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新世纪10年回顾

重剑无锋

　　蔡国强：以火药和时代脉搏互动

　　作为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他坚持独立的艺术家身份，他用中国火药成就了世界当代艺术中的奇特景观，完成了难以想象的宏大实验。从美国核弹基地到中国天安门广场上空，都出现过蔡国强充满独特观念的火药艺术。

　　本刊记者/杨时

　　美国费城美术馆东面的正门口。夕阳西下时，一声爆炸声响起。烟雾和火焰幻成了一个巨大的花朵，瞬间绽放瞬间凋谢。

　　这不是恐怖袭击，它是蔡国强的把戏。

　　12月11日，著名当代艺术家蔡国强的个展在费城美术馆与费城纺织工房美术馆同时开幕。“其实，从北京奥运会之前，这两个美术馆的馆长就想给我做这个展览。”蔡国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作为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蔡国强经历了北京奥运会和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之后，开始向个人回归。

　　“就是艺术家帮国家做个事”

　　“爆炸”过后的美术馆展厅里，摆放着蔡国强的火药画草图，按照四季循环的主题将火药以花草鱼鸟形状撒在纸上引燃引信。与此同时，馆内还陈列着他2002年的装置作品《99艘金船》。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时间的消逝和永恒，追忆与怀念。费城美术馆与纺织工房美术馆的馆长有着超过四十年的友谊。四五年前，两位馆长曾约定与蔡国强联合制作其个展。但因蔡国强参与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筹备，计划一直耽搁。2008年，费城美术馆馆长安·特哈农库特去世，未成的约定成为永久的遗憾。

　　作为好友，纺织工房美术馆馆长马里昂经常对蔡国强怀念起曾经的日子。于是，蔡国强将追忆作为展览主题，做出了这个名为《蔡国强：花开花落》的个展。“这个展览还是想做得唯美一些。”蔡国强对记者说。

　　展览充满了“镜花水月”式的东方色彩。在纺织工房美术馆的展厅里，艺术家邀请了5位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的编织工匠，她们将在费城居住三个月，每天根据马里昂对于安·特哈农库特的追忆故事编织织锦，最终形成五条挂毯，全过程对观众开放。

　　在此层展厅楼上，有一条临时搭建的人工河道。蔡国强于展览开幕当晚点燃了一条他本人以两个馆长的故事为构思的撒有火药的织绢，然后将其放入河道，让流水逐渐洗去火药烧出的黑色痕迹。

　　对于如此个人化的展览主题，蔡国强很满意。“这是艺术家个人的观念表达，人们看到了很感动，有诗意就够了。没必要像奥运会那样要求持续多长时间，也没必要担负太多的意义。”蔡国强说。

　　个展时，蔡国强属于观众；在奥运会，蔡国强属于国家。

　　北京奥运会对于蔡国强是一道分野。之前，他是旅居海外的著名当代艺术家，但无论名声还是拍卖天价的新闻大多传颂在艺术圈内；而奥运之后，蔡国强成为国内家喻户晓的大众明星，作为“开闭幕式的视觉特效总设计”，他更像一部巨大机器上的一只齿轮，艺术家的个人痕迹微乎其微。但他努力保持着作为艺术家的观念，想在惯常的烟花表演之外保留一些不同的东西——如那些迈步向前的大脚印。

　　在那之后，蔡国强开始频繁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谈及个人与国家、艺术与大众之类的话题，俨然回归了大众。而就在北京奥运期间，他的大型世界巡展“我想要相信”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当天人流如织，名流悉数到场，连宣传公关团队都戴着耳麦拿着步话机，以免被淹没在人流当中。他就此一步回到当代艺术的个人领域，之后继续去西班牙进行自己的巡回展览。

　　从此奥运会已成往昔，“就是艺术家帮国家做个事”。蔡国强如此评价参与奥运会于他艺术生涯的分量。

　　庆典之后作品“去意义化”

　　“帮国家”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奥运一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晚会的主创班底再次找到蔡国强。由于庆典工作的劳累以及它与奥运会不同的性质，蔡国强曾多次以工作繁忙婉拒，但最终答应又一次担任烟火设计总导演。“开始的时候我就做顾问，到后来因为有很多细节问题不亲自管不行，还是自己弄了。”

　　这是一个庆祝生日的晚会，要求是“突出焰火，强调联欢”。无论晚会地点还是主题，对于蔡国强来说都是又一次挑战。他只能再次带领团队实验焰火创意。直到9月28日，有些焰火实验其实尚未成功。

　　但最终，他让天空中出现了60只焰火组成的鸽子，且让广场上出现了焰火组成的“人民万岁”四个字时，人们又一次记住了他。而也有人调侃“蔡国强应该改名蔡国庆”，同时又有媒体发现马英九的两个女儿都任职于蔡国强团队，大家更对此津津乐道。对于这些，蔡国强并不在意，10月2日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泉州。

　　一个月后，他出现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他的个展《蔡国强：泡美术馆》在这里开幕。完成一个“帮国家”的活动，他又再回到了个人身份。

　　作品大都从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权威展览中挑选，此外蔡国强还特意制作了新作，被外界津津乐道的雕塑《海峡》尤其引人注目。

　　蔡国强从自己的故乡福建泉州挑选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雇用一艘船将其运往台北。历史上，福建船民出海时总会在船上放一块压舱石以防船被风吹翻，而且台湾铺路修屋的很多石头大多来自泉州。蔡国强以颇为瓷实的方式，带出了海峡两边的交融与隔绝。

　　石头运到台北的当天，蔡国强和一众媒体人守在码头，在甲板上，蔡国强用水擦拭石头，阳光照耀下，石头顶部雕刻的波纹如涟漪般闪烁。于是，有人评价艺术家以石喻冰，此举为“融冰”。但蔡国强并无如此宏大的企图，他只是说“这块石头也象征我自己。从泉州运到台湾，也运到世界各地。”

　　从充满宏大叙事的国家行为中抽身而退之后，他更愿意用“去意义化”的方式表达一些小情趣。比如，他在台北的展览中与一名舞蹈学院的学生合作，让其用动作表达当时情绪，再选择一种植物，最后将这些画出，舞蹈一直从早晨九点持续到晚上九点，取名《昼夜》，第二天他再用火药将画炸出轮廓。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少女一天的心境，是日常生活中不被注意的东西。”

　　从国家回归个人

　　问蔡国强在盛大的奥运会与国庆之后有何变化？他承认说，在那之前，他更愿意表达宏大的主题，诸如他一直迷恋的宇宙之类；而这之后，他更愿意向纯艺术靠拢了，画些花草、人体，关注个体内心的幽微世界。“人就像钟摆，做多了那种宏大的，就向另外一面回归了。”蔡国强笑呵呵地说。

　　他的故乡福建泉州是一个盛产鞭炮的小城，到处弥漫着火药的味道。蔡国强自小是一个相对孤独的孩子，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用火药做试验，炸出各种各样的图案。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需要奶奶帮他灭火的小孩，有一天他的火药炸过的纸张会变成昂贵的当代艺术作品，更不会想到他会把天安门和鸟巢的上空作为实现自己观念的场地。

　　其实，一直以来，蔡国强都将“盛典”作为自己的艺术研究主题，无论奥运会还是国庆，都为蔡国强提供了一个颇为难得的试验场。当然，在满足宏大野心的同时，这样的国家行为对他也有所限制。比如，在国庆庆典的设计中，蔡国强计划在庆典的最后“狠狠地炸它几分钟的雷。不是焰火，是炸雷，那种震动让人腿都感觉发软。这样就能体现出艺术家的观念，这个广场上的一切都会在这几分钟里体现出来。”蔡国强解释着他当时的创作动机。但是这样的计划需要运输太多烈性火药，在一个人员稠密的广场实现，难度过高，最终只能割舍。

　　对于一个从80年代中期就离开中国的艺术家来说，以“国家”为概念的盛大庆典给蔡国强提供了更为切近观察当今中国的机会。“在那之前，中国对我可能更像一个回忆中的国家。”蔡国强说，“奥运会能让我接触中国文化，国庆可以让我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在个人艺术和“为国家服务”之间跳跃，蔡国强自己并未感到明显的界限，对于外界 “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评论他也并不在意。“其实西方艺术圈分不清奥运和国庆之类的，他们只是觉得艺术家从自己的圈子里跳出来去帮政府一个忙。”蔡国强说，“反而是国内的一些评论对这些特别敏感。”

　　在他自己看来，参与国家行为，是“和时代脉搏互动”。这时他会说，“我不能自夸是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对社会有思考的人。你可以去批评政府，但也可以参与其中去推动。”

　　现在，蔡国强又回到美国，回到美术馆，做展览，出画册，用火药在纸上炸出各种奇异的痕迹。至于奥运会和国庆，“想想那好像都是太遥远的事了。” ★

　　人物简介：

　　蔡国强， 195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泉州，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 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火药创作作品，是近几年在国际艺坛上最受瞩目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1999年荣获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成为中国文化界在国际上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艺术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以视觉特效总设计身份参与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团队，并于国庆六十周年庆典上再次设计焰火景观。

　　言论：

　　“人就像钟摆，做多了那种宏大的，就向另外一面回归了。”

　　——蔡国强

重剑无锋

　　韩寒：关注社会，是一个作者生来必须的职责

　　他的言行，让我们不得不撕下“叛逆”的标签，对作为公民的韩寒刮目相看。他拒绝犬儒，不卑不亢，不党不群。他是他自己的“独唱团”，擅用并慎用自己的影响力，成为年轻一代可感知的榜样，追寻建立在独立思考上的独立人格。

　　本刊记者/孙冉

　　10年前韩寒离开学校的时候，几乎没有和谁告别。

　　没人知道韩寒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总之很凄凉，是不被认可的孤独”。没有逃离的快乐，只有上不了高二的失落。

　　韩寒的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韩寒竟然会以这种方式离开学校，是他所始料未及的。十多年前，当我把儿子交给我们信赖的“教育”时，我们虽然不能具体地设想出若干年后“教育”会还给我们一个怎样的韩寒，但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从学校出来的韩寒如鸟归林。这十年来，这个年轻人不断地以成绩和表现证明他的存在价值。

　　写书，做车手，写博客，从学校退学的韩寒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离开学校10年后，他自豪地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我想成为驾驶员以及自由撰稿人，现在我做了这两个职业的高版本。

　　2005年，青年作家韩寒开始写博客。

　　起初，他只是在那里记录着他的生活，比如教网友雪天如何开车过弯，或者问网友省略号的输入法。

　　直至第二年，“韩白之争”把这个年轻人的博客推向了沸点。那时候，韩寒挑战了一些文学评论家的权威。这权威中包括父亲的家教、文坛长辈的权威，还有乐坛大哥的版权。

　　没有上过大学的韩寒没有想到，这场个人的论战，最终竟然引来了整个文坛的群起围攻，以及社会道德层面的广泛讨论。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社会的圈子意识，以及围绕在圈子周围让话题无限升级、最终脱离轨道的力量。

　　最后，韩寒选择不“玩”了，他说，我很忙，我要进入车坛。

　　这是一种无奈。韩寒终于明白了，在文坛，驾驭一场口水仗远比在赛场驾驭一辆赛车入弯要难得多。

　　那一场笔伐最终让参与的每个人都心里不爽。

　　这也正是80后“我”一代和80前“我们”一代的冲突。

　　韩寒以“我”向“我们”的告别，事实上也正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独立的精神价值。

　　十年任我行，最终才成就了如今的韩寒。

　　如今，他以个人的勇气说真话，以个人的常识发表意见，在博客里，他从来不代表“我们”，即使名气影响力再大，他说他只代表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1999年开始写《三重门》至今，已经十年，这期间你的作品迭出，身份也不断增多，从作家到赛车手、歌手、知名博主、直至如今的杂志主编，正如你曾经在《杯中窥人》一文中的描述一样：在社会中，本来的严谨也会慢慢被舒展开，渐渐被浸润透。这其中，有哪些你最初的东西被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或者是最初想做的事情还没做？

　　韩寒：除了性别，没有人在自己的少年期间和中年期间是没有改变的。有些人连性别都变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是因为以前经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里，说，你变了。我说我没变，老师说，你变了，但你不知道。我说，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当事人的心情。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你的小说，越写越薄，很多时候人们都在想，你还有时间写小说吗？但另一方面，你的博客文章却不断更新，你不停地对社会热点发表意见，甚至赢得了“意见领袖”的称号。你的意见只是以常识去解释世道，语言诙谐，读罢且过，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下很少用常识去看待问题了。是你对小说不抱希望了？还是你觉得发表意见更符合你当下的状态？

　　韩寒：我永远有时间写东西，小说越写越薄是因为希望给读者更好的阅读感觉——要把东西写长一点还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读者往往认为厚代表了诚意。我对小说依然有很大的热情和认真，我觉得我的小说更好。

　　中国新闻周刊： 在《光荣日》里我们能够读到久别的情怀，但是下册始终不见落地，这是为什么？

　　韩寒：那是因为我没有承诺下一本必须就是它的续集。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于比赛天生痴迷？从最早的长跑到后来的赛车，甚至在博客上，你也时常在和一些人言论的交锋上，表现得很想胜出。

　　韩寒：痴迷说不上，非常喜欢是真的。痴迷是对人不对事的。至于胜出，我认为胜利是消除抑郁最好的药物。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不刻意标榜自己是80后的代表，但又时常被舆论拉出来作为80后叛逆不羁的代言人。在符号化的同时，你事实上已经被许多人拿来成为一个幌子。对于此，你怎么看？

　　韩寒：对此我没有办法，事实上，只要不是恶意，那就随便把我当幌子吧。如果是恶意，我也没有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反叛著称，还被很多人寄希望成为当代鲁迅，你觉得成为鲁迅的现代复刻版有意义吗？

　　韩寒：感谢他们的厚爱。但是我个人并不很喜欢鲁迅。

　　中国新闻周刊：80后这一代人中，关心自己远大于关心这个社会，更莫谈公民意识，你是怎么一步一步产生对公共事件的兴趣，和走向标准公民这条路的？

　　韩寒：因为这是一个作者生来必须承担的职责。没有这个，你根本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我只是在向成为一个作家的道路上尽职尽力。

　　而我们这一代人终将关心这个社会，并改变这个社会，只是现在，很多人无能为力，而且被现实压迫，既没有发言的途径，也没有行为的观众。他们没有必要现在表现出来，但他们终将会。 ★

　　文化艺术界其他提名者：

　　赵本山

　　人物简介：

　　1957年出生于辽宁铁岭。6岁成为孤儿，开始跟盲人二叔学艺。

　　1990年进入春晚，从此成为全国观众每年不可缺少的过年调料，成为“小品王”。2001年后，二人转和刘老根大舞台成为其事业发展的重点。

　　提名理由：

　　世纪之初，赵本山开始转型，不再仅仅是除夕夜的欢笑派送使者，而是倾力打造根植于乡土的文化产业。其主导的系列电视剧和刘老根大舞台，成功地将中国社会底层的民间艺术带入主流文化视野。他保持长久艺术魅力的秘诀，就是如草根攥紧土地。

　　郎朗

　　人物简介：

　　1982年出生于沈阳。14岁考入著名的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后与国际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签约，走上职业演奏家之路。2003年，被美国著名杂志评为“20位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第一位在全世界所有的著名音乐厅举办过个人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

　　提名理由：

　　同时为中国艺术与中国青年代言，频频亮相世界级舞台。他的足迹，既是中国式育人轨迹的经典诠释，又呈现出某种“神谕”天才的浪漫传奇。作为钢琴家，他的激情、张扬与自信，创造了听觉的华彩，古典与现代在他的指尖奇妙相遇，完美交融。

　　李连杰

　　人物简介：

　　1963年出生于北京，共夺得大小武术冠军50余次。80年代初推出的处女作《少林寺》就轰动全球，并引发继李小龙之后第二次全球武术热潮。1997年后，被邀好莱坞发展，展示了东方武术文化的魅力。

　　2004年海啸之后号召成立“壹基金”。

　　提名理由：

　　中国当代武林界传奇，新武术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因为曾经亲身体验灾难与痛苦，使他得以被自省的力量激发，换一种尺度丈量人生价值。曾经的好莱坞身价最高的东方影星，创办“壹基金”，将重心转向公益慈善事业，为“英雄”注入更深沉的内涵。

　　张艺谋

　　人物简介：

　　1951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87年，导演影片《红高粱》，获众多国际电影大奖，一炮而红。之后《菊豆》《秋菊打官司》《活着》等电影奠定其成为第五代导演代表。

　　2000年后导演系列商业大片《英雄》《十面埋伏》等，并担任北京奥运开闭幕式总导演。

　　提名理由：

　　借助奥运，他以新的文化符号向世界描述中国，享“国师”之誉。他弄潮于电影商业化，在中国文化人价值观、生活方式剧烈转型的时代，他自己也被严重“符号化”。其巨大的争议性正在向时代发问：文化何为？文化人何为？

重剑无锋

十年影响力知识界获奖者

　　茅于轼：经济学家的“富平”之路

　　获奖理由

　　作为学者，他坚定地宣讲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实践者，他积极推行农村小额贷款等实验，为进城农村青年创办家政培训学校；作为社会良心，他关注民生，针砭经适房腐败、18亿亩红线告急等时弊。当下中国，经济学家因他而产生全新定义。

　　人物简介：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为该所法人代表。

　　言论：

　　“作为慈善事业的扶贫，只能有少量热心人士参与，它成不了正规的金融业。要使小额贷款成为农村金融的一个角色，必须能够商业化，能够吸引大批资金进入。”

　　“扶贫应有利于财富的创造，而不只是财富的转移。”

　　——茅于轼

　　本刊记者/杨涵舒

　　富平，字面上的意思是：财富平均，谐音则是“扶贫”。经济学家茅于轼选择了这个一语双关的词，来命名自己的第一所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北京富平学校。2002年3月16日凌晨6点，当时74岁高龄的茅于轼和学校工作人员一起，在北京火车站接来了第一批学生。

　　从最初的“帮助农村资金流转”，到现在的“帮助农民进城”，这是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在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方面，做出的新的尝试。

　　富平七年

　　经过数次搬迁，北京富平学校现落脚北京通州区西集镇的一片田野间。不大的学校里，教室和宿舍都是平房。学生宿舍很小，每间4张高低铺，住8个人。学员穿着统一的粉红色制服，在校园里穿梭。

　　这所学校提供的是家政服务培训，只面向农村地区的妇女开放，身体健康、无传染病、身份清楚就可以申请。茅于轼说，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学烹饪、熨衣服、给地板打蜡，使用家电……富平学校给她们进行为期1个月的培训，并负责100%推荐上岗，现在的最低月薪已经涨到800元。

　　这并不是茅于轼的第一次扶贫尝试。事实上，开办富平学校的契机，是在山西开办小额贷款基金时产生的。富平学校的首批学员里，大部分是当时小额贷款的受惠人，山西临县龙水头村的“老关系”。

　　“那个地方很穷，但更重要的是缺水。为了省水，当地人不洗脸、不刷牙，干旱时打水要走十几里地。镇里有一段时间通过水管供应泉水，很快(水管)就坏了。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2001年，在一次从临县回北京的路上，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地自然资源的稀缺造成的贫困深渊，光靠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必须帮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去城里找工作。

　　在两位经济学家最初的设想里，家政服务业只是农民进城的第一步，因为这是“门槛最低”的行业。最好以后还能办“园丁班”“宾馆服务员班”等，总之只要能让农民进城的专业都办，如果办学能达到一定规模，也许就可以通过教育融资来形成农民进城的规模化之路。

　　然而富平学校的培训效果，并不像想象中的立竿见影。学校除了家政技能培训外，专门组织了体验一天“城里人”生活、参加“家政服务员文化节”等活动，茅于轼、吴敬琏等人也参与自办文娱晚会，帮助学员们适应巨大的环境变化。但接受完培训的妇女们，仍有一半左右选择回了老家。

　　茅于轼对此有些遗憾：“我都鼓励她们留下。有些人是到了年龄要结婚等家庭的原因，但大多数还是因为不适应。她们很多人是头一次从农村出来，环境的跨度、文化的跨度都太大了。”马桶、冰箱、微波炉等城市居民“司空见惯”的家用品，有些学员过去从未见过。

　　孤独的乐观主义者

　　报名人数不够的问题，在与一些地方的扶贫部门联系后得到了解决。但是富平学校的生源也参差不齐。学校培训最初不向学员直接收取学费，而采取了学费由政府扶贫款支付一半，小额贷款垫付一半、等学员就业3个月后还清的方法。“很多人就抱着反正有人出钱，纯粹来北京旅游一趟的想法，玩一圈就回去了。”茅于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所以我们后来开始向学员收一点，他们掏了这个钱，就觉得还是要好好把培训课上完。”谈到这个用经济学中基本的成本和效益来解决了问题的方法，老人现出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微笑。

　　富平学校在成立之后，至今已经亏了100万元，最初出资的5个股东换了3个，只有茅于轼和汤敏还在继续。以学校为依托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去年开始盈利后，又遇上了一场官司。服务中心从学员中推荐的家政服务员在照顾雇主家的孩子时，孩子意外从沙发上跌下，由于脑外伤死亡。这对孩子的家人也好，对刚刚稳定的富平也好，无疑都是一场“无妄之灾”。

　　来自贫困地区的服务员最终回了乡，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则被告上法庭。判决要求赔偿孩子的家人53万元。仍然是通过茅于轼的筹集，注册资本为3万元的这家小公司偿清了这笔费用。

　　“最初创建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到过它会有现在这样的规模！”茅于轼说，“到现在，我们培训过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17000人！”茅于轼喜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算这笔账：我们5个人出了50万，如果以一个人的月薪800元计，再加200元左右的食宿开支，1万多人可创造1亿多GDP。这是多合算的投资！

　　有人评论说：富平学校就如它的创办者一样，是个孤独地寻找出路但始终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小额贷款“授人以渔”

　　与富平学校相比，山西龙水头村小额贷款基金的开始则更加简单。“最开始就是我自己掏了几千块钱，寄给了雒玉鳌，让他借给有需要的村民。”茅于轼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雒玉鳌是龙水头小学的教师，当地少有的高中毕业生。茅于轼在龙水头小学的学生们给他写来的希望工程捐助感谢信里，读到了这个名字。1993年，雒玉鳌被选中成为龙水头扶贫基金的负责人，茅于轼开始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中筹集资金。素不相识的两人通过频繁的信件来往，搭建起基金贷款的基本框架。

　　按照最初的规定，基金可以用于三种用途：治病治伤、求学和生产。前两者可以贷款一年，不收利息；用于买化肥农药、打工经商等生产用途的贷款卡可以贷6个月，每月付1%的利息。并规定了逾期不还的利息办法。借款手续也很简单，取得茅于轼委托的3人管理小组中两人以上同意，写借条就可以借钱。治病借款必须出示医院证明，因上学而贷款者必须由管理人员至少两人调查核实。超过4000元的借款需要写申请，经茅于轼批准。

　　“当地农民的生产或别的需要数额都不大，一般就是千把块钱，这个数目在银行办不了(贷款)，到亲戚邻居家借又未必借的到。现在我们可以借给他，而且不需要抵押。”茅于轼解释：“城市里的家庭只是一个消费单位。但农村家庭却不同，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因为从事生产，就有资金的流入流出。春天需要投入资金，买种子和化肥；到秋天因为出售农产品，有资金的流出。其他生产活动也一样，都有资金的流入流出。如果像现在那样，要资金的时候借不到钱，生产就会停顿。所以农村金融对农民和农业至关重要。”

　　中国登记在案的小额贷款机构目前有110家。但由于中国金融政策对个人集资的限制，大多数由国际组织援助并提供资金。与在孟加拉得到的 “乡村银行”模式相比，中国农村小额贷款“只贷不存”的现状被“乡村银行”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努斯批评为“砍断了一条腿”。

　　龙水头小额贷款最初只由茅于轼筹集来的资金作为贷款金。2002年，他们开始在当地吸收存款，给存款村民提供6%的月息，资金规模一下扩大了4倍，并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能够既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机构。他们在保持了95%的高还款率同时，也踏入了“非法集资”的灰色地带。

　　“必须要有投资，必须是商业化，才能有持续运转的能力。”茅于轼强调。80岁的他已经从基金的管理中逐渐退出，而今年6月，新的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3000万元资金正式注册成立，将以合法身份继续前行。尽管按照目前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仍然只能经营贷款业务，不能吸收公共存款。

　　站在风口浪尖上

　　耄耋之年的茅于轼生活依旧忙碌。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1点就寝，会议、演讲、研究、写作排满了日程。对他来说，除了规模的大小之外，小额贷款也好，富平学校也好，和他资助贫困大学生、在临县教育扶贫等行为没有实质的差别。“天则所才是我的工作。”他说。

　　作为民间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汇集了盛洪、樊纲、吴敬琏、周其仁等经济学家，目前的重点研究项目是：中国贸易保护的代价、中国经济人权及其指数、中国公共治理指数等。近几年，从“廉租房应该没有厕所”到“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茅于轼的观点动辄被断章摘句，并在网络上招来激烈讨论和一些人身谩骂。

　　他对此处之泰然，并仍笔耕不辍。12月，他的博客上最新的一篇文章是《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他说自己欢迎一切关于学术问题的辩论，“我只不过是提出了经济学上的道理，但是社会到底朝哪里走，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也有不少的偶然性。”“我绝不是想给出一个结论，更不希望政府不做认真的研究，就按照我的意见去办。”

　　他坚定地支持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并非对其缺陷视而不见：“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而“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这是茅于轼眼中“富”“平”的关键。

　　“现在的社会不公平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如果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不同群体的社会矛盾继续加大，我对明年的情况很担心。”天色将晚，在谈话的最后，茅于轼第一次露出忧心忡忡的表情。

重剑无锋

　　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获奖理由

　　国人不再热衷做“有思想的芦苇”，这恰好对应了中国思想界的凋敝现状。幸有秦晖这样的学者，理性尚存，激情犹在。他对现实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面，纵横今古，贯穿东西，超越学科的界限，探讨当下中国的变革之道，并引领社会思潮。

　　人物简介：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言论：

　　“在如今的中国，自由主义要在坚持过程公正(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方面与寡头主义划清界限；社会民主主义要在争取公民自由(反对整体主义)方面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而自由与公正不仅是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共同底线，也应当(至少在自由秩序实现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

　　——秦晖

　　本刊记者/陈晓萍

　　2002年，秦晖教授给当时《战略与管理》的执行主编黄钟新书《游手好闲地思想》作序，写下了：“回到常识去，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吧！”

　　什么是常识？表面上把常识捧得很高，却拒绝围绕常识去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这是秦晖一直批判的。秦晖经常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伪命题的泛滥，遮蔽了常识。

　　2009年岁末隆冬，在北京蓝旗营秦晖家中，百来平方的单元房客厅，三壁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堆满了书，过道、墙角和书架的前面，还是堆着的书。

　　落座，采访开始。

　　随着交谈的深入，秦晖语调高亢起来。

　　“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三农问题，本来就只有一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都是被夸张出来的。”

　　“从农民问题到民主问题，实质上是一回事……我认为当今的中国既没有‘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没有‘福利国家’的问题，只有自由和福利都不足的问题。”

　　所有关于中国现实的问题，都被秦晖最终归结于中国人的自由和福利都太少了——老百姓应该不断地向政府要求福利，但同时又要反对横征暴敛，直到我们的统治权力太大(在经济上表现为任意“汲取”)而责任太小(表现为低福利甚至“负福利”)的弊病逐渐减少，最终治者与被治者达成权责对应的契约——那时“权大责亦大”的福利国家好，还是“责小权亦小”的小政府好，才能成为“真问题”。

　　共同的底线

　　1969年，年仅15岁的秦晖初中毕业，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百色地区田林县下乡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9年多。直到1978年，他以同等学历直接从农村考进了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的学科开创者赵俪生导师。

　　上个世纪80年代，秦晖学术研究以农民史为开端，后转向经济史研究。90年代以后，秦晖与妻子金雁、中国著名的苏联东欧问题学者一起，开始了中国与东欧的转轨比较研究。他开始关注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公正性问题，从1990年代抨击“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倡言“公正至上”，到新世纪进而提出“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今天，他很高兴自己对现实中的农民问题言论得到不少农民朋友的好评，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学者，未被授权“代议”，也无权以“农民利益代言人”自居， 任何人的权益最终只能靠他们自己来维护。农民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我原来是研究农民问题的，但我理解的农民问题不光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农业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是种田的，但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这种社会在现代化之前所固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只涉及到种田的人，也未必会随着种田人的减少而自动消除。”作为公民，秦晖认为，农民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是统一的，他为他们的权利呼吁实际上也是维护每一个公民、包括自己的权利。

　　到了新世纪以后，秦晖发现，学界出来两股风气：“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要加强垄断；一些“右派”朋友又特别喜欢反对福利国家，认为所有毛病都是国家对穷人太照顾造成的。

　　“我就觉得这两方面都很成问题。”秦晖说道。

　　2002年，也是在蓝旗营，秦晖接受英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采访时说过：“中国的问题完全不能纳入欧美思想界左右派，或‘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来讨论……在中国，大多数人即农民面临的问题是既缺少自由，又缺乏保障。因此，对他们而言，应该强调更多的自由放任和更多的福利保障……可能有人会问，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应该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即他们的共同底线。而现在我所反对的东西是他们两者都反对的东西。”

　　世纪之交的论战

　　中国思想界走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时期之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显著的分化。自由主义开始浮出水面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新左派的批评。

　　据统计，90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7，已经越过了警戒线。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一些人对改革步伐和改革方向的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

　　这场论战最早发生在大陆以外。1995年起秦晖、雷颐等与崔之元、王绍光等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开始交锋，到1997年争论在大陆“浮出水面”。汪晖的一篇题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的文章成了导火索。虽然汪晖一直不喜欢被贴上“新左派”的标签，但在这场被称为“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大论战中，他和秦晖被分成了两派——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

　　用参与论战的另一位学者朱学勤的话来说，双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情的判断；二是对社会弊病的判断；三是如何解决社会弊病。而另一方面的汪晖则说，论战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

　　秦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他谈社会公正问题很出名，这既使那些指责“自由主义者忽视公正”的“左派”人士感到恼火，也为那些确实想淡化公正问题的“右派”人士所不满。“我这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新’，远没有今天的一些‘左派’朋友来得时髦。今天的Neo-liberalists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反对者，在这个意义上我显然并非‘新自由主义’者。”秦晖这样定义自己。在他看来，老自由主义强调的限权，要限的是非民主国家之权，而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民主福利国家。后者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意义。现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统治权力的情况下却强调给它卸责，这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了。

　　时到今日，秦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对‘右派’朋友说，你们主张减税我坚决支持，但你们说减福利我是不支持，凭什么减税就得减福利，如今国家拿了那么多，也没搞什么福利呀，要再减那还得了吗？我对‘左派’朋友说，要增加福利是可以的，但要像王绍光说的那样强化国家的汲取能力，我绝对不赞成。”

　　指出“负福利”之弊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在秦晖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前者导致民众自由不足，后者导致福利不足，或者甚至是“负福利”——这是秦晖原创的一个概念，源自黄宗羲的话“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指福利特权化，国家“二次分配”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差别，比“零福利”还不如。

　　秦晖认为宪政民主国家有高福利与低福利之别，也就是照顾穷人多少的问题、基尼系数降低多少的问题，但不会有“负福利”。比如欧洲实行全民医保，是高福利，而美国的medicaid和medicare只保18%最弱势的穷人和老人，造成“次弱”群体无医保的问题，这就是低福利。而我们过去公费医疗的覆盖面并不比美国的18%高，但最弱势的农民和失业者反而没有。以至于把各种“待遇”加入后基尼系数反而会明显提高。“这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这明显是‘负福利’嘛！”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低福利的右派朋友大可以去抨击特权福利，但为什么要反对保障穷人？反过来讲，主张高福利的左派朋友大可以给穷人争保障，但他们反对限制政府权力，难道就不担心政府“扩大汲取能力”后进一步强化特权福利吗？

　　本来宪政民主条件下的国家就如同一个家庭，主人家两口子一个左一个右，俗话称为左公右婆——老公很左，主张多给仆人(政府)钱(授权)，让他多买菜(公共服务与福利)；老婆很右，主张少给仆人钱，让他少买菜，于是两口子争吵起来，这是很正常；至于仆人，就等他们吵完了，吵出结果，给多少钱就买多少菜。

　　但另一种情形却是，政府不是仆人而是主人，这个主人有着左佣右佃——右派是佃户，左派是长工。本来左佣要求改善伙食，右佃要求降低地租，这都各有道理，即使两人不能合作，也不妨各自向主人要求。但现在，左佣右佃自以为成了左公右婆，左佣指责说：右佃，你为什么要求降低地租，主人就是应该扩大“汲取能力”嘛；右佃指责说：左佣，你凭什么要求主人给你改善伙食，主人不能惯你的“福利病”——这是秦晖的形象表述。

　　本来不应该的争吵出现了，而且争吵还在继续扩大。

　　民主福利国家和走向宪政之路

　　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右手争自由(这就要限治者之权)，左手争福利(这就要问治者之责)，我们就会有进步。哪怕是渐进的，一件事一件事地争取，只要方向对，总会有成功的一天。”但如果方向相反，“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那不就离我们的期望越来越远了吗？

　　秦晖说，现在发达国家政府很难有财政盈余，原因很简单：一派人反对它任意向富人(更不用说穷人)要钱，另一派人督促它为穷人花更多的钱，你说它怎么可能有盈余？而我们则相反，一派人支持它向富人(无权的富人，甚至是不富的人)要更多的钱，另一派人则论证说它不该为穷人花钱，你说它怎么会没盈余？当然钱也不会花不掉，那就花在政府自我服务上嘛！这些年我们看到的这种事还少吗？

　　说到现实问题，秦晖的语调高昂起来。在他看来，现在不少人把财政公开、“预算民主”视为宪政第一步，这很有道理。可是政府怎么会有这样做的动力？除了寄望于善良外，真正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不能随便收钱了，另一方面你又要求他必须花什么什么钱，弄得他不仅没有余钱自我服务，还产生压力，使他面对问责只能摊开账本说：你们看我就只收到这么些钱，你们让我办那么多事我办不到，现在你们自己商量：是让我多收点钱呢，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这就有了商量，有了治者与被治者的契约，就有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左佣右佃”变成“左公右婆”的可能。如果相反，我说他应该大肆收钱，你说他可以不必花钱，他全无压力，手中留下巨额钱财还可以自己享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有向你摊开账本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从当年英法“无代表不纳税”规则的形成，到当代波兰的圆桌会议，都是在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发生的。我当然不想反过来证明巨额赤字就一定有利于宪政，更不是说为了推进宪政就应当人为制造赤字，但是那种“左派”“右派”共同促进“低自由低福利”条件下形成的“病态盈余”、而政府自我服务愈演愈烈的状况，也的确应该反思。

　　秦晖因此再次提出他的民主福利国家说。他强调福利国家有几个基本特点：其一，福利是民众加于政府的责任，不是统治者的爱好，更非“皇恩浩荡”，有之民众不必谢恩，无之官家要被问责。其二，无论高福利还是低福利，只是穷人被照顾得多少的问题，不会出现“负福利”，国家不可能搞负调节，基尼系数是下降多少的问题，不会反而升高。其三，正因为福利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所谓的福利是公民要求于政府的，如果只是政府要求公民的就不是(当然不是说政府就不能以别的理由要求百姓)。比如把流浪者抓起来的“收容遣送”不是福利，而孙志刚事件后改行流浪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救济，那就是福利。又如，假如政府应穷人要求提供了廉租房而使其告别贫民窟，这是福利；假如政府不予安置，却指贫民窟是“违章建筑”而赶走穷人，这就是反福利了。《义务教育法》作为福利立法本来是要求政府承担义务保证民众享有免费教育，但以前却常被理解为政府有权强制家长尽“义务”掏钱供孩子上学，供不起就抓家长，这就是反福利。政府给农民提供医疗保障这是福利，但过去在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政府禁止农民“卖地救命”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土地福利”，这不是荒唐吗？

　　按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是福利太多呢？还是“负福利”太多而自由太少？秦晖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

重剑无锋

　　李银河：被“裹挟”进去的斗士

　　提名理由

　　性，仍是无法在中国获得正常身份与属性的字眼，过度的泛滥与过度的禁忌，同时存在于这个既开放又保守的社会。这也注定了中国最著名性学家李银河的命运——常有“惊人之语”，每每引发争议。她致力于在性的领域消除歧视，实现平等，虽艰辛却未敢懈怠。

　　人物简介：

　　李银河，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著名作家王小波之妻。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言论：

　　“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对于经济、政治、人身安全之类的个人权利已经有了要求，那么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在伸张个人的性权利方面，人们还远远做不到理直气壮，反倒是心虚气短得很。”

　　——李银河

　　本刊记者/黄卫

　　2007年2月的一个不眠之夜，李银河在反复思考关于英雄的问题。最后，她想通了三件事：第一，她不是英雄；第二，她不适合当英雄；第三，这个时代不需要英雄。

　　促使她陷入这一哲学思考的是刚过去的、极不寻常的2006年。

　　这一年，从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分水岭。此前，她的主要角色是潜心性研究的社会学家，影响所及限于学界和同性恋群体中；2006年，她高调亮相，从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南京讲座“惹众怒”事件到采访收费事件，她一次次成为新闻焦点，对她的关注和非议都爆发式增长。

　　这一年，她获得了“英雄”和“灯塔”的无上赞誉，也被评为“2006十大最欠揍人物之一”。

　　她形容她最崇敬的大学者福柯，到后来每说一句话都是新闻事件。2006年起，她基本上也获得了这种地位。通常总是这样的，社会上一个敏感话题出来，媒体就去找她点评，而她的每次点评，都会遭遇耸人听闻式的解读。比如，她说“憧憬”性的多元化，报道就说她“憧憬多边恋”，于是舆论哗然；她说换妻的提法不对，应该叫换偶，报道就说她提倡换妻又换夫，舆论再次哗然……

　　“她有多大压力？你问她自己吧！但作为她身边的人，我都感觉到压力。”跟随李银河长达十多年的助理、经纪人郑宏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李银河对于压力的话题并不津津乐道，反而轻描淡写地说，搞科研相对来说是最宽松的。跟她的主张容易给人造成的“斗士”印象相反，她在采访中的态度不但是温和的，而且是温柔的，平安喜乐的，仿佛已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

　　她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watchdog(看门狗)。碰到一些不对的事情，又是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责任所系，“你总得出来汪汪两声吧”？

　　三提同性婚姻提案

　　称赞李银河是英雄的，是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67岁的迈克尔·科比，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2006年1月上海举办的“性、政策与法”耶鲁－复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把李银河比作中国的金赛(美国性学家，其所著《金赛性学报告》引发了西方性解放运动)。

　　中国最有影响的“同性恋”资讯网站——爱白网的主编江晖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很好玩的老头”说起李银河，一口一个“My hero”。但江晖对李银河的印象是：说话轻声细语，现场的气场不够，“面”了点，远不如她的文章有力量。

　　然后两个月之后的“两会”期间，李银河就用这样的轻声细语，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关于同性婚姻的提案》。

　　这是她第三次提出这一提案了。前两次，都石沉大海。

　　很多人误会，以为李银河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以直接提交提案。其实，她什么都不是，只能四处找朋友帮忙。

　　第一次是2001年“两会”期间，她委托一名人大代表提交“同性婚姻”议案。但因找不到30名代表附议，只能作为“建议”提交。

　　第二次是在2004年。她这次瞄准的是政协，因为政协的提案一个人就可以提交。社科院有不少政协委员，但都以“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了解”为由拒绝了她。最后她总算找到了一位愿意帮忙的朋友，对方要求她不透露姓名。

　　其实，李银河自己都记不清她到底努力过多少次了。碰壁是家常便饭，有人肯帮忙也都会要求保密，提交没提交不知道，提交了当然也不会有任何下文。

　　第三次，2006年“两会”，她的声音终于被听到了，而且，振聋发聩。媒体蜂拥而至。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接受采访时表态，说同性婚姻的思想太过超前。

　　其实连江晖这个“同性恋”运动的组织者都认为，当下最紧迫的是反歧视，同性婚姻立法的时机远未成熟。在他看来，李银河提出同性婚姻提案，更多的是一种策略考虑。

　　对此，李银河自己有个“平行四边形”理论。即，有些人往左走，有些人往右走，最后得到的将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社会会走向二者中间的方向。为了平衡强大的右翼保守力量，她必须坚持向左走。

　　从次年开始，“两会”前夕的2月份成为中国“同性婚姻倡导月”，江晖他们每年组织“同志”中的志愿者上街宣传造势，呼应李银河可能采取的提案行动。而猜测她当年是否提出提案，也成为“两会”期间的保留热点话题。

　　喊出“皇帝没穿衣服”之后

　　李银河很快就品尝到“登高一呼”的滋味了：不是应者云集，是骂者云集。

　　开始，反同性恋者跑到她的博客上，尽情倾泻着骂街式的语言暴力。她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只好把博客评论功能一关了之。

　　2006年7月的“南京讲座”事件后，骂声则是铺天盖地而来，关也关不掉。

　　“七夕”前夕，李银河应邀到南京做了一个关于爱情的讲座。李银河自己的感觉是，讲座反响很好，“只有个别老年人提出异议，别的听众还‘嘘’他”。但《金陵晚报》的标题却是：“李银河憧憬‘多边恋’，前卫性观念南京惹众怒”。李银河说：“我是用过‘憧憬’这个词。我希望能有一个多元性文化的社会。我不是憧憬‘多边恋’，而是憧憬多元化。”

　　这篇报道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甚嚣尘上。

　　这些，她还能顶住压力，但来自行政系统的压力，她却顶不住了。

　　领导找她谈话之前的那个月，她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10月9日“锵锵三人行”谈性问题，10月17日视频聊同性恋，10月19日“一虎一席谈”聊“为二奶维权”，10月24日网聊“换偶”问题……反复阐发在“自愿、私密和不涉及未成年人”三原则下，成年人有自由选择权的观点。

　　社科院领导找她谈话了，主题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领导劝她要考虑中国国情，那就是：现阶段还是温饱阶段，性还是一个奢侈品。

　　李银河不服气，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算宣传吗？但她内心非常挣扎。她也理解领导的难处，外界会把她的个人观点看做社科院的观点。

　　她做出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也许只能如此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她看清楚自己，不适合当英雄，因为缺少战斗性和献身精神。

　　骂她的人，也是因她受益的人

　　但李银河知道，她是不可能闭嘴的。虽然，她只是个被“裹挟进去的战士”，但，既然被“裹挟”进去了，战斗就只能是她的宿命。

　　把她“裹挟”进去的，是她选择的研究领域。选择这一领域，既有必然，也有偶然。

　　必然是：从她的教育背景来说，她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而性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之一；从她的性格来说，那些年人们越是谈性色变，她越想将它看个究竟。在她看来，“搞性的研究有点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感觉；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感觉；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感觉。”

　　偶然是：她刚回国时做了10个社会学课题，在做“单身”这个课题时，碰到一个因同性恋而选择单身的男士。这给她提供了宝贵线索，使她得以通过他接触到其他同性恋者。就这样“滚雪球”，李银河完成了开创性的同性恋研究专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香港出版。

　　1998年，这本书经过增补，更名为《同性恋亚文化》，在中国大陆出版，引起巨大轰动。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大陆“同志”将之视为“圣经”。李银河也因此在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爱白北京图书室收藏了这本书的香港和大陆两种版本，还有《虐恋亚文化》(1998)、《酷儿理论》(2000)和《福柯与性》(2001)等李银河的代表作。据江晖介绍，借的人并不多。因为李银河的书大家都有，教育程度较高的“同志”家中几乎人手一本。

　　2009年12月，重新收录了这些经典旧作的《李银河文集》出版，其中还包括两部新作：《后村的女人们》和《社会学精要》。李银河下一步的计划是，写作新中国60年性史。

　　当被问到是否考虑过从政，李银河说，现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成了一种荣誉。“争荣誉我不乐意。但如果是为利益群体代言，我应该出来做这事。”

　　不过在江晖看来，李银河并不是最适合代表这个群体的人。“需要有更懂得语言技巧的，不能被人逼问两句就脸红的。”

　　但是，他非常钦佩李银河孤军奋战的勇气。“一般的学者做不到，只有那种不囿于学术圈子、时刻关注民生和社会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做到。”

　　他认为，李银河对性少数群体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有什么理论创新，或是提出了同性婚姻的提案，而是，她为这个群体争取了话语权。

　　但，李银河的贡献并不止于性少数群体。江晖说：“很多人并不理解，她是在帮每个人争取自己的权利空间。很多人只看到性，想到性本身以及那些性的画面，于是就觉得肮脏，然后就对李银河泼脏水。而那些骂她的人，其实，也是因她受益的人。” ★

　　知识界其他提名者：

　　吴敬琏

　　人物简介：

　　经济学家，1930年1月生于江苏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

　　提名理由：

　　当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遍地开花，风光无限，同时又身处非议与声讨的漩涡。吴敬琏虽为“国字号”的经济学家，没有放弃对道德底线和学术底线的坚守，其拒绝取悦的对象，既包括政府和利益集团，也包括公众意志。

　　龙应台

　　人物简介：

　　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祖籍湖南衡山县，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台湾)徐贤修讲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

　　提名理由：

　　作家、思想者、文化官员、大学教授、民间史发掘者，十年间的身份转换里，她时常一手握闪亮刀剑，仗义直言，心怀忧思；一手执柔软羽毛，呵护亲人和底层人。她是华人文化圈的话题人物，毋庸置疑的是，她让我们看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珍贵。

　　吴思

　　人物简介：

　　1957年生于北京。现任《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主要作品：《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隐蔽的秩序》《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等。

　　提名理由：

　　2001年，吴思著述《潜规则》，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词条。其与《血酬定律》一道，以独到思维梳理历史，观照现实，超越了传统的学术规范，于故纸堆内，发金石之音。同时，呈现了一位民间学者坚韧而灵动的灵魂。

　　凌志军

　　人物简介：

　　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1953年生于上海。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联想风云》入选“2005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提名理由：

　　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史家气度的新闻人。在当代书写当代史，不仅需要浩荡雄心与卓越的洞察力，亦必备非凡的坚毅与刚烈，他兼而有之。看凌志军在时政、经济、教育、企业史之间纵横捭阖，我们得以省思时代及自身，不至过于浑噩。

重剑无锋

十年影响力之体育人物

　　邓亚萍：完美蜕变的冠军

　　获奖理由

　　举国体制下体育选手绝无仅有的奋斗故事。从乒坛“大满贯”到剑桥博士生，再到北京奥组委官员，直至共青团干部，她在十年里完成了令人目眩的华丽转身。她为万千运动员灌输信念——把命运中可把握的部分最大化。

　　人物简介：

　　1973年出生，1988年进入国家队，以1米5的身高先后获得18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开创女子乒乓球“邓亚萍时代”。

　　1997年，以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进入清华大学英语专业求学。在其后的11年时间里，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学位、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及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先后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运动和环境委员会委员，并于2003年出任北京奥组委市场部国内赞助商处负责人。北京奥运筹办和举办期间，任奥运村部副部长。2009年4月起正式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言论：

　　“体育给我打下了深深的人生烙印，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能将我自己感悟到的体育真谛运用到现在的工作中。”

　　——邓亚萍

　　本刊记者/万佳欢

　　90年代初，邓亚萍一见记者就跑。

　　那时候，她还只是刚有点小名气的乒乓球运动员。躲记者不是耍大牌，而是“有点自卑，老觉得自己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媒体采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2009年12月14日，出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已八个月的邓亚萍坐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面侃侃而谈，讲话四平八稳，颇具成熟官员的风貌。在闪光灯下，她大方地微笑，眼中已没有了当年赛场上的冷峻、凶狠和咄咄逼人。

　　1997年退役之后，被推荐到国际奥委会任职的邓亚萍选择了从政的道路。12年来，经历无数大场面和系统性文化学习的她，早已不是以前那个怕见记者的运动员。

　　邓亚萍担任团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消息是在2009年4月共青团北京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正式被宣布的。共青团这一人事变动被法新社评价为“中国最伟大的运动员迈出了她政治生涯最大的一步”。

　　这也是邓亚萍首次从事体育领域之外的工作。此前，她的职务是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即使如此，人们对这个安排也没有感到太过讶异——自运动员时期开始，邓亚萍就一直恪守着一个优秀而成功的人所应具有的状态，并几乎拥有体育界所需要的一切可贵的品质和精神。从矮个头、低文化起点到奥运冠军和剑桥博士，她一直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她的传奇经历使她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优质榜样和精神偶像。

　　而在共青团开始自己全新政治生涯的邓亚萍仍然三句话不离体育。无论什么话题，她都下意识地带入自己的体育经历和思维方式；一说到起体育，就眉飞色舞。

　　当谈到众人对运动员出身官员能力的质疑时，她激动地拍了桌子，眼神里流露出当年赛场上的一丝直率和激动：似乎当年敢拼敢打的乒乓球手又回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都说“邓亚萍是一个奇迹”，人们眼里不可为的事你总能做到，但其实每次进入新环境(从打球到去清华学习)，你都有很长时间的适应期，并付出其他人想象不到的努力。这次来到共青团工作，有这样的适应阶段么？

　　邓亚萍：从1997年我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到现在，已将近13年，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积累过程。通过学识和生活经历的积累，包括跟社会的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些年我成熟了很多。

　　团市委的工作跟以往的工作确实有很大不同，以前只是在体育领域里，现在的工作接触社会更多，包括基层团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各个行业的人都有。

　　虽然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工作，但我在跟青年们交流时可以用自己的体会言传身教，而不是说教式的。可能体育有一种自然能与人交往的特性，在体育活动中人们会拿下所有的戒心，很容易结交到朋友。这一点上我感觉有天然的优势，另外他们对我很了解，彼此没什么隔阂。

　　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共青团市委工作后，觉得自己哪些方面的能力提高了？

　　邓亚萍：在国内，大家有同样的文化、受同样的教育、朝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意见还比较好统一。在国际组织里要复杂很多，不光是语言的问题，还有文化、民族、宗教、甚至思维方式的差异。你要了解了他们，才能提出一些他们认为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

　　这种国际组织里面的磨练有的时候是不大好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我的说话方式、技巧，包括协调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做运动员和学生，环境比较简单，从政截然不同，你如何适应做官的状态？在为人处事和管理方面，是否有一些以前没有的经验和感悟？

　　邓亚萍：其实运动员所承担的压力，比一个普通大学生毕业后要承受的大得多，因为大家没把我们当普通人。运动员的光环和后边所带的问号总是成正比的。

　　确实，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好像很了不起，但还是有人认为我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会做什么事情。等我们从事其他工作时，人们会提出更多的问号：你行吗？你不就会干体育吗？还能干什么？

　　这对运动员是非常不公平的。

　　坦率地说，1997年我刚到国际奥委会的时候，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比你问得更直截了当——我都遇到过。你会管理吗？你会干什么？我也知道我不会干什么。甚至于我不会英文、法文，根本无法跟别人交流，所以根本没办法融入这个组织，更不用说履行好一个委员的职责了。那段时间是非常受刺激的，也很受罪。

　　我也曾经成功过，在女子乒乓球上，我曾经称霸过世界，连续8年世界排名第一，在那个年代里我是最好的。我服吗？我就这样被人看不起吗？如果是我个人我也认了，但我身后是中国，在这个组织里就我一个中国人，也只有几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员。我代表的是13亿中国人(邓亚萍激动地拍了拍桌子)，代表这么多运动员，还代表亚洲，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这样一种责任，使我不得不努力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家认为，你是一个可以履行职责的委员，而不是你跟老萨(注：国际奥委会原主席萨马兰奇)关系好，被照顾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自己性格比较“倔”，大家对你印象最突出的也是好胜、不服输、有个性。但是做一名官员，恰恰重要的是协调和平衡，在开始工作以后，你会刻意去改变你性格里的一些东西吗？

　　邓亚萍：人总是有自己的性格。我们做事情要有原则，不能因为有别的压力，而不保留自己的原则。做这样(没有原则)的一个人，尤其是在国际组织里，是得不到尊重的。官员很重要的是你的人格魅力，讲白了，当你为自己的国家说话、做事情有原则，大家都会非常尊重你。如果你不为你的国家说话，甚至你都不清楚代表的是谁，我不知道大家都会怎么样评价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你性格里的一些东西反过来帮助了你的工作？

　　邓亚萍：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国外的文化是个人性格色彩比较浓，你有你的个性是好的。我这个人本身不喜欢藏着掖着做一些事情，很愿意坦诚地去跟别人交流、交往，甚至于听一听别人对我的建议和意见。我做事有原则，这是由于性格的关系。

　　我也赞成你刚刚讲的，有时需要平衡，有时需要有限度地妥协。因为很多事情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但是，这种妥协也都是因为大局的需要。所以核心还是——原则：你做事情是为了谁？

　　这几年来，我在这方面还是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非常清楚，我代表的不是邓亚萍，是整个中国。即使是有限度的妥协，也是为了大局，而不是为了我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你丢开了体育的老本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体育界的一个损失。你自己会不会有遗憾？

　　邓亚萍：没有什么遗憾的。体育给了我非常好的经历，给我打下了深深的人生烙印。从事任何一个工作，大家仍然还会说“你是从体育圈出来的”。体育教育我怎样去做人，怎样勇攀高峰，怎样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能将我自己感悟到的体育真谛运用到现在的工作中。应该从体育中总结、提炼出它的精髓，并将其带到其他领域去，让大家都有拼搏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把当时的球员邓亚萍定位成“神”一样的人物。而2003年，你在一个访谈中曾说：“我本来就不是神，我就是一个人。”看起来你并不愿意被这样标准化、脸谱化地谈论？

　　邓亚萍：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平常人而已，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我能够走到今天，自己当然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国家、组织和政府的培养，以及很多人对我的支持、指导，加上一些机缘的巧合，让我能够坐到这里，没走太多弯路。成事是需要方方面面的因素，也许如果换成你，也能够做成我现在这样。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绝不是表面上的，背后会有很多人对你的帮助。没有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也不可能有大家今天对我的评价。但是我承认一点，需要努力，需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具备一切素质。

　　中国新闻周刊：你无数次地提到定下目标、并下定决心是首位的，现在你的目标是什么？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期许？

　　邓亚萍：我相信组织怎么安排都有他们的想法和考虑。现在让我做共青团的工作，我就踏踏实实把本职工作做好，包括青少年、志愿者、团属事业单位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我从事了十几年国际组织的工作，有一定的国际交流的经验，怎样把一些体育交流的理念带过来，这是我要更多考虑的。

重剑无锋

　　姚明：中国对美最佳出口

　　姚明说，经营大鲨鱼俱乐部是他一辈子的事业。球迷和CBA也期待着他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更多改变

　　提名理由

　　他是中国迄今最为成功的职业运动员代表，影响力远远超出体育范畴。他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志趣与价值观，他的性格和处世方式，也修正了世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他被誉为最先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并为一个东方国家的全球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人物简介：

　　姚明 1980年出生，遗传篮球运动员父母基因，身高达2米29。

　　10岁开始接受业余篮球训练。18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岁入选国家队。

　　2000年姚明获ESPN全球最有潜力运动员奖。2002年，代表上海东方队获得中国男篮甲A联赛冠军。同年6月，以NBA状元秀身份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2003年获得劳伦斯世界最佳新秀奖。连续7个赛季成为NBA全明星赛西部首发中锋。

　　2009年7月，姚明成为CBA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老板。

　　言论：

　　“也许时间让过去的荣耀逐渐消退，不过我希望能让上海男篮重回巅峰！”

　　——姚明

　　本刊记者/唐磊

　　2009年12月19日，姚明拄着双拐出现在CBA新赛季开幕式的现场。这时姚明的身份不是因伤缺席新赛季的NBA球员，而是CBA联赛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的投资人，他以现身的方式激励着自己的球员。

　　从2003年到NBA时，姚明一直勤勉地工作，伤病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他在NBA的表现不但让人们认识到了一位篮球明星，也让外国人近距离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姚明说经营俱乐部是他一辈子的事业，CBA联赛也期待着他给联赛带来更多改变。

　　他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姚明是NBA历史上第一个不在选秀现场的状元，2002年，他只能和父母在狭小的演播室看着大洋彼岸的选秀直播，状元的结果并不令他们太兴奋，因为中国篮协和上海俱乐部当时的功利和短视几乎葬送了这个年轻人的希望。

　　带着家乡人民的骄傲，心怀忐忑的姚明前往美国“打工”。刚到休斯敦的新闻发布会上，姚明开场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人都怔住了，这个状元没有说休斯敦天气好，也没说谢谢老板签下自己，更没说新赛季要拿几分，他说：“我要向在机场空等的球迷道歉。我会在休斯敦待很长时间，你们总有机会得到我的签名。”

　　人们意识到来自中国的姚是个“大人物”，但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姚明礼节性卖乖的表现。美国人对这位身材高大的外来务工青年怀疑地审视着，连火箭队内部也没人确信姚明能成功。毕竟他的选秀顺位太高了，人们的期待自然更高。

　　第一场NBA常规赛，姚明得到0分2个篮板1次助攻1次盖帽3次犯规，表现糟糕。名宿巴克利甚至设下亲驴屁股的赌注，赌姚明单场得分无法过20。但接下来发生的变化让美国人彻底改变了看法。

　　当姚明打完NBA生涯的第8场比赛后，巴克利就输了，不得不在镜头前亲了驴屁股。对阵卫冕冠军湖人，姚明9投9中拿下20分。

　　从第二个赛季开始，姚明的比赛数据不断上升，并趋于稳定，成为联盟里的明星球员，球队的支柱。

　　随着姚明水平提高，不断有国内国外媒体、球迷呼吁姚明应该“站出来”成为休斯敦火箭队的领袖。带着中国人的恭谦温和，姚明能不断给球队带来帮助，却一直无法成为领袖的角色。也正是姚的这种性格，让他不仅仅是球场上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球星，也受到美国当地人的喜爱。

　　几个赛季一直保持的加练，让队友从心里认同了姚明的努力。自如地应对媒体，也为姚明赢得不少印象分。面对对手的各种挑衅，姚明不和任何人结梁子，只在球场上作出回应。

　　姚明进入NBA后的表现，不光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也能打好篮球。他的谦逊、友善，还有高大的身材，都很大程度改变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认知，这是以往任何运动员所不能企及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评价说：“姚明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单笔出口。”

　　而配合“姚之队”的精心经营，在中国体育明星中，“姚明”这个名字也成为目前市场中最具商业价值的品牌。

　　姚老板的新挑战

　　在NBA效力8年，姚明并没有和中国篮球脱离，他一直是中国国家队的领袖。雅典、北京两届奥运会上，姚明的激励和爆发，催化着中国队一次次超水平发挥。

　　更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夏天，姚明买下老东家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投资人、老板。

　　“姚之队”的成员都不赞成姚明收购大鲨鱼俱乐部，理由很简单，俱乐部的战绩、人气已经跌至谷底，而且从目前国内职业篮坛发展判断，CBA联赛俱乐部只有广东宏远宣称盈利，其他俱乐部都是赔钱赚吆喝。从目前CBA联赛俱乐部的收入模式看，未来几年很难实现盈利。

　　他们担心，最关键的是，和其他俱乐部老板相比，姚明的资本实力并不强，如果光赔钱赚吆喝，姚明的家底会被掏空的。

　　姚明则认为，上海是家，上海队是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他对其有着很深的感情，如果可以帮助球队，是自己的荣幸。

　　12月19日，CBA联赛2009-2010赛季在上海开幕，揭幕战一票难求，姚明效应迅速为这次曾经最低票价只有2元的球队带来人气。在“姚之队”的运作下，俱乐部签下了高水平外援，请了外教，计划在未来几年大干一场。也因为姚明的影响力，让多位姚明在火箭队的队友先后到CBA联赛打球，水平和作用都超过往届许多外援。

　　揭幕战很激烈，上海队以一分惜败，但球队的表现和火爆的球市让这支姚老板旗下的俱乐部看上去充满希望。

　　姚明说，俱乐部将更多地为社会服务，用关爱感恩的心为社会付出更多来回报大家对自己的关爱。

　　这应该是姚明和“姚之队”在NBA近十年最大的感悟，也是在中国篮坛目前的环境下，最应该也是最需要做的，比拉到一单高额赞助、签下一名高水平外援都要重要。

　　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很可能因此成为“异类”，因为老板姚明和运营团队都有在NBA的丰富经验，先进的联赛和俱乐部经营发展方式对他们运营这支国内的俱乐部有很多借鉴作用。

　　如果真像姚明所说的，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是他一辈子的事业，那他将面临的是如何挑战国内联赛固有的尚落后的体制模式，这个尝试比他在NBA再当二十年明星都更有颠覆性意义。

重剑无锋

　　如果失去刘翔，中国田径将会怎样

　　毫无疑问，如今只有刘翔才能让中国的田径场塞满观众和媒体记者，今后也尚没有看见别的可能

　　提名理由

　　在雅典奥运会上，他的“意外”夺金应和了大国崛起的民族情绪，瞬间成为超级偶像。他获得了110米跨栏的一切荣誉，他和背后团队善于塑造完美形象，其惊人的支持率和关注度无出其右。2008年北京奥运的信任危机，适时考验了刘翔本人及旁观者的心态。

　　人物简介：

　　刘翔，1983年出生。2001年获全运会、东亚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10米栏冠军，这是他冠军生涯的开始。2003年，获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栏第3名，结束了中国男选手在该项赛事中18年未夺牌的历史。

　　2004年雅典奥运会获男子110米栏金牌，也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

　　2005年5月，当选第六届世界劳伦斯体育奖最佳新人；同年8月12日，世界田径锦标赛，13秒08夺得亚军，创造了中国男选手在世锦赛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2008年北京奥运会预赛现场临起跑前因伤退赛，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一年后的9月复出，恢复境况让人欣喜。

　　言论：

　　“一切都要用比赛来证明，不管是受伤还是不受伤，运动员都会走下去，受伤只是一个小小的困难，跨过去就好了，就是这样。”

　　——刘翔

　　本刊记者/万佳欢

　　他无疑是中国体育界进入21世纪以来最耀眼的一个名字。

　　12月11日，刘翔的出场让香港东亚运动会男子110米栏金牌的归属变得毫无悬念。尽管只跑出了13秒66，但其他选手还是被他轻松地甩在身后。

　　毫无疑问，如今只有刘翔才能让中国的田径场塞满观众和媒体记者——刘翔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镜头、人群和疯狂的尖叫。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体育运动员能像刘翔这样，在经历过伤病、奥运会退赛和一年多的蛰伏之后，还能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和关注度。

　　本次比赛预赛时，刘翔换比赛服出了点麻烦，临时向一个志愿者女孩求助。随后，这个帮他整理衣服的女孩竟迅速获封“翔女郎”称号，并以惊人的速度走红网络。

　　在中国，刘翔的“领先优势”不仅仅在110米栏项目中，也不仅仅在田径圈内。他成了中国体育向前迈进的新希望，也带来了青年偶像的新标准。

　　10年前，还属于少年级别的刘翔首次参加全国田径大奖赛上海站，就在这个全国最高水平的比赛中获得第四名，令人们大呼“不可思议”。2001年，他两次战胜当时的“跨栏王”陈雁浩，获全运会、东亚运动会金牌，110米栏项目由此进入“刘翔时代”。

　　2004年，刘翔以平世界纪录的成绩获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金牌。这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此前，中国人在奥运会男子田径短距离项目上连决赛都没有进入过。

　　夺冠后，电视新闻里，刘翔一脸青春痘，坐在赛道上静静地唱周杰伦的歌，年轻、有朝气、带一点张扬，与人们印象中的“标准运动员”截然不同。颇具个性的英雄气质和星味儿使他迅速成为大众偶像。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刘翔打破了田径世界原来的失衡对抗，让全中国人找到了“民族自信”。2006年，他在瑞士洛桑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达到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高峰后，激动地说：“过去田径赛跑一直是美国人第一，我在奥运会上证明了黄皮肤的中国人可以跑出优秀成绩，今天又证明了这一点！我是中国人！”

　　在刘翔的影响下，这个项目的整体水平在不断上升，2007年，全国有10名110米栏选手成绩进入14秒；2008年增至12人，成为中国田径的一大亮点。而原本冷清的田径比赛，被大家熟悉的也仅停留在刘翔的队友与他同属110米栏项目的那些名字史冬鹏、纪伟和尹靖、谢文骏。即便如此，这些运动员与国际水平的距离还是相当明显。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伤退赛后，刘翔告别了之前的一路坦途，遭遇他人生中最大的危机：等待他的不仅是脚伤、手术和充满压力的漫长恢复期，还有各式各样的批评和非议——“失去了一代人的精神”“戏弄了13亿人”，甚至“懦夫”。

　　一年后的2009年9月，刘翔回到挤满观众的八万人体育场赛道，从上海黄金大奖赛开始“重新上路”。刘翔扮着鬼脸，看上去心情轻松，并出人意料地跑出了13秒15的好成绩。虽然只得到亚军，却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随后，刘翔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全运会、亚锦赛和东亚运动会，在没有太大竞争的情况下连夺三冠，不断在国人面前显示出自己在挫折之后更加成熟的心态，并证明自己并没有被受伤和心理压力打倒。他甚至表示，一定要在伦敦奥运会之前实现自己现在的目标——在世界大赛中进入13秒。

　　不过，虽然主治医生认为他接下来“已经完全可以进行专项训练和大强度比赛”，但其教练孙海平还是谨慎地表示，刘翔仍处于恢复期，目前的伤情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痊愈，不能盲目乐观。

　　明年，刘翔还将参加一系列赛事，包括多哈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上海钻石大奖赛、亚运会和世界杯。到那时，刘翔或许将可以证明自己并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璀璨恒远的恒星。

　　或许3个月后，刘翔将可能与对手、名将罗伯斯再度对话，这让每个人都充满期待。

　　这样的期待只与刘翔有关。

　　东亚运动会110米栏结束后，刘翔主动谈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也许将是自己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这意味着观众能目睹其赛场风采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刘翔，110米栏和中国田径将会怎样？

　　谈到未来，刘翔用了一个词，“后继无人”。最起码从目前看来，能挑起中国田径场上热烈气氛的重任仍然落在刘翔一个人的肩头。  

　　体育界其他提名者：

　　李宁

　　人物简介：

　　1963年出生于广西。7岁开始练习体操，17岁进入国家体操队，26岁退役。

　　在17年的运动生涯中，共获得国内外重大体操比赛金牌106枚。1987年，李宁成为当时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亚洲的唯一委员。1999年，李宁被世界体育记者协会评选为25名“二十世纪世界最佳运动员”之一。

　　1989年退役后，李宁加盟广东健力宝集团，创立了“李宁”体育用品品牌，开创了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经营的先河。

　　提名理由：

　　从运动王子到商界栋梁的角色转换，完美之极，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难以复制。他在“鸟巢”空中“飞行”的三分多钟，举世瞩目又备感艰难，这也是一个民族品牌创业史的写照。作为体育用品品牌，从中国第一到全球第四，“李宁”的世纪才刚开始。

　　郎平

　　人物简介：

　　1960年出生于天津。1981起随中国女排获4连冠。1985年退役后赴国外打球。

　　1989年郎平带领意大利摩迪那俱乐部女子排球队获意大利杯赛冠军；1995年执教中国女排，1997年被国际排联评为年度女排“最佳教练”。

　　2005年2月，郎平出任美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率队在北京奥运获亚军。

　　2009年，郎平回国，受邀任国内某俱乐部主教练。

　　提名理由：

　　遍数中国体育人，还没有谁能像郎平这样，以世界公民的襟怀，到处传播一个中国人对体育文化的理解。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排球教练，更是文化的使者。尤其是当她作为美国国家女排的主教练与中国队隔网相对，挑战并更新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体育价值观。

　　姚滨

　　人物简介：

　　1957年出生于哈尔滨。

　　1980年，和栾波代表中国首次参加花滑世锦赛。

　　1984年9月任哈尔滨市花样滑冰队双人滑教练。他带的前5对选手都夺取了全国冠军。1986年成为国家队教练。带出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张丹张昊三对优秀双人滑选手，夺得冬奥会以外所有国际大奖赛总决赛冠军。现任国家花样滑冰队总教练，兼双人滑主教练。

　　提名理由：

　　花样滑冰，一个技巧与艺术双双起舞的优雅项目，身为中国本土教练的姚滨，一下子为这个项目贡献了三对世界顶级选手。对中国体育而言，这是巨大突破，对国际花滑界而言，这是一个传奇。他是一位神奇教练，其价值或许还未被充分认识到。

重剑无锋

十年影响力之特别致敬：纳税人

　　十年影响力特别致敬：纳税人

　　提名： 纳税人 网 民

　　纳税人

　　当你消费的时候，当你领取工资凭条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纳税人？当你关心国是，当你面对政府，你是否意识到，纳税人的价值和应有的权利？

　　纳税人，沉甸甸的称谓，值得骄傲的身份，它意味着你是这个国家的基石，你是飞驰的经济列车的动力之源

　　本刊记者/关军

　　计划经济时代，利税混淆，连企业都缺乏纳税人的概念，更遑论个人。1980年9月，中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颁布并实施，个税起征点为800元，那一年，共有15人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进入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跨越了个税起征点，“纳税人”概念开始流行。

　　进入新世纪，随着“增加个税纳税人数量”渐成业界共识，纳税人的人数和范围正逐步扩大。

　　截至2009年，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国内税收中的第四大税种，在部分地区已跃居地方税收收入的第二位。

　　在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1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被视为神话，中国政府的国库之殷实令他国侧目，而比GDP更为夺目的，是财政收入的强劲增幅。纳税人以不同形式的税费缴纳，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各级机关的非税收入几乎与一年的财政收入持平，其中的相当比重，自然也来自纳税人的间接贡献。纳税人对国家昌盛的决定性作用，不该由于其自我意识的相对淡薄而被忽视。

　　个人所得税不再是一种隐性征税方式，它让公民更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纳税人身份，以及与之对应的义务与权利。

　　过去，纳税人更多听到的，是征税机关所强调的：要加强纳税意识。现在，随着现代文明的润物无声，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也在增强。纳税人需要李金华这样的“国家财产的看门狗”，他们更需要一个健全的、阳光的财政收支、监管机制。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首次对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告知。这个“首次”虽然来得太晚，并且“忽略”了对一些更重要、更基本权利的告知。不过，还是让人看到了社会前行的跬步。

　　今年以来，广州将全部114个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在网上发布，此举在国内尚属首次，引起强烈反响。纳税人应该为“阳光政务”的切实推进鼓掌，他们也需要提出更多合法要求，比如决算的公开，比如全国范围的推广，比如账目的细化……

　　纳税行为催生现代公民意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纳税人有权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对民众负责，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中国社会所取得的每一个重要进步，都与公民的纳税人意识之觉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过去几十年间，国家财政与税收收入的增速约为GDP增速的一倍，二者又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速。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几乎翻了两番，而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低。中国的纳税人群体，付出甚多而所求甚少，这并非值得赞誉的美德。

　　英国思想家斯迈尔斯德曾言：“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当纳税人群体不断壮大，发出清晰而响亮的声音，才真正是家国之幸。

　　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他们心中的纳税人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他们是纳税人，他们愿承担必要的义务，也理应享有与之匹配的权利。二者的生动呼应才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提。

　　他们寄望更多的税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投诸公共服务。以医疗、住房、养老之基本保障而免于恐惧，以教育之基本保障而培养身心强健的国民。 ★

　　个税起征点变迁：

　　1980年9月10日 800元

　　1987年1月1日 400元

　　1994年1月1日 800元

　　2005年10月27日 1600元

　　2008年3月1日 2000元

　　(时间为起征日期)

临窗读雨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10年只是一瞬，而人生又有几个10年？

 

这帖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