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人淡如菊，矫矫不群

懒丫头

因为和冯唐婚变的传闻扯在一起且真假难辨，柴静，这个温婉内敛的知名女记者一时成为热门人物。鉴于柴静在众多景仰者心中女神一般的存在，这样的传闻多少让其与长久以来的完美形象稍有出入。

  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是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柴静。

不一样的女孩

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柴静，从小没见过蓝天，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闻某个相熟的大人在矿下又出事了。她沉默寡言，识字早，却没什么书看，手边读物是父亲的中医书和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作文惯以“平地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开头。高中时，成绩平平。高考结束后，柴静报了长沙铁道学院，她回忆“走得很急，恨不得把过去都抛掉”。

1996年毕业后，父母安排柴静回山西老家省铁十七局做会计。她不肯，执意留在湖南，选择当主持人，因为喜欢这个行业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每月300块钱工资，一半用来租房，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

1999年，在湖南小有名气的柴静选择去北京读书。若干年前，高中老师曾告诉柴静的母亲：“这个女孩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同样是1999年，湖南广电的前同事拜托柴静为新电视节目《新青年》招募“一个性格激进的主持人”。久寻未果，柴静第一次走上电视。第一期节目，她戴着假发套，穿着红西装，双手紧紧握着话筒，陪诗人沈浩波站在舞台上，大声朗诵“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台下，一个同事悄悄提醒她：“要站成丁字步，（上镜）才好看。”

2000年，在央视梅地亚酒店一层。陈虻第一次见柴静，翘着腿问：“你感兴趣新闻的什么啊？”

“新闻背后的人。”柴静也翘着腿。


柴静清华大学演讲 被问“你幸福吗？”

本报北京电(记者孙磊)10月9日晚上，央视主持人柴静来到了清华大学的课堂，与众多学生朋友一起分享了记者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在最后的提问环节，更有学生直接问道：“柴静，你幸福吗？”讲座持续了近3个小时，最后在学生的簇拥下离场。

原定于7点20开始的讲座，很早就挤满了人。在清华大学5教202室外的走廊中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讲座开始后，柴静特意向在走廊中听讲的学生表示了敬意。

在2个小时的讲座中，柴静一如往常，沉静而不失坚毅地叙述着自己在采访中的心路历程。今年36岁的柴静从19岁就开始在电台作主持人，后进入央视。2003年柴静在SARS病房采访，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她说自己20多岁就开始做调查报道，这在世界新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回顾这些年的经历，她用电影《少林寺》中的一个典故：“和尚和记者都是需要能自持的行当”，来形容自己在记者生涯中遇到的外界的诱惑和内心的困扰。

讲座中，央视的“你幸福吗？”的调查屡次被提及。柴静认为这种提问方式是简单粗暴，无视被采访对象的心里感受的行为。但是她也提到“主动即自由”的观点，认为央视虽然受到体制束缚，可是作为一名记者仍然有能够发挥的余地。

也有好奇的学生向柴静提问：“柴静，你幸福吗？”聪明的柴静没有透露个人的感情生活，是用胡适的一句话来回答：“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
柴静：没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翰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6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荷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8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的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轩，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荷，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10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责任编辑：郝保明)

懒丫头

不一样的记者

柴静向人介绍自己时常说，她是“火柴的柴，安静的静”。但自诩性格沉静的柴静，其实骨子里是极有主见的一个女孩子，从不循规蹈矩。《看见》栏目的其中一期，在采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时，柴静的一个举动让人印象深刻：她正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隔壁忽然传来一阵号啕，是张妙的母亲。“为什么不进去劝劝？”柴静问。“劝也没用。”柴静起身，对着镜头说：“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说……”她示意摄像师留在原地，采访戛然而止。进屋后，柴静把手搭在张妙母亲的手臂上，任其默默地哭泣。柴静没有让摄影机闯进去，拍下母亲崩溃的画面，也没有等张妙的母亲停止哭泣后，继续追访。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面，只是张家门帘背后模糊映出的剪影--柴静拉着张妙的母亲。再没有任何具象的镜头、动情的表述，只听到一个母亲断断续续的哭声。

柴静之所以被追捧，部分原因是她在特殊的位置对人性的深度关切。2003年，柴静调到《新闻调查》栏目任记者，开始深入接触“新闻当中的人”。她关注他们的生活，认知他们的困境，亦或用多数柴粉的话说是“面对死亡、黑幕、阴谋和不公，她穿越恐惧，直抵事件核心”，柴静自豪于自己的这些经历，并有很多极煽情的文字：

“我去采访讨薪8年未果的农民，在他坐过的法院台阶上坐着，体会他的无助；我去采访拆迁中丧子的母亲，看着她泪流满面；我去采访注射了‘奥美定’的女人，用手触摸她胸部里的硬块，知道这个将永远无法根除……这一切，让你知道你跟这个时代的联系。如果你仅仅为追求个人幸福而活着，你将永远得不到幸福。”

这似乎很矛盾，作为记者，她在部分场景下似乎有些刻意的冷静，但换个场景就会转化成刻意的抒情，她似乎总想通过镜头在新闻之外表达出一些细腻的、个人的东西，这些东西经过其文学化的内心渲染之后，再呈现到电视画面上，就会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镜头秀，有些“小资”的表演成份。并不是没有人提醒过柴静，央视评论部的同行王学锋在评点央视主持人时曾说：“她（柴静）的毛病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小资有关。有时候看完她的一期节目，内容印象不深，倒是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始终看到她那儿弄来弄去。而且不只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的收敛。”
柴静没有理会，她将这种风格固执的坚持到了今天。

柴静：记者要表达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
人物档案 柴静，中央电视台记者。
对话背景 她曾经出现在非典一线、矿难现场；她曾经只身一人面对黑社会威胁，揭开谎言背后的真相。她就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更喜欢亲临现场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加入央视新节目《看见》的创作团队？  

柴静：做人物类节目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早在《面对面》时我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了解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是我一直坚持的新闻传统。《看见》这个节目的表现形式是有创新的。  如果我只在演播室里两个小时采访一个人，我能够完成，但是我会觉得自己是拔地而起的，距离生活有些遥远。这并不是我喜欢的感觉。我更喜欢一手的资料、亲临现场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就目前几期节目而言，你所选择的受访者从影视明星到弱势群体，以及热点事件的中心人物，似乎范围很广泛。这些人物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吗？你怎么看待电视节目的价值取向？

柴静：我只采访有新闻感的人物、观众想知而未知的人物、能够反映当下社会形态的人物。这些诉求与时间、地点、人物身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个好的节目应该能够体现创作团队的人格气息，创作者和读者、观众之间应该能够相互感应。不论你选择的是哪个领域、哪个国家的新闻事件、人物，在节目的最终呈现中，一定要能够传递出稳定的价值观。  

“传播越广，越需要负责”  

中国青年报：这些年，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会带给你压力吗？

柴静：一定会的。但我认为有质量的报道还是会迅速传播的。现在，媒体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处境中，越是传播广泛的媒体越是这样：你需要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包括广告商、观众、批评家等等。传播越广，越需要负责。  

中国青年报：让你印象最深的采访是哪个？  

柴静：近期最难忘的就是采访那个因母婴传染而身患艾滋病的孩子。在此之前，我受到的教育是“调查记者应当是不动声色的，真相是流逝在涕泪交加中的”。因此，你要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可以介入事件的发展，不可以有情绪表现。  但是在和当事人的深入交流中，我发现我在重新检验这些原则。在我采访这个小孩的过程中，我落泪了。这段情节最终剪掉了，因为我认为不该在工作中表现出这样的情绪。但这次采访对我的触动是巨大的。 以前我认为，完成一期节目投入真诚就可以了，但在面对这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时，我发现采访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消减这种傲慢的方式就是投入他的感受中。  在采访药家鑫父母和张妙父母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要是以往，看到张妙母亲在里屋哭泣，我可能会中断采访。但这次我把手放在了她的胳膊上。因为那时她已经精神恍惚很难表达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抚慰她。那个动作是想告诉她：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无能为力，也无法帮助。这种感觉是二十岁时的我无法理解的。  我明白很多受访者内心的伤痛是无法化解的，我能做的唯有体会他们的感受，并陪在他们身边。  

“要真的沉浸到生活中，而不是急着建功立业”  

中国青年报：在这些年的采访经历中，你一定也目睹过很多令人失望、难过的现实，这是否会让你有一种无力感？  

柴静：阿城原来说过，无奈本来是我们人类最深刻的感受。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没有一个有勇气的记者或作家因此不去了解真相，否则未免也太怯懦了。  这些年我的变化在于：以前每做一期节目，我都很渴望改变社会现实，干预到事件当中，推动事态发展。这个意念很强烈。这个想法并没有错，因为新闻报道具备这样的功能。  但这些年，我渐渐懂得、承认一个节目和记者的局限性。或者说我不再那么狂妄了。但即使我无法改变一些现实，我也愿意共同承受。我们必须学会尊重事物内在的变化规律，而不是夸大一己之力。现实的改变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耐心。  所以，我觉得好的节目、好的报道、好的媒体应该是有耐心的，不要耸人听闻，而是平和地传播事件真相和社会问题。我们要真的沉浸到生活中，而不是急着建功立业。  一个人虚弱时才需要大声叫喊，报道也一样。我并不想通过采访去教育或改造谁，我只想陈述事实。事实本身自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渗入人们的内心。至于每个人心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就是个人领悟的不同了。如果所有媒体都能持续不断地提供这样的报道，那么将来我们会欣慰地看到：自己还是为世界做了一些事情的。  

“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  

中国青年报：当年，你在东方时空做连线记者时，曾经对受访者提过一个很受争议的问题。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柴静：记得。应该是在做《飞越的极限》这期节目时。因为意外事故，这次飞越造成了人员伤亡。在采访死者的教练和队友时，我问过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记得，那时我一头短发，穿着套装，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承认，当时以那样的口气提问是因为我的心里预设是：你看，你们什么都不懂，就以这样的方式去飞越，是不是想出风头？是不是盲目的热情？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采访，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以问，而是我的态度有问题。后来，一篇评论是这样描述我的：“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当时我还觉得很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  但镜头是藏不住任何东西的，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带着什么样的目的，从眼神和身体语言中都会有所表露。当然，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是在几年之后了。  几年之后，我采访过一个因为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在采访结尾处，负责人一直在和我兜圈子，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我问他：“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他说：“绝对没有。”我说：“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他说：“没有啊，我闻不到。”我说：“你是说你闻不到吗？”他说：“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后来我笑了一下，节目就结束了。  但是后来，有人指出：你是在质问对方。我记得当时自己的身体是向后靠在椅子背上，面带嘲讽的笑容。可是当时在我看来，国外有的记者甚至还会揪着受访者的衣领子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为什么不可以？  这其实是人性中非常难克服的部分，尤其是当有大事件发生时，当很多人都渴望你替他们表达情绪时，这对记者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但现在我慢慢意识到，记者要表达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任何情绪都可能成为你采访中的障碍。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大时代的记者应当有公心和诚意，不要嬉笑怒骂。”  

中国青年报：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你的问题会伤害受访者，“问或不问”你怎么权衡？

柴静：我觉得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但关键在于你是以什么态度问、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有什么目的。对于这些，受访者会比谁都敏感。这才是对记者最大的考验。你就是你，不要试图在采访中用记者的角色保护自己。要么做到绝对的真诚，要么就是不真诚。  在调查时我很自信，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非常刻苦，下得了“笨功夫”。但现在我反而没那么有信心。人物采访不是说下笨功夫就能做好的，有时候过犹不及。就像我在采访李阳的妻子时，面对内心充满创痛的人，任何试图导入目的的问题都显得不妥当。  在充满创痛的人面前，我会有一种入侵感。在汶川地震《杨柳坪七日》的采访时，我的感受更为强烈。我发现，自己能做的只是陪伴在他们身边，当他们愿意说什么的时候就记录下来。我必须投身于他们的感受，而不是置身事外却还装出一副很了解的样子。这样的提问姿态是非常丑陋的。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自己作为记者感性吗？  

柴静：我觉得单一性格的人做不了好记者，因为他的局限性太大。近期我在采访阿里木时，我试图了解他的艰辛。我记得在我看他吃几块钱一碗的凉粉时，他说起家庭的情况，我很难相信。他对我说：“底层的残酷你是不会知道的。”我当时哑口无言。  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的苦难是我未曾经历也不会了解的。我自以为是的那些困难和阅历，只不过是“女学生式暂时的贫穷”而已。所以，面对受访者还是谦虚些吧，别以为自己的那点人生经验能管什么用。在我看来，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那些自以为知的提问、替别人所做的总结等等。  每个人的理解力和人生体会都是有限的。你的理解有多深，你的报道就有多深，你的局限就是报道的局限。  

中国青年报：你担心自己会被遗忘吗？  

柴静：我觉得不要紧。我更关注的是走得太快会丢失了什么。


柴静撰文谈崔永元

柴静 央视记者

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  

一

我好几年没见到小崔。

最后一次大概是两年前通电话，他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他扭头转身去做历史。

不久前《我的抗战》看片会上，他说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必须要应对或者说应付，我变得越来越圆滑，天助我，我病了。”

心理医生说你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高考能考96分。”

等得病了有时间多看资料的时候，他觉得“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所以他选择口述历史，“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 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 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我们能采访孔子呢？”

“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口述历史）特别有意义。”


二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叫“清澈泉”，用老六的话说“听着像夜总会的名字”，但是一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二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二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

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他说日本的电视台NHK：“2001年我去了日本，我去那里看，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问看中国什么？ 我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我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这个。他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 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所说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三

拍 《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之前有人问他现在电视上为什么都做有名的人，为什么不做无名之辈？他说他开始的时候只知道有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

“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直到看到一些事，看了很多书，就像一个一个采访，我们也在做，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他爸说了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这次采访才发现这些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的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之后，相对嚎啕。

“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在中 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和一个一个区域，居然你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就像你们这样这么多年做的一样。所以，就 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不管怎么样，这部戏我放在这里，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 让自己心安。”

四

我和小崔同事十年。

刚来的时候，部里让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小姑娘，很自然地站在后面。

他回头看见我，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前排最中间他的位置，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别人老觉得他幽默，嘲讽，调侃，解构，等他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讲故事，眼睛一会儿湿一会儿热的时候，有人说“小崔没意思了，都不说笑话。”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

他曾经对我说：“911之后，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老放一个宣传片，是那个楼倒下的镜头，我每次看见都想，那些死者的家人看见这样的镜头是什么感觉呢？我就想给他们写信，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所以他说，他后来做节目已经不管什么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

这次看《我的抗战》的时候，好几个人问有一集节目如果是只放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为什么要放好几个人的采访。

“我们采访老人这么长时间，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有时候海若做片子特别苦恼，因为我向他们提很多无理要求，我希望 他们片子多出几个人，因为可能再看一个片子，这个人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哪怕是中央电视台呢，这也很好。”他说。

五

陈虻的葬礼上，我们见过一面。

他不说话，面色不好，坐在那里。

我坐他边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吞下去了。

我知道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啊。”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次看片会上，他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他说：“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片子）。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 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 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在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六

有观众发言，说得很动感情。

他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

他说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我们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 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部分资料取 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 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 要。”

懒丫头

不一样的红人

大概是从去年年中，抑或是其他什么时候，这不紧要，紧要的是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柴静忽然成了记者和主持人的一个标杆。隔三岔五的就能在网上看到一篇文风细腻感情浓烈却又在字里行间刻意压制情感的类似散文之类的文章，被一干大学生火热追捧，惊为天人，再一看署名作者——竟然是柴静。柴静，不是那个主持人么？文章写这么好？

一直有人将柴静和鲁豫视为一类，她们同样外柔内刚，同样被认为充满才情，同样在电视镜头前能够镇定自若春风化雨，甚至同样有一个大脑袋，但大概就是从这些文章在网上流传开始，柴静与鲁豫的界限渐渐明晰起来。老实说，鲁豫并没有柴静一般的文采，尤其在人物描写和情感表达上，柴静更能入木三分，也更能收放自如。但在主持风格上，以前有人说，柴静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凤凰卫视的鲁豫，包括发型姿态。现在柴静慢慢出名了，又听到另一说法，说鲁豫有点在模仿柴静。观众总是势利的，观众只认得当前最红的那一个，在鲁豫近些年因为已经逐渐被网友掌握套路的主持风格和瘦的近乎恐怖的身材光彩渐褪时，柴静凭借央视的平台及自身特色完美的补上了这个空缺，成为当下非娱乐类女主持当仁不让的第一人。

毫无疑问，柴静是努力的、充满才气的，是那个体制内阵营中为数不多的浑身散发着与平常人相通气息的记者和主持人，但当你在网上搜集柴静的信息，在有限的文章里，人们清一色的表达着膜拜和景仰，却少有实质性的评价和建议——这大概是其他处在她这个位置的人想都不敢想的。

柴静与鲁豫

是近老在网上看到有人议论，说柴静象鲁豫。好多人并不怎么了解这二个聪明非凡的才情女子，就望人生议，说柴静一直在“刻 意模仿鲁豫”。这里说的望人生议，指的是好多人觉得这二人“挺象的”，分别是央视和凤凰的当家花旦，个头高矮差不多，乍一看真的似乎长相气质都“差不 多”，都有一头乌发垂额的 包菜头。

可能因为鲁豫出道和红得早些，就有了此说，其实大谬。鲁豫是相当专业的主持人，而柴静，虽说是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也可算在主持人之列，但首先本色还是记者，而且是记者里面难度最高的调查记者。

因为2003年央视新闻调查来广州调查长洲戒毒所贩买戒女为娼案，采访过我，有幸与柴妹妹采访组一起，连续进行了八天八夜的艰苦暗访调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与陈鲁豫打交道，是因为2005年初，接受“鲁豫有约”的访谈，与鲁豫有过深入对话碰撞。

因此对二姝有些了解。一直想写点什么解析一下“都说很象”的两人。

二姝都有着光洁圆润的高额头，都留着清汤挂面式的包菜头，脑门右边那一溜黑瀑从额头垂下，时不时遮住半 边脸庞。甩荡间，显得是那么地妩媚轻盈而富有灵性。以至于柴静离开湖南台《新青年》栏目、到央视南院的《东方时空》报道时，门卫首先喝令她的是：“把你的 额头亮出来！”这非常奇怪的命令，使柴妹妹一直记忆深刻。没有欣赏眼光略显粗暴的门卫，为的是要验明正身对脸，职业要求使他遗失了男人本色。

《纪事》的何保胜在这个院里工作几年了，一直骂骂咧咧地埋怨“南院没有美女”。03年我也到这个院里和他做了几月同事，颇赞同他的这一说法。也可能央视平时丑女众多，美女也如云，来来去去间都见惯了，以至于对美丑没了敏感，好不容易南院有了道风景，却给人这般暴殄。

二姝都是大脑袋，却丝毫没有破坏她们的美感，只是更加突出她们的优点，当然那大脑门里装的，都是聪明才 智了。鲁豫长着一张天使芭比娃娃的脸，天生占尽做主持的优势。柴静清纯质朴得犹如邻家女孩；一双清亮清亮的眸子看着你，能透出你的心灵的清澈或者混浊，总 能使你心田澄静。她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一种知性美。

十多年前鲁豫自北京广播电视学院毕业，分到了央视的《艺苑风景线》工作。后转投凤凰，从主持音乐节目《音乐无限》，到《凤凰早班车》，再到后来为她量身定造的大型日播栏目《鲁豫有约》。迅速窜红成为凤凰四大当家花旦之一。

鲁豫充分发挥了自己“聪慧机智，清新亲切”的特点，寻找、接触、访问一个个独特的对象，创造了一个新颖的访谈节目模式。因为她是学英语专业的优势，能以流利的英语采访各政界、企业及社会焦点人物。

在做直播和早间新闻时，鲁豫尝试了一种“说新闻”的报道方式，许多人惊讶于她播报方式的不羁与灵活，“新闻原来还可以这样播”！电视播报基本就是念文稿， 但她没有，是现场即时发挥说出来的，而且能不卡壳不出秕漏，对着成千万过亿的观众直播，硬能撑持瞬息万变的场面，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作出职业化的评说，最后 到了号称“说新闻独步天下”，那可是真功夫。常看央视多少大腕级的播音员直播时打磕巴露怯，就不得不偑服这妞儿大脑里“CPU”的即时运算处理之快。

柴静的成名，与湖南这片水土，有不解之源。她大学在长沙铁道学院度过，专业是会计，拒绝做柴会计的 她，19岁开始在长湖南文广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许多男青年的“梦中情人”。说是他们的“梦中情人”是不错的，因为好多人都 是痴迷地抱着收音机、和着那个虚拟的柴妹妹入眠的。那份亲和力，直到今天还让很多人留恋不已。

后来她也到北广读电视编辑深造，22岁再回湖南，主持湖南卫视《新青年》，25岁被央视挖角撬到了新闻 评论部《东方时空》。本来大可象央视许多凭借平台与资源优势而讨巧红火的主持人一样，不必付出过多即可获得成功，但她一直想成为一个职业新闻人，而不想靠 着央视这个平台，当个花瓶式的主持人。

真正成就她的，是2002年底，她要求到央视王牌栏目《新闻调查》作了出镜记者。2003年初的 SARS报道，让她站到了同类报道的顶峰，6月份作“长洲戒毒所贩卖戒毒女为娼案调查”，让我结识了这个已经很职业化的调查记者，后来我们一起因为报道 SARS和“长洲戒毒所贩卖戒毒女为娼案调查”，一起被评为是年央视评选的“中国八大风云记者”。而那时，我也成了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员。

从某种角度说，柴静是个记者型的主持人，而鲁豫则是个完全意义上的职业主持人。但她们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牲口一样地工作着”。二人都是绝对的工作狂。

在作早间新闻时，鲁豫必须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骡子样开始工作，因其辛苦，赢得“香港农民”的绰号。可真 正的香港农民也没那么苦啊！99年澳门回归时，她一摞一摞把材料抱回家看，抱到手软。家里到处摊满了资料，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时的她觉得最快乐，说： “这种时候我才切切实实地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傻子’”。所以那些日子，她在台里见每个人都开心地念叨说：“最好天天澳门回归”，她当所有人都和她一 样对新闻成狂，搞得人人对她侧目。

她说新闻或者即时讲解时，很多时其实也有个小稿子或者说简单的提示什么的，鲁豫的记忆力被神化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虽然并没传说的那么神，但做我那其节目的编导由衷佩服地说：“鲁豫的记忆实在太好了，我们的稿子她一般只需过一遍，上棚录节目基本就不用再看稿子了”。

一般她决定采访谁，哪怕以前认识，在正式采访之前，也不再见你，也不会打电话，不会再沟通，好象没打算做这个节目了。但她暗地里会调阅大量的关于采访对象 的资料，功课做足，出台录节目时，对采访对象的了解、对话题的把握、现场的谈话技巧，都很到位。录我那期节目时，就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而且那天她同时还要 录其他二场节目，在水银灯下的台上，起码得呆够5－6个小时。那些谈话内容的功课，她都在事先完成了。每个对象、所涉及的每个事件，以及相关细节，甚至谈 话对象个性特点，尽在她的掌握中。让你不得不赞叹，这真是个天生做王牌主持的料！

而柴静，最出色的是她如驴负重的职业调查。这也是她和鲁豫最大的不同之处。鲁豫是相当专业的主持人。而柴静，虽然好象也是主持人，其实应该算出镜的调查记者。

记者里面最难当的就是调查记者，象牲口一样干活，是很多优秀新闻人的必备功课，不过在新闻调查做记者，被称为“牲口里面的牲口”。记得次拍长洲所案子时， 光素材带就拍了50盒（每盒时长一小时），两个摄像开机时间就得超过50小时，摄像机在肩上的时间更远远超过50小时。八天下来，他们的肩真的扛肿了。记 得那时每天我们只睡4－5个小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6小时。做一期节目，光素材带看一遍就要花一周时间，剪一个片子一般要用20天或者更长。

但出镜记者相对轻松些，因为那些基础工作，基本由编导完成，而一般观众是不会知道编导在一个播出片子里远胜于主持人的功劳，风光总是属于出镜记者，这就是电视的另一个特殊性。 柴静的工作总以“温柔得可以杀死人”的方式进行。概括一下，就是温柔娇怯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杀手的心。这种伤力有时是无坚不催的，因为对手根本没想到或 没想明白很多事，就已经中招了。这个自我介绍时总习惯说“火柴的柴，安静的静”的山西女子，问问题准确简短而犀利，绵密柔韧中穷追不舍，大有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的劲头，相当注重采访技巧。有些受访者（特别是批评报道时）在某此关键问题上，总是不愿意多谈或不想谈的，柴静可以拐弯抹角用很多方法，迂回一大圈之 后又转回头问这个问题，努力奏效后，能感到她眼里漾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因为她做电视的主持人出身，又比一般记者拥有一份对镜头的敏感，可能很想表达出一些细腻的、个人的东 西，因此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镜头秀，有些“小资”的表演成份，如评论部的同事王学锋在评点央视主持人时说：“她的毛病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小资有关。有时候看 完她的一期节目，内容印象不深，倒是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 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始终看到她那儿弄来弄去。而且不只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的收敛。”

以前听人说过，柴静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凤凰卫视的鲁豫，包括发型姿态。现在柴静慢慢出名了，又听到另一说 法，说鲁豫有点在模仿柴静。观众有时是势利的，但人有时出名了，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连新闻调查她一个组的同事，也有人说那些专家们捧得柴静太高 了，算来都是“柴迷”惹的祸。

不久前柴静在她的个人博客里写了篇《闯缸鱼》，写的就是评论部搞记录片的高手彭红军，被女同事称作“电 视牲口”，因为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他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进不去人。平时总是一人一骑，动不动十几万公里，拍个大片，获各种奖。当年，在罗 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40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了两天。每天只喝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38度的天气中只有一条睡袋。

其实她自己，也离这个境界或者说境地差不多了。她本可以更舒服地当她的红人，坐在空调房里养尊处优。但 她却对做调查记者情有独钟。这对她是个事业的开始，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评论说：“她这现在才开始，调查记者的魅力，你过十年后再看她吧，那时她才是最好 的！”一般来说，主持人不可能有那份魅力，而且也不可能有那么长的电视青春。

记得在她自己写的那篇文章里，彭红军劝她：“姑娘，快点嫁吧，好白菜，最后别被猪拱了”但有几个男人能 消她这份职业之苦？我不会去猜测名女人的私生活，但如我等满脑袋顶着高梁花子的糙男人，奔走在这条满是荆棘的新闻路上，路上还有一道每个毛孔都透着伶珑、 满是才思机巧的亮丽风景，这样的“生物多样性”，才使这条路上不至于色彩单调和枯躁。

“争议人物”柴静：不对生命就范

柴静一直是个“争议人物”。 记不清哪年哪月哪天，柴静给范铭发去一条短信：幸好，我们没老，没腐朽，没对生命就范。

柴静，一个犀利而柔情、美丽而果敢的知性女子。

柴静说，她是“火柴的柴，安静的静”。不久前，她在大连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是受邀为女记者协会讲课而来。众女记者真诚发问：“怎样才能像你那样发现新 闻？”“你那些精彩的新闻是怎样做出来的？”这时的柴静，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激烈的“火柴”，而是一种沉淀过的“安静”，她说：“站在最近的地方，你就能 ‘看见’新闻……”

“在《看见》，她变得更宽厚了”

性格沉静的柴静，其实骨子里是极有主见的一个女孩子，从不循规蹈矩。比如，《看见》在播出她采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这一期节目时，柴静的一个举动让人印象深刻：她正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隔壁忽然传来一阵号啕，是张妙的母亲。“为什么不进去劝劝？”柴静问。“劝也没用。”柴静起身，对着镜头说：“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说……”她示意摄像师留在原地，采访戛然而止。

进屋后，柴静把手搭在张妙母亲的手臂上，任其默默地哭泣。柴静没有让摄影机闯进去，拍下母亲崩溃的画面，也没有等张妙的母亲停止哭泣后，继续追访。

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面，只是张家门帘背后模糊映出的剪影--柴静拉着张妙的母亲。再没有任何具象的镜头、动情的表述，只听到一个母亲断断续续的哭声。

柴静这一刻的静，赢得了观众的心。

几年前，央视著名制片人陈虻说：“柴静离一个伟大记者的标准，还差一点儿‘宽容’。”“宽容是什么？”柴静问。“宽容的基础是理解。”

今天，有人说：“央视十年，柴静的变化不是颠覆式的，是成长式的，以前她锋芒、灵动，强调现场的激烈感，在《看见》，她变得更宽厚了。”

其实，柴静一直是个“争议人物”。

刚进央视时，柴静一心想着建功立业，在镜头前极富表现力：拎着高跟鞋去追一个孩子，或屈身近前握住当事人的手；对采访对象发出连环式追问。那时，她喜欢短兵相接的新闻江湖。

令柴静今生难忘的，是做《新闻调查》第二期节目《双城的创伤》时的经历。6个孩子集体自杀，有两个死了。活下来的谁都不肯开口说是什么理由。柴静去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里采访……播出后，在节目中为孩子擦眼泪的柴静被指责表演性过强。接受采访的这个孩子跑去看柴静的网站，看到了外界对柴静的指责。

结果这个孩子给柴静发了个短信：“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当初仅仅只是一个记者的话，我不会告诉你这么多的。”

那一刻，柴静心头震撼着，羞愧着，反思着。

与另一个柴静对抗

现在的柴静，因对人性的深度关切被很多人铭记。可是作为新闻记者的柴静，还不得不和另一个作为女子的柴静对抗。

李阳家暴事件后，《看见》采访了李阳和他的妻子。那期节目播出后，观众没看出什么异样，柴静打了几个电话问反馈，朋友们都说好，但电视上那个柴静就是让她不舒服。重播时，柴静窝在家里的沙发上，以观众的角度看。

在那期采访中，李阳突然把话题引向柴静，试图寻求共鸣和佐证：“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我相信你会有大量时间扑在工作上，你没得选择的。”

柴静未置可否：“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尽到应有的爱和责任，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那不是，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 妈的责任，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柴静笑起来，加码了自己的分贝：“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亲密，她把手心贴在一起。

回答当然没问题。但审视自己的柴静嗅到了“攻守”的气息。她觉得自己在那一瞬间“水花四溅”。

《看见》采访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时，药父讲述了一个细节：在父子短暂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药家鑫提出捐献自己的眼角膜，但他没同意。“我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药庆卫向柴静复述他的原话。

这时柴静没有看他，也没看镜头，低着头说了一句：“那个话可能他听了也很难受。”在摄影机的取景框以下，在观众看不见的位置，柴静正用笔尖扎着自己的手背，以求克制。

“我大致能体会药家鑫当时的心情，他想有最后的救赎，或者留点什么，却被用一种挺刺激的方式拒绝了。我也理解这个父亲，他一直在激愤的痛苦中，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一种很深的无奈。”柴静说，“我有情动于中、不能自已的瞬间，而且流露了。”

做新闻背后的人

2003年，柴静调到《新闻调查》栏目任记者，开始深入接触“新闻当中的人”。她关注他们的生活，认知他们的困境，犹如关注认知另一个自己。面对死亡、黑幕、阴谋和不公，她穿越恐惧，直抵事件核心。

曾有人问柴静的勇 气来自哪里，她答：“我去采访讨薪8年未果的农民，在他坐过的法院台阶上坐着，体会他的无助；我去采访拆迁中丧子的母亲，看着她泪流满面；我去采访注射了 ‘奥美定’的女人，用手触摸她胸部里的硬块，知道这个将永远无法根除……这一切，让你知道你跟这个时代的联系。如果你仅仅为追求个人幸福而活着，你将永远 得不到幸福。”

2003年，柴静是最早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汶川地震时期，柴静制作了《杨柳坪七日》，被天涯社区评为“2008年度最受网友喜欢的记者”。和当时若干赤裸裸的血泪报道相比，这个“七日”淡而有味。

2008年5月26日，柴静跟随一对在绵阳体育馆避难的叶姓夫妇，回到他们在杨柳坪的家。

家成废墟。他们正在上四年级的儿子，尸骸无存。叶哥指着一个旮旯儿说：“这是儿子上次跟我下跳棋的地方。”到了六一儿童节，叶哥跟邻居孩子下象棋，心神不定，走了几个子就问：“我是输了吧？是输了？”这是柴静记录的忧伤。

一个丧母的孩子，收留了一只小野猫，说一定会努力让它活下去。柴静问：“为什么？”他抚摩着猫，低头说：“它也是一条命。”这是柴静记录的人性。

幸好，没对生命就范

有人开玩笑说柴静是央视最穷的主持人--她至今没有在北京买房，这十多年一直住在原来租的房子里。柴静不以为然：钱这东西跟能力、跟道德都没多大关系，只要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够生活了，就很好。

有人问柴静：“这些年，你一直住在租的房子，也不买车，是甘于清贫吗？”柴静好像不知道怎么答，想了很久，把手里的餐巾纸撕成一片片：“我很怕这沦为一 个符号化的东西。其实我并不高尚，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财富，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有时想想，这里面是空的，是不可依靠的。大部分时候，我更看重生命本 身，它才是真的，它饱满像果实。”

“你没有功利心吗？”“我没有‘攻’的心，只有‘守’的心。”

“她对金钱没有 概念？”《看见》栏目的编导范铭是柴静10年的闺密，范铭说：“这个解释很肤浅。我理解她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她每天事情那么多，要读书、看电影、旅游。 但生命时间又那么短，她要合理分配。我理解，她只做自己内心深处认可的事，这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生活中，柴静柔软，没有方向 感，极爱丢东西：手机、钱包、笔记本、纸。有时和友人一起喝咖啡，她抢着埋单，一掏兜，发现忘带钱包了。“她生活和工作是两个状态，上节目她头脑清楚，算 账特别快，每次讨论选题，能以环环相扣的强大理性说服他人。可一到生活，她自理能力差。所以大家喜欢保护她，宠着她。”范铭说。

前些天，范铭拿到柴静对新一期节目解说词的修改意见，上面，她把“拿去、怒不可遏、我们纷纷”删掉了，她在上面批注：“我受够了这些小学生惯用语句。”

“好的文字，是要用来听的。说到底，是不装。写文章用副词、连词是想吓唬人。告诉别人，我成年人了，你们要重视我，其实是虚弱。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柴静说。

记不清哪年哪月哪天，柴静给范铭发去一条短信：幸好，我们没老，没腐朽，没对生命就范。

懒丫头

不一样的作家

说柴静是个作家，似乎与其通常记者和主持人的身份相去较远，但在微博上，在柴静文章的评论里上，已经有不少人将其写作功力列入“作家”等级。鉴于如今作家这一词语的处境和柴静在文字上所表现出来的超高天赋，称其为“作家”似乎也并无不可。

柴静很早之前就出过一本书，名字叫做《用我一辈子去忘记》，但绝大多数人并没什么印象。如果你是先看了柴静现在的文章，再回过头去看她这本书，可能会觉得有些肤浅的华丽和无病呻吟式的琐碎，但前后对比也许正好看出柴静这些年的不断成熟。对柴静文字、写作风格的认可和追捧，是近两年的事情。柴静对好文字有自己的见解，你可以看作这是她对自己过去文字的反思：“好的文字，是要用来听的。说到底，是不装。写文章用副词、连词是想吓唬人。告诉别人，我成年人了，你们要重视我，其实是虚弱。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柴静说。

在柴静的博客里，文章多数写人，这些人又多为她的采访对象，其中柴静对罗永浩、冯唐、野夫等人的描写，已经是网络争相传阅的经典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柴静对一些对话细节的抓取和人物心理的描写，细致入微，总能在不大的篇幅里给人触动。这些文字的流传和受追捧，很大程度上是柴静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柴静的直接原因。那些被柴静写的近乎传奇的人物，也多在接受访谈时或自己的作品中投桃报李，对柴静的文字天赋表示极高认可，更有传闻称冯唐将柴静引为红颜知己，欲为其离婚。

不管你喜不喜欢柴静的文字，柴静在人物写作上的功力甩出大多数记者几条街是不争的事实。表示赞扬的文字网上已经铺天盖地，持不同意见的，尽管很少，但亦是一种参考：

“柴静写人，至性至情，大恨大爱。但总觉得故事多了点，过于传奇；情味儿浓了点，像北方人到了南方，风景是极好的，但湿气太重，还是会感觉有那么点不自然。总之，钦佩柴静，能得见记录那么多人生。”

“现在柴静的文字无疑更好了，经常被她打动。让她能够攫住和震动人的，是她的经历。经历赋予她智慧与悲悯。她不厌其烦的诚恳的反思尤其让人感动。但是在字里行间，总有一股从年轻时就若隐若现的和文字较劲的意味。曾经是有意显得深刻，现在是故作超然。尽管都只是淡淡的，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柴静仍然年轻。”
罗永浩跨界对话柴静 畅谈彪悍人生




来源： 名FAMOUS

他们是当今社会中少有的、也是公认的理想主义者：柴静，央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硕士学历；罗永浩，著名的英语教育从业者，高中辍学。

教育背景和工作体制的显著不同，并不妨碍这两位成为好友。现实生活中他们经常“近乎肉麻地”大肆赞扬对方，却又喜欢互相抬杠和挖苦。他俩有很多观点针锋相对，说话间，谁都不愿退让，但俩人之间的欣赏与信任，始终没受到影响。

罗永浩
1972年生于吉林和龙。高中辍学，曾经摆地摊、倒药材、做期货、销售电脑配件。2001年至2006年在北京新东方学校任教，教学风格幽默诙谐，讲课内容被学生整理成“老罗语录”在网络流传，“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是其中的经典名言。2006年6月，辞去新东方的工作，创立牛博网。2008年，创办 “老罗英语培训”。今年4月，出版自传《我的奋斗》。

柴静
1976 年生于山西临汾。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22岁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加盟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并担任主持人；2003年，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也是第一个零距离报道“非典”的记者；2009 年成为《面对面》节目主持人和出镜记者。在节目之外，其博文在网络上也拥有高点击率，并被大量转载。

北漂往事 “小浩浩要奋斗哟！”

罗永浩：我觉得我和北京孩子的不同，是时代的不同。我看冯唐回忆小时候的故事，也很纯朴，可能差别只在于接触的事物，比如见过大的世面、看过从国外回来的人，八几年就在马路上见过洋人……那时候全国都单纯，现在小城市也不单纯，农村的孩子也上网下毛片。

柴静：看的书还是有差别。

罗永浩：对，他们有大的图书馆，我小时候县城图书馆的书全被我看遍了。我对评书感兴趣，全县的评书加起来总共15套，一个假期就看完了。我们历史老师讲得非常烂，没有袁腾飞这样的好老师。我们对历史的学习都是从那些弱智评书里来的。在北京，你去图书馆、书店，几乎没有找不到的书。

柴静：我以前和冯唐聊，他说他中学时看什么英国名著，定了一百本，直接看原著。咱们那会儿能看什么啊？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

罗永浩：“毒害”娃娃从小做起。

柴静：是啊，我们现在还得拼命地把前二十年看的都忘掉，这要花很大的力气。

我是1998年来北京念书的，睡木板床，铺一蓝布床单，洗澡的时候拎一个桶，得走10分钟。

罗永浩：天热的时候洗完澡回来又一身汗？

柴静：都没法好好洗个澡。我特别受不了洗澡时也要争抢，人们赤身裸体地抢一个水龙头。

罗永浩：嗯，我明白。那时觉得读书艰苦吗？

柴静：没觉得，就觉得挺狂热的，我之前都没怎么见过图书馆。

罗永浩：我是2000年来的，2001年春天终于可以上岗教书了，在双榆树租房子，临着三环，永远都是轰隆隆的车轮子声，尤其是夜里。一开窗户就是汽车尾气，每次都觉得，别开了，屋里空气再差也不会比外面差。

柴静：是不是有种“小浩浩要奋斗哟！”的感觉呢？

罗永浩：呵呵，会有这种混得好一点的想法，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的人都会有的。我印象挺深的是，上班没多久我去国家图书馆办借书证，这才发现借书是分级别的，直接办是最普通的证，想办个再高端点的就得有本科，如果再高一个级别，就得有硕士文凭乃至博士。我很受刺激，国图居然阻拦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去读更好的书籍！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没上过大学的人想去图书馆借一本英文原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看，那这个国家真牛了。
每次我跟学生讲完这个事，他们就很激动，场面就有点失控。后来我借一些书都是通过我学生借的。我在新东方时，学生里有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我说谁有硕士文凭，下课后咱们聊一聊。他说老师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然后我们约一个周末他把证借给我。

柴静：好多人受了这种刺激后，会去考个证或买个假证。

罗永浩：我不会啊，我把它理解成屈服。你在北大读的什么来着？是艺术还是？

柴静：哎，说全称！

罗永浩：全称是什么来着？

柴静：说了你也不懂，没上过大学的！(笑)

罗永浩：像你这种工作就得是和文凭是有关系的。

柴静：没有关系。

罗永浩：我以为体制内的工作都强制要有某些文凭。

柴静：当时他们招我进中央电视台什么都没问，也没考试。但现在不行了。

罗永浩：我自己就经历过。有次我去一家私立学校面试，工作人员说，你没上过大学？我说没上过。那俩人对视了一下，就那种“那你还来起什么哄啊”的表情。然后我说打扰了，就灰溜溜地出来了。我觉得把我和一群笨蛋放在一个起跑线已经很受羞辱了，从用人单位来讲，他甚至觉得你没有上起跑线的资格。这两线一拉，误会有多大！

柴静：你为什么那么较真呢？考个函授(学历)也行啊。

罗永浩：我知道，但你要拿这个文凭的话，就得强忍着恶心去学你不愿意学的。你现在要我去考什么四项基本原则，没法弄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能说我不坚持，可能我不愿意太委屈自己。

成名之荣
签售先练手腕，签名签作他人

罗永浩：柴老师最早出名的时候，是抚慰湖南出租车司机午夜的心吧！

柴静：对，我成名比你早。(笑)我20岁时广播刚盛行嘛，但没人认识我是谁，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只能从听众来信上感觉到他们对我名字的信任，感觉那时候他们会完全把一个东西交付给你。我觉得现在做电视就很难得到陌生人对你的信任感。

罗永浩：(笑嘻嘻地做捏肩膀状)你给夜里开晚班的出租车司机做心灵马杀鸡。你离开湖南以后，长沙的出租车司机都不干夜班，九点就回家。

柴静：我那节目一点都不温柔，不像那种夜话节目，你打个热线我抚慰一下你。

罗永浩：那是什么形式？我都没听过。你有录音吗？

柴静：网上有。你看你都不关心我。

罗永浩：我有过自我膨胀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有，你那么冷静的人。

柴静：你怎么膨胀？

罗永浩：比如要搞签售了，我在家就开始练手腕，心想这还不得签他一千个。结果跑到那就来两百来人……这种自我膨胀随时都有。

柴静：我不太膨胀，我比较害羞一点吧。不过有次在机场，有个男的，穿着貂皮，脸红扑扑的，过来跟我说这说那，我当时正看书，实在是憋不住了，说，对不起，我想把书看完。然后他就走了，他一转脸那个失落！看得我心里特难受。后来上飞机，那哥们居然坐在我前头，他又转过头来不停问你有车吗？下飞机我送你！我就又有点不耐烦，心想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可是说完后，他转回头了，我又觉得心里不舒服。那种感觉很无奈。
另外一次，一帮大嫂扑上来：“哎哟，陈鲁豫！”我说我不是。“哎呀，你这公众人物怎么这样啊！给我们签个名又怎么了？”我当时觉得，不签的话好像对陈鲁豫也不太好，就给她们签了“陈鲁豫”。

罗永浩：哈哈！我觉得我最好的一点就是到现在也没买墨镜。(注：柴静面前正好放着她的墨镜。)

柴静：哟，你挤对谁呢！今天有风，眼睛有点不舒服。

罗永浩：哦，我真以为你从来不戴墨镜。

柴静：因为你也没见我戴过啊。

成名之堵
把诽谤言论复制粘贴30遍！

罗永浩：有次我走在路上，听见后面有个年轻人说：哎哎，你看那是不是老罗？他旁边那人显然对我不感冒，说：那个傻逼！

柴静：那你怎么反应的？

罗永浩：我总不能对他说“你说谁傻逼？”那不就真傻逼了。

柴静：你心里难受吗？

罗永浩：肯定不太好受。不过影响不大，等到走回家就慢慢忘了。

柴静：我经历的比较恶劣的就是博客上的留言吧。有各种各样的攻击，跟性有关的特别让人难受。那阵子我妈和我家小弟弟都看我博客，我有点担心，以至于有次我就把评论给封了，因为有人连续发这种东西。过了两个小时，我就看到有人留言说：“不能因为一个人，你就把别人的发言都禁止了。”我看了之后，很快就恢复评论了。

罗永浩：这种事很锻炼人的。

柴静：真是很锻炼人。平时你谈论言论自由，可当你受到羞辱时，还能不能捍卫这个？

罗永浩：你这是概念的混乱，不用去考虑公共领域。

柴静：但多多少少你是一个公众人物，能不能忍受别人对你私生活的攻击和羞辱——这是应有的容忍。

罗永浩：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赞同。比如说美国有个案例，有个公众人物是混血人，别人蓄意诽谤羞辱他，说他母亲和动物交配什么的。他去告那些人，但法院判他败诉，因为没有人会真的相信，那些诽谤没有造成事实上的伤害后果。这种案例我支持。你自愿面对公众也好，被迫面对公众也好，一旦面对了，他们说什么都有可能，但这不意味着你要提供平台让他说。

柴静：从道理上我可以理解，你这也是对的。到后来我就和家人谈，让他们理解。如果这种事都不能接受，后来有“柴静被捕”的谣言时，我父母是怎么承受住的呢？

因为之前有很多小的事情积累，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理和家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错。

罗永浩：但有些现实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我刚开博客时，来了一小子说，老罗你这个臭傻逼！他骂了一堆脏话，还说，你别在这地方装了，2005年的夏天，未成年的女生被你搞得怀孕堕胎，什么什么的，写了一大堆。然后下面就有人问，真的假的？再下面又有人说，我看难说。你看，这个势头就让人很不舒服了。但你又不能很严肃地去回应，因为那肯定就激起另一群人兴奋起来。所以我就被逼发展成了自毁，我用匿名ID把他这些话复制粘贴发了30遍。后来的读者再看，就会说，这人捣什么乱啊，滚！

柴静：呵呵，那这人被你黑得够呛！

罗永浩：如果你贴一次，别人就会问是不是真有这事，你贴30次，就会被认为是捣乱的。

柴静：他不急坏了吗？

罗永浩：肯定急坏了，说老罗有你的，你等着！

柴静：哈哈，气急败坏了。

学习原则
面对“规范”，斗争还是改良？

罗永浩：如果自己生个孩子，我应该会用郑渊洁那种教育方式。

柴静：你让他再遭一遍你这个罪？

罗永浩：不遭罪啊。我会让他接受大学本科教育，但我不会让他在国内读。比如说我先把他教到高中阶段。化学、物理我都能教，我以前几何学得好着呢，物理还科代表！

柴静：你才上到高二就辍学了，那高三物理呢？

罗永浩：高三都是总复习！你这问题问得就非常外行。

柴静：我肯定不会用郑渊洁这种方式。我基本上是“混”过来的，我也主张“混”。“混”的意思就是说，不跟什么东西有大的正面冲突。不是说“那辈人哄他高兴就行了”吗，考试过了60分，你别挡着我就行，其他时间做我自己的。

罗永浩：那你怎么看待这类问题，比如作文课上老师让孩子写一篇满嘴谎话的作文？你按你的方式去教的话，老师那边肯定通不过。不撒谎就不及格。
柴静：我觉得你可能把它想得严重了。

罗永浩：一点都没有。

柴静：也没觉得非得强制你撒谎。

罗永浩：就是强制撒谎。

柴静：只是强制你按一个套路说话。我小表弟有次学完《漓江的水》，要求回家写一篇文章，比如山西人，就写山西的过油肉。我很感兴趣，就想让他看看肉什么颜色什么味，查查历史或者打电话问他妈妈怎么做。他很沮丧，说我们老师不要这个，老师要“山西的过油肉真香啊！山西的过油肉真甜啊！”就按《漓江的水》这模式走。我觉得特别无奈。不过你得把这当成一种训练，你知道什么是好的、知道文字之美就行了。其他老师给你的训练也必须学会忍耐，明白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

罗永浩：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逼孩子写文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显然都不是党要求的，他们到底想干吗？

柴静：他想让你适应一种规范，就这么简单。虽然这规范是不合理的。起码你得知道这规范是什么玩意，你掌握了才能漠视它，要不你老和它对抗、愤怒，这不白耗你生命嘛！

罗永浩：你假定这里面有某种妥协或者能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走出一条路来？

柴静：我没那么理想化，没说孩子一定得在一条温和的道路上走下去。

罗永浩：但让孩子通过撒谎来妥协，你作为家长会怎么看？

柴静：这当然不可以了，底线被突破了。就算孩子没有意识，我作为母亲也不接受。如果真的到那么严重的地步，那我就算了吧。

罗永浩：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想确认这个。我是因为对此不乐观，所以不会让孩子去上学。

柴静：我上大学，一开始也是非常无趣的。老师拿着教科书，两三个小时，就只抄笔记。虽然没让你去撒谎，但你会觉得这是浪费生命。后来我跟同学商量了一下，把课堂变成自己的。比如制作一个节目，他做了，我也做了，我们就来分析这两个节目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哪种更有意思。老师就在旁边，他也可以发言。所以我觉得规则是可以试探着改变的。当然孩子慢慢长大了才会做到这一点。

理想主义
对未来我们还是有信心

柴静：我觉得自己谈不上理想主义者，有理想没主义吧！

罗永浩：差不多吧。毫无疑问这种放在现实里是有损失的。你是央视主持人里面最穷的。我们家人就会说，别得瑟了，好好挣点钱吧，你看你快四十了还没房没车，怎么怎么的。

柴静：你怎么安抚他们？

罗永浩：哄呗！

柴静：反正你哄人厉害。可能男的生活压力、家庭压力比较大，我还行吧，父母对我没说什么。

罗永浩：“赶紧给我嫁人！”

柴静：我不太愿意在挣钱上花太多心思，比较懒。比如说我做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应该给我钱就会给我钱，就做挺正当的劳动。

罗永浩：你回山西给煤老板儿子主持一下婚礼吧，好几十万呢！贵台的好多主持人不都干这个嘛！

柴静：我也不那么缺钱吧，一个月挣点工资，靠这个活也没问题。但这事儿不能让它成为一个标签，“特敢于清贫”什么的，这种标签也不好。

罗永浩：呵呵，你就是嘛，还羞于承认。

柴静：是不是有比我更穷的我也不知道啊，谁的经济情况什么样。我既不为此感到自惭，也不为此感到自得。

罗永浩：你就是没钱买房！你看那些主持人靠什么赚钱啊，都不是工资，工资可没多少。很多事你还不像我，做完了会自吹自擂。

柴静：我觉得我和你还是有对未来的信心。我老觉得人的价值会得到回报，我特别尊敬我的职业，我干这行给我的合理回报，就从我的观众中来，就从我做的节目的质量里来。从别的渠道来会觉得这是对我这职业的轻慢。

罗永浩：嗯，不错，有你的！

柴静：第一我没觉得缺钱，第二我觉得值的更多的钱它将来会给我的。当初做电台的时候我也挺单纯的，领导找我谈话，特别不好意思地说，你做这个节目没工资没加班费、打的不能报……我装作愁眉苦脸的，心里想的却是，我居然可以做我喜欢的事而不用给你钱吗？这么多年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包括现在。干我喜欢的事，中央电视台还给我钱，让我能生活，我老觉得挺窃喜的。

罗永浩：你这工作做了这么年还没做烦是不？

柴静：嗯，还行。

罗永浩：你要不干记者的话，最想干什 么？想过吗？

柴静：写东西吧。我可能会下点工夫去写一个人。我觉得我写传记应该还行。

柴静：你决定不要孩子吗？

罗永浩：对啊，我肯定不会要的，最多会领养。我喜欢孩子，但我对生命本质是悲观的，“来”和“走”是自己决定不了的，在这中间的过程中可以给自己安排点儿事，但整件事你是安排不了的。这个感觉非常不好。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容易不高兴的人，后来自我调节得比较好，很少不开心。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大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话，我不愿再冒险带一个生命过来，让他再来遭一遍罪。我觉得人生在世更容易苦多乐少的。

柴静：这不是悲观，这简直就是否定。就是因为你觉得他痛苦吗？

罗永浩：累。你想活得高兴，想这世界变得好点，所有这些都挺累的。

柴静：那你没有活着的喜悦感？

罗永浩：当然有啊。如果照宗教说的有轮回，上辈子做错了那下辈子做牛做马活该、这辈子做好了下辈子有个福报什么的，真是这样子我还比较好接受。但是无神论就知道没你什么事了。就好比屠宰场里的残酷我们看不到，还心安理得地吃着肉。

柴静：你这里面肯定有个人主义！

罗永浩：有啊，要是主观能让我选的话，我不会来这世上的。生命就是偶然。

曾轶可
(注：罗永浩是曾轶可的忠实粉丝，并曾试图帮她制作歌曲以及发展规划演艺道路。)

柴静：出于对你的感情，我试着听了好几次曾轶可，但真的是一首歌都听不完。

罗永浩：你受不了她的嗓音还是？

柴静：我不觉得她声音怎么着，只是觉得没有魅力啊！你说咱俩，都喜欢平克·弗洛伊德，喜欢莱昂纳多·科恩，音乐上的趣味很相近，但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有点奇怪。不过人总有被雷劈的时候吧，如果被劈一下就会对这个(指了指桌前的矿泉水)产生爱恋，那这也正常。

罗永浩：(离席片刻后回来)刚刚是谁在背后说我人品好于文字了？

柴静：是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先夸你人多么多么好。难得他们会众口一辞地这么说。

罗永浩：我对这个特别没有同感。我对自己的认识是：我看了看我人品又看了看我的文字，真是没法取舍——实在看不出哪个更好！叫人家怎么挑啊！

卢安克
柴静：你看过我们做的卢安克的节目吗？(注：卢安克是一位自愿在广西山区支教十多年的德国人，其教育方式引发争议，迫于压力，他近期不得不关闭了自己与外界沟通和交流教育内容的博客。)

罗永浩：看过。两年前我就知道他了。我特别喜欢这个人，他关博客确实挺意外的。

柴静：之前我接到一个出版社的电话，非要我给他们卢安克的联系方式。我说我没有。对方说，那我就去那里找他。我说最好你别去，他一个人压力太大，不大愿意和外界接触，最好经过他的同意再去。对方给我发了一个短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没理他，结果又发了一个“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又没理他，结果他又发了一遍！我就想，天呐！就像卢安克说的：“目的性太强的东西确实令人挺害怕的。”

终极理想
柴静：我妈有天把我小时候在山西的日记本带来了。我自己看了不忍卒读啊！其中有篇叫《我的一生》，“我唯一的追求就是要不断地自我完善。”——起码小时候我就明白人生没有一个终点。

罗永浩：快往博客上传。

柴静：讨不讨厌啊，我一抒情你就讽刺，讨厌！

罗永浩：咱们的理想都是有阶段性的，终极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我接近成年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到现在也没什么变化。但有一些比以前严格了，比如以前我想移民，就想过办一个假毕业证，但在我当老师的过程中，我会跟学生吹牛，把自己说得挺好的，慢慢就不好意思去做、甚至都不好意思去想了。这就是你说的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我当老师5年真是挺幸运的，等吹牛完了以后发现有些东西没自己说的那么好，就会有动力改进。东东枪说过的一句话多好啊：要为年轻时候吹过的牛逼奋斗终身！


“看见”柴静



《看见》在播出药家鑫这一期节目时，柴静的一个举动又引发争议：节目二分十六秒，柴静正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时，隔壁忽然传来一阵嚎啕大 哭，是张妙的母亲。“为什么不进去劝劝？”柴静问。“不劝，劝也没用。”柴静起身，对着镜头说：“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说……”

她示意摄像师留在原地，不要拍摄。采访戛然而止。

进屋后，柴静把手搭在张妙母亲的手臂上。那时，她忽然问自己：如果这是二十多岁的自己呢？不会做这个动作。也许手足无措，也许很“粗暴”地给对 方擦去眼泪，嘴里不断说着：“不要悲伤，明天会更好”之类的安慰话。就像八年前《新闻调查》第二期节目《双城的创伤》所做的一样：握住孩子的手对他说： “不要哭了，去洗个脸。”

还有一种可能，二十出头的柴静会端着摄影机闯进去，拍下母亲崩溃的画面，或等女人停止哭声后，继续追问采访。可到了35岁这个年龄，她想了想，放弃了。

刚进央视时，柴静一心想着建功立业。镜头前：她短发，双手紧紧握着话筒，对采访对象发出连环式追问。那时，她喜欢短刀相接的新闻江湖。

有观众写信：“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在镜头前，柴静极富表现力：拎着高跟鞋去追一个孩子，或屈身近前握住当事人的手。

这一次，走进张妙房间后的柴静没有出现在镜头中；最终呈现的画面是张家门帘背后模糊映衬出的柴静拉着张妙母亲的剪影。再没有任何具象镜头，只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不想‘消费’这件事。‘进去’只是私人举动。没必要在镜头前强调和夸张。”柴静说，“年轻时，总意识到镜头在盯着自己，必须夸张行为，取悦 谁，来完成任务。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知道有些人承受的东西是他人无力改变也无法体会的。唯一能做的是在得到别人的允许后，陪伴于此。跟你一起，试图感受 你的感受。‘陪伴’也在传达一种无能为力。对不起，没办法，只能感受。”

《看见》制片人李伦说：“央视十年，柴静的变化不是颠覆式的，是成长式的，以前她锋芒、灵动，强调现场的激烈感，在《看见》，她变得更宽厚 了。”几年前，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说：“柴静离一个伟大记者的标准，还差一点‘宽容’。”“宽容是什么？”柴静问。“宽容的基础是理解。”

出走

刚进央视时，柴静有争议。2003年非典，她采访一个白衣天使，打开门，跟摄像招了一下手，微笑了一下，走进去。编导叶山看到这个画面，觉得“柴静的微笑很小资，‘闪进去’的动作像一片树叶，很飘”。

这种状态呈现在镜头前是一种倾诉者的姿态。《时空连线》编导包军昊回忆：“她总好像要去跟人谈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我观察她更像一个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

进央视前，柴静在湖南主持一档名叫《夜色温柔》的本地夜间广播节目。大学本科，柴静在长沙铁道学院学会计，1996年毕业后，父母安排她回山西 老家省铁十七局做会计。她不肯，执意留在湖南。每月300块钱，一半用来租房，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当年做主持，她不为赚钱也没想成名，只是喜欢这个行 业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

她还记得有听众给她写信，一个湖南大学的女孩：说有一天自己去打水，边走边听柴静的节目，发现平时特别讨厌的一个女孩也在听。那一瞬，她忽然理解：原来每个人都有相似的部分。

三年后，柴静当上了湖南文艺广播台综艺部副主任，有专栏，出过一本书，叫《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前些年，有出版社找柴静再版这本书，被拒绝。柴静说：“看不惯那时的自己，太‘矫情’。”

“我22岁，刚开始学写字，大部分是模仿，拾人牙慧。多是青春期的孤独感。总体来说，价值不大。”柴静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努力想摆脱在湖 南的状态，觉得是一个障碍。这倒不是在否定过去，‘否定’过去多势力啊。‘过去’我用不着了，就把它否定了。人都是从‘过去’生根发芽来的。”

1999年，在湖南小有名气的柴静选择去北京读书。若干年前，高中老师曾告诉柴静的母亲：“这个女孩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柴静，从小没见过蓝天，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闻某个相熟的大人在矿下又出事了。她沉默寡言，识字早，却 没什么书看，手边读物是父亲的中医书和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作文惯以“平地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开头。高中时，成绩平平。高考结束后，柴静报了长 沙铁道学院，她回忆“走得很急，恨不得把过去都抛掉”。

大学读的是会计，她不喜欢，笔记本上一边是经济笔记，一边抄着亦舒的言情小说。在一篇文章中，她拿朋友罗永浩和冯唐出来说事：“我十七岁，还在读汪国真的书，老罗已经写了个挺魔幻的尿床故事，投给《收获》，冯唐投的是《少年文艺》。”

1999年，湖南广电的前同事拜托柴静为新电视节目《新青年》招募“一个性格激进的主持人”。久寻未果，柴静第一次走上电视。

第一期节目，她戴着假发套，穿着红西装，双手紧紧握着话筒，陪诗人沈浩波站在舞台上，大声朗诵“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台下，一个同事悄悄提醒她：“要站成丁字步，（上镜）才好看。”

新闻的天灵盖

《看见》栏目的编导范铭是柴静十年的闺蜜。前些天，柴静跟她聊自己的采访状态：“我能感觉自己的天灵盖被打开了。比如今天两个摄像，还有编导， 旁边很嘈杂，当机器一开，外界所有的信息，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能感受。你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男编导，喜欢玩打火机，开关噼啪噼啪的声音我能放大无数倍。周围 人的走动，编导的皱眉都会影响我。这就像灵魂出窍的感觉。”

有一个现象佐证了柴静神乎其神的描述。《看见》栏目组的受访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广东梅县的老兵，四川自贡的小老板……编片子时，工作人员听同期 声，常常没人能听懂采访对象说什么。看现场录播柴静却交流自如，于是让柴静帮忙听，她反而听不真切。范铭问：“当时你怎么能听懂？”

“反正就是能懂。”

“一开机，柴静就把所有的细胞打开，她理解力超强，能穿透语言的本身。”范铭说，“开句玩笑，哪怕是一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她都可以直接交流。”

还有一次，她在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做直播，主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事件。作为连线记者，节目结尾，柴静要即兴评论两分钟，且一个字不能错。

“演播室消失了，摄像不见了，导播也不见了，坐在旁边的搭档也不见了，只能感觉空调的风，很轻，在耳边嗡嗡嗡响。”柴静回忆，“那一刻很奇妙，我心里一边想一边说，感觉头被打开了，所有神经都裸露在外，很美妙。”

当时，坐在演播室里的制片人李伦转身走了。柴静以为出了什么岔子。李伦说：“我太想听听你怎么说了。所以不想坐在导播室看。我家离得近，拔腿回家开电视，就想当一个观众。”

十年前，柴静刚做《新闻调查》时，央视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看到电视上正播柴静的节目，立刻打电话：“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挂了。

2000年，在央视梅地亚酒店一层。陈虻第一次见柴静，翘着腿问：“你感兴趣新闻的什么啊？”

“新闻背后的人。”柴静也翘着腿。

进央视后，柴静对主流新闻话语非常陌生，评论不会写，瞪着眼坐在桌旁。白岩松递给她一张纸，是他写的串场词。这张纸，柴静一直留着。她用功，每一个选题把所有国内外采访都打印下来。每一个嘉宾，她提前打很久电话准备。

2003年，柴静被调去《新闻调查》做记者的第三天，北京公布非典疫情。制片人张洁电话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柴静答应。挂断电话，又不放心，发去短信“请战”，张洁未回。又追去电话：“我什么时候参加？”制片人说：“在开会。”柴静从家一路跑到会议室。

《新闻调查》六年，柴静从一个夜间谈话栏目主持人转变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调整。在湖南卫视，她的风格被定义为柔软、华丽。在央视做新闻后，她喜欢带有攻击色彩的采访。

有人评论《新闻调查》中的柴静：“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她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一次采访因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被访者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柴静问：“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

“绝对没有。”

“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没有啊，我闻不到。”

“你是说你闻不到吗？”

“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

柴静笑了一下，节目结束。后来，她回看节目：当年的自己身体向后靠在椅背，面带嘲讽的笑容。

陈虻教育柴静：“当你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时，你不会轻易的褒贬。”“你二十多岁，还早着呢。三十多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平实。”“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你认识问题的方法太单一，没逻辑。”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觉得从头到尾都被挑剔：每天高兴不行，说没思考；不高兴也不行，说不成熟。她和陈虻吵，急了摔电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陈虻也急了。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你要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

“我不要伟大！”

2008年汶川地震，柴静被派往前线，偶然碰到一家人，决定跟他们回家。没有通讯，放弃直播，主编在电话里问：“你想要做什么？”她第一次答：“不知道。”

山中几日，有什么拍什么，没有就不拍。拿回来的素材没有连续的情节，只是每天的日常琐事。《杨柳坪七日》播出后，观众写信:看一遍哭一遍，平实的叙述和人文的关怀打动人心。

央视的一个老人看过《杨柳坪七日》后说：“以前柴静是一个漂亮姑娘。她自己也忘不了这点。但这个节目，她忘了。她跨入成年了。”

柴静说：“从这期节目，我开始转变。以前会害怕发生什么，但现在却很踏实这种‘不知道’的状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敬畏。那 年，我三十二岁，经历过亲人去世，了解死亡，知道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经验告诉我：生活就像水，自己会长出来。你能做的是没有任何预设地放下，看着水流迎 岸拍上。我更这种喜欢春雨绵绵的感觉，像人生一样，说服和解释，很累。”

2008年下半年，柴静报道奥运会，很忙。有一天堵在路上，出租车司机急得按喇叭。柴静说：“别着急。”说完，心里纳闷：“平时最急躁的是我，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劝别人别着急。

教师节，柴静给陈虻发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此时，陈虻胃癌晚期，在住院。

在陈虻生命的最后时刻，柴静握住他的手，这是八年来，她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她一直记得陈虻在她刚进《新闻调查》时叮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她在博客里写：“写字不是义务，写本身就是写的报酬。”

柴静说：“陈虻就像一支网球拍，我是网球，不管弹多高，他永远比我高出一公分。”

2008年底做工作总结，一个同事问柴静：“今年你为什么这么感性？”

“难道我原来不感性吗？”

“你今年的状态和往年不同。”

“我的成人礼吧！”


成为柴静

李阳家暴事件后，《看见》采访了李阳和他的妻子。重播时，柴静窝在家里的沙发，以观众的角度重看，突然觉得不舒服。节目中，李阳问她：“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你也不可能兼顾家庭吧？”柴静答：“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

回答当然没问题，观众也不觉得唐突。但柴静嗅到了“攻守”的气息。她觉得自己在那一瞬间“水花四溅”。

柴静说：“李阳的节目我唯一不满的是自己不够宁静。我完全可以呈现我的生命，而不用带着一两分的激动。我不满自己有道德优越感，天然觉得‘爱’是好的，‘同情’是好的。可是，‘善’不能强加于人的。强加的结果是普遍虚伪。”

范铭说：“以前柴静‘锐’，节目目的性很强。这些年，柴静不评价任何人，不做简单的逻辑判断，她学会感受，试图呈现事物本真的状态。”

前天，柴静碰到话剧人牟森。他说：“《看见》不是新闻节目，是文学节目。”

“《看见》是柴静的节目，它的总和是柴静的精神世界，是柴静的专栏。”制片人李伦说，“柴静是我们的发动机，她百分百有热情的选题一定要让她做，她未必可以阐述，甚至采访前，也没办法认识清楚，但这种冲动和欲望可以给节目带来好的东西。这话说得很任性，但我相信她。”

问柴静为什么不离开央视，她答：“只有中央电视台能把根扎在中国最深层的土壤，能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11月的某周，柴静周一半夜下飞机，周二清晨5点起床，乘坐早9点的飞机去四川自贡采访，周三中午回北京。周四去上海拍新一期节目。周六，张立宪《读库》的年终读者会，柴静早早答应参加。周日下午，金融街雕刻时光，她约许久未见的科学松鼠会姬十三喝下午茶。

中途，柴静给范铭发短信：累得要虚脱了。范铭回：“看你传回来的带子，完全感受不到疲惫啊。”

她是真心喜欢这行。一年365天有200天在出差。去乡下，她闻见雨点子溅在土里的味道，冬天采访车陷在泥里，人冻得哆哆嗦嗦的，一抬头，她高兴：“满天星斗，亮得吓人啊。”

柴静说：“现在是我最轻松舒服的状态。年轻时，觉得节目是作业，要做得漂亮。现在，《看见》是作品，工作对我也不重要，我不是以央视记者的身份 与人交往，是以一个人的状态去跟人交往。有时想，自己真幸运。我怎么能这么幸福呢。然后又带着点傻乎乎的天真，觉得其他部分少给我点吧，这样我可以抱有这 种幸福。不能奢求一个人可以匹配太多幸福。”

有天夜深，范铭和柴静在MSN上讨论完工作后问：“谁知道我们在深夜里都干些什么啊？”柴静回：“眼睛热了一下，为渺茫而认真的理想吧！”

柴静

柴静的新书大概在2011年年底出版。柴静写书，是因为陈虻。他弥留之际曾说：“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陈虻走后，柴静回望，觉得自己做过很多重要的事情，报道过奥运、非典。地震。但最大挑战竟然是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是一本讲述“柴静是如何由错误构成”的书，第一章写柴静泡在错误中，以至于无法呼吸。

《读库》主编张立宪5月拿到了柴静的新书，认真帮着看了一遍：“你说白岩松，他的书卖好卖坏无所谓，版税只是帮衬和点缀。但对柴静来说，版税很重要。她不阔，朋友们都希望这本书让她赚够版税，这样，就不用租房住了。”

她的朋友们简单三个字概括：行动者。每年，她帮张立宪做《读库》读者年终活动，崔永元《我的抗战》现场，她主持；休息时，和周云蓬对谈诗歌和音乐……

张立宪说：“男人们坐在一起，出现一个女孩，女孩肯定希望被哄着夸她，但柴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老男人吹牛，喝多了，吐得一片狼藉，她在一旁拿着扫把墩布默默收场。

上出租车，司机师傅想抽烟。柴静讨厌烟味。但看师傅实在难受，于是伸手：给我一根吧。她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人，春风化雨。柴静的母亲前几天说：“小心以后有了孩子，溺爱孩子。”

一次饭局，张立宪念诗：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柴姑娘马上对出下句。她极爱读书，饭局上谈书，老男人只得 装作记忆衰退的样子，支支吾吾应和。张立宪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心智属于半死亡状态，完全吃老本。柴静一直在升级刷新。这也是我们成为朋友的基 础。”

有时，男人们谈起“烟视媚行”，逗柴静，你怎么就跟这个词绝缘呢？她抗议。“其实她是‘风霜之美’。”张立宪说，“她冲在一线，耳闻目睹的人间故事。体力情感精神的多重付出，都在外在有所表现。‘风霜’这个词很多女孩不喜欢，但这是另一种美，带着对生活的思考。”

柴静的朋友都曾接到邀请柴静出面的饭局、晚会、活动。大家知趣，从不跟柴静提，在电话里推了。作为公众人物，柴静有机会成为有钱人，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朋友没看到她接过任何这类活动。

“她对金钱没有概念？”范铭说，“这个解释也很肤浅。我理解她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她每天事情那么多，要读书、看电影、旅游。但生命时间又那么短，她要合理分配。我理解，她只做自己内心深处认可的事，这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11月的那个周末，柴静和姬十三在喝下午茶时争论起美国电影《永无止境》：片中有一种神奇的药丸可以让人无所不能。姬十三认为一旦研制出这种药，人类将受益匪浅。柴静坚决反对：“这违背了人类的生存规律，人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问柴静：这些年，你一直住在租的房子，也不买车，是甘于清贫吗？她不知道怎么答，想很久，把手里的餐巾纸撕成一片片：“我很怕这沦为一个符号 化的东西。其实我并不高尚，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财富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有时想想，这里面是空的，是不可依靠的。大部分时候，我更看重生命本身，它才 是真的，它饱满像果实。而有些东西是空的，我从里面体会不到任何幸福。”

“你没有功利心吗？”“我没有‘攻’的心，只有‘守’的心。”

生活中，柴静柔软，没有方向感，极爱丢东西：手机。钱包。本。纸。和姬十三喝咖啡时，她抢着买单，一掏兜，发现忘带钱包了。范铭说：“她生活和 工作是两个状态，上节目她头脑清楚，算账特别快，每次讨论选题，能以环环相扣的强大理性说服他人。可一到生活，她自理能力差。所以大家喜欢保护她，宠着 她。”

柴静说：“我工作很忘我，到了生活，反而有点漫不经心。”

《看见》栏目组年轻的编导葛西厢第一次和柴静出差，打电话问范铭：“要不要给柴老师单独订房间？她一般是什么规格？”范铭说；“不用，她跟你们一样。”

早年，她喜欢带藏饰，这些年，没了。录节目，制片人看她脖子太空，勒令带一条项链。她选“小小”的那条。有节目需要，她才化妆，生活中，素面朝天。

和范铭逛街，柴静经常指着一件衣服问“要不，我去试试？”“这件衣服你不是有过三百件吗？”她的衣柜里，棉麻、灰黑、藏蓝、浅灰白的衣服层层叠叠。

前些天，范铭拿到柴静对新一期节目解说词的修改意见：讨厌拔腿——（批注）这样的词，拿去，太恶劣了；怒不可遏——删掉，不要滥用形容词；我们 纷纷……——我受够了这些小学生惯用语句。“好的文字，是要用来听的。说到底，是不装。写文章用副词、连词是想吓唬人。告诉别人，我成年人了，你们要重视 我，其实是虚弱。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柴静说。

记不清哪年哪月哪天，柴静给范铭发去一条短信：幸好，我们没老，没腐朽，没对生命就范。

懒丫头

不一样的柴静

关于“柴静是央视最穷的主持人”的段子已经流传了很久，大意是说柴静至今没有在北京买房，这十多年一直住在原来租的房子里。《中国周刊》也有一篇名为《“看见”柴静”》的报道，除了介绍柴静的新书，也提到“柴静的朋友都曾接到邀请柴静出面的饭局、晚会、活动。大家知趣，从不跟柴静提，在电话里推了。作为公众人物，柴静有机会成为有钱人，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朋友没看到她接过任何这类活动。”

在媒体上的柴静，处处透着淡然。还是那篇报道，里面有这样一段：柴静和姬十三在喝下午茶时争论起美国电影《永无止境》：片中有一种神奇的药丸可以让人无所不能。姬十三认为一旦研制出这种药，人类将受益匪浅。柴静坚决反对：“这违背了人类的生存规律，人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曾有记者问柴静：这些年，你一直住在租的房子，也不买车，是甘于清贫吗？她不知道怎么答，想很久，把手里的餐巾纸撕成一片片：“我很怕这沦为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其实我并不高尚，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财富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有时想想，这里面是空的，是不可依靠的。大部分时候，我更看重生命本身，它才是真的，它饱满像果实。而有些东西是空的，我从里面体会不到任何幸福。”

“你没有功利心吗？”“我没有‘攻’的心，只有‘守’的心。”

柴静：新闻应该让一个人越来越朴素

2007年，柴静在重庆开县麻柳村采访基层民主。

一

柴静和柴静长得别无二致。

前一个生于1976年，女，中央电视台记者。后一个则只有当这个记者采访时才准时出现。

是“她”在与新闻当事人对话，问答。“她”是她的战斗版和加强版，“她”会作出超出她经验之外的反应，这些反应令她意外和吃惊，但她总是发现，“她”比她更对。

“你知道在赛马跨越障碍的时候，最好的赛手的心态是你既不要鞭策它，也不要控制它，你要完全地信任它。采访前我做准备，有时没想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办，通常智力不能抵达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你得信任一下那个叫柴静的人，她更接近直觉，你别拉缰绳。”

11月8日，记者节，在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间咖啡厅，参加完节目播出以来首次总结会的柴静如此向我描述她的工作体验。过去三个月中，她于每周日晚22点36分，坐镇新改版的《看见》节目，对话姚晨、李阳、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和北航16岁博士张炘炀等人，就传播率和随后引发的平面媒体跟进而言，反响可谓不俗。节目制片人李伦欣然告诉本刊记者，《看见》已经“小幅超额”完成收视率任务，这对一档仍在边做边找准确定位的新节目来说，值得表扬。

对柴静的采访一直深陷埋伏圈。但凡起身告别，邻桌的客人都会跟过来递名片，要她签名。一个服务生神速地脱掉围裙，掏出手机拍摄合影。人们事先排练好一般说着同样的话：喜欢你的节目。

但她最近常常不喜欢“她”。尤其是李阳家暴事件那一期（9月25日《沉默在尖叫》），观众没看出什么异样，她打几个电话问反馈，朋友都说好，但“电视上这个人就是让我不舒服了”。

在那次采访中，李阳突然把话题引向柴静，试图寻求共鸣和佐证：“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我相信你会有大量时间扑在工作上，你没得选择的。”

柴静未置可否：“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尽到应有的爱和责任，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

“那不是，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妈的责任，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

柴静笑起来，加码了自己的分贝：“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亲密，她把手心贴在一起。

看过播出，柴静对两个回合的口舌之辩耿耿于怀。跟李阳悄然形成的对立，让屏幕前的她着实沮丧。对面发来一个力，她急于用一套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反击回去，她说这是在《新闻调查》时期的对抗性采访造成的习惯。

二

“我以前有一个特点是反问比较多，但我现在看到另一种可能，不去问‘难道不是怎么怎么样吗’，而是问‘你为什么这么想’。他对家庭的看法跟我不同，但不同又怎样呢，你只需要去了解怎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就这两个问题就够了。对方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让你意外。”

“你想，要是托尔斯泰采访李阳，他会意外吗？”她反问我。

托尔斯泰被柴静频频提起。《安娜·卡列尼娜》正被她视为自己当下的“圣经”。来《看见》后，每次出差柴静都带这本书，在空白处做做笔记，慨叹“虚构可以比人生更真实”。她说，这导致她现在的选题有一种“文学感”。

像一个特别挑剔指挥家的古典音乐唱片爱好者，柴静为读《安娜》专门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冲的是译者谢素台。“文字中的教养太好，”她说，“好到让你觉得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在用中文写作。”

除了这位俄国作家，柴静在4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还提及多位名人，引述其名言，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诺莎、歌德、梵高、赛德克·巴莱、安德森·库珀、顾准、胡适，也不时迸出一些书面语，如桎梏、轻慢、湍急、遇合。

“又说抽象了，好玄妙哦。”她在聊天中两次主动中断思路，对我笑笑，“一个这样的人天天相处多累啊，所以平常就比较八卦。”

“平常”的柴静多出现于和一帮“老男人”的饭局，采访的这周她刚好有些闲暇，连续五天安排的饭局是：老六（张立宪，《读库》主编）、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译有《批评官员的尺度》）、罗永浩、土摩托（袁越，《三联生活周刊》撰稿人）。
饭局中时而有人喝吐，老六记得有一次在饭馆，喝醉的人不省人事，其他半醉的男人继续高谈阔论，他惺忪地看见柴静一会儿扫帚、一会儿拖把地清理现场。

柴静刚写完一本24万字的书，拿给老六修改，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讲她的老家山西，融合了她之前在这里的一些报道和她自己家族的短史。老六一上来就把这章拿掉，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一本书的题材，你滥用它。要有大量的资料和大量的调查，才能不辜负这个题材，结果现在你把它作为一万多字的一章来写。”柴静觉得有理。

今年，老罗把柴静与何帆都邀请到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跟学生们座谈。后来每次吃饭，老罗都当着柴静的面大肆吹捧何帆讲得如何之好，却一字未夸柴静。她后来琢磨，何帆准备得格外充分，没有把演讲当成聊天，而是作为一个整理自己专业的机会，再系统地讲给行业外的人。柴静与同学见面时也带了自己的片子，但因为播放器故障，最后的演讲无奈变成了漫谈。她想邀请何帆来自己的节目组，跟她的同事们聊一次，何帆答，自己需要再做准备。

罗永浩这段时间与西门子的PK，在柴静看来属于“必然发生的事”。“我很少见这世界上有人像他原则性这么强，非常纯洁，影响着我。我在他们里面就像童年时被亲近的人环绕，可以嬉笑取乐，有一种放肆的天真。”

但这种天真对外界关门。我想参与一次他们聚会的请求被她一段话瓦解：

“托尔斯泰用不着跟一只狗去采访和交谈，但他仍然能够理解这个动物靠本能完成的思维。你可以选择你的理解和提问，就像我采访一个人物，如果他呈现得比较单一，那我只能用别的方式去进入他，激发他的另外一面。你可以假设，然后验证你的假设，提问就是完成这个功能。”

三

柴静的声名鹊起于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一档周末深夜节目《夜色温柔》。当时她刚从长沙铁道学院专科毕业，学的是会计。在那个电台节目对学生群体有着巨大入侵力的年代，柴静读文章，读来信，播音乐，迷倒湖南众生。节目的片尾曲是郑智化的《让我拥抱你入梦》，痴男怨女们常在其中落泪，难平。柴静念出收信地址，“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后来写了书，取名《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小女生的文艺气总是吃香的。柴静在博客里写她1998年刚来北京时的经历，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教授于丹告诉我，逢年过节，她的手机里总有看不过来的长长祝福，但柴静的短信令她独钟，常常就是六个字：姐姐，岁月静好。

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杨禹看过不少柴静的节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把柴静称作“电视人里少有的有逻辑思维的人”。

“她跟采访者的情感碰撞是很丰富的，虽然表面上冷静，但有比较强烈的情感信号传递出来。”杨禹说，只是有些时候，柴静的情感投入偏多，“我能感觉到她的问话，外松内紧。她自己绷得比较紧，需要缜密地推动她的谈话，表面上当然是微笑，倾听，平等沟通，但有时候显得刻意。”

《看见》采访药家鑫父亲药庆卫时，药父讲述了一个细节：在父子短暂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药家鑫提出捐献自己的眼角膜，但他没同意。

“我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药庆卫向柴静复述他的原话。

这时柴静没有看他，也没看镜头，低着头说了一句：“那个话可能他听了也很难受。”

在摄影机取景框以下，观众看不见的位置，柴静正用笔尖扎着自己的手背，以求克制。

“我有情动于中、不能自已的瞬间，而且流露了。”柴静说，“我大致能体会药家鑫当时的心情，他想有最后的救赎，或者留点什么，但是被用一种挺刺激的方式拒绝。我也理解这个父亲，他一直在激愤的痛苦中，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一种很深的无奈：这就是人的悲剧的来源。”

柴静的博客和刚写完的书中，有相当内容是对自己工作的反思。好在如今的社会尺度对记者足够包容，甚至“将记者的情感流露视为亲切，觉得他们挣脱了面无表情的模式化，体现出了人味”。但这个阶段也会过去。柴静说起自己与一个理想中优秀的采访者的差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她也有自己的倔强。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专升本时，她在一家知名文化类杂志实习，月工资300块。她去中科院植物所采访，被研究员对物种的天然喜爱打动，交上的稿件题为《棉田里的守望者》。

编辑看了很快回复：“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你去编译一点国外的资料。”柴静不解，作了点小抗争：“我觉得国内的困境也提一下。”编辑还是说不需要，“你改不改？”柴静说不改。电话挂断了，她也没再去。

她也不惮批评同行，以不点名的方式。11月9日下午，她比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晚来了一些，就为了在家写完一篇博文《没忍住》。她看到在对深圳杨武事件的报道中，有报社记者直接对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杨武说“你太懦弱”。随后，又有大批媒体跟进采访，她看到同行们用话筒堵住躺在床上的杨武妻子，要求对方揭开隐私。

“我以为，中国媒体这么多年了，在基本的新闻伦理上还是有共识的。”柴静愤愤地说。

在总结会上，柴静从《60分钟》说到《The Daily Show》，都是美国知名电视栏目，又从唐·休伊特（《60分钟》主持人）说到拉里·金，并在合适的时机引用龙应台和张爱玲。

几个80后编导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做不做林青霞。主编的意见是，考虑到稀缺性，这个人物只要能约到便做。柴静并没附和，“我不太想追逐明星。我担心他们已经对媒体习以为常，然后觉得你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觉得与其花这样的时间，不如去关注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那些人群。”

她在会后对我解释，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采访的对象，她只是觉得采访明星那条路最好走，如果思想上懒惰，就很容易走过去。

柴静说，这是自我对自我的抵抗。

南都周刊：采访完李阳之后，你怎么看这个人？

柴静：我觉得他是一个必然，包括现在他跟妻子的演变都是必然，这在当时也看得到。

南都周刊：我后来问过他，这轮媒体采访中对谁的访谈印象深刻，他说柴静。“毕竟人家是柴静。”

柴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作这个评价。可能他在这个采访中感觉出不一样的状态是在结尾的时候，他说“我会把你的话当成一种正面能量”，我说“因为我们在看着你”。我刚入行的时候觉得那种相互交锋的采访最精彩，后来觉得可以交锋，但不要当模式。采访李阳的妻子前，我列了很多问题，之后我重新合上本子，说我现在不思考了，我试着去感受一下她的创痛。我当时的直觉是，我那些问题可能是个障碍。第二天发现果然是这样，她从来没接受过采访，积郁已久，那时候只要给她开一个小口，她慢慢慢慢就流泻出来。流泻的轨迹可能是紊乱的，因为她急于喷泄而出。但是你不要急嘛，你不要总想证明你的存在。

南都周刊：电视里，和采访对象谈话的你很有特点，和你平常时一样吗，你喜欢那个时候吗？

柴静：谈话的时候，头盖骨就像是掀开的，神经裸露在外面，任何一个响动都会让我痛苦。我的摄像师移动的脚步、喝水的声音，在我耳朵里都会变得特别大，不过我平常不说。那是一种生理反应，你把全部生命都倾注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这样，那两个小时里面，这个世界不存在，只有那一个人。

南都周刊：你电视中的神态总是那么平静，你自己怎么总结你的对话风格？

柴静：我是个小暴脾气，离真正的宁静还远着呢。我觉得对话不太应该有风格的想法，实际上很多记者都是在这个想法驱使下走火入魔的，一旦认为自己的采访能形成风格的话，就会把它推向极端化，最后你的幽默、尖锐，甚至真诚都变成标签，这很危险。对话的第一要求是准确，接近事实，风格往往是阻碍自己通往真实之路的东西，所以反而要卸下。这是个大挑战：能不能以朴素的心态去接近真实，去认识人理解人。我到《看见》之后比较多的反思，就是在不断卸下前十年的采访经验，把技能上的蒙尘抖掉。我到这个阶段也应该做这样的事了。

南都周刊：但你不能说你的对话风格不鲜明。

柴静：那我不知道。

南都周刊：你平常的阅读量有多大？

柴静：牟森（柴静友人，导演）每天三到五本书，何帆每天三到五本书，你的MSN上只要有3个这样的人，你想想你的压力有多么大。他们每天会给我推荐不同的书，给你发电子书过来，然后过两个小时问你看完了吗，我的天，我还没开始呢。我这几年的阅读都跟我当下的困惑有关，《安娜·卡列尼娜》之前，我已经三五年没看过文学的东西了。我们面对的是人，你如果只是报道他，而不是阅读他，不是去感受和进入到他的灵魂当中，你是做不出有深度的节目的。这个就必须借助文学，文学可以培养对灵魂的感受力。

南都周刊：你小时候学习成绩怎样？

柴静：对课堂没兴趣，反抗的方式就是拿一个本子默写我喜欢的诗句，后来能考上长沙铁道学院已经不错了。现在想起来，前18年的自己很没有生活经验，也没有常识，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没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你还比较空白，所以日后你学新东西的时候不用那么费力。如果小时候我就是语文课代表、考试前十名、作文竞赛一等奖、学生会副主席、天天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日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些经验忘掉。
南都周刊：都是好的经验，你会想要忘记它们吗？

柴静：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里的这些经验，对现在做记者会成为障碍。

南都周刊：你在中央台报道过很多公共事件，现在它们越来越多，有没有人问过你：中国怎么了？

柴静：“怎么了”这个事情，你要去探究当中的因果，不要放大一件事情的耸动性，耸动当中把它推向极端化，极端化中再用情绪去渲染，结果就全部是惊叹号，没有问号了。新闻是问号的，新闻到最后应该一切是寻常的，现在只给你奇特不给你寻常，你就理解不了世界。我给你一个建议，做人物的时候要把自己当成作家而不是新闻记者，记者总想发现最奇特的东西，文学是要写出寻常的东西。

南都周刊：你现在的知名度，你觉得有没有外形的因素？外界也给过你“美女记者”的名号。

柴静：我外形平平吧，中央台有无数的美女。女性化的外表会给人偏柔弱和偏脂粉气的印象，这两项都是新闻的障碍，的确如此。我刚开始在《新闻调查》干的时候，有次采访穿了个白衬衣，左手上戴了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小银镯子。采访前，一个很资深的同事说停一下，然后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戴不会有人不喜欢，戴了可能会有人不高兴”。从那以后我在节目中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也不会再作任何修饰，围巾可能是我能够接受的极限吧，起码能够保个暖啊，也不会让人反感。新闻应该让一个人越来越朴素，你每天打扮得精巧无比，坐下来的时候两个腿还要拧成麻花，你忘不了自己，你怎么还能够关心对方。女人天然会有一个自我意识在这儿，我是一个女性，我希望美丽一点儿，悦目一点儿。我挺感谢新闻把我身上的这部分东西慢慢打掉。

南都周刊：相比之下，你会更喜欢“文艺女青年”？

柴静：这词挺好的，我只是还不够文艺而已。文艺青年应该是有很多生活中的趣味啊，审美上的要求啊，我没有吧，我好像不足以匹配。文艺是两个很好的字，现在很多配不上的人都在消费这个字，更不要说践踏这个字了，这也是对文艺的不敬重吧。其实我们现在还根本称不上文艺呢，谢素台叫文艺，齐邦媛、朱光潜、丰子恺、周作人叫文艺，我们叫文艺吗？

懒丫头

柴静：日暮乡关何处是

1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象警察，一半象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偌大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疑他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2

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作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作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 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的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账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 电话，象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一笔勾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29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 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3

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

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 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
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十二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般地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

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了，怕当众放声哭了出来。

近代中国，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是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象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象是一次招魂。

4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候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

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

八十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

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比。

候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

真妩媚。

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象《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

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个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

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

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 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 喝酒，不必再开张。

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5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捡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只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帐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他读大学回乡后，与之接近，少女恋慕了他，他终是不忍心，向对方袒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对方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
他离家远走，再回来她成了一个在当地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他讷讷而言，她笑：“变成好女人……？”抬眼钉住他，“变了又怎样，你娶我么？”

他无话。

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他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生活是内心情理交织冲突的结果，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

20岁那年，他黄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灯下一个佝偻男人，认出是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现在他长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发疯般扑上去， 把对方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十几年里，他一直为童年的恐惧羞愧，而羞愧渐渐熬成仇恨。这性如烈火的男子，认为轻仇的人，必然寡恩。

酒醒之后，他却不能不面对内疚之感，暗中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可怜之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家庭负担沉重。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 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 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他写到自己六岁时，老师集合他们排队，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每个孩子发一个竹条 子，围着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着一个偷了三尺布的农民，穿着破烂，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老师一声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 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在水泥管上疼得来回跑，所到之处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这个人蹦跳惨叫，汗如雨下，腿胀得紫肿，惨叫中突然晕 厥，摔了下来。

四十多岁时，他写到这里，流下泪来，说“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

写作是一种反抗，对抗外界的恶，也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多年来，他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他说“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6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 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只一次见过他另一面，大理夜长人多，左中右都有，谈话容易不洽，干脆集体玩“杀人”游戏，我当法官，发完纸牌后说“杀手睁眼”，野夫睁开眼，不动身，也不 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闭上。再睁眼时，众人惊呼被杀死者，相互猜忌。他点一枝烟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为之分析案情，一一 拆挡，全身而退，瞒过众人，最后一轮他胜出时翻开红心杀手牌，姑娘们还惊呼不信。

这场游戏，我这旁观者看来尤为触动，众人闭目他睁眼的瞬间，那双细长眼睛晶光四射，是泡过凶险，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狱中，曾与几个刑事重犯同住，同一个枕 头上睡的，枪毙的有6个。他有次扫地时曾有一个犯人骂骂咧咧，他放下扫帚，盯着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闭嘴。下铺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人，他 连国家都敢惹，你能踩平么？”

7

没听野夫说过苦，他只说重复的做一个梦，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放大贴在对面墙上，有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他的脖子。

这梦听了真让人难受，是冷透的人世。

但他爱这世界，有次聊天，他劝我多参加社会活动，说有地方约他演讲，他一定会去，“能影响一个是一个”，他是那种寒风里有人往车窗里递广告，一定会摇窗接下的人。

在微博上他很活跃，经常会有许多陌生的朋友@他，说家里发生什么事，希望他帮忙转发、评论一下，他说常常不忍心忽视这些留言，也许转发无济于事，也不足以帮他，但是转发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是非。

微博也是江湖，他说能看见一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感到透心的冰凉，说“有时也想把微博戒球了”，但又放不下，嬉笑怒骂，一派朴诚烂漫，把剑而立，战个三百回 合。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他说在故乡鄂西，秋天野猪成灾，每年允许适当的狩猎，分外痛快淋漓。“我来到世间，是来访求朋友的，有的人来到这个世 间，是来增加敌人的，我们在大地上，怀善还是怀恶，并不难区别”

但遇到年青人时，他会劝解，有次他说，有个骂他的人是一个大学生，子侄辈的年岁，他顺着去对方微博里看看，觉得是个贫寒激愤的青年，就发私信与他讲了一夜道理，直到年青男孩心服。

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

在大理，他带我们进山，无为寺在宋朝是大理国的皇寺，早已荒废。二十几年前有个僧人一点点旧址重修。他带我们去见这大和尚，大脑袋粗眉毛，胳膊上缠着铜佛珠，是武僧，“夜不倒单”——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觉，打坐度过。

三千多米处都是深林，小寺里没电，不卖门票，不卖香火，也没有小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烧。随便。树下面放着茶叶、水壶、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没人来问。有个小和尚在场子上一边扎着马步，一边眼见着一个小朋友飞奔打闹着耍，眼神儿急死了。

大雨过后，急晴中的这座山，树叶上金光闪闪的流水滔滔流下来，有远古的本来面目。我们跟大和尚说这说那，把人家武僧当禅师了，有人问，人怎么能放下眷恋？大和尚只好说，喝茶，喝茶。

野夫看我们这么笨拙地打机锋，笑着开口解困，问寺里还有什么米，什么油，要不要送些过来。

他喜爱山林，好与僧道谈，但他是士，从来不“隐”，不求解脱，不好大言，不求世外的智慧，各种人生对他都是文学，只是要了解“方丈何以是此人”。

旧朱红的寺门，粗糙皴裂的木门槛，楹联是野夫写的，一联是“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

8

临走前一晚，大家去一个老哥家，喀啦啦扶起卷闸门，有几人正窝脚在塌上闲谈，当中一位长得奇突矮肥，野哥说，别人找他演电影，演一个被啤酒瓶子砸的泼皮， 他不满意那个道具，要求用真瓶子砸，头破血流，满意地被送去医院。我打量一会儿，觉得他是腼腆不说话的人，野哥指我身边的一张桌子，说昨天那张被他喝大后 踩碎了。

坐定后七八个人闲扯，拿着吉它唱歌，一路嬉皮笑脸，笑得人仰马翻。野哥对矮胖子说，你吹个箫吧。

胖子也不说话，拿只皮口袋，从里头拔出只黑箫。

有人“扑”把烛火吹熄，黑着灯，只有远远一点微光，荒村野街，远处有女子鞋跟在青石板上走的声音。他起声非常低，曲调简单，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也象是远处大风的喘息。

我一开始无感无触，只是拿围巾按着脸听着。

就这一点曲调，循环往复，有时候要爆发出来，又狠狠地压住了，有时候急起来，在快要破的时候又沉下去，沉很久，都听不见了，又从远远的一声闷住的呜咽再起。这箫声里不是谁的命运，是千百年来的孤愤，千百年来的无奈。

座下小儿女都掉了泪，只有野哥躲去一边角落，半坐在地上，完全隐在黑暗里。

他吹到后半段，愤怒没有了，一腔的话已经说完，但又不能就此不说，忽然停住，他唱：“……月夜穿過回憶，想起我的愛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遠年輕……”

当夜我喝过几杯，围巾都湿透了。

9

四五天后，我们三人离开大理，纷纷的雨，野哥来把行李放在破富康上，一直送上了大巴，他下了车没走，不站在路边，也不招呼说话，就坐那辆锈迹斑斑的富康车前座上，车门开着，一只脚踩在地上，抽烟。

我们车经过，他扬眼微笑，摆了下手。大巴开出去好远了，人和车还坐在那里。走前他说过一句“你们一走，我今晚就是五保户了”。

事后几年，见面只是偶尔，但我看他的微博，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敌人也都消失的深夜，无法以酒引睡时，他有时喃喃自语“中宵酒醒，常觉无路可走。坎难人生，此时应该言说，否则，将在这巨大的黑暗里窒息。”

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不过，如顾随说，真正的诗人，往往就来自与世界的矛盾，苦中用力最大，出来的也才是真正的力，“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

是矛盾，是力，也是趣。

人到壮年，再想改变自己性情已不可能，也无必要。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有笔墨在，还能言说，《诗经》以来“吊民伐罪”的传统，总能在此中存续。

我在微博上只看不说，野夫并不知我存在，在那样的夜里，我每默默注视屏幕，算是对他的一会儿陪伴。


柴静：心软能救世界

1

春晚上，看见主持人介绍到胡文传时，我从沙发上坐起来，看他站起来的姿势，看他脸上几乎空白的表情。

几个月前采访他时，他说过每次领奖，站在台上，心里头特别受折磨----“我愧对我儿子，我站都站不起来”。

春晚上这次露面，时间仓促，介绍相对简单，只说他为救人失去了自己儿子，很多人不明白原委，有些不解甚至非议。不解很正常，媒体在介绍这些人物时，可以更 好地做些工作，一个人站在万众面前，只有数秒的时间。不清楚原委，就不易明白这人站起时的艰难，脸上的意味，同情敬惜之心就不容易有。

所以我把之前的采访贴出，有兴趣的人可以对他多一些了解。

2

2002年6月8日，胡文传和儿子一起抓完螃蟹回家，儿子头上沾满了泥，他让儿子去村里的大水塘洗洗，没过多久，正在做饭的胡文传听到呼救声。他向一百米以外的水塘跑去，水面上有五个孩子在挣扎，能看到儿子的头，一声“爸爸”没喊完，就沉下去了。

这几个孩子中，儿子凯明距离岸边最远，胡文传连鞋子都没脱就跳下水，向儿子游去的时候，被其它几个落水的孩子抓住。“下水这个孩子有扯我肩膀的，有拉我拉紧的，还有一个孩子沉底了，我从水底下扯了一把把他捞上来。”

我问：“你当时不能够带着这些孩子，再去接近你儿子吗？”

“不能接近了。”

他身上挂着四个孩子的重量，其中最大的已经十六岁，他想要去救自己儿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些手从自己身上掰开。

他转身带着他们往岸上游，得先把人放下来，才有气力往前游“我不是不想救我儿子，但孩子太多了。”

他对儿子的方向大喊了一声：“坚持一会，我能找到你”

水面上已经什么也看不见。

把四个孩子送上岸后，胡文传又再跳下水去，和赶来的村民一起寻找儿子，晚上10点多，凯明的遗体才被打捞上来。孩子抱住了一块石头，沉到了塘底，两只小手里死死地攥着两团塘泥。

他永不能忘这个细节。“当时他再往岸上再爬一下就爬上来了，他身上还发热，我以为还能挽救，鼻子捏着吹，就从鼻子冒血，孩子不行了。”

胡文传和妻子一个星期没有出家门，亲戚朋友，被救家庭的人守在门口，他谁也不让进门，亲手为儿子做了一个简易的棺材，把娃娃读过的书，得过的奖状一并放在 里面，葬在了池塘另一边的小树林里，与自己的家隔着池塘相望，下葬时，他把家里仅有的两床被子都盖在儿子的身上。“他死去什么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觉 得心里愧疚。”

他和妻子夜里盖着旧棉絮，没法睡着的晚上，痛苦的时候，他在黑暗里用手死劲地抓着铺下的干草，把草都抓起来了。

他卖了家里的一百五十斤稻子，给儿子刻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刻着“坟前流下千滴泪，悼念爱子寄九泉”

“你是想让他知道，你爱他？”

“是。”

3

五年后，他有了女儿，却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除夕，他把她搂在棉袄里，说：“你要坚持”。

她向他微笑。

茫茫大雪，他走十几里路，去废品收购站买了只旧摇篮，给孩子睡。大年初五，还是失去了才四十七天的孩子。

他把孩子的眼角膜捐献了，是安徽的第一例，捐献的时候，连接收的机构都找不到，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把她的命留下来”

“你觉得不捐献就永远失去了她？”

“是”

从女儿的事中，他知道中国每年有约150万患者等待接受器官移植，只有1.3万人能有幸实施手术。全国十个试点城市中，南京被曝至今无一例自愿捐献，去年 一年，全国只有不足100人完成了器官捐献，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胡文传想自己创办一个慈善组织，给眼角膜等器官的捐受双方提供一个公益的平台。他自己只 是一个农民工，住在三十多平米的房子里，连张写字的桌子都没有。

他工资七百块时，有时候拿出来两百块给更穷的做不起手术的人“我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但是这么多年你受的很多苦，就是因为你不忍心。”我说。

“是孩子给我们带着走了这条路。”

胡文传只有一张儿子的照片，是孩子上小学时自己去照相馆拍的，十几年来，无从诉说时，他就用笔在镜框边上写一些字。

我接过来念上面的字：“你写……‘生存者不是幸运者’……”

“当时我要有选择的话，把他救过来，自己去死都可以。”

“其实活着的人内心承受的……”

“对。”

我再往下看“你写，‘孩子，你永远生存在我的心间，安息吧？’……可是你这个安息吧，后面写的是问号？”

“这句话是问我自己，他安息得了吗？”

“你觉得你今天在做的所有的事情跟他有关吗？

“有，把这个愧疚的，愧疚儿子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吧。”

4

采访的时候，胡文传说到，他常常被请去做报告，每次谈到过去都痛哭一场。

“那你愿意一次次说这些吗？”我问时心里多少有个自己的预设。

他的话让我意外又难受，他说“我愿意，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能哭一场，也是个释放”

人心的事，没有经受过的人，往往想不到，所以还是留些敬畏，如得其情，哀矜为宜。如果褒贬相激，都只依据简陋的事实轻易评判他人，流于武断，有了戾气，话象车轮子一样从人心上辗过去了。时间长了，把心都硬化了，碰上什么事都进不去，象在水泥地上一样流过去了。

上次杨武案时，有各种评论，也有拿这个事当各种武器来交战的，史航说了一句，“别因为觉得自己手里攥着牛逼的道理，就拿别人的祸福荣辱来打比方。世间不缺 你这个比方。咱们行走世间，靠的就是心软，心软能拯救世界。要是我们也练得心硬，能拿别人下棋，拿别人打比方，那，就太可惜了。”



柴静：没忍住

1

杨武妻子被强暴的案子，最近被频繁报道。第一篇报道中，有句话我看了很刺心。

在对话中，记者对这个在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男人说“你太懦弱”

这话实不该说。

前不久跟一位同事聊天，说到有期节目，他采访一个抱着孩子躲避志愿者救助的男人，志愿者很愤怒，认为他要把孩子隐藏起来不接受治疗，这位同事与这个父亲吃饭，想了解为什么，这个农民说，他从乡下第一次来上海，来之前听说“大上海”乱得很，他怕这些不认识的人。

同事可能想安慰他，补了句“不是乱，是繁华”

我找同事聊了几句，说，他从农村来，也许可以问他，他对‘大上海’的这个“乱”的印象从哪儿来？如果来自村里人，村里人怎么说的？之前来过上海的人经历了 什么？如果来自电视里的印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在他心里是否认为是真的？他来上海后发生过什么？是加深还是减弱了这个印象？他认为这些志愿者想要干 什么？在他心里认为对孩子会有什么威胁？他为什么要躲开？

同事与我相熟，我深知他善良，所以才与他讨论，因为在采访中，我们常不免以自已经验揣度别人，评判别人，纠正别人。忘了问，“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杨武从小学起与这个联防队员是同学，以他的说法，“从小受到欺侮“。小时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总是欺侮他？他是否反抗过？结果如何？每次发生后，他是否 求助？如果没有，他是怎么考虑的？如果求助了，老师或者家人是如何处理的？如果有人干预后，对方又如何对他？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造成他后来每次是如 何面对对方的？

打工时，他说对方总是找他喝酒，不喝就要打他，怎么打？多少次？他是否反抗过？结果如何？是否找过同乡干预？结果如何？他是否报过警？结果如何？对方的联防队员身份对他来说有何影响？

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作出这样的选择？当中因果，我们了解多少？

“你太懦弱”，一个记者登载在报纸上的直接判断，象刺一样扎在人心里。

2

昨天晚上，看到更新的视频，这次有了事件发生的过程。拍摄的人刚开始一直在拍电脑上的监控录像，旁边有杨和警察的同期声。

我一边看，一边在心里暗想，不要把镜头掉过来，不要把镜头掉过来。

结果，镜头直接掉了过来，对着杨武的脸，没有遮挡，直接问他，意思是“你为什么不救你老婆？”

口气中有责问，杨解释“我怕我杀了他，我还有七十多岁的母亲……”

“你为什么不正当防卫？”

杨武愣了一下，“正当防卫”他好象都没听懂这个词是什么？他含糊了一下，用袖子遮住脸，痛哭起来“我不是男人，我太窝囊了……”

我以为会往后问，这个人受过什么教育？他知道这个概念吗？他对法律了解多少？城市当中的农民工能得到的法律教育和援助有多少？

没了。

最后一个镜头，是直接拍他家的地址与店面。

3

今天再看到一张照片。

不止一家媒体，直接进入杨武家门，堵住躺在床上，已经有精神失常迹象的妻子，要求对方回答隐私问题，床上堆着话筒，女人穿着睡衣，蜷在床上，身体往后缩，掩住自己的脸。

还在侦查阶段的性侵犯案件，已经在传播中出现“案情通报”，说“双方之前通奸多次”。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是不准确？这样的信息是否有足够依据？也不知道这样的信息是否在征询当事人同意后发布？

他们夫妇来自农村，可能不知道媒体强行进入私宅涉嫌违法，不知道报道中对性犯罪的受害人必须给予隐私保护，避免二次伤害的新闻伦理，也不知道即使在庭审阶段也需要对此类案件进行非公开审理。这样一个新闻，被毫无尊严地，粗暴地曝光于他们的邻居，父母，孩子面前。

他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反抗暴力，对自己最脆弱的保护，只能用袖子掩住脸，来避开采访。

是的，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

柴静：火炭上的一滴糖

1

中学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道“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课后题问“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他妈的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冯唐是另一种高中生，他找了一个黑店，卖教学参考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一个同学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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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过了好多年，他俩认识了。

老罗一直初中学历，没买假文凭，没考电大。贩中药，摆地摊，来北京混滚滚红尘，冯唐在协和学完了医，美国念完博士，进了麦肯锡当完了合伙人，买了后海的四合院，老罗刚来北京住他家，他给老罗找钱投资搞学校。“有了钱，有什么坏事儿，就更敢作了”

老罗在饭桌上横绝四海，嬉笑怒骂，冯唐是饭桌上不吭不哈，挺文静的，但眼睛活，别人说没意思的话他就拿手机拍桌上的姑娘，有人说邪话，他笑得又快又坏，有时候还侧头跟老罗补充句什么，我们没听清，问说什么，老罗一挥手“别问了，这是个流氓”

我当时觉得冯唐狷狂，有天晚上吃完饭一起坐车，他跟我说从小没考过第二，托福考满分，不用背，是照相机记忆力。写东西的时候根本不想，憋不住了一坐，象有人执着他手往下写。

我心里想，这哥们实在是。

后来还跟老罗聊过“他挺有优越感啊”

老罗带着欣赏之意说“臭牛逼呗”。他自己也根本不是个谦退的人，“希望那些喜欢用“枪打出头鸟”这样的道理教训年轻人，并且因此觉得自己很成熟的中国人有一天能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专门躲枪子儿的。”

3

一开始冯唐的小说我不太喜欢，一股元气淋漓，但横冲直撞不知所终，在我们姑娘家看来，这是由男性荷尔蒙驱动的写作，是另一种动物的呓语—–好象我们的存在只是象一面镜子映射出他们，不容易有共鸣。

不过他的文字真是腥，鲜，写跟姑娘在实验室用烧杯喝七十度的医用酒精，边上都是用福 尔马林泡着的人体器官，“我喝得急了，半杯子下去，心就跳出胸腔，一起一伏地飘荡在我身体周围，粉红汽球似的，我的阳具强直，敲打我的拉锁，破开泥土的地 面就可以呼吸，拉开帷幕就可以歌唱。酒是好东西，我想，如果给一棵明开夜合浇上两瓶七十度的医用酒精，明天夜合会脸红吗？香味会更浓吗？它的枝干会强直起 来吗？”

中国字和中国字往一块这样一放，象有线金光钻在冯唐的文字里，有的地方细尾一荡抽人一下。

这挺怪的，我们都是七十年代人，我的课外阅读是批判胡风的文件和作文通讯，写作文是“平地春雷一声响，四人帮被粉碎了”，他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

大概是因为他和老罗都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了，老罗退学后，看李敖王朔《罗马帝国衰亡史》，冯唐看劳伦斯，二十四史和《金瓶梅》。我十七岁学汪国真的时 候，他俩已经写小说了，老罗写个挺魔幻的尿床故事，投给《收获》，冯唐投的是《少年文艺》，里头有句诗，一个半大孩子，已经邪得很狰狞了，“我没有下体， 也能把你燃烧”。

他们都这么野气生蛮地长起来，瞧不上肉头肉脑的精英，香港有个董桥，句子写得刻苦又艳丽，六十岁的时候感慨：“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地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地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篇文字”，文章叫《锻句炼字是礼貌》。

冯唐说“这些话听得我毛骨悚然，好象面对一张大白脸，听一个日本艺妓说，“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地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地每天画我的脸，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的肉的每个人”

朋友里说起冯唐，分两类，一类喜欢他，说“他左手一指明月，右手一指沟渠，然后把手指砍了。”

另一类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阴气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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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他们说的“阴气”是什么。

有次跟冯唐说起韩寒，他说韩的杂文好，我问他觉得韩的小说怎么样，他举个例子说有个他喜欢的作家叫伊恩，写过八个中篇，全是禁忌，欺负白痴什么的，非常颠覆根本道德的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但是他的视角是好小说家的视角。”

他说了个细节“他们在二楼，在一个小渔港旁边，有鱼的味道一直在，跟女生抱在一起，感到怪兽在挠那个墙，他说给那个女生听，那个女生一开始没听到，慢慢她也听到了。”

这个细节让他感到用口语无法表达的那种敏感，“这是正常人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是正常人在某一天，或者下雨，或者醒来，忽然感觉到的东西。”

他说，这就是小说家的责任。

他说“韩寒根本没摸到门呢”

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敏感，“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他学医的几年加重了这个气息，“我记得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如何像一堆没柴的柴火一样慢慢熄灭，如何在柴火熄灭几个星期之后，身影还在病房慢慢游荡，还站到秤上，自己称自己的体重。”

能看到最黑暗处的人，大概有曹雪芹说的残忍乖僻与灵明清秀两气相遇的气质，“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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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奇怪的是，写这一类字儿的人一般远离俗务，吃完大酒横着肚腹，让帝王让开别挡着 光。他不，从美国回了香港，香港又回了内地，还转到大国企工作，当上了局级干部，简直是泡在世俗里，“中午喝酒，喝到三点，谈，谈到了晚饭，没谈完，吃完 晚饭看二人转，晚饭被三中全会了。吃完凉菜，就站着敬酒。喝得吐了再喝，到十二点。”

我问，天天开会怎么办？

他说有个大官儿跟他说“开会的时候带一念珠，就当听和尚念经”

D的套路，老外的套路，政治的套路，商业的套路，他都熟。说政治需要相对透明的规 则，如果没有很多年的契约精神的积累，办不到。“现在要不然是大国企，要不然是小本生意。别的根本形成不了力量”，我说你能做什么，他打个比方，现在都知 道医院不行，要靠药养着，他当年的协和的同学都是严重低工资，但没有载体帮它扭这个劲儿。他想利用这个国企去开个十家医院，不要什么人都去协和。

他说，现在这种垄断的状况，只能试试拧身钻进体制，“把事挑起来”

我有什么俗事儿就问问他，他说他有个有用玩意儿，是一个戴金链子的美国老太太教的，在麦肯锡公司苦练了十年，叫金字塔原则。给我发个文件来。
“用一句话说，金字塔原则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纳出一个中心论点，而此中心论点可由三至七个论据支持，这些一级论据本身也可以是个论点，被二级的三至七个论据支持，如此延伸，状如金字塔。

他写“对于金字塔每一层的支持论据，有个极高的要求：MECE（Mutually exclusive and collectively exhaustive），即彼此相互独立不重叠，但是合在一起完全穷尽不遗漏。不遗漏才能不误事，不重叠才能不做无用功。”

我才第一次看到他搞咨询管理的嘴脸 “过去皇帝早朝殿议，给你三分钟，现在你在电梯里遇到领导，给你三十秒，你只汇报中心论点和一级支持论据，领导明白了，事情办成了。如果领导和刘备一样三 顾你的茅庐，而且臀大肉沉，从早饭坐到晚饭，吃空你家冰箱。你有讲话的时间，他有兴趣，你就汇报到第十八级论据，为什么三分天下，得蜀而能有其一。有了这 个原则，交流起来最有效。”

这人是有志于世事的，看中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大不朽，“曾国藩牛啊，把自己的肉身当成蜡烛，剁开两节，四个端点，点燃四个火苗燃烧，在通往牛逼的仄仄石板路上发足狂奔。”

所以他第一学老曾人情练达，依靠常识百事可做。第二如果想立事功，不要总在集团总部 务虚，到前线去，到二级公司去，真正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付痞子混子傻子疯子，对一张完整明确的损益表负责。第三学老曾灵明无着，物来顺应，不象和尚隐入五 百里深山，要喝尽世事煮沸的肉汤，领会什么是“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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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样他恐怕学不来，老曾一辈子一只青藤箱，一件布衣，前襟上还带着油渍，稍有点世俗之念，就骂自己是畜生，说不为圣贤，就为禽兽。他是两样都要，事功文章古玉姑娘，哪样都舍不得。

其实他心里挺清楚的，知道真正的文学要付出什么代价，不象司马迁那样付出身体，就得象曹雪芹这样付出穷苦。真要想醇酒美人还要文章传世，有点贪婪。他也想象狗子那样一张苦瓜脸，一支潦倒笔，“全知全能又百无一用地度过一生”。

但他有一个妈，他妈是纯种蒙古人，老了还穿一身大红裙，脖子里挂狼牙，一人能喝一瓶蒙古套马杆酒，看见长的好的动植物，说拿回家炖了，见着风景好的地儿，说占一块盖房子。

有这么一妈，他就不太可能成阮籍，嵇康。加上他是红旗下的蛋，没战火没乱世，听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长大，大学宿舍里天天喝着劣质茉莉花茶坐看紫禁城的金琉璃顶鬼火闪动，出了国干了咨询又知道了一张A4纸上写了字能换两万美刀。

这样的人哪儿还能受得了“百无一用”。

我问他权力对你来讲有吸引力么，他想了一会儿说“我能感觉到吸引，但没有形成贪恋，大权在握的时候，还是挺爽的”

他想了一下，又说，还是挺爽的。

然后又说了一句，还是挺爽的

又拿一个朋友举例子“你说老陈他做的事是全行业里最好的，但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去跟一帮傻逼竞聘？因为没有待遇就没这个台子，这是个两难，当然要到这儿，你非得扭自己一下，但这扭一下，肯定就离你自己心里的理想远一点。”

陆放翁有句话说“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冯唐说他看了有点害怕，但也知道这是命。

有不少人劝他，什么都有了，风景好的地儿哪儿都有房，干嘛不停下来专职写。

他说，“有一个人天天背水上山，后来山上有了井，他还一直背，有人就说，你干嘛还背这个篓，他说后背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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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次说“比如我立志要当一个酒保，那又怎么样呢？但按传统价值观就是不靠谱的。”

我说“你能摆脱么”

他说“摆脱不了，所以我要反抗。”

反抗方式之一是写黄书，知道发不了。还要写。说是他小时候看劳伦斯，看肉蒲团，看金瓶梅的结果，想要写本又真又好又善良的，“象花丝要把花药传给雌花的蕊柱上一样美好，象饿了吃饭再饿再吃一样善良”，传个五百年造福人类。

说想发我看，又挺不安“柴老师你不会觉得我是流氓吧”。

嗨，柴老师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说你撒开写吧，写字儿的人是造物，给万物命名。

后来他发大纲来看，叫《不二》，第一句话是鱼玄机站山岗上对老禅师说“你要看我的裸体么？”后边都是大尺度，挑战禁忌，汁液淋漓，我没觉得不适，只是有点不太明白他想写什么。

有次说起来这个，他说很多小说，不说明什么，看了更糊涂，或者让你以为明白的，再次糊涂。“《不二》，故事清晰，人物背景清晰，力量起伏清晰，但是人物如何评判，对错等等，毫无结论。”

那你为什么要写黄书？我问。

他说“我推崇的不是滥交，我只是要抛开审美和正统思维，因为接受新思维对于流氓是很容易的，对于社会主义老太太是很困难的。”

他问他爸，到这个年纪，你人生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他爸说我想解放台湾。

他挺感慨，说这么样的一个人心基础，即使有什么想法，也很容易碰到很大范围反对，再正确，也怎么都推不动的。“谁呆在这个位置上，都推不动 ——-并不说这个对，但这是一个现实。如果这么一个人群，让他们来支持你，只能用他已经习惯的东西。如果想站起来反对什么，反的人也是大字报言论。

他说，“如果成了，可能更差。”

他用这个解释他为什么不谈时事，也不跟什么东西正面冲突，要写文艺。

冯唐说“文艺有什么作用？至少能启人心，多有点美感，往天上一看，不光有太阳。这人一分心，独立性就能建立一些。”

他这话象蔡元培说过的，“一个没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所以一战后蔡有个观点，道德的提高要依靠美术的教育，“美无私利，可以“隔千里兮明月”，有普遍性。将人我之见渐渐熄灭。”

冯唐说他有个中篇，是写辽代太监的故事，他说，“我想用我的方式写写历史，平时听的 这些事儿，至少可以有另外的解读，你听到的不是真理，只是真相的另一种说法。至少是我认为的说法。汪精卫是个大坏蛋吗？看你怎么看了。人心应该相对复杂起 来。不要从小就是标准答案，不是就错。”
这时候是能看出有了钱的好处——–写的时候可以百无禁忌，不为印成纸，不为挣银子，写完提笔四顾，踌躇满志，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维独立，很多事儿你是不敢做的。反过来说，经济上自信，你有自觉精神，能独立思考，这是分不开的。”

这是他对自由的理解，有一点象他喜欢的毛姆笔下的人物，“他象是一个身上涂了油的角力者，你根本抓不住他。这就给了他一种自由，叫你感到火冒三丈。

8

他文字上嚣张得厉害，怪力乱神，但说起话很平常。这个挺好，怕就怕反过来。

他们说他喝大后，说话尺度极大，但我没赶上过，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内向的人，跟女生说话离远一站，有时候还结巴，觉得他这人也象他的小说一样，好象疯长的时候抽条太快，总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样子。

他当然也会一些闷骚的招，比如趴在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人“累了”，然后单位里的大姐们立刻心软“快去睡快去睡，我来做”这也就是那种中学小男生把戏，他还老有点不好意思““金牛座其实没那么花心”他补一句“跟他能得到的机会相比”

他说他喜欢的女的从没变过。都是一个类型，都满强的，用他的话说象剪刀一样气势汹汹地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会两天没理，一回身发现已经上吊了”.

他家王老师挣钱比他还厉害，不化妆，背个“为人民服务”的布包，聪敏过人，饭桌上，他稍说句过头话，她看他一眼，他就笑嘻嘻举杯敬她“王老师，祝你幸福”

两人碰杯一笑。

有次聊天，谈起婚姻，他一拍桌子说你可是问对人了，严肃地想了半天，说有一点最重要“两人还是要爱过，就算成了灰，也是后来婚姻的基础。”
这话多平常，他这么个看来放浪形骸的人说出来有点怪，他说有的事无论你有多聪明，道理多浅显，不是机缘巧合时你就是不明白。

所以他虽然老拿亨利米勒的话来搞点流氓气，“if you feel confused ，fuck”，但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把女性当成猎物的人，甚至有点崇拜之情，不可能轻慢或者亵渎。就他这样的，谈个恋爱分个手都纠结个十年八年，稍下点雨就要写几句诗内心才平静，一辈子跟自己左缠右斗，也就是个场面花哨。
有次饭局上，有个姑娘跟他同来，头发脸蛋黑白分明。

中间他和老罗去撒尿，歪头主动对老罗说“发乎情发乎情只是发乎情”。

哪儿有流氓还解释的。

9

我俩有时候约个小局，吃饭喝茶。

我们七十年代男女中学时疏离得很，互相猜测，彼此羞辱，我回忆起来几乎没跟男同学四目对视过，他是当时在楼顶上看着姑娘们青白分明的发际线，“都能闻到她们的味儿”，但也不敢搭讪。

之后二十多到三十多，男女都忙着恋爱，寸寸弯强弓，伤筋动骨地折腾，活在对自己和对方的想象里，哪有功夫互相了解。

到了这会儿，大雪初歇，天蓝得发紫，风把房顶上的积雪吹得满天都是，金光闪闪，好象才刚睁眼看到世界本然，觉得对方和自己都不是神，不是泥，都是人。

我原来对他的小说有些抵触，觉得当中的女性并不让我觉得亲切，后来他有次说“我只能 通过我理解人”，我忽然觉得，我根本用不着通过他的小说去看到女性，他的身上就蕴涵着女性，他书里那个精瘦的小黑男孩身上，就有我自己，童年时热爱大白热 馒头，芝麻酱沾白糖，喝什么茶都是茉莉花味儿，常看的书摸得又厚又亮，头顶上是春天槐树上好多叫吊死鬼的虫子，拐过路边，“天上两三朵很闲的云很慢地变换 各自的形态，胡同里两三个老头儿薄棉袄还没去身，坐在马扎上，泡在太阳里，看闲云变换。”。

有次和菜头深更半夜在MSN上说，看到冯唐写的一段话，看得他差点号啕大哭。说是有次开车的时候，看到前方有只松鼠被自己的车吓愣了。

“那只松鼠有我见过最困惑的眼神，很小地站立地在我车前不远的行车线内，下肢站立， 上肢屈起，两腮胡须炸开，它被吓呆了，快速左打轮，车入超车道，它也跟着闪进快车道，后轮子轻轻一颠，没听见吱的一声，但一定被压成了鼠片。太上忘情，如 果更超脱一点，就不会走上这条路，最下不及情，如果再痴呆一点，就不会躲闪。小白和我就在中间，难免结局悲惨，被压成鼠片。”

无论男女，作为动物活在世上，一粒果子迸溅在嘴里的滋味是一样的，为对方梳理皮毛的眷恋是一样的，被命运辗过的痛苦是一样的，生之狂喜和死之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

10

有天晚上聊完天，他送我从院子出来坐车，好象是夏末，月亮底下，槐树下的细胡同走好 长，树的小黑手指指着大银星星，有几个男人坐在路边上借着杂货铺子的光说话，有一个大嫂胡乱挽了个簪，花绸裤子白胖小腿，拿只铝盆哗一声把水泼在我们的脚 前一截，月光下水印子象墨一样流得哪儿都是。

冯唐老说他心里有肿胀，要写出来，要化掉，才舒服痛快。

能痛惜这样的夏夜，又知道自己非死不可，这样的人才有肿胀，才写，他的博客名字叫“用文字打败时间”

归根结底，没什么是不朽的，我们终将化为粉尘，归彼大荒，但还是要写，写是一件没办法的事，什么也不图，却非这么不可。王小波说，双目失明的汉弥尔顿为什么还坐在黑灯瞎火里头写十四行诗？那就叫“自我”。

他说，“我永远不希望有一天我心安理得，觉得一切都平稳了，我情愿它永不沉默，它给我带来什么苦难都成，我希望它永远‘滋滋’地响，翻腾不休，就象火炭上的一滴糖。 ”
柴静：最最遥远的路

1

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

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

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 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

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

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 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 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 “罗大佑” 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2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

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

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

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

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3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 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4

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

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十1》，“多简单的名字，1十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十1=3.” 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

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设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

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

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
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5

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

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枉叹此行成空……” 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一条最遥远的路，以他的资历声望，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懒丫头

{:1_584:} 发帖好辛苦 发完贴和三姐说辛苦
我只一贴 三姐却是好多贴 又比这贴精致

一起喝茶嘿 {:1_498:}

行天

回复 2# 懒丫头


    向还原历史的你们致敬，中国还有救，还有血气。鞠躬！

行天

8.15和9.3我都有百度截屏，百度关键词‘二战胜利日’，我一页一页地翻找，沉默了。
本来想在9.3整理个纪念帖的，突然失声、、、、
我看到他们说欧洲人、美洲人、亚洲人、俄国人都在纪念二战胜利，在胜利碑前是二战老兵引领领导人致敬，大量的年轻人向二战老兵行礼，德国人在为二战忏悔，犹太人在哭墙前哀悼、、、、
而我们、、、、我问许多孩子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周一学校要升国旗，还有、、、、不知道了、、、
我突然觉得眼睛似乎迷进了沙子，我不能言语，也不知怎样言语、、、、、
惟余叹息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