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少年执手●相约白头

重剑无锋

　　很早就知道杨和戴；近日看书，凑巧得很，他们的名字一周看见三次。不由想起关于他们俩的一点历史，所有的悲欢离合、缘起缘落简直堪比一部传奇大片，有点荡气回肠的意思。于是决定写下来，纪念我与那些书、那些人，一起走过的日子。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４０～９０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更是一对惊才绝艳、绝无仅有的夫妻翻译大家。熟悉他们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水浒》、《红楼梦》、《鲁迅全集》，以至现当代文学作品等百余种，蜚声海内外。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合作被誉为珠联璧合、不可替代。不过光看名字可能没多少人有兴趣，还是看看俩人的合影，相信会多出些联想——

新婚：1941年摄于重庆

　　在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前，我已经看过一些他们的译作。资料里都把戴乃迭称为戴乃迭先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位女士，当然更想不到是一位英国淑女。俗话说，鸡蛋好吃也不用追究母鸡的卖相。从这点说，看他们夫妻的译作就够了。可是人的好奇心总是特别调皮，当我偶然看到他们的照片时，终于生了一探究竟的念头。我承认，这一点上我是完全不能免俗。

留学：英国湖区

　　先来说说杨宪益先生——一位“阴差阳错”成就的翻译大家：1915年生于天津，21岁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40年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解放后53年调至北京外文出版社，开始了长期稳定的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作为主要译者和实际主编，杨、戴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自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戴乃迭女士，英籍汉学家。原名Gladys Tayler（婚后改为Gladys Yang／格莱迪丝·杨）。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1918年戴生于北京，在中国度过6年美好的童年后随父回国。在杨宪益34年赴英留学期间，与之相识相爱。41年俩人返回中国、结为夫妻，并共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不仅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文革”中无辜遭遇4年牢狱之灾，99年因病去世；在去世后出版了自传《我有两个祖国》。

　　除了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罗兰之歌》《卖花女》等译成中文之外，俩人主要还是中译英，合译的中国作品涵盖了整个中华历史时期、几乎所有文学种类。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严谨的治学之道，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只要看到他们的著作，任何人都会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　古典叙事文学：全本《红楼梦》为其代表，还有全本《聊斋志异》、全本《儒林外史》、全本《老残游记》，以及　　《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中国古代寓言选》《不怕鬼的故事（六朝至清代志怪　　小说）》《志怪选》……

●　古典诗文、文论及文学史：《乐府》《诗经》《楚辞》《史记选》《资治通鉴》《唐诗》《宋词》，以及冯沅君+　　陆侃如《中国古典文学简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文心雕龙》节选……

●　传统戏曲剧本：以《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为代表，以及近代京剧《打渔杀家》《白蛇传》，川剧《柳荫记》　　《临江亭》《拉郎配》，昆曲《十五贯》，评剧《秦香莲》，晋剧《打金枝》，闽剧《炼印》，粤剧《搜书院》…

●　现、当代文学：以左翼与解放区文学作品为主，最重要的应属《鲁迅全集》。还有《青春之歌》《红旗谱》《太阳　　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边城》《湘西散记》；郭沫若话剧《屈原》，歌剧《白毛女》《刘三姐》，撒尼长　　诗《阿诗玛》，李季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按规定样板戏翻译不　　署名）；张洁《沉重的翅膀》《爱是不能忘记的》、古华《芙蓉镇》《塔岭及其它故事》、邓友梅《烟壶》、张贤　　亮《绿化树》、王安忆《流逝》；《龙的传说》……

●　外国文学作品：《荷马史诗》《罗兰之歌》《卖花女》《萧伯纳戏剧选》《地心游记》《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CAE　　SAR AND CLEOPATRA》《近代英国诗钞》《圣女贞德》《古罗马戏剧选》《凶宅／孪生兄弟》《牧歌》……

　　★　少年意气

弱冠

　　杨宪益少时家境富裕，小时候曾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父亲是当时天津最杰出最富有的资本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母亲在生他之前梦见一只老虎跳进肚子，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来会很不错，但他是凶星，家里会死很多人，第一个死的将是他父亲。果然，他五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遗憾的是，这只是预言的第一次应验。

　　幼年的杨宪益在家里念私塾，获得了优秀的国学教育。才11岁，就阅读了数量可观的古代笔记小说，以及明清通俗传奇和长篇小说。后来又大量购买阅读了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甚至连书商专门送上门的侦探小说和色情文学也不放过。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已经到了贪婪的地步。12岁进教会学校。虽然从不好好念书，却总是考第二名。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英法文教育，他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高中期间通常每天或几天读一至两部，几乎读遍了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和诗人的作品！

　　34年高中毕业，杨参加了燕京大学考试，因成绩优秀，学校破例让他跳一级，入学就从二年级读起。可他却更想上清华和北大。正在准备这两校联考时，中学英国老师郎曼先生找到他家，提出愿意回英国度假时带他去伦敦。家里本来不同意，鉴于杨喜欢上了他13岁时的家庭女教师徐剑生（补习英语和数学，当时30来岁。正是她带给他最初的、扎实的英文功底。杨曾拿她名字开玩笑，用“徐剑生”作上联，下联对了个“快枪毙”），为了避免出丑闻，终于决定让他出国学习。

　　★　牛津求学

　　到了伦敦，郎曼先生为杨找了很好的希腊文老师。花了两年时间，他刻苦用功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还到欧洲各地去旅行。36年，终以优异成绩于考上了牛津莫顿学院（当年去剑桥的中国人更多，因其注重理工科，中国人多去那儿学科学，而且也更容易考上），同期的学友包括向达、吕叔湘、钱锺书、杨绛、杨人楩。那一年杨宪益刚21岁。在那里，他结识了美丽的英国女孩Gladys Margaret Tayler——就是后来的妻子戴乃迭。他们经常一起玩、一起划船，戴还参加过牛津和剑桥每年举行的划船比赛。单纯的戴说话很直率，因为父亲和幼年的原因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在接触中，她发现这个眼睛细细、

不群

举止斯文的中国朋友不仅是个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慢慢的，戴乃迭深深爱上了他，后来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并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

　　上中学时，杨读到由福建人林文庆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离骚》，觉得诗译得比较死板，还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到牛津后才发现屈原的《离骚》和英国18世纪的诗体有相像之处，出于好玩的心理，他用英文的英雄偶句体把《离骚》翻译了出来，其实也是为了向牛津的老师显摆一下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这可能是他最早的翻译工作。

　　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他收到两封邀请信。一封来自哈佛大学，邀请担任中文助教，以继续学习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他回绝了好意，说老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必须回中国做点事。另一封是西南联大的聘书，聘任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原来是沈从文和吴宓听别人说起并看了他在高中写的诗之后，热心向校方推荐的。

　　杨先生问女友Gladys：“我们不是一块到美国去，而是到中国内地。我是预备回去受苦的，你受不受得了？”戴还是坚决地说要一块儿回中国。很快，他要娶一个外国女子的消息传到国内，杨母病倒了，亲戚一片反对声。当时普遍认为，这样生出来的孩子没有人要。同时，戴乃迭的母亲也坚决反对女儿的决定。她用非常严厉的话警告戴，如果坚持结婚，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甚至预言如果生下来是儿子也会自杀的。

　　然而，杨宪益还是同年仅21岁的戴乃迭一同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程。1941年2月16日，他们在重庆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那张两人身着唐装的结婚照，不知羡煞了多少代人。

　　★　翻译事业

联剑

　　刚回国的生活非常辛苦，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期间，杨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儒林外史》《阿Q正传》。

　　那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实秋。过去翻译委员会主要是从事英译中的工作，然而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文外译始终式微，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想开辟一个新领域——把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于是挖角聘请了杨戴夫妇。

　　梁实秋听说杨的兴趣是中国古代史，便建议他翻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由此开始了翻译生涯。才三年时间，俩人就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36卷。可惜1949年解放以后，人事更迭顾及不到它，再无人提及。80年代，杨索性把全部手稿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

　　1952年，北京一纸调令调他们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学术界的老朋友都极力劝他们留在北京，尤其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刘尊棋，拼命拉他们加入，说要搞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社，不过是有系统地对外介绍中国的文化，这一点终于打动了杨先生。

　　加入外文社的《中国文学》杂志之后，夫妻俩就计划选译150种古典文学名著，从《诗经》直到清末文学；再选译100种当代文学，从鲁迅到当时。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这其中杨翻译中国古典作品多一些，戴乃迭则独立译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现当代作品。

　　★　红楼译梦

　　在外文社工作期间，杨认识了文化部部长周扬。周得知他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问：“《荷马史诗》没人翻译，你为什么不翻译？”结果就把杨调出来翻译《荷马史诗》。译完《奥德修纪》后，外文社认为也应该帮自己社做点事情，于是让杨翻译《红楼梦》。其实杨不喜欢看《红楼梦》，小时候读《红楼梦》只读了一半。当时一位汉学家英国人大卫·霍克斯，也在翻译《红楼梦》，已经翻译了两年多了。他译出的版本用的名字是《石头记》，为了以示区别，杨就用了《红楼梦》这个书名。他们翻译的过程通常是杨翻译初稿，交给戴加工，她费的力气有时更大。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就是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杨宪益夫妇的“中西合璧”终于让宝黛的爱情故事为西方人所知、所懂、所爱。

　　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文化界人士，曾经问他，《离骚》也能翻译吗？杨先生当时回答得很简单，一句话：“主席，什么都能翻译。”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译的。他说翻译其实“很简单，翻译就是从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回事。你要是原文读懂了，翻译成外文都没错”。可是他没有说，要把“原文读懂”，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象《红楼梦》，有几个人敢说读懂了？在这方面，杨宪益是很值得自傲的；他也从不讳言自己“读得懂”，这让我尤其喜爱。从他高中毕业就大胆翻译了《离骚》，就可以看出他身上具备的才华和大多数中国文人没有的豪迈态度。此外他们翻译得快也是出了名的。最快的时候，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只用了一个礼拜。这完全得益于杨老的高深学养——拿起线装书就直接口译，戴先生则飞快打字，然后再共同修改。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例子：著名学者李治华与夫人雅歌２７年翻译《红楼梦》，不过这是法文版。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出版一套《东方知识丛书》（又名《世界文学名著》），李治华应邀参加了这项工程翻译《红楼梦》，没想到这部书让他付出了27年的心血！他用10年时间译完初稿，又用了17年时间完成校改清样、写序言（60多页，等于一篇红学论文）、作注解（90多页）、加人物（400多个）姓名对照表、地名表（100多个）等。这期间李就读中法大学时的导师“中国通”安德烈·铎尔孟一起讨论、切磋，夫人雅歌初改、校对。直到1981年，法文版《红楼梦》终于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付梓，此事立即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李治华动手翻译《红楼梦》时才39岁，而当法文版《红楼梦》面世时他已66岁了。如今，4200多页的《红楼梦》法文翻译手稿收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当然，我不是说杨译高效李译拖沓，这里涉及英法文差异等许多因素。比如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求快，杨戴翻译也不例外；而李雅在法国治学，则无疑可以从容许多。即便用了２７年译完，仍然是一件庞大复杂的工作，是绝大多数人不敢尝试的巨大工程。不过在这样的对比下，杨戴译的成果尤其显得珍贵难得。

　　有趣的是，李治华的夫人雅克琳·阿蕾扎伊思也是他的同窗，婚后李借《诗经》字句为妻子取中文名“雅歌”。也是夫妻俩共同完成了法文版《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这和杨戴伉俪何其相似！

　　★　熊猫出世

　　“文革”结束后，西方书籍突然在80年代的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大家又开始讨论弗洛伊德、普鲁斯特、艾略特，讨论意识流、虚无主义。而77年杨戴重回《中国文学》时，该杂志的大部分文章、小说和诗歌都是垃圾，没有任何价值。作为振兴杂志和中国文学的重要步骤，杨先生提出并出版了“熊猫丛书”——一套英文版的全景式中国文学大全。丛书名字的由来还要说到当时英国的“企鹅丛书”：因为销量很好，大家纷纷仿效出版以“P”字开头的丛书；杨先生说“熊猫（panda）”也是以P字开头，而且是出版中国的文学精粹，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结果出了一百九十多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有“五四”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古华的《芙蓉镇》；也有古典文学作品，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刘鹗的《老残游记》。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价格便宜、容易翻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如今在外国许多大型图书馆里，都能看见这套英文版的熊猫图书。


　　可惜的是，如今因为种种原因，不仅“熊猫丛书”消失了，《中国文学》也停刊了。

　　杨先生说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作一个翻译家，现在也不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来，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但是无意中到了编译馆，就变成翻译家了……很多都是别人要我译的；我自己选择译的也有一些，比如周作人、周树人的作品，比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那些才是我真正喜欢的。”

　　治学之余，杨先生也写作了学术小品《译余偶拾》《一本书和一个世界》、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白虎星照命》、诗集《银翘集》等。

晚年：阳光下的微笑

　　★　灾难重重

　　戴乃迭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挚爱的丈夫和翻译事业。她对金钱也毫不在意，为了配合杨宪益凑足4万多人民币捐钱买飞机，她卖掉了母亲和婆婆给的所有首饰。却因为自己的外国身份经常遭受无端的猜疑。解放前，工作单位怀疑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解聘了她；解放后，又因此多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尽管她从不过问政治，但“文革”开始后，他们俩都不能幸免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由于被怀疑是英国特务，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

爱子：杨烨

　　1972年，度过4年监狱生活的杨宪益夫妇被相继释放回家。不久，他们恢复了翻译工作，杨宪益开始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的执行副主编。而此时，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家庭。杨氏夫妇育有三子，“文革”中大学毕业的长子分配到湖北一工厂，二女均下放农村。“文革”结束，杨宪益夫妇把子女陆续接回北京。没想到，在他们坐牢期间，儿子杨烨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而患了精神分裂症。他因为是英国人被诬陷为特务，于是他干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说中文只说英文，不愿意在家待着，总往英国大使馆跑。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然而为时已晚，最终一年后自焚身亡。 

　　早年算命先生和母亲的预言一齐应验了！儿子的去世，使戴乃迭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杨骨子里与生俱来带着能化解困境的老庄思想，戴乃迭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她要求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显然让她想不明白。但她仍然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从此夫妻俩每日形影不离。他们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送了人。坎坷的人生和深重的磨难，从未改变过他们正直的品格和忧国忧民的胸怀，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涯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艰难曲折路程的一个缩影。

回忆录外文写就、意大利初版；旧体诗集《银翘集》香港初版：“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

　　★　鹣鲽情深

　　杨先生经常开玩笑，说戴先生喜欢的不是他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戴乃迭汉语讲得不很好，也常怪罪于杨老英语讲得太好了，两人在一起总是讲英语。1989年，戴乃迭病重。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戴逐渐失忆了，动笔写了一部分自传也停下。然而99年11月18日，戴先生还是离开了人世，似乎又响应了算命师的话。她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配着一直珍藏的戴乃迭画像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2004年7月杨先生在北京什刹海小金丝胡同的家里接受访问，提及这一点。

记：这杨宪益总和戴乃迭放在一起的？
杨：是。
记：她去世之后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杨：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头了。90岁，该告终了
记：是因为你夫人不在你身边了？
杨：对。
记：她在你身边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想？
杨：那也许再活一百岁……

　　从1940年随杨宪益来中国后，除了因公出访，戴乃迭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60年来，她从没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她把一生献给了爱人和她的第二祖国。每次想到这些，都让杨先生感到无限怅悔。自从妻子不幸离世，杨宪益放下了手中的译笔，谢绝了与朋友的来往，他的生命也仿佛凝固，活在对戴乃迭的思念和对往事的追忆中。每天一包烟，陪他看电视，看日光恍惚从暗到明再从明到暗。“怕什么呢？都这么老了。”回想当时选择翻译工作并非刻意，有梁实秋的促成、也考虑到可以跟夫人一起工作。偶尔听到别人对他一千多万字的译作高山仰止，他总说没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书也全都送人了，几乎一本不剩。只有记忆伴随着他，带有太多骄傲与遗憾、牵挂与思念的记忆，那是连死亡也不能隔断的～

　　还是用杨宪益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他们一个世纪的爱情故事吧：“戴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重剑无锋

一、20岁以前

　　生在富裕人家的幸福，莫过于少年时代有书读吧。台湾最受尊敬的十大企业家之一的张忠谋，少年时代家境富裕，母亲为独子买书，一买就是能摆满一个书架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文库”！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本身就是大学问家，家里有的是钱锺书要读的书：少年时代，家里就有一套《四部丛刊》，规模也真够大的了；原版的英文名著也有许多,甚至还有一箱林纾翻译的小说。

　　然而，钱氏张氏的富足，若与杨宪益的家境相比，真是难以望其项背。杨宪益小时候曾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父亲是当时天津最杰出最富有的资本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照说，豪门望族的子弟，不必也无须选择读书、写书的人生道路；毕竟，这条充满荆棘的路，是孤寂、沉闷而坎坷的。

　　可是，有的人，天生就是读书的种子！

　　12岁之前，家里为他请到了一位优秀的学者教他国文，当然，是从儒家精典和古代作家作品开始的。当他的古诗写的和老师一样好时，这位老师非常欣慰。老师该下课而离开杨宪益时，留下几卷自己写的诗，送给学生作为纪念。

　　才十一二岁，杨宪益已阅读过数量可观的古代笔记小说，以及明清通俗传奇和长篇小说。

　　五四运动前后，杨宪益常由家里一名年轻仆人陪同，坐包车到天津当时出现的许多家新式书店，购买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的大量著作，甚至购买了许多书商专门送上门的侦探小说和色情文学。当时，杨宪益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已经到了贪婪的地步。

　　杨宪益上的中学，是天津新书书院，由伦敦一家传教士团体创办的。他在英文课程里早就学到了罗斯金、哥尔斯密、艾迪生、斯威夫特和其它作家的一些散文，以及沃特·司各特、华兹华斯、格雷、雪莱、拜伦和济慈的一些诗。但是他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主要来自阅读课外书。当时天津法租界里有一家专卖外国原版书的“秀鹤书店”，而杨宪益每隔一天就要到书店浏览一番，买上几本新书。最初他读的少儿读物有：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刘易斯·卡罗尔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巴利的《彼得·潘》、斯蒂文生的《金银岛》、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并觉得莱德·哈葛德的冒险小说趣味无穷，后来又读了大仲马的许多历史传奇，从《三个火枪手》到《铁面人》直至《波赫多斯的儿子》。

　　上高中后，由于从小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家里早就为他请了专职的英语和法语教师，他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了。通常是每天或几天读一至两部，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和诗人的作品几乎已经读遍了！

　　他高中毕业前往英国留学时,先乘船到加拿大和美国游历。当时他已经读过马克·吐温的小说,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阿尔罕伯拉》和埃德加·爱伦·坡的许多作品，而他在旅途中仔细阅读的作品却是Ｄ.Ｈ.劳伦斯的两部旅行散文：《意大利的黄昏》、《大海和撒丁岛》。

　　杨宪益是1936年秋季进入英国牛金津大学的。之前，他在伦敦已居住了两年。两年来他除了到欧洲各地去旅行，就是刻苦用功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凭借家庭的富裕，他完全可以像同学李亚福那样：一到伦敦就去追歌女，或沉迷于网球戏剧之中。也许会走他父亲的老路：留学日本时不好好念书，做一名浪荡公子，把大部分时光消磨在艺妓身上。

　　然而，杨宪益却宁愿把时间用在读书上。罗素广场、契林十字和托特姆院附近的旧书店，是他经常盘桓、光顾的去处，常常要买来一大堆书。只要手头上有的，他什么书都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博格森、巴克莱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有弗雷泽的《金枝》等一些人类学著作、希腊神话、宗教书籍以及古代历史、文学典籍。这段时间，他不仅读过英译本《马志尼全集》和《海涅全集》，已经能读懂法文，至少已读过法国作家勒南的《耶稣传》、比埃尔·洛蒂的波斯游记《走向伊斯法罕》和《儒勒·凡尔纳小说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在巴黎，他还真听了几位著名法国汉学家譬如马伯乐和格格拉奈等人的讲座。

　　杨宪益已经成了一条真正的蛀书虫！

　　若探讨杨宪益与书的渊源，他在书的版本上是有很精到的感悟和发现珍本书的机缘的。然而，他没有成为阿英书话、晦庵书话、姜德明书话、吴兴文藏书票之旅的作家，因为他的才气太大了。上帝派他到凡世走一遭，是让他担当大使命来的：用英文翻译《红楼梦》，翻译《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翻译鲁迅的《呐喊》《彷徨》，翻译郭沫若的戏剧《屈原》……实际上，他才20岁时，对于图书版本的独特感受，已非同寻常：

　　我记得，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对收藏一些原版书发生兴趣。一天晚上，我在回家途中离开地铁站，走进罗素广场附近的一家旧书店，在一个角落发现一本薄薄的诗集。标价才三便士，我买下了。这本诗集名叫《莱拉》，书上没有作者名字。它是1814年前后匿名印行的。我觉得这篇诗歌似曾相识，决心弄清其作者究竟是谁。后来我得知这是拜伦早期诗作之一，初版竟只标价三便士！我高兴极了。从此以后，我会偶尔走进去找找有没有英国的初版书，希望能有更多的意外发现。我收集到几种19世纪的初版或第二版书籍，一本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一本是雪莱的，还有几本稍后的英国诗人的作品。（《漏船载酒忆当年》38页）

　　发现三便士初版珍本书时，是1935年。正是这一年春天，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牛津大学不仅是英国最好的大学，默顿学院也是诸学院中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由于当年进该学院的亚洲名额仅有一个，并早就给别人，杨宪益还得再等一年，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了。

二、劫难

　　杨宪益在伦敦一住就是六年。他就读牛津大学，比当时稍前稍后的同学向达、吕叔湘、钱锺书、杨绛、杨人楩等更长，读了整整四年，拿到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可是，最后两个月，由于家庭破产，不能再寄钱给他，年轻的富家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穷人！

　　然而，帮他度过难关的还是书。

　　幸亏六年来杨宪益买了大批量的书，其册数虽然无法准确计算，但是现代藏书家鲁迅、宋春舫、唐弢、巴金、范用等大家的收藏，都是无法与其媲美的，因为杨益宪把伦敦买的书大部分都卖掉了，仅剩下决定带回国的书籍，只有很小很小一部分。这很小的一部分，也装满了七大木箱！

　　当时牛津校园有家叫布莱克威尔的书店有一项很完善的制度：大多数学生在离开牛津前总要卖掉一些书，布莱克威尔书店就折价收购。卖书人通常总能收回书价的三分之二。于是杨宪益把书都卖给了该书店，收回的款子刚好维持他在英国最需要钱时的最后两个月的支出。

　　本来，书与主人的分离是件很痛苦的事。胡适最终也未能见到他在北京的藏书，晚年总是魂牵梦萦。然而，此刻的杨宪益已顾不得了，因为他刚刚与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订婚，并要带她返回中国。她，就是戴乃迭，牛津大学他的同学，也是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高才生。

　　本来，这仅存的七大木箱书籍，是于1940年秋天由海路从伦敦托运至香港，然后再回到祖国。可是，战火频仍的年月，这七大木箱书籍一走就走了整整六年，才托运到重庆，再次与主人见面。

　　这批书的命运，首先在香港逃过一劫。当时，太平洋战争已打响，日本军队就把这批书统统扣下，并在每本书上都加盖了戳子，上面是日文“杨的藏书”，可是有位关键人物，拯救了这批书，他就是杨宪益的老朋友伯纳德·梅格。

　　伯纳德本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杨宪益亲密的同班同学，是他把刚进牛津大学不久的戴乃迭介绍给了杨宪益。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在大学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尽管当时伯纳德正热烈地追求戴乃迭，班上许多同学也都以为戴乃迭是伯纳德的女友，但实际上她更喜爱杨宪益。当杨宪益和戴乃迭相互倾吐了爱慕之情后，当晚，杨宪益就很有君子风度地将此事告诉了伯纳德。伯纳德显得非常伤心而在大学最后一年里尽量避免和杨宪益、戴乃迭在一起，并没有参加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订婚早餐会。之后，杨宪益再也没有见到他。

　　伯纳德离开英国到了香港大学教书，并且成绩辉煌，当上了注册主任。伯纳德和杨宪益重新恢复联系，已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正是老同学设法在香港找到了杨宪益的这一批书，并把它们安全地寄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杨宪益正供职于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并接替梁实秋的职位，任该委员会主任。当时，抗战一胜利，梁实秋、老舍等匆匆返回北平，而长江下游又是日本投降后大家都渴望回归的地方，杨宪益与戴乃迭便选择了南京。

　　一直等到1946年夏天，杨宪益和戴乃迭总算可以动身了。他们带着两个十分幼小的孩子和行李，登上编译馆费尽千辛万苦雇来的一艘木帆船。编译馆当时仅仅是一个学术机构，在国民党政府机关里根本排不上号，当然得不到更好的交通运输工具。所有像样的舟船、飞机、汽车都被征用而遣送国民党官员和有官方背景的人物去南京了。经过长达一年的协商，编译馆只能雇到两三只木帆船。由于船上人满为患，每个人只能占有一个极窄小的空间：只能躺着，连动也不能动。

　　到了南京，扬宪益才得知，他们后面那艘载着他大量书籍和其它物品的木帆船由于起火而沉没了，七大木箱书籍在这场船难中毁于一旦！而这批书到达重庆时，杨宪益仅打开一两箱，拿出很少一些书带在身边，至今他书架上还有几本盖着日本戳子的书，算是对那灾难沉重的中国，永久的纪念吧。

　　杨宪益完全可以躲避这场灾难的。凭他和戴乃迭当时两份教授的薪水，他们完全可以雇佣更好的交通工具。谁让他当那个该死的主任，谁让他要接替梁实秋走后的空缺，要与整个编译馆同仁同甘苦共患难？

　　杨宪益完全可以躲避这场灾难的。英国大使馆武官阿德里安·康威·伊文斯曾是他们的朋友，并多次劝告，让他们全家坐武官的吉普车回南京，可是，杨宪益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抗战八年，中国多少精英的大量藏书毁于一旦啊。日本鬼子打进南京城，赵元任刚刚盖起的新家——蓝家庄24号毁于战火。当新华银行经理徐振东从南京撤退到后方，将这一消息告知赵元任夫妇后，赵元任彻夜未眠，他最痛心疾首的是祖上和自己多年藏书——共摆放了七间房子的藏书，永远无法恢复了。

　　郁达夫数万册精藏毁于杭州。

　　钱穆当清华大学教授五年而在北京购书五万册、约20万卷，是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于此”（《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也于抗战中全部失散。

　　陈寅格的所有藏书和部分手稿，终因颠沛流离，散失殆尽，甚至有弟子在越南河内旧书摊上购得老师旧藏一两册而归还主人。

　　然而，此刻，抗议战争毕竟胜利了啊，难道中华精英们的藏书，还不能逃脱劫难吗？

重剑无锋

杨宪益去世前一个多月，小侯带着我和几个朋友去探望了这位“老顽童”。在北京后海银锭桥边胡同深处的一所住宅里，95岁的杨宪益思维敏捷，烟不离手，屋内的摆设十分简单，墙上挂着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的照片，桌上摆着当天的报纸，杨宪益告诉我们自己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每天看报纸没什么问题。杨宪益嗜酒，医生对他有禁酒令，可他却笑呵呵地说：“喝几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那天，小侯说起想给杨宪益添置一台新的DVD播放机，并向他推荐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杨宪益摆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

后来，我才知道，2006年秋天，杨宪益就已经被查出身患癌症，他自己却不怎么在乎。

杨宪益去世那天下午，我辗转得知消息，发短信给小侯，很快，小侯确认了这一消息。

小侯是搞音乐的，二十多年前从台湾来大陆，偶然认识了杨宪益，1983年，一位在北京留学的澳大利亚学生把小侯带到了杨家，从此，小侯就经常去和杨宪益聊天，有时还赖在那里直到深更半夜也不肯走。他们相差41岁，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1980年代，“混迹”于杨宪益家的还有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大使、专家，也有杨宪益的老朋友们——194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曾在重庆搞过一个“二流堂”，后来随着大时代的变迁而搬到了北京，从重庆“二流堂”到北京“二流堂”，杨宪益始终是其中一位并不怎么活跃的成员。“文革”期间，“二流堂”成了“反革命俱乐部”，堂中成员后来的命运遭际各不相同。

“文革”结束后，老朋友们又开始互相往来了，杨宪益把自己家的聚会戏称为“新‘二流堂’”。台湾来的小侯则成了“新‘二流堂’”的重要成员之一。

杨宪益家的新“二流堂”

我1983年一回来就认识杨老了，住在杨老家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谁愿意的话都可以住杨老家。戴乃迭是英国人，说英语的留学生经常到他家去。他们家房子比较多，外文局分的，加起来有五个房间，那时候部长也就只有三套。我从台湾过来，这边的文化官员不知道怎样跟我打交道，他们说他们的，我说我的，沟通不了。我见到宪益后，就觉得还有人说话我能听懂。

当时文艺界为欢迎我到北京开茶话会，他们请宪益来讲话。他说：“小侯是从台湾来的，我们这里的事情他不一定能懂，他也不需要懂，反正他是作曲的，就只作曲吧，就像我是喝酒的，我就多喝酒。”

在1980年代，杨老是我们了解海外消息的一个重要渠道，他每天听国外的广播，像BBC之类的。有一天我们去他家，杨老和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呀，里根死了。”那时候，里根还在台上呢，大家就很惊讶，杨老乐乐呵呵地说：“嘿嘿！今天是愚人节。”

去他家的是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大使、外国专家，还有他的一些老朋友。我最常在那里碰到的是黄苗子、郁风、丁聪，民国时期，他们在重庆搞了个“二流堂”。后来的这个新“二流堂”，因为原来的堂主唐瑜搬到香港去了，而那时候我有车，也最年轻，所以，他们有什么需要都是我在跑来跑去。

新“二流堂”的这些人就说：“唐瑜不干了，小侯干了。”就这么成立了新的“二流堂”。

只要我在北京，每周我都至少去一次，在他家吃饭，我负责采买。他们家有一个老保姆，很会做饭，尤其会做金华火腿，所以那时候每隔一两个礼拜，我都会去买一只金华火腿。

有一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使跟他的夫人来，杨老刚从东北回来，带回了一个驴鞭，切成一节一节，拿给我和这些外国客人。那些人不讲究，杨老也不说这是什么。戴乃迭在旁边笑。后来杨老告诉他们，这就是酱过的驴鞭，把老外吓死了。

新“二流堂”就我们几个人，经常聊的就是他们在重庆“二流堂”的事，杨老当时并不是“二流堂”里特别活跃的人，但喝酒可以。有一次空袭警报宵禁时，他们把酒喝光了，酩酊大醉，也没办法出去买酒，竟然把唐瑜的老婆存的煤油误当作酒给喝了。

他说起过“文革”期间坐牢时，他在牢里面拿肥皂盒养花的事，鸟粪滴在了窗台上，里面有一粒种子长出了小嫩芽，宪益就用肥皂盒养起了这支小嫩芽。

宪益写了很多打油诗，都是即兴作，我都记不住了。往往是，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写好了，然后用小纸条写出来拿给我们看，有时候写给黄苗子或丁聪。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1990年离开北京。

你还泡妞吗

宪益是中国那种少数的特别可爱的老头，老知识分子，世界观也很豁达。

杨老说他是个花花公子：“我真的是一个Playboy，不相信我脱裤子给你看。”然后，站起来就脱裤子了。几位太太们就吓得花容失色了，而实际上，杨老只是把他的皮带翻起来给他们看，他那条裤子的品牌是Playboy。

2006年，我回北京去看他，中间我们有16年没怎么见面，杨老的第一句话就问我：“小侯你还泡妞吗？”

他对我的印象就是泡妞。

我说：“还泡。”

他说：“那就好。”

之后他写了一副对联给我看：“我给陈水扁对了一个对子，陈水扁对赖汤圆，陈对赖，水对汤，扁对圆。”

他从不发怒或者流泪，脾气好得不行，不那么冲动，对节日也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有一个儿子，还那样子没了。因为我跟他儿子年龄差不多，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好像是看到他儿子一样。

所有去他们家的人都提醒我不要跟他提他儿子的事情，他不想让人提。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一直到几个月前我们去他家，杨老才主动跟我讲儿子的事情，他说，他这个儿子，当时非常优秀，后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妈妈、爸爸都被关进去这个事实，把矛头指向自己，跟自己怄气，精神上完全受不了了。乃迭已经走了，我想乃迭在的话，杨老绝对不会提的。

他非常关心我，关心我精神状况好不好，物质状况他知道我一点问题也没有。我那个时候还年轻，我比大部分人日子过得好，我也很开心，就是水土不服，睡得不好。

有领导专门为我的事情去过杨老家，希望由宪益帮助我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他从来不会告诉我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我想有几个可能，一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可能他认为，一个人如果遇到问题，不是自己认识到问题所在，然后自己解决，任何人给意见也没用。

宪益从来不灌输式地告诉我任何东西，其实我有什么想法都会跟他讲。1980年代，我对兰陵王的故事很感兴趣，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拍成电影，当然没有像后来《指环王》那样的规模。杨老跟我说了很多他知道的故事，其中一个是一个叫妇好的人的故事，很精彩：她是商朝国母，商朝是母性时代，杨老说，妇好武功很好，她觉得老天也能打，就琢磨自己怎么能证明把老天打下来呢？她就让人把羊皮缝起来，把血灌进去，然后用弹弓弹到天上，然后她拿着箭把它射穿了，血就从天上洒下来了，她就说我把老天爷也打死了。

他在翻译这件事上没什么成就感

他经常说，人只要活着，脑子就得不停地想，总得做点事，要不然活得更难受。

他对翻译这个工作是兢兢业业的，这个事情不是你语文好就可以的，而且还要有很多常识，还要有历史性的修养。

翻译这件事可以耗掉一个人很多时间，但是要说宪益在里面有什么成就感，我觉得没有。对这些东西，他看得很淡。翻译界的一些名望，他完全不在乎。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搭档是非常合适的，好的翻译家，应该是把别的文字翻译成你的母语，英文不是宪益的母语，可英文是乃迭的母语，她的中文并不好，平时说汉语也并不是太好。但是，他们俩的搭档却解决了翻译中的母语问题。

杨老的国学功底非常好，看古书完全没有困难，尤其是《尚书》、《春秋》、《国策》之类，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过道家的书，《易经》从没说过，《老子》很少提，《庄子》偶尔会提。你要归类的话，宪益应该是觉得《老子》太严肃。如果我们说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拥有了一个身体，然后每一辈子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次杨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最接近庄子的角色。

拨乱反正之后，杨老的反应和吴祖光不一样，吴祖光他们好像还很有激情，积极地去碰撞，杨老不想去跟现实有什么碰撞。我觉得他有一种无力感，也已经没有力气去做任何表达。

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确，人，或者说任何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有几种不同的反应程序，假设一个人到山里去熬夜，没想到碰到一头大熊，他可以攻击它，也可以逃跑，当这两种方法不奏效的时候，还有第三种方法——装死。熊会觉得不好玩了，就不会去理他了，这样，就可以度过危险。这样的假死状态，在他们那代人中，有很多人就是这么度过余生的。这么讲，可能有点冷冰冰，但在我的理解确实是这样的。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在重要的时候做出一些反应。

前些年，有一家台湾很有名的杂志找到我，希望采访杨老，杨老破例说请他们来吧。当时，他们问了一些年轻人会问的问题，杨老没有正面地回答，因为他不想趟那滩浑水，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的问题，说假设1949年以后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治理中国，你觉得会不会不一样。杨老就讲了一句说，国民党当时的腐败很不堪了，已经很难了，它已经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了。虽然他经过这么多政治运动，都是在被攻击、被打压的角色，但他并没有一种想法，要是国民党没走多好。

我看到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

他晚年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但是酒不能少，他什么酒都喝，我们希望他能喝一点好酒，不要喝乱七八糟的酒，所以老想办法多送一点真酒给他。

这两年回北京，我常去看他，觉得他的电视机太旧了，想给他换，他不要。我有时候拿一些音乐给他听，他居然找不出一个可以放音乐的设备。

我记得那时候乃迭经常骂他，说这个老头子太不像话了。当年在伦敦时，有一个晚上乃迭肚子疼叫宪益去买药，竟然三个小时都没回来，回来之后，乃迭问他干什么了，他说去看了《007》电影，就把买药的事忘了。说这件事的时候，宪益就傻笑：“是的，我看到了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

他的身体一直很不错，有一次《时代》周刊的记者问他养生之道是什么。他说：“喝酒、抽烟、不运动。”他烟抽得凶，一会儿一根，酒一天喝半瓶多威士忌是很平常的。

每次开玩笑时他都说：“我的追悼会得赶快开，人说好话的时候都是在追悼会上说，人已经死了才去说。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早点开。”他还说：“我死了以后，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骨灰倒到抽水马桶里面一冲，这样最干净。”

我们为什么怀念杨老这一批人，因为他们活在精神世界里面，而不是物质世界里面。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很幽默，完全在追求精神，是如今比较少见的。当然，现在很多人念书是为了去上好学校，是为了能够拿高薪，或者升官，这个我觉得正常。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还能够保持很优雅的姿态，这一些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身形和姿态特别潇洒和优美。

重剑无锋

杨宪益思索片刻，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

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侵略,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着游客们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

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个94岁的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智慧的头颅似乎将是他最后一个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从心，很难再给这个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乐趣。

白虎星照命

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他惟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

《离骚》可以翻译吗？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煤油与壮阳药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酒气最香的囚犯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着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红宝书撕掉了一页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最后的士大夫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重剑无锋

杨宪益老先生2009年11月23日辞世，走时95岁高寿，功德圆满。这是一个满腹诗书、性情奇崛的汉子，一生受过牢狱磨难，也享有跨洋挚爱，讲过酒话，也留下真言。他有名士的风流与淡然，更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清醒，尤其75岁之龄的行止，让很多晚辈都自感汗颜。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传奇，一直为世人称颂。我想，他们能连袂完成如此海量的中译英工作，爱情肯定是最重要的动力。他们近半个世纪都在一起工作，翻译了从《史记》到《红楼梦》等百余部古典文学作品，没有深沉的爱，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杨宪益常自谦说，他的爱人才是真正的翻译家。正是这位可爱可敬的英国淑女，让杨宪益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翻译之路。

戴乃迭全身心融进了中国文化，她不仅能写作文言，还练就了一笔小楷。读过杨宪益妹妹杨敏如写嫂嫂的文章，曾泪流满面，她说嫂嫂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谢谢”。即使“文革”被关在监狱的四年中，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也没忘记对看守说一声“谢谢”。戴乃迭10年前离世，杨敏如在文中对嫂嫂说：“我要替我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如今，杨宪益与戴乃迭又能在天堂相伴了。

至今犹记《奥德修纪》

如今媒体论及杨宪益，谈的多是他中译英的工作。我最早读到他翻译的作品，却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奥德修纪》。

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在整个1980年代，大多数诗人作家，都是读西方文学作品起步的，翻译者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我们嘴边常常念叨朱生豪、罗念生、草婴、王央乐、赵萝蕤、傅东华这些翻译家的名字，与作家完全享有同样的尊敬。可能对语言天生敏感，那时候，诗人们在一起交流最多的，也是对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比较，会把自己读到的最好译本，第一时间推荐给朋友。记得我少年时代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一首诗的不同译本放在一起细细比较，借此体会汉语表达的微妙之处，那其实也是一种语言训练。

读了一段西方现代派文学后，我很快发现了古希腊文学这个源头，《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语言的纯正与宏大气息，非常吸引我。我由此知道了杨宪益、罗念生这些翻译家的名字。周作人也是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大家，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并不知道。对希腊文学译本，记得当年我心目中的名单是，杨宪益的《奥德修纪》、罗念生的古希腊戏剧，而《伊利亚特》读的是傅东华在1950年代出的一个极老的版本。

我数度搬家，手边还保存着上海译文社1979年版的《奥德修纪》。封面被牛皮纸糊上了，这是我当年从一家小图书馆以10倍的价钱赔付出来的。过去没有复印机，这几乎是我们获得绝版书的惟一方式。翻开发黄的书页，依稀能感受到那个年代读到这些文字的欣喜。那时，我对一切陌生的表述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

杨宪益译的《奥德修纪》，并不是诗体版，但我非常喜欢。后来，翻阅过一些诗体版翻译，感觉都不如这个版本简洁、用语中国味，也容易阅读。说起来，诗歌在原文中的音乐性和节奏，是无法通过翻译表达出来的。有时候，硬要用中文节奏去迎合原文节奏，如果译者又未经过专业诗歌训练，对中文诗性理解深浅不一，反而容易破坏原诗的美感。荷马史诗原文，是用音节来实现格律的，并不用尾韵，这种格律如译成诗体，在中文中极易变成整齐的豆腐块，反而会非常难看。而散文体翻译，更能呈现出荷马史诗的凝练。从这个译本可以看出，杨宪益即使对诗体的翻译，也是有自己明确主张的。

中国没有翻译哲学

上个世纪，中国虽然诞生了很多翻译大家，但在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上，几乎没什么建树。很多像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只是埋头于翻译作品本身，并没有把他们对于文学翻译的很多理想和经验，用理论总结出来。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损失。在中国，翻译一直未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或依附比较文学，或寄生在语言学内。翻译家虽在读者中享有一些声誉，但其实他们翻译工作的成就感还是相对很弱的。这也是近年来，文学翻译衰落的原因之一。

至今翻译界提的最多的理论，还是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因为缺少对翻译家角色的理论认知，很多译者只有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很久，才会形成一些自己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随着译者的老去或离世，也很快消散掉了。今天的文学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人们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各种翻译的西方文献。虽然近几十年来，有大量的西方文献被译成了中文，但由于没有一个相对主流的翻译观，使得今天的翻译界充斥着大量伪劣的译本。一方面译者的汉语功底和领悟力差，使得大量的翻译根本违背了汉语言的习惯，生译硬译比比皆是。如今人们常感到现代汉语变得越来越僵化、丑陋，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就是那些伪劣和没有文化操守的翻译文本。

在大多学术模式源自西方的今天，翻译家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母语的素质。现代以来，学者们也有过一些对翻译的见解。比如较早的，鲁迅认为翻译须兼顾两面，一是要“力求其易解”，一是要“保持原作的丰姿”，傅雷其后提出“神似”论，钱锺书也有过“化境”的主张。这些观点虽然已把翻译看作了一种与文艺美学相关的范畴，但并没有派生出与其相关的方法论，或更为系统的哲学和价值层面的认知。

对于翻译必须达意、传神、符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而显得自然，大概在目前翻译界已形成共识。但对如何做到两个语种中的信息对等及读者的反应相类似，翻译者却很少想到。由于不同的语言语法与风格完全不同，要做到对等翻译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歧意语、双关语就极难在翻译中传达，包括由于风俗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对一些话语情境的理解，包括语言的节奏和音乐感，要在翻译中传达出来，都是极需要智慧的事。至于在翻译中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策略，尽可能弱化翻译文本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侵害，翻译者们却更少想到。

杨宪益译本的文化策略

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就是《红楼梦》了。《红楼梦》英文全译本，除了杨戴本外，还有一种译本是英国的霍克斯在1973年的译本，由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该版本译为《石头记》。在对一些容易引起理解歧意的地方，霍氏译本采用更多的方法是意译，所以他的译本非常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英美世界影响力很大。杨戴译本更多地采用的是直译，一般人多以此认为他们的译本只适合中国人来读。其实，这正是杨宪益的高明之处。

今天的译者，多把翻译只看作两种语言间的转化，其实远非如此，它更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转。是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风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并因此影响另一种文化，还是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方便接受的语言与表达样式，使其成为那种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杨宪益和霍克斯在文化策略选择的不同。杨宪益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完整地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并因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而霍克斯的策略则为，如何最小程度地惊动本民族和读者的文化感受，把《红楼梦》转化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举几个小例子，大家就能感受到两种翻译上的不同了。比如《红楼梦》中常出现的“菩萨”一语，霍译用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杨宪益则保持原义。再如，中英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对“东风”和“西风”理解也完全不同，汉语中“东风”代表的是春风和暖风，而在英国“东风”指的却是寒风。“西风”在汉语中和秋天有关，英国人却喜欢用“西风”来指代春天。霍译考虑到本民族接受习惯，在译本把“东风”和“西风”做了置换。最有趣的，是对《红楼梦》“红”的处理，这是贯穿原作的主要色彩。在我们文化感受中，“红”是和吉祥、喜庆、美女这样的理念连在一起的，而在英语思维中，“红”是和危险、暴力这些感受相关的。杨宪益用的是直译，霍克斯则故意避开了“红”字，甚至用“绿”来取代“红”。这曾引起过翻译界的极大争论。比如对“龙”的处理，对“碗”译“盘”的处理等，两者在很多细节上都显示出了差异。

由于近百年来，英语世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文化标准，所以在中国翻译中，直译成为一种主导力量。翻译者根本不考虑中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一味突出的是文化差异，这使得中国文化即使在当下的汉语环境中，也成为一种弱势文化。可以说当下流行的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显露的正是文化被殖民的迹象。而英美国家的主流翻译观，更倾向于意译，对原文多采用了非常保守的同化手段，使译文符合本土的习惯和政治需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些译文中被掩盖，文化的陌生感在其中被淡化处理，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

在这个问题上，杨宪益等一些老一代翻译家是有清醒认知的。所以杨宪益在翻译《奥德修纪》和《牧歌》时多采用意译，译文有很强的中国味，另一种文化的陌生感被减至了最弱，而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的却多为直译手法。在这点上，杨宪益先生显示了极高的文化智慧。

杨宪益、傅雷等很多翻译大家都逝去了，我唯一希望的是，这种翻译的智慧不要跟着他们一起消散掉。翻译界真的到了要警醒的时刻！

戴乃迭很象宝曼呀！

重剑无锋

生平：

杨宪益(1915-2009)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

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生于天津。据自传体《漏船载酒忆当年》，他出生于戊寅年冬月二十七(即公历1915年1月10日，阴历1914年11月27日)。

1934年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

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

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

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

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

1947年把在重庆北碚时所写的文史考证文章编辑成一个集子，由卢前(冀野)起名为《零墨新笺》，是为“新中华丛书”的一种。后来在解放期间又写了一些，于1949年解放后把后写的这部分编成一集，自费印了100册，名为《零墨续笺》。

1983年6月三联出版社将《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名为《译余偶拾》印刷9500册。

末代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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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吹去

　　　一对国宝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