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 精神矍烁的父亲了。
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的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 ——梁晓声
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总有一个人将我们支撑，总有一种爱让我们心痛，这个人就是父亲，这种爱就是父爱。
父爱无形，细细品读，我们会痛，痛过之后，我们要学会珍惜，学会豁达，学会理解，理解父亲，理解人生……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骐
父亲学了一辈子英文，教了一辈子英文。晚年尚编写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14岁入清华读书8年，留美3年，退休后又居美七八年。似乎应该西化颇深。其实不然，父亲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父亲身上，似乎获得成功。
祖父是前清秀才，家境优裕，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祖母育子女12人，2夭折。存5子5女。父亲是次子，但长子早逝，所以在家庭中实际是长子，最为祖父钟爱。旧式瓦房的3间东厢房，是祖父的书房。设一床，午睡。自地及宇，皆书，不见墙。此书房是个森严的地方，孩子是不准进去玩的。就是叔叔姑姑们长大，仍是不进这书房的，父亲是唯一的例外。父亲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我四五岁。我记得父亲老是坐在祖父书房里，不知谈些什么。
父亲并不治小学，祖父的那些书，我想父亲也未曾读过。但书的存在即是一种教育。父亲小时候上公立小学，然而祖父仍延请了一位周老师来家作塾师，授古文。我七八岁时，在父亲书房里曾发现过父亲小时候的作文簿，之乎者也，我看不懂。父亲考清华时，先初试入围，然后由一个督军之类的大官堂试。一列小孩，长衫飘飘，由马弁引领，鱼贯登堂，设几作文。父亲因有塾学根底，以首卷高第。所以，清华虽是洋学堂，以英语教育为主，父亲却是先有了塾学熏陶。幼年的灌注，对于他一生的治学，立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父亲晚年，倒是穿西装。而教书10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窃笑，父亲也不在乎。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京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如雨下，讲到惨怛处，这女生索性伏案大哭起来。我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才应该觉得抱歉。
父亲年轻时不甚用功，据他自己说，30岁之后才晓得用功。其实这还不算很迟。苏老泉也是27岁才用功念书的。至于十有五而志于学，固然今之国中生类多能之，上学之外，补习班，家教，双管齐下。而在父亲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照我的观察，父亲的用功，也还未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那种程度。到了晚年，知来日之无多，才如饥似渴地猛读起来。像《二十四史》这样的重磅巨著，也通读无遗。
总的来说，父亲虽然数十年手不释编，但是他的兴趣却很广泛。也许习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吧。 父亲喜欢书画。中国的历代书法家，他最推崇右军，常常叹息：“右军的字实在无法学得到”。父亲写过不少条幅，中年以前写稿写信都是用毛笔，晚年才改用钢笔、圆株笔。大概是比较省事省力吧。也画过一些梅花、山水。但过了中年就不再画了。也治过印。镌刻的章，皆放在北平家中，乱湮烟灭无存矣。 至于博奕，亦是父亲所好。抗战时期，在四川北碚，家中常有竹战。但他从不出去打牌。文人之耽于麻将者，恐怕梁任公当推第一人。据说任公主编报纸，许多社论即是任公在牌桌上口授笔录而来。父亲之耽麻将远不至此。家中的另一种战争是围棋。棋客入室，不遑寒暄，即狂杀起来。他们下的那种棋，日本谓之“早？？”。落子如飞，如骤雨，如爆豆，速度既快，盘数遂多。输的红了眼，赢的吃开了胃。在恨恨声、惊呼声、抗仪声、嘻嘻的笑声、喃喃的自语声、哀叹呻呤声中，在桐油灯的黯弱光线下，不知东方之既白。父亲的兴趣不限于亲炙，壁上观也同样盎然不倦。几位感情特别丰富的棋客，父亲最爱观赏。北碚时代过去，博奕之事遂告浸绝。
父亲爱看体育竞技。但体育运动是父亲之所短。在清华读书时，马约翰先生主管体育，督导甚严。父亲的游泳课不及格。补考，横渡游泳池即可。据父亲说，砰然一声落水，头几下是扑腾，紧跟着就喝水，最后是在池底爬，几乎淹死。老师把他捞起来，只好给他及格。父亲玩过的球类运动，有乒乓球、棒球两种。我见过父亲打乒乓球，彼时腹围已可观，手握横拍立定不动，专等球来找他。打棒球，我未及见。但直至辞世，父亲对棒球情有独钟。每逢电视有棒球赛，父亲必是热心观众。
父亲写过谈吃数十文。在吃的方面，父亲无疑是伊壁鸠鲁主义者。自罹患消渴后，禁糖。他本非特嗜甜食，但是物以稀为贵，此刻甜点、巧克力、汽水、较甜的水果。乃至放了糖的菜肴，一齐变成了伊甸园中的美味苹果，越不准吃越想吃。此上帝之所不能禁也，纵然不能公然大嚼，私下小尝实所多有。每以此发病，赖有特效药耳。戒烟酒，则是父亲的胜利战例。烟量原是每日两包，戛然而止。酒量是两瓶白干，后来则只钦啤酒小盅。茶，父亲本也喝得很考究，晚年则很少喝茶，喝也极淡。
父亲不信鬼神。但于佛教颇有兴趣。在广州中山大学时，外文系主任（林ｘｘ）笃奉密宗，常在家中设坛行法。画符、诵咒、灌顶等皆不必说，最奇的是“开顶”。据说人死之后，灵魂困于脑股之内，无由飞升，乃至沦陷。欲免此厄，须诚心下跪，由法师念咒，以青草一根，插进头顶2寸，开一小孔，谓之“开顶”。如此一旦涅？？，魂灵儿就由那小孔一溜烟飞进天堂，绝无困滞。父亲常去观法，也借佛经回来看，唯有“开顶”，父亲不干。父亲之好佛，端在佛典中哲理部分，不及其他。
父亲之晚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一切都淡薄了，一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往日，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父亲逝世后，台视李惠惠女士打电话来：“几次要去访问令尊，都被令尊拒绝了，所以至今还不知道令尊家在何处。现在令尊已经去世，是否可去令尊家访问了呢”这一次的访问，终于实现。父亲已不复能拒绝。父亲在赠琦君女士的金缕曲结尾云“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这正是他晚年之心声。
父亲的最后几分钟，乃以缺氧致死。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索笔，手颤不能卒书，先后写了5次，要更多的氧。此是父亲握管80年的最后绝笔。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心诊所主治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但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5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一去不返！哀哉！
背 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有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籍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老舍教子八章 □舒乙
老舍先生称自己为“写家”，不说“作家”，还称自己为“文牛”。实际上，这是他的一种人生观。纵观他的一生，不论是办教育，还是当作家，都围绕着一个大问题——怎样做人。
在儿童教育上，他有一套独特的思想，既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的，也是泛指所有的孩子的，算是他的教育思想吧。细想起来，有以下八条：
一、“木匠说”
1942年8月，老舍先生曾写过一篇叫做《艺术与木匠》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这是一种反传统的教育思想。第一，干文艺并不比当木匠高贵；第二，干文艺比作木匠还更艰苦；第三，干文艺更需要一些基础，诸如文字要写得通顺，要有生活底子，还应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
1949年在重庆，朋友们为老舍先生祝寿，并祝贺他从事写作20周年，大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轮到他致词的时候，早已泣不成声，只喃喃地说出一句来：“20年，历尽艰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20年也很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依然是把当作家比作拉洋车和做小工。
二、“不必非入大学不可”
这倒不是说，他自己没有上过大学就不主张别人上大学。他说的是“不必非入大学不可”，是一种反对“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这也是一种反传统的教育思想。老舍先生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谈到对孩子们的希望时写到：“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若我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作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他还进一步说：“书呆子无机会腾达，有机会做官，则必贪迂误国，甚为可怕!”
他主张念书，以知识救国，以学问强国；他反对读书去走仁途，如果这样，则不如去当一名诚实的木匠，因为木匠做的桌子或柜子对社会有用。
三、儿童“宜多玩耍”
老舍先生特别珍视儿童的天真，认为这是天下最可贵的，万万不可扼杀之。
谈到自己第二个女儿小雨，他说：“至于小雨，更宜多玩耍，不可教她识字；她才刚4岁呀!”
老舍先生主张维护儿童天真活泼的天性，不可强求，更不可处处约束。
老舍先生最害怕看见“小大人”、“小老头”和“少年老成”，一看见小孩穿上小马褂，一举一动全像大人，便想落泪。
老舍先生有一句名言：“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可见，孩子的天真，在他眼里是何等重要，何等神圣!
四、“不以儿童为玩物”
老舍先生说：“每当摩登夫妇，教三四岁小孩识字号，客来则表演一番，是以儿童为玩物，而忘了儿童的身心教育甚慢，不可助长也。”其错误在于：是以大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孩子为中心。是为了满足大人的虚荣，而不是真正为了孩子的发育，一句话，是以儿童为玩物；其次方法不当，往往超越了儿童身心发育的实际水平，违反自然规律，成为拔苗助长。
五、“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老舍先生提倡对待儿童必须有平等的态度，主张尊重儿童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的。
对中学生，他以姓名相称，不再叫小名，表示尊重；会主动伸出手，行握手礼，以视平等。
孩子们送小礼物给他，他必定当场回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礼品，就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皮手套、衣服、皮鞋回赠出去，或者把自己的作品送上，还要签名。两倍地甚至十倍地报答对方的好意。
他爱给儿童写信，在信中常用幽默的话彼此开玩笑。甚至俏俏地向儿童宣布自己的写作计划。“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大纲便是在给冰心的大女儿——一位中学生的信中首次披露的。在他面前，孩子可以自由说话，他认为孩子有权如此，并希望普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态度和胸怀。
六、“崇尚大自然”
老舍先生曾领着小学生们去中央公园向花鞠躬。他说，花儿、植物都应该受到尊重，要以一种虔诚的态度对待它们。他不让小孩子用笼子养鸟，说应该让它们自由地飞。他爱把矿物标本送给孩子们，以为这既有趣又有益，是极有价值的礼品。
老舍先生更喜欢乡下孩子。虽然，他们穷，甚至脏，可是他们纯朴、忠诚、讲义气，人格高尚，而且知识广博。懂得大自然的许多奥妙。他希望孩子们尽量贴近大自然。
七、“鼓励创造”
老舍先生喜欢看儿童写大字，以为是一大乐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且淋漓之致。”这是他对孩子们的描述，推崇孩子们的这种创造性。
八、“只有两件快活事：用自己知识和得知识”
老舍先生早年在《赵子曰》和《二马》两部长篇小说里猛烈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大学生，认为他们一是脑子里没有国家观念，只想自己作官，二是虚度年华，不好好用功，没有真本事。他说：“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还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
老舍先生反对青年人好高鹜远，主张由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干文艺的要从写好一首快板做起，任何事物只要钻进去，都会出成绩，都会出真学问，反对“难得糊涂”，他说：“难得糊涂最为不通，要精明而诚直，斯可贵矣!对什么事都应细细地研究，得知识，用知识，为了国家。”
人类应该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人类的智慧——献给儿童。老舍先生用自己的实践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这件事本身，便是一份遗产。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
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
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
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会不会是这家伙？”
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窜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２１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
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期待父亲的笑 □林清玄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典型的父亲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了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踬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舄高兴的时候。
“他对母亲也非常的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上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二十年后，我到行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丁一手，使得竹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二十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 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也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您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您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您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您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您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比别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地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两百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在。我最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
在六十岁以前，父亲从未进过医院，这三年来却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
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您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的渺小。
我后来从事报道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的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素质。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进入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关怀、善良、进取的人生观。
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深自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
“假使有人，为了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为了爹娘，百千刀战，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
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您父亲的病情，不必看您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您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您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康健，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
这个世界如果真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父亲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母亲有什么罪孽，十方诸佛、各大菩萨，请把他们的罪孽让我来承担吧，让我来背父母亲的孽吧!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
“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战，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
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您父亲的病情，不必看您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您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您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康健，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
这个世界如果真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父亲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母亲有什么罪孽，十方诸佛、各大菩萨，请把他们的罪孽让我来承担吧，让我来背父母亲的孽吧!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
“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临窗读雨特辑 2010-06-20
| 
http://my.poco.cn/id-64722294.shtml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6-20 15:54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10-6-20 17:36
随喜随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