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11-1-26 20:22
|
显示全部楼层
宽容待人,严谨做事
宽容应该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里程碑。因为宽容表现了一种自信,一种个人的自信和民族的自信,我们的物质社会达到一个新阶段后,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应有相应的提高。
尽管法国人有不少缺点,我在不同的文章和书籍中也大肆抨击过,但这个国家的诸多优点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他们喜欢读书,热爱学习;比如他们男士有绅士风度,女士则举止优雅;比如他们讲吃却身材苗条,他们畅饮却很少见到醉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像法国人那样宽容
宽容应该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里程碑。因为宽容表现了一种自信,一种个人的自信和民族的自信,我们的物质社会达到一个新阶段后,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应有相应的提高。
尽管法国人有不少缺点,我在不同的文章和书籍中也大肆抨击过,但这个国家的诸多优点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他们喜欢读书,热爱学习;比如他们男士有绅士风度,女士则举止优雅;比如他们讲吃却身材苗条,他们畅饮却很少见到醉鬼。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民族最让人感动的是它的宽容,一种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对周围的人,对冒犯自己的人甚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仇敌的一种宽宏大量的精神。
从“危不可扶”说起
曾有一条新闻,南京一位青年因为扶起倒地的老人成了被告,被反咬一口的老人讨要数目不少的医疗赔偿费,而法官也作了对老人有利的判决。这个官司经过网上的传播,引起全国的瞩目,于是“身体接触”成了起诉别人的理由。“老不可扶”这个有违于传统的新观念也在国人心中逐渐生根。
不久以后,另一则消息又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在杭州,一位老人摔倒在街头,周围表示热心的倒是不少,有人送衣服御寒,有人送热水袋取暖,也有人打急救电话,却没人伸手去扶。尽管有助人为乐的爱心,但没有人想招惹麻烦。
“身体接触”在美国确实是一个定罪的标准,我在纽约生活期间深有体会,两人之间假如有了这种也称为物理接触的碰撞或肢体冲突,自己承认或者被人告发,警察就可以抓人了,检察官可以据此起诉,法官也可以据此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法官的判决没有错,老人也有他的道理,毕竟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美国的法律延续了英国的传统,又将其发扬光大,于是形成了学界所称的英美法系。这个法系大体上以实际判例为定案标准,本来没有什么非议,只是美国多如牛毛的律师将此点发展到了极端,经常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以达到胜诉的目的。所以在那里“助人被诉”是完全可能的,“老不可扶”也就成了习惯做法。我见过警察围在倒地人旁边,边询问边安慰,同时等救护车,就是不轻易动手。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大陆法系,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主要是以法理为判决标准的,和英美法系有根本上的区别不说,关键的是法国人不像美国人那么热衷于打官司。首先法国人很少动手打架,即便打架也不重,想不起来叫警察。其次,警察来了也经常充当和事老,他们不轻易将人揪到警局,让检察官起诉他们。再次,法国法官没有美国法官那么有想象力,能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判决。比如两口子打架,在美国可能把丈夫关进拘留所,在法国可能没人理睬。
区别更大的是舆论,美国是个刻薄的国家,“我告你”成了那里人们吵架的口头禅,然后人们真的去告。法国人则宽容得多,他们不会为小事告来告去,免得成为别人的笑柄。
同样摔倒在地,我自己的例子就说明了这种区别。
那次在巴黎郊区南戴尔省政府旁边,办事后去地铁站途中,不知道为什么我走着走着就到了人行道边上,还鬼迷心窍地在马路牙子边走了几步,结果失足滑倒在公路上。刚刚站稳,我就听到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声音,腿一软就跪倒在路上,像被人点到穴位一般。
回过头一看,一辆法国产的雷诺车就停在我身后,原来这个车主转个弯过来时,见到马路上突然站起个人来就来个紧急刹车,由于急停的惯性,车前杠刚好撞到我的后腿。刹车只要再晚一些,我就会被撞倒甚至被撞飞。后来想起来,我很佩服车主的技术,既给我了一个严重警告,又没有出恶性事故。
那时我条件反射一般迅速站了起来,拍拍屁股,发现自己四肢还都健全,本能地想赶紧溜掉,根本没想找那个车主的麻烦,毕竟摔倒在行驶的汽车前面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
倒是那个驾车的法国妇女急得从车里走下来,脸红得跟什么似的。尽管经常和法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我从来没有见到面颊红成那个样子的女士,是一种受到很大惊吓后才有的色彩,让人心生怜悯。看着她关上车门不顾一切地过来探视,焦急得很,我自己倒是不好意思起来。
明明知道失足问题是自己造成的,我当然不会嫁祸于人,尽管在法国有行人就是红灯的习惯。其实在那里,汽车撞人无论对错属于谁,开车人都要负责任,因为法律和规定保护的一定是弱者,更何况还是前部车头撞上我的。结果我既没有记下她的车号,也没有要她的联系方式,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自己先灰溜溜地走了,留下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对他人的尊重
我想若换成法国人,没伤着的话,他也会不计较的。当然前提是自己有错,对方还真诚道歉了。假如那个看上去气质不错的巴黎女士一来就指责我没长眼不会走路的话,我当然不会轻易离去。这点需要受害者有个平和心态,周围又是一种宽容环境才行。法国就是这样的国度,行路和居家均是如此。
就像家庭聚会在西方国家很盛行,假若是法国人举办的话声音会比较小,邻居并不在意。美国人,尤其美国青年人要是弄起这种事来,不仅音乐声,连说话声都大了好几个分贝,邻居就可能直接报警。
那次在巴黎家里聚会,来了好几个人,闹闹哄哄的好像超过了午夜,被邻居敲门示警。我打开房门看是谁,结果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敲门的邻居已经离去,他是要告诉我时间不早了,已经影响到别人,但是又不愿意面对以便给我一个面子,免得之后在楼道里碰到时尴尬。
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个国家人的宽容或许与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天主教告诫人们应宽恕别人,彼此修和,认为修和是正义与真理的果实,也是宽恕的果实。已故的教宗保罗二世曾经说过,宽恕之情是人类心灵高贵的表现,也使人相信和平是可能的。人生要是没有一件事比请求别人宽恕更难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事比宽恕别人更高贵。
在那部大家耳熟能详的《悲惨世界》中,牧师对盗窃者行为给了另外一种解释,告诉警方被偷的东西是自己送给盗窃者的,让后者体面地离去,免除了牢狱之灾,同时也在罪恶之身中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当这颗种子发芽时,正义就会战胜邪恶,心灵就会获得重生。
雨果的作品里表达的是一种令人震撼的法国式人道主义精神,宽容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对冒犯的容忍
法国的政治家也很在意这点。多年前我在巴黎经常看的一个电视讽刺小品叫“贝贝秀”,每天的新闻节目前5分钟播出。那可是黄金时段,法国电视台不播广告而播这个节目,是想以通俗的语言和幽默的方式解读政局和政治人物。
主持者搜集头一天的新闻,以政治人物对话的形式表演。小品把总统、总理和部长们的形象做成小布偶,每个人都有和自己名字谐音的外号,让他们在台上打架争吵。观众一看就知道谁是谁,从5分钟小品认识政界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这个节目很搞笑,人们像等待彩票开奖那样被吸引着每天按时坐在电视机前,欲罢不能。那时不仅我这个外国人,连法国人都在谈论这个小品。如果把节目表达的意思当成政坛发生的真实故事,对新闻的理解也就更为深入了。
小品里公开丑化总统、总理和部长,记者还故意调查当事人对这台节目的看法,调查发现,从总统到总理都看过。当时的总理不仅承认自己也看,还很有风度地说喜欢这台节目。后来接任的女总理尽管认为小品进行人身攻击,却坦承无法阻止这台节目的播出,因为大家均有言论自由。
法国有位总统个头小,个性却很强,经常语出惊人。有一次去地方访问,被既不愿意和他握手又言辞挖苦的围观法国农民惹毛了,当着随从和媒体的面与后者对骂,被报界当成重大新闻大大地渲染了一番。结果那个不屑于和总统握手,敢于直面羞辱这个国家最高元首的法国老乡不仅没有受到警方的质询,反而声名大噪。
接下来的故事也让人大跌眼镜。不久,那位法国农民接到了总统修好的邀请,去爱丽舍宫参加晚宴。这位大胆的家伙还真去了,不仅没有羞愧,估计还很得意,骂了总统还被当成贵宾请进爱丽舍宫,连吃带喝酒足饭饱。当然总统也没有坏处,落个大度的名声,宰相肚里能撑船嘛,还赢得了铁杆支持者。这场力量悬殊骂战的结局就是现在人常说的双赢。
伟大的政治家都有这个风度,当年林肯总统对政敌就素以宽容著称。引起一位议员的不满,指责他道:“你不应该试图和那些人交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林肯报以微笑回答:“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难道不正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
对行凶者的宽恕
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在巴黎市中心,旁边是路易十六广场,因路易十六的纪念堂得名。法国大革命后期,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94年因叛国罪被处死刑,先后上了断头台。人们将他们的遗骨草草埋在这里,一埋就是21年。
后来拿破仑战败被放逐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朝复辟,后人路易十八即位,给路易十六国王夫妇恢复名誉,在这里建了纪念堂。说是广场,其实不过十字路口旁一个小花园加一个像教堂圆顶般的建筑而已。我多次踱步于此,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雕像的基座上刻的遗书引起我的注意,这真是催人泪下的一份遗嘱。
这是法国大革命时草草掩埋路易十六国王夫妇的地方,墙上镌刻着这对上了断头台的可怜夫妇的遗嘱。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书是写给路易十六的姐姐——法国伊丽莎白公主的,知道自己还有6小时就会被处决,所以临刑托孤,请求她帮助照看未成年的一对子女。王后在信中倾诉了对孩子们的爱,希望他们长大后互相帮助,姐姐照顾好弟弟,表示自己将效法之前被处决的国王丈夫,坚强地面对死亡。
她给才几岁的儿子留下的遗言是:永远不要为父母的死复仇!这也是路易十六死前留给孩子的话,夫妇二人不约而同留下了宽恕行凶者的圣旨。
王后认为对她的处置是不公平的。因为审判者不仅是她的臣民,而且不是依法律而是以乌合之众般的情绪作出这种极端判决的。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她想的全是原谅和宽恕,甚至让今后有可能复辟承继王位的儿子不许复仇。虽然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她明知几小时后就要赴刑场,求生已无望,至少可以宣泄一下内心的愤怒,可她只是忙着宽恕别人,有多少人死前能说出这样一番话呢?
我认真看过这份刻在墙上的几百字遗书,上面充满了忏悔。王后向上帝祈求宽恕她一生所做的错事,原谅所有的敌人,尽管有些人使他们陷入绝境。她请求所有认识自己的人也原谅她无意中带给他们的困扰。最后她痛呼:“永别了,永别了!与孩子永别真让人心碎啊!”
那是我见到的最撕裂心扉的遗书,每次看得我都热泪盈眶。
巴黎市政厅200年前是法国大革命据点,许多血腥判决的源头,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在这儿判决许多人绞刑,他自己最后也从这里走向断头台,以后法国人就变得宽容了。
让宽容成为一种传统
我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和法国对宽容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理论上,中文对宽容一词的解释是心胸有气量,不计较不追究,说的是自己的修炼。法文的解释是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说的是对他人尊重。
在现实中,宽容这个词在国人的文化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可能大大低于“报仇”这个词汇。如果有人受欺负了,朋友们说的更多的是后者。在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宽容似乎是西方人的说教,尤其是宗教般的说教,尽管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教都主张宽容的。
法国人当然也讲复仇,尤其是在100年前。但区别是,即使是《基督山恩仇记》那样的苦大仇深,他们的复仇也是那么仗义,那么具有骑士风范,而不滥杀无辜。这种复仇讲的是适可而止,不会打得对手跪地求饶,不会赶尽杀绝,因为每个人都有未泯天良。
如果复仇是阶级斗争年代的共同话题,那么宽容就应该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主旋律。因为宽容表现了一种自信,一种个人的自信和一种民族的自信。现在我们的物质社会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就应该有相应的提高。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这个高度,孔孟之道讲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到文章开头“身体接触”的话题,即便被无意碰倒自己摔伤了,那位老人完全可以以宽容之心待之,或者那个法官对这种“助人被诉”的官司不予支持,判青年无过失,那样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负面效应,加剧了社会对立,以至于人人都觉得“老不可扶”。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想要社会和谐,首先要自己做好,还要宽容他人。
巴黎新凯旋门大厦以其巨大的胸襟向人们昭示着法国人宽容的心怀。
当然,宽容与纪律是一对矛盾。过于宽容,社会就失去纪律,失去组织性,也就很难建立秩序;过于强调纪律,社会就少了人情味。所以为政者就要引导百姓,在此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常有人问我在巴黎住过那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提问的场合比较严肃,我又想继续话题的话,就会说是“宽容”。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美国那样的法制体系,同时具有法国那样的宽容习惯,这个国家就会有相当大的凝聚力,不仅社会和谐,还会无比强大。
像德国人那样严谨
从小事做起是德国人的为人之道,他们善于把每个过程都设计得十分精密,用细节和持久让人敬畏。
严谨的意思是严密谨慎或严密细致,它经常指人们的作风和习惯。在生活上、工作和待人接物方面,无论从哪个角度,它都是一种优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句曾经流行的语录说的也是严谨。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哪个地区要找些作风严谨的人并不难,难的是一个民族以至于一个国家都是这样风格的人,德国就是这样的地方。
认真带来好感
同样是待人接物,和欧洲南部拉丁民族狗一般的热情相比,德国人待人则像猫一般的冷淡,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但是真办起事来,他们一丝不苟的态度让人折服。就像问路这样的小事,德国的路牌标识清楚,人们指路也准确,即使开车进了陌生城市,也能按照横向和纵向路牌快速前行,肯定能找到想去的地方。
迷途的我曾经在德国乡村马路上手持一张地图东张西望,希望附近的人能像法国人那样放下手里的工作主动过来帮助指路,结果那些人视而无睹,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只得锁好车,自己跑过去问他们。结果看似冷淡的德国人对我一个简单的路线问题解答得十分认真,一会儿手势指方向,一会儿教我看图识字,直到把我说得五迷三道才放行,因为德国那些佶屈聱牙的地名经常让人满头雾水。
但是,假如你对生僻单词记忆力足够好,严格按着他们指的方向行进,没出错的话,目的地还真的就在前面。而且距离也很精确,看里程表的话,说5公里就是5公里,所以在那里问一次路只需找一个人就可以了。比起国人的习惯,这种小事够我们学习好长时间。因为在北京问路,连续问3个人得有两个人含糊其辞,最常听到的回答是“往前走不远再向右一拐就到了”。所提问题虽然被回答了,可是你既不清楚向前要走200米还是2公里,也不知道在哪条横路上向右一拐!
所以当我在清华大学找到了德国式回答时,记忆至今。清华大学面积大,楼宇众多,以前在校区里沿着路就能走出校门,现在众多的建筑物把视线遮挡了,小路又多,一次我陪着两位法国朋友逛完校园想出去时竟然找不到正门,就问年轻的清华学子路怎么走。结果那学生跟德国人似的告诉我走几百米在第几个路口向左转,距离精确到米,方位精确到路。经常在路上被北京人忽悠的我不由感叹:这里真是中国杰出工程师的摇篮!
古板延续历史
和德国人一样,100年前俄国人修建的堡垒至今还很坚固,经得起战争的考验。
同样是建大楼,德国人的设计都有百年大计的考虑,百年之后,他们竟然还能提醒住户!我看到过一份记载,一家中国内地医院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信中称该医院大楼是德国建筑师在1919年设计建成的,设计使用年限为87年,现在已经到了该建筑的设计年限,要注意该建筑的修缮和建筑安全。之后过了几天,德国方面又打电话给医院,提醒该建筑需要修缮或者重建,让这个医院的人目瞪口呆。
20世纪初青岛曾经被德国人占据,留下了大量德国式建筑。几年前,有一次青岛连日下暴雨,国人建造的新城区下水系统全面瘫痪。而在老城区,德国建筑师100多年前修造的排水系统,却运作正常。据那里的老人回忆,老城区的下水道非常宽敞有一人多高。这是因为百年前的德国建筑师在修建城市下水道系统时,已经充分考虑到青岛的地势和天气因素。
德国人在青岛建的堡垒也相当坚固,盘踞在山上,用的是那个时代最先进也最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里面宽敞通风,直到现在仍然可以使用,进里面参观的人都赞叹不已。德国人的火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力巨大,无坚不摧,可能他们建设碉堡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要造就造一个攻不可破的堡垒。一步一个脚印的德国人既造了矛又造了盾,而这两种相互制约的工具都让人为之胆寒,以至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于忽视这个对手,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
从小事做起是他们的为人之道,德国人善于把一切事情都做得十分周全,把每个过程都设计得十分精密,用细节和持久让世人敬畏。
仔细区分成败
同样是赴约,在法国你不能像在中国一样提前到达,早到了会让没准备好的主人尴尬。即使早到10分钟法国人也不满意,晚到半小时他们却坦然相对。在德国当然也不能早到,事实上整个西欧都没有早到的习惯。但若是无缘无故,到德国人家做客是不能晚到的,他们把守时视为对人的尊重。
德国人请客甚至会把时间定为7点15分,而不是我们习惯的整数时间7点或7点半,他们会精确到分钟,而不是我们习惯的小时。那么如何保证按时到达呢?没有诀窍,他们跟我们守旧的父辈一样提前出发,以便留出充足的时间;但是到目的地后他们不会进去,而是在附近耐心等待。结果就是和法国人稀稀拉拉赴约能拖1小时相反,从十几人甚至到几十人的晚会德国人都可以在几分钟内到齐。
同样是出书,德国的书中很少出错,内容极为复杂的书可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我自己也出书,但常有亲朋好友甚至不相识的读者指出我书中的错别字,我自己看稿当然有问题,但是每本书都经过出版社的三审三校,结果还是达不到德国人的水平。德国人并非具有校对天分,他们比别人质量好其实就在于他们肯下笨工夫,一遍遍地看而已。
同样的设计,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对德国同行常有赞美之词,在国产材料替换进口材料时,尽管有国产材料和原设计材料的牌号对照,以及抗拉强度的对比,谨慎的德国人总是通过增加截面厚度和加强焊接强度等方式,来降低替换材料本身差异带来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国人愿意和德国人打交道的原因,因为他们诚实地遵守规则——做人的规则和做事的规则。
自律决定秩序
高速公路上观察到的现象会使你为德国人的绅士作风所折服。
在德国你基本看不到野蛮驾驶、故意把车子开在你前面或者没完没了地鸣笛示警的。在法国时,我也曾与人相互追逐,互按喇叭,甚至加速到别人前面后突然踩两下刹车吓他一跳,以表示对其违反交通规则的不满。
一旦把车开进德国,我就会告诫自己谨慎行驶,入乡随俗。当别人都是君子时,你自己也不该做小人。碰到交通事故,或者是修路,前面车的速度明显慢下来时,他们不会超车,而是很顺从地跟随其他车缓缓而行。德国人那种约定俗成的礼让方式在其他国家很少看到。
如果遇到事故或是修路,堵塞的德国车群会井然有序地由3条路并成2条路,再由2条路并成1条路缓缓前行。并车过程中,都是这边走一辆,那边再走一辆,交叉并入,每个人都机会均等,就像这些互不相识的驾车者事先商量好了似的,远处看去就是一道礼仪风景线。越过路障后,他们又会由1条路慢慢变成2条进而3条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驾驶者的自律和耐心带来的整体秩序是公平有效的。
德国高速路的路肩宽阔平坦,完全可以当成一个行车道。但是路肩就是路肩,那是为事故车和紧急救援用的,没人在那里行驶。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同胞在北京拥挤的环路上显示自己比别人技术高超,紧贴着邻车呼啸着从狭窄路肩上超车时,都会想到在德国开车的时光。
德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驾车不限速的国家,上了高速路想开多快就开多快。如果车好而驾车技术娴熟的话,你可以尽情开到汽车设计时速的极限,200公里以上,那是一种真正的飙车。当然,只有奔驰这样的好车才可以开出这个速度又好驾驭,一般的车会感到发飘——就是那种不好掌控,变线时会像水中行船那样忽悠,不知道何时会飞起来的感觉。
即使开得这样快,德国的交通事故就是比行车限速的邻居法国少很多。因此可以说公路上的主要杀手并不是速度,而是驾驶者的行为。
严谨成就辉煌
同样是造车,率先进入中国汽车制造市场的是法国人,姗姗来迟的德国人却占据了中国车市的半壁江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德国人一直在领跑中国的中档车市场,而在高档车市场,德国车则占绝对优势。20世纪80年代时人们就为拥有一辆奔驰自豪,90年代后期,干部用车都应以国产化为准,各单位纷纷改乘奥迪,结果还是德国车。
在西欧工作期间,我看到人员超过三四个的中国驻外机构都至少有一辆奔驰车,用来接待级别高的领导。使馆的奔驰车更是成堆,大使座驾无一例外都是奔驰车。其实巴黎的狭窄街道停宽大的车并不方便,但是奔驰就是受人欢迎。
后来我到了北美工作,发现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只中国人,美国和加拿大人都以拥有一辆奔驰车为荣。北美地大物博,街道宽敞,停车位也大,所以又长又大的高档车如云,奔驰依然最受欢迎,尽管其价格由于税收和竞争原因显得很贵。
还会有别的奢求吗?使用10年后,面对一个坏了的汽车部件,德国人会问:它为什么坏了?使用10年后,面对一个没坏的部件,日本人会问:它为什么没坏?
我一个朋友20世纪90年代就坐奔驰车,有一天晚上司机没有看清路标,车从高架桥上跌到路面,他和司机连人带车从几米高处快速坠落,还砸塌一间民房,人却没有怎么伤到。以后他出门就只坐奔驰了。
精美、可靠、耐用是奔驰车的宗旨,也代表了德国人的风格。奔驰车的制造理念就是追求领先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水平、高成本的制造工艺、对材料的精心选择以及挑战极限——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奔驰在世界影响力巨大,每当新一代的车型出来都会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喜欢老鹰乐队的歌迷们都知道《加州酒店》那首脍炙人口的英文歌,其中唱到酒店主人拥有奔驰车时,歌手的惊叹让人回味。
严谨成就辉煌,从经济学的角度,它还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效益的一种行为方式,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有多么重要。
像西方人一样绿党
我们需要绿党那样的理念,需要那种深入持久的节能环保意识,需要身体力行的人群。
这只水獭在旱地扎窝,和我对视很久,视我为入侵者。
“绿党”在国外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从名词上讲,绿党在许多国家都是一种政治团体,一种党派,有其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似的,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点的西方国家由绿党单独执政。
从形容词上讲,绿党就是那些讲究卫生、主张环保并身体力行的人或者行为。比如说,这个人很绿党,或者说,这件事挺绿党。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讲的是后者及我身边经常发生的关于环保的事。
房间自己打扫
西方人爱干净是国人的共识,他们居家整洁,外出又讲卫生,表里如一。所以他们拥有一个室内室外都适合人类居住的空间。
在西方生活时,我认识的西方人基本上是自己清扫房间,而不是像我们都是请小时工。不知道他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家务,但是我知道他们有维护居家环境的习惯。比如洗漱完毕,他们会随手将洗手池的水迹擦拭干净。如果去别人家做客,他们会尽量少用主人的盥洗室,假如出于生理需要用了,他们会将便池坐垫用纸巾擦拭干净再出来。相比之下,国人没有这个习惯。
西方人也不会随地扔东西,不会在楼道里堆积杂物,占据公共空间。对他们来说,公共空间是大家都应享用的,所以他们的私人物品要么放在房间内,要么丢在垃圾桶中,不应该有第三个存放之处。
国人却不同,即使在高档小区,几万元一平米的小区,你也可以轻易看到走廊中的长期存放的私人物品,比如自行车、花盆,而最常见的则是主人的鞋。即便住在上百平方米的豪华大房子里,许多国人仍然像以前蜗居时一样,把鞋放在门外的公共空间中。尽管他们的居住面积增加了几倍,有的是地方放全家人的鞋,但是他们仍然要占据相对狭小的公共走廊,我始终搞不清楚这些人的心理。
在乔迁新居时,我们都愿意以西方人为邻,他们就像在海洋中只生活在清洁无污染水域中的牡蛎一样,有了他们,你就知道哪里是适合居住的地方。
在租房子时,我们也愿意将房子租给他们,因为他们不会像国人那样可劲儿造,退租时房子已经脏乱不堪,还得重新装修。我一个朋友把郊区的别墅租给德国人后对他们赞叹不已,因为这个外籍租客住了几年后,不仅将房子维护得跟新的。
一样,还自己动手,将一些电路设施进行了合理化的组合。
连售楼小姐都会说,他们的楼盘有多少西方人居住,因为这样说就会提升其价值,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客。
西方人能在楼顶上种树并放置艺术品,对绿色的追求远比我们执著。
居家慎用空调
空调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中国百姓家,但是现在我们似乎离开它已经无法生活。相比之下,几代前就比我们富裕的西方人直到今天也很漠视这种相对的奢侈品,以至于他们耐寒和抗热的能力都比我们强。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个个都强于他们的。
德国人就不怎么用空调,一是没有这个习惯,二是怕它污染环境,这点让和他们交往的中国人汗颜。国人喜欢空调是追求个人的舒适,而德国人不用空调是出于对公共环境的责任感。我在巴黎时居住的房间是没有空调的,那座三十几层的大楼整个没有空调,夏天太热了,我就是光膀子开窗而已,从来没有养成对空调的依赖,回到北京也是这个习惯。
出差到外地,我进酒店房间第一件要做的事常常是关闭空调,打开窗户,让空气自由流动,即便酒店开空调不花我自己的钱。国内高级酒店服务一个不好的共识就是开灯开空调以待客人入住,假如房间在上午已经打扫完毕,而客人只是在晚上才入住,那空调耗电可能就白白浪费一整天。
国内酒店还有开床的习惯,傍晚,服务生进房间把床上的被子打开一角,或者放一块糖什么的。这个习惯对我说来已经是多余,更让我不高兴的是,他们还会坚决地将空调打开,让房间始终保持在一种适合人体的温度,认为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因为有的客人可能深夜才归,于是,酒店为此花费不少电费,客人却没有享受到,大量宝贵的能源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开车时,法国人也很少用空调的。十几年前,法国生产的车甚至有很大比例是没有空调系统的,现在当然不同了。其实夏天开车尤其是跑在高速公路上,法国人也是一身汗,但是他们能不用就不用。法国人甚至用喷水器来抑制开车疲倦,我在法国时就常用这种矿泉水瓶大小的东西,香水一样的喷洒系统,困了时喷在脸上,再开大一点自然循环的风挡,顿时精神大振。
北京夏天越来越炎热,出租车司机都开着空调满大街跑。我上车后常常告诫他们开窗就好,不用为我开空调,也能省点油钱。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以为然,因为“这点油钱不算什么”,就没想到对环境的污染。
对那些车停了很久,自己不出来透气却一直坐在驾驶座上、关窗开空调的北京司机,我就更无语了。
以前我们常常用温室中的花朵来形容那些没有经过历练的青年人,现在看来连年纪大的国人都贪图享受,而对温室效应却熟视无睹。只是,不要忘记自然界有四季,我们不能指望总在一种温度中生活。
外出尽量坐公交
回国那么多年一直没有买车,看着单位的同事中连原来的打字员都个个开着车每天跑来跑去,我依然无动于衷。他们问我为什么不买车,我就告诉他们,自己也有车,就是在单位和家里的车房各备一辆自行车,加起来也是四个轮子!外出办事只要不走远,我就骑自行车。
我工作的地方在三里屯使馆区,那里幽静整洁,绿树成荫,汽车比较少,尤其是外交公寓门前。其实使馆车悬挂外交牌照,乱停车也不会被罚款。但是那里的汽车很少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横在人行道上,挡住步行者的去路。相反,我看到很多老外骑自行车办事,步行去吃中午饭,还喜欢坐在饭馆外面的座位,享受自然空气和阳光。我没见过西方人将车长时间停在路旁,关着窗开空调待在车内的。
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造成了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剧增,不但影响到人类的健康,而且还造成了酸雨。北京城区内的工厂全部搬迁到外地后,影响我们空气质量的主要是汽车尾气。而交通越拥堵,汽车行驶越慢,尾气排放量就越大。其实我们是在低效率地使用现代化交通工具,低效率地使用环城公路,还自己毒害自己。
面对同样的效率和舒适度冲突,西方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随着富裕程度增加而越来越变懒的国人可能会选择后者。在回答为什么这么堵车却还要开车上班的问题时,我听到不少北京人说:至少不用挤公共汽车啊!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国家需要绿党,需要绿党那样的理念,需要那种深入持久的节能环保意识,需要身体力行的人群。就像德国人一样,在那里很多绿党成员不开车,甚至终身食素,却很快乐,身体健康,寿命还长。
购物自带背包
社会上常常讲起的菜篮子工程让我想起小时候人们真是拎着菜篮子去买菜的。
东北的菜篮子多是用柳条编制,很结实,装上十几斤的东西没问题。那时的菜本身没有多少农药,买菜也没有塑料袋,菜篮子是真正的环保又结实的物件。
经过几十年的化工时代,现在西方国家对塑料袋的使用相当节制,那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自我约束。即使大肆消费的美国人,超市中也会提供可以回收的购物袋,它是用可再生牛皮纸做的,由于没有塑料袋那样结实,东西沉时需要抱着走。
德国的超市一般是不给免费塑料袋的,购物自己带袋子,否则就要花钱购买。他们靠的不是政府颁布的限塑令,靠的是公民意识,居民尽量避免使用塑料袋。相比之下,德国境内免费提供塑料袋的地方是中国店,就像巴黎的中国超市一样,是这些环保国家中的异数。我也去中国超市买东西,每当接过这个免费提供的轻飘飘的袋子后,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其实多年前在法国生活时,我就习惯拉小购物车去商店购物。那种像拉杆箱般的小车在巴黎很流行,几乎每家都有,就像每家都有汽车一样。买一车东西可以食用一周,重的放在底下,轻的怕压的蔬菜放在上面,就不需要塑料袋了。
在我国一次性使用的产品越来越多的今天,西方国家的居民却尽量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的用品,比如一次性筷子、一次性洗澡液、一次性牙刷等等。这些物品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短暂的便利,却破坏了生态环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制造了几年甚至几十年后都无法回收的垃圾。
请客不怕苍蝇报到
在法国乡村酒馆,你可能和法国人以及苍蝇共进午餐。曾经贫穷、至今仍很适应脏乱差的国人这时面对美食会难以下咽,一直生活富足的法国人却面不改色,该吃还是吃。
有次和一位法国银行家在巴黎吃饭时,苍蝇频频光临,我也觉得挺烦人的,就像在国内那样习惯性地挥手轰了两次,但是绝对没想让侍者来帮忙赶走的意思,我知道他们不是干这个的,也不把这个当回事。换在国内同类饭店,服务生为此会遭到顾客的训斥。
可能是法国菜太诱人了,赶了两次后,那只固执的绿头苍蝇仍然不肯离去。我也懒得再轰,毕竟是对方请客,我要是表现出一点不满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招待不周。这时,原本矜持地坐在那里的法国朋友从绅士变骑士的速度很快,他突然出手,啪的一声手起掌落,将趴在桌子上大吃大喝的苍蝇拍得粉碎。那只可怜小动物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丧命了。
一旁观察的我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他沾满苍蝇碎片的手掌,以为他会站起来去洗手间将手彻底洗净再回来吃饭,没想到这家伙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用餐巾布擦擦手继续拿面包给我吃。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至少给我传递了两个信息。
首先,在法国是人比苍蝇快,在国内是苍蝇比人快。因为不经常挨打,法国苍蝇飞得慢,以至于可以用手拍到,这在国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苍蝇与我们这些出手快的国人周旋久了,物种进化,适者生存,练就高速飞翔和转向的能力,你只能在它降落到一个平面时伺机下手,还得借助专门的工具。
记得我在巴黎生活时买苍蝇拍都不容易,有了这东西也不怎么用,大部分法国人房子里也没有。家里偶尔来了一只两只,我用报纸或杂志就可以消灭它们。因为飞的和爬的昆虫在巴黎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很多,苍蝇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在北京,农药的使用造成了大量昆虫死亡甚至灭绝,剩下的就是那些进化的、适应能力强的。中国的害虫看来不仅抗药性增强,在经常被人连续追杀后,飞翔的速度都大大提高了,现在连蚊子飞的速度都比20年前快!
其次,法国没有开放式垃圾,城市周围见不到垃圾场,居住小区中垃圾箱都是关着的,你甚至很少见到污水。细菌滋生的病原少,传染病也就不多见,那些本来的害虫飞来飞去时也不容易携带病毒。人们就不会因为吃了被苍蝇污染过的食物而闹肚子,所以见到了也不会大惊小怪。
我说这个例子当然不是想让国人与苍蝇共舞,只是觉得我们应当学会保护动昆虫和植物,与其他生物和平相处。因为,其他生物也是地球上巨大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缺少了它们,我们的生活也将受到影响!
多年前我们习惯讲全球化,最近几年人们更关心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现在我们都熟悉了绿色环保和低碳生活这样的词汇。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自身素质的提升,一个绿色的人生,就像这个地球需要的是一个环保的环境一样。
|
评分
-
1
查看全部评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