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深度】“文化自觉”如何避免变成一个空洞口号

临窗读雨

当前文化的遭遇，往往是要么依附于政绩，要么与经济开发挂钩，化为GDP；文化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任何事物只有顺从其本质与规律去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违反其规律与本质就是反科学——在文化上就是反文化的。当然这就更说不到文化自觉了

“文化自觉”如何避免变成一个空洞口号

近来，一个概念愈来愈响亮，这个概念是“文化自觉”。此于知识界是高兴的事，因为这个很早就发自知识界的声音开始有了社会回应。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进入经济全球化之后显示出蓬勃与雄劲的活力。尽管“两个文明一起抓”提得很早，颇具远见，但对于贫困太久的中国来说，物质性的财富既是迫不及待的需求，又是挡不住的诱惑，故而长期以来“两个文明”一直处于“一手硬一手软”。于是，物质殷富与精神匮乏荒唐搭伴带来的种种问题日渐彰显。这便是提出“文化自觉”的深切现实背景，也是其意义重大之所在。

请注意，当今，是由于人们在现实中痛感到了文明缺失后果之严重，才关注到了文化自觉的必要。关注总是好事，但不是说“文化自觉”，文化就自觉了。重要的是什么叫文化自觉，谁先自觉，怎么自觉。不弄清这些根本问题，“文化自觉”最终会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真成了喊文化自觉就文化自觉了，甚至会搞偏，红红火火闹一闹“文化”，好像文化就自觉就繁荣了。

自发的文化、自觉的文化与文化的自觉

什么叫文化自觉？

依我看，人类的文化（或称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自发的文化，第二是自觉的文化，第三是文化的自觉。以文字为例——在原始时代，人们为了传达讯息与记事，刻划各种符号于岩壁，却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文字，是文化，这便是自发的文化阶段；后来人们知道这种符号功能的重要，开始自觉去创造与应用，这便进入自觉的文化阶段；人类由自发文化迈入自觉文化是文明的一大进步，然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自觉。具体到文字上说，就是如何科学地规范文字、保护濒危文字等等。

文化的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反过来讲，如果人类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杂乱无序、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蛮。

文化自觉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建设当代文化高峰的自觉。

那么文化应该谁先自觉呢？

首先是知识分子。我写过这样一句话：“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给生活一些梦想。”知识分子天经地义地对社会文明和精神予以关切、敏感，并负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

我们说责任，当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去承担。这道理无须多说，从雨果到晚年的托尔斯泰，从顾炎武到鲁迅，他们的言行都在我们心里。然而，我们当今有多少人像他们那样勇于肩负这样的时代使命？这不能不做深刻反省。

再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同样至关重要。

以我这些年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时的亲身经历，我以为国家的文化自觉是有的。比如知识界提出的对非遗保护的观念与种种措施都得到国家的接受。在确立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放假、制定与颁布非遗法、建立非遗名录等方面，国家都一步步去做了。可是，在我们口口声声说的“经济社会”中，文化到底放在什么位置？还有宏观的国家文化方略到底是怎样的？仍需要明确。

文化只有顺从其本质与规律去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

在现实中，问题最大的倒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上。或由于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因此说，政府的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若要使这一层面具有文化自觉必须有切实办法。否则，文化在这个层面必然化为几场大轰大嗡、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因为，当前文化的遭遇，往往是要么依附于政绩，要么与经济开发挂钩，化为GDP；文化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任何事物只有顺从其本质与规律去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违反其规律与本质就是反科学——在文化上就是反文化的。当然这就更说不到文化自觉了。

我们现在常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并提，这十分必要。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各自的内涵。文化自觉是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觉地承担；文化自信的关键是确实懂得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否则自信由何而来？

我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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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书院

   
——国际儒联“书院教育与儒学普及研讨会”侧记

开栏语

中国书院有千余年的历史，作为官办科举教育的补充。书院在普及儒学、传承中华文明，培育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发展等方面，都有过历史的辉煌。1840年以后，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出现了废书院兴学校的社会浪潮。这种简单抛弃式的处理传统文化的方法，当年就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质疑。现在社会上又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书院、私塾、义塾等教育形式。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否定之否定，螺旋式发展的路径。

今年适逢清政府正式废止书院110周年。古代书院的办学理念对于当代有什么样的启迪？当代书院教育将向何处去？这都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

2011年6月底，湖南岳麓山。

一场新旧书院的聚会和对话在这里进行——

它们中，有从时间深处走来的传统书院：现已成为湖南大学一部分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作为体制内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场所，仍在焕发活力；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则作为历史胜迹加以妥善保护和修缮，现已成为旅游景点……

逾半个世纪前，在海外存续中华文化一脉薪火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栉风沐雨绵延于今，让与会者陡生敬意。新亚书院砥砺奋进的办院精神和中西融通的办院思路，为当今新办书院树起鲜活的标杆。

近40家新办书院代表集中亮相，备受瞩目，成为会议一大亮点。新办书院以共同的传统内核和民间姿态，纷繁的组织形式和办院思路，为书院这一古老载体注入新的内涵。在新鲜经验和成绩被分享的同时，它们面临的内外之困，也被正视并引发共鸣。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湖南大学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的国际儒联第四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在此间举行，并首次将话题聚焦于“书院与现代教育”。

毛泽东：“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

今年9月14日，将迎来书院改制110周年。110年前，清廷一道诏书，将书院改为西式学校，书院制度在中国戛然而止。此举得耶？失耶？

会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从历史发展角度讲，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它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同时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及高质量人才的需求。

但他同时表示，书院作为一种十分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晶。这一改革过程忽略了书院自身传统，从而导致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割裂。

其实，对书院之废的反思并非自今日始。对书院这种中国独有的教育方式与文化形态，20世纪多位思想大家都曾给予肯定，并对其“退场”清晰地表达过痛惜之意。

这其中便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了。”1924年，胡适这样痛陈书院之废。

1949年亚洲文商书院开学典礼上，钱穆也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

而毛泽东在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书院和学校的精彩论断，更是成为很多与会者研讨的兴趣点。

在《宣言》中，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书院和学校的各自利弊，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

毛泽东认为，所谓书院可毁，主要指其研究的内容“‘八股’干禄之具”“只是一种玩物”，算不上正当的学问。关于学校的坏处：一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

他接下来说，“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所以，“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而创办自修大学就是要“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

随着近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近些年国学重新回归大众视野，书院，这一产生自唐代的古老教育文化载体又重续彗命，复现于各地，成为我国当代教育的一道风景。

虽然，当今书院在教学模式、教育内容、生徒结构、书院职能等方面均与传统书院有所差异，但传统书院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独有的道德教化和人格养成功能，被当代书院保留下来，并以此作为对现行国民教育的一大补充或匡正。

山西北大灵童书院院长王建平认为，经典教育是将文化熏陶、性情教育、人格培养放在首位的教育；北京七宝阁书院院长马力华则表示，今天的国民教育缺少传统文化氛围，要通过书院这个载体，用中国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儒学传统文化来化民成俗……

“当代体制内教育面临的问题，不在教育体制之内，而是一些根本性的社会问题，都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因而也就为书院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国际儒联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张践对当代书院前景作出这样的判断。

生存之道：来自传统书院的启示

新办书院置身于当今多元时代背景之下，与传统书院相比，它们在组织形式、教育对象、教育理念、办学模式等各方面，探索出无数可能的路径，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样貌。

而同时，新办书院也必然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

数量众多，形式纷繁，却影响甚微。——这便是新办书院当下的总体状态。毋庸讳言，大多数新办书院还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它们或隐没在熙来攘往的市声里，或侧身于国民教育的高歌猛进中。

组织松散、管理和师资水平良莠不齐、教学理念缺乏验证……这些问题，侵蚀新办书院肌体，削弱新办书院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亟须冷静地加以正视和解决。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在会上疾呼，对于新办书院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座各位都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

“有理想，没管理；有想法，没办法。”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这样概括目前很多新办书院的状态。他以局内人的身份，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新办书院最大的问题是教师水平参差不齐，这个问题亟待重视，因为师资水平决定了书院的品质；此外，书院需要构建一套完备的课程体系，不能止步于童蒙读物，而是要系统地传习经学，并将乐教、礼教和诗教融合到日常教学中去；还有就是，目前很多书院的管理比较欠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管理团队、管理思路和管理架构，很难经营好书院；而最重要的是，书院主持者要有对儒家文化的信念，如果没有真正的儒者担当精神，就会逐渐丧失书院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甚至走向堕落。”

与体制内教育相比，多数新办书院作为民办的私学教育，可谓先天不足。时至今日，它们依然处在苦寻出路的摸索和突围阶段，同时还要面临身份认同、场地、师资、经费、生源等诸多现实挑战。

厦门筼筜书院理事长王维生说，书院一方面受制于主导书院发展的组织、机构、领导人的思路；另一方面受制于书院的受众，学生又从哪来？是自由听课，不计学历还是为吸引社会人士，且需以高额学费来维持书院运作？再者，当代书院如何进行儒学教育普及，如何将书院传统跟现代教育体制结合起来，或如何以书院精神改造现代教育之病？凡此种种，皆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书院日常运作经费从何处来？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说，书院既然是民办，政府就没有财政保障的义务。书院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学店”，也没有自己的“学田”，它“手空空，无一物”，需要到处“化缘”。这实际上是保障书院永续健康发展的机制问题，是最基础的问题。

“当代书院不能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有谁愿意来学习？书院的教师队伍谁来培训，他们如何进入角色，如何兑现福利待遇？如何不断拓展书院的发展空间？”陈洪夫接连发问。

会上，广州中和经典学堂的代表冯映云道出她的苦衷：“能办执照的场地是商业区，民宅不能申请执照。但是在商业区不安静，不适合办学堂。如果在幽静的地方租别墅又会影响邻居，不投诉还好，如果投诉的话就会被断水断电。2008年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装修费等损失了十几万，孩子走了一大半。而且新来的孩子和家长很担心我们会搬迁，影响了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的信心。”

至今，这些棘手问题还没有公认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历观往迹，历史上的书院或可为当代书院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些许启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两宋时期，当时几乎所有有名望的学者都创办或主持书院。他们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特别是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的讲学，使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学术中心。应该说，儒学创新使书院的儒学普及有了源头活水；此外，书院与儒学的结合，使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倚势，隐显同时，盛衰共命，形成一体化结构的态势；重要的是，书院并不排斥科举之学与科举之教，使儒学得以更广泛地传承与普及。

“邻居近金碧，一一梵王家。”宋人赵抃在《书院》一诗中发出感慨。历史上，佛老之居缘何能“遍满天下”？邓洪波认为，广大“善众”自觉自愿的供奉是佛老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生存与发展方面，书院应该如何取法佛寺道观，值得思考。

据《历代书院名录》统计，唐、五代有书院40多所，宋代有书院近600所，元代有书院近1000所，明代有书院近1500所，到清代已发展到3000多所。书院发展势头迅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肖永明说：“这不能不令人慨叹并思考其驱动力何在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书院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是促使书院不断发展的因素之一。历代许多书院的创建、修复，都与创建、修复者施行教化、化民成俗的追求密切相关。”

面向民间、私学性质也是书院一大传统。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赵法生认为，“新办书院也必须坚持民间讲学的办学趋向，它的未来将取决于其民间化程度和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乡土中国一向是滋养儒家文化最深厚的沃土。重建乡土文明是当代书院最大的挑战。据说现在已经有了几家乡村书院，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当代书院文化之复兴任重而道远

闭幕会上，赵法生代表讨论小组发言时说，国际儒联和湖南大学主办这样大规模的正规书院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第一次，大家一致认为很有意义。以前，各地书院各自为战，在一起互相交流经验的机会很少。这次会议，为当代书院建设构筑了一个互相启发、互相鼓励的平台，大家感到收获很大。

通过各种形式使各地书院的交流常态化、制度化，实现彼此间资源和经验共享，成为与会者普遍的呼声。作为讨论小组代表，北京杏林通彗书院院长刘宏毅在发言中说，大家呼吁成立一个书院的联谊会，目的是为了大家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不犯重复的错误。将来如有可能，各书院的师资和学生也可以进行交流，避免闭门造车。

张践说：“虽然书院近年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但是到底应当如何走，总体而言还处于探索的过程中。任重而道远，有赖我辈的尝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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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国文化的根


“中国人的根在汉字里！”全国政协常委苏士澍呼吁全社会重视汉字书法。

中国书法里的文学、艺术、哲学、道德让很多老外深受感触，他们很多人因此而拿起了毛笔。

苏士澍说，中国书法正在走向世界。很多日本人把学习和练习书法当做培养个人修养的重要手段。2005年，欧洲中国书法协会在德国成立。2008年，韩国甚至想把“书艺”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他感到痛心的是，在创造了这么精美的汉字的中国，汉字书写教育近年来却被忽视。他感叹，由于电脑的出现，让汉字书写在工作、学习中的功用大大降低了。今天的中小学生基本不会用毛笔写字，孩子们的字越写越难看。他说：“汉字里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如果青少年不会、不懂、不热爱书写汉字，中国的未来令人担忧。”

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3年了。苏士澍一谈起这一弘扬中华文明的盛会，依然那么兴奋。作为一名书法家，他为北京奥运会在传播中国书法艺术上所作的贡献击掌叫好。

——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蕴含了精妙的中国书法篆刻元素。

——开幕式、闭幕式上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水墨画卷，让世人赞叹不已。

——上千件书法精品装扮奥运场馆。

为此，苏士澍和全国政协书画室的政协委员、书法艺术家们多方奔走呼吁、提案建言。

2008年，他们专程赴广州、佛山、中山等地调研中小学书法课开展的情况。他们发现，广东省把书法课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还组织编发了毛笔书法教材，并连续举办“广东省青少年书法大赛”，让汉字书写在青少年中渐成风气。

2010年“两会”，苏士澍又再度提案，建议在每年9月第一周(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周)设立中国书法周，传承汉字书法艺术。同时建议教育部门将书法教育列入中小学教学大纲，把小学三、四、五年级作为书法教育重要阶段。他还建议：“大学也应增加中国书法周活动。有条件的院校增设书法艺术专业，培养书法艺术的高级人才。”

2011年“两会”上，苏士澍还在呼吁。

他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等多次建议，将习字书法列入中小学生必修课。

经过多年努力，由教育部等单位举办的“书写经典、传承文明——全国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已连续举办两年，上千万学生参加，苏士澍和一些书法艺术家还被聘为评委。一些地方和学校，也把书法教育作为特色课程。

但是，这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苏士澍认为目前学校教育的最大弊端，是所有教育教学围绕考试、升学转，不少人认为书法教育就是写字，与考高分、升学没关系，所以老师、家长和学生都没有积极性。他说：“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从如何真正实施素质教育这个根本上来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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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不只有四大名著 数典忘祖无法赢来尊重


四大名著一再翻拍，新版轮流上演，中国古典文学也随着传统文化热潮而被人们所关注。然而，这种关注的范围显然还远远不够。著名学者魏明伦说：“关注古典文学固然是好事，然而，仅仅关注四大名著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典文学浩如烟海，四大名著只是一个局部的代表，代表不了整个古典文学。”

从诗词曲赋、杂剧散曲、话本小说，到近代以后吸收西方文学的方法，再到今天的完全西化，魏明伦说：“今天的中国文学，缺的是对传统的继承，全部西方化的结果，就是中国文学再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古典文学不只有四大名著】

一说古典文学，往往必说四大名著，然而，真正在传统时代，《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小说恰恰是被正统文学排斥在外的。

魏明伦说：“中国的古典文学，广义上包括的范围非常大，诗经、先秦诸子的散文、楚辞、汉赋、汉史、唐诗、宋词、元曲，然后才是明清小说，再后来是现代文学。在传统时代，正统文学并不认可小说，它认可的是诗歌、文章，当然，这是传统的偏见，今天人们已经没有这种偏见了。但在另一方面，小说并不是古典文学的全部，它只是一部分，而四大名著，则是这一部分中的代表。”

其实，四大名著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多次改变。魏明伦说：“四大名著，不是谁选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当中有不少变化。在今天，四大名著之所以广为人知，甚至常常成为古典文学的代表，这是电视传播所造成的。电视，特别是电视剧，要求故事性很强，而四大名著，恰好是叙事性文学的代表作。所以，重视传统文学，这是好事，但是首先要弄明白，传统文学，要比四大名著，比小说广泛得多。”

【太多名著被我们遗忘】

即便是在叙事性文学中，四大名著也并非仅有的经典，和它比肩的，并不鲜见。

魏明伦说：“中国的小说传统，从早期汉魏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隋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逐渐成熟，然后才是明清小说，四大名著则是其中长篇的代表作。实际上，就四大名著来说，唯有《红楼梦》是真正的原创，其他三部，都是从话本演化而来，不能算作原创。”

作为明清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的，魏明伦说：“仅就长篇而言，不亚于四大名著的还有很多，比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著名的《老残游记》，陈寅恪研究的《再生缘》，甚至还有一部完全以骈体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燕山外史》等。长篇之外，还有短篇，著名的比如《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

而在这个时代，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古典文学中的名著却很少出现在公众瞩目的行列里，魏明伦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代，四大名著因为电视而被重视，其实仅是特例，大量的传统文学其实并没有得到重视，即便是传统文化热，也多是历史、哲学层面的，而非文学层面的。”

【传统不能搞成假洋鬼子】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下，传统文学难免遭遇冲击，更重要的是，在小说成为正统文学之后，西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更多地占据了主流。

魏明伦说：“五四以后的新小说，主要的方向并不是吸收和继承传统文学，而是吸收西方小说的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从志人志怪、传奇、话本一路走下来的，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不管是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乃至荒诞、滑稽等，都是西方的创作方法，而非传统的。”

然而，尽管在这个西学来潮的时代，传统文学依旧没有中断，魏明伦说：“那一代的小说家，比如鲁迅、林语堂，乃至后来的老舍、钱钟书，他们首先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然后又精通西方文学，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学贯中西，都是先吃透了传统文学，又吸收西方文学，比如说《阿Q正传》，它的创作方法无疑是西方式的，传统文学中没有这么写的，但是在表达上，却有很多传统文学的影子。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传统的继承，是在骨子里的，是不露痕迹的，当然，也是中西合璧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很多足以和传统文学比肩的作品，非独小说，散文、戏曲也是。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和吸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数典忘祖无法赢来尊重】

传统的真正中断，是当代文学时代。在近现代的中西合璧之后，传统文学逐渐失落，西方文学成为中国创作者最主要的方式。

魏明伦说：“五四之后吸收西方文学是对的，那个时代我们的问题是太古板了，只有传统，不知世界。而今天恰恰相反，当代文学中只剩下单一的外来文学，传统的几乎都失落了，小说越写越洋化，甚至太洋化了。所以，矛盾颠倒了，今天的我们，缺的不是世界，缺的是自我，是传统。”

没有传统，文学便是无根之木，魏明伦说，“比如穿衣服，天冷就要加衣，等到天热了，就得脱衣，不能不分季节地乱穿。网络时代，本来是一个低人文时代，网络上的许多流行语，把原本的汉字、华语、中文都糟蹋了，悲剧非要说成杯具，这是什么道理？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外来词汇，不去用中文现成的词汇，非要用外来的，这又是什么道理？五四时代的问题是完全封闭，今天的问题则是数典忘祖。所以说，今天的社会，最缺的是发扬民族文化，今天的文学，最缺的是继承传统文学，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不会迷失，我们的文学才能真正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如果全是学西方，那还有中国文学吗？”



经典诵读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

●凡武之为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序》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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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需要文学在场


　　今天的微博平台，在众多用户心里，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交环境，更多的成为一个传媒平台，这是最初谁也未预料到的局面。在它出现时，文学评论界像面对手机文学一般认为微博是另一个值得介入的平台，尤其是手机文学在多达2.7亿移动网民中成长为产业链时，更是对微博平台的潜在能力给予厚望。

　　短短两年过去，微博的成长和变化令人惊叹。传媒的快速介入，文学的一再缺席，让人始料未及。文学如何在新媒体平台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如何在快速信息喧闹时提供自己的宽厚营养，这些问题是值得文学界重视的。而我，也想借此文章谈一谈微博环境中文学的“退让”与“再介入”问题。

　　2009年，国内出现了一种新的网络媒介，当时并不惹人注意，普遍认为是一种社区化的即时聊天工具，是快速文化消费的补充，是对博客长文的冲击，这就是微博。每一次新媒介的产生，都会即时涌入新闻评论、文学展示和文化批评的内容，这是它们本身公共性的天性，需要在各种公共环境里为自己和用户搭起一座桥，在这个虚拟时代里，桥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快速。那么在微博这个环境里，我们可以说，这座桥仍然存在，但几乎已经像是面对面，即时交流的优势让人不需要迈步分毫就能看到对方的状态。

　　于是，微博文学成为了新的关注点。在最初的环境里，微博指向了博客的对面，是对博文长文的反抗，是更多喜欢“短平快”用户的真实需要，那时候，我们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某些知名博客作者宣称，不介入微博。不同的内容消费创造不同的媒介生存，微博到底适合什么内容？2009年我们看到微博仍然处于新生时期，娱乐消息、民间新闻、消费信息、个人絮语以及微文学混杂在一起，其中因价值肯定而受关注的微型文学得到了讨论。相比手机文学，微博文学有着天生的限制，手机文学最初被认为也是微型文学的发育地传播地，只有极短的文学作品是适合手机阅读的，但手机这个载体本身在发展，大屏幕手机的流行促使手机阅读软件变得开放，作品的长短不再是个考量，手机文学真正成为了电子书旗下的一个分支，被放到了电子阅读层面去发展。而微博文学则不同，140字的限制让它没有更多向上生长的空间。

　　2010年10月新浪微博推出了首届微小说比赛，大赛甚至吸引著名作家王蒙来参与，微小说比传统微型小说更进一步地细化了文学需求，是针对年轻人产生的内容创新。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微博文学受限于140字，极短的字数意味着它本身蕴含的文学性将受到质疑，像慕容雪村认为微小说只是小说的片段，路内也认为140字的篇幅很难把小说拉开差距。这只是一个危机，另一个最大的危机在两年间开始显现，我们可以在微博上找到王蒙、莫言、苏童、余华、北岛等几乎大多数知名作家，他们都拥有几万几十万的粉丝数量，完全比得上一本畅销杂志的公众影响力，但同时也可以说，他们所代表的文学是“不在场”，他们并不关心如何使用微博，为当代文学创作、批评与交流作出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微博可以是发布一些博客上新文章的通告板，可以说些无关痛痒的闲话，也可以弃之不理，唯独不是让它活起来，让文学的魅力无孔不入，深入力所能及的网络媒介里，与大众对话。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作家们和文学批评家们无以言对微博呢，曾经也是书信往来，我相信不是精力不足，忙而无闲的原因。作家阎连科在微博中说，有朋友对他说，作家开微博不是危险就是无聊。这句话虽透露了一种偏见，但也表明了一种普遍评价。我对它的理解是，微博不属于文学，微博对文学产生伤害，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微博大环境入手，这两年微博的发展的确快速覆盖，用户很快在微博里专注起了微博所擅长的方向，一个是围观明星生活，一个是分享时尚消费信息，另一个是最受重视的时事快评。我们会发现，这三种内容满足了凝聚人气的条件，也满足了公共发声的需求。在另一边，文学展示和文化批评则遇到了一点障碍，140字的限制让文学展示显得无可发挥，这点韩寒是最好的例子，他所擅长的博客杂文无法体现在微博上，微博上的句子，只会拉开他与其他微博妙句的距离。此外，微博的即时性与身份的虚拟，让一个作家的发言环境更为娱乐化，这体现在微博回复上，任何句子都不承担责任和形象，没有人知道你是谁，那么你也就可以不重视，随便闲聊式的回复微博，这使得一条微博下的评论看上去很多，但真正在回复的却很少。

　　换言之，这就是微博对文学的危险，人与人的非面对面，让语言变得轻浮流于情绪化。而每当出现重要时事，激动的网民会要求知名人物发表看法，其实是要求名人为其代言，而且只能是谴责性的批评，无论名人是哪个领域的。

　　我认为，正因为微博大环境的一方强势兴起，一方无意经营，让原本备受看好的微博，失去了文学的在场。

　　这个现象在最近甚至显现得更为沸沸扬扬，微博一度成为具体道德伦理的代言场所，令中央媒体大为惊讶它的发展和中心化。

　　时评推进，文学退出。我想，这并不有益于微博这个媒介的成长，多元化的有营养的内容提供，是它未来最好的动力。这里需要激烈的批评，也需要温和的理性，需要情感的宣泄，也需要情感的交汇。

　　正因此，微博的文学如何在场也就值得讨论一番。

　　一、文学创作的分享

　　微博虽困于字数限制，但并不限制作家对作品的想法。网络文学的兴盛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年轻一代人仍需要文学。面对使用微博的70后、80后、90后，作家们不该放弃这一阵地，这里可以不危险，更可以不无聊。有大量的读者也会有潜在的初写者，他们希望获得来自成功一辈的指点或交流，即便是零星片语，只要来自真诚的经验，那必然会对某些人产生帮助，如果因此让读者或初写者获得阅读和写作的真乐趣，那诚然是好事一桩了。作家阎连科在其不多的微博里，谈了新作的出版经过，谈了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点看法，也谈了几句对创作环境的评价，这种真诚的看法也必然获得同等的回复和尊重，也可以说是难得的看法，经验式的交流。而诗人芒克在其微博上或发表些零星的新写诗作，或是传递国外文学近况，有诗意也有新闻。

　　但真正这样做的并不多，甚至说很少。作家的责任在其作品里，读者里，历史里。微博可以补充一点这方面的功能，在上面不时透露新作品的开写，大致的情节或角色，不仅仅是与读者的分享，实际点说，何尝不是有助于将来的出版热销宣传呢。至于对自己作品的一点看法心得，对文坛对创作的点评，对人生经历的体悟，更是有智慧有态度的声音，并不伤害自身的文学追求。

　　微博的管理方也注意到了微博的交流问题，时常请名家来接受网民提问，在一小段时间里回答自己专业内的问题，无论是问题质量还是回答，和线下讲座问答并无区别，效率还更快。作家们，何妨重视一些微博，这里有无数读者和新人，这里需要更多的“文学性”来融合这个时代。

　　二、文化批评的态度

　　这是个需要更宏观态度的时代，需要文化学者的解释和宽容，仅仅自己明白还不够，将自己的态度与大众共享交流也是学者精神的一部分。

　　作为批评者，也许承担得起“责任”二字，公共的责任，学术的责任，以及启蒙的责任。无论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被轻看或者蒙蔽，也仍需要共同的作为。微博的时事评论以其快速、专注、膨胀而成名，人们很容易聚焦于一件时事上，又很容易转移到另一件时事上，每次聚焦，然后移焦，事情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让网民应接不暇而充满挫败感。

　　这里恰恰不是人文学者应该放弃的地方，相反是需要更多热心更多耐心的地方。现代派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人的两大弱点，一是失去耐心，二是漫不经心。这两点仍在我们身上，并且也体现在每一次公共关注上。人文学者所面对的文化批评，同时也是文明批评，对历史人道的态度，在每一个吸引人气的地方，都需要这样的声音，从前是广场，现在是网络，无论是在博客长篇大论，还是在微博一语中的，文化批评关注的是同一类人，同一时代的人。

　　文化批评对城市、对人道、对人居伦理、对历史今昔的看法都会引起反响，只有经过声音的集聚讨论和思考，才有更多的关注和关怀。现在的微博更多的是微观评论，有理性分析也有浮躁喧哗，我想文化批评的宏观视野能够带来预先的把握，从整体理解到局部分析，才能客观理智地解决某些问题。像评论家葛红兵，是少数喜爱新媒介，善于使用它的学者，他的微博既有整体态度也有细节探问，在非理性冲动前保持理性态度，一起就事论事，推己及人。许多时候，的确知名学者一句话的出现和转发就能让人们冷静下来思考。

　　从公共性层面上说，文学关怀与文化批评都是在做保存记忆和历史和解的终极道义。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有深思熟虑有现实关怀的声音，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愿意听到一些来自作家和评论家的看法，不仅是信任，也是交流。

　　说到底，微博的文学是否在场，是否愿意在场，与微博无关。

临窗读雨

平民史册 说说修家谱的那点事


南方修谱胜北方

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2000年以前，常州地区也就三五家修过家谱，且规模不大。2003年，修家谱有所升温，常州地区共有十多家修了家谱，2005年，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修家谱一下子兴盛起来。

“常州地区修新谱最早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位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武进人羊宗达回乡出资发起修了羊氏家谱，但当时修谱的人还很少。到今年底，常州大约有400个家族修了家谱，其中80%都是近5年修撰的，还有更多家正跃跃欲试。”当记者辗转打通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长朱炳国的电话时，他刚刚接受完中央电视台关于卞氏文化的采访，他热心地向记者介绍起了常州地区民间修谱的情况。

“中国人历来有修家谱、族谱的习惯，按传统应当是30年到60年修一次，民国时还有人在坚持编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家族文化当作四大封建权力之一被政府破除，记载家族文化的家谱也被打倒，便没有人再修家谱。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家谱作为记录家族活动的重要载体，有其社会价值，政府也不会过多干涉，特别南方地区，修家谱尤其兴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室主任萧放对记者说。

相比徽浙闽粤等地，中国北方是“文革”中谱牒资料损毁最严重的区域。而今，这些地方的修谱热情同样在增长。

20多年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致力于家谱的收集、整理、研究，发表了多篇、多部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为各地、各姓氏修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该中心主任王岳红对记者说，近10年，一群以农村教师、医生、村书记、回乡干部等农村知识分子，加之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批农村文化人集中退休，构成了一个修谱的庞大群体，近年来，中心收集的山西本地新修的家谱有几十部。

修谱动辄几十万元

修家谱之风，以江浙一带最盛，常州著名文史专家、武进谱牒文化研究会会长吴之光认为，江浙一带经济发达是最根本的原因。“修个家谱花个几十万元很正常。随着经济逐渐富裕，人们开始愿意追寻自己的祖先，特别有些年纪大的人，不希望后世子孙连自己名字都记不住，便支持修谱。”

朱炳国熟悉家谱的修撰过程。他介绍说，当某个家族决定修家谱时，首先要有一个发起人，找三四个同家族的志愿者，先找老谱作为范本，然后建个班子，里面有会长、副会长、委员等，再组织一个编撰委员会，还有的建立了筹资委员会，通过这个班子组织修谱。其中的主编一般是曾做过老师的人，负责文字工作。时间上少则修1年，多则三四年，视家族大小和资金、人力情况而异。至于花费，修一个谱，一般情况下印刷费用就要花十几万元，还有这么多人的调查、交通、餐饮费，谱修好了还要举行一个发布仪式，办上几十桌酒，每个家庭至少来一个代表吃饭，全部加起来花二三十万元算少的。资金一般是家族成员自愿捐赠，剩下的钱有的还会成立家族的基金会，资助贫困子弟上学等，加强了家族成员的联系，体现了家族文化与温暖。

水平高下如何判定呢？朱炳国说，过去，江南的家谱有一个特色，请地方上的名人写序、写传，要把当时家族的地方特色、宗族特色写到里面去，出了多少名人、做了多少好事以及艺文志，都要收纳进去，才是一本有血有肉的谱。应该说，80%以上的老谱都达到了这个水平。现在文化水平高了，但人们的古文基础差，修谱的质量与以前没法比，有的成为简单记载家族成员的身世簿。

有人修家谱竟为攀比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出钱出力兴修家谱呢？兴修家谱的意义何在？

朱炳国分析说，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稳定、思想观念不断改变，许多热心企业主支持家谱重修工作，出现了“盛世修谱”景象，而一些家族成员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联络族内或族外的亲戚朋友，以扩大圈子和人脉。此外，一些家谱的重修与一些人的攀比跟风心理也有关。有一些企业老板，看到别的家族在轰轰烈烈修家谱，觉得自己家族也不能示弱，“不能给祖上丢脸”，遂产生修谱之念，有的还在投入上试比高低。

王岳红指出，家谱是市井小民、村夫野老唯一可以留名后世、昭示子孙的传统典籍；是广大民众最为关注，并积极主动、自愿参与的文化工程，这也是谱牒文化植根民间，历经浩劫而从不殒灭的生命之源。

新修家谱为活人立传

记者发现，新修家谱普遍体现出时代进步后的新观念：妇女填名入谱。对兼祧、入继、入赘、改嫁、非婚生子嗣等现象基本全部放弃了传统“义例”中的严厉规定，普遍宽容，基本不再有各宗之间因大小宗、因外姓子嗣而产生的“名分”之别。

由于印刷条件改善，出版成本降低，人物小传内容较旧时丰富，然而新谱的写作水平普遍大不如古代。改变了古时“生不立传”的传统，给活人也开始写简历，不及古人审慎。

萧放指出，过去的谱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记录了族产的变迁，随着现在大家族财产的消失，这一块的内容也随之消亡了。此外，还有一些家族成员因为捐资修谱，便要求加大自己的篇幅，这也对家谱的庸俗化和公正性造成了不良影响。

临窗读雨

拉手，一个城市的温情实验


你会和陌生人拉手吗？你如何面对他人的微笑？

在北京， 30岁的曹广锋已漂泊了5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横亘在他的心中。这个城市的闪烁与浮躁，速度与无奈，层层叠叠地沉寂下来，他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词：冷漠。

于是，他想用实验来证明。

曹广锋的实验很简单：找一个美丽的模特，当街与陌生人拉手，任何同意者都可得到50元的奖励，而实验的全过程将在天涯论坛、猫扑论坛上同步发表，并将这些模特命名为拉手幸福女孩。

出乎曹广锋的意外，在天涯，点击量达到了四十万，而在猫扑，不到一周的时间，点击量便已超过惊人的百万。或许，是人们对这个怪异的实验感到好奇，或许，是网友们在盼望好运也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或许，人们是被这样的数据所震惊：在4次实验中，共361名路过者，最终完成拉手的仅有4人，达成率为1.1%！

当我们对陌生人仅剩下了1.1%的温情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呢？当一个城市习惯性地过度警惕时，它的人文生态又将如何？

“这就是我心中的北京。”曹广锋说，“5年了，我终于把我对它的感觉说清楚了。”

因为梦来到北京

我是河南信阳人，1981年生人，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教育，毕业后在市供电局网络中心当网管。

在那里，收入不算高，2000元左右，非常稳定，只是太枯燥了，想做一点有创意的工作。2006年，我辞职到了北京，很多人劝我：这样的铁饭碗，别人想捧都捧不上，你怎么给砸了？真到北京，你怎么生活？说实话，我也没想得很清楚，但就是不想再干下去了。

那时我人生正在最低谷，女朋友和我分手了，我很失落。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自己在大街上瞎逛，那时我常到北京出差，所以我知道，这是北京的一条街，一个站在路边的女孩微笑着伸出手来，想和我拉手，我马上就握住了她的手，等我醒来，发现手里攥着50元钱。

那钱，估计是我睡着时，不知怎么就从裤兜里掏出来，攥在手里了，但那时我却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给我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下定了决心。

混在北京不算太辛苦

在北京这些年，受过一些苦，但没到为衣食担忧的地步，已经算够幸福的了。

刚开始，我和几个朋友租住在宣武区的一个小公寓里，那是一个老社区，居民非常热情，看我整天扛着摄像机，他们都管我叫“导演”。那时很穷，但心里很快乐，每天都憧憬着未来，向着梦想奔跑。

在北京，我依然做网络方面的工作，觉得很有意思，每天要面对成千上万的网友，有一种创作的快感和成就感。

后来，生活条件渐渐好了，我们也搬出了老社区，然而，人文气氛却越来越淡，出门再没人和你打招呼了，遇到什么困难，也没人肯帮助你，彼此之间仿佛有一道玻璃墙，看上去透明，实际上却互相隔绝。

在北京，还会有人和陌生人拉手吗？

我曾经和很多人讲过我当年的那个梦，也曾跟公司的客户建议，希望他们能给一点支持，让我去做这个实验，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一样：这有什么意思？

测量人心的这把尺

2010年，我偶然看到了一个材料，原来类似的实验在国外做过，美国、英国的几家大报曾组织了一批年轻貌美的女记者，在街头与陌生人搭讪，根据行人的反应，对不同城市的温暖度进行测量。他们总共做了40多个大城市，最后证明，越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越是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人们便越热情。

北京正努力成为国际城市，那么，在硬件条件之外，我们的软件状况如何呢？是不是也要有一把测量人心的标尺呢？坦然接受陌生人，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信任，这是人文生态的基础，如果你连信任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宽容、尊重与诚实？

于是，我找了两位模特，刚开始，她们很不理解，最后，我说这是“行为艺术”，她们立刻就同意了。在实验中，她们太敬业了，站得笔直，手一直向前伸着，我只好对她们说：放松点，没人时，可以靠电线杆子上歇一会儿。

实验的这几天，北京气温奇高，路面温度已超过50度，说实话，真担心模特们晕过去。而全程摄影、拍照的，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志愿来帮助这次实验。

拉手背后的众生相

我们总共做了4次实验，共计205分钟，总共路过人数361人，绕行者96人，旁观者247人，询问者10人，尝试拉手的8人，最终成功的仅4人，占总人数的1.1%。这个成功率，大大低于我事先的预计。

有一个人在马路对面观察了很长时间，看明白了门道，便过来问我，是不是一拉手就给钱？我说是的，可他却说：还是算了吧，我不敢。

一位老人和模特拉手后，模特说要给他50元，没想到他脸色大变，本来步履蹒跚，瞬间却健步如飞，一会儿就跑没影儿了。

有的小孩已经伸过手来，结果却被家长拽了回去，家长命令道：不许和陌生人拉手。

最有意思的是两个小伙子，他们打打闹闹，其中一个人猛推另一个，那个小伙子拉了模特一下手，然后就像做了坏事一样跑了，我们怎么叫他，他也不停。

实验的成功率实在太低了

最终，我们只完成了4个成功案例，两个是销售，一个是东北人，还有一个是女孩，做阿拉伯语翻译，经常出国，她说在国外，和陌生人拉手再正常不过了，所以看见模特向她伸手，她想都没想，就拉了一下。

为什么大家对拉手这么恐惧？

首先，是街头发小广告的、兜售保险的、卖假货的让大家寒了心，而公共机构能提供的帮助非常少，一旦被骗，只能自己承担责任，所以每个人都变得异常警觉，谁也不敢轻易相信别人。第二，各社区老百姓自发的活动太少，彼此不熟悉、不了解，导致感情交流有障碍。第三，经济发展客观上拉大了收入差距，许多人心里窝火，只想对外发泄，看不到他人的善意与温情。

还有一点值得反思，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身边的人往往会无原则地接受，而对小圈子外的人则相对排斥，即使是陌生人的善意，他们也看不到。

而最终成功的4个人，则因职业、地域等原因，性格相对外向，视野相对开阔，对一个国际城市来说，也许我们更需要这样的性格。

希望把实验做下去

帖子被炒热后，很多网友质疑：为什么才做了这么几个样本？

说实话，实在是负担不起，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业余在做，每个人的本职工作压力都很大，此外请模特等还要投入，如果有足够资金支持，我也愿意请更专业的摄影摄像，做更多的样本出来，这样能更全面地反映出我们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态，所以我特别希望有远见的商家，能支持我们一把。

这个实验的好处在于它是互动的，如果持续做下去，可以提升人们的热情度。这就像商鞅当年搞“徙木立信”一样，它有榜样作用，大家看到原来和陌生人拉手真能拿到钱，外面的世界并不都那么可怕，我们可以彼此微笑着生活，那么，对于城市面貌的改善，还是有帮助的。

我希望把这个实验长期做下去，能坚持做上几年，使它成为北京热情的晴雨表，当然，实验的形式可能会改变，但它的主旨不会变。

临窗读雨

愤怒的网络


为什么日常生活里的“狠话”，到了网上就成了普通不过的表达？为什么一个平时温和有礼的人，上了网会火气冲天、表现极端？

面对愤怒的网络，怎么办？

斯图尔特·李是英国一名舞台喜剧演员。2009年，他的第一部电视系列剧在英国播放，他因此开始每天收集和整理网络评论，6个月里总共搜集了几十页，结果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网民留言，是想象把他暴打了一顿，而在剩下的三分之二里，大多数人也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

斯图尔特·李不是唯一一个遭受网络攻击的人。互联网正在成为一个泄愤的去处，随便打开一个社会名流或者娱乐明星的博客或微博，都会看到大量怒气冲天的留言——有人感慨：每次看微博，就感觉整个世界像是一座随时要喷发的火山。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但拜网络所赐，这似乎是一个“最愤怒的时代”。这种现象引起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为什么日常生活里的“狠话”，到了网上就成了普通不过的表达？

穿上马甲，熟人变成陌生人

擅长用表演来展现人类的怪诞行为，同时从不隐藏自己性格中乖戾的一面，本来，斯图尔特·李自认为对人性有足够的了解；但面对网上呼啸而至、直白露骨的刻薄言语，他也有些招架不住了，坦言自己深感震惊，每天心绪不宁。有那么几个月，他一边提醒自己要远离网络，一边却像患上了强迫症，忍不住要去看看那些充满恶意的攻击。慢慢地，他有了一些发现：在网上对自己叫骂的人用的都是化名，其中不少人用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地方发出同样的骂声。而最让他意外的是，有些和他相识甚至平日里相处不错的人，穿了件“马甲”就在网上对他恶言相加——这些人虽用假名，但轻易可以识破。

有句老话，“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正是这种隐蔽性，使得互联网常常陷入语言暴力。曾为洛杉矶时报写专栏的杰弗里·威尔士和斯图尔特·李有类似经历。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威尔士以包括博客在内的形式报道电影圈内幕，最近两年，他发现有个人不断用化名对他所写进行攻击，在他的博客上写下了差不多200条留言。威尔士曾向对方发出邀请：既然你对我的博客这么关注，不如来我这里开个专栏吧，条件是必须用真名。对方一口回绝。

“去个体化”时，“给道德放个假”

“去个体化”，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的一个专业术语，大意是说，当一个人混迹于一个群体中、能够隐藏真实身份时，就会不由自主抛开各种社会规范，做出非常规举动。“去个体化”行为其实在网络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一个家庭中的好爸爸，会在球场看台上对裁判或对方球员大骂脏话。现在互联网更给人们创造了近乎无限的机会来掩蔽自己。

《去个体化与群体》一书的作者、身兼英国埃克塞特和荷兰格罗宁根两所大学社会和组织心理学教授的汤姆·珀斯曼研究这个课题已经20多年。他用一个游戏中的族群来称呼那些沉迷于在网上大发雷霆的人——“巨魔”：这些人大多希望自己引人注目、特立独行，但在有正常约束的环境下往往无法实现；网络恰好给了他们机会，不仅可以匿名，而且处在一群虚拟陌生人中，不需为自己的言语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

据珀斯曼观察，网络“巨魔”不限于某种特定的类型，这就像在球场上撒野的球迷也有很多种一样——不看球时，他们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但到了球场，就肆意地“给自己的道德放一个假”。

承认与接纳，“最愤怒时代”的心理重建

斯图尔特·李现在已能坦然面对网上恶评，“我发现，人们厌恨的，很多恰恰是我想要尝试的；那些被他们指责为失败的表演，恰恰是我自认为的成功。这些评论几乎帮我写成了《斯图尔特·李的喜剧手段》系列丛书里的大部分。”

“‘去个体化’的确是人性的一部分。”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告诉记者，人本来就是没有进化完整的动物，既有神性的部分，也有阴暗野蛮的部分。所谓“论心天下无完人”，首先承认并且接纳这一点，是人性得以完善、人类得以继续进化的重要前提。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大众能够适时调整心态，完成心理重建，那么当下铺天盖地的网络攻击，其实是在为个体和社会提供着成长的机会。对被攻击者来说，由网络攻击引发的负面情绪有点类似按摩产生的疼痛，后者对应生理问题，前者对应的是性格弱点。孙时进赞赏一种做法，将负面评价分类，接受那些虽然刺耳但言之成理的批评，同时以“与我无关”的态度将无理谩骂过滤掉；在此过程中使自己的内心不断强大，从而变得自在。

对于网络“巨魔”，孙时进建议他们在发泄之后正视自己的愤怒，找出愤怒的原因，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和他人，“不然狂欢之后仍是孤独”。

“我只希望他们不会真的对我和家人采取什么疯狂行动。”斯图尔特·李这样表示，而这正是社会和心理学家们最为关注的。孙时进指出，重点在于如何保证爆发于网上的愤怒不发展为实际伤害，这需要完善法律和制度，同时也离不开宽容的社会环境，“比如要为人们的不良情绪提供适当的宣泄渠道，适度包容而不是压制网络上的愤怒……我们要相信，人有自我治疗和成长的能力。”

无为

愤怒的网络


为什么日常生活里的“狠话”，到了网上就成了普通不过的表达？为什么一个平时温和有 ...
临窗读雨 发表于 2011-8-28 16:19

愤怒的网络，和网络的愤怒，对一个处在转型期的国家或民族来说，是有很大区别的。
正如分娩一样，任何转型，都是要付出阵痛和流血的代价的，所以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个时候，你在网上的愤怒，就得留神喽。
1、不要激怒爱国主义
2、不要激怒民族主义
否则，你很有可能，因几句嘴把快活，就被比你更愤怒的网民，从这个国家或民族惨不忍睹地给赶了出去。“法不责众，这都是民意！”政府也无可奈何，就像文革茉莉花似的。

我能删你的帖，你干吗就不能抄我的家呢？

好了伤疤忘了痛，信不信由你。


周末快乐，小雨{:1_572:}

行天

话说三分饥饿七分饱是能够让人保持最佳精神状态的方法，其实文化不也是同样道理吗？

历史早已演绎出文化的各种形态，先秦诸子百家之所以璀璨一时与当时的社会形态的关系可是紧密结合着的。所谓朝秦暮楚也是人才的超速流动，因为社会各个层面对人才的需要，短暂而又剧烈的竞争造成了文化流派的精彩。那时期文化创作想不精彩都不可能。

汉武的独尊儒术反而对中国文化多样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要不是赋体这样独特的文学体裁的出现，还真无法说明汉朝算是文化的繁荣期呢。

两晋时，也算是文化传承的过渡吧，不管清谈如何的脱离实际，至少也是一种‘文化自我觉醒’吧，不是谁想导向就可以导向的。随着南北朝的到来，文化真正进入大融合时代（应该算是与民族大融合相得益彰的），不仅仅是各族文化的碰撞融合，并且是一种汉化类的同化。相信即使是刘彻也没有想到儒文化还有这样强势的同化之力吧，佛教也正是这个时候被儒文化同化成为属于具有中华特色的精神信仰，于是以一种另类的方式进入高速繁荣的时期。

大唐不仅仅是朝代的盛世，同样是文化是华年。确切的说是南北朝的百年积累，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欣欣向荣，为未来中国文化造成即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宋明的理学昌盛，也同样在盛唐文化影响中。即便民间文学的发展（演义、小说、曲）也同样受到影响。

千年的文化兴盛不是谁或某个当政集团叫嚣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时期的某一群人创造的，应该说是整个民族共同的文化意识觉醒，或说是文化复兴。即使在异族入侵的元清时期，在当权政府可怕的文字狱的打压下，文化也没有沉沦（虽然自民族意义上来说，中国或中原已经泯灭）。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化是在反压迫的呐喊声中再度出现了自我觉醒，出现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化在阵痛中，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中终于呈现出苏醒的迹象。许多优秀的文化人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的复兴希望。

可惜四十年前的那场风暴将这一切彻底扼杀，一场胜过各时期的文字狱让文化复兴泯灭了希望。我无法想象我们的文化在这样的毁灭下需要通过多少年才能恢复？但是我知道就目前的状态下（教育体制下不注重自己的文化传承，连自己的语言还没有熟练，却在学习别的语言），妄谈什么文化觉醒，要求国人要有‘文化自觉’，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快餐式囫囵中，谈文化复兴或文化自觉的口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匆匆浏览了一下太婆的编辑，时间不多，妄言妄语也许很片面，还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