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念之《中国近代史》

拈花小和尚

居然有这个书摘分类（所谓书摘分类，最早好像是在转角发的）。争取每天翻一点，日有所得。

英国人变了

以前，零零散散看过一点近代史相关，张鸣的，杨小凯的（虽然他是个经济学家）。知道外国人在来天朝经商时吃的一些苦头。
虽然也很让人同情，难免还是会想，并没人请你们来的，天朝再不好，总没有强买强卖，更没打到国门上去强买强卖。
总是有利可图才来的嘛，一些条条款款麻麻烦烦不爽的话可以不再鸟他，走人就是。拿这个做理由发动战争，总还是侵略。
这个纠结一直到翻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原来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变了。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1.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既然有过这么一段“只好容忍”的时期，那我就释然了。
国家力量后来介入了，那还有啥办法？讲，讲不通；谈，谈不下；忍，忍不了；打，打得过。那就，历史翻开了新的屈辱的一页。

拈花小和尚

2020年的最后一天，日子还是那样过。热闹是别人的，我只希望吃个火锅，饺子也行。

马戛尔尼的来访

这一段不止一次看到了。算是英国在外交方面做出的努力吧。
毕竟对于商人来说，能和气生财就不要动刀动枪。
马戛尔尼就是带着这样的外交愿望来到了中国，朝见他们心目中无比开明的好皇帝乾隆。
希望两国可以平等相处，英商可以多到几个地方活动，可以缴纳清楚明白的关税，能有一个落脚地。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在第一个环节就卡住了，要不要行跪拜礼。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1.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帝把他当做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英国的外交努力没有坚持多久，乾隆帝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秉承“天朝”理念，绝不通融，在英国的好感度直线降低。这里面有没有大不列颠已经建立起了日不落帝国，清朝却在每况愈下，这样的原因呢？不好讲。但我是不相信“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弱国无外交，以什么自立呢？全都要屈膝投降吗？这是基于强盗逻辑下才有的想法。即使是丛林，也毕竟有一些规则在的。
有规则，就有外交的可能，谈判的可能。
清朝人不了解外界规则是必然的了，它自己有没有规则这回事呢？
蒋廷黻先生在这一节的最后痛心地指出，进行“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大机会，只需，“高度的改革”。

拈花小和尚

2021年第一天，所有的志向仍是虚设。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愿我的方向，是我所希望。

中英难免一战

阅读超过了笔记进度。想要摘录得太多，可以阐发的也有一些。可是再往回倒，就太拖速度了。
就让蒋廷黻那些好句子在书上吧，同好自会去读。
摘记做得再充分也不如直接去读原本。若说治史，这样看N手资料又是偷懒且无益的行为。我并无读原始史料的条件与耐心，自然绝无创见的可能。只是复述引用，偶尔感慨一二罢了。

中英战争的起因，根源自然在以当时的清制，英商无法在中国好好做生意。由此也生发了一些的论金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1.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看书友评论，有个贺卫方（想是教授）以此为佐证，抛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之论点。
我没有去百度他的言论，但想也不必急着跳脚。任何言论都是有它的语境的。因为教材编写的粗疏，这段影响至今的历史只是给出了定性和结论，中间的曲折是不大被普及到的。在科普扫盲的过程中，有措辞上的放大很可理解。不如此不足以表达“不争”之怒，责之切，不意味着对外献媚与讨好。
因为中英战争的起因，也有书友认为此次战争和后来的日本侵华是不一样的，英国想要的是市场，日本旨在亡我中华。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它分别了两种侵略的不同，一是以经济扩张为终点，一是以政治扩张为目标。
想到前些年都有人以被日本吞并为利，网上持任何主张实在都不足为奇。现在却是再看不到这样的言论了，不知是否网下也做到了灭绝。
回过来，因了英国与清的交往过程与态度，我倒也认同鸦片战争与日本侵华并非一个性质，英国起初无意战争的，战争只是最后的手段，可这也不妨碍他在战胜后要赔款要割地。
说到结果，我又要太认同蒋廷黻先生这句话了：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4.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这真是“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可是，我们都知道，对于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拈花小和尚

关于鸦片的争论

作为一个烟味敏感者，我厌恶我附近所有的吸烟人群。惶论吸毒！可是吸毒毕竟是个人的事情，是禁还是疏导呢？明星吸毒接连爆炸那阵，还曾小范围内交流了几句。
陆小曼吸食鸦片，是我每想起来便觉痛心的事情。《白鹿原》里，田小娥引诱白孝文吸食时，也惊心了一阵。毒品交易、毒品吸食，如何管理才稳妥，这是个难题。而晚清之时，这更直接关系到了国计民生。
鸦片的危害，是共识了。如何去做，当时分成了几派。

一、自己种植派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2.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

二、处死吸食派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2.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三、严惩烟贩派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2.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帝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

方法虽然不一，抵制鸦片的进口却是一致。那么，鸦片真得能禁吗？
难！吸食者（应该不乏权贵之势）的需求，各级官员的从中渔利，当时人尚没有考虑到英国的态度，便已意识到了禁烟的困难，但他们不说。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2.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

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不诚实的大毛病，概莫能免，包括林则徐。

拈花小和尚

本来想偷个懒，白天已发了一个了。但又想，还是早日完成为佳。拖个什么劲！

林则徐的羽毛

虎门销烟绝对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英国将这次战争称为通商战争，在他们看来，英国是为了取得正当的通商权益而发起的这场战争，鸦片只是一个引子。
那么，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怎么能得到英国政府层面的维护呢？这和义律有关系。义律是有官方身份的，它是英国的商业监督。在林则徐的严令下，英商只好将鸦片全部上交。
但义律从中倒了一下手。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3.东西对打

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面对可能的战争，林则徐做没做准备呢？做了。他重修了虎门的炮台，用铁链封锁了虎门口，并且认为英国人屈伸不便，没有多少战斗力。还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以为可以致外国人死命。他自觉极有把握，全国也都很乐观。
可是英国人竟没有在广州打，而是北上占领定海，接着到达天津大沽口。
林则徐的准备没有用上，后来又被道光帝嫌弃孟浪多事，终于革职查办。可是他在士大夫中的声誉极隆。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4.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国人在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正的林则徐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4.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真正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但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

在谪戍伊犁途中，林则徐致书友人，哀叹以清之兵力，与英对敌“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种揣着明白坚持唱高调的做法，在蒋廷黻先生看来，是视个人清誉胜过国事，不由大加责备。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4.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1842）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甚至在林则徐病逝时，仍不忘予以微词。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6.剿夷派又抬头

咸丰帝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借此保存了。

虽有讥诮之嫌，实也因为林则徐当时的声望虽隆，却虚弱不堪。
1850年5月，道光帝已经驾崩，咸丰帝主政。有个御史曹履泰上奏，说若请林则徐来京协办夷务，“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这种期望之下，林则徐的病逝，着实替他自己保住了名誉，且也替清政府维系住了最后一层颜面，戳破它，还要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拈花小和尚

换约风波

主和的琦善、耆英倒后，主战派又占了上风。
这主战主和谁抬头，似乎就看英国人打没打过来。没打过来时，主战派得势；打过来后，主和派上场。
主战的这二位，一名徐广缙，一名叶名琛。叶名琛因为主政广东更久，态度更硬，而更有名。他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锅者，战争失败之后，时人讥刺他为“六不总督”。面对外夷，不见不和不降，态度之强，无出其右。最后被英军俘虏，带往印度，饿死在了加尔各答岛。
1859年，《天津条约》签订一年后，英法代表到达大沽口，准备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文书。当时的形势很微妙，清政府对增开通商口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之类条款惶恐不安。这个惶恐原因，记得杨小凯文章里有提，无非是害怕外国公使不行跪拜礼，天威不存，被本国人瞧了去。清政府迫切地希望条约可以取消，同时又派僧格林沁亲王在大沽口布防。英法代表为防生变，也随带了海军。两相接触，英法竟败了。
僧格林沁这一胜利并没有给这时的清政府以军事信心，反而愿意接受《天津条约》。这可能也和当时国内形势有关，南方在闹长毛，太平天国正处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7.剿夷派崩溃

咸丰九年（1859）的冬季及十年（1860）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士绅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

有书友对此很不齿，评论曰“又一个攘外必先安内”。这句名言，我倒的确和人讨论过的，我的意见是要看站在谁的角度。以清政府的维稳需求来看，太平天国才是它的心腹大患。与英法媾和，弭平疥癣之隙，符合它的根本利益。
这个任务，交到了恭亲王奕訢的手上。

拈花小和尚

太平天国，蒋廷黻先生讲得很简略。几乎算一带而过。

洪秀全与曾国藩

这两个人的历史评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旧官方一个是匪，一个是完人。新官方一个为革命英雄，一个属反动的统治者。
洪秀全能成事，在我看来是一个谜。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2.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历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着耶稣教传教士的宣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

秀才都没有考中，也就是蒙童的水平。看网上流传的他写给后宫众多妃子的《天父诗》，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实是真受才华所累，在起事过程中也未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干或崇高的道德品质。难道真和他这个梦有关系？只能说天下苦清久矣。
而天下人的苦不独于清，这是旧社会的一个循环套。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1.旧社会走循环套

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过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疾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亦大大地长进。并且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在这种时候，即使一个神棍振臂一呼，可能也会应者如云。洪秀全的宣传词也戳中了一部分的high点：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2.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对象。

他排满，吸纳了许多三合会（天地会的别名，也有称是分支）分子，可称种族革命。他大梦一场，创拜上帝教，可称宗教革命。社会革命方面呢？太平天国是号称男女平权，并且有《天朝田亩制度》的，但从事实来看，这些都只是虚设。
洪秀全的最高理想，大概还是改朝换代而已。
历史上自有他的位置，但对当时来说，他最大的推动好像还只是引出了一个曾国藩。

楚心兰

学习学习

拈花小和尚

曾国藩训团练

曾国藩组织团练创建湘军，纯为了对抗太平军。清的正规军战斗力也太渣，没办法，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就这样成为一时之重。
曾国藩有多爱大清，这个不好判断。但他肯定爱名教。与废孔教、坏庙宇、毁偶像的太平军，势不两立。曾国藩的特别之处，不仅将孔孟之道作为自己的人生圭臬，还用以武装湘军的精神。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3.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点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

也正因此，当湘军渐渐扩大的时候，曾国藩感觉到队伍不好带了。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4.洪秀全失败

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强。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

蒋廷黻先生尤为感叹的是，曾国藩的湘军开私有军队之先河。以后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皆秉湘军精神。并据此割裂国家，阻碍统一，祸根实在湘军。
先生这本书写于1938年，他所谓的私有军队都是指个人拥有军队，党派拥有军队算不算私有呢？几年之后，有关军队是否国家化，如何国家化，仍没有达成有效协议。历史在特定的背景下，做出了特定的选择。

拈花小和尚

只学技术是不行的

改革之难，每一设想便忍不住气馁。也许要亏了洋务派们一开始并没有好高骛远，或者说高瞻远瞩。以为只要学一学西洋的军事技术便够了。

《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但改革，从来不是只芟翦枝节便可以的。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2.步步向前进

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洋务派不够彻底，可是恰恰因为他们的不彻底，他们才还能做一点事情。裱糊的工作虽不能替晚清遮挡风雨，总比之前看着气象似新些。若想将梁柱全换过，地基再夯实，这样的大工程，实不是当权者所堪承受。更会遇到时人的攻讦抵制。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3.前进遇着阻碍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

这个社会，包括一般的士大夫阶层。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3.前进遇着阻碍

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做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

也包括当时的民众。蒋廷黻先生甚至说：“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
这样的一团乌糟之下，偶或有清醒之士，也只在铁屋子里徒自悒郁而已。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3.前进遇着阻碍

继郭嵩焘做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但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做事，不久就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