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对话】吴伟 VS 潘仕勋

临窗读雨

今年的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是一场关于国际图书出版业的盛会，也是一场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宴。

图博会虽告一段落，中西文化的交流却依然在继续。

于是有了这样一组中西出版人有关于各个领域话题的对话。

这些话题涉及环保、房子、音乐、出版、婚姻、家庭、教育等等，在娓娓道来中，碰撞出灿烂的思想火花。读雨特辑。


对话人——

吴  伟：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潘仕勋：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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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由“剑桥”认养熊猫想到的


去年11月3日，一只不足三个月的熊猫女宝宝，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认养，命名为“剑桥”，我作为这个项目的“红娘”，见证了这一时刻。当我们抱着这只打心眼里让人喜欢让人疼的“剑桥”宝宝时，心情格外的异样，有激动，有感慨，还有一丝丝莫名的惆怅。

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不仅是成都的名片，也是中国的名片。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熊猫曾到访过很多国家，有的还在那里生养后代，使得中外友谊通过熊猫得以代代相传。很多外国人是因知道熊猫而知道中国，有些人是看见了熊猫而产生了到熊猫家乡看看的冲动。

这一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若要生物多样，特别是像大熊猫、金丝猴这样的稀有生物健康繁殖、成长，就一定要有好的生态环境，而好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创造，至少是不要破坏尚存的生态。

一个外国的出版机构，不仅捐资修建希望小学，还捐资认养我们的国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国际主义行为，是一种对生态多样性年的一种实际行动的呼应，这是我的感慨。感慨之余，我对应邀来参加认养仪式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伙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社长于春迟先生提议，请他们也认养一只大熊猫男宝宝，作为“剑桥”的男友，免得她孤单。于社长欣然答允。也许，50万元对于一家营业额在十数亿的机构算不上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但是并不是谁都愿意做这样的善事。基地主任博士告诉我说，还是有不少机构和个人认养大熊猫，比如富士康认养了三对，成龙个人认养了一对。我开玩笑说，也不能有太多人认养，否则基地的熊猫有限，不够认的。当然，保护大熊猫，不仅仅靠捐钱，为呼应国际多样性年，成都启动了征集大熊猫守护使的活动，在众多的应征者当中选中了六位，其中的一位王姓台湾姑娘还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在基地我们还看到不少外国志愿者，在帮助照护熊猫，他们应该算作不在编的守护使吧。

熊猫比我们娇气，生长需要特定的环境。而我们人类的健康生活也离不开良好的生长环境。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住上了大房子，出行以汽车代步（据说，北京市的汽车已经超过450万辆，而饱和度为500万辆）。联络用手机，中国的手机用户已超过八亿，有人甚至有两部或三部手机，更新频率不足一年。家用电器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家用电器的更新频率也在加快，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中国每年产生230万吨电子垃圾，仅居美国之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现代化的生活已经或正在围绕着我们，纠纠结结的伴随着我们的每一天。

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

是蓝天的一天天减少，空气一天天的污浊，夏天变得更热，冬天更冷，每天必须忍受堵车的耗时，忍受沙尘暴的袭击，忍受各类食品的污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现在尚且如此，我们的后代又将如何？

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我们的后代。从国家层面，中国已经加大了环保的力度，中国的清洁能源世界领先，各项环保措施的实施近乎于苛刻。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同国家的大战略保持一致，从最小的行动做起，每天从早上开始，洗脸时少用点水，上班能不开车就别开车，在办公室随手关灯，电脑不用时令其休眠，长时间不用就关机。在家洗菜洗米的水可用来冲厕所，看电视时不要开大灯，凡此种种，都是些小事，也是极其容易忽略的事。殊不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坚持低碳生活，环境保护的小苗一定能涨成参天大树，我们留给子孙的将是宜人的生态。


潘仕勋：谁会在意环境？！


这一切关乎力量，不是吗？唔，难道不是吗？所有的、各种形式的力量。

人人都知道问题取决于两个强大的现代势力：美国和中国。哪个国家对环境的影响更加严重，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是看整个国家污染的严重程度。如果选择后者，中国无疑是那个坏家伙，主要归咎于国内以褐煤为动力的肮脏发电站，过去30年，中国各地纷纷建起这种发电站，因为这个国家下定决心，要成为全球公认的一大经济势力。

当然，中国的确应该被公认为一方强大势力，想想它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要知道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中国。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要想成为全球公认的大国，还必须以可衡量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除了国民经济总值外，是否还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更多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发电厂的动力——并且速度还要快！如此一来，力量本身就成为一种自证的预言：要想拥有大国势力，就要四处建设发电厂，大规模开发动力。二者彼此依存，循环往复，永不停歇。

然而，工业发电并非唯一的问题。汽车动力显然是一个主要污染源，其排放的污染仿佛不祥的黑云，始终笼罩在东西方各大城市的上空。从本质上讲，汽车污染应归于人类活动，是众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活动之一。诸君还可以想想农民们烧掉收割后的秸秆；想想各家各户倾倒成堆的腐臭垃圾；想想巴西和印尼的伐木工人随意破坏宝贵的热带雨林；想想非洲的牧人将野生动物逐出它们的天然栖居地。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活动——它们彰显着人类的力量。

商人们往往会为自己的创造力倍感自豪，然而一旦涉及应该为环境做些什么的问题，他们就立即语塞，支支吾吾起来。“我们该怎么做，”他们哀叹道，“怎样做才能对环境有一点点改善呢？要知道我们无权无势，根本无能为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我所在的出版行业为例，我们在仓库里安装了节省能源的装置；循环利用印刷厂、办公室和员工餐厅内的每一种可以循环利用的东西；坚持使用来自可持续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尽量使产地接近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排放；我们几乎完全取消了货车队，让员工主动自觉地保护环境、爱护环境。此外，我们还给员工假期，让他们去参加一些有助于环境再生的活动。这些简单的做法完全可以在任何企业复制。令人欣喜的是，雇员和顾客非常赞成这类活动，因而这些还有助于鼓舞士气、拓展业务。“果真如此吗？”我仿佛听见有人用怀疑的口气问道。“还能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当然能。起码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是这样，而且据我所知，在由斯图尔特•罗斯爵士（Sir Stuart Rose）担任董事会主席的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也是这样。无能为力不是借口：每个企业都有能力选择做些什么，来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

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力量可以发挥作用，比如偶像人物的说服力或启迪能力。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篮球明星姚明就能对人们产生不小的影响力。成都市、四川省乃至中国国家政府也都明白，大熊猫也可以作为一个象征，对人们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我个人非常骄傲地第三次成为父亲——终身收养了一只熊猫宝宝！那只熊猫名叫“剑桥”，并将成为我们教育和环境相关出版物的一个主题。那只熊猫宝宝对年轻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部分原因是它非常娇憨可爱（的确如此！），部分原因则是，年轻人对动物和自然界有着天然的热爱。每一位父母、老师、商人和政治家都应该了解参与环保的力量——只要他们不是口头承诺，而是实实在在地做出了行动。当前，中国已经在制定植树计划来遏制沙漠化的趋势；制定措施保护大象和大熊猫的宝贵栖居地，使其免受偷猎者的捕杀——这些珍稀动物已经所剩不多了。动用这些权力使中国在国际社会获得了良好声誉——只是要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人人都有能力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强大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内心。然而我们总是善于寻找借口，不是吗？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中我用了一个反问句，“谁会在意环境？”唔，事实上，我在意，我相信诸位也都在意。就因为我们的孩子热爱自然也需要自然，我们理应注意保护自己留给子孙后代的地球。

我使用的黑莓手机在关机时有一句提示语：“关闭电源？”我很喜欢这句话。电气和汽车动力，这些在真实和比喻两重意义上驱动了现代文明车轮的转动，却也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那么，难道要人类彻底放弃发展才能改善环境？我不这么看。

临窗读雨

潘仕勋：这纠缠不清的网


“哦，当我们第一次编谎话，我们织了怎样一张纠缠不清的网呀！”

这句话摘选自沃尔特•斯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808年出版的史诗《玛米恩》（“Marmion”）。当然，斯各特爵士根本想像不到会有什么国际互联网，但他看到并指出，人们随时可能开始一个编织谎话的进程。我们太容易陷入谎言的网中无法脱身，它会像蜘蛛网一样让我们粘在其中，动弹不得。想到互联网这个现代网络世界的支柱，我们能否把它与斯各特爵士的谎言之网做一比较呢？

我是从一个教育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和我的朋友吴伟女士一样，我深知互联网为我们带来了这样那样的便利，包括全球互联、便捷通讯乃至劳动生产率因此而改善。同样，我也对互联网带来的各种风险深感担忧：它会给不加警惕的人们造成伤害，包括儿童、学生和天真的成年人。在我看来，那些风险可以归为两类：社交能力和信息。

目前，雇主们已经纷纷抱怨，如今的年轻人进入职场时，明显准备不足。他们因为缺乏练习，错字连篇、语法不通、笔迹潦草；他们似乎无法构思一篇语义连贯的议论文，因为他们总是很方便地从各处截取只言片语，而不再阅读传统作者撰写的逻辑严密的著述；此外，他们似乎缺乏谈话的社交技巧，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大多时侯都坐在电脑屏幕前，很少与他人面对面地交谈。据称，当代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新一代的“沙发土豆”（原指沉迷电视者），只不过如今他们是被互联网，而不是被电视吸引。

这些的确令人不安，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将遍布全球，无处不在。然而我在想，我们是否应该比当年对电视的普遍威力更加担忧，或者说，我们的先辈最初看到印制图书或报纸时，他们的焦虑大概不逊于如今的我们。在16世纪，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英格兰，人们曾经采取行动限制公众看书，因为担心会有任何危险的思想流入公共领域。400多年过去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多少变化，不是吗？

问题在于网络不过是传递信息的一个载体而已。它是智慧之树的一个枝条，承载着知识和信息、真相、失实报道和假相、宣传和假情报，但它仍然只是获取这些的途径而已。所以，我们不应该谴责互联网，而应该关注真正的问题，也就是人类自身的问题。

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人类总是出于自满、或者仅仅是为了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而无法抵制随意滥用宝贵财富的诱惑。我们看到，互联网被用作盗用书籍和音乐等宝贵知识产权的手段。出于政治原因，各国政府和银行每天都要面临遭受黑客袭击的风险。最近我们又亲眼目睹了一个名叫朱利安•阿桑奇的人极度傲慢无礼，他声称要为世界各国政府建立全新的道德标准，事实上却通过他所谓的“维基解密”让好几个国家全盘陷入危局。而事实上，我们能否——或者应否——做些什么，来结束这种错误行径呢？

采取强硬行动显然危险重重。在英国，资深政治家文斯•盖博（Vince Cable）博士就因为公开反对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公司而被妖魔化，他显然认为该公司利用其在报纸和电视媒体拥有的权益施加了过多不良影响。就连朱利安•阿桑奇也有不少支持者，纷纷攻击政府囚禁他的行动。这里的警示非常明显：如果你企图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很有可能失道寡助，未得寸功，先失城池！

那是否意味着应该有不加限制的言论自由呢？对于哪些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散布全球，我们当然必须加以限制。在著名的2002年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中，剑桥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提出，我们将为新闻自由付出代价。“自由的新闻媒体可以、而且必须是负责任的”。她继续说：“除了需要维护公共安全、维持庄重体面和保护个人隐私等严格定义的要求外，谁也没有权利规定新闻媒体可以发表什么……然而那些寻求真相的书面报道……需要自律和规范。”

请允许我在此继续引用奥尼尔博士的话，她继而评论了美国人追求“完全公开的激辩”的喜好。她指出，“对于各大媒体集团组织的、缺乏部分或许多声音之代言的所谓‘全民讨论’当然不能予以支持……新闻自由并非绝对之善……好的公开辩论不仅应该达及听众，更应该让听众参与其中。”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新闻媒体组织常常贩卖兜售失实报道乃至假相，无论是地方小报，还是广播和电视报道，甚至国家级新闻报道，都不乏此类行径。如今，新闻媒体和个体评论人更是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似乎能够超越法律限制，为所欲为。而那就意味着，诚信的品质很快会被彻底抛弃。

这就是互联网面对的问题：诚信。长期来看，如果要让全球各地的人们自由使用互联网，这张纠缠不清的网就不能够继续作为自制炸弹、自制核反应堆、危险药物复合剂、或者关于私人生活的龌龊报道的首选落脚之驿。互联网需要不断追求真相，从而成为一个体面的载体。但问题是，谁的真相？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因为人类杜撰的故事而谴责互联网。正是这张纠缠不清的网，为我们构建20世纪的全球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让我们抓住机遇，在其中尽情畅游吧！


吴伟：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生活


维基解密事件震惊全球，数十万份的美国秘密文档被放置在网上，给美国外交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而其影响的深远更加引发国际关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出版《大趋势》，对未来世界作出十大预测，现在看，基本实现了。其中，全球化与互联网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尤为凸显。这项起源于美国，60年代用于军事，从1984年才开始正式用于民用和经济的技术，经过20多年爆炸式的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像空气和水一样，如影随形。

互联网使我们对时空概念有了重新的认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缩小，沟通与交流的时间在缩短，成本大大降低，而效益却成倍提高。在网上，无论你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机构，亦或是一个人，你说话的机会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虚构或非虚构的作品，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诗人或者其他。人们在网上聊天，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群人，可以是认识的，也可以是素不相识。人们把自己见到的，听到的，希望与大家分享的，统统发到网上，甚至是一些私密也乐意晒晒，比如，自己的工资单等等。

对于媒体，那个好处就更多了，编辑记者组稿，不必一跑再跑地与作者联系，email来往既方便又省钱。记者即便在边地采访，也可以及时传回稿件图片乃至音频视频，完全不必担心错过了时效。

对于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商务功能的开发，等于给企业添上了翅膀，一个山沟里的小企业，产品一旦上网，立即可以收到国外的订单而瞬间变为“国际企业”。过去曾经有一句口号，要致富，先修路。当然，这句口号当今依然重要，要增补的就是还要修网路。因为产品要运进运出靠的是公路，而运到哪里，则要靠网路的顺畅，订单的指向。

互联网更为医疗和教育提供了便利，人们可以从网上享受最好的医生诊病，享受最好的老师授课，远程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途径。

未来，互联网的使用会越来越普及，有预测显示，未来十年，互联网的使用者将从现在的不到20亿达到50亿，即从现在的30%上升到75%以上，而增长率最高的应该是非洲和亚洲以及中东地区。而计算机可能不再是中心设备，随着数据传输量的增加，网络管理更加的自动化，无线化，云技术的运用会更加自如，对网络信号的质量不再有更高要求，节能环保会成为互联网的自然成果。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未来图景！

但是，凡事有利即有弊，互联网更是如此。首先，匿名制在给人们带来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使其自制能力下降，发言的人越来越随意，而全然不顾社会责任，进而导致更加极端的言论发表。其次，网络发布信息的自由和随意，便捷的传播，使得鱼龙混杂，来不及过滤的海量信息混杂着大量垃圾而造成混乱，使原本方便使用者的初衷付之东流。同时，开放性还无意中形成了网络群体，而多数情况下，从众心理使人们缺乏对事实本身的判断，更愿意去呼应别人的想法，怕的是被孤立。第三，多数普通网民因跟不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升级，而被技术绑架，从而缺乏安全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无论互联网有多么大的利和多么大的弊，我们只能面对，而不能倒退。这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兴利除弊，充分利用高科技，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好处，自觉的摒弃互联网糟粕，特别是要引导青少年一代，在互联网时代，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临窗读雨

吴伟：我们对教育的期待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涉及人生前途，由不得你不重视。我们那个年代，上学没那么复杂，到了上学的年纪就上学了，该上那就上哪，学校好像都差不多。上学也是与小伙伴成群结队的走，没有人接送。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没学上的时候在家里四处找书看，与小伙伴玩各种能玩的游戏，也挺快活。复课后上了一年小学再上中学，初中毕业赶上恢复高中就又升了高中，高中毕业教了几年书赶上恢复高考，就上了大学。这一切，没什么太复杂的，都是我一个人搞定，很觉自然。

到女儿上小学时，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为了上个还像点样的学校，给女儿转了户口，还交了几千元的赞助费，才到了一座离家不算近的学校，每天接送，很是费劲。六年下来，连女儿都觉得耽误时间不值得，希望能够住校。初中高中凭着优异的成绩考进能住校的大家也公认的好学校，每周只接送一次，算是没大费劲。比那些依然接接送送还要上各种补习班的学生和家长，女儿和我都觉轻松，因为没上过那些劳什子班。

考大学时遇上问题了，因为面临着较大的选择。据说，考大学就是为了择业，基本上是为今后的工作乃至人生的前途做出抉择。这问题就有点严重，需要慎重考虑。周围的亲朋好友主意蛮多，不外三条，一出国，二外地，三在京。我有点乱了章法，就这么一个女儿，若是又那么三两个，还可以分配一下，各处都可以去去。但只此一个，必须选择。最后，问女儿的意见，她说，这三条都不行，她要考香港的学校。我一听，乐了，好主意，既不是国外也不是国内，符合我那个不要老在一个地方，最好南边呆呆，北边呆呆的原则，离我不太远，又能受点非内地的教育，挺好。于是，她去了香港读书。

我在这细细碎碎的说我们家这点事，是因为在中国千万个家庭都会遇到与我家一样的事，我和女儿两代人所受的教育，基本上代表了近50年中国教育之一斑。我们那个年代，上学、找工作无需家长操心，自己全部搞定。现在不行，我的女儿算是不罗嗦的，没太用我操心。但看看周围，特别是再下一代，上学、找工作更加的成为家长的事，更加的需要家长八仙过海。

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教育的国家，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是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理念，读书总是能给人以希望，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即便在读书无用的文革年代，仍然有莘莘学子没有忘了读书，因此，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千万个学子带着千万个家庭的希望，涌向通向理想的考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盛况空前。

我们不想说也不愿意说现在的教育有什么问题，而希望说我们对教育的期待，我们期待一个上学不用走很远的路，学校的水平相当，没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都配备着优质的老师和先进的设备，学生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不必每天做哪些永远做不完而又没什么大用的作业，可以不必为了考试而上那些费时又费钱的补习班，能够多一些时间读些闲书，多一些时间花在运动场上，个个孩子看上去精力充沛，健康阳光，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雄心，时刻准备着，憋足了劲为建设祖国做贡献。如果我们的下一代都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何愁国不强，何愁不能立足于民族之林、世界之林？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为了这个理想，我们首先要从脚下做起。2010年启动的《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只要我们做，总是离期待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们期待着。


潘仕勋：整个民族在期待什么！


整整50年前，我的父母在内罗毕的恩姆巴卡西机场（Embakasi Airport）送我——一个瘦弱但无忧无虑的八岁男孩——登上国际航班，让我回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我倒没有像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那样，他从印度被送回国接受英式教育之后，注定五年都不能见母亲一面。其后的十年间，我和家人至少每年团聚一次，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但是这样残酷地逼迫家里的小男孩与母亲骨肉分离，伯恩家族和吉卜林家族究竟想要收获些什么呢？

我坚信我的家人根本不可能预见到我50年以后的未来！他们大概能够想到我会为人父母，但绝对不会想到我会管理一家伟大的大学出版社，也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小男孩后来会成为那所英格兰学校的校董。不过如果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这的确是他们期待我在接受了那所学校的教育之后，能够成就的人生。学校会给我灌入一些英国的文化和教养。说句风凉话吧，我的父母大概还希望学校里身着黑色长袍的老师能够施以棍棒之教，去除在殖民地长大的孩子身上的野性，改掉他带着非洲口音的英语。就后一个目标来说，他们成功了；我的确因为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常常被老师拿一根竹棒教训——当然，那些并非体罚，只是“教训”而已！

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大多数父母都期待学校能够发掘出孩子身上最优秀的东西。当然，总有一些家长会异想天开——事实上这类人不在少数——万般渴望学校的老师们能够施展某种魔法，把他们十分平庸的孩子变成天体物理学家或者小提琴演奏大师。

这样的期待让我担忧，不过远比这更让我担忧的，是更有些可怕的家长们整日孜孜于让孩子们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也通不过任何考试，因为成功的教育会让父亲或母亲在孩子们眼中变得很愚蠢。相信我：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如今在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教育被视为一种基本权利，事实也理应如此。但问题在于，如果教育由国家提供而无需个人付费，且像英国这样，免费医疗也同样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如果其他社会福利也都完全向公众开放，而不仅仅针对那些需要保护网的弱势群体，那么迟早有一天，公众会期待国家为其子女的教育承担全部责任。

我很高兴地看到东方家庭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们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最大的义务。相反，在我的祖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常有人为此命题辩护，声称父母都太忙，根本没有时间教育下一代。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具体承担该义务的教师，其他人士又不无鄙视，教师的低薪更使这一情况呈恶化之势，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教师和许多其他拿低薪的政府公务员一样，提供的是一项“基本服务”吧。

有句格言说：“能者做，不能者教”。难怪教师这个行业在许多国家如此不受尊重。（讽刺的是，经济越是落后的国家，公民对教师行业反而越尊重）。然而，如果人们停下来想一想，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之后都要承担某种教育者的角色。作为父亲，我显然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角色。作为商人，我也总是需要为员工提供建议和培训，作为他们的榜样。我们都是教育者！

那么我们真正应该期待学校怎样帮助我们培养孩子呢？每个孩子在离开学校时，都应该扎实地学到一些核心科目的知识，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些基本的了解。他们应该流畅地使用自己的母语，懂得必要的社交礼仪。我愿意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一种适宜的单纯环境中学到这些。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还有更大的期望。作为一个商人和雇主，我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够了解一些世故，懂得工作场所的纪律和责任，最起码要有一些批判思维的能力。我觉得这些乃是当前的高等教育无法满足人们合理期待的领域：高校毕业生的确掌握了职业技能和考试技巧，却很少有人表现出色，能够识别问题或机遇、分析局势、制定备选方案、对若干可能的解决方案加以明辨。这些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的品质，也正是成功的必要品质。

不过育人的过程始于家庭和小学，而不是大学。而尽管我在本文开头谈到孩子们远离家人之苦，离家求学不一定有害身心健康。我对此有发言权：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学校就是我的家，我无时无刻不乐在其中。我相信吴伟的女儿在香港读书也定有同感。

临窗读雨

吴伟：音乐使生活有了颜色


音乐与艺术并不是职业艺术家和音乐工作者的专利，只要是热爱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会与音乐、艺术发生关系。

记得女儿从小就对音乐敏感，三四岁就能唱完整的歌，看过的电视剧，基本上就能唱插曲，唱卡拉OK，虽然不认识字，却能准确切入，真是很神奇。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喜欢带她去音乐场所流连。北京音乐厅刚刚建成的时候，一票难求。与其说是去听音乐会，不如说是带孩子去见识一下中国的音乐厅，体会一下在音乐厅听音乐与在家听音乐的不同。那就是不同啊，当时听的什么早就忘了，留下的记忆是灵动的建筑和满走廊的音乐家肖像。女儿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的爱好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总觉得，热爱音乐的人一定热爱生活，就像我女儿，音乐使其阳光、快乐，使其能够有一个很正面的心态对待学习，生活，不是没有困难，也不会没有问题，但她始终正确对待，始终保持着阳光、快乐的生活态度。

国家大剧院建成，立即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看话剧听音乐会就像过节一样，票不难买了只是贵了很多。带孩子参观国家大剧院成为一种时尚，看节目倒在其次。

音乐无需语言诠释，全世界通用。说起贝多芬，莫扎特，肖邦，你不必知道他是哪国人。英雄交响曲会使你热血沸腾，田园又让你宁静，蓝色多瑙河让人翩翩起舞，随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演出逐渐的市场化，平民化，只要你喜欢，就能买得着票，朋友间相互邀请看演出也成为一种时尚。每年的新年音乐会，无论是北京的还是维也纳的，演出的光盘销路甚好，这也成为我的一项收藏。与女儿不同的是，我很少唱歌，但喜欢听音乐，喜欢收藏唱片，与图书一样，成为我家两种收藏最多的藏品。

今年的母亲节那天，正赶上著名意大利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2011 亚洲巡演，刚好女儿也在家，朋友邀请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在偌大的国家体育馆，波切利以一段真挚的独白为自己的北京演唱会开场， “音乐就像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对我来说还是生命……”还未开唱就已经赢得掌声一片。看得出，波切利是在用心演唱，观众也是用心在倾听，在感受，正如有些网友说，“无疑，今晚心是被掏出来洗了洗，瞬间清澈的两个小时，在这个每日高速紧张、神经紧绷的城市里，太难得。”

音乐能够让人的心得到洗礼，也能激发人的斗志。想当年，义勇军进行曲使得多少人奋发，不顾一切地加入革命队伍，黄河大合唱又凝聚了多少仁人志士。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能没有音乐，改革开放也不能没有音乐，在对外交往中，语言可以不通，但音乐却没有障碍。据无锡的朋友说，无锡在日本招商引资得以成功，是因为一首流行多年的赞美无锡的日文歌曲。一首《太阳岛上》为哈尔滨引来多少游客，一首《茉莉花》因为旋律的优美被外国人传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时逢建党90周年，中国出版集团要搞合唱比赛，我们公司选择了一首技术含量很高但并不耳熟能详的歌——《共和国之恋》，因为要求领导重视，领导的参加数量可增加比赛分数，我希望在京的老总们都要参加，我们做到了，也许中图公司的领导是集团中参加人数最多的。6月22日下午，在天地剧场的比赛非常的隆重和热烈，虽然不够专业化，但我很觉享受，一些一直伴随我们成长的歌声很久没有听到了，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绣红旗》、《红梅赞》以及《四渡赤水》等等。因为我们公司的演唱水准以及领导的参加人数，我们得了二等奖。一辈子见过的奖项无数，但这一次，尤其让我激动。

所以，我很赞成唱红歌，希望我们的后代把这些令我们魂牵梦绕的、融合着共和国血液的歌曲世世代代的传唱下去。虽然我们的江山不能靠唱歌维系和巩固，但是，这里面凝聚着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一种能让世界为之震撼的精神。我们就是要靠这种精神引领着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踏实。

这也许就是音乐的力量吧。


潘仕勋：奏下去吧！


最近，我受韩国艺术协会之邀访问了首尔。访问期间我生平第一次观看了“板索里”（Pansori，韩国清唱），这也成为多年来最令我动容的艺术体验之一。虽然名为“韩国清唱”，但这种艺术形式主要是朗诵张力十足的戏剧故事，多半是“演”而不是“唱”。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演出可能会很长——最长可达八个小时（尽管我观看的那一场演出只有两个半小时）——而且是由一位演员演满全场。

我当天所看的演出，是由一位名叫李真儿（Lee Jaram）的青年女演员以独特的韩国风格演唱的，这出戏也是由她本人改编自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勇敢妈妈》（Mutter Courage），将戏剧故事的背景移植到韩国。李真儿一人出演了剧中的全部二十个人物，在剧中充分演绎了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由韩国鼓和某种低音乐器全程伴奏。如果你有幸看到上乘的韩国清唱，我劝你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尽管全剧都是以我一窍不通的韩语演出的，我十分享受整个表演，深深地陶醉其中。

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呢？人们总是说音乐只与快乐有关，而事实上音乐可以表达和传递的东西远不止快乐和喜悦。音乐可以关乎爱情：想想有多少流行歌曲是为了表达青年男女间的爱情而作！就连威廉•莎士比亚也承认音乐在浪漫爱情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第十二夜》中写道：“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音乐还可以用于庆典，亨德尔的加冕颂歌《牧师查德》（“Zadok the Priest”）就是一例。正如我的朋友吴伟在她的文章中所说，音乐还可以用于激发群众的热烈情绪，某些（可惜不是所有）国家的国歌和许多球迷之歌就是如此。此外音乐还可以在战争期间激起斗志，我对后一种看法不敢苟同，苏格兰风笛能够激励身穿短裙的苏格兰人，而不解风情的敌人却闻“风”丧胆，想来总令我不觉莞尔！

音乐同样能使人平静。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曾写道：“音乐有一种魔力，它能镇定狂暴的心胸。”音乐还能在哀伤或内心骚动时抚平心绪。如此说来，音乐真是效用颇多，应用甚广。

莫扎特曾明确表示“旋律乃音乐的本质”。我对此倒是不能确信无疑。不妨先来追溯一下音乐的起源。有证据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管乐器（一种笛子）是人类在六万多年前用兽骨制作而成的。然而在那之前大约十万年，人类就已经在使用木头、石头和绷紧的兽皮来制作打击乐器了。在远古时代，音乐主要就是节奏，几乎很少有旋律。至少在音乐产生的早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其他形式的音乐，虽然我们或许可以将人声看作是最早出现、且延续至今的乐器。不过谁知道早期人类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又是否真有弦歌与鼓声相和呢？

在我看来，节奏才是音乐的基础——我在非洲长大，在那里，就像南美和亚洲的某些偏远地区一样，击鼓是大多数部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也可能是我与生俱来的偏见。非常遗憾的是，我天生缺乏自然节奏感，这大概是我后来演奏长笛和吉他的水平无法突破的原因吧。但我毫不怀疑，最初让孩子们爱上音乐的绝不仅仅是母亲吟唱的儿歌和童谣，节奏也同样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当然，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绝不仅此而已。它在若干方面具有多重影响。音乐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中、西方的多种歌剧、戏曲、古典交响乐、合唱、歌曲、芭蕾舞剧、爵士、流行乐和摇滚乐，甚至说唱乐：没错，那也是音乐！同时音乐也可以通过各类媒体来表现：舞台、电影、电视、网络、无线电波，以及唱片。总之，音乐可谓变幻无形，无远弗届。

最重要的是，音乐可以跨越时间、距离和文化障碍。我很高兴地看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阵容豪华的合唱团于今年7月在首尔、北京和上海巡回演出。这是多么非凡的国际影响力啊！但或许令我最感兴奋的，当属布里顿交响乐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时，我是该乐团的主席，这令我倍感自豪。乐团当时演奏的曲目是阿根廷本土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Astor Piazzolla）的作品——《自由探戈》（Libertango）。一支英国的乐团演奏阿根廷人的音乐，当时的交响乐团和观众席全都热血沸腾。那是怎样的一个时刻啊！然而正如吴伟所指出，音乐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与任何其他语言不同，所有人都可以使用音乐这种语言。

临窗读雨

吴伟：婚姻，人生的驿站？港湾？


看到一则报道，2011年一季度，登记结婚的有317.6万对，离婚的有46.5万对，平均每天有5166个家庭解体，离婚率为14.6%，已经连续七年呈上升趋势。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通常会用迈入婚姻殿堂来形容新婚夫妇的结合行为，多数的婚姻也还是在继续，毕竟离婚的是少数。但是，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通常我在会见外宾时，接到的简历会有婚姻一项，比如即将要见的亚美尼亚文化部长，是一位女士，发来的简历除了其学习经历及工作经历外，最后写着，“已婚，有两个孩子。”看罢顿时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但当我的同事把我的简历拿过来，调侃着问，要不要也写上“已婚，有一个孩子”，我笑了。想想，还是一如既往地用标准简历吧，这是中国表达方式，工作为主。

2006年，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中国驻美使馆见到我的同事，谈及对美国的感受，他说，我们过去对美国人有误解，认为他们性解放，对家庭不负责任，婚姻很随便。其实不然，美国人家庭观念很强，可能婚前不太在意，但结婚后就很负责任，晚上下班会准时回家，极少应酬，节假日更是选择与家人一起度假，等等。与之相比，中国人下班不回家的比比皆是，各类应酬大多选择在晚上下班以后，遇到与家事有冲突时，一般会选择放弃家庭。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忙，因为国家大事，不敢有半点疏忽，牺牲节假日认为理所当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如此，先国家后小家，没有国家哪来的小家，虽然理论上也认为我们这些女性，首先是女人，是妻子，是妈妈，其次才是女干部，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全然忘了这些角色，变成了纯粹的干部身份。现在到了企业，我还是对女同事这样讲，我们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女干部。但是，白天的时间显然不够分配，晚上的时间自然而然地就排上了日程，节假日更不能幸免。

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婚姻？若干年前，有一位女干部面临婚姻的危机，与我商量，该怎么办？我明确表态不赞成离婚，一是有孩子，二是所谓的危机不是原则问题。但她认为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在一起就是吵，简直势同水火。我提出一个想法，叫做经营婚姻。就是说，结婚不是一劳永逸的，夫妻之间也不能肆无忌惮，婚姻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解决问题，而使问题聚集，越聚越多。

追溯婚姻失败的原因，大致有经济的、感情的、道德的几种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已经越来越不占主导地位，贫贱夫妻往往更能持久，恰恰是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婚姻状况才容易发生变化。感情因素与道德因素往往相互交织，在感情出现裂痕或道德约束欠缺或二者交替出现时，婚姻的危机就浮出水面。

如何看待婚姻？通常我们把家庭视作婚姻的结果，结了婚就万事大吉，男女朋友成了老公老婆就撕去了最后的面纱，婚姻变得赤裸裸的呈现。相互的关注从以往朦胧的浪漫变得直接，此时，优点不再是优点，缺点却被无限放大，接下来，如果缺乏沟通，不是进入互不理睬的冷战就是唇枪舌剑的吵闹，再接下来就离分手不远了。我经历过的若干夫妻就是这样分手的。细究起来，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没有原则问题。

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七件事，哪一件都不浪漫，若想使婚姻持久，是需要经营的。就像一家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意见经常会不一致，就需要商量，达成共识，商量不成就暂时搁置，过段时间再商量，或者换一种方式讨论。不能意见不同就分家，那世间就不会有联合体了。家庭也一样，夫妻间有问题要商量，前提是相互信任。出现问题不要恶言相向，什么解气说什么，这是很伤感情的。出现问题要换位思考，想想对方为什么与你的意见不同，也许是你自己考虑的不对呢。还有就是要调剂情绪，不要让紧张情绪持续升级，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更不要让孩子总是看到父母之间的战争，更不能拉孩子“入伙”，成为某一方的“战友”。长此以往，不仅婚姻受到伤害，孩子更是最大的受害者。我想，任何父母都不愿意伤害孩子。

我们既然是自觉自愿地进入了婚姻的殿堂也好，城堡也罢，我们就要把它经营好。和谐的家庭是和谐国家的基础，如果一个个家庭都和谐了，何愁国家不和谐。


潘仕勋：结婚生意


“你愿意嫁给我吗？”多年前，我用最浪漫的语调向她求婚。我承认那一刻我的声音可能有些颤抖，但令我倍感诧异的是，直到两天后我才得到她肯定的回答：“我愿意。”难道在她看来，这紧张表明我对她不够真心？还是她或许真的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我觉得不会：要知道那时我们俩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已近七年了）。还有什么理由让她对一个如此魅力四射、前程似锦的年轻男子的求婚迟迟不予答复呢？我至今也不知道答案，且已有决断：就此问题刨根问底毫无益处，我宁可浑然沉浸在幸福的无知中。

然而当时最令我震惊的，或许是自己忽然意识到，结婚竟然是这样一份昂贵到极点的营生。那时的我看似前景光明，眼前的现实却不无黯淡：我真的身无分文（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我做单身汉时整日悠闲自在、大手大脚）。所以就在我未来的新娘打来电话，请我为大主教颁发的结婚证支付28英镑时，我的银行账号里根本没有28英镑。只好由新娘来付这笔钱了。这倒也没什么不对：人人都知道，原本就应该由娘家人来支付婚礼费用。嗯，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借口！

后来发生的事儿更让我震惊。我们并肩站在教堂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关乎金钱的营生：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在牧师拖长声音，郑重地念诵《公祷书》里著名的句子时，我才意识到这场婚礼已经将我和这个女人永远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安乐困苦、富足贫穷、有病无病……直到终身。”是的，那一刻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签署的这个合同附带着沉重的义务，在公务中，我是绝对不可能签署这样一份合同的。

我的确签署了一份极具约束力的契约，获准做许多事情，然而同时，居然有很多人从我们的婚姻中牟取不小的利润。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教堂收取了一笔费用，如果我们选择世俗婚礼，市政厅也是要收费的。裁缝更是大赚一笔——除非新娘潘太太是做针线的好手，能为自己做一件结婚礼服。婚礼的乐师们自然要分一杯羹，香槟酒厂也不甘示弱，如此等等。根据“英国新娘”网站好心提供的统计数字，2011年在英国举办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大约是18,605英镑（相当于19万人民币），其中新娘礼服的费用令人乍舌，高达1,500英镑（而新郎的一身行头只需200英镑）。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生意，但如若新娘的父亲不够富裕，则不啻为一场噩梦，他必须省吃俭用多年才能支付这笔费用。假如他不幸生了四个女儿，就只能用“噩梦连连”来形容了！

这还没有算上婚后的家用，以及孩子们的供养和教育费用——那可都是些整日垂涎着你的钱袋、事事理所当然的没良心的小家伙。然而还是有人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套结婚仪式。伊丽莎白•泰勒结过七次婚，看来结婚确实有其独特魅力。总不至于就因为她足够富有，而年轻风流的丈夫们又总能令她觉得自己还是二八妙龄？

然而另一方面，婚姻制度总是不断遭到人们的嘲笑和讥讽。在这里，我必须赞扬一下某竞争对手的一部出版物——《牛津名言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matic Quotations）。我在这本词典中读到，斯特拉•吉本斯（Stella Gibbons）曾提到“冗长单调的婚姻”，但婚姻显然比冗长单调糟糕得多。大仲马认为“婚姻的锁链如此沉重，必须得两个人、有时甚至需要三个人，才能承受得住”。另一方面，他的同胞西蒙•希涅莱（Simone Signoret）则认为“将婚姻中的两个人绑在一起的并非锁链，而是琐碎生活经年织就的千丝万缕。那才是真正维持婚姻的东西——不是情感，甚至不是性爱！”

还有更不客气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没错，又是法国人）曾暗示“只有瞎老婆和聋丈夫才能结成一桩好姻缘”。多么骇人听闻的说法，但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不过最登峰造极的还要数女演员莎莎•嘉宝（Zsa Zsa Gabor），她有一句名言：“男人不结婚算不上完美，一旦结婚就完了！”

然而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迈入婚姻殿堂，无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也无论你有着怎样的宗教或文化背景。各报纸总是聚焦英国的高离婚率——2009年，英国有114,000人离婚，相当于已婚人口的1%左右。但或许我们应该同样关注同一年登记结婚的人数，2009年大约有231,000人登记结婚，基本上是离婚人数的两倍。有趣的是，世俗婚礼要比宗教仪式更受欢迎，尽管我始终认为，婚姻有着强烈的宗教意义和宗教基础。无论现实情况如何，也无论人们出于何种原因选择结婚，在21世纪的当代，婚姻这个古老的制度似乎仍然继续存在，毫发无损。难道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曾私下里对我说——确保你在老龄时仍然富有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离婚？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太玩世不恭了？

初心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