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文化】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临窗读雨

      费孝通先生以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也同时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文化思想视野中思考着文化的自觉，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强有力的解说。朱苏力先生认为，由于费孝通先生有效的现代社会科学表达，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一致。在这一维度上，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


　　对“礼”的同情解说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以及《江村经济》等著作中充分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于传统乡土中国的功能和必要，为儒家思想的发生、存在和历史正当性做了强有力的社会学解说。

　　费孝通强有力地论证和指出了，在传统中国农耕社会中，家庭的重要性和意义；强有力地，也非常精细地展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诸多特点，并因此似乎是捎带着，展示了儒家传统政治社会制度、规范、礼教、习俗和思想在这种社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他对“礼治”和“法治”的阐述：

　　〔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

　　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没有任何其他现代或古代学者比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解说，在抽象层面上，更自然、真切且系统展现了儒家倡导的“礼”和“礼治”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如果考虑到传统中国基层农耕社会的极少流动性，这些“礼”确实是普通民众生活秩序的“纲”(基本支撑点)和“常”(始终存在)。考虑到传统农耕中国几乎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状况，考虑到“礼治”实际履行的维系社会和平稳定的重大社会功能，考虑到“法治”执行所需要巨大财力、信息以及很难监督防止的滥官污吏，确实很难设想在传统中国有可能拒绝“礼治”而仅仅依靠“法治”。这种并不雄辩却令人无法拒绝的生活逻辑展示和合理性分析论证，在费孝通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

　　费孝通因此针对20世纪的激进者，实际上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温和却又是最强有力的辩护。但他不像梁漱溟那样更多用想象的三种文化对比，借助某种形式的进化论在情感上呼唤皈依者，也不像牟宗三那样强调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的传统，没有激进者或新儒家的那种强烈情感冲击，但他的语境化解说却把儒家文化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现代生活一步步切断儒家在中国的生活情感之根的时候，费孝通使它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智识学术之根。


　　承继的创造

　　但费孝通是一位现代学人。这就注定了他不是儒家的辩护者、卫道者，不是历史知识和传统的固守者。他对儒家思想是有贡献的，如果不是把贡献仅仅理解为阐释和捍卫儒家命题的话。

　　首先，鉴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一贯坚持的是纯阐释学传统，那么费孝通实际上开始了(如果还不能说创造的话)现代社会科学的儒家思想传统。

　　例证之一是《生育制度》对乡土中国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的分析。费孝通充分演示了其发生的逻辑、效用和结果，不仅颠覆了自由恋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制度的先验道德优越性；在“单系偏重”一文中，他还从社会整体合理性角度有效反驳了自由主义话语对中国农业社会中财产继承问题上男女不平等的指控。诸如此类的分析支持了与儒家思想相联系的一些乡土中国的实践，但不是诉诸权威，而是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其次，鉴于是在社会科学层面展示了传统儒家思想和制度的语境合理性，因此费孝通也就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于在世界变化中的近代中国的局限性，以及在当代变革的必然性。这在理性上界定了儒家思想和实践作为制度的边界，界定了儒家作为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因此费孝通指出，面对20世纪的世界，中国人如果要活下去，富裕起来，为什么儒家思想和实践是不够的。

　　费孝通的思路是给人启发的，即任何文化和制度都是为了人民或民族的生存，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或某几个先天综合判断，实现上帝的或其他的道德权威的绝对命令。费孝通对儒家思想的文化表达是有所“损益”的，损或益的标准并不是“真理”或“心”，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中国人的整体利益。

　　因此，这就可以解说费孝通为什么似乎完全背离了据说是因儒家“重义轻利”而形成的鄙视工商的传统。他自称一生以富民为追求。不仅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的关注问题是《江村经济》，而且在之后《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他也一再以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分析先是表明了副业(其实已经包含了一部分手工业)后来是工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明确提出了“工业下乡”的主张。他要比后代儒家更重视社会的物质生产，重视社会的物质财富对于人民安居乐业，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把狭义的文化表达视为首要。

　　但这真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吗？若是同一贯首先强调“富之”和“足食”的孔子相比，费孝通先生比那些更多强调教化和心性的后代儒家，包括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的新儒家们，都更像孔子。而且重利并不一定轻义，就一定属于“小人”。在1980年代初，费孝通不顾当时种种非议和压力，大力支持发展社队工业。这正是儒家赞美的那种人格力量的体现。

　　尽管是社会科学的进路，但若是从思路上看，费孝通先生坚持的更像是早期儒家“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因此其实属于经验主义的知识传统，拒绝了宋理学、明心学和现代新儒家的理念主义。不是从阅读文本或自我反省中获得知识，他关注社会生活经验，见微知著，非常善于从日常社会生活现象中提炼问题并将之有效转化为学术讨论。并且由于注重经验，不强调内圣外王的菁英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我看来，费孝通还恢复了至少是早期儒家的那种平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知识传统:“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费孝通不仅在这个时代解说了，更是创造了儒家思想表达和传播的现代话语形式。在比较温和且愿意思考问题的现代知识分子中，费孝通获得了远比新儒家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


　　理想的超越

　　创造必定已是超越。但我还想从国际层面来表明费孝通促成的儒家思想的超越。

　　费孝通使儒家的思想实践不限于国际汉学界或儒学界；他创造了儒家思想论战的新对手，因此也就创造了儒家思想同其他文明对话的更大空间和可能。

　　例如，在两篇有关文字下乡的短文中，费孝通解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更重要的是，他颠覆了通过文化启蒙改造社会的幻想。费孝通先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展示了，知识总是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任何正常人都有知识，不必定附着于文字，因此每个人都只有知识的比较优势等等。费孝通隐含的结论是，必须首先改变生产方式，否则仅仅文字下乡无法改变乡土中国，而且文字也不会扎根农村。经验证据一再支持了费孝通的判断。费孝通思考着改造乡土中国的新出路；但在智识上，他也挑战了直到今天仍颇为流行的自由主义和启蒙哲学的话语。

　　在“无讼”一文中，费孝通通过一个简单的个案――某人因妻子偷人打伤奸夫、奸夫到法院告前者――就提出了一系列抽象意识形态化的基于个人权利的法治话语和实践很难回答的问题:传统“礼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法治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法律移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突等等。这个例子高度具体化了“礼治”与“法治”遭遇的现实情景，至今仍具有强烈的惊醒作用。

　　但晚年的费孝通还有另一种超越，并且同儒家思想有了更直接的承继。思考集中表现在费孝通晚年的一系列学术短文和学术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林片思》。不仅由于思考的地点或触媒使费先生同儒家传统在空间和文化符号上联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思考的问题――从国内看是“教之”，从国际看则是“平天下”――和思考的方式也同儒家传统联系起来了。

　　文章的核心是关心未来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费先生提到了环境污染问题，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与人的心态问题。他在《孔林片思》中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

　　这段文字写在1992年6月。在国内，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全面推进，而费孝通先生却提出了如何在21世纪处理国际之间的问题，提出了环境和能源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超越其所处具体社会和思想环境的眼光和关怀。而在国际上，也是直到一年后，美国学者杭廷顿才提出了所谓“文明的冲突”问题；而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提及了费孝通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这足以展示费孝通的思考和判断在中国和世界学人中具有的先锋性，但更重要的是超越性。


　　费孝通、儒家传统与文化自觉

　　如果只是打算勾连儒家传统和费孝通，上面的话大致足已支持我的论题了。但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不是牵强附会，那么我在一开始时勾勒的那个费孝通又是如何同儒家思想勾连的呢？很多人会简单追溯到费孝通早年(“五四”之前)受过的教育，“约四岁入蒙养院，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以及家庭的熏陶等。一个人幼年的教育确实会影响他的终生。但是这个回答不可能对。

　　真正建构费孝通与儒家传统之联系的很可能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那个农耕社会，那个乡土中国。尽管时光流逝，多少次改朝换代，19世纪后期起中国更经历了“数千年未见之大变革”，但直到费孝通中年时，中国广大农村熟人社区的秩序问题基本还是当年孔子力图回答的问题，普通农民基本还是沿用了儒家提出或概括的方案，并且基本有效。哪怕改朝换代，社会上层或者“礼崩乐坏”，或者“变法改制”，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最终还是“礼失求诸野”。有或没有儒家来表达，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都需要这样一套规则，并一定会作为实践而存在。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永远都存在这些问题，孔子时代如此，至少到费孝通中年时也还基本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规范不是孔子或儒家的创造，与儒家的阐述和传播也并不直接相关，相反，更可能是这种传统农耕社区的内生秩序本身启发了孔子及其后代传人的表达。接受了系统西学教育的费孝通，尽管有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和学说理论作为参照系，但只要他直面这样的乡土中国，就只能以现代社会科学来阐述和表达这种秩序。这种秩序内在于这种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其正当性来源于也受制于这个看似可塑实在坚定的农耕社会。

　　因此，在费孝通先生强调的“文化自觉”中，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直面对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的真实问题；而不能仅仅关心中国传统文献或西学文献中的问题。我刚才说的对费孝通和儒家思想发生及其关系的重构，则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的，为了社会的生存，所有的知识运用都必须是具体的和地方的，不可能存在独立于社会生活需求的知识；要直面社会，而不是试图在文字层面上进入某个据说是正确的文化或学术传统(那不是为了社会的研究，而是为了“不朽”的研究)。如果不是首先在这个层面上达到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发展和贡献。

　　对费孝通的探讨还暗示了，必须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复兴、发展和贡献，必须考虑在世界学术竞争中发展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因此很可能必须在社会科学的传统中继承、发展和表达中国的文化。这是另一种文化自觉。如前所述，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说基本背离了传统儒家的教义学或阐释学传统，他很少直接触及儒家经典，他运用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律和功能主义来解说儒家文化的实践形态和有关这些形态的表述。但这些解说是非常强有力的。

　　尽管力求展示费孝通与儒家思想的关联，但必须强调，费孝通显然不相信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从中“开出民主与科学”之类的宣言。费孝通对人的分析，对制度的分析，他的功能主义，背后的假定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和社会人，他们都在追求自我利益和与自我直接相关的人的利益。费孝通重视道德，也承认“礼”和“礼治”的社会功用，但他的分析表明他并不相信无论是儒家或是新儒家的道德教诲，或是其他什么文化教诲，本身可能完全改造平凡的人。费孝通的最高理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他的最低理想:人类的和平和安定，每个人都能比较富裕像样的生活，与其他人共存共荣。

　　费孝通并没有规定我们的追求。但费孝通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不能轻狂起来，试图构建一个纯理性的世界，期望一个完全正义的世界。费孝通讲新孔子不是追求思想的独尊，一统天下，而只是期望“在争论中筛洗出和在一个过程中形成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费孝通当然希望在新一代中国人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但请注意，只是懂得“当”孔子，而并非成为本质意义上的孔子；“当”只是一种职业分工，只是履行一种社会功能；而不是因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是因为文化必然一统或真理必定趋同，而仅仅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时代人类和平共处的心态这样一个问题。

　　因此，强调文化自觉的费孝通从没有说过诸如“21世纪属于儒家文化”这类话，他既不认为未来将由中国文化主导，也从来没有认为甚或希望中国文化本身的优点会带来中国的复兴，而只是在世界性的共识形成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他一生只是强调富民，不奢谈狭义的文化，他的研究进路，以及他的晚年提出的心态研究，都表明他始终都是一个文化的功能主义者，一个文化建构主义者，一个文化的反本质主义者。他似乎认为，只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长期富裕和强盛，人民的安居乐业，才真正强有力地表达其文化，产生长远和扩展的影响力，而不是相反。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某种现象，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表达都不可能仅仅因其“独一无二”或“源远流长”就自然能或应当在世界获得一席之地。学者必须通过至少是具有某种程度普遍性并且是有竞争力的表达才有学术意义，才能进入人类的知识库房。

　　如果分析到这一点，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费孝通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他的文化观太功能主义了，也太实用主义了。但这不就是历史背景关照下当年的孔子吗？一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仅自己“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但从广义的文化层面、从功能主义角度看，这种虚无主义恰恰反映了一种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深厚责任感，一种更高的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在这种视野中，从长远看来，人类没有最终目的或无法察知那个最终目的并强使一致认同。所有的文化最终都要适应人的生存，无论文化的发生、消长和存亡，都契合着而且必须契合着群体的人类生存。


本文作者朱苏力：

中国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著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阅读秩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波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等；译有《法律的运作行为》、《法理学问题》、《宪政与分权》、《美国宪法在海外》等书。

临窗读雨

《诗经》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应是由采风制度下周王朝的史官、乐官们所编定。孔子曾整理过《诗经》。《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首。就其内容而言，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又分为 15国风，为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湖北等地的土风歌谣。“雅”是指周王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歌诗。“颂”是在祭祀和典礼仪式上使用的乐歌、颂歌；另外，“颂”中还保留了若干商、周等古老部族的史诗，这些史诗述说了这些部落的起源、发展以及民族英雄的事迹。
    《诗经》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故乡。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诗经》就为凝聚我们的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当时，由于相距遥远，交通不便，普通人的旅行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这当然不利于人们建立地理意义上“天下”的概念；但《诗经》的传唱，使原本遥远的地域变得可以想象、可以亲切地感知。齐国的海、宋国的河，秦、晋的高山，他乡丰富的物产，奇异的风情，都因《诗经》的描绘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说，《诗经》在当时各国之间，缔造了宝贵的文化亲缘。

    当时，各国社交、外交所用的乐曲都出自《诗经》，《诗经》也是人们学习语言的范本。由于《诗经》长期、广泛的传播，具有极高的公信度，所以，不仅在民间，即便是在上流社会也有着极高的引用频率，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重大的外交场合或是典礼中，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加强自己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所谓的“断章取义”是一种流行的作法。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当中，对《诗经》的熟悉程度，对《诗经》引用的恰当程度，都是一个人整体文化修养水平的标志，当然也就关系到他享有的社会尊重程度。

    孔子曾经谆谆教诲他的弟子，要熟读《诗经》，深深体会《诗经》，因为在主流文化中，一个人“不学《诗》”，就“无以言”。孔子认为，学习《诗经》，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更加恰如其分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学习《诗经》，还可以陶冶情操，使人修炼出“温柔敦厚”的日常品性。随着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受尊崇程度的不断提高，极受儒家学派推重的《诗经》逐渐完成了由文学作品到儒家经典的转变，并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教材。围绕《诗经》的学习与研究，还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诗教”传统。《毛诗序》对于诗教的核心归纳比较全面：“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关《诗经》内容的学习与训练，也因此成为知识阶层必备的文化素养。对于政治家而言：更是要通过学习《诗经》的内容，深刻体会《诗经》所倡导的基本价值：不仅要通达人情，洞悉人的深心、真心，而且特别要强化自己关注弱势人群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状况的意识，以更有效地解除民间疾苦，消除社会弊病，获得民众拥戴，保持政权稳固。

    《诗经》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是值得探究的。其原因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首先《诗经》作品的收录与排序没有特权。我们目前还弄不清《诗经》中的作品是以什么标准来进行收录和排序的，但肯定不是以国家的大小、强弱、贫富来做收录、排序标准的；因此它最终才成为我们多民族大家庭当中、为人心悦诚服的、共有的经典。其次，《诗经》的作者们以及《诗经》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分别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具有广泛的群体代表性，而不只是仅限于某类特权人物，比如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官僚富豪等等；《诗经》涉及的多是普通人、普通的生活模式中可能出现的情感遭遇，所采取的价值标准也更多是民俗的；不仅很少地域歧视，也很少阶层歧视。应当说，《诗经》主要关注高频出现、人人可以体验、人人需要学习、人人可能面对的情感遭遇；与其他典籍相比，《诗经》不是光讲大道理，而更多的是从生活细节出发，从人的细微情绪出发，对人进行引导、诱导，所以能够成功地介入、干预大众的情感生活。

    《诗经》倡导的情感生活态度总体是积极乐观的。无可否认，情感问题是人一生都要面对的巨大生命之忧，孤独、惊惶、恐惧、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感多多少少都会经常给人带来精神困扰；严重的情感困扰往往还会造成持续性的心理障碍、创伤。《诗经》崇尚个人自主把握命运，特别鼓励人们在情感遭受打击的时候，要勇于自救、自助，并且还倡导人们尽可能地互助。《诗经》善于帮助人们发现生活的动力、行事的信心、为人的责任；善于帮助人们有意识地培养健全的精神和人格。

    《关雎》是三百篇之首，也是《诗经》中最著名的诗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些优美的诗句，饱含着深长的意蕴，自古以来，广为传唱。《关雎》当然是一首爱情诗，说的是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却无缘亲近她，因此而日夜苦恼不已；上天不负有心人，最终他获得了觉悟，通过美好的音乐而得以走进姑娘心中。这首诗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地传诵，是因为它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式爱情的真谛：爱，就意味着要千方百计地给予对方细致入微的体谅与关爱，就是想方设法要使对方感受到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古往今来，无数爱侣就是从这首诗中，获取了永相爱悦的秘诀。慷慨付出、一往情深，正是中国文化崇尚的情感基调！

    “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台湾著名作家琼瑶作词的歌曲《在水一方》在华人社会有着很高的流行度，这首歌的歌词系由《诗经侘秦风·蒹葭》改作。《蒹葭》原诗中的诗句是这样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当然也是一首爱情诗，表达的是一段尚且未能如愿的爱情；不过，这也未尝不可看成是一首含义丰富的哲理诗，表达的是人对理想、对人间亲密关系不懈的追求。这首诗的不同凡响之处，恰恰在于诗中深入揭示了追求、奋斗与挫折、磨难并生的过程中，人经常会遇到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感受：求之不得的怅惘，南辕北辙的徒劳，不得要领的郁闷，犹豫不决的困惑，匪夷所思的诧异，恍然发现身处悖谬时的自嘲等等。但是面对挫折，《蒹葭》倡导的当然不是绝望、放弃，而是自我宽解，自我反省与自我坚持。在困难面前，在失意当中，更要对大局看得开、对自己的未来想得开、做眼前事则是要放得开，这也是《诗经》中许多诗作共同贯穿着的一种坚忍不拔的执著精神。

临窗读雨

孔氏南宗与江南社会文化


　　南宋初年，宋室南渡，孔子第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在从父孔传的支持下，率部分族人扈跸南渡。

　　辞别祖庙，依依不舍，南渡途中，历尽坎坷，后辗转来到衢州并寓居于此，衢州由是成为名闻遐迩的“东南阙里”。

　　此后，南渡族人以衢州为中心，在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分衍出众多支派，从而形成了支派众多、族人遍布各地的孔氏南宗。孔氏南宗族人秉承家族传统，以明道弘道、化民成俗为己任，推动了江南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

　　孔氏南渡以后，继承和发扬孔氏家族深厚的宗族文化，以诗书礼义教育族人，其注重经世、强调致用的教育理念对江南士风具有特殊意义。孔氏南宗家塾由南宋初年的私学，到南宋后期的思鲁堂，直至明清时期的家塾、书院和清末民初的近代学校，呈现出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的历程。明清时期的孔氏南宗家塾规模可观，王阳明嫡传弟子邹守益所作的记中写道：“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20世纪初，孔氏南宗有多人出国留学，“开风气之先”，南孔族学“也由传统家塾向近代学校转变”，演变成尼山小学，成为衢州“近代学校教育的典范”。在底蕴深厚的族学熏陶下，孔氏南宗家族史上涌现了一大批饱学之士，可谓代有传承、贤才辈出，不愧“出士类增美士林，可作千秋冠冕”的美誉。此外，孔氏南宗士人通过担任学官、创办书院、担任书院山长等多种途径，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推动了儒学在江南各地的传播演进。

　　扈从宋高宗南渡的孔氏族人多有“豪杰”之士。孔传之子孔端隐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认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国家惨变，闻者寒心，凡稍知大义者咸思仗剑以从王事。礼义由贤者出，况吾孔氏子孙乎？”孔端隐言辞之激昂，行为之慷慨，千载之下犹令人奋起。的确，南渡族人无不心忧天下，积极有为，孔端友、孔端朝、孔端隐等南宗族人，都积极实践儒家政治思想，恪尽职守，深得人心，如孔端隐病逝于江苏句容，当地百姓悲痛万分，“士民如丧考妣”，哀号不已，特立“去思碑”以志纪念。南渡诸人积极践行儒家政治思想，并以突出的政治作为，对孔氏南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使传承家学、报效国家成为孔氏南宗的宝贵精神和文化传统。孔氏南宗历史上涌现了众多经世济民之才，孔应得、孔洙、孔克仁、孔贞时、孔贞运、孔庆仪等影响较大，其中《明史》有传的就有孔克仁、孔贞运等。国家太平之时，他们注重教养，体贴民情，致力于改善和淳化士风、民风；社稷危亡之际，他们殚精竭虑，希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有补于时。南宗族人中，出仕者往往恪尽职守、尽忠效国，未出仕者则体现了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传统美德，在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和谐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作为世家大族，孔氏南宗的广泛影响自不待言，可谓“天下言故家旧族者，莫能先之”。作为诗礼之家，孔氏南宗在制定家规、编修谱牒、祭祀活动、族学教育、敬宗收族等方面都堪称典范，对江南其他宗族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衢州孔氏的积极作为，使衢州成为“南州之洙泗”，吸引了众多学者、文人。徽州孔氏诗书不坠，推动了儒学在南方地区的发展，形成了“自北而南意已通”的文化脉络，舒頔的《赠孔学教克焕》将这种现象盛赞为“至今犹是鲁儒风”。桐乡支孔氏自孔公昉迁居青镇之后，“四百年来，载在谱者不下千人，人文秀美，科第不绝，家传忠厚，人知礼义”。可见，衢州孔氏及其他南宗各支派对当地社会发展与文明教化所起的积极作用，汇聚成孔氏南宗的整体合力，对江南社会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既广又深的影响。

　　孔氏南宗文化是孔氏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与江南文化不断融合、创新与发展的产物。对诗礼文化的传承，推动了孔氏南宗的宗族管理与宗族发展，培育了一批循礼蹈义、道德峻伟的士人；与江南文化的融合，使孔氏南宗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内涵方面来看，孔氏南宗文化主要包括了四个层面：首先作为一种宗族文化，代表了孔氏宗族的一种发展形态，并由于孔氏宗族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超越了一般的传统家族文化，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江南地方文化的特色，反映了江南地区的人文传统和地域精神风貌。再次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孔氏南宗宗族的历史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政治乃至历代政权文化和思想政策的特点。最后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孔氏南宗不仅是江南地区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发展演变的一种折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氏南宗不仅仅是衢州的孔氏南宗，而且是浙江的孔氏南宗，南方的孔氏南宗，全国的孔氏南宗，在不同的文化层面，均有其相应的作用和价值。孔氏南宗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当代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

临窗读雨

余秋雨：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核心提示

　　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

　　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

　　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可以说，

　　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

　　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

　　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

　　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

　　他就安静地回来了，

　　因为我们的文化，

　　决定了他不具有非农耕的侵略性。

　　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

　　一个家庭，一个朝廷。

　　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

　　忠孝就两全了。

　　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

　　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

　　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


　　“巨人性格”引发全世界好奇

　　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着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已经发现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个好奇带有一种让我们不安的成分，我们对他们造成了不安，他们的疑虑又造成了我们的不安。前不久我在一个国际商会上演讲，居然有一些国家怀疑我们食品质量出现问题是全中国人的集体阴谋，这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只能说他们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了解。以他们视角来看，突然之间，眼前走过一个巨人， GDP、人口总量等都清楚，但唯一不了解的是他的性格。巨人的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全世界都希望能够了解。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纽约主持过一个国际经济文化讨论会，得出的结论让我们惊讶。说任何国家和个人，发达或是不发达，任何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它的文化选择而不是经济选择。为了安全感也好，荣耀感也好，幸福感也好，全部属于文化范畴。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造成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基本点是什么？走向现代的障碍在哪里？


　　郑和为何没带点黄金回来

　　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条，太复杂了。首先可以肯定，我们在讲“文化”这两个字的时候，它最原始的意义指的是人的痕迹。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就是说我们在那地质年代中，突然找到了人的痕迹。如果没有人的痕迹，我们就不叫它文化。人的痕迹当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成熟时期的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

　　地理环境决定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我们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我们缺少像地中海、波斯湾这样的内海，我们面对的是渺渺的太平洋，这对古人来说是没法被利用的，我们只有一个内海——渤海湾，太小了。海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虽然很靠近，实际比较陌生，主要是打渔、晒盐，是烟波浩渺、难于了解的地方，很难进行运输、航行，海洋就没有充分的发挥起来。中原部位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是农耕文明。还有一个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就是草原文明。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草原很难种稻子，种稻子和不种稻子的界限就是四百毫米降雨量，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可以种稻子，那是农耕文明。少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只能牧马。很奇怪，我们的长城正好和四百毫米降雨量的线重叠，可见我们的长城就是农耕文明防止游牧文明侵犯的界限。尽管游牧文明后来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主体还是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两个基本思想，第一个思想不想远征，迷恋脚下的熟土，对远方的生土走走看看玩玩可以，要我在那安家是不可能的，这个思维作为一种文化生根，哪怕不是农民的书生，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书生在京城呆了好久，觉得是客居京城，最终目的是要回家，其实他五十年都在京城，这完全是一个农民思维。中华文明对远方土地没有兴趣，原因是农耕文明的思维，哪怕是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已经非常不错了，走了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在哪个地方安家，侵占对方领土。这证明什么？这不是明代的政策，证明是农耕文化的本能。成吉思汗远征，是因为游牧文明，而他的孙子要建立元朝、问鼎中华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农耕文明结束远征。

　　农耕文明带来了第二个思维，不喜欢极端，因为农耕文明告诉我们，夏天的极端不是热上加热，是秋天的凉风。冬天的极端不是冷了又冷，是春暖花开。极端没有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太大奇迹，中国文化的思维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反对一切极端的梦想。重现了中庸的哲学，然后又重现了中庸之道。以前有好多年轻学者，说郑和那么好的船队，怎么就不拿点黄金回来？也可以像哥伦布那样去海外建立几个中华帝国？为什么不这样？我说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他就安静地回来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决定着他的非极端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我为我们的祖先感到骄傲。世界上的极端，它一定是带有一种非农耕的侵略性，产生的根子是游牧或海洋文明。中庸之道是了不起的思维。季羡林先生讲，以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大礼物，这讲得很有道理，要相信按照中国思维，两种不同极端当中，一定有一个交集点或者一个合适点，让两方面都能勉强接受的点，中庸之道就找这个点。因为不断地找这个点，所以世界能够保持基本的和谐，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智慧。


　　与“水”有关系的统“治”

　　占地面积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气魄宏大的统一文化。占地面积多大呢？黄河流域80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和其他文明相比，尼罗河、上尼罗河、下尼罗河加在一起，古埃及文明只有4万平方公里。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文明满打满算不会超过10万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也就六七万平方公里。希腊文明的范围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简单地说，当时其他所有古代文明总的地域加起来，只有中华文明的十五分之一，甚至于二十分之一。中华文明的体量极大，以前我们讲得多的是黄河文明，后来慢慢挖掘知道长江文明也了不起，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明，哪一个挖出来不都是震惊中外。我们写文章经常是五湖四海、天下意识，动不动就是天下，为什么呢？中华文化气魄宏伟，不会仅考虑家门前那一点东西。

　　二十世纪前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教授研究地理环境，特别对中国进行了分析。他说中华文明因为是农耕文明，就是长江、黄河文明，长江、黄河流遍中国那么多地方，就凭这一点，中华帝国必须是统一的，不能被分离，因为如果不统一的话，治水就没法治，那就要命了，上游要害下游太容易了。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这两条大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动脉，就决定了中国非统一不可。任何军阀混战，目标都是由谁来统一，统一是一个中心思维。马克斯·韦伯还说，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个字，而且据他所知，都是水作为偏旁的。这话很有意思，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有一种整体智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叫“气”，有“气”。有的国家虽然很精致，但是就缺少一股气。 “余教授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或者到这儿来移民”，我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那些国家的“气”不够，这样一股气非常养人，能捕到一种我所熟悉的文化。


    《论语》亲切如外公给我的信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华文化参与了人类智能的大奠基。释迦牟尼比孔子大十四岁，孔子死后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二岁，比庄子大十五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最聪明的人几乎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他们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还不清楚，但只能告诉大家他们同时出现了，完成了一个有趣的分工。希腊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印度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思考人和人的关系。思考的结果是：希腊哲学家思考的是精神自由，印度哲学家思考的是灵魂解脱，中国哲学家思考的是社会管理。分工那么精确，小重复有，大重复没有。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人类成熟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没有缺席，贡献还很大，这让我们很骄傲。尽管当时没有互相交流，冥冥之中却有一种力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

    秦汉帝国使中华文化获得了行政规范。文化，是天上飘的云、地下流的水，自由而美丽，遗憾的是它很容易飘走流逝。这个时候需要有帝国的行政力量来选择自己民族的智慧，用行政的方式固定下来。文化人有时候不喜欢行政力量，但是在文明还处于随时可能流散的状态时，这个行政力量就太重要了。世界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帝国时代。最早是印度，进入了孔雀王朝。当孔雀王朝衰落以后，地球的东西方出现了两个帝国：东方的秦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秦汉帝国规定，这么大的国家需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和户籍制。

    我走遍了世界，看到很多地方的古文字，没有人认识这些古文字。这是什么字？不认识。我们不认识，当地人也不认识。埃及太阳神庙廊柱上的那些象形文字，据说只有少数考古学家能认出一部分。至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专家能读懂，但老百姓完全不知道，就是完全不能传播的文字。如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力量，中国的文字也会这样，中国的历史就没了。古代世界各国打仗，赢者首先要让输者忘记自己王朝的记忆，忘记记忆的最好方法是让你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在整个文明上得服从了。中国恰恰相反，统一文字以后，这种现象就不能发生了。你消灭我的文字没用，你的文字就是我的文字，全中国只有一种文字。我在国外常说，我晚上读《论语》，很像前天收到我乡下外公写给我的信，非常亲切。谁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字了，这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如果没有行政力量加以规范，就做不到。

    秦汉帝国连在一起，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开放互融的文化。如梁启超所说，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使中华文化成为亚洲的文化。佛教的传入，证明中华文化有一种气度。任何一个宗教的传播往往有一个特点，如果那个地方文化浓度很高，就很难传入。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文化，还处于原始时代，就比较容易传入。中国的奇迹是，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浓度已经很高了，诸子百家建立了他们各自的思维体系，我们已经有自己完整的文化构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还能浩浩荡荡地传入，而且能够深入朝野，这是一个奇迹。几千年来，它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息与共，互相滋养。甚至到后来朱熹和王阳明分别建立他们的理学和心学，都受到了佛学的重大影响。中国文化往往是进进出出，一会儿进入儒家，一会儿进入佛家，一会儿进入道家。清代的雍正皇帝可以代表历代开明皇帝的思维，用儒家治国，用佛家治心，用道家治身体。基本上是多元并举，不仅国家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谁也不排斥，这是中华文化非常好的开放互融的态势。


    忠孝之外，还有公共空间

    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明代开始的。尽管当时国家力量并不弱，比如中庸之道都在发挥作用，但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欧洲相比，在时代性的问题上我们有差距。第一个我们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从明代开始和欧洲显现的巨大区别。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做什么呢？是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还有拉斐尔的画在公共空间里展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就放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市民每天评价。文艺复兴是全体市民一起参与，对古文化进行认知。中国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公共空间的集体认知。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也有艺术品，主要是皇家收藏、老百姓收藏，博物馆是后来的事情，没有公共空间一说。今天我们的旅游者到国外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很难说是没有道德，是因为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历史上就有缺陷。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一个家庭，一个朝廷。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忠孝就两全了。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当县官出门，两块牌子肃静、回避，把公共空间变成了私人空间，或者变成了官场空间。这是我们落后于西方的第一点，就市民社会和近代社会建立公共空间的觉醒，在明清就没有做到，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落后在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制度或体制。

    第二个，时代性上的弊病，由于公共空间的失落，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行为本位。这话有点复杂，近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肚子学问说话给皇帝，而是需要对公共空间发言。有个总结很有趣，是说中国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等国破家亡的时候站出来做民族英雄，但这一天老等不来，真等来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主意，国破家亡更快。这是当时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我需要康德讲过的一句话：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康德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这句话很短，但这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缺少的。公共空间就是知识分子要发言的地方，他的使命就是在公共空间敢于对国家、社会、民族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

    康熙皇帝领导着纪晓岚先生编成了一套《四库全书》，花了9年时间，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把过去中华文明最优秀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当然也有很大的遗憾，就是清王朝把不利于自己的一些东西都删掉篡改了，不过说到底它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工程。在这9年当中西方发生了什么？瓦特发明了联动式的蒸汽机；德国造出了第一座铁桥；英国造出了第一条铁轨；法国完成了热气球的飞行、水分子的分解；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如果说这是自然科学，那么社会科学呢？亚当·斯密创立了《国富论》；卢梭创立了《社会契约论》，与此同时歌德、孔迪亚克都有关键性的创造。这一比就发觉头有点晕了，同样的9年，我们总是在收集整理，他们在面向未来，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在咬文嚼字，这就与他们拉开差距。几十年以后，两个文明打起来了，我刚才说的是18世纪的后期， 19世纪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打起来了，打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惨败！

    惨败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确实有足够的民族性，但是缺少了时代性，这是大问题。今天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第一，在文化理念上我们是不是还要追赶？每次去国外，看到中国展出的永远是京剧脸谱、针灸和阴森森的几个老人雕像，永远不亲切，不能让大家感到好。怎么可以这样呢？一定要大家看到真正的亲切，这样我们的民族性才能活起来，才能让时代性中加入中国人的生命力。

临窗读雨

秦岭的龙文化及其内涵


龙文化

　　作为横贯中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素有“华夏龙脉”之称。脉的本义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贯的东西。龙的身躯多取材于蛇，可谓以绵长为特征，因而，大凡绵长连贯的东西，都可以谓之龙脉。反过来说，龙脉可以象征那些绵长连贯的东西。

　　中国风水学把绵延的山脉称为龙脉，所谓“地脉之行止起伏曰龙”（《阳二宅全书·龙说》），并且认为，中国的龙脉由西北的昆仑山发源，向东南延伸出北、中、南三条龙脉。秦岭属于中龙脉。不仅如此，秦岭还是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又因其对气流的阻挡作用，成为北方地区的天然集雨场。龙乃雨水之神，司水布雨，正是龙的神职之一，从这个角度讲，将秦岭喻为龙，也是恰当的。

　　秦岭由众多的山岭、沟峪、洞窟、溪流、潭瀑构成，其中多有以龙为名者。如陇县境内的，以山形似门阙而得名的龙门山。山上有二十四潭，其中十潭以龙为名，即八龙潭、黑龙潭、黄龙潭、青龙潭、双龙潭、金龙潭、蛰龙潭、蛟龙潭、乌龙潭、卧龙潭。元代高道丘处机于此山隐修七年，开创了道教全真龙门派。再如华山著名险道之一的苍龙岭——因岭呈苍黑色、势若游龙而得名。

　　秦岭上下有不少以龙为名的庙、寺、观等。如华山苍龙岭下有都龙庙，“都”有“汇总”、“聚集”之意，都龙庙，可理解为“汇聚众龙的总庙”。更多的庙、寺、观等虽不以龙为名，但多有龙的形象出现。如始建于汉代，后成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神场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岳庙，其棂星门上便精雕有九个龙头，其中七个口张、两个口闭，以“明七暗九”的规制，寓意其庙等级之高，仅次于皇宫。

　　秦岭有不少有关龙的传说。如《龙首原》，相传秦时，有一条黑龙从秦岭来到渭河饮水，其经过的地方形成一土山，形状如龙，龙首原就是由这条龙所变，并由此得名。唐代诗人白居易作有《黑龙饮渭赋》，即言此事；又有《白龙沟》，相传很早以前，渭河南岸有条青龙，渭河北岸有条白龙。两龙比赛谁长得快、长得高。白龙因破坏了田野而被人们挖斩，留下深沟一条，青龙则长成了青秀的骊山。此传说将骊山说成是青龙所变；还有《华山五龙》，道教著名神仙陈抟来华山之前，曾在湖北武当山隐居、修炼。相传有金木水火土五条神龙，常化为五位老人到武当山听陈抟讲学。它们见陈抟才华横溢、气度不凡，便有意指点迷津，言武当山不是陈抟的栖居之地，陈抟修成正果的地方是西岳华山。遂还原龙形，驮陈抟至华山。今华山五龙桥附近的五龙潭，相传即为五龙驮陈抟来华山之后的栖隐之所。

　　秦岭西部北麓周至县境内有楼观台，是老子讲授《道德经》的地方；属于秦岭脉系的华山上有“老君洞”、“卧牛台”等；骊山上有“老君殿”，又称“朝元阁”，祭祀的也是道家学派的创立者老子。而《庄子·天运》和《史记·老子列传》都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后，将老子比作龙的典故。

　　骊山北麓有秦陵，是埋藏秦始皇的地方。而秦始皇有“祖龙”之称。

　　华山著名道士陈抟自称“人中龙”，所谓“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他将自己用近四十年时间修炼成的道家“内家功夫独特之术”——“睡功”称为“蛰龙法”。

　　综上所述，秦岭龙文化涉及了龙文化的各个方面：

　　山水龙，即以山形水势似龙形而称龙，如龙门山、苍龙岭。

　　神话龙，即流传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如秦岭黑龙饮于渭水、骊山为青龙所变、龙驮陈抟来华山。

　　人杰龙，即将杰出人物比龙、称龙，如老子“犹龙”、陈抟“人中龙”。

　　帝王龙，即将帝王君主比龙、称龙，如将秦始皇、宋太祖比龙。


谐天内涵

　　龙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象等天象经过多元融合而创造的，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的神物。龙的精神内涵可以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来概括。

　　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地、持续地发展。龙是谐天的产物，龙的融合对象来自于动物和天象，这些动物和天象，代表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界。换句话说，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它体现着中国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着先民对天道的理解、对大自然的敬重。

　　谐天是一种天人观，也是一种生态论。秦岭龙文化中的谐天内涵，可以从思想、践行两个方面来谈。

　　思想方面可以“犹龙”老子为例：《道德经》五千言，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不是平常讲的道路的“道”或道理的“道”，而是“可以为天地母”的“道”，即宇宙万象的根本。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这个“道”又从何而来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到底，“道”本来的样子就是自然，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在人、地、天、道“四大”中，人的构成性地位最低，这就决定了人与大自然只能是顺应、效法的关系，而不是违背、对立的关系。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自然界的生态是循环往复的，人按生态规律生活，便是“知常”。老子认为，“知常”就是明白人，而“不知常，凶”。这个凶，就是我们讲的环境危机、生态灾难。于是，老子警告说：“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人放任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这当然是“失道”的行为，“失道”，自然要承受“失道”带来的后果，领受大自然的惩罚。

　　老子的上述思想，是古老中国的“生态智慧”，即“龙的智慧”。

　　践行方面以“祖龙”秦始皇当政时颁布的《田律》为例，《田律》中有一条规定，译成白话即：“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纲罟，到七月才解除禁令。只有因死亡而需要伐木制造棺椁的才不受季节限制。居邑靠近牛马的皂和其它禁苑的，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


谐天内涵的启示

　　秦岭龙文化的谐天内涵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

　　一、“谐天”很重要。如果不谐天，即对自然界的生物、非生物不充分尊重，不按自然规律做事（即逆天、害天），就必然会遭到天，也就是自然界的惩罚。古往今来，各种样式的教训已经很深刻、很惨痛。

　　二、以法律形式保证“谐天”很有必要。这方面，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已经实践了；当今国家也出台了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可谓一脉相承。我认为，法律、法规应当制订得再全面、再细致些，执行得应当再严格些。

　　而且，倡扬“谐天”，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即如何处理、协调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以人为本与兼顾众生的关系。开发建设不能不搞，生态环境也不能不保护；不能不强调以人为本，又不能置人之外的众生于不顾；如果发生了矛盾、冲突，怎么处理？所以，这就有一个“谐天之度”的问题。即“谐天”有一个度，这个度的把握比较难，牵扯到时间、地点、人、物、历史、现在、将来等诸多要素，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们这里只能提出一个原则：“适度为善”，即统筹兼顾，把各种要素都协调、把握到一个适当的程度，把握适当了，就是“善”。

临窗读雨

行天: 赊账哈，骗俺进来，呜呜，太婆坏蛋！九月币 + 9

太婆是偷笑着跑，回来后大笑...{:lol:}

让你玩马甲，我知道，这里有新帖你就会穿正装进来的...{:1_406:}

石榴裙儿

慢慢看{:001:}

临窗读雨

慢慢看
石榴裙儿 发表于 2010-11-9 13:23

想，抱抱...{:hug:}

无为

费孝通的最高理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他的最低理想:人类的和平和安定，每个人都能比较富裕像样的生活，与其他人共存共荣。
...
临窗读雨 发表于 2010-11-8 11:32

伟人！

就是这样的。

敬仰中{:105:} {:105:} {:105:}

临窗读雨

伟人！

就是这样的。

敬仰中
无为 发表于 2010-11-9 16:10

“烟水”一别差不多有10个月了，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