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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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批判满清不是批判满族
　　需要说明的是：满清不等于满族，批判满清不是为了批判满族。笔者在此批判、抨击满清部族政权是出于文明社会的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所谓狭隘的民族思想。满清入关时的大屠杀，满清的文字狱，满清的部族殖民性质都是不容否认的。抨击满清暴行的与抨击秦始皇的暴政，抨击项羽、白起坑杀降卒，抨击冉闵的“屠胡令”，抨击日本的南京大屠杀，抨击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基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暴力专政的控诉，与民族性无关！
　　笔者知道有人不愿意看到这篇文章，也许立刻就会有人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的大帽子。为了这种“民族团结”，中国主流的历史界已经隐瞒了太多的真相。蒙元和满清入关后对汉族人民大屠杀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人的屠杀，即使在世界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却被主流的历史界刻意的遗忘；“留发不留头”和文字狱恍若隔世；“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能在故纸堆里找到只言片语；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成为影视界的空白，施琅和洪承畴却成了“识时务”的英雄俊杰。
　　某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混淆民族与政权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批判、抨击蒙元和满清的罪恶史与破坏民族团结的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笔者认为，这种逻辑是非常荒谬的。以色列人追杀纳粹头目并不表示他们不会原谅日耳曼人；中国人强烈谴责南京大屠杀并不意味着中国否定中日友好；揭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也不表示将会破坏我们与八国的外交关系。
　　我们应当怎样来维护“民族团结”？是否为了“团结”就可以无视历史真相，不对游牧民族征服时的屠杀进行任何道义上的谴责？为了“团结”就可以在津津乐道于汉族王朝里的始皇的暴政、明朝的腐败和酷律、项羽和白起的残忍的同时，却只字提不少数民族政权里的蒙元的大屠杀、四等人、初夜权和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剃发易服？如果仅仅因为列举了几个游牧民族杀戮的例子就会影响民族“团结”，那这个“团结”也太虚假、太脆弱了！
　　笔者认为：团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重”的基础上的。一个为曾经屠杀、压迫过自己的民族进行粉饰、美化甚至大唱赞歌的民族是不会真正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和信任的，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团结”。只有正视历史真相，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本原则，对生命抱以敬畏的心理，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因为民族的不同而叙述不同的历史，对所有的暴力、罪恶和专制都予以强烈的抨击和谴责！只有所有的民族在这个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才会赢得真正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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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与历史进化论

　　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
　　终于写到尾声了，我不禁长出了一口气。本章的内容是本书《另一只眼看中国史》真正的中心思想和核心部分，此前章节的内容都是为了作为论据来支持本章的历史进化论观点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此前的章节里我大量引用，甚至抄袭了很多历史著作和网上评论的内容。坦率的说，我是先有了本章的观点，然后才有此前章节的内容，此前章节的内容均是由本章内容逆推衍生而来的。
　　关于历史进化论，我曾在此前的《文明进化论》一章中提到过。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将这一法则应用历史的进程里，竟是如此惊人的吻合。我们不妨再来简单回顾一下前面章节的内容，梳理一下历史的方向和脉络，就会发现地理环境与历史进程竟是如此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一、世界地理格局和文明板块
　　在我们的地球上，有一块陆地在世界史上有着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欧亚大陆占地球陆地总表面的五分之二，其人口为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人类最先进、最持久的文明就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
　　欧亚大陆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优越，其主要原因，也许可用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来说明：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我们不妨将弗朗兹·博亚兹的观点称之为“可接近性原理”。欧亚大陆诸民族显然是可接近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它们全都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它们日甚一日地相互促进、相互威胁。
　　欧亚大陆幅员辽阔，把它看作一个地理单位是不行的，因而，须将欧亚大陆诸地区划分开来。将欧亚大陆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也是不行的，这样的划分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是一种曲解。从地理上看，欧洲与亚洲显然既不相等，也不能相比。打开地图，一眼便可看出，欧洲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举例说，约相当于印度半岛。从历史上看，欧洲也比不上亚洲，而只能与欧亚大陆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如印度相比。无论从地域范围、居民的数量和种类、或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与印度极相类似。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大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欧洲包括北非。因为北非在历史上与欧洲和中东的联系，比较起与撒哈拉大沙漠这一天然屏障以南地区的联系，要密切得多。
　　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拥有无边无际的草地，从东方的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匈牙利。它为由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进行交往提供了一条陆上通道。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们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达和罗马的财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取和平的方式，即通过陆上贸易的途径；有时则取侵掠的方式，即贫瘠的内陆地区的游牧部族不断地去劫掠使他们馋涎欲滴的富庶的外国区域。因此，欧亚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游牧部族与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来自游牧部族的不断的侵掠常常造成了涉及范围广泛的强大的部族迁徙运动。这种侵掠不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也具有革新的作用。它将没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习俗扫荡殆尽，而导入新的民族、技术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亚大陆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有着一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的西部是印欧各民族，而东部则是蒙古-突厥部落。东部的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其北方是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无人区，而南方则是富庶的中原文明。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向南和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抵达比邻而居的中国；也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在南侵的过程与中原文明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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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游牧民族的侵略和文明中心的迁移
　　有一段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人类历史最早的文明之光是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苏美尔文明，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ofShinar）。后来的西方学者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及伊朗高凤的文明统称为中东文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都是在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中东文明的辐射之后形成的。
　　人类历史最早的文明之光为何会出现在中东这一区域？也许我们根据“可接近性原理”和地理环境能找到答案。中东地区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是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连接的通道。关于人类的进化史，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人类起源非洲，是由非洲的南方古猿人迁徙、扩散、进化形成的。假如这种“一元说”成立，则中东地区是古人类迁徙扩散唯一的必经之路。从“可接近性原理”的角度看，中东地区的西边是地中海的欧洲文明，东边是印度文明，在它的南部就是尼罗河的埃及文明，北部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格达文明。所有这些因素都不难解释为什么中东文明是最早的文明。
　　但中东的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成就了伟大的中东文明的同时，也成为中东文明自身致命的弱点。“可接近性原理”同时也意味着极容易遭受游牧民族的掠夺和侵略。几乎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中东文明都首当其冲，在劫难逃。而因为炎热的气候特点，马匹在中东难以饲养和生存，这使得中东文明在面对蛮族入侵时表现的相当文弱。印度文明与中东文明在地理位置和气候上非常相似的，所以历史上的中东和印度从来就是征服者的乐园。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因为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过，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而打破力量均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马匹的驯养和铸铁技术的发明。
　　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有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印欧游牧部落。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印欧游牧民族的偏爱。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不同使得游牧民族拥有了中东文明所没有的马匹，而恰恰是这一点成为双方军事力量的分野。马匹的驯养使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中东的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马的驯养和较迟的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大的发展，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均势，促使印欧游牧民发起第一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详见《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犯——印欧人的扩张》）。
　　这一次大规模侵略的时间跨度非常长——约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中东北部草原的印欧人开始了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侵略，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印欧人以中东北边草原为圆心，向各个方向侵略扩张，几乎淹没了整个欧亚大陆。这次侵略的影响深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彻底摧毁，侵略的中心中东和印度开始衰弱。而与此同时，侵略也把中东的青铜和铸铁技术，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印欧人的马拉战车和军事技术远播到了侵略的边缘——西欧和东亚。总之，侵略之后的一个结果是：欧亚大陆中部开始塌陷，而两端则开始崛起。中国和罗马开始双星闪耀，中东和印度从此星光暗淡。
　　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侵略的诱因是技术的发明和突破，而与第一次不同的是，游牧民族发起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更多的是因为制度和组织上的变革。第一次印欧人的侵略虽然声势浩大，但侵略者多是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只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被征服民族，而不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第二次侵略者来自于东部草原部落，他们在与中国的对持中学习了中国的集权制度，逐步走上了军事化帝国的道路，因而比第一次侵略更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除了制度和组织的原因之外，东亚的马鞍和脚蹬等技术的发明也是诱发第二次侵略的重要原因。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时，先进制度和技术的输入者是中国而不是中东，这也决定了侵略的路线大不相同：第一次侵略的路线几乎是散射型的，以中东附近为圆心，向西侵入克里特和希腊文明，向南进入中东和印度甚至埃及，向东推进到中亚，甚至有可能进入过中国；第二次侵略的主要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向西偏斜，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和莱茵河，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然后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欧洲各国家。
　　公元4、5世纪，匈奴人在中国长城前的失败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促成了匈奴、突厥人的第二次大规模侵略（详见《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犯——匈奴、突厥人的侵略》）。在这次侵略中，所有的文明都蒙受劫难，中东、印度、欧洲和中国北方都屈服于蛮族，文明结构也或中断、或消亡。只有中国劫后余生，最终驱逐了侵略者。从此西方开始衰落，东方一枝独秀。西欧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中国进入隋唐盛世，到宋王朝时达到巅峰（详见《宋王朝》），一直领先世界约一千余年。
　　第三次大规模侵略时，制度和技术的输入者仍然是中国，所以侵略的路线也和第二次惊人的相似：同样是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
　　公元10～15世纪，中国宋朝时的火器和攻城武器的输入又一次打破了势力平衡，促成突厥和蒙古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侵略（详见《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大规模侵犯——突厥和蒙古的侵略》），引发了成吉思汗惊人的征服，形成了世界史上最庞大的蒙古帝国。与第二次侵略的结果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全境沦陷，被破坏的程度最为严重，而地理位置遥远，蒙古人鞭长莫及的西欧则幸运的逃过劫难。这一变化也预示着世界的中心将开始移向西欧，西欧开始赶超中国。
　　中国随后不久就驱逐了蒙古人，当时的明王朝相对于欧洲并不完全落后。明王朝也一直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技术。特别是在军事技术方面，不遗余力的引进、学习先进火器技术（详见《明王朝》）。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三次游牧民族大规模侵犯的潮流中，不幸的中国每次都踩上了节拍，只有西欧幸运的逃脱了第三次侵略。然而更为不幸的是，中国第四次遭受了最后一支鞑靼部落——欧亚大草原最东端的满族的侵略。
　　笔者始终认为满清入关的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因为前面的三次大规模入侵都是源于技术的输入导致力量均势的打破所引发的侵略，而明王朝时期的火器已经接近成熟，军事力量并不比满清弱，甚至还要强于满清，明末时期对满清的诸多军事失利更多的是因为战略战术或指挥官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军事实力。这也是满清的侵略只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范围而没有像前三次那样形成世界性的侵略潮流的原因，或许蒙古人过度扩张的教训是他满足于中国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没有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没有打破欧亚大陆力量的平衡。
　　是明末时期罕见的天灾和鼠疫对明帝国小自耕农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给了满清侵略者以机会，农民起义和吴三桂卖国也是促成满清入关的重要因素。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自己部族的统治利益实行了文字狱、限制火器、闭关锁国等愚民政策（详见《满清入关》），正是这些政策使中国迅速滑落，陷入了耻辱的近代史。蒙古人和满族人的入侵影响深远，他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这个发明了火药的国度，火器的发展被抑制、中断甚至倒退了，而幸运的逃过了蒙古人侵略的西欧则因为蒙古人侵略的传播而获得了火药和火器的技术，在满清政府限制中国火器发展的时期，西欧却赢得了使火器成熟的充足时间。此后欧洲人凭借着这种成熟的火器、指南针和中国的航海技术，走上了海外殖民之路。笔者认为火器的成熟和弓箭的发明一样在人类史具有非凡的标志性意义：弓箭的发明标志着人类从此摆脱了猛兽的威胁，成为万物之主；火器的成熟则标志着文明从此摆脱了蛮族侵略的威胁，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荡然无存，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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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理环境与中国文明
　　西方人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商，但一向自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人更愿意追溯到此前的夏朝，甚至更早的龙山文化时期。如果严格的以成熟的文字、青铜器、城堡的出现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则应当认为起源于商文明才更经得起考证，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夏代虽然有国家机构，但并没有考古的证据来证明其拥有文字、青铜器和城堡。在商之前更多的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度时期。若以商为起点，则中国的文明史应该是约3700年，晚于中东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约5600～5800年）。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似乎也是支持西方学者的观点而不利于中国的拥趸。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是非洲古猿人迁徙之路的最末端。在四大文明板块中，中东、印度和欧洲能相互影响，而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中间并有“世界屋脊”阻隔，根据“可接近性原理”推断，中国似乎也应当晚于其他文明。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理位置隔绝。中国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国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气候环境也是有助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迥然不同。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中国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中国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中国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东部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入侵，欧洲人都惊恐的称之为“黄祸”，中东和印度从来都是征服者的乐园。与此相对应的是，面对游牧民族，中国这个被姜戎先生称为“懦弱”的文明却是见怪不怪，从容不迫。中国是唯一能和游牧民族对恃长达数千年的文明。也是反击最坚决，最彻底的文明，是唯一在冷兵器时代能够进入草原权力中心腹地的文明。中国文明为什么最有生命力和持久力？这一点也可以归结于地理环境。
　　从地理位置看，中国虽然与游牧民族比邻而居，但中间有一条崇山峻岭作为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幽云十六州。中国人在此修筑长城，据险而守，屏护中原。事实上，中国几次屈服于蛮族都是因为长城的失去——南北朝和唐朝时期是因雇佣军的叛乱，明朝时期是因为吴三桂的卖国投敌。而这种天然的军事要塞却是其他三大文明所没有的，与中国相比，中东、印度和欧洲几乎是门户大开。除此之外，气候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和欧洲都有适合的气候来养马，而中东和印度没有，所以中国和欧洲比中东和印度更有战斗力，更能维持自己的文明。
　　虽然中国也许起步比其他文明晚，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也不必沮丧，不必在意，重要的不是文明起源的早晚。就像历史苍白的美国，我们也无法否认他的伟大和他在世界史上的重要位置。中国虽然晚于其他文明，但中国却是最独特的文明，是生命力最持久的文明。其它三大古代文明基本都已湮灭、消亡，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的延续至今的文明。其它古典文明的文字大都湮灭，存在的后人也无法翻译，只有中国的汉字能通读至甲骨文，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在古典时期，中国文明一直更多的是技术和财富的捐献者而不是受益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是缘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像西方的文明那样充满了殖民的“原罪”。
　　中国文明自古以来一直奉行“怀柔天下”的外交政策，中国文明博大精深、兼容并蓄，中国文明最独特、最伟大的一点是他的内聚性。利玛窦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大为惊异，他写道：“……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所以中国的每一次兴盛给周边带来的都是福音而不是灾难，中国能控制东亚凭借的是强大的软实力而不是武力。在东亚，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柬埔寨等等，无不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堪比今日美国在北美的地位：中国兴，则东亚兴，中国衰，则东亚衰。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无法企及中国往日的高度。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中国文明的特点，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符合现在的人道主义精神，符合国家关系准则，代表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作为中国人，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此自豪吗？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本应当引以为豪的中国文明，却遭到了当今很多人的否定甚至批判。比如：中国文明的谦和性、内聚性，中国文明的热爱和平、不尚侵略。却被人在《狼图腾》中斥之为“羊性的懦弱”。是什么出了问题？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强盛，通常都是拉动东亚甚至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动力，而与此相反的是，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征服都是基于对财富的垂涎和掠夺，给周边带来的都是灾难和落后。游牧民族的政权也许在武功上强于中原文明，征服的版图大于中原文明，但从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他们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们现在又剩下了什么？
　　我们如果还不能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没有正确的信仰原则，鄙视财富的创造者，鼓吹财富的掠夺者，崇尚武力，那么在提倡人道主义的二十一世纪，在核幽灵笼罩的今天，这种是非观将会将我们的民族拖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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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
　　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这是史学界长期争鸣的命题。在讨论这一命题之前我想和读者一起来讨论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比如在宋朝和明末。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命题。从国家机构和官僚制度来看，大一统的中国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和欧洲分裂的松散的封建领主制度大不相同，而自给自足，缺乏分工的小自耕农经济制度更是资本主义的天敌，如此说来，宋朝和明末的现象似乎不应该是资本主义萌芽。但从生产关系和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宋朝和明末具有像18世纪工业化序幕到来之时的欧洲的一切特征，比如：四大发明，纸币的出现，航海探险和海外贸易，商人和新兴阶层的兴起；商业化、城市化、市俗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在这种时候，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这些进展是否可能导致中国发生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给世界带来它应有的一切深远影响？历史无法假设，因为两次游牧民族的入侵（蒙古和满洲）打断了中国的进程，扼杀了这种可能性。
　　我们是应该根据制度还是技术来判断中国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就需要在此辨析一个关键点：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在笔者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相伴而行，而且往往是技术变革领先于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两者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工业革命和文明到来。
　　技术的变革对社会变革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学者卡特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欧洲以前是用羊皮纸抄书，书籍非常稀少而昂贵。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方便，这是文艺复兴的最基本物质条件。对于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关于四大发明究竟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怎么样影响世界，中国史学界主流的声音或是语焉不详，或是一笔带过，却只能见诸于西方学者的著作之中，不能说不是中国史学界的遗憾和悲哀）。
　　我们不必一定要非此即彼那样明确的证明中国有过或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因为所谓“萌芽”本身就是制度变革的一个混沌过程，它的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到成熟，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突然想象出工业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或某些具体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本节的目的就是考察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从内因(制度）和外因（环境）两个方面来阐述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这一命题。
　　1【外部环境原因】中世纪后期，欧亚大陆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资本主义文明在西欧开始兴起，西欧开始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到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
　　这些重大发展似乎有悖常理，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西欧为什么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资本主义文明为何是在西欧兴起而不是在相对更富庶的中国？
　　回顾游牧民族的侵略历史我们会发现（详见本章第二节），游牧民族入侵者的地理顺序是自西向东的：先是欧亚大草原阿尔泰山脉西边的印欧人，其后依次是东部的突厥人、蒙古人，最后是草原最东部的满洲人。除了在上古时期发起侵略浪潮的印欧人外，其他的侵略者都来自草原东方的部落。翻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西欧和中国分处欧亚大陆的两端，西欧离东部草原部落距离遥远，而中国却与他比邻而居。
　　正是这种地理因素是中世纪欧洲跑到中国及其他地区前面去的重要因素。西欧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1000年后未曾遭受侵略。西欧相隔遥远的意义在于：当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侵占中国的时候，西欧却幸运的逃过劫难；在16至18世纪满洲人统治中国、的近三个世纪里，中国的技术停滞甚至倒退（详见《满清入关》），西欧却有着充足的时间来发生深刻的技术变革，技术突飞猛进，进而催生了制度的变革。由于免遭这种游牧部落的蹂躏，西欧同更易频繁遭受侵略的中国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来审视一下弗朗兹·博亚兹的可接近性原理（见本章第一节）。因为可接近性原理虽然能够解释人类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中东，但却无法解释此后的历史进程。
　　如果将博亚兹的假说应用于欧亚大陆，那么，它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东会在历史上居首位。中东正好地处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实际上，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一直是开人类进步之先河的地区。除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外，农业、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发源于中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东发展起来的时间早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印度生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而在中国和西欧开始生长的时间则在最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东端，西欧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西端。
　　然而随着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在古典时期，不是中东地区而是地理位置相对隔绝的中国和欧洲领先世界；在中世纪，地理位置遥远的西欧诞生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上了殖民扩张之路，无情的建立了霸权。而这些文明的衰落和兴起都与游牧民族的侵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详见本章第二节）。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欧洲的资本主义之路迂回曲折、频繁反复。法国大革命也被保守势力迅速扑灭。资本主义真正的兴起和成熟并不是在欧洲的大陆中心区域，而是在欧洲的边远地区比如英伦诸岛。而巧合的是，在大陆另一端的东亚，资本主义也是最先在偏远的日本群岛上生根发芽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现在，全球霸主美国的地理隔绝程度举世无双。他的东面和西面都是浩瀚的大洋，北面是他的后花园——加拿大，南面是与南美连接的狭长地带。这种隔绝意味着美国极少受到外敌的威胁和侵略，事实上，自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本土就再也没有过较大的战争，谁也无法否认的是，美国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是他现在能建立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地处三大洲十字路口的中东地区现在依然有着“火药桶”之称。
　　很显然，文明社会到来之后，博亚兹的可接近性原理已不再适用。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偏远地区比中心地区更少遭到外来的威胁和侵略，在隔绝状态下更能平稳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另一方面，相对于成熟的文明中心地区，偏远地区更少受到制度上和文化上的束缚，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文明。
　　我们已经知道，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物质财富的累积，社会发展到饱和状态时就会遭遇到一个瓶颈，此时旧有的制度就成为束缚社会进步的绳索。这时就会催生新的技术突破和制度变革，这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唯一途径。这种社会制度交替的混沌状态就是萌芽状态。这一凤凰涅磐的过程是痛苦而分裂的，也是最虚弱、最易脆的，犹如新生的婴儿，朝气蓬勃却易夭折。而这种阶段也往往容易被外敌利用，趁虚而入。
　　中国在南宋时期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巅峰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南宋已经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饱和状态，已经到了技术突破和制度变革的萌芽阶段，南宋王朝的社会已经具有很多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前夜的社会特征。在很多西方学者眼里，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入侵，南宋很有可能引发一种爆炸式的革命，进入新的社会阶段，继续领先世界（详见《宋王朝》）。
　　为什么南宋没有成为“欧洲”？地理位置显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南宋没有西欧地理遥远的优势，他紧邻最凶猛的东部游牧部落，不仅如此，宋王朝没有长城的屏障，游牧民族的侵入非常容易。除了地理的因素外，另一个原因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南宋没有西欧那样成熟的军事技术，比如火器。火器的雏形——突火枪是南宋发明的，但还很粗糙，经过数个世纪的完善后在西欧成熟。南宋比西欧的工业革命早了5～6个世纪，对中国而言，资本主义萌芽来得太早了，中国还没有时间来完善他所发明的火器，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一新生婴儿的成长。而此后的明王朝又一次重复着南宋的轮回。
　　2【内部制度原因】从内部制度原因来看，有两个制度上的因素制约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前进的步伐，分别是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经济。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严重的打击挤压了新兴阶层的空间，甚至扼杀了新兴阶层的成长；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经济表现的恶果是，土地越来越细碎化，无法形成土地经营的规模效应，阻碍分工、抑制交流，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整个社会内外缺乏横向联系，社会体系不是网状而是一种垂直结构。
　　若再仔细揣摩，这两个制度上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同一个原因。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必须建立在小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上，小自耕农经济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为了建立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必须打击大地产、大商人这些帝国体制外的力量，努力建立平均主义、力量碎化的小自耕农经济；而这种小自耕农经济也非常有助于皇权对帝国机构的控制。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最频繁的词语：削藩、均田令和农民起义。三个词语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打击大地产，平均田地，建立分散的、碎化的小自耕农经济。
　　我们知道中国在西周时期是分散的诸侯制国家，经秦之后走上了中央集权之路，但此后也常有反复，只是经过后来各朝代的不断完善巩固才成熟。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走上了中央集权制度和小自耕农经济的道路。我们已经知道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相对于文明社会有着先天的不对等的军事优势，双方对战争的热情不同，战争的代价也不同（详见《文明进化论》中第一节《野蛮为何战胜文明》）。而中央集权制度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可以更顺利的从底层征收税收和物资，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抗衡入侵者，是缩小与游牧民族军事差距的有效手段。推行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一家。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欧亚大陆上推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几乎都围绕在欧亚大草原的周边。中国是最接近东部草原的文明，集权程度也最严酷；依次就是沙俄和东欧诸国，接近草原的沙俄一直是欧洲的另类，游牧民族出身的德意志则是军事建制的帝国。而欧洲西部英、法两国距离草原中心最遥远，政权的结构也最松散，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也起源与这两个国家。如果我们以草原东部部落为圆心，则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与其离圆心的半径基本成正比。仅仅是巧合吗？也许只有一种解释比较可信，那就是：凶猛的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迫使草原周边的国家不约而同的、不同程度的走上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就会发现内部制度的两大原因其实也可以归结到外部的环境原因（本章的“环境”包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讲，环境决定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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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理环境与历史进化论
　　亚里士多德说：“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有句谚语：“一方山水一方人。”西方哲学家的话和中国的谚语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方式的不同。如果继续推理演绎，则会得出以下的结论：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决定了文化的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制度的不同，并最终决定了历史进程的不同。
　　有科学家认为：在从古猿进化成人的过程中，也许某一个细微的环境变化都有可能中断、终止这一进化路程。也就是说，人类这种统治地球的万物之主的出现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其间充满着许多不可预期的、不确定的因素。事实上，大自然里每一个物种的进化都充满着偶然性，自然环境的每一个哪怕是细微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一些物种的灭绝，同时又衍生出一些新的物种来。对于生物进化论而言，必然性只有一个，那就是：生物的进化必然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
　　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历史上也是非常适合的。就像人类的出现具有偶然性一样，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欧也不一定就是必然的；与物种的灭绝和衍生类似的是，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也充满了环境（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偶然性；历史进化论的必然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进化必然是一个生产力不断提高，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从独裁专制到社会相对公平的过程。
　　从树上来到地面的古猿永远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进化成万物之主的人类；同样，曾经的蛮荒之地的西欧也不会事先就能预见到，有一天他会征服世界，建立霸权。这种进化过程是无意识的，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适应环境、避免淘汰、基因突变形成的结果，他决不是某位英明神武的帝王或伟人英雄站在高处振臂一呼就能形成的结果。
　　六、历史进程流程图
　　由于word里面的流程图无法在新浪网页上显示出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为好友，或者给我留下Email地址，我可以将本章的word文档与各位爱好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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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为什么写《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前不久，友人问我，为什么想起要写这样一本书？我答，是由于“百家讲坛”的缘故。友人哈哈一笑说，看来“百家讲坛”里的教授专家们对你的启发不小啊。我知道友人已经误会，但也只有笑而不答了。
　　小学时语文老师教导我，作文要有中心思想；中学时开始明白，没有灵魂的作品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大学时已经知道，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悲的。
　　我一直对古代的史官们心怀敬畏。因为他们虽然可能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而对历史作出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和结论，但他们始终坚持君主应当施行仁政，始终心系苍生社稷，始终关心黎民百姓，始终关心影响朝廷兴衰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始终对“天命”问题孜孜以求。从他们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一种信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浩然正气！
　　然而遗憾的是，在“百家讲坛”的教授专家们的身上（与历史有关的教授专家），我没有找到这种信仰，这种情怀和这种正气！他们一成不变的继承了古代史官“微粒式”的叙史方法和方式，却没有创新和发展。他们的眼界始终没有超出古人的范围，没有站到更高的起点，没有跳出古人的窠臼，反而将古人一贯坚持的信仰丢失了。
　　在他们的讲座里，有的只是对统治寡头的浓妆粉墨，对统治者驾奴之术的五体投地和顶礼膜拜；有的只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官场权谋和宫廷斗争，竭力展示历史上的阴暗面；有的以考证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历史细节为能事；有的只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以为将史籍通俗化也是研究。在他们的讲座里，看不到社稷苍生，看不到黎民百姓，看不到对历史发展和规律的思考，看不到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赞美和重视，看不到他们作品的灵魂，看不到他们的信仰，看不到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更看不到他们的正气。我实在不知道从他们的讲座里能够得到什么启迪，除了在自己的“图书馆”里增加了“知识”外，恐怕就只有个人的生存处世之道和钻营之术了。
　　可悲的是，“百家讲坛”在中国却红极一时，伴随着“百家讲坛”红火的还有《狼图腾》的流行，康熙的“再活五百年”，汉武帝的“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大地”，满是奴才哲学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和为官之道的《铁尺铜牙纪晓岚》。这些现象的流行表明了社会信仰的缺失：对武力征服的崇拜，对科学技术的忽视，对掠夺者的美化，对生产创造者的蔑视，对文明的否定，对蛮族入侵者的景仰。在西方，很多人都是侵略征服者的后代，但他们向往、敬仰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在自己写的历史书上毫不客气的将自己的祖先称为蛮族。正是这一点催生了文艺复兴，使他们摆脱了中世纪黑暗的束缚。在东方则恰恰相反，《狼图腾》中鼓吹掠夺财富的蛮族侵略者，诋毁创造财富的中原文明。听说《狼图腾》要出少儿版了，笔者对此很担心，因为这样很有可能误导少儿的价值观。从小的教育告诉我：创造财富是光荣的，掠夺财富是可耻的。
　　值得庆幸的是，在网上，我看到了很多有思想、有深度的有关历史的文章。只是这些文章或是因为过于偏激，或是因为作者知名度不高，不够资格上“百家讲坛”，所以湮没在泥沙俱下的网络之中。笔者深感可惜，忽然生出一种想法：以一根线索将这些泥沙中的珠宝一一串联以来，岂不甚好！这是我写本书的手法，也是本书的结构所在。
　　我始终认为：历史应当给社会以大智慧，而不是仅仅给个人以小聪明。历史应当给人以敬畏，给人以睿智，给人以精神，给人以信仰，给民族以灵魂，给社会以信仰，而不应该仅仅只有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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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吾深知前途漫漫、阻力重重，但吾愿穷一生之力，为之奔走呐喊！
　　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历史典籍连绵不断、浩瀚无际，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典籍。身为炎黄子孙，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此而骄傲。然而传统主流的中国史籍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以下主要分三点一一述之。
　　⑴单纯的执着于评述历史中的某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却忽视对历史进行整体的抽象和概括。这种评述历史的方法的不足在于，它使人迷失在堆积如山却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具体历史事件中，却不能跳出来把握历史的规律和轨迹。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我们专注于某一片树叶时，就可能对眼前的泰山视而不见。譬如将一部中国史比作一座巍峨的大山，如果中国史籍的研究只是专注于山上的砂石之类的枝节，而不是将大山看作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分析，那么将很难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因为一座大山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由砂石堆积而成，而且山上的砂石无穷尽，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一一研究，相反砂石之类的枝节内容越多，越容易眼花缭乱而迷失其中。
　　我始终认为：中国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由各自独立，彼此间缺乏普遍联系的大量历史事件堆积而成的；也不是简单的将所有朝代史或民族史合并而成的总和。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⑵过度浓墨重彩的叙述帝王将相和英雄伟人的历史事迹。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主流界的正史几乎等同于这些帝王家谱史或英雄人物的列传史。这极易给世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帝王和英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改变了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的长期熏陶衍生了国人浓重的伟人崇拜情节，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于某位帝王或英雄如何在关键时刻扭转了历史，而忽视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军事技术等各种因素。更重要的是：某一次战争的胜负，某一个家族王朝的兴衰更替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不表明改变了历史。科学技术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历史真正的进步。
　　⑶热衷于描述政治权谋和宫廷轶事，而忽视技术和制度的发展和变革的历程。这势必给人造成另一种错觉：即某一次具体的政治权谋或宫廷政变改变了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经过长期的熏陶也深刻的影响了国人的价值观，衍生出权力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看历史更多的是想从历史的权术阴谋中学到青云直上的“成功之道”，而不是出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忧患意识来从历史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笔者并不是想在此否定中国古代的史学家，相反应当感谢他们。因为以古人当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有更大的眼界和视野的。正如如果我们不能坐在飞机上就不能俯视高山，不能登上月球就无法鸟瞰地球一样。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宏观的、整体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大量微观的、个体的数据基础上的。一个数学模型的建立，必须要有大量的样本数据，古代史学家很好的做到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样本数据”，而这样丰富而庞大的“样本数据库”是西方历史界所没有并且为之艳羡的。应当反思的是我们当今的史学界的专家和精英，我们现在的时代已非古人所能比拟，我们已经登上了月球，我们已经走进了全球信息化时代，我们的视野已经无限开阔，我们已经拥有古人留下的丰富的“样本数据库”。然而我们这些史学界的精英们做了些什么呢？
　　只需将我们《百家讲坛》里炙手可热的所谓专家教授和西方的历史学家稍加比较就能一眼看出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以宏伟的视角，俯视整个地球的姿态来研究整个世界史甚至人类史时，我们的《百家讲坛》推出的却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康熙大帝》、《越王勾践》，为统治寡头粉饰太平，评功摆好；当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深邃的目光和睿智的语言来思考文明的产生、成长、死亡和蛮族与文明对立、冲突的深层次的原因时，《百家讲坛》推出的却是《明十七帝疑案》、《清十二帝疑案》、《正说清朝二十四臣》等等；热心的为这些帝王大臣们编撰家谱，同时考证一下其中某位帝王的血统疑案；当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降水量等因素来研究亚洲文明的多样性及亚洲各文明之间的区别性时，《百家讲坛》热播的却是《大太监李莲英》、《吕不韦》、《李斯》等，考证着他们仕途升迁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
　　如果以时间为坐标进行横向比较，毫无疑问，中国古典时代的史籍和史官们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于世界的，但是现在，不是我学术媚洋，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的是：我们现在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史学界了。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
　　（1）中国传统叙史方法有着它固有的缺陷。如前所述，它是以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为基本单元来记载和叙述历史，描述的是“点”而不是“面”，着重于“事”而不是“势”。显然这些“点”是以帝王和大臣这些统治阶层为代表的，这就不可避免的使中国历史典籍几乎沦为这些统治阶层的家谱史。
　　可惜的是，我们当今史学界尤其是《百家讲坛》里的专家教授思想保守，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他们就像曾经富贵人家里的二世祖，死抱着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不放，穷其一生来仔细揣摩，把玩祖宗留下来的每一样东西，自娱自乐。而从未想过走出门去看看，也从没想过跳出古人的窠臼，以一种新的角度来思考研究我们的历史。结果是，当西方史学家们开始以文明和地理板块为单元来研究历史时，当他们将人类历史抽象成历史模型时，当他们研究文明与蛮族冲突的根本原因，思考人类文明走向何方时；我们的百家讲坛却在显摆着某些英明帝王的丰功伟绩，考证着大太监李莲英、大贪官和珅和李斯的青云之路，津津乐道于某位帝王的疑似血统。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当西方学者已经通过样本数据库建立了数学模型时，我们依然像高考生一样迷失在题海战术里；当西方学者通过众多的物理现象概括了物理规律时，我们依然只能一次次的记载着某次物理现象的具体特征。牛顿早已经通过苹果落地的现象提出了万有引力，然而我们百家讲坛的专家教授们依然在讲坛上严肃的教导我们：某年某月某日某棵树掉下了几颗苹果，我们应当吸取这次历史教训，避免苹果下次掉下来！
　　（2）有人如此评价汤因比说：汤因比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史学家。这一点也基本普遍适合西方的史学家，比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罗兹墨菲，李约瑟等等。他们的著作中都闪耀着深刻的思想和睿智的内涵，这都源于他们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思考，对工业文明的忧虑，他们渴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找到答案，找到方向。其实我们古代史官也具备这种品质，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做到像现代西方学者那样全面的研究分析问题。应当批评的是我们当今百家讲坛的所谓专家学者，他们在继承了前辈们研究方法的同时却又抛弃了前辈的信仰，前辈的品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追思历史，展望未来”这一直是史学家的责任，然而百家讲坛里的专家们做了些什么呢？我始终不愿意相信通过百家讲坛里所讲的帝王驾奴之术，宫廷斗争，政治权谋能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找到答案，更不敢相信通过了解大太监李莲英的生平，和珅的家谱，考证吕不韦的血统，辨析诸葛亮的忠奸就能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找到方向。将百家讲坛里的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等等与西方的史学家相比，首先他们不是思想家，其次也很难称得上是史学家。以易中天为代表，与汤因比相比，与其说他是个历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茶馆里的一个说书先生。我承认易教授的《品三国》有着很强的趣味性和通俗性，事实上这也是说书先生抖包袱、吸引观众的一贯技巧，是百家讲坛栏目赢得收视率的一贯手段。然而文章以立意取胜，眼界决定了境界，只需这一点就决定了易中天的《品三国》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从根本上讲，《品三国》无所谓创新，只不过是将古人留下来的冷饭加点油盐酱醋重新翻炒一遍而已，思想性的缺失是《品三国》的最大的内伤，请不要以“诸葛亮是忠是奸”之类的伪学术命题来敷衍读者，因为这种无聊的命题除了增加饭前茶后的谈资外，根本无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博得读者一笑的历史趣闻，我们更需要的是能给读者思想的启迪、灵魂的震撼、睿智的思索的历史作品。
　　笔者也深知拙作《另一只眼看中国史》存在着很多缺点，很多论点还很幼稚，逻辑有失严谨，存在大量引用，转帖，甚至抄袭的可能。但它至少尝试着跳出前人的窠臼，尝试着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我们的历史。《另一只眼看中国史》摈弃了传统的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基本单元的叙史方法，摒弃了封建的“君权天授”，摒弃了皇权主义，摒弃了宫廷斗争，摒弃了政治权谋，摒弃了英雄改变历史论，摒弃了以一家之姓的朝廷纪元来叙述历史，摒弃了以武力的强大，征服的版图来衡量王朝的强盛和先进，摒弃了将朝廷的更替等同于历史的进步观点；转而尝试着从全局的整体的角度来叙述历史，尝试着从技术的变革、生产力水平、文明程度等角度来评论一个王朝的强盛和先进，尝试着从技术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历程来描述历史的进程，尝试着分析地理地形、气候特点、降水量、农作物的产量，周边民族等各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尝试着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
　　笔者在《另一只眼看中国史》中的尝试是抛砖引玉，旨在呼吁更多史学界的专家权威们，更多的历史爱好者的同仁们能够将目光投向到这段空白中来，对此更多一点关注。
　　我知道我在拙作中对当今的史学界的专家权威多有冒犯，而且几千年主流历史的熏陶使得国人历史观很难转变，我的观点在国人眼里也许过于另类，这也许将招来很多的冷嘲热讽。吾深知前途漫漫、阻力重重，但吾愿穷一生之力，为之奔走呐喊！
　　有志同道合者，有愿为我助威呐喊者，请与我联系交流。

兰花满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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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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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满山坡 发表于 2011-5-16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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