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之笔】匆忙与闲暇

重剑无锋

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那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 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两汉儒生，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他们不算太艰苦，但也不能太闲散，总仍还是要笃实。董仲舒曾说：“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不紧张，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道。所以他们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到东汉以下，门第逐渐成长。半耕半读的儒生，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 佛教在那时传入，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牵犁，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门第力量还在，每一个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还有家庭重负。因此唐代佛学虽盛，而却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逐渐南迁。门第破坏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税，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轻松，人事更宽弛，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禅宗思想流进儒学，便成为宋明之理学家。 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只要你在没事时莫放纵，莫惰，莫骄。莫惰了，又没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总因在散闲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纵，故而要你收拾，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无事中才讲求。宋儒亦讲明道正谊，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先秦儒讲的义与道，常指的政治性，社会性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也不喜欢老庄，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了，虽则他们极力想像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朴笃精神，而终于要走样。他们常爱说眼前日用，却实在闲散没事。因此他们爱说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连带说中庸鸢飞鱼跃活沷沷地。可见他们的那些事，还只是云淡风轻，寻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闲中欣赏雏鸡，观盆鱼，乃至静听驴子叫之类。好言之，可说是一种淡宕的艺术人生。恶言之，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切莫空锅煮饭。其实正因闲事没事，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了。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分空寂味儿吧。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骄惰之病，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会在生事十分难窘的状态下产出了一个颜习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着学术思想之霸权，当时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扬州苏州那种环境里，哪能接受颜习斋的思想呢？而且习斋晚年生活，也就在习敬习静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开始便在希腊雅典等商业小城市里发展，根本和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闲散意味不同。近代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紧张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儿空寂气味，现在是全散失了，满脑满肠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讨厌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赏到中国。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此。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钱穆《湖上闲思录》

风清扬

:a058 读了半天 还是没咋弄懂 咳

临窗读雨

续一篇：

 

 

紧张与松弛

 

无意识的心理状态，见称为近代西方心理学界一大发现。人心不完全在当前的意识中浮现，还有好些隐藏在当前的意识之外的，好像有一条界线存在。浮现在此界线之上的，成为意识，沉淀在此界线之下的，当时并不意识到。此一界线，心理学家称之为意识阈。阈下意识又称潜意识，又称无意识。但此只是一个约略譬况之辞，也可说当下意识成一圈，排挤在圈外的，一时意识不到，也可称为外意识，或边意识。此种阈上与阈下，圈内与圈外，也并非有一截然鲜明的区划，只是逐渐模糊，逐渐黯淡，乃至于完全不知，也并非永远如此区分着。实际上则常在变动，有时阈下的升起，阈上的降落，圈外的挤进，圈内的逸出，因此心态时时刻刻在变。总之当前意识到的决非人心之全部。论到此阈下阈上或圈外圈内意识与潜意识之分量及界域，亦各人不同，各时不同。有些人在有些时，可以说阈上的意识只占极少一部分。有人有时则阈下意识少，阈上意识多了。或说此意识圈放大，圈外少了，圈内多了。有人有时反此。有人有时阈上阈下圈内圈外的变动疏松而灵活，有人有时则变动甚难。所谓变动难者，即是阈下的升不到阈上来，圈外的挤不进圈里来，如是则成了心态之硬化。有人有时阈上阈下或圈内圈外虽有隐显之别，而并不感有冲突。有人有时则潜意识与显意识冲突了，甚至于破裂成两个人格。比如一个政府，由社会下层革命，或四边外族入侵，割据反叛，形成无政府状态，或两个政府对立。这些花样，近代西方心理学家研讨得极有兴趣，大致已成为一般常识了。

 

其实意识只是人心随时一个集中点。人心必向某一对象而动进，此种动进，心理学上亦称注意。注意所在便成意识。一切意识，都凑聚在此注意点之中心与四围，渐远则渐模糊而成无意识或不意识。因此阈上阈下与圈内圈外之分，其实只是对当前一个注意点的亲近与远隔之别。注意点转移，则全个心态亦随而转移，亲近与疏隔的部位换了，便说圈外的挤进圈内，阈上的降入阈下。若使此心对一切全不注意，不向任何一对象而有所动进，那时则此心便如模糊一片，圈内圈外阈上阈下的界限泯失了。人在睡眠状态中，便成此象。心的集中，你须用一些力量来控制。那些控制力薄了，心便散漫，全不控制，心便集中不起。当你想睡眠时，你必试使你对心的控制解放，让心散了，对外全不注意，便易入睡。当你睡后初醒，你必试使你对心的控制加强，你只一加控制，你心便兴奋集中起来，便成觉醒状态。如是则那条所谓意识圈或意识阈，本由人心集中时所引起。你把你所要意识的集中起来，把不须意识的排摈在外，扼抑在下，便成意识与不意识之两半。你控制集中的力量强或弱，便成心态之紧张与弛散。紧张心态下意识容易鲜明，但亦容易分成两半。弛散心态下，意识不容易鲜明，但此心却容易溶成一片。

 

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人心集中注意，其原始必有所要求，此即庄子之所谓嗜欲。因你有所要求而把自心集中起来，合你要求的，让进意识圈，鲜明活跃，不合你要求的，排除在意识圈外，模糊黯淡。你把你的心如是般一组织，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人群组织一政府，自然有它的需要。但在政府内的，当权用事，在政府外的，便闲散没用，而且压抑不自由。《列子》里有一段寓言，说一人入市，见金即攫，为人所捕，问何胆大，答云，那时见金不见人。这是他注意太集中了，情绪太紧张了，想攫金的嗜欲深，因此虽有旁人，全不顾及，心不在焉，视而不见，把眼的天机窒塞了，这正是庄子话的一个好证。从历史讲，死去的人的力量，实在远比活的人的力量大。把人的一日讲，夜里睡眠时的力量比日间醒觉时的力量大，一切聪明气力，都在夜里养息，再在日间使用。从当前一刻间的心态讲，意识圈外的边远意识，比意识圈里的中心意识并不是更无用。庄子之所谓天机，正要让此种边远意识活泼参加到中心来活动。你若排除太甚，压抑太过，不仅使你天机浅塞，而且要生出反动，引起纷扰。正如一个政府，太求坚固了，太爱集权了，使他与下层社会太隔离了，不仅要减轻这政府的智能，而且要引起革命，使此政府不免于颠覆。心理学上所谓人格破裂，神经错乱，乃至一切疯狂状态，莫非此心太紧张太压抑所致。较轻的症候，便是夜里做梦，日间那些被驱逐在意识圈外的边远意识，一到夜里，你的控制力松了，他们便偷进意识圈肆意活动。那时虽非人格破裂，虽未走入疯狂境界，但总是你心里的纷扰与反动。庄子说：“至人无梦”。这一境界，便是告诉你心象安恬，精神平帖，全人格协调一致，你心里没有反复不安的分子潜伏着，那种心态一到日间，自然神志清明，天机活泼，可以泛应曲当。《易经》上说：“通昼夜之道而知”。便是此种境界。你若太凝视一个字，凝视得太集中，太紧张，反而对这一字形惶惑认不清。你若使劲要找地下一个针，用尽你的眼力，那针反而找不到。你能放松些，散淡些，让你的视力天机用事，那针忽而会自己投进你的视线，无意中（必＋见）见了，全不费力。这是你易懂的铁证。

 

让我们把人心约略分成紧张与松弛的两型。紧张的人，譬如一个手电筒，你把光点拧得紧凑，光力是强了，光圈亦缩了。松弛型的，譬如手电筒的光点，反拧过来，把光圈放大，但光力则微了。惯于紧张集中的人，他常把心力用在一点上，四处的全排除，因此易深入，也易偏至。惯于弛松散淡的人，他并不把心老集中在一点上用，因此他所见较宽较全，但不深刻，不细致。在理智上讲，前一型的人，宜于在自然科学上探求。后一型的人，宜于在人文科学上体会。从情感上讲，前一型的人是强烈的，富于侵入性。后一型的人，是平淡的，富于感受性。西方民族比较前一型的多些，中国人则比较后一型的多些。这种区别，还是由于自然环境及其生产事业而来。沙漠游牧人与海洋商业人，因其生活迫蹙，事事有所为而为，容易造成心理上的紧张习性。平原农耕社会，生事宽闲，无所为而为的时候多些，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松弛习性。西方自然科学是紧张心绪下的产物。他们爱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尽量剔除，专从一点上直线深入，因此便有一切科学知识之发现。宗教也是紧张心绪下的产物。一切西方宗教经验下种种见神见鬼，在心绪松弛的人看来，都像是神经过敏。若把心理分析术来说明，其实便是他的边外意识侵入中心而引起。凡属炽热的宗教心理，必带一种最强烈的天人交战之感，在其内心深处，必起一番大革命。因其平常心理组织太坚强而硬化了，一旦失却平衡，阈下意识圈外意识冲进心坎，把原来的中心组织彻底推翻，彻底改造，人格上发生大震动，旧人格崩溃，新人格赤地建新，这是宗教经验里的最高境界，使人如疯如狂地走入一新天地。在宗教里算是神感，是天赐，是上帝降灵。其他如恋爱心理战争心理，也都是紧张型的产物，都要火热地不顾一切地向某一点冲进。全部人格集中在这一点上，若把阈上阈下来形容，他的心理状态，应像一金字塔，阈上的凝结成一尖顶，便是他恋爱的对象，斗争的对象，其他的一切，全压制在塔底下，压抑得透不过气来。这种心态根本不安和、不安定。在爱神脚下，在战神旗下，易于疯狂，也易于回过头来皈依上帝，信仰神力，其实上帝和神力，正是他边外意识侵入中心之一番大革命。庄子书里常颂赞一种虚静的境界，后来禅宗说的常惺惺，宋儒如周濂溪所谓静虚动直，程朱所谓居敬。常用这些工夫的人，染不上爱魔，走不上火线，不能恋爱，不能战斗。所谓虚静，并不要他心上空无所有，只是松弛，不紧张，无组织，平铺地觉醒，把全个心态敞开，开着门，开着窗，让他八面玲珑，时时通风，处处透气，外面的一切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内面的一切随时随地可以松动，全局机灵没有压抑，没有向往，这时是常惺惺，是敬，也是活泼天机。如是的人，全个心态融和。譬如一杯清水，没有一些渣滓，不在自己心里筑围墙，不让阈下或圈外过久有压抑排摈的心能。如是的人，也不能信宗教。所谓不能信宗教，只是不会有那些见神见鬼的宗教上的活经验，他将感不到那种天人交战的大决斗。那种天人交战的大决斗，东方人反而看不起，认为是人格上之不健全与不稳定。如是的态度，用在理智上，也不会闭塞各部门各方面，只向一点直前钻，因而不能发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上的种种新知识。

 

前一种紧张心型，应用在宗教上，是上帝与魔鬼之对立。应用在哲学上，是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应用在政治社会的组织上，是阶级与法治。应用在人生上，是强力奋斗与前进。应用在理智上，是多角形的深入与专精。后一种松弛心型，应用在宗教上，是天人合一。应用在哲学上，是万物一体的一元论。应用在政治社会的组织上，是大同与太平的和平理想。应用在人生上，是悠闲恬淡与宁静。应用在理智上，是物来顺应，斟情酌理，不落偏见。东西方一切文化形态，全可从此一分别上去悟会。

 

 

摘录于钱穆《湖上闲思录》

重剑无锋

这样理解吧，匆忙是居庙堂之高，闲暇是处江湖之远，说这话的是儒生

重剑无锋

行为意识，都是由环境影响，成为习惯，慢慢对事物看法不同而形成文化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