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陵散》

雨诗

关于《广陵散》

整理些关于古曲《广陵散》的资料：

一   来源
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二  关于嵇康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超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这个人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首。

嵇康曾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独立不羁，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记载，“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司马昭也不允。为了铲除异己，司马氏早已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门望族，如何会对嵇康这个名士下不了手呢？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 “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屈原在投汨罗江之前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照他这话的意思，他还准备走很多路程，可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了呢？又过了许多代，“竹林七贤”里的阮藉和嵇康也遇到了类似的选择。阮藉说：路途这么险恶，我只好“踵哭而返”。于是他就借酒装傻，表面上得以善终。另一个苦主嵇康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可是他没有。司马昭应该是一个城府很深也很懂得笼络人心的人。但是，钟会在他耳边吹风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于是就有了广陵散悲壮而充满意味的一幕。

钟会和嵇康有什么深仇大恨，一定要置嵇康于死地呢？按现在的说法，钟会和嵇康同属知识分子，年龄相仿，又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这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过节。

原来魏末晋初，天下仍然三分，久乱而思合，所以老庄之学盛行，贵族名士崇尚清谈。清谈的话题有许多，其中有一个话题是关于才性离合问题的。所谓“合”，就是主张顺从；所谓“离”就是主张任性。

那时侯，嵇康的名气很大，不仅他是曹氏的女婿（嵇康的夫人为“长乐亭公主”——曹操的曾孙女），而且他深通音律，又长得酷——“萧萧如松下风”。钟会本来是想结交嵇康的，这也是司马昭的意思。所以他就拿了自己写的有关才性离合问题的《四本论》去见嵇康，但终究心存芥蒂，到了门口又踌躇了，最后把《四本论》扔进嵇康家里就走了。嵇康自然没有理睬钟会。

山阳的竹林在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些名士聚集的地方。魏晋间的名士大多行为放诞，喝酒，服食丹药。有一种丹药名“五石散”，服食之后人浑身燥热难受，就要穿着很少而宽大的衣服不停走动，称为“散药”。嵇康散药的方法是在竹林里和朋友打铁。那一天，嵇康和他的朋友向秀.吕安一起打铁。远远的钟会带着一群穿着很名贵衣服的贵族骑着名贵马匹过来了。按礼节，嵇康应该迎接，但嵇康视而不见，仍然自顾自打铁。钟会非常生气，站了一会，就悻悻而去。这时，嵇康才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闻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两人便结下了不解的梁子。

嵇康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处境险恶，曾经入山求隐，但隐士孙登对他说：君才高识寡，难免于今之世矣！

魏晋间通音律的人不少。诸葛亮在城楼抚琴退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这不过是演义。当时真正通音律的倒是周瑜，有道是：曲有误，周郎顾。而嵇康则是理论和实践都到家的人。嵇康著有《声无哀乐论》，以为声音是客观存在，而感情是主观存在，两者并无因果关系。我们现在把这种认识称为主观唯心主义。然而，用艺术的方式来证明这种理论的却大有人在。杜甫在《春望》中吟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后人评论，花鸟本是无情之物，一般是娱乐人感情的；但杜甫用“感时”和“恨别”两个动词，就把感觉完全变化了。另外，当代文学叙述理论和接受理论也强调受众的参与，不主张由作者来包办一切，这中间就包含了嵇康的那种认识。

嵇康的实践，就是他的所谓“广陵散”。据相关的历史资料看，广陵散在当时应该是很有名的；可是会弹广陵散的好象就只有嵇康了，而嵇康在生前显然没有为人弹过广陵散。他在临刑之际才弹一曲广陵散，显然并不是单单为了答谢朋友，所以才会叹道：广陵散从此绝矣！

广陵散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广陵散真的失传了吗？

现在我们还能听到的那首广陵散，已经是一首描绘山水的曲子了；而真正的广陵散，应该是一首叙事曲。——一首刺客快意杀仇的叙事诗。

魏末晋初，天下三分，魏的曹氏已经取代了刘氏；可惜好景不长，司马氏的势力又有取代曹氏的趋势，而同时又鼓吹忠孝。这使得真正的忠孝之士如嵇康之流不满，反而生出一些愤世嫉俗的言论。嵇康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有“非汤武而薄周公”的想法。汤武是以臣篡君，周公是以弟慑政，这分明是在影射司马氏的专权。所以他的获罪就在所难免了。
聂政刺韩相的故事，表面上是私怨，可后来的人会有许多不同的想法和寄托。

几百年之后，当嵇康坐在断头台前，神色不变，用他的手指来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心中的那口剑是怎样的呢？而当他叹息“广陵散从此绝矣！”时，他究竟惋惜的是那首曲子还是那快意恩仇的致命一击呢？

嵇康死的时候，另一位齐名人物阮籍正在家里，已是烂醉如泥。他用这个办法逃过了一劫。但不久他也死了；是酒和心里的苦恼摧垮了他。向秀害怕司马昭找他麻烦，想了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就到司马昭的府上去求官。司马昭问他：闻听先生有箕山之志，何以至此？向秀答道：我一向以巢父.许由自许，故未能达晋公尧舜之心也。司马昭大喜，当即给了向秀一个官。

向秀没有直接去任上，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渡黄河偷偷去了山阳故地。山阳已是物是人非。，竹林中的那个铁钻已是锈迹斑斑。那片竹林也因为无人照看，已积了厚厚一层黄叶……向秀抚今追昔不能入眠，深夜里听得邻家有笛声婉转嘹亮，不由悲从中来，于是，就披衣而起，踏着一弯冷月，在竹林中徘徊。他感觉踩在脚下落叶的声响就如故友碎裂的骨头和鲜血的呻吟。那一夜，他就写下了那篇只有开头就已结尾的《思旧赋》，——要说的话有许多，就是不忍说，也不能说。

从屈原到嵇康还有阮籍，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都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只是由于各自的性格之故，才有了不同的结局。这真如赫拉克里特所说：人的性格，便是他是命运。两千多年以后，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用这样的哲学观点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无疑屈原的地位是至高的，嵇康不能与之相比。但对嵇康和广陵散的叙述和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鲁迅一生编过的唯一的一个古人的集子就是嵇康的文集。他也在几处流露出对嵇康的敬佩。鲁迅的遗嘱，有意无意的承袭了嵇康“家诫”的风格。

从聂政刺韩的故事，到嵇康的广陵散，中间究竟贯穿了一种什么精神呢？有两个从事中国戏剧和古典音乐的老先生，文革的时候下放到一个小县城，吃了不少苦。在百般无聊和苦闷的日子里，就相约以广陵散为题，各自完成一件作品，若有出头之日，便传播于世。文革结束的时候，不幸一个已经故去；另一个则缠绵床塌。幸好两人的后辈继续了他们的夙愿。八十年代初期，百废待兴，音乐学院举办文革以后第一期的毕业汇报，那个已经故去的老先生的儿子就用一架古琴演绎他父亲发掘整理出来的广陵散。那位已是奄奄一息的老先生在女儿陪同下去听了这场演奏。这个礼堂只能容纳不到一百人，在座的大多是劫后余生的音乐家。当一曲未毕的时候，都已经泪湿衣衫。然而，意料不到的是，这首曲子在演到最高潮的“长虹贯日”的时候却戛然而止。那个年轻人终究还是没有完成父亲的夙愿——他的有病的心脏无法承受这倾注全部心血的演绎——他倒在了这张琴上，再也没有起来。第二天，那老先生也带着遗憾仙逝了。那女儿将三个男人葬在同一个公墓里，在第二年清明，她在墓前焚烧了那卷广陵散的曲谱。

我们还是不甚明白嵇康在聂政身上寻找到了什么或寄托了什么？

这个故事，郭沫若曾经把它编成戏剧，叫《棠棣之花》。在郭沫若的故事里聂政成了一个造反英雄。郭沫若肯定知道广陵散；但他的一生，就像阮籍一样不能把握自己的主张，把痛苦藏在心里。

而另外一个能够写戏的好人——老舍——却选择了屈原一样的方式。但他的处事方式就象他的为人，小心翼翼，不给人找麻烦——他找了一个偏僻的湖，悄无声息地沉没在那里。老舍也肯定知道屈原，知道广陵散，所以他可以从从容容面对死亡。但可悲的是，屈原知道自己的悲愤，嵇康知道自的执着；而老舍至死也不明白，——人们在他的身上找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

呜呼！

不管怎么说，聂政是按自己的意志完成报仇雪恨使命的；而嵇康却不能，——他只能借着琴声完成自己的意志。知识分子对自己内心的探视就像一个在树林中踯躅的游子，前途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他不知道应该找哪条路回家。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哲学比作在林中的道路，任何思索的目的就是选择一条通往彼岸的途径。

寻找广陵散的事情还会有人去继续，而能够完完整整将它演奏出来的人还没有找到，因为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意志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

临窗读雨

嵇康的音乐功底很深，除一曲《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著有《琴赋》...

 

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是一篇千古讽颂，体现了魏晋文人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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