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指含香】一半是泥土，一半是绅士：韩少功及其作品推介

临窗读雨

韩少功

湖南长沙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逢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近年来，他一半时间生活在城市，一半时间在湖南农村里过着农民生活，他这一举动成为文坛佳话——他的生命与文字一起扎根于乡土中国里。

他是著名作家，用纸和笔寻文学的“根”

他是八景峒的农民,用锄和犁耕耘大地的果实

他久居农村却思考着现代化文明

他是重建乡土中国的文学践行者


●聪明人都跑到城市去了

相宜：中国素来有隐士传统，您选择半年在海口工作岗位、半年在八景峒写作兼农耕，身心穿越于城乡之中，除了文化自觉外，知青的生活经历是否对此生活方式起了重要的影响？

韩少功：选择下乡，一是因为这儿环境很好，让我有条件接近自然和了解底层；二就是因为我熟悉这里，以前在这附近插队，来这里买过树、买过炭，买过竹子；三是我想摆脱一下在城市的应酬和会议，给自己节约一些时间。知青生活给我开了一扇认识乡土中国的窗口，但即便没有这个窗口，我可能也会要主动开一扇的。从性格上说，我比较能接受乡村的自由、散漫、宁静、简朴———虽然你在这里要多一些不便和艰苦。有一次打雷烧掉了我家五件电器，就是我下乡的代价之一。

相宜：可以说是您的精神原乡了。那么，当时您作为知青体验到的乡村人事与如今体验到的有根本性区别吗？

韩少功：根本性区别？没有。以前有善恶，现在还有。以前有贫富，现在也还有。乡下很多文化元素还是很传统，所谓“礼失求诸野”，在城市中已经消失了的东西，没想到在乡村还坚固地存在。比方这里的农民常说的一个词：“毋庸”。这个很古老、很典雅的词依然如故，可能延续了几千年。当然，三十年的时间差，前后会有很多不同。器物层面的变化最大，比如草鞋换成了皮鞋，电话减少了奔走相告。制度层面变化也很大，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家庭责任制，等等。

相宜：今天的中国土地的野生化、乡村精神的荒芜化至今走不出费孝通先生上世纪初的断言：“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的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您怎么看待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衰落？

韩少功：费孝通说的是完全正确的。城市的繁荣是以削弱、剥夺、损害乡村为前提的，用学术语言包装一下，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为前提的。它把乡村优秀的人才吸引了，那乡村怎么发展啊？农村的父母花了很多钱，把孩子培养到了高中毕业，然后孩子就去城里了，农村的投入变成了对城市的回报。这就是现象之一。其实这种现象也不光出现在城乡之间，也出现在我国东西部之间，出现在国际上富国与穷国之间。光有市场自由，结果肯定是两极分化。像欧盟，为什么德国越来越好？为什么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形势很糟糕？我在希腊问过一个司机。他笑着说，聪明的人都跑到德国去了，留下我们这些笨蛋在这里，这样经济怎么搞得好呢？他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忽略了的一个真相。

相宜：像全中国的人才也大多跑去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与边缘化中，您认为中国乡土重建的难度是什么？

韩少功：政府采取的办法只能从财政拿钱，反哺农村，调节分配，尽量地减少或者缓解这种不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欧盟现在只有欧盟市场，没有欧盟财政，没有财政反哺措施，那么欧盟前景如何实难预料。

财政反哺只能治标，政府拿钱来支持乡村的教育、医疗、交通、水利、生产，只是对两极分化的有限弥补，虽然很重要，也会有效果，但并不能使农业迅速变成朝阳产业，不能成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做到这一点，要有综合条件的配合，比如说有新的技术革命出现，用新的生物技术什么的，使农业的附加值突然变高，使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入。又比如说新的制度改革出现，改变了全球物产定价系统，使农业产品变得利丰，而工业产品变得利薄，那么农村就可以翻开新的一页了。可以肯定，在这些情况出现以前，在一张芯片仍然可以换几吨粮食的情况下，“三农”仍然是一个难题，欧美日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高招，基本上就是靠大量国家补贴加以维持。当然，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未来将如何，很难说。


●中国乡土重建需要乡绅

相宜：有论者提出今天乡土的重建需要的是乡绅这样的人物，乡村需要乡绅们的启蒙、凝聚与引领，恢复与重建乡村的伦理，从而改善土地荒芜、精神荒芜的现状，您已经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您就是重建乡土中国的文学践行者，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韩少功：乡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那时候行政体制太弱，县以下基本上是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国家财政无法支持乡、保、甲的组织成本，所以你说的乡绅，或者说乡村知识精英，就成了底层自治的核心力量。再加上一点家族体制，加上一点宗教体制，乡村的日常管理就这样凑合了。但现在不一样，我国的行政体制非常强大，一直延伸到基层的任何角落，因此乡绅的作用大大减少。乡村的知识精英也大多进城了，难以留下足够的人力资源。至于我，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住在乡下这件事完全不具备普遍性，虽然也会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一些事，但既不“乡”也非“绅”，只是一个冒牌货。

相宜：村民也会跟您这个知识分子聊聊天啊。

韩少功：那倒是。他们村里开会或乡里开会有时候也请我去参加。有时会请我讲讲课，会上门来商量一些事，但我介入的深度有限。比如农民“买码”的时候———就是热火朝天买私彩的时候，我劝阻多少次啊，但没人听我的。（笑）

相宜：那您认为您是乡绅，或者说希望成为乡绅么？

韩少功：当一个好乡绅也不错吧？但实际上我当不了的。


●书籍是治疗社会病的一味药

相宜：在乡村居住，读书写作却依然是您的主要生活，现在大多选择读什么书呢？

韩少功：读了这么多年，口味会越来越刁。其实“胃口”好的时候不多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与此同时，商业化的出版越来越滥，你去很多书店看一眼，那里可能百分之九十是泡沫，成功书、励志书、生意书，戏说书，东拼西凑乱七八糟的书占了很大比重。有个技术专家告诉我，现在连技术类的书都灌水了，因为要保护专利秘密啊，要互相防着啊，所以不像以前，要紧的技术环节都不会往书里写。有时候抱回一大堆，你最想知道的就是没法知道。

相宜：您还记得儿时印象深刻的一本书吗？

韩少功：我小时候特别迷收音机，初一时，省下伙食费买了本《怎么装收音机》，再买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自己动手装。还买过《趣味数学》。到了“文革”，大学不招生了，你的理工科没法往下学。学校有个图书馆，不知被什么人挖了一个洞。学校为了保护书籍，决定把所有的书转移，安排我们学生义务劳动。转移过程中，我和朋友们发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书，自己就偷偷打主意，暗中“踩点”。后来，我们就经常去那个藏书的地方，用课桌课椅搭成梯子，挖了个洞上天花板，再从天花板上进入书库的上方，再挖个洞下去，呵呵，开始不断地偷书。

相宜：是不是当时的偷书、读书行为让您开始对文学感兴趣了？

韩少功：那个年代，文学书籍不是太多，倒是物以稀为贵，对刚刚涉世的青少年当然很有吸引力。读书让人长见识，增加强你对人情世故、世间百态的了解，激动你的情绪，提供思想的自由，简直是青年人的精神节日。有些小说中描写爱情的几页，总是被翻黑了，翻毛了，这也是那个人性禁锢年代很特殊的青春现象。

相宜：现在什么书都有。

韩少功：当下，如何筛选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效的读书，需要找到好的情报渠道和排除方法，否则开卷不一定有益，而且可能有害。从更大的方面说，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文化创造力好像正在进入一个不是很旺盛的疲乏阶段和停滞阶段，没有某些历史时期的那种文化井喷，比如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比如公元十六世纪以后。

相宜：是不是因为生活太安逸了？

韩少功：这是一个原因。一个安康的社会一般都是平庸的社会。很多年轻人，你不能怪他们不读书，因为他们生活中没那么多问题迫使他们去寻找真理。有吃有喝，赚钱花钱，有小苦但没有大难，有小烦但没有大悲，生活就这么回事，实在没钱了就去“啃老”，那么还能有多少读书的动力？

相宜：您对当下青年的读书有何建议？应该读哪一类的书？

韩少功：只有对自己的生活提出问题的人，才需要读书，如果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问题，那与读书就会处于一种绝缘状态。就书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有一类是讲小道理的，比方说如何交朋友，如何求职，如何做IT，讲的都是“How to”，这是有关“术”的书。还有一类是有关“道”的书，追究大道理，引导你思考人生和思考社会，解答一个个重大的“Why”。我们提倡道术兼济，既不要当赚钱机器，也不要当空想家，心中想大事，手上做小事。当下，不仅是青年，大多读者都是比较功利化的，重术而不重道，似乎人生就是赚钱。但是近十年来，我国的忧郁症、焦虑症的人数翻了一倍，难道这样的问题还不严重？犯罪率和自杀率急剧升高，恐怖暴力事件匪夷所思，这样的社会和人生是有病的，只有发现了病，才会有对药的需求。书就是药。


采访手记

湖南。空气温热而潮湿，汽车起伏在绵延的山路上，眼前忽然呈现出一片空蒙的重叠山水，这就是八景水库，韩少功隐居的“农舍”就在水边。

柴门亲启，身着粗麻布衣的韩少功迎我们走进这花果田园。幽深的石砌小道蜿蜒，左边是菜地，菜地坡上有成片的梓木；右边是竹林，竹林前方是开阔的花果园。无论是韩少功亲手用方石板叠成乘凉的桌椅，电线杆上为存储配件安置的饮料瓶；还是鸡圈里的接收无线信号的“大锅盖”，屋前的葡萄架、杨梅树、橘子林，雨后新生的小蘑菇；抑或是门前下地的解放鞋和房间里的橘色救生衣……触手而及，睁眼所视的是沉甸甸的乡村与自给自足的闲适和安宁。我摘下粉色的指甲花让淡淡的色泽渲染在指尖，我逗着门前慵懒的听说害怕生人的猫咪却惊喜于它主动搭在我手上的软软的小爪子，我期待收获时节果园菜地五彩斑斓的样子，想象着夏夜的蛙声蝉鸣中，熟落满地的杨梅，一颗一颗，韩少功在竹椅上静思……

一年中的一半时间生活在湖光山色中，韩少功无疑是幸福的，他从1968年下乡插队到1977年被湖南师范学院录取，再从2000年移居八景乡至今，加起来，他在农村生活已经20年了。评论家陈晓明曾经说“这个人在乡村呆了近十年，他从那里走出来，他的写作又不得不回到那里。那是他的生命和文学扎根的地方。”如今，韩少功乡居于此，他的生命从此真正扎根在乡土中国里。无论是在写作还是生活中，韩少功处处显示着对中国乡土的关切，作为智者，他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乡土，乡土的困境必须解决；作为仁者，他理解并愿意用一己之力帮助这片土地以及在此生活的人们；作为作者，他以行动参与乡村生活，纸笔是他最好的工具，有时也如“赶马的老三”“以一种万能的笑脸广结善缘”，看到愚昧会会心，看到智慧会会意，大智若愚。他的文学在水光山色中生长、在肥泥瘦土中深掘，繁茂出了一个独特的丰赡的精神世界。

临窗读雨

韩少功散文、随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另一片天空


　　一片落叶是千里山脉，或者万里沙原。如果手中镜片有足够的放大功能，我们还可以看到奇妙的细胞结构，雪花状的或蜂窝状的，水晶状的或胞胎状的。我们还可能看到分子以及原子结构，看到行星电子绕着恒星原子核飞旋的太阳系，看到一颗微尘里缓缓推移和熠熠闪光的星云。

　　但人们不习惯凝视，总是长于奔走和张望。我曾从乡村进入城市，从湖南迁至海南，还眼睁睁看着不少朋友去了北京或上海，德国或南非。我的机会也来了。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有人找我谈话，动员我去中国作协工作。两位已入仕途的文学界朋友，也在宾馆里私下劝我直至深夜，说如果你不到北京，不到某个位置，很多东西没法看到，岂不有点可惜

　　我相信朋友的好意，相信自己一旦错过了北京，会确实错过很多见识，但那又怎么样，我还没有到过南极洲，没有到过月亮，没有到过火星，没有到过银河系以外的空间。我也不可能看到22世纪以及往后更远的年代，看到儿童们在幼儿园里耍弄基因玩具，看到妇人们在杂货店购买核子炊具，看到太空旅游的星际列车和激光天梯，看到人类用药片或芯片改变人性——那样的世界会不会像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同样把我吓晕？从这一点看，即使进入京城，我仍然是一井底之蛙，反过来说，即便我能够风光活上三辈子乃至二十辈子，同样难以做到无所不至和无所不知。我仍然不可能走出自己近乎逼仄和速朽的身体，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前面仍有地平线和太平间的冷冷拦截。

　　旅游是对履历的一种弥补，旅游业鼓励人们对世界展开足迹扩张和镜头攻略，引导人们朝远看和朝外看。但旅游者的看，不过是把人多数已经出现在媒体的场景，来一次现场的核对和印证；不过是把已被他人眼光品尝过的场景，再来一次残渣咀嚼和旧货收买。其一般过程，是交出一笔钱以后，被交通工具规定了观察线路，被旅游设施规定了观察方位，被讲解员规定了观察时的联想，还有“到此一游”的摆拍地点以及固定的笑容。旅游者于是心满意足：天下第一峰呵，举世无双呵，不虚此行呵，诸如此类。

　　他们离世界越来越远。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旅者，连黄山、庐山等等都没有去过。一听哪里火就对哪里怕。在我看来，事情是被人们的野心弄坏的，更是被传统的空间意识弄坏的。佩索阿说，他更愿意“游历第八大洲”，即蜗居斗室里的个人想象。我没有他那样自闭，只是相信空间还有另一种展开方式，相信人们完全可以投入另一种远行，比方以前面的荒坡一角为目的地，订一张免费船票或免费机票，于是在手中的石片上俯瞰黄山，在杂草里发现大兴安岭，在身旁的石涧清潭中触摸太平洋。

　　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自立宪法，发动革命，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任意创建共和国。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捏一捏火星，搓一搓金星，摘一颗冥王星放人口袋，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举步跨进另一条银河——这一切只需要我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蹲下来，坐下来，趴下来，保持足够的时间，借助凝视再加一点想象，就可以投入另一片灿烂太空。

　　我终于在一片落叶前流连忘返。

临窗读雨

草木之情


　　草木的心性其实各各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过墙的那一刻爆出宝石蓝的礼花，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黄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擅自进退。

　　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娇生惯养。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位，最频繁殷勤的喷药杀虫，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玩世不恭，好吃懒做。硬要长的话，突然窜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掉。

　　阳转藤自然是最缺德的了。一棵乔木或一棵灌木的突然枯死，往往就是这种草藤围剿的恶果。它的叶子略近薯叶，看似忠厚。这就是它的虚伪。它对其它植物先攀附，后寄生，继之以绞杀，具有势利小人的全套手段。它放出的游走长藤是一条条不动声色的青色飞蛇，探头探脑，伺机而动，对辽阔田野充满着统治称霸的勃勃野心。幸好它终不成大器，否则它完全可能猛扑过来，把行人当作大号的肥美猎物。

　　我的柴刀每年都得数次与这种长蛇阵过招，以保护我的电话线不被它劫持和压垮。

　　当一棵树开花的时候，谁说它就不是在微笑———甚至在阳光颤动的一刻笑如成熟女郎，笑得性感而色情？当一片红叶飘落在地的时候，谁说那不是一口哀怨的咯血？当瓜叶转为枯黄甚至枯黑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听到它们咳嗽或呻吟？有一些黄色的或紫色的小野花突然在院墙里满地开放，如同一些吵吵闹闹的来客，在目中无人地喧宾夺主。它们在随后的一两年里突然不见踪影，不知去了哪里，留下满园的静寂无声。我只能把这事看作是客人的愤然而去和断然绝交———但不知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它们。

　　再说我们同时栽下的一些橘树吧。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它们同样地挖坑同样地修剪同样地追肥，但靠路边的三棵长得很快，眼看就要开花挂果。另有一株，身架子还没长满，也跟着早婚早育，眼看就要衔珠抱玉。但其它几株无精打采，长来长去还是侏儒，还是呆头呆脑，甚至叶子一片片在蜷缩。有一位农妇曾对我说：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么。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要一碗水端平么———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

　　这位农妇还警告，对瓜果的花蕾切不可指指点点，否则它们就会烂心（妻子从此常常对我大声呵斥，防止我在巡视家园时犯禁，对瓜果的动作过于粗鲁无礼）。发现了植物受孕了也不能明说，只能远远地低声告人，否则它们就会气死（妻子从此就要我严守菜园隐私，哪怕回到餐桌前和书房里也只能交换暗语，把“授粉”、“挂果”一类农事说得鬼鬼祟祟）。

　　我对这些建议半信半疑：几棵草木也有这等心思和如此耳目？

　　后来才知道，山里的草木似乎都有超强的侦测能力。据说油菜结籽的时候，主人切不可轻言赞美猪油和茶油，否则油菜就会气得空壳率大增。楠竹冒笋的时候，主人也切不可轻言破篾编席一类竹艺，否则竹笋一害怕，就会呆死过去，即使已经冒出泥土，也会黑心烂根。关键时刻，大家都得管住自己的臭嘴。

临窗读雨

草原长调


  　 天边最后一抹火烧云熄灭，浓浓夜幕低压四野，长夜便开始在热气骤退的草原上流动。天地间只剩下黑暗里点点流萤，一片篝火。牧民们披上御寒的大皮袄，端起盛满马奶酒的大碗，看着铁皮罐下跳动的火苗，一股暖流自然从肺腑升起涌向喉头，化为一种孤独的声音，缓缓的，沉沉的，滔滔而来。

  　 这种声音是不需要聆听的。草原上地广人稀，极目茫茫，游牧者寻居各自的草场，使最近的邻居也可能在几十公里之外，因此歌唱永远指向虚空，是对高山、河流、草地、天穹的一种精神回应，从不需要他人的理解。相比之下，中国江南民歌的戏谑，西北民歌的倾诉，北方戏曲的叙说，以农耕社会的群居为背景，都是唱给人听的歌，太具有文字属性和世俗气味，不适合在这样的寂静中生长。

  　 这种声音又是期待聆听的。歌声总是悠长，才能随风飘送很远；音域总是自由而宽广，乐符才能腾升云端以便翻山越岭。这些歌声隐藏着一种飞向地平线那边的冲动，如同一种呼号，因此只能是慢板而不可能是快板，只能是长调而不可能是短调，只能是旋律的回肠荡气而不可能是节奏的复杂多变。在一个无需登高就可以望尽天涯的草原，在一个阔大得几乎没有真实感的空间，一个人的灵魂不可能不喷发声流，不可能不用这种呼号来寻找遥不可及的耳膜。

  　　也许，蒙古长调就这样产生了。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
  　　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辽阔无际的草原
  　　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
  　　……
  　　
  　 一轮红月亮悄悄地升起来。长调潮涌，缅怀着故乡，表达着爱情，也记录着历史和知识——哪怕对一匹马的生长过程，也可以用一岁一曲的方式，把马从小唱到大，循环反复的套曲，配合着歌者相互递让的一个酒碗，既是育马的课程温习，也是怜马的悲情倾吐。这使蒙古人成了一个最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都溶解在歌声里，远古“乐”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也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已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了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入了美洲印地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nnet(商赖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1206年的“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成吉思登基大汗，热血在歌潮中燃烧，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动，骏马在歌潮中扬蹄咆哮，突然聚合起来的生命力无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为一片失控的风暴。后世史学家们的笔尖每到此处也为之哆嗦。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上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于是一个散弱的民族从漫长的沉默历史中崛起，以区区不过百万的总人口，区区不过十二万的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刺子模、俄罗斯、波斯、德意志以及阿拔斯王朝，铁骑践踏在莫斯科、基辅、萨格勒布、杭州、广州、德里、巴格达、大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亚得里亚海岸。人类史上一个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随着他们似乎永不停止的马蹄和永不回头的尘浪，突然闪现在世人眼前，几乎没收了全部视野。

  　 巴格达城破之时，除了极少数熟练工匠留下来，八十万居民被屠杀殆尽。征服者比虎豹还要凶猛和顽强，可以举家从军，在缺吃少眠的情况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扫荡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仅靠一点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擞地跨越高加索山脉。他们的皮袋既可以储水，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点马蹄掌、弓弩、钩矛和钉头锤，这一类简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1852)。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情的喷发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这些身披兽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体积庞大得口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篷里的人”，从而将部分突厥人纳入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操作火炮和医药，擅长交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是这样写着：“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达识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杂乱的行文，愣头愣脑的口吻，如同街头巷尾的大白话，驱牛逐马时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气，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体统和气象，完全暴露了帝国在文化上的粗放。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强盛，一个不擅长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就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种上皆有消泯之虞。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体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部分引入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其实也是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的必然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他们的历史总是传说，更准确地说是传唱，是神奇和浪漫，却不一定是真实，于是大多成为闪烁其辞的“秘史”，充斥着各种“秘旨”和“秘址”，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是一堆虚虚实实的谜团。他们是要忘记这一段历史吗?是从来就不需要历史吗?对于他们来说，最真实的一份历史，也许总是潜藏在和声四起时歌手们肃穆持重的目光里，潜藏在音浪高旋时歌手们额上暴突的青筋里，是他们长调中一个音符的颤栗或一个节拍的陡转：
  　　
  　　一只狼仰天长啸着
  　　一条腿猎套紧夹着
  　　它最后咬断了自己的骨头
  　　带着三条腿继续寻找故乡
  　　……
  　　
  　 歌手的眼里有了泪光，也有了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易被感觉而不易被理解，等待着人们的心而不是脑。

  　 他们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一无所有。先民对世界的摧毁差不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正像他们大规模改进过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任性而为。东方的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以及炼铁高炉，曾随着他们的背影向西方传播。还有宗教的跨大陆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缘渗入，曾沿着他们的泥泞车辙延伸远方。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过了什么，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场。这样，当大陆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从草原扑向海洋，目光瞄准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以远航船队拉动了贸易和工业，东端的这一些弟兄却没有听到汽笛的余音，草原上一片宁静。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至此东西两分。作为东方的这一支，他们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擦肩而过，而且被工业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现代快车弃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还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书写着一种俄国蒙族和中国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个特别小的语种。以致人们观察四周的目光，常常会从他们的头顶越过，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很难窥探到外部世界的存在。一般来说，语种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知识生产与经济生产一样，都有规模效益的问题。小语种无法支撑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对思想文化的引进难免力不从心。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尚且常有出书之难，蒙古出版市场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个县的市场，委实有些太小，难以咽下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经典。这使我走入乌兰巴托闹市区的书店时，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缤纷炫目，也感受到起码有学术译介的明显不足。没有笛卡尔全集，没有尼采全集，更没有福柯和普鲁斯特全集，这当然很正常。架上书大多是诗歌(他们主要的写作体裁)，大多是配了图画的少儿诗歌(少儿是这里最能形成规模的购书群体)，同样也很自然。这使我突然间理解了一切小语种国家知识生产的困难——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会果断恢复中文的地位，韩国知识界近年大概也不会展开讨论：是否需要回归汉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这些深谙洋务的国家终于明白，知识竞争是比资本竞争更为根本性的竞争，丢掉老语种(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历史资源，没有大语种(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域外资源。他们选择国语不仅需要捍卫民族尊严，而且须有利于整个国民知识素质的优化，有利于在整个世界知识生产格局中抢占要津，不是送一些学子出国留学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韩国那些单瘦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边那种牛马吃草般的素食习俗，还有那种对数字的精明，对器物制作的机巧。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成为下一条经济小龙，也并非不是一个疑问。是的，他们使用着很小的语种，在周边各大文化板块的夹缝中几乎孤立自闭，因此他们在接受日本汽车、韩国商场、德国移动电话、美国宾馆和芯片、中国食品和饮水机的时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学方面留下诸多巨大的空白。但那又怎么样?他们因此而变化得暂时缺乏深度，可能没有自己的完善工业、强势外交、巨额金元以及足够多的世界级思想领袖，更没有称霸世界的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但那样的日子就一定黯淡无光?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不，与很多人的想像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油然而起。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入门分享。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支撑这种自豪感的习俗传统和心智特点，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居然从未被外来的文化摧毁。苏联式的革命浪潮，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马克思的画像和列宁的语录墙；美国式的市场浪潮，使这里都市人的穿戴已从头到脚与东京人或汉城人无异。但这些都像是一种表面涂刷和覆盖，并未动摇蒙古文化纵深的岩层，比如从未动摇过他们对成吉思汗一类前辈英雄的崇敬，决没有中国式的大挖文化祖坟，一次次狂热地“倒孔”和“批孔”。构成这种文化恒定的很多原因中，当然包括了语种。坚守在一个小语种之内，没有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死角屏蔽，一种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坚壳，使任何文化冲击都在这里被减弱为余波，任何文化淹没都在这里被过滤为点滴——他们因此而可能无缘于现代变革的迅疾和彻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变革带来的种种心智内伤，比方说避免了一窝蜂“斗私批修”或者一窝蜂“斗公批社”的痛苦震荡。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思想体系折腾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宁的时候，陌生的西洋人名与草原照例没有太大的关系。于是蒙古的体制仿造总是要打下折扣，要打下大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变形走样的凑合，至少没有普遍的焦虑、轻薄、冷漠以及阴狠为之打底，或者说很难得到深层文化的支持。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异的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所谓市场经济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温暖，常常让位于豪爽慷慨的天性，让位于你我不分公私相济的部落遗风。这使他们仍然有一份心中的淳朴和豪放，有一种从容放歌的心胸。

  　 他们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声来抚摸遥远天边。一位副省长，一位司机，一位乡村教师，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见到的这些人一旦放开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会身份，回归蒙古人两眼中清澈的目光，透过这种清澈来读解世界和生命。他们似乎以歌立命，总是沿着歌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只能属于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当乌兰巴托街头已经车水马龙之时，他们也只是把高楼当作新的毡包，把汽车当作新的骏马，把汽油和煤当作新的草料，甚至把多党制的国会当作多部落联合议事的金顶大帐，血管里仍然奔流着牧人们火一样的乐句。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这就是蒙古人
  　　热爱故乡的人
  　　
  　　我在毡包里学会了这首《蒙古人》。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中唱歌最多的时光，实现了我似梦非梦的天堂之旅。

临窗读雨

山居心情


青砖

房子已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一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青砖便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墙体得以神投气合。

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

大概两年多以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青砖已经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友，受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我接到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兴冲冲飞驰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竟大失所望。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一经运输途中的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乎的渣团。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砖一捏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圈恐怕也不牢靠。而且砖色深浅驳杂，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仔——莫不是要给炮兵们盖迷彩工事？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惭愧自己的大意，很不好意思地说，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工艺已经失传。他买的这窝五花仔，还是在邻县费尽了口舌才请窑匠特地烧出来的。

老工艺就无人传承么？

他说，现在盖房子都用机制红砖，图的是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红砖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凭老工艺自然赚不到饭钱。

我说，那就退货吧。

他更急了，说退货肯定不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人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

建房一开局就这样砸了锅，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窑匠那里打了水漂。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只得权宜变通，分付工匠们拿这些砖去建围墙，或者铺路，或者垫沟。伪劣青砖既然成了半废物，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风而来，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砌阶基——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熟，只是不好说什么。

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我这才知道，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一旦成本高涨，传统就成了富人的专利，比如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

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感多与过去的事物相联，欲望多与未来的事物相联，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这就是欲望。但一个人思念母亲，决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也纯属不可思议，因为那还是母亲吗？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记忆和心疼吗？——这就是情感，或者说，是人们对情感符号的恒定要求。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以及旧的表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

然而，人终究是人。人的情感总是要顽强复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冬眠的情感种籽破土生长。也许，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等，把文化母亲变成高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买单。

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然是双重打击：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远远的价格隔离线之外，目光无法抵达贵妇或皇后的慈容，无法抵达自己曾经熟悉的家园。

我也无法抗拒这种打击，最终只盖了个红砖房子。


开荒

手心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每天都把钯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掉了几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钯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色，老伤叠上新伤。但穿着破烂的青年已经习惯了，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神经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但身子还在前行，靠着赤脚碰触着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过来，惊愕着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从那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最大的恶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一分队！钯头！箢箕！”

这是哈佬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队长，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佬应该已经年迈，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声音宏亮震耳。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就像过量的蜜糖曾经让人作呕，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时间，蜜糖与光亮会重新让人怀念。劳动，一个火热和坚实的词，让我双脚重新回到了大地，解除了长时间高空飘荡的晕眩。

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长久下去会不会肢体退化？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心慌？会不会在食物产销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德语中的Zuhandenheit（待用）与Vorhandenheit（在用）曾经是海德格尔（M·Heidergger）的关键词，描述了事物的被感知过程和世界存在的奥秘，其词根hand就是手，就是动手操劳。但很多传统和现代的流行理论，由劳心者们制作，隐含着脂肪肝、糖尿病、厌食症等各种富贵病，总是都把hand低看三等，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的别号。新潮的“知识经济”和“知本家”一类说法，不过是再一次翻版了上等人的自夸。一位科学院院士在投影机前曾经以一只光盘为例，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呵。

我当时差一点要冲着热烈掌声站起来大叫：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这个例子亏他想得出来！你们把院士先生这个愚蠢的举例写进光盘，那只光盘到底会增值还是会减值？

我当时没有提问，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我没想到鼓掌者都自以为是赚得那九十九元的时代中坚。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无用的肢体将退化成一些细弱的游须，只要能按按键盘就行。我暂不怀疑键盘能否直接生产出粮食和衣服，也暂不怀疑一个键盘在七十二行的实践之外能输出多高深的学问，但章鱼的形象至少让我厌恶。让那个油头粉面的院士成为章鱼吧，不，我决不做章鱼，决不做大头鬼。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钯头，买来了草帽和黄色的胶鞋，选定了院子里的一块荒坡，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洌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从这一天起，我要消失在地图上的山地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当然还有南方人爱吃的辣椒什么的。我们要恢复四肢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大口的喘气和太阳光底下的目光迷离。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一切生命成长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

我说的“我们”是指妻子，还有姐姐和姐夫——他们已从四川省一个大企业退休，从未下过乡，这次一起来转业务农。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脸上多有惊讶之色。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了，哪怕是一位半老农夫，出门礼服也包括一双皮鞋——尽管皮鞋上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或者已经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一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她们虽然身居穷乡僻壤，但随时准备踏上都市里的地毯或者大理石。

我们挖得咣当巨响，火星四冒，还有掌心里的剧烈震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已从泥土中翻出了几大堆卵石，然后一大块菜地初步成形。我们规划了第二块菜地的区位，还决定以后把这些卵石拿来铺路。

这一天我吃得特别香，也睡得特别深，一夜无梦。


养鸡

农家有三宝：鸡、狗、猫。鸡是第一条。放在以前，鸡是一般农家的油盐罐子，家里的一点油盐钱，全是从鸡屁股头挤出来的。现在经济有所改善，但鸡还是一般农家的礼品袋子，要送个人情或还个礼性，大多冲着鸡下手。

入住山村以后，农友们看着我们还顺眼，抽了我家的烟，喝了我家的茶，便回报一些瓜菜、红薯、糯米、熏肉、有时还有鸡仔。这使我们家的鸡圈里迅速热闹起来，各路不一的鸡仔各自抱团，互相提防和攻击。有一只鸡个头大，性子烈，只是没来得及给它剪短翅膀，它就腾空而去飞越围墙。我们在后来几天里还不时看到它在附近游走和窥视，但就是抓不住它，只得听任它变成野鸡，成全它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志。

鸡仔长大以后，雌雄特征更加明显起来。一只公鸡冠头大了，脸庞红了，骨架五大三粗，全身羽毛五彩纷呈油光水亮，尤其是尾巴那几条高高扬起的长翎，使它活脱脱戏台上的金牌武生一个，华冠彩袍，金翎玉带，如操上一杆丈八蛇矛或方天画戟，唱上一段《定风波》或者《长坂坡》，一定不会使人惊讶。几个来访的农民也觉得这家伙俊美惊人，曾把它借回家去做种。

这只公鸡是圈里惟一的男种，享受着三宫六院的幸福和腐败，每天早上一出埘，就亢奋得平展双翅，像一架飞机在鸡场里狂跑几大圈，发泄一通按捺不住的狂喜，好半天才收翅和减速。但是这架傻飞机虽然腐败，却不太堕落，保卫异性十分称职，遇到狗或者猫前来觊觎，总是一鸡当先冲在最前，怒目裂眦，翎毛贲张，炸成一个巨大毛球，吓得来敌不敢造次。如果主人往鸡场里丢进一条肉虫，它身高力大健步如飞，肯定是第一个啄到肉虫。但它一旦尝出嘴里的是美食，立刻吐了出来，礼让给随后跟来的母鸡。自己无论怎样馋得难受，也强忍着站到一旁去，伟岸的绅士风度实在让人敬佩。

“衣冠禽兽”一类恶语，在这只公鸡面前变得十分可疑。把自利行为当作人性全部的流行哲学，在这只公鸡面前也不堪一击。一只鸡尚能利他，至少能够利己利他，为何人性倒只剩下利己？同是在红颜相好的面前，为何好些人间绅士倒可能遇险便逃和见利先取？这公鸡感情不专放荡不羁，自然也有很多不文明之处、可挑剔之处，但它至少还能乱而不弃，喜新不厌旧，一遇到新宠挑衅旧好，或者是强凤欺压弱莺，总是怜香惜玉地一视同仁，冲上前去排解纠纷，把比较霸权的一方轰到远处，让那些家伙稍安勿躁恪守雌道。这一点大概也比好些人间男士更可爱。

一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发现天色大亮，觉得这个早上缺了点什么。想了半天，发现是刚才少了几声鸡叫，才使我醒得太晚。我跑到鸡埘一看，发现埘里没有大公鸡。这就是说它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入埘。那么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左找右找，一直没有发现它的影子。中午时分，我再一次搜寻，才在一个暗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奇怪的是，它身上没有伤口，显然不是被黄鼠狼一类野物咬死的。它也不像是病死的，因为它昨天还饮食正常精神抖擞，没有丝毫病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得其解，只能把它葬在一棵玉兰树下。

那一天母鸡们怅然若失，也不怎么吃食，撒给它们的谷子剩留了许多，被一大群麻雀飞来吃了个痛快。

从此以后，鸡圈里少了一份团结与和谐。母鸡们也能利他，但利他的圈子划得很小，只限于一窝同胞之内。凡是气味不对的他家骨血，就无缘受到爱护，双方处得再久还是形同陌路。这就苦了一只小黄鸡。它是新来的，在这里无亲无故，刚来时怎么也进不了鸡埘，一进门就被既得利益群体啄出门外。我把它强行塞进埘门，第二天竟发现它头上鲜血淋淋，被活活地啄去了一块肉，致使它两眼欲闭，步履踉跄，奄奄一息。

他鸡即地狱呵！没有明君的社会礼崩乐坏呵！我没法查出凶手，再气愤也没法查凶惩顽，惟一可做的事，是找来红药水和消炎粉，给这只半死的小鸡疗伤。我见它怯怯的根本不敢上前争食，又一连给它开了七八天小灶，每一次抓来些剩饭或谷子，让它单独进食。其它的鸡见此情景嫉妒得拍翅大叫，但在我的一再呵斥之下，无法靠近过来，只能远远地看着小黄鸡吃香喝辣。

我们把这只鸡命名“小红点”，名字源于它头顶红药水时，脑袋上有鲜明的标记。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自小红点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以后，它怕鸡不怕人，亲人不亲鸡，在鸡圈里总是形单影只，呆在冷清的角落，一见人倒兴高采烈地跑上前来，不似其它那些鸡，即便见你是来喂食也会四散惊逃，直到你提着空盆离去，才敢一哄而上前来抢啄。每到黄昏，小红点也迟迟地不回鸡埘，一有机会就跑出鸡圈，跑到我家的大门口，孤零零地守候在那里，对门内的动静探头探脑，似乎一心一意要走进这张门，去桌边进食，去床上睡觉，甚至去看看电视。看得出，它眼睛眨巴眨巴，太想当一个人而不想做一只鸡了。

半年多以后，它还是保持着跟人走而不跟鸡玩的习惯，即使主妇很不待见它在门前拉屎，即使主妇一次次把它赶回鸡群，但它还是矢志不改总是跟着人转，有时踩着了我的脚，啄了我的脚，也若无其事。它顽强的记忆是不是来自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疗救？或者像邻居老吴说的：它前世很可能本就是个人，同人有某种缘分？

它一天天长大了，拉在我家门前的粪便是越来越多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对待这只孤独的鸡。假如它哪一天要终结在人类的刀下，它会不会突然像人一样大喊一句“救命”？或者含着眼泪嘟哝一声“我无怨无悔”？

那一天正越来越近。


夜晚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点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记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荫里筛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续。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

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在这时候出现了，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星织女星也在这时候出现了，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咕隆咚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凉台上吗？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

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山谷里有一声长叫，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

临窗读雨

扑进画框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疲惫地去水边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

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颤。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

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我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只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三十年前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峰形。这是王勃的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地去了八溪？”——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不行吗？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疯，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嗵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十火

看到一片幽静的花园，总会不由自主的停下来，坐一会儿。

江清月近人

工作带着忙碌 忙碌带着空闲 空闲时上来看看 问好卓尔{:1_498:}

江清月近人

韩少功的随笔不仅文字精妙、幽默，而且传达出作者对农村自然生活的深深的喜爱，还能感受到作者睿智的沉思，让人很享受，很受启发。学习中。。。

临窗读雨

看到一片幽静的花园，总会不由自主的停下来，坐一会儿。
十火 发表于 2012-7-2 23:29

嗯，很少见你这样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