系统可分解为要素，要素集结起来构成主体。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应用系统思维的具体实例，是应用系统思维、改进工艺、提高效率的典范。宋版书讲究质量，雕版细致，字体工整，刀法圆润，纸坚色白，墨色香淡。北京图书馆所存的宋版书，至今还有一股清香味。
　　宋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繁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颠峰。宋朝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出现了大批有份量的数学著作。宋代的数学成就极高，在希腊文明与西方之间的空白地带鹤立鸡群。宋的代数学充分发挥了绝对化的方法，把汉代方程解法的组合变换式发展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不但在解法上解决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高次方程、虚根等问题。西方的方程学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宋的方程学是一个发达的数学学科。沈括的“燎积术”是中国第一个高阶级等差级数。沈括的会圆术是一个几何问题，把勾股定理用于从弓行的弦、和矢求弧长。宋朝著名数学家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用于求解高次方程，是在求得一位商后即以之乘高次未知数的系数加入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在作法上把商、常数项、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和高次未知数系数分别排列，再用上法对这个组合进行变换。七百年后西方人才发明了同样的方法（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南宋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公元1247年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秦九韶还推广了孙子定理，他的“大衍求一术”将孙子定理的方法从较小的数和较少的同余式个数推广到一般解法。秦九韶还得出了与希腊海伦公式等价的从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刘益的“益积术”、“减从术”也是对系数组合进行变换的技术。数学家李冶公元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数学家杨辉公元1261年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给出了几种高阶级数的求法。公元1274年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此外杨辉还发展了九宫图，他作了圆、直线交叉的组合。使宋在组合数学上也有进步。杨辉在数学组合上指出4乘4数学方阵上交换对角结果，可惜他以后没有进一步发展。数学在宋代已经开始得到重视，数学的研究成果在宋朝已开始有应用的环境了。数学家秦九韶认为数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经世务，悉万物”，“窃尝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的”。数学家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贱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他说“术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人之事，则要实惠得多。”中国的数学在宋代领先西方几个世纪。遗憾的是宋以后中国的数学开始衰落，虽然在元朝中国古代数学还有零星发展，但中国数学整体的已没有继续、发展运用的大环境了。中国宋代是数学世界的奇迹，但也是中国科学的一个悲剧。
　　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宋瓷神韵文明与大众文化巧妙的融合与统一。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宋瓷的各种窑类造法制造出来的瓷器品种层出不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名窑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宋时中国的大众丝绸工艺从实用化走向细腻化精密化。宋朝的丝绸，超乎寻常的先进。非常尖端的织机，包含1800个活动的构件。各种绣法让中国的丝绸更艺术化、更美学化。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有的农民也穿上了丝绸。“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所有这一切特征都很像18世纪工业化序幕到来之时的欧洲：商业化、城市化、市俗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这些进展有可能导致中国发生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并给世界带来它应有的一切深远影响吗？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蒙古人的进犯把这一切都打断了，而以后各个朝代又不可能全面重复宋朝的模式。近代欧洲前期的伟大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曾警告我们不要“用把已得胜的势力硬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法来造成一种（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性的表象”。我们忍不住要多想想，如果宋朝存在的时间再稍长些，或者成吉思汗年轻时就死去——确实多次差一点就死去——那么中国可能一直在无间断地领导世界，而近代欧洲的兴起也不会是已经发生过的那样。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注：本章内容大量摘抄自以下几部作品里：《亚洲史》，作者：罗兹?墨菲。《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作者不详。《国外学者眼中伟大的宋朝》，作者：飞龙马甲。
　　附录国外学者眼中的宋朝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
　　◆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是“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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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入侵——突厥和蒙古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前，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穆斯林历史学家，116O－1233年）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广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这些游牧民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意味深长的是：恰恰是以此为契机，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宋王朝和穆斯林帝国开始衰弱，而处于边缘地区游牧民族鞭长莫及的日本和西欧地区却开始兴起。
　　在这几个世纪中，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1200－13O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O0－150O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一、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像高加索种人，而不像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同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这一点与中国唐朝时期的突厥沙弥人引发的安史之乱非常相似）。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O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是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随即引起了拜占廷敌对派系间的内战。事实上，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派系间的斗争；如今这种派系斗争的继续，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了小亚细亚。为在突厥部落酋长的行政部门中谋取职务，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和军官相互竞争，将许多城镇和要塞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曼齐刻尔特的胜利，对塞尔柱人来说，是前进中的一大步，使他们重建了即将灭亡的哈里发统治。马里克沙（1073-1092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统治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在塞尔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极为繁荣，以波斯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最为显著。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封地成为世袭，帝国开始分裂。帝国的这一分裂，使12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20世纪前，统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纪，马哈茂德的继承者们被另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尔也在阿富汗境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150O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像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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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对他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1205年，在“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00O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首先，成吉思汗为游牧民族传统的技术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装备。这些技能和装备，绝大多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其中包括强有力的石弩和攻城槌，当然还有黑火药。坑道工兵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用火药把城墙炸掉。成吉思汗每征服一个城市，都会将所有居民屠杀掉，只有熟练工匠能幸免。这样，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攻城技术的突破，成吉思汗的蒙古并不会比他们的前辈匈奴和突厥强悍多少。这些技术发明来自中国的宋王朝，并迅速传播到北方的契丹和女真民族。蒙古在和南宋联合攻占中国北方金国的过程中，迅速掌握了这些技术。新的技术再一次催生了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大规模入侵，技术发明出现的地点与第二次相同，这也决定了其侵略主路线与第二次惊人的相似：同样是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
　　其次，成吉思汗充分发挥了游牧士兵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和天然优势。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O呎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钓的长予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虽使得它们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即使今天”，一位权威人士说：“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好几天才行”。这对蒙古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备有大批新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
　　最后，成吉思汗的伟大战略独具一格：他在进攻强大的帝国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的游牧邻邦．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战略，或如中国人所说的“以夷制夷”。过去，许多游牧部落的酋长，因同时遭到帝国军队和敌对部落的进攻而被消灭。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制围墙的帐篷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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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
　　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被残杀吓呆，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80O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失败的西夏政权惨遭种族屠杀，党项民族从此彻底消失。西夏的征服是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四、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汙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叙道：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低层的奴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回后统统杀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可见，他像对待牲口一样虐待俘虏。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的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骑高大健壮的马；这些马吃树枝树叶；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他们拥有牛皮船，一般10至12人一条；他们会游泳，又会驾船，因此，他们能无阻碍地渡过最宽、最急的河流；他们在没有血作饮料时，就喝浊水、泥水。他们配有单刃剑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当遇到敌人时，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饶恕。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语言，而他们的语言也无人知道。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接近他们，他们也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他们同妻子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像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基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这些令人惧怕、带来灾难的人是否会撤退是欧洲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蒙古的政治发展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窝阔台去世五年后，其子贵由才继位为大汗。在这一动荡时期不可能有较大的远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贵由统治的短短两年间。远征也不可能。贵由之后，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后，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孙子蒙哥（1251-1259年）继位。鲁伯鲁克的威廉曾谈到这位新大汗打算继续入侵欧洲。他说蒙哥的大臣曾问过他“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全占领它。”最后的决定是，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攻占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蒙哥把这两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国，后者派往中东。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来王朝团团围住。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1259年，在进攻四川期间蒙哥去世，忽必烈当选为继承人。作为大汗，他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他忠实于成吉思汗最初提出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在战胜宋朝后，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难怪侍奉忽必烈17年的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与此同时，旭烈兀已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1258年，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80万居民被屠杀殆尽。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为了不让皇族的血沾污战刀，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马活活踩死。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政利亚发源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1260年，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那里大败蒙古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1259年，蒙哥大汗的去世使团结的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继承空缺的王位，但却遭到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歼别尔克的反对。实际上，别尔克已皈依伊斯兰教，对旭烈兀消灭哈里发政权极为愤慨，以致两人渐渐开始公开对战。作为防御措施，旭烈兀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尽的部队，其中绝大多数是非蒙古人。这支军队的失败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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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蒙古帝国的衰落
　　尽管在巴勒斯坦吃了败仗，但这时的蒙古帝国仍是一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建筑，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区外，它还占有俄罗斯、中东和中国南方。蒙古陆军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缅甸一带活动，而海军则在进攻日本和爪哇。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确已开始崩溃，实际上仅几十年后，它便不复存在。
　　当然，其原因并不仅在于败给了马木鲁克军队。卷入那场战斗的蒙古军队很少，蒙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报复；这种报复，是以往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所逃脱不了的。然而，这种情况这次却未再发生，其原因是帝国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崩溃与过分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扩张到欧亚大陆两端之后，即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地的失败之外，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1291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两端和海上诸岛难以征服，对蒙古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仰为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示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地的权力仅限于传统的中国范围。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与他争位，于是，爆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尊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事，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在那里，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此变得湮没无闻。
　　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他于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与此同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O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于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国家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O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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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前两次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对欧亚大陆的诸文明的影响。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对欧亚大陆中心的最古老的中东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侵略。侵略之后，中东文明的巴格达和埃及从此衰弱，最古老的美达索尼亚文明更是彻底消亡；印度的上古文明在雅利安人到来后也基本断裂。总而言之，经过第一次游牧民大规模的侵略之后，欧亚大陆的中南部——这一产生最古老文明的中心板块，从此一蹶不振，直到现在。而伴随着大陆中心沉沦的却是侵略的边缘地区——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欧洲的兴起。第二次大规模的入侵是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世界性的侵犯。在这次侵略中，欧亚大陆诸文明几乎无一幸免，但侵略后的结果却不尽相同，中东和印度再一次成为征服者的乐园；欧洲的古典文明在蛮族长期的冲击下也无可挽回的消亡了；只有中国成功的击退和同化了蛮族侵略者（见《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规模入侵》）。恰恰是这一点，使中国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从隋唐到宋朝，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在宋王朝，中国无论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无疑已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并且似乎一度站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前夜，但蒙古的入侵改变了这一切。这一次，历史选择了欧洲。蒙古和突厥扫荡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中国、西亚、印度和东欧都屈服于游牧人的铁骑，只有遥远的西欧得以幸免。这似乎在预示着欧亚大陆的中心将从东方移到西方，而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同的是，同样幸免于难的日本，也开始了其在东亚的崛起之路，中国宋朝商船的到来，也促进了日本的发展。
　　其次，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侵略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技术的传播。在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附表）。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毕昇发明；1041到1049年间，毕昇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欧洲。在欧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笔者认为“突火枪”虽然很简陋，却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塞满火药的热兵器正式开始应用于军事。很显然，“突火枪”是当时处于军事弱势的宋王朝谋求能够遏制北方游牧民族的产物。虽然还很不成熟，但也通过蒙古人的西侵传到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为火药和火枪技术的传播，经过此后长期不断的完善，使诸文明获得了对付游牧民族的有效兵器，彻底扭转了面对游牧民族的军事弱势，游牧民族从此开始退出历史的舞台。约公元前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带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O张羊皮。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最后，应该指出，这些及其他一些发明的传播，显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因此，人们认为，12世纪指南针、船尾舵、造纸术和风车的广泛传播可归因于十字军东征。同样，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也促进了14世纪火药、丝绸制造、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的大量传播。
　　最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伊斯兰教的扩张。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马六甲的穆斯林国家，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控制着经过海峡的所有贸易，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吸引着来自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人，而且通过提供指导富裕的赞助人的机会，吸引了著名的教师和经师。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使爪哇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国的胜利，正是这一皈依的标志。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在这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995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水路运输的。124O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如今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人们的信仰，原因就在于此。
　　八、游牧民族的入侵与文明中心的转移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前面的《世界文明板块》。我们已经知道，最早的文明是中东文明（包含尼罗河文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都是在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中东文明的辐射之后形成的。中东地区是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连接的三角地带。根据弗朗兹?博亚兹的“可接近原理”（详见《世界文明板块》），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人类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地区。
　　但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成就了伟大的中东文明的同时，也成为中东文明自身致命的弱点。“可接近性原理”同时也意味着极容易遭受游牧民族的掠夺和侵略。几乎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中东文明都首当其冲，在劫难逃。而因为炎热的气候特点，马匹在中东难以饲养和生存，这使得中东文明在面对蛮族入侵时表现的相当文弱。与中东文明相似的是印度文明。了解了这些特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历史上的中东和印度从来就是征服者的乐园。
　　大约公元前18世纪，中东北部草原的印欧人开始了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侵略，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印欧人以中东附近为圆心，向各个方向侵略扩张，几乎淹没了整个欧亚大陆（详见《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犯——印欧人的扩张》）。这次侵略的影响深远，它在摧毁了中东和印度文明的同时也将中东的文明和技术远播到了欧亚大陆的两端。经此侵略之后，侵略的中心——欧亚大陆中部开始塌陷，而两端则开始崛起。
　　公元4、5世纪，匈奴、突厥人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略（详见《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大规模侵犯——突厥和蒙古的侵略》）。在这次侵略中，所有的文明都蒙受劫难，屈服于蛮族，文明结构也或中断、或消亡。只有中国劫后余生，最终驱逐了侵略者。从此西方开始衰落，东方一枝独秀，一直领先世界约一千余年。
　　公元10～15世纪，突厥和蒙古开始了第三次大规模侵略（本章内容），在这次侵略中，只有西欧逃过劫难，中国被摧毁的程度最为严重。而这也似乎预示着世界的中心将开始移向西欧。中国随后不久就驱逐了蒙古人，当时的明王朝相对于欧洲并不完全落后。明王朝也一直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技术。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不遗余力的引进先进火器，学习先进的火器技术。但遗憾的是，欧亚草原最东端，最后的鞑靼部落——满族又一次征服了中原。更为糟糕的是，满人充分吸取蒙古人的教训，不再过度扩张，仅仅局限在传统的中国范围（详见《满清入关》）。这就意味着，和以前游牧民族大规模侵略所不同的是，侵略所造成的破坏影响仅仅局限在中国。这也是东方开始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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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

　　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 ……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
　　------传教士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明朝是一个黑暗的朝代，皇帝残暴昏庸，疆域狭窄，还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特务横行。笔者认为这完全是误读，因为明史是由胜利者清代人编写的，在历史著作和影视作品中，这个朝代被彻底扭曲、妖魔化了。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实际上是非常强盛和富裕的。
　　明朝留给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很多，比如北京故宫，万里长城，天坛，定陵等等。现存的城墙绝大部分都是明朝时修建并遗留下来的，包括北京、南京、西安、还有平遥的城墙。明朝的大兴土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与秦始皇只是将各诸侯的长城连起来不同的是，明朝的长城基本是全部的重建。最重要的是：明朝的大兴土木并没有像秦、隋一样造成经济迅速的崩溃，相反却是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增强。这说明，明朝时期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明朝时期的商船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大，最坚固，航程最远的船只。明朝商船频繁、活跃的航海贸易为中国带来了巨额财富，这也是支持朝廷大兴土木的雄厚资本的重要原因。在军事上，北进蒙古……南征安南，置羁縻机构于新疆和东北——满清的发源地，并迫使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接受中国的册封。如此辉煌的业绩，怎么会出现在一个衰落的朝代中呢？
　　一、明朝的军事
　　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眼里，明朝的军事力量似乎是连宋军都不如的孱弱之师，对此，如黄仁宇等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进行了近乎于刻薄的批判。明朝军队真的很孱弱吗？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明朝军队的铁血战争历史。
　　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军事实力保持的时间不等，秦朝，隋朝威风一时，但昙花一现；汉、唐军事为大家所乐道，其实也都是百年而衰。元朝衰败的过程与其扩张的过程一样迅速，满清自康乾之后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史。惟有被世人轻视的大明军队战斗力保持的最久近300年。
　　从明朝军队的先天条件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明朝军队，特别是前期时代的明朝军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可以与汉唐铁骑相媲美的虎狼之师。这样的认识并非是对明朝的吹捧，相反是一个客观的评价。明朝军队是在与蒙古人的作战里成长起来的。中国的明朝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彻底驱逐蒙古人的文明，明朝的军队是当时唯一能深入蒙古的权力中心——草原深处，并迫使蒙古人臣服，取消皇帝称号，接受中原册封的军队。我们总是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来形容元朝末年的蒙古军，事实上蒙古军，特别是退守塞外的蒙古军是依然延续了蒙古人善战的传统的，元朝末年的蒙古边军在与周边的几大蒙古汗国的较量里都取得了胜利，即使是在元朝败退大漠以后，他们依然可以打败前来趁火打劫的其他汗国的军队并巩固在草原的统治。他们并非是瘦下去的骆驼，却依然是野蛮的虎狼。能够战胜这样强大的对手，也从另一个方面映衬了明军当时的强大。
　　从战斗的难度说，明军的难度不亚于汉时的匈奴与唐时的突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敌人的角度看，北元的控制区域远大于匈奴与突厥，他们控制了从辽东到新疆的广大领土，北元首领自称皇帝，与突厥人以及匈奴人松散的部落联盟相比，他们的统一程度也远甚于匈奴和突厥。从军事力量看，北元军队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骑兵，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和最庞大的骑兵军团，许多“专家”对于成吉思汗时代西征时期的众多高科技武器都有详细的阐述，但是谈到北元的时候总将其有意无意说成是简单的游牧骑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丑化明朝的心态在作祟。事实上，在武器的装备特别是火器的装备上，北元是不亚于明军的，甚至有些方面要超过明军，北元骑兵用的火龙枪和炮兵用的回回炮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明朝也曾不断通过俘虏元军工匠的方式来改造自身的火器装备，甚至到了60多年后的永乐时期，明朝还在征讨交趾的战斗里缴获了当年蒙古军留下的火器，进而改良了自身的装备。这些都足够说明当时蒙古军队的装备水准。从己方力量来说，明朝当时的情形要远比汉唐恶劣的多，东边有倭寇的频频侵扰，西边有李思齐的盘踞，南边有云南王的虎视眈眈。而明朝当时的经济情况，比唐朝要恶劣的多，甚至比汉初的情况也不如。在蒙古人疯狂的种族屠杀和常年的战乱后，中原地区人口急剧下降，民生凋敝。蒙古人撤退时，依然掳掠了大量人口到塞外为奴，以图尽可能的削弱明朝的实力。明初曾订下了鼓励垦荒的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恢复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中原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何等地步。北元不是匈奴，明朝不可能用和亲的政策来换取暂时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战争是必然的选择，否则强大的蒙古人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危险。在这样一个时期，任何政策上的错误，甚至任何一场战斗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在那样的环境下，明朝或许可以打败蒙古人一百次，但是蒙古人只要打赢一次，就会扭转整个的战局。于是明朝采取了一边战争一边恢复经济的方式，一方面大规模的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到北方垦荒，另一方面则是集中重兵，重点打击漠南与西北的蒙古骑兵军团，再逐渐消灭内地的割据政权。在收复北平之后，明朝在军事战略上的政策，与宋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宋朝贯彻的是先易后难的方针，即先平定国内的割据势力，再挥师北进与契丹人一决雌雄。明朝却恰恰相反，首先对于盘踞在陕西的元朝李思齐势力和甘肃的王保保势力进行重点打击，既而对漠南地带元顺帝的嫡系部队进行扫荡式的攻击，在成功收复了陕甘并成建制消灭了蒙古军的王牌—王保保的主力精锐以后，明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威胁得到了暂时的解除，北元的军事力量也遭到了沉重打击，明朝方才抓住宝贵的时间挥师南下，一举消灭了盘踞四川的大夏政权，完成了对于汉民族传统控制区域的统一。两者在战略效果上的差别在于：宋朝先南后北，对于契丹人采取被动防御，对于南方政权采取主动进攻，看似明智，结果却是契丹人趁宋朝南伐的机会也迅速坐大，势力增强。另一方面，打惯了南方弱军的宋军在遇到强悍的契丹铁骑后，也出现了在战术上的不适应，导致了宋朝屡次北进的失败。隋朝统一南北，首先先发动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在解除后顾之忧后方才南下。后周世宗柴荣也是采取这一措施，却不幸在收复关南十七县后英年早逝。明朝显然采取了比宋朝更为明智的方式，从而既顺利完成了统一，也在对北元战争里掌握了主动权。
　　综观朱元璋时代对北元的一系列战争看，我们可以看到明朝是打的非常出色的，从陕甘到漠北，明朝打了一连串的胜仗。今天的史家对于朱元璋的看法颇为不屑，大抵是因为他的残暴以及特务专制，但是从民族的利益看，朱元璋不愧是再造汉民族的功勋人物。庞大蒙古帝国的崩溃，正是由明朝灭元开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明朝成功的占领了蒙古人的上都，几次差点捉住蒙古人的皇帝，在草原地区的一系列会战里，精锐的蒙古骑兵不断被徐达李文忠们打得全军覆没。当然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明朝打了这么多胜仗，却一直没有灭亡北元政权呢？原因很简单，就像强大如今天的美国也无法根除恐怖主义一样，文明社会要想给游牧民族敌人以致命打击是很难的，因为它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目标（详见《文明进化论》）。当大军逼近时，他们只要收拾一下行装就马上转移了。恐怖主义组织可以以平民的生命来要挟文明国家的政府，而政府却无法以“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手段来对付恐怖组织。同样，游牧政权可以以种族屠杀来根除后患，譬如，蒙古灭西夏，满清灭准葛尔，但中原文明却不能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游牧民族，因为这种行为不容于文明的道德准则。比如冉闵，就一直以屠夫的形象存在于历史时空中。
　　综观中国的历史，农业民族对于游牧民族的征讨，很少有能彻底控制游牧民族的传统领土范围的，这不是一个军事的原因，而是一个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经济形态造成的原因，汉朝反击匈奴，准备时间长达60年，汉朝成功的控制了西域地区，却始终无法有效占领外蒙古的广大土地。同是游牧民族的鲜卑族骑兵也长期受苦于柔然人的骚扰。唐朝反击突厥，一战俘虏其可汗，可谓千古奇功，可是在唐太宗死后，突厥政权却时有反叛，在初唐到盛唐的漫长时间里不断骚扰唐朝边境，即使是唐朝国力最强盛的开元时期，英明如李隆基也是对突厥采取积极防御政策，最终还是借回纥之手将其灭族。游牧民族的难征服性在于：其实力强大时，可以威胁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攻杀抢掠，而其实力弱小或者衰弱时，却也往往化整为零，转为小规模骚扰的游击战术，农业民族的大规模征讨，在对付游牧民族强悍政权和大兵团作战时往往可以收到显赫的战果，但是对付游牧民族的游击战争时却往往是空费高昂的成本，却找不到目标。即使是满清征讨准葛尔蒙古，也是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最终还是凭借着彻底的种族灭绝政策才解决问题。可是要知道准葛尔蒙古势力要比传统的蒙古帝国小的多，仅仅是蒙古高原的一个部落而已。其次一点：从明朝开始，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在经历了金元两朝后，游牧民族对于汉民族已经非常了解，他们充分的吸收了汉民族的思想优点，并与其民族的结构特点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这种对于汉文化的逆向继承，使得后世的汉民族对付游牧民族的难度大了许多。宋朝时候的两大强敌西夏和辽都是半农耕半游牧的国家政权，其军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游牧骑兵，而是汉民族兵法和技术的精髓与游牧民族自身优越机动性的结合。蒙古政权也同样如此，北元虽然建于蒙古高原，但无论是其大臣还是将军，都对汉民族政权和军队特点有着深刻的了解，王保保更是一个地道的汉人。他们更懂得用汉人的兵法去对付汉人。
　　明朝在内蒙古地区广泛的修建卫所，巩固了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明朝的军事制度和军事实力上，洪武时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承认朱元璋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明朝在极端困难的起点下完成了恢复中华河山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卓越的战略眼光。但是明朝最后的灭亡，却也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那就是卫所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度，其根源在于土地所有制，明朝初期百业凋敝，国家不可能有充足的金钱支持大规模的战争，卫所制度所实现的军队自给自然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而明初军力的强大，与唐军的强大一样，根源正在于正确的军队建制上，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当卫所制度的基础—即土地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明军的腐化也就成了必然。这一点和唐朝有分外的相似，太宗时期的府兵制，使唐军成为了天下无敌的雄师，但是同样因为这个封建经济难以回避的矛盾，盛唐时期的唐政府不得不废除府兵制，而地方自主的募兵制度却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明朝人不会不懂得以历史为鉴的道理，但明朝人却走向了另一个反面的极端，即用抬高文官集团的地位和遏制武将的权力来避免地方叛乱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明朝中期人口增长，人均土地占有量减少的情况下，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而文官集团的掌权也使得对外开拓生存空间成为了奢求。明朝实际上是在为宣德期间不断放弃漠南领土买单，朱元璋打下的领土，在文官集团守内虚外的方针下被不断的放弃。实际上对于中原农业民族来说，要想彻底根除游牧民族南下的隐患，有两快土地是坚决不能丢的，一为河套平原，二为漠南草原。控制了河套平原，就等于控制了骑兵的基地，控制了漠南草原，就等于控制了游牧民族的生命线，汉唐之所以强大，正在于他们牢牢控制了这两块地方，才有了游牧民族的臣服和汉民族骑兵的强悍。朱元璋的战略是对于蒙古高原的蚕食，即以长城以北的卫所为基地，不断的用修筑卫所的方式推进控制区域。这种战略方式与后来日本侵占华北非常相似，但这种方式却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财富的基础上的，成本非常高昂。迫于经济的压力，永乐裁撤掉了长城以北的众多卫所，并且数次御驾亲征，力图毕其功于一役。永乐在几次亲征的战役中也确实取得了多次重大的胜利。但众多卫所的放弃使其实质上等于放弃了大片的土地，直接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尴尬局面。也为蒙古人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创造了条件，因为明朝放弃了对漠南的控制权，蒙古骑兵就可以在广阔的草原上肆意行事，强大的明军被蒙古游骑牵着鼻子走，占有的土地没有得到有效的统治，几十万精锐大军一次又一次在蒙古草原上做着免费的旅游，却给了鞑靼休养生息的时间。卫所的放弃虽然是迫于经济原因，但从军事战略上来讲则是一大败笔，他使鞑靼赢得了喘息和壮大的时间，也为后来的土木堡失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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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看看明朝军事的一系列战果吧。
　　1352年洪武起兵，明军初建，采石矶一战成名。鄱阳湖大破汉王60万水陆大军，平定枭雄张士城。1367年明军北伐蒙元，仅仅10个月就收复北京，从齐化门入城，俘虏监国贴木而不花，太蔚左丞相庆童，右丞相张康伯，中丞相满川，以及宣让，镇南，威顺等王子。缴获玉印，成宗玉玺。明军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将中国拯救出来，推翻了元朝把人分四等的残暴殖民统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蒙古统治者推翻的国家。12月明军收复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不敢抵抗带领18人逃亡北方，其余40000骑兵放下武器向明军投降。
　　洪武2年6月明军1万骑兵，8万步兵追击元朝末代皇帝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10000人。3000马匹，5000牛羊。元朝末帝早已奔逃到北方几百里外了。
　　洪武3年4月，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官员贵族1865人，官兵84500人，马匹15280，其他骡子，牛，羊无数。王保保仅几人逃脱。取得了世界上到那时为止与元朝军队作战最辉煌的陆战大捷。
　　洪武20年，明军越过长城，2月明军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6月乘胜追击，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元朝皇帝的次子地保奴，妃子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子，公主等59人，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官员2994人，军士百姓77037人。宝玺，旗牌149个。金印1个。马匹47000，骆驼4804，牛羊102552，车3000。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成鞑靼，瓦刺，兀良哈等3大部。
　　到了永乐皇帝的时候，草原上的鞑靼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对内地和平的威胁。时代的魅力使永乐皇帝成为了第一个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游牧民族的权力中心——漠北讨伐胡人的汉族皇帝。他曾经亲自带领2万骑兵带着20天的干粮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冒险突袭位于现在俄国境内鄂嫩河边的鞑靼大寨。随后又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5万蒙古铁骑彻底击败鞑靼在漠北的势力，鞑靼大汗向明军称臣纳贡，表示屈服，永乐皇帝接受了贡品，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沙漠。”
　　在远东，东北，大明的军队建立了努尔干都司控制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建立了130个卫所，当地部落全部向大明臣服。在新疆大明在哈密建立了管理机构，驻扎了军队，行使对新疆的主权。明朝对东亚的影响，读者从韩剧《大长今》中就可以领略到。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南方。明军在那更是连战连捷。永乐四年，明军进入越南，越南依靠复杂的山地，建立防御要塞，挖掘壕沟，还在壕沟里面安插竹刺。携带毒药弩，火铳，巨石的越军藏在一边。城栅相连达900里不断，尽发军队和所有男子200万参加防御。这可是中国军队史上面对的最复杂，纵深最长，参加防御人数最多的战役了。越南以为是固若金汤了，可这个对于处在鼎盛时期的明军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明军势如破竹，无可阻挡。一直冲了下去。双方主力爆发了普赖山会战，明军斩首越军首级达37390颗，其后第一次富良江之战明军歼灭敌军10000人，缴获战船100多只。第二次富良江之战越南战船连绵10多里，在陆地是无数战象配合步兵作战，企图靠大象击败明军。但是那是妄想，明军一下子歼灭了数万越军，杀的富良江被越南军的鲜血所染红，俘虏了越南的吏部尚书范元览，大理寺卿阮飞卿等高级官员，直到最后明军活捉越南黎氏国王，王子。
　　12年后越南再次爆发战争，明军水师在小黄江大破越南水军。击沉310多只越南战船。永乐19年，明军在农巴林大战中中再次取得大捷击败了越南，老挝联军，先是用火器攻击敌军的大象，接着再攻击人员，斩首10000多人。到了宣德2年，越南8万军队包围了明军的一个屯民点，昌利城。在四周高筑土城，在上面用飞枪射击城里。双方激战9个月。越南终于凭借兵力的绝对优势破城，城里无一个士兵投降，全部战死或者突围。后来明军大军到来平定了越南军队。
　　西南地区到了万历12年，缅甸出动6万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小城猛淋，明军在著名战将刘挺带领在直入匪穴，活捉敌酋。迅速平息了冲突，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特种兵行动。
　　明朝300年历史中最大的失败发生在正统年间，就是土木堡之变。但是严格的说这次失败和明军战斗力没有什么关系，失败的偶然性很大。但是强手就是强手，只过去了3个月明军就在北京城下打败了企图趁乱占领北京的瓦刺大军。而不是惊慌失色，赶快想着赔多少钱，让多少土地。
　　明朝中期，发生了倭寇骚乱的严重事件，倭寇都是些什么人呢？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里有记载，江南海警，倭人占30%，中国叛徒占70%。其实他们的大首领也大多是中国人如王直，李光头，许栋，严老山。沈南山……他们实际上是由中国地方豪强勾结海盗为核心，裹胁沿海贫民。雇佣日本浪人的集团。而他们又和葡萄牙人，日本走私商人结盟。
　　倭寇在万里沿海地区，神出鬼没，游走不定的游击战术，里应外合的配合和相对好的待遇，武器，经验。使这些民工级别的明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很快明朝就训练了一只专门剿灭倭寇的机动部队，还从西南地区调来了适用于东南沿海山区的山地部队。
　　但是强者的适应能力总是很好的，很快明军就建立起了有效的预警机制，机动灵活的调动部队，出动水师在海上拦截，攻击。1548年的一次水师突袭行动，一举端掉了双屿的倭寇巢穴，斩杀数百名倭寇。4月大明水师在九山大洋海战中一举歼灭了一只倭寇船队，斩杀首领稽天新四郎等2000人。接着在1549年1月的走马溪战斗，斩杀包括葡萄牙海盗在内的倭寇200人。1553年3月大明水师攻破大首领王直在列表的总部，随后又在表头，北交2次海战中击败倭寇。经过1555年的王径江，陆径坝战役歼灭2500名倭寇，彻底扫平沿海所有倭寇。
　　历史逐渐到了明朝建国的第224年，明军开始抗日援朝的战争，在朝鲜明军以少胜多，充分发挥了中国在火炮上的长处，大败日本丰臣秀吉的20万战国精英。并且在战争结素后，在北京紫禁城下公斩日本战犯。威震日本，大振国威。
　　明王朝最值得称赞的当属300年不败的大明海军了。无论内战，还是越南，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都是保持全胜。
　　郑和七下西洋，第一次把中华国威远布四方十万里。西洋莫敢不服。锡兰国国王亚烈苦奈儿冒犯大明使臣，侵凌四周弱小，公然叫嚣，当时的明朝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立即带领巨船水师向这个相距万里的国家，发起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国王亚烈苦奈儿集结了50000军队企图顽抗，大明军队只500个骑兵，1500个步兵就干掉了他的50000大军，活捉了国王亚烈苦奈儿，和他的妻子，儿女，大臣们。并且把他带回大明王朝的首都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
　　经典之战：与荷兰的料罗湾海战，与日本水鬼大名的露梁海战，与荷兰的彭湖海战，与葡萄牙，日本海盗的九山大洋海战，与越南的小黄江大战，与清朝的厦门海战。
　　到了明朝的最后时刻，明军依然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败2000荷兰军，跨海收复台湾。以1万只有木棍，长矛，大刀的部队在云南打败拥有战象的10万缅甸军队，在一个遥远的山区大败平西王的满汉大军。那怕明朝最后的皇帝已经去世12年，明军依然可以在1674年收复被清军勾结荷兰一起占领，又要送给荷兰的彭湖。他们一直在保卫着中国。
　　关于明朝亡于满清的原因，笔者认为朝廷腐败虽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明末时期罕见的冰冻、连续的干旱，蝗灾，和伴随着灾害而广泛流行于北方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给以小自耕农为主，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的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灾害和饥荒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使得明朝陷入长期的多线作战（对北方游牧民族，抗倭援朝，对农民起义军，对大土司的叛乱）困境，从而拖垮了明朝。
　　看看明朝战史，你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多么危机，都决不用女人换取和平，决不割地赔款。哪怕如暴民军大军压城，哪怕如瓦刺大军围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都决不认输。
　　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但是没有软骨头的。你看如崇祯皇帝天子殉国，你看如正统被俘却决不求饶，你看如隆武战死沙场，你看如绍武被俘，绝食自杀，崇祯上吊。相比之下的是满清皇帝不割地赔款心里就不舒坦，倒台后寻求日本人的庇护。对不起，我实在没有从中间找到姜戎先生所说的游牧民族的“狼的精神”来。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明朝武功。
　　1.与蒙古战争,有胜有负,但最终胜利者是明朝。
　　2.平安南,全胜。
　　3.麓川之战,明全胜。
　　4.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明全胜。
　　5.俞大猷、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明全胜。
　　6.抗倭援朝之战，明全胜。
　　7.宁夏之役，明胜。
　　8.播州之役，明胜。
　　9.郑成功收复台湾，明胜。
　　综上，我觉得明朝是内战九胜一败，外战也是九胜一败，从没丧权辱国的事情，（按：天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兵收复澎湖，大败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败走台湾南部，明军未能穷追，从此荷兰人占据了台湾南部。也是公元1626年，西班牙占据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市），1629年又侵略淡水，遂于该地筑圣多明哥城，和鸡笼的圣萨尔瓦多互为犄角，作为西人传教之所。遂占据台湾北部。从这些可以看出，台湾之丢实在不能算是因中国战败而丢，天启年间中国内乱不止，满乱难平，无暇顾及小小的台湾，就算是这样，福建巡抚南居益不是也打了胜仗吗？）奉明朝为正朔的郑成功率明兵收复台湾，不是也打得很精彩？外国人屈膝投降的那个画面至今还鼓舞着国人呢
　　明军在以上战争中都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谁能说不强呢？难道仅仅因为清朝和李闯就要使明帝国的军事实力永远被世人嘲笑？另外，明朝军队已大量使用火器，火器装备的数量不比西方国家少，质量一直到明末才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随着清朝入主中原，火器的使用反而减少了。
　　正气明朝。明朝军队的单个战绩在世界上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明朝确实古代世界上所有过百年的帝国唯一没有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的，唯一从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哪怕是暂时的。明军是世界上在国家基本亡国后，抵抗时间最久的。他们坚持抗战38年。
　　要知道，这一切与明朝同时进行的恢复经济的工作不相矛盾，与明初生产力的恢复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不相矛盾，频繁的战争不仅没有拖垮明朝的经济，反而有效的保护了北方的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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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的成就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1.明朝的思想成就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像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在满清时被斥为“奇淫技巧”科学技术，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2.明朝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但明朝却占有大量。明军的武器装备在世界上是一流的，火箭喷射器的雏形,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战,地雷发明都是明朝的事。
　　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兴旺。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3.明朝的对外交往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认为明朝是中西方的伟大的相遇的时期。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像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he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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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朝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明朝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作为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仍然有许多让人遗憾的问题。我认为明王朝的最大缺失在于政治和法律的制度性缺陷。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蒙元统治的影响，虽然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代表的是汉族的光复，但是元朝毕竟统治中国近百年，蒙元的一些习俗已经成为汉人社会的习惯，明初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在不自觉中采纳了很多元朝的做法。譬如，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极端皇权主义、行省制度、以及皇族的殉葬等等。
　　鉴于两宋之祸的教训在前，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认为皇权不振，大地产和大商人是这些帝国权力结构之外的力量的存在是宋王朝军事积弱的原因，所以在他建立明朝之后就有意识的重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而这种中央集权是建立在固定的小自耕农为主的基层社会上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明初严格户籍，控制迁徙，打击和消弱大地产、大商人的兼并。
　　1.户籍和赋税
　　朱元璋恢复了在宋朝时一度中断的均田令，虽然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实现在基层完全全面推行均田令，这是他最大的遗憾。明代的土地制度，仍然维持土地私人产权，人民可以买卖土地，但并不是说朱元璋在基层方面无所作为。明代初期，大量土地荒芜，朱元璋广招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各种形式，为了鼓励开荒屯田，还规定屯田民三年免税，一旦垦为熟田，可为永业。朱元璋对基层的管理采用固定的户籍制度。明初户口主要包括提供兵役的军户和提供赋役的民户，另外有很多名目的贱民户口，如匠户（手工业）、灶户（煮盐业）、乐户（娱乐业）等等，各种户籍世袭固定，严禁私自逃亡换籍，法律有时候还将贬斥户籍作为惩罚的手段。各种户籍居民都有固定的住所，没有“路引”——也就是基层政府开具的介绍信，不得离开住所百里之外。十户为保，百户为甲，设立保长、甲长作为基层组织形态，负责贯彻政府的法令、征敛税赋。保甲行政系统之外，朱元璋还特别重视道德控制，每个村子都设有“申明亭”、“旌善亭”，作为村民解决日常纠纷、表彰善行的地方。民户的情况口都要登记在册，因为用黄色纸坐封面，被称为“赋役黄册”。土地则画成图案，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两册是政府征税派役的基本依据。
　　明代个人拥有土地的规模没有法律上限，但也不意味着朱元璋对大地产没有办法。他的办法倒很特别，明初连兴大狱之时，有一种“追赃法”。历朝大狱，一般抄家杀头也就完了，朱元璋还要“追赃”，也就是随便说出一个巨大的数字要犯人家属缴纳。本来就是冤案，哪里有什么“赃”，打的急了，只好信口胡诌些富户充数。于是大量富户也就无缘无故的被扯了进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案子能够株连上万的原因。朱元璋显然是有意识的让大地主破产，以便维护基层的小农为主的形态。经过严厉打击之后，洪武三十年（1397年）户部统计，全国能够保持700亩田产以上的地主一共14341户。对这些实在找不出骨头的鸡蛋朱元璋仍然不放心，还要制定“吃大户”的税法控制他们的财产规模。明代农业税基本上分为土地税和人头税两类，土地税沿袭唐代两税法，每年夏秋两次，按鱼鳞图册登记的土地面积征税，地产越多税负越重，这是“正税”。人头税则是各种按人头摊派的“杂税”，比如治河、修路、供役、筑城等。少数人头税按照人均原则，称为“均徭”，比如需要大量劳力的治河等。大多数涉及钱粮的则按照累进原则，大户优先，财产越多负担越重。像供应过往官员马匹、饮食这个税目，税额没有一定的限制，摊上多少算多少，成了大户人家严重的负担。明朝的这些政策法律严厉抑制了大地产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小自耕农。
　　2.限商、废钞、海禁和朝贡贸易法
　　据说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时候，江南第一富商沈万三献银百万，名为犒军，实际上是想花钱买个政治上的靠山，朱元璋却勃然大怒，说“匹夫敢犒天子军”，不可以不制裁，下令让沈家限期“助修”南京城防的三分之一。时间紧迫，沈家组织了近百里的人龙，手接手的从砖窑传砖修墙。南京市的这段古城墙至今仍保存完好，但沈家却因此倾家荡产。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大商人的力量多么雄厚，而对朱元璋来说，这种力量当然是王朝的威胁而非国家的幸福，对付的办法则连制定限制性的法规都不用，直接靠暴力铲除，因此北宋以来政府维护或试图引导商业的复杂立法，明初只剩下几条蛮不讲理的禁令。和大地主一样，明初大狱也将大商人杀的近乎消失，商业的主体只剩下一些零星小贩。这些小商贩为社会生活所必须，无法消灭，于是制定各种管理措施进行控制。朱元璋规定凡是商店铺面都要进行登记，称为“审编铺户”，申报资本金额、营业范围、年收入等等，以便政府监控，超过一定规模则要强制性迁移到首都集中营业。行商出门要申请“路引”，否则军户按逃兵罪、民户按私度关津罪处罚。“路引”要写明申请人体貌特征、外出理由，贩卖货物，以备一路上关卡检查。客商出外难免住客店，政府又规定客店也要有“店历”，登记来对于传统控制大宗商品交易的盐茶榷，朱元璋当然不能放过。明代盐茶两业仍然实行禁榷。其做法也仍然是统购统销，政府于产地收购盐、茶，然后出售给零售盐、茶商人“盐引”、“茶引”，相当于许可证，商人凭引贩运到销地零售。明代禁榷森严，《大明律》中的私盐私茶诸罪处刑均比宋元重，执行也很严格，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茶叶，为此掉了脑袋。
　　元末通货膨胀带来很大社会问题，朱元璋认为都是纸币惹的祸，于是明初几年实行钱本位，以政府铸造的铜钱作为交易媒介。铜钱数量少，价值低，只能适应汉唐时期商品经济水平很低的社会，宋代就已经难以满足交易需要，明代也是一样。钱本位的实行很快引起钱荒，交易中明显缺乏大额货币。朱元璋不得已也学习宋元，发行纸币，称为“大明宝钞”。但是这个“大明宝钞”根本没有任何“钞本”，完全是靠行政力量，在官员发薪、政府采购方面强行摊派。（官员薪俸本来就微薄，再有一半用钞票发放，就更加可怜。）但是行政力量终归难以抗拒经济规律。宝钞在民间只能按面值打折使用，若干年后形同废纸。中国古代的纸币史到此结束，无需政府干预的碎银成为主要货币。而政府则既不铸钱，也不发钞，彻底放弃对金融领域的调节控制，这对明代后期商业、金融业的发展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
　　元代兴盛一时的海外贸易带来了马可波罗这样的客人，并给欧洲带回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去刺激西方的冒险家去探险财富。但是如果马克波罗不幸晚生了几十年，可能根本来不了中国，因为大明天子对海外珍奇一概不感兴趣，而对禁止海外贸易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奢侈品，还产生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和强悍的海盗，前者催生败家子，后两者在帝国权力架构之外制造力量，统统应该打倒。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不断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因此唐宋元三代积累的市舶条法，到明代初期只剩下一片空白。
　　这里顺带介绍一下一种特殊的外贸法律：朝贡贸易法。在中国天子看来，中国周围的国家一律都是蛮夷，天子允许他们定期进贡以表达对中华上国的仰慕之情，又因为他们都穷的难以度日，天子并不在乎进贡的物品价值多少，还要给他们高额的“回赏”。于是周边各国经常以“上贡”为名，捧着大量草鞋竹席等“贡品”来中国，带回天子赏赐的数倍于原价的白银丝绸，这成了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常说天下没有赔本作的买卖，如此看来也不尽然，至少中华天子经常干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情。不过天子虽然富有四海，冤大头当久了也不是滋味，于是又立法进行限制。明代这方面的法律十分发达，要规定“进贡”的级别、次数、人数、“贡品”的数量，还要发给外国进贡者“勘合”，比如日本，就将“日”和“本”两个字拆开，制成文簿，分别由礼部和日本人保存，作为朝贡的许可证，每次朝贡队伍要核对勘合才能上岸进京、面见天子。
　　3.《大诰》和明初四大狱
　　基层安排好之后，又需要一个中层机构把基层的力量组织起来，宋代优礼士大夫，中层机构庞大，造成社会财富大量落入臣下的私囊，皇权也随之不振，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控制官僚集团的发展。在朱元璋看来，中层级数越少越好，人事组织越简单越好。最好的王朝结构莫过于皇帝带领尽可能简单朴素的官僚直接从固定的小自耕农征兵征税，并让金字塔系统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都不能超过金字塔整体结构。
　　《大诰》有时候又称《明大诰》，是朱元璋通过严刑峻法强化皇权的工具。从形式上讲，《大诰》包括朱元璋亲手选定的案例、新增加的刑事法令、新刑罚和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从内容上讲，则大大增加了刑法的严酷性。《大明律》中没有的族诛、凌迟、枭首、斩、文面、挑筋、剁指、刖足、断手、阉割等都被朱元璋翻了出来，可见蒙元残酷的统治在中原留下的印记。大诰发明了很多新的罪名，明律中原有的罪名也大大加重，比如地主抗粮抗税，《大明律》中仗一百，《大诰》凌迟处死。《明史-刑法志》中说，“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不过《大诰》也并非一味乱杀，它针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帝国的中层机构。《大诰》中70%的条款针对贪污，20%的条款针对地方豪强，剩下的一点点才是对强盗、贼杀等行为的惩罚。朱元璋发明出一个“剥皮实草”刑，专门对官员有效，凡贪六十两以上者要剥皮之后塞进稻草，悬挂在政府旁边专门的“皮场庙”里供人参观，以警戒他们还活着的同类。与对中层严厉相反，《大诰》对“安分良民”积极保护。朱元璋要求每户农民发《大诰》一册，就像现在的《减轻农民负担手册》，人民熟读大诰，一旦发现官员、豪绅违反就可以告发。
　　朱元璋发布《大诰》的目的，是狠煞帝国中层，以确立皇权，维持金字塔正三角形的结构，为达到此目的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如果说《大诰》还和法律沾一点边的话，朱元璋人为制造的明初冤狱则更是体现出这一点。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指责丞相胡惟庸谋反，杀“胡逆”共计一万五千人，三年后，又指责大将军蓝玉谋反，“蓝玉党派”又死了一万二千人。如果说这两个是政治案件，不能以常理计算，下面还有两个纯粹的经济案件。明初各地钱粮官员每年到中央户部报帐，为了修改方便，惯例携带盖了印的空白公文纸。朱元璋发现之后大怒，认为是徇私舞弊，洪武七年（1374年），下令将各地钱粮官员一律处斩，死者数千，财政系统为之一空，史称“空印案”。洪武十六年，又怀疑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杀死郭桓不算，竟株连六部全体十二位左右侍郎，以及大批地方官员，死者又是数万，末了为了平息民愤，还将主审法官数十人杀了替罪，史称“郭桓案”。四大案之外，尚有小案数百，累计死亡人数已经无法统计，说朱元璋是杀人魔王，似乎也不过分。
　　必须指出，朱元璋的大杀贪官只是为了强化皇权，决不是为了反腐败。朱元璋只是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一旦条件有变，情况就会颠倒过来，使明代后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问题的关键是被统治者没有对抗暴政、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武器，所以反腐杀人如朱元璋者，也不能根绝腐败的出现。
　　4.明初分封、废相和八股取士
　　大家可能好久没有听到“分封”这个词了，朱元璋认为，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得不到宗室藩屏。因此，他一统天下之后，便于明太祖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开始分封九个皇子为亲王，并规定一整套严格的封藩制度这一制度。明初封建时间很短，和汉之七国、晋之八王一样，明之分封也很快以王室战乱而告终，因此常常被人忽略。
　　除了分封诸子，朱元璋对行政机构最大的改动就是废除丞相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一举将秦以来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由皇帝直接管辖六部。此举被有些人称为明代最大的失策，“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祖皇帝罢丞相始也”《明夷待访录-置相》。不过本人倒不这么看，中国行政机构史一路走来，君臣互拆墙角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过引起一轮又一轮君臣博弈罢了。说到底，君、臣都是统治集团的不可缺少的成员，互相依赖又互相矛盾。废除丞相能一时强化君权是不错的，不过长远看来则未必。废相之后，朱元璋每天要披阅一百五十份奏章，饶他精力过人也难当重负，两年之后就设立内阁，从翰林院找来一些品级不高的文学侍从作为政治秘书。就是这个内阁，最终彻底拆了晚明诸皇帝的台，下面细细再表不迟。
　　明代其它行政机构大多沿袭唐宋，六部九寺都照旧，只是把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枢密院一分为五，改名五军都督府，其监察、国防职能均未变。三省废除后，朱元璋将原来门下省下的给事中官抽出来，新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作为独立机关监察六部。给事中品级不高，权力却很大，大臣奏折乃至皇帝诏书有不妥的地方都可以弹劾驳斥，在晚明政治领域中经常兴风作浪，对司法系统也有影响。朱元璋又设立通政使司，本意是建立君臣上下沟通的渠道，后来逐渐演化成为受理大臣奏折的办事处。
　　明代地方机构采用省、府、县三级制，州一级机构被精简了。府县机构与元代大体相同，不过行中书省却被废除了。朱元璋仿照宋代经验，在省一级别设立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合称三司，分别管理行政、司法、军事，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地方权力集中。
　　总的来讲，机构变化不大，朱元璋对行政官员的规定却非常苛刻。官员待遇很低，正二品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年薪大米七百三十二石，发放时还要七折八扣。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评论，明代官俸最薄，殆非虚言。对官员的考课也非常详尽，分考满、考察、稽查三类，分别考察官员的日常工作、道德风纪、奏折文章。外加御史台、六科的弹劾纠察。法律方面，官员的传统特权“官当”被取消了。相反，明代有一种专门针对大臣的“廷仗”制度，即对违抗皇命的大臣当廷打板子，甚至是集体打板子，打死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朱元璋还发明“奸党罪”，专门针对臣下结党，这是中国刑法第一个限制结社权方面的规定，胡、蓝大案都是以惩办“奸党”的名义广为株连的。
　　光靠压制并非良策，朱元璋也明白要“从源头把好干部关”。明代仍然采取开科举士，但科目仅仅剩下进士一科。朱元璋发明了“八股文”，也就是考生写文章要按照八个固定部分进行，作为考试的固定文体，相当于今天的标准化试卷。八股文在统一考试口径方面有一定作用，但是也束缚了考生的发挥。其实问题不是文体，而是朱元璋又专门指定理学大师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严禁自行发挥。理学那一套无非是如何为了强化皇权而进行的空洞的论述，对如何经邦济世不置一词，这才是八股文最大的负面作用。
　　附带这里说一下明初文字狱的问题。明代没有思想犯，朱元璋确实杀过一些触犯文字忌讳的倒霉蛋，但那只是孤立的个案，更多的是暴君滥发淫威。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全面控制全国读书人思想的计划，这和清代有计划有目的摧残汉人思想的文字狱是完全不同。明代考试采用八股文也仅仅是提倡理学，但从未禁止其它学术研究，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清代也完全不同。这也是明末能够出现很多思想家的原因。
　　5.一条鞭法
　　朱元璋靠严刑峻法削切出来的金字塔，毕竟难以抗拒时间的消磨。更重要的，朱元璋没有能够找到全面逆转土地私有化的方法，靠冤狱整治大地产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大明律》中仍然有保护土地产权、租佃典当的条款，这是朱元璋集权体制的阿里西之踵。
　　明代的土地法允许私人土地买卖、典当，也承认租佃、雇佣。这两项构成私人土地产权的基石。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明代中期的物权法已经十分成熟。土地交易中原有的“先问亲邻”的硬性规定已经取消，土地交易得以更自由的进行。宋代出现的永佃权，明代已经大规模实现，形成了田根权和田皮权（有时也称田底和田面，或田骨和田皮）的分离。土地所有人拥有田根权，可以买卖、出典、招佃，并负责向政府纳税，但不能随意退佃换佃。租佃方拥有的田皮权也可以转让、继承，当田根权发生变更时也不受影响，所谓“换东不换佃”。佃农要除了按时缴纳地租，如何经营完全由自己决定。甚至佃户还可以雇佣或者转佃，形成更复杂的“一田三主”的情况。
　　债法到明代也日趋精密，文献和文物中有大量明代合同，差不多涉及今天合同法各领域。除了买卖、租佃、雇佣合同，抵押贷款合同也大量发展。无论是地主还是小自耕农，均习惯于将剩余资金放贷以收取利息，这种借贷通常以贷款人土地、房屋作为担保，有时也采用“典”的形式。《大明律》曾试图规定利息的上限，“每月取息，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但利息水平终归要由货币供求关系来决定。明代政府完全放弃对金融业的调控，也不再发行信用货币，货币体系全靠外贸流入的银元维持，通货严重不足，这导致了借贷关系中利息偏高。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实际利率据估计平均在年息100%左右。
　　民法的发展，从来都是控制一切的行政机构的噩梦。借助土地交易和抵押贷款，土地兼并在明代中后期明显发展了起来。朱元璋靠累进税的原则限制富户，但官员们依靠免税特权逃避了这种限制。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加上一田两主、一田三主，政府的鱼鳞册早已和实际情况脱节，征税往往找不到对象。政府需求不足，于是又大量加派各种名目繁多的税外杂徭，官吏借机上下其手，造成税制一片混乱。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后期已经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地步，于是又出现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张居正是明代数一数二的能臣，为了整顿税制的混乱，他将各种杂徭一律取消，计算应征数目，折合银两，摊倒田亩中随夏秋两税征收，就是所谓的“一条鞭法”。这种做法与杨炎的两税法非常类似，其中体现的法律意义更是完全一样。两种税法的直接原因都是财政收入不足，也都体现了政府试图控制基层、将人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做法的失败。他们的实行，都终结了基层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形态，承认了土地兼并的合法性，也取消了累进税限制富人的原则。最后，他们都增加了财政收入，给政府注入几十年的新生命，却彻底挖空了金字塔的墙角。
　　6.帝制的黄昏
　　公元1620年，在位48年的明神宗万历皇帝驾崩。这位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创造的26年不上朝、31年不出宫的历史记录。万历帝也因此被历史学家公认是中国最荒诞的皇帝。问题并不在于这位皇帝本人懒惰还是荒唐，而是他二十六年不理朝政，帝国却运转如常。皇权历来是中国权力的核心，如今这个核心已经接近于不存在，帝国权力的结构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可以想象，假如皇帝还是整个社会的中枢，那么不要说26年，连26天失去控制都是不可容忍的。即便万历自己懒惰的无可救药，也会发生政变，或者出现摄政王、假天子这类形式的君权。而这一切的没有出现，只能证明皇权已经失去处理政务的功能，从权力的核心蜕变为权力的装饰品，帝制的末日已经到来。
　　是官僚集团挖空了皇权的根脚，他们彻底突破朱元璋给他们设定的仆役角色，而成为这个帝国的真正主人。然而这群饱读诗书的官僚们关心的是什么呢？不妨看一个早先一点的例子：1524年，群臣喊着“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口号，全体跪在午门外大哭，被在位的嘉靖皇帝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板子，死掉十六人，这是“廷仗”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为什么呢？原来正德帝无子，由侄子嘉靖帝接替帝位，祭祀的时候嘉靖要称自己的生父为父亲，而群臣则认为根据宗法原则应称父亲为叔父，并为此集体举行抗议。这就是所谓“大礼议”事件。这次皇帝的板子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把父亲称为父亲的非“法”企图暂时得逞，但不久嘉靖就躲进深宫，二十七年间仅上朝四次，因为他和万历一样发现，和这群僵化的官僚实在没有什么好谈的。
　　庶政都交给将社会管理当作糊口生意的绍兴师爷，而官僚们则在朝堂和天子纠缠空洞的道德法则。无论皇帝用板子痛斥这些不听话的官员，还是躲进深宫对他们不予理睬，整个管理机构都已经和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脱离了关系。法律之所以有存在的意义，是因为它要调整社会关系，可是我们的中华法系已经失去这种能力甚至意愿。在传统的农业部门，试图将大量小农固定在土地上的法律只能靠重刑和冤狱维持，新兴的商业、金融业、外贸业则因为无法融入法律结构而被屏弃在法律体系之外，靠“江湖规矩”和海盗的拳头法则运转，并成为法律的打击对象。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靠刑杀取消问题，这样的法典还有什么意义？
　　明朝存在的三百年，是全世界都在航海、殖民的三百年。基层的中国人做的一点也不比欧洲人差。中国的丝绸、茶叶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拳头产品，西欧诸国只有靠输出白银才能维持贸易平衡，透过走私孔道进行的贸易竟然让缺乏银矿的中国实现了银本位。航海方面，不要说郑和七下西洋，连晚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私人舰队都能够打败荷兰殖民者而光复台湾。中国人闯关东、下南洋，马尼拉的欧洲人从来没有超过华人。但菲律宾却是西班牙的。为什么？因为帝国的法律关心的只是如何建立均匀的小农经济，将资源顺利的从基层征敛到高层，以防备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入侵。贸易航海只是需要压抑的对象，殖民更是背叛父母之邦的罪行。
　　7.厂卫与司法
　　皇帝也不是完全被动挨打。问题是官员集团结为一个整体，很难打开缺口，皇上不得不依靠侍卫武官和宦官们组织抵抗，这就是明代臭名昭著的“厂卫”组织。卫是锦衣卫的简称，原来是十二卫御林军的一部，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存在，太祖皇帝大兴冤狱，锦衣卫一度充当打手，后来杀的差不多了，朱元璋又下令“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明成祖杀侄夺位，为了对付政治上的反对势力，重建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南司管本卫内部词讼，北司则“专理诏狱”。自此之后锦衣卫一直是皇帝直辖的特务司法机关。
　　厂是东厂的简称，成祖永乐十八年（1429年）成立，也是在君臣博弈中产生的。锦衣卫毕竟是外朝机构，皇帝指挥不便，于是成祖从身边宦官中挑选些人搞了个刺探消息、监察群臣的组织，该组织开始没有正式名称，因为地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北，因此俗称东厂。后来宪宗、武宗时期还曾设立西厂、内行厂，但在群臣的强烈反对下很快取消，所以明代的“厂”，一般是指东厂。
　　东厂和锦衣卫业务上接近，很快勾结起来，因为卫不如厂亲近皇上，所以厂一直领导卫，卫的首脑也大多是太监的私人，而厂毕竟是一群刑人，体貌特征明显，单独出外办案不便，于是经常以卫充当爪牙。执行廷仗的时候，也是锦衣卫执行，东厂太监计数。因为两者经常混在一起，所以人们也就通称为“厂卫”。厂卫设有自己的监狱，以及发达的密探网络。他们根据皇上的特旨抓捕人犯，可以随时到任何官府、城门访缉、查讯，称为“坐记”。抓获的人犯也由他们自己审判，各种法外酷刑无所不至。三法司审案，厂卫有权派人旁听。《明史-刑法志》中评价，“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厂卫从来不是国家正式行政机构，也不受任何机关监督，完全是借助皇权膨胀起来的怪胎，自从出现就受到广泛的抨击。但是皇帝之所以搞出这么一个有悖于圣贤教诲的怪胎，关键是厂卫的人事来源、组织机构都和官僚系统不相干。换句话说，是皇帝斗不破官僚机构的攻守同盟，不得已出的下策。其实，宦官专权的问题明显的被夸大了。考察明代的历史，从来没有宦官控制兵权记录。即使宦官最猖獗的时期，科举取士、进士组阁的人事原则也没有中断，宦官也从来没有控制人事权。宦官对其它教育、财政、民政等系统的干预也寥寥可数，真正有影响的也就是一个司法领域。即使在司法领域，宦官的问题也没有历史记录的那样严重。司法专断、酷刑拷问差不多可以放到中国古代法制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绝非厂卫独有的现象。冤狱方面，如前所述，明代第一冤狱制造机器乃是朱元璋，厂卫历代所杀，恐怕不及他老人家的一个零头。至于厂卫接收贿赂，营私舞弊的罪名，也完全可以放到大量接受“常例”的官员头上。明代专权的大太监几乎无一善终，包括著名的魏忠贤。当政时威风八面、权倾一时，但被干掉时却毫无还手之力，如果控制了军队、人事、财政诸方面中的任何一项，恐怕也不至于如此。所谓宦官专权的问题，根本上讲是派生宦官的皇帝和官僚集团争权的问题，宦官自己所得无多。实际上明代后期的君臣斗争，整体上讲是官僚占上风，只是他们掌握舆论和教育，自然会在历史中留下对宦官不利的记录。
　　最后辨析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误：“明代是皇权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皇权最强的时期是唐代，李世民拥有世界上最稳固的金字塔结构，使他得以心平气和的听取大臣们的逆耳忠言，而从不担心他们会造反。明代则是皇权最倾颓的朝代，有作为的皇帝需要动员包括下三路在内的各种手法才能维持权威，剩下的根本形同木偶。表面上看，特务机构体现了皇权的强化，实际上只是体现了一个有问题的皇权在苦苦支撑。吃药最多的人肯定不是最健康的。帝王风范讲究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李世民差不多作到了这一点，朱元璋则哀叹“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上窜下跳的找办法，谁手里的权力更重，不言自明。
　　8.明朝的叹息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宋王朝和明王朝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在于对大地产和大商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宋王朝不反对土地的兼并，鼓励经商，并为商业立法保护。与此相反的是，明朝初期对大地产和大商人百般打压，努力建立平均主义的以小农经济结构基础的帝国。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恶果主要表现在：土地越来越细碎化，无法形成土地经营的规模效应，阻碍分工、抑制交流，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整个社会内外缺乏横向联系，社会体系不是网状而是一种垂直结构。因此，虽然政治极不稳定，但经济结构却超常稳定，这是长期阻碍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土地细化的小农经济结构也使帝国在面对天灾和饥荒时显得非常的脆弱，极易对经济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在明朝后期，内阁官僚开始分权，君主权力被严重消弱，帝国结构开始有所松动，统治阶层对大地产和大商人开始有所妥协。这也是明末时期商人和大地产开始兴起的原因，而且似乎还伴随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可叹的是，这些新兴的商业、金融业、外贸业只能依靠“江湖规矩”和海盗的拳头法则运转，始终无法融入法律结构而被摒弃在法律体系之外，并成为法律的打击对象。笔者禁不住想象：如果没有明末时期的天灾和饥荒，没有农民起义，满清入关的时间再迟一些，也许这些新兴的阶层会逐渐取得法律地位，并且开始走上前台，也许中国有可能会像英国一样形成君权虚置（或很大程度上消弱），内阁处理政务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这些都只是“也许”，因为满清的入关打断了这一可能进程，并且使中国开始迅速衰落。
　　很显然，蒙古人的入侵使中原文明偏离了宋王朝时期的轨道。中原文明在驱逐了蒙古人之后，开始反思并否定了宋朝时期的一些政策。我们也无法谴责明朝的统治者，因为大地产和大商人也的确是消弱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在强敌环伺下的中原王朝，任何一次懈怠都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转型时期新生的胎儿总是脆弱的，过早的产生或许更容易招来游牧民族的入侵。事实上即使在晚几个世纪的欧洲，法国大革命也迅速的被保守势力扑灭。只有在远离大陆的大不列颠岛，资本主义这一新生的胎儿才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得以在稳定环境中成长、成熟起来。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东亚，资本主义也是最先在日本群岛扎根、成长起来的，仅仅是巧合吗？也许这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人和文明的进化问题（详见《文明进化论》）。现在我们不妨再来假设一下进化时的情景。有很多很多古猿群来到地面来寻找食物。在这些古猿群中，有的经常遭受猛兽的袭击，有的没有或者较少受到猛兽的袭击。经常遭受袭击的古猿群又返回了树林中，较少遭受袭击的则继续留在了地面上。或者说他们想回到树林中也因为森林的消失而再也无法回到树林里了。过程怎样并不重要，总而言之结果是：有的古猿群回到了树上，有的则继续留在地面上。留在地面上的古猿永远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进化成人类。回到树上的古猿也不会想到他错过了进化成人的机会。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进化无意识”。
　　欧亚大草原的周边有很多文明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各不相同。在《文明进化论》笔者曾提出一个观点：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基本与他们距离东部草原中心的半径成正比（详见《文明进化论》）。中国离东部草原最近，集权程度最高，中东穆斯林和东欧次之。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设：正是由于游牧民族的不断侵略，才迫使周边文明国家不同程度的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而游牧民族鞭长莫及的西欧则得以保留比较松散的国家机器结构。而恰恰是这一选择是西欧与其他文明的分野。因为中央集权必须是建立小农经济结构之上的，任何帝国之外的力量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从此西欧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其他文明则离他越来越远。
　　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推测，因为对于历史，我们只有敬畏，对于未来，人类又能比古猿聪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