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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一然、 于 2012-6-21 19:19 编辑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只是让我们一家人能喝上面粥,吃上窝头咸菜,偶尔也能吃上肉的“大人”。在我的心里,这个大人让我畏惧,以至我不敢多跟他说一句话。如果不是唐山大地震,我永远也不会真正地认识父亲,更谈不上了解父亲了。
地震与海啸一样,是人类灭顶的灾难。在唐山地震有幸存活的人们,至今还会记得那来自上天对人类施威的神秘使者,它似幽灵般让人心惊胆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类的灾难没有预警地悄然而至。
那一刻,唐山上空蓝光闪闪,惊雷轰响,狂风呼啸,大地发了疯似的摇撼。瞬间,唐山破碎了,尘雾笼罩四野,没有一点声息,一片死寂。仅仅几十秒钟,市区和农村68万多间民用建筑,约有65万间倒塌或受到严重破坏。除了夜班和极少数早起者,绝大多数唐山人均在酣睡之中。
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无数遇难者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永远坠入了死的深谷。有的遇难者上半身完好,下半身却血肉筋骨糊成一团。和历史上多次大震之后一样,唐山也下起了大雨,废墟中开始一片片地渗出殷红的水,慢慢汇成一条条小河,这是残损的尸体流出的血。
我家居住的大院也在蒙难中。我家的大院,在地震前的唐山市区是很有名的,院内四栋老式的二层洋房,住着12家发电厂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家属,文革后期为了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工厂在院内见缝插针,又盖起了两栋 8间平房,形成了一百来人口的小社会。就是这个可怕的幽灵,让这个大院成了废墟。
当我心急如焚地从北京赶回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夜之间,工业重镇变成了末日之城:悬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的头被砸裂耷拉着,双手被楼板压住;有的倒悬空中,双脚被坍塌的预制板死死扣牢,他们是跳楼时被死神抓住的人。一位年轻的母亲,扯着孩子,从三楼的窗口探出大半截身子,但沉重的楼板无情地把她砸死在窗台上,她还保留着死去瞬间护住孩子的姿势。
母亲哭泣着抓住了我的胳膊,诉说着:“你再不回来,你爸就快要疯了,正要你哥哥去找你呢!”
我看了一眼忙碌的父亲,父亲什么也没说,仍然像往常一样,看也不看我一眼。同院幸存的刘叔叔清点各家的人数、财产,他则拿一张破旧的报纸,认真地做着纪录。
听母亲讲,地震发生后,父亲抄起当时刚刚 3岁的孙子(我二哥的长子),第一个跑到大院中心,接着又把邻居王奶奶背出了楼外……面对惊恐慌乱的人群,刘叔、高叔和父亲商量,把大院没有受伤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挨户清点,扒人、扒衣物、搭抗震棚……把各家的粮食集齐,借出工厂食堂的大锅,拣拾劈柴,做饭,按人头分发食物。灾难来临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存在,给了这个大院一份镇静,人们没有太多的惊慌。
可父亲对我,仍然吝啬着他的语言,不肯在他宠爱的儿子面前多说一句话。
地震后的夜晚,静得恐怖,因为不仅仅是黑暗,还有数次的余震。说不定哪一栋楼房的半壁坍塌下来,一阵轰然、一声撕裂;哪一块地方深深地裂开或者陷下,扒沿儿探身望去,让你起一身鸡皮;哪一条谣言又传来,脚下因多年采煤,都挖空了,将要整体下沉,海水正在蔓延……
躺在空地上,望着夜空,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又不敢多说什么。闭了眼,思绪在难捱的黑暗中漫游……我感觉到了父亲的气息,他来到了我的身边,静静地站着,我刚想睁开眼,他已经走了,留下我在暗夜里兀自发呆,儿时的记忆又涌现在眼前。
……吃白薯、窝窝头的年代,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会经常带回一些白面馒头,哥几个分馒头,我得到的最多,父亲不经意间会把手稍稍一偏,馒头留给我的就会多一些。
上小学三年级,父亲就决定让我住校,理由很简单,他要让他最小的儿子多经风雨,多见世面。
每月一刊的《小朋友》,每周一期的《中国少年报》,前者每本O.2元,后者每月0.5元,大多数同学没有条件订阅。因为这七毛钱,足够当时的家庭活上三两天。可是这些我都有。
五年级,学校要求学生使用钢笔,父亲听说后,顶着毒日,步行40多华里,把3.06元一只的“小金星”(含赤金58%)插进我的上衣口袋,咕咚咚喝了一肚子自来水,甩甩用凉水降温而冲湿了的头发,回返。
那年父亲得了重病,几天水米不沾,昏迷中他念叨最多的是我的名字。而当时,我正为自己的仕途挖空心思。好在上苍有好生之德,在与病魔抗衡一个月后,他重新站了起来……
点点滴滴,汇成了汪洋大海,犹如一块块的石子堆成了雄伟的高山,父亲就是这样屹立在我的面前,他的坚强与果断成了我的楷模,是我前进的指路人。
地震后不久,上海发电厂奉命来开滦发电厂救灾援建,所派队伍非常精干,特别能战斗。但是,这个电厂毕竟是经由多年历史的老厂,抗战胜利前夕,日本人将工厂大部分图纸带走或烧毁,建国以后,虽经不断修复和完善,但厂里某些重点部位,还是要靠有经验的技师和老工人摸索检修。援建人员摸不透老电厂的门路,导致进展缓慢。于是,厂领导千方百计挑选有经验、还活着、能走动的老师傅配合他们。
地震时,父亲已经退休 7年,为了早日恢复供电,厂领导亲自来家。听着徒弟的来意,父亲点点头儿,说“中。”
父亲,当年曾是全国有名的电气技师。
大哥告诉我,解放前,父亲初来这个厂子讨生活时,工头问:“你来这端饭碗,自认几级工?”父亲说:“六级。”工头说:“俺厂现在级码最高的电工才是五级,就有一个车工是七级。”父亲说:“那我认七级。”工头说:“你来俺厂是想当电工的,你还敢和俺们的车工比试?”父亲说:“这没啥?”
比试开始了,只见那个七级车工,傲慢地用老式的车床车出一个金属套圈儿和一个圆柱体,将圆柱体插入套圈儿,还真的严丝合缝!父亲看了看这台车床,没说什么,也在这台车床上车出了同样大小的金属套圈儿和圆柱体。可是,待把圆柱体插入套圈儿时,却插不进去。
周围一片稀嘘,人们的眼光露出了鄙视。父亲把圆柱体放在套圈儿上,端端正正地稳在工具箱内,锁好,说“明儿再看。”第二天,圆柱体瓷瓷实实的进入了套圈儿。
父亲没有做车工,因为他喜欢做电工,而且一做便成了师傅。不用说他在几千人的大厂子得过什么奖,就说他带出的几个徒弟吧,几年的光景,有的成为了工程师,有的成了厂领导。
震后的唐山,成片的废墟,忙碌的人群。为了美好家园的重新建设,有的人竟然失去了生命,父亲就是他们这些伟大建设者中的一员。
抢复现场,他“指挥”着抢修的人群:“把这根和那一根电缆接上,记住了,电缆的那一头是56年换上的,要轻拿轻放……把这一台配电盘和那几台并在一起……”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电厂体内弯曲、断裂的血管一根根地理顺、衔接……直到人们看到了高高的烟囱冒起了青色,听到了发电机组的轰鸣。可灾难却降临到了父亲头上,又一阵余震袭来,断壁残墙的二层楼板上,一个脸盆大的“法兰”,猝不及防地掉在父亲的头上……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离别竟然是和父亲的诀别。
有人曾说过,子欲孝时而父母不在,那是自己一生最痛苦的事,在我,便是如此。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发电厂整体恢复、发送电全面成功的第二天举行的。
在场的,有父亲的徒弟、徒弟的徒弟,老领导、老伙计,街坊四邻,以及认识他和听说过他,服气他、抑或不服他而闻讯赶来的人,黑压压的一片……
上海发电厂援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们,整整齐齐,肃穆站立,包括也因那次余震砸坏踝骨、坚持不回沪养伤的女总工。她双手擎着一个从废墟中拣来的、一块近一米见方的薄铁板制成的牌子,上写着:“张老前辈,我们永远的工人精神。”
参加追悼会的亲人里边,唯独没有到场的是我。当时,我正为追名逐利,随团巡回演讲,远在包钢的一个能容纳千余人的礼堂,大谈学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心得体会。当我接到父亲的噩耗,昼夜兼程地赶回时,看到的,仅仅是发电厂光荣榜首的那张父亲的照片。
那是一张从他的工作证上翻拍下来、然后放大了的照片,灰度大,很模糊,黑黑的脸庞,浓眉,矜持地笑,脖子下面光秃秃的,想象中应该是光着膀子,最多是穿着一件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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