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察】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临窗读雨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10月11日消息，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已于北京时间19：00公布。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表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 曾屡次获奖

莫言原名管谟业，于195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童年时因经济贫困和政治上受歧视，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12岁读五年级时因“文革”辍学回家，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

在经历《红高粱家族》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其中，《丰乳肥臀》曾获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檀香刑》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此外，莫言还曾获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第三十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奖项，并曾位列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中国作家实力榜第一位。

然而，莫言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写作，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是“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迄今为止，莫言有三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由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由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而莫言自己却认为，只有《丰乳肥臀》可以拍成气势磅礴的巨片。


国际上享有声望 被誉为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幼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如《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莫言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想象成为其最大特色。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曾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强悍的民风与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振聋发聩。冯牧文学奖曾评价说，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的《蛙》则折射出中华民族在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重点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在国际上也已享有名望。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对其评价称，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福冈亚洲文化奖肯定了莫言对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成就，认为莫言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据悉，莫言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红高粱家族》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等；《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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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曾获奖项盘点


年份       作品                奖项

1987年 《红高粱家族》   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1988年                        联合文学奖

1996年 《丰乳肥臀》     第一届大家·红河文学奖

2000年 《红高粱家族》 《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十八名

2001年 《红高粱系列》 《今日世界文学》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出作品

2001年 《红高粱系列》  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2001年 《檀香刑》        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1年 《酒国》法文版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2003年 《檀香刑》        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2004年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2004年                       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2004年                       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2005年                       第三十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2005年 《四十一炮》     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2006年                       福冈亚洲文化奖

2007年 《生死疲劳》   “福星惠誉杯”优秀作品奖

2008年 《生死疲劳》     第2届红楼梦奖

2011年 《蛙》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所获文学奖机构评价

      冯牧文学奖：“莫言以近20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虽然，他曾一度在创新道路上过犹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鼎钧双年文学奖：“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而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义和团现象本身就是民间文化所孕育所造就，是山东古老民间文化的一次狂欢。借这个题材来激活一种以民间文化为底蕴的小说叙述，使本事与形式之间的天衣无缝，形成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回声”。民间戏曲、说唱，既被移植到小说的语言风格中，也构成和参与了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使得《檀香刑》比以往任何高扬‘民间性’的小说实践，走得更远，也更内在化。神奇化、暴力倾向，仍旧是莫言给人的突出印象。作者把他的这一奇特兴趣，用于表现或映衬一种桀骜不驯，一种野性，一种英雄主义气概。重要的不在于人们是否接受他的观点，而在于他的这种心理倾向已经铸成了鲜明的小说个性。这部小说尚须探讨的问题包括：一、其艺术表现中的某些粗疏之处多少伤及小说的整体肌理；二、其对人性品质的表现及所持价值观，在不同读者中间，可能不是没有异议的。”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从几年前的重要作品《檀香刑》到2003年度出版的《四十一炮》和《丰乳肥臀》，莫言依旧在寻求变化，依旧在创造独立而辉煌的生存景象，他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福冈亚洲文化奖：“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茅盾文学奖：“莫言的《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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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最近，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新作《蛙》不应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

　　2002年莫言就完成了《蛙》的初稿，讲作为剧作家的“我”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与舞台上、剧场中的一切纠缠在一起。“当时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写，重起炉灶，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

　　莫言说，小说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通信对象是日本作家，也有大江健三郎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2002年日本电视台拍摄莫言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做嘉宾去了高密，他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莫言还带他拜访过姑姑。

　　“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我要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莫言说。

　　小说中，莫言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莫言直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难过。“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真切，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在作品最后，出人意料地以话剧结尾，在莫言看来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在提速，情感在升温，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

　　尽管在诸多评论家看来，莫言的写作技巧已是炉火纯青，但他却觉得，在《蛙》的写作中，越写越觉得没有技巧了，越写越觉得笨拙。“刚开始时像刚学会开车的人，觉得熟练。后来，越来越小心翼翼。如果老让人觉得你是在炫技，老让人觉得你是玩花架子，其实不是成熟的表现。像金庸的小说中，真正高手不玩花架子，一剑封喉。到了最高的技巧，让人看不出来，但是要命。”

　　在《蛙》中，莫言毫不留情地展示知识分子的善良和软弱。因为“蝌蚪”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包括“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高密东北乡的描写。

　　莫言坦率地说：“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也是小说叙述的必要。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我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是把高密当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来写。关于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凌空展翅的高架桥，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区，各种现代化的医院，重建的古老庙宇——一方面是中美合资的医院，旁边是象征古老传统的娘娘庙。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当下社会的缩影来写，这是我的野心。”

　　在莫言眼中，蝌蚪只是有一点文化的“准知识分子”、不及格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人中的大多数。论正直他们还算正直，论善良也还善良，但他们的懦弱是天生的，他们不敢与人争锋，能够忍气吞声。这样的人，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也是文化人的大多数，要允许他们生存，毕竟是他们在做着最基本的工作。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说。

　　自2001年推出潜心5年完成长篇《檀香刑》后，莫言开始匀速拓展长篇创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他的很多作品，其故事背景都打着“高密”的标签。对此，莫言的解释说，得先把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敢说为他们树碑立传，但要把他们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

　　
写作改变莫言命运

　　与大多数人的创作经历相似，莫言最早的阅读是从小人书开始的，小人书读完了就半通不通地硬读大人书。书读得多了，就跃跃欲试地想写。“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功利、很世俗，希望能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吃饱饭，跳出农村。后来真正地走上了创作道路，创作的动机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莫言在河北的《莲池》发表了处女作，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凝还从自然来稿中编发了他的第一篇散文。1984年莫言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老师的指导和文学热潮的刺激下，他悟到很多东西。《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更使他“名声大震”，《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使莫言一夜成名，走向世界。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很多作品，但人们记住的，也就是那么几部，甚至只有一部。而被记住的这一部，往往并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进入90年代，莫言把精力主要放在了长篇创作上。写出了《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后，他又创作了《牛》、《我们的七叔》、《30年前的长跑比赛》、《野骡子》、《拇指铐》等中短篇小说。

　　“许多人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奠定一个作家的地位。这样的认识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把问题绝对化了就不一定对了。我认为短篇、中篇、长篇不应该是等级递进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写出好的长篇可以成为大家，没写出好的长篇但写出了好的短篇照样可以成为大家，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莫言说，在西方，短篇小说集子经常会成为畅销书，一个作家完全可以靠着一个短篇集子奠定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但这种现象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有时候，读者也需要引导。


莫言式幽默始终含着泪

　　与早些年相比，莫言近期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反而少了。他觉得，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不必考虑影视的问题，尤其不能为了吸引导演的眼光来牺牲小说的艺术。“这几年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越来越难，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里有很多超现实的描写，写一个人去世后转化成各种各样的动物，也许可以拍成动画片。《蛙》要改编成电影难度也很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自由，有人天然就和影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才华。”

　　多年前莫言在纽约为《酒国》英译本签名售书时，解释自己的笔名是因为小时候话太多了，才取笔名“莫言”，要自己少说一点。实际上他不仅口若悬河，小说语言也是绮丽多姿，引人入胜。在莫言看来，小说中偶尔使用方言，是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需要。“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声腔，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法宝。所有人物都说一样的话不符合人物的性格，也放弃了中国小说的拿手好戏。”

　　在很多作品中，莫言讲述的故事悲苦沉重，但他的叙述笔调保持一贯的幽默，莫言说，自己的幽默是始终含着泪的幽默。种种的不如意和苦难都得承受，又不能一头撞死，幽默就产生了。幽默不是产生在悲观的心理基础上，而是产生在绝望的心理基础上，这是莫言式的幽默。

　　如果说，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小说家才逐渐被认识的话，那么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家和出版方也开始慢慢理性化了，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莫言认为：“自己的小说引起较多翻译家的关注和西方出版者、读者的兴趣，还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不是政治原因或其它原因，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要看作家是否写出人类普遍的境遇，是否写出了打动了所有国家、所有人的情感。

　　在台湾版《蛙》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在《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的心态也与以往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娃》是一部冷静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灵魂的小说。我们过去都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放大镜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人只要认识到灵魂深处的阴暗面，才能达到对别人的宽容。作为作家，应该对他人抱有同情。哪怕他是十恶不赦的恶棍，那怕他无中生有地造我的谣言，那怕他将唾沫啐到我的脸上。因为他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成为恶棍，是他的最大不幸。如果能达到这一高度，才是真正的宽容，才能达到真正的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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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蛙》简介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2009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与他的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如《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相比，《蛙》延续了这些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了极高艺术水准，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力作之一。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小说结构新颖而缜密，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附有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因此，这是一部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揉为一体、拓宽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作品；是莫言创作中的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艺术尝试。

整个故事叙述的缘起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到我(蝌蚪)的故乡与当地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在结识了我的姑姑之后，杉谷义人鼓励当地文学爱好者以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受杉谷义人启发，我决定向法国作家萨特看齐，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创作一部话剧。我遵照杉谷义人的嘱咐，先以书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写给杉谷义人。

我的故乡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的某个部位或器官起名字，孩子长大后有的会改换雅一点的名字，但也有的不改。姑姑的名字叫万心，她父亲，我的大爷爷是胶东军区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革命烈士。姑姑因为父亲的关系，曾和她的奶奶、母亲被驻扎在当地的日军司令关押在大牢里。新中国成立后，姑姑继承父业，经过新法接生培训，成为乡里的一名医生。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凡是见过她接生或是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手在孕妇肚皮上一摸，就会让孕妇感受到一种力量，并对她产生信心。从50年代初开始，姑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姑姑用新法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我(蝌蚪)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先出来一条，被姑姑拽着腿，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五十年代，在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姑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跑遍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的街道和胡同，接生了1600多名婴儿；并且在接生第1000个婴儿的日子，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轻时的姑姑谈过一个对象，是一个空军飞行员，一家人曾为此自豪无比。但后来这个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了台湾，曾经风光一时的姑姑深受打击，并因此差点自杀。到了六十年代初，刚刚经历过三年大饥饿的农村出现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来，并成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从1965年开始，急剧增长的人口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当上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公社掀起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一些村民对政策不理解，到处闹事。一个叫王脚的被“男扎”后，说自己的神经被捅坏了；一个叫肖上唇的说自己的性功能被破坏了。“文革”开始后，姑姑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斗。有一次批斗大会在滞洪区的冰面上举行。倔强的姑姑因为不驯服，被打趴在批斗台上，一个纠察队员还用一只脚踩住她的背。在批斗县委书记的时候，姑姑被拖起来与县委书记并排站着，脖子上还被女红卫兵挂了一只破鞋子。但姑姑昂着头，不肯屈服。后来，冰面因为承受不住那么多人，发出一声怪响，轰然塌裂，许多人落入了冰水中。

七十年代末，国家迎来了计划生育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姑姑身上的故事也更加多姿多彩，有感人肺腑的，有惊心动魄的，也有让人感慨万千的。一次为了动员一个生过三个女儿、怀了第四胎的女人去卫生院做人工流产，她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个女人则因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的我喜欢上了长着两条仙鹤般长腿的王仁美。举行婚礼的那天大雨倾盆，但王仁美一直嘻嘻哈哈的，表现出让人怜爱的性格。已经当上县政协常委的姑姑来参加婚礼，王仁美向姑姑要能生双胞胎的灵丹妙药，受到姑姑的严厉批评。姑姑不仅教育王仁美，告诉她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且提醒我，“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两年后，女儿出生。但不甘心只生一胎的王仁美后来又怀上了。我从部队赶回来，发现王仁美之所以又怀上了，是因为她偷偷地找曾是我小学同学的袁腮把原来戴着避孕环给取掉了。王仁美为了逃避做流产，藏在了自己的娘家。姑姑带着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开进村里。我的岳母骂姑姑是妖魔，村里不理解姑姑行为的人骂姑姑是土匪。但姑姑为了计划生育，还是想法把王仁美逼了出来。我所在部队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也来到我们村，和姑姑一起劝说王仁美理解国家政策。深明大义的王仁美爽快地同意接受流产手术，却不幸因为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姑姑也因此被蝌蚪的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但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当时，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搞活，我的小学同学陈鼻成了村里有名的万元户；他的老婆，小侏儒王胆怀了第二胎。王胆一直躲藏着，直到临产的时候，乘着一张竹筏想逃到外地去生下腹中的胎儿。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姑姑的计划生育队在河上追上了逃跑的王胆。王胆羊水破裂，姑姑在竹筏上给她接生了一个女婴，但王胆却不幸死去。

王仁美不幸死后，姑姑做媒，我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狮子，但没再生育。岁月匆匆，时光荏苒。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国家终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我和小狮子也退休回到了故乡。这时的故乡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走向城市化的巨变，高密东北乡胶河两岸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开发：花园、大小超市、盲人按摩院、美容院、商场、农贸市场、中美合资妇婴医院，等等大城市有的东西，在这里也都涌现出来。我的小学同学袁腮开办了牛蛙养殖场；王胆的哥哥王肝成了泥塑艺人秦河的助手；姑姑也嫁给了另一老实巴交的泥塑艺人郝大手。王肝送给我一套《高密东北乡奇人系列》DVD。通过这张DVD，我了解了姑姑之所以嫁给郝大手的原因。在姑姑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她摇摇晃晃地往回走，结果走到了一片洼地。在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姑姑想逃离那些蛙叫声，但蛙声追逐着她；她一边嚎叫一边奔跑，最后遇上了郝大手。退休之后，姑姑对生命，尤其是对婴儿和胎儿生命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晚年的姑姑对生命生发出了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并且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丈夫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但与此同时，姑姑也用她那双善于接生的手参与着各种各样的接生。

在发生了巨变的故乡，我在一家名为堂吉诃德的餐馆遇到了落魄潦倒的陈鼻。当年英俊的陈鼻，如今头顶光秃，衣着古怪，装扮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愁容骑士堂吉诃德，拿着话剧演员的强调，在餐馆里招徕客人；但是因为有酒瘾和烟瘾，还带着一条寸步不离的癞皮狗，所以并不讨人喜欢。陈鼻的两个性情高洁的女儿——陈耳和陈眉——曾是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姐妹花，她们到南方一家毛绒玩具厂打工，结果在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陈耳被烧成焦炭，陈眉烧毁了面容。种种变故使陈鼻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甚至想带着他的狗扑倒车轮下面寻死。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一些超生的方式也“与时俱进”，越来越令人惊叹。在高密东北乡，袁腮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组织了一批“代孕女”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代孕。年逾五旬的小狮子耍花招把我的精液注入一个“代孕女”体内，并使其怀孕；而这个“代孕女”就是王胆在竹筏上给陈鼻生下了那个女儿，在南方那家毛绒玩具厂烧毁面容的陈眉。我一下子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结中：五十五岁的我，糊里糊涂又要做父亲了；我想找出办法让怀孕数月的陈眉做药物引产，但我年轻时曾因此断送了妻子王仁美的性命，这是我心中最痛的地方，是我永难赎还的罪过；更何况，我和陈眉，这简直是乱伦啊。但是，在跟一位老同学倾诉了这一切，并听了那位老同学的一番劝解后，我在心理上慢慢接受了现实；我甚至把陈眉所怀的孩子想象成王仁美曾经怀的那个在手术台上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并以老来得子的喜悦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在叙述从五十年代到当下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作为小有名气剧作家的我，也为自己以姑姑一生为素材创作的话剧找到了灵感。当下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我要创作的剧本中的故事纠缠在一起，使我已经分不清剧本中哪里是纪实，哪里是虚构。而且在与杉谷义人的通信交往中，我内心中的赎罪心理也日渐加重；我甚至把写作当成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在寄给杉谷义人的剧本中，我把前面的叙述延伸到了如梦如幻的话剧舞台上。这是一部具有荒诞色彩的，融合了诙谐、戏谑、调侃、反讽、嬉闹、灵魂独白、戏中戏等文体风格的话剧。在剧本中，生下孩子的陈眉因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闯进公安派出所去诉冤。我一家子给代孕生的孩子“金娃”办满月宴席时，陈眉闯进来抢走“金娃”，跑进一个以民国时期县衙大堂为背景的电视戏剧片拍摄现场。经过“县长”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断案后，“金娃”回到了小狮子的怀抱。在话剧的最后一幕，姑姑展开了内心的剖白：她经常回想起那些因计划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过的孩子。

临窗读雨

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


82岁的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在瑞典学院会议室讲述了诺奖与中国人的故事，曝光鲁迅曾拒绝提名，提及林语堂时，称赞他呈现的中国图景有价值，但最终觉得他在陈述整个中国的转变时作品尚缺精准的人物描写及力量和深度，而沈从文也曾离诺奖一步之遥……

1981年进入学院的埃斯普马克在他后来出版的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情况的著作（中文版译作《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中，有3位已故中国作家被提及：“1930年代前，瑞典学院并没收到多少来自亚洲国家的提名，学院自身也没发展起相应的报告系统（1913年印度作家泰戈尔获奖的提名来自英国，且基于其本人的英译作品）。直到1936年学院谨慎地迈了一步，曾考虑提名中国作家鲁迅，但结果是，这次不同寻常的尝试出现一则‘插曲’：鲁迅不仅拒绝了提名，而且认为当时全中国没有作家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没过多久，鲁迅去世。随后战争期间，惟一被学院讨论过的东亚作家是赛珍珠和斯文·赫定推选的林语堂，人们称赞他呈现的中国图景有价值，但最终觉得他在陈述整个中国的转变时作品尚缺‘精准的人物描写’及‘力量和深度’……（此外，沈从文曾离诺贝尔文学奖一步之遥）。”

临窗读雨

我们何时能走出诺奖情结


9月，很多文化媒体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博彩赔率出炉，中国作家莫言居榜首》的文化新闻：2012诺贝尔文学奖将在10月揭晓，没有人知道最终的得奖人是谁，但这并不妨碍博彩公司每年乐此不疲地猜测。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近日在网站上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项的赔率表。中国作家莫言首次出现在类似的名单上，以一赔六点五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赔率为一赔八。

这预示国内文化媒体预测“诺奖”风又起？不禁叫人想到一位作家所说：中国又到了该追问为什么不得诺奖的季节。

这些年来，每当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后，我们的文化媒体便开始讨论这个令世人关注的世界最高文学奖项。这些报道、讨论涉及方方面面，但更多的还是关心中国作家何时能够摘得“诺奖”桂冠。近日，在新华网上的一篇《中国作家距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的文章，就认为“莫言的可能最大，这与作品注定密不可分。”这是否是对莫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一种评判和预期的巧合？

然而说起来，无论我们的文学界，我们的作家，还是我们的读者，对“诺奖”确实是抱着一种很复杂的心理，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对“诺奖”可谓积累了很深的情结。这些复杂的文化情绪，有焦虑、有期盼、有争取、有自信，也有失望，甚至还有表示拒绝“诺奖”的……这种心态也许并不难理解，这是渴望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认同，希望我们的文学、我们的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爱之深，责之切啊。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中国为什么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中国经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文化也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所喜爱，中国文学岂能总是处于世界文学的边缘、被冷落的地位？

那么，我们应该对诺奖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这几年，国内的文学发展中，虽然有因为某位作家的独特的文学成就便发出“某某作家是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这样颇有热情、信心的预言，但大多数的中国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对“诺奖”的态度，是越来越理性、冷静和客观了。

文坛上，曾传出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获诺奖提名的新闻，但严歌苓在近日的《诺奖真能代表世界文学走向吗？》一篇文化采访中说：“我从未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进行写作。国内的作家或者说读者似乎有很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我对此不是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人评的一个文学奖，真能代表世界文学走向吗？我们为何要把评判我们的文学价值的标准交给瑞典的老院士们？其实他们评奖时考虑的因素不仅仅是文学本身。很多世界著名作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的影响力不比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影响力小。

其实，莫言对待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非常平淡和冷静，莫言曾说：“每年到那个时候，媒体都要拿着这个话题做一些文章，实际上跟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多少关系，也有一些批评家在讽刺挖苦中国作家有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这个讽刺不一定是正确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是他们没有忘掉。”

这更让人想起台湾作家余光中谈及“诺奖”所说，华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学奖，“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做世界文学奖，把它当做西方文学奖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它主要就是给西方语系的”。

因此，我们不妨对这个“诺奖”理性一些、淡定一些、超然一些。

lina

介绍得真是详尽。。。想买几本他的作品，结果都说缺货~就暂时不跟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