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趣话】背靠权力好乘凉 中国古代的“秘书帮”……

临窗读雨

今天是元旦小长假最后一天，也是读雨来九月整整15个月。

看到这些日子九月城里拉帮结派拜姐妹热闹非凡，想起在古代也曾有过“秘书帮”。

故藉此辑一帖儿“文史趣话”，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快乐...{:015:} {:015:}



背靠权力好乘凉 中国古代的“秘书帮”


专制的王朝，有实行特务统治的，比如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话说秦始皇一次远远看到丞相李斯招摇过市，仪仗盛大。顺口说了句，哇，好威风的丞相！第二天再看李斯过街，居然轻车简从。聪明的皇帝马上知道昨天的话被泄露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始皇帝，没心情和工夫辨别谁是李斯的探子，马上下令把昨天身边的人全部杀掉。后世的皇帝，像秦始皇这样的狠角色毕竟不多，所以，皇帝身边始终活跃着一群受了朝臣收买的探子，干特务的买卖，出镜概率最高的就是宦官。

说起来，朝臣这样做，多少有点不得已。在皇帝说一不二、君威难测的时代做官，如果对皇帝的意图一无所知，还要张口说话，实在有风险。毕竟，能硬着头皮听难听话的皇帝不多。反过来，如果事先就知道皇帝的意思，提前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再加点补充，好处则很大，一个个高官，就是这么爬上去的。皇帝身边的女人，没人敢接触，也没法接触，所以，皇帝身边的阉人，就成了香饽饽。

为何过去的王朝始终有宦官专权这回事？一方面是皇帝信任，另一方面则是群臣宠着。晚清挨骂最多的太监是李莲英，但李莲英还真就没干过以往宦官干的坏事，比如干过政，整过人，甚至连大臣的坏话都不曾说一句。他惟一干过的买卖，就是替朝臣们打听了点儿老佛爷的好恶，时不时露点儿口风。

皇帝信任宦官非常自然，因为他们是残疾人，没有太大的野心，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皇帝的家人，地位低下的家人，可以随便打骂，而不担心他们记仇。但皇帝没想到，自己亲密的身边人，往往成了朝臣用来打探，甚至操控自己的特务。而且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改变不了这种被特务的现状。

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何当今官场会出现秘书现象。只要做了领导的秘书，似乎就分润了领导的权力。下去走走，下级单位都视同领导。有事儿，打个电话就能搞定，日后的前程也自然远大。只要不犯大错，或跟过的领导不栽跟头，秘书一般都一帆风顺。而且越是位高权重，搞一言堂的领导的秘书，权势就越大。

一些秘书口衔“天宪”，是因为确实有“天宪”存在，秘书发了话，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下属，敢证实这些是不是领导的意思？当然，跟古代一样，秘书的存在，或者有人说秘书帮的存在，最大的作用，还不是口衔“天宪”借权谋私，而是自上而下透露消息。

我们知道，政策可能坑人，也可能让人一夜暴富。在有些地方，政策往往可能以人治的方式出台，领导的好恶，常常起了关键作用。只要事先了解了领导的意图，往往就可以事先布置，至于能得到什么好处，真没法说明白。总之，不少靠政策发家的人，惟一的法宝就是消息灵通。

现代社会，信息就是金钱，就是权力，凡是能接近权力的人，无论地位多低，有无制度规定的权力，都会被追捧。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一些地方没有事情可以保得住密。保密法规定得再严，惩罚的力度再大，有些秘密迟早还是会露出来。当年帝制时代的逆向特务，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

临窗读雨

中国古代官场怪象：官无封建 吏有封建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政治现象，称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指的是官位不能世袭，官员不能把职位传给亲属，胥吏职位同样不能世袭，但却通过种种办法使得其职位实际上成为自家的“封建”领地。这个现象，南宋思想家叶适最早观察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对之也很关注。

“封建”，在中国历史上是指一种封国建藩、列爵分土的政治制度。封国建藩，就是用武力取得天下的利益集团，其首领占有最高权力，其亲属和亲信被分封到各地，建立小王国，作为藩屏，拱卫最高权力。这种制度设计，既包含着有血缘或准血缘关系的一个小集团基于共同利益共同抗拒风险的意思，也包含着这个小集团坐地分赃、不准他人插手的意思。

始于殷周之际的“封建”制，包含一整套精密的制度设计，从保护利益集团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不无智慧之闪光。直到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仍不无赞叹地说：“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但这种制度包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沿着这种制度的内在逻辑，很自然地发展出“官有封建”和“吏有封建”两个历史现象。

“封建”制度的最大缺陷，是被分封的亲属、亲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坐大，开始觊觎更大的利益，从而威胁最高权力，进而导致战争和分裂的局面。克服这一缺陷，就是不再封国建藩、列爵分土，而只是暂时授予地方管理之权，这就是从秦汉到明清实行的郡县制。

然而，实行郡县制后，郡县官员又有视所管辖的郡县，为自己私人领地的倾向，这意味着产生了“官有封建”的新问题。唐代的藩镇割据，可以看作是“官有封建”问题的恶性发展，其后更发展成五代十国的乱局。

宋代建国之初，吸取晚唐五代的历史教训，力图从制度上彻底解决问题，其办法是把军权、财权等一切大权都收归最高权力掌控。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同时发展出一切可能的限制官员的制度，如任期制和回避制，以及加强监察力度、严格办事程序等，终于使得“官有封建”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但是，在“官无封建”时，又发展出另一个问题：“吏有封建”。为了避免“官有封建”，必须实行任期制和回避制。任期制要求一个官员不能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太长，回避制则要求官员不得在自己家乡及邻近地区任职、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不能在同一部门或地方任职，其初衷都是避免形成势力，影响中央政令的畅通。

这些措施使得一个官员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后，常常还不十分熟悉政务就被调任别处，也因此产生必须依赖比他熟悉情况的衙门胥吏处理公事的情形。加强监察力度、严格办事程序，目的是为了规范官员的施政行为，但结果是造成了烦琐的文牍主义和复杂的法令律例。官员们不熟悉律例，没有精力对付烦琐的文牍，不得不依赖胥吏办事。这一切都给胥吏上下其手留下广阔的空间，所以不够精明强干的官员，往往被胥吏们牵着鼻子走，权力也旁落到胥吏手上。

为避免熟悉当地情况和衙门事务的胥吏们把持地方政务，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胥吏任职只能五年，但这些政策效果甚微。因为胥吏们可以改换名字，也可以让有血缘关系者占据其职位，比如父传子、兄传弟及传给亲友等，使当胥吏成为“世业”。比如浙江布政司衙门（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有一个“通供”的职位，雍正元年（1723）七月十二日御史汪继燝在奏折中说，“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钱粮出入，尽归掌握”。胥吏在衙门“子弟亲戚，转相承授”，“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这就实际上形成了“吏有封建”的现象，胥吏们把衙门发展成自己的“封建”领地，大发其财。

从打天下的皇族和亲信以“封建”的形式内部分配权力和利益，到官员和胥吏想尽办法发展自己的“封建”领地，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只是在验证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政治不是公共政治，就会成为私人垄断权力和利益的工具。避免权力和利益为某个集团所垄断，惟一的办法是让政治成为公共政治、阳光政治。

临窗读雨

古代文人对讼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提古代文人,人们心目中浮现的一般是指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之人,古代称“士”,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越来越宽泛了。

古时帝王为了巩固统治,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拔优秀人才,隋朝以前主要有世袭、察举、征辟、乡举里选等方式,从隋朝开始设立科举制,开科取士来选拔佼佼者,科举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跻身上流社会的平台,激发了他们对前途的自信与热情。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条不论贫富贵贱而有门路上升的阶梯,所以在整个古代社会,文人多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懂得历史,他们看问题比一般人要敏锐一些,成为社会阶层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古代文人都是左右当时社会政治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古代文人的命运也千差万别,他们之中出现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但更多的是那些名落孙山、庸碌无为者。文人中的一部分人除了做官,另外一些为了养家糊口,逐渐成为“游民知识分子”,他们选择了各式各样的职业,如私塾教师、幕宾、讼师等等。

在古代打官司要先向官府递状子,由于百姓大多不识字,一些社会上的落第文人干起了专门为他人写打官司的状子及其他文书的营生,民间称“讼师”。这类文人熟悉法律知识,凭读书识字的优势和见多识广的经验来给当事人出一些如何打官司的主意。封建时代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状词中变动一字往往能使案情意思大变,一字可定生死,如画龙点睛之笔,极尽汉语字词之精妙。

《刀笔余话》载:苏州阳澄湖口浮起一尸体,地方上的保甲于是向官府报验,呈报单上写有“阳澄湖口发现浮尸”之语。此呈报单让住在湖口岸边的人家看到了,他们对这样写非常不满,原因是他们怕官府追究下来会怀疑是他们所杀而多加调查,来来回回,多费周折。其中有一讼师善于打官司,并且在文墨上比较精通,于是在呈文内“口”字之中加一竖,则成“阳澄湖中发现浮尸”矣。湖中尸首,因不涉及湖口岸人家,众人大加赞赏。

另据《清稗类钞·狱讼类》载:王振齐与李子仙两人素来交好,每过几日必然相见。王振齐特别喜欢武术拳脚,擅长舞刀,李子仙想跟他学习。一日,李子仙又到王振齐家来,振齐留他吃完饭,饭后,王振齐拿出新买的倭刀给李子仙看,但见此刀犀利非常,两人拿刀摩挲玩赏。王振齐非常高兴,持而舞之,旋转如意,寒芒逼人。李子仙羡慕不已,于是从王振齐手里拿过刀也舞弄起来,由于用力过猛,加上技艺不精,不慎砍到王振齐之颈,杀死了他。王振齐的家人以李子仙用刀杀人控于官府,李子仙知道后,谋于讼师,讼师通过行贿把状词中的“用”字改为“甩”字,官府遂判决李子仙免死。盖用刀为有心故杀,甩刀为无心之杀。甩者,手不经意而得,以致伤人也。其情形类似于现代的过失伤人致死。古代诉状通过更改一字,可使人免却麻烦、脱去死罪,亦可使案情本末倒置,“柳暗花明”,生生死死系于“心机灵动”之间,所以说讼师极有市场。

科举的路并非那么好走,所以读书风气兴盛的地方一定有诉师,有讼师的地方,诉讼肯定少不了。浙江省按察司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曾描述该省的积案非常严重、屡禁不绝:“窃照狱无大小俱有定限,理应依限速办,岂容藉词悬宕。本司前因各属积案甚多,业经禀明勒限完结在案。今查各属尚有未结之案,屡经严催,不过以空文率覆,非曰逸犯未获,则曰证佐未齐,玩不遵办。以致现获之犯久羁缧絏,淹毙囹圄者不可胜计。”从中可见浙江诉讼之盛。

历史上江西也曾经讼风如潮,江西“讼风”始于唐末而盛于宋明,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直指江西人“好讼”,书中说江西在宋朝就有一本流行打官司的书,教人怎么在公堂上答辩、怎么写诉状、怎么钻法律的空子等等。据学者阐述,除了因为生存环境的严峻,养成江西人克勤克俭、事事认真乃至执拗的性格和讲究气节、好论是非曲直的个性,还与宋明时期江西的教育发达有关,因为只两宋时期,江西新建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濂溪书院等就有126座。教育的发达,带来了科举的兴盛,不少人在科举失败后成了“讼棍”,也就成了讼风形成的主体。

讼风是由打官司形成的风潮,诉讼是讼风的基础,而不惧官府、敢于对簿公堂,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难为的事,只有那些对于入仕无门而又不愿劳动、见过世面的文人才是感兴趣的事,他们也往往从中获取不菲的利益,可见文人对讼风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古代,诉讼恰恰是揭露矛盾,是将社会的不公、将被基层掩盖的矛盾揭示并加以放大,是对作为政权基石的地方官府的一定程度的否定,是将统治者理想中的“治世”描绘成“乱世”。诉讼成为职业,起诉成为时髦,这对一个地区的稳定影响很大。所以历代统治者对热衷参与讼事者进行严厉打击,朱元璋就曾发布榜文,斥责浙江、江西的民众“多好争讼,不遵法度”,要求两地百姓“改过从善,息争止讼”。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已一去不返,今天的人们选择诉讼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在今天,律师这类似于古代诉讼代理人身份的群体,在帮助当事人探求事件真相,辨法析理等方面奉献着自己的才智,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今天的知识分子需要发挥自身知识丰富的优势,在传播司法文明,维护公平与正义,构建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体现自身应有的价值。

临窗读雨

古代的文学作品怎样“发表”


从古书记载中发现，古人“发表”文章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通过驿站传递文章。即以书信发表，称为“简”。据《诗话》载：“元微之（元稹）守会稽，白乐天（白居易）牧苏台，置驿递诗，往来谓之诗简。”

其二，题写于公众场合墙壁上。即以墙上书写方式发表。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多以诗章赠答。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为了保护壁中之题诗，有些寺庙还特地给诗壁网上碧纱。唐代诗人王播在未出名前曾在扬州木兰院寄住，和尚不喜欢他，叫他吃剩饭、敲钟。后来他出名了，题写在壁中的诗，却被特殊保护下来。《古今诗词》详细记述王播、寇准等人旧题诗处，“已碧纱笼之”情况。

即使这样特殊保护，也无法使诗迹永远保存下来。苏东坡《天竺寺》诗序记载，自己十二岁的时候，先父曾经对自己描述过白乐天在天竺寺壁亲自题写的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但四十七年后，“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刻石存耳”。

其三，交流于市井酒肆、茶馆、烟花巷陌，即在民间“发表”。也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载，说当时扬州和越州一带，到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的诗抄写编辑（一说抄写刊刻），在市井叫卖或用来换酒换茶喝。在宋代词人中，柳永就是这样一位混迹勾栏瓦肆，在街道里巷卖词为生的“腕儿”。他尽管仕途落魄，但传说里，“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此外，以石碑刻字、刊刻书籍等多方式发表也是其中一种，这与如今的发表方式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临窗读雨

枕头里藏着多少故事


纺织品普及之前,枕具其实是竹木制作的。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说:“枕，卧所荐首者。从木。”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枕具实物为战国的木枕。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就是用一截小圆木作枕头。睡觉时,只要稍动一下,头就从枕上滑落，人立即惊醒,醒后继续发奋读书。司马光一生都以圆木为枕,称为“警枕”。生活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及其先人最初使用的枕头也是圆木的。起初，全家人都枕在一根圆木头上,一个人一翻身,全家人都可能被惊醒。后来,他们就按人头把圆木锯短,各枕各的。心灵手巧的满族先民,将木枕两端用刀刻、火烙出各式图形,具有装饰和祈福的作用。一件埃及出土的枕头两端的内侧装饰有贝斯神的头像,保佑使用枕头的人无论在人间还是在灵界都能放心安睡。枕头还被埃及人赋予驱邪的神功,从十八王朝起，在埃及就流行小枕头形的护身符。中国民间曾广泛使用一种长方体的绣花枕,两端为枕顶,枕顶部位的装饰图案称为“枕顶绣”。枕顶绣虽小,但每个图案都蕴含着人们美好的祝愿与企盼。

内蒙古东部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蒙古族,在举行婚礼时,还有一种抢枕头的习惯。姑娘出嫁前,父母要为她搭一个新的蒙古包,陈设嫁妆。出嫁这一天,女方派出四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抱一个木制的一米多长的大枕头走向新蒙古包,这时男方的四个小伙子便上前抢夺。双方你抢我夺,都不轻易松手,直到精疲力竭,最后共同将大枕头放在床上,仪式才告一段落。在白族的婚礼上,新人入洞房还要争坐枕头,谁先入洞房坐枕头,谁今后就是当家的。新郎新娘为争坐枕头，往往上演一出出喜剧,为婚礼增添不少情趣。

枕头引来杀身之祸

唐敬宗年间,官员卢昂在福建主管盐铁专营,因为贪赃被查处。朝廷御史在他家里查出一个用瑟瑟做的枕头，找到珠宝商对这种宝石枕头进行评估,答案是无价之宝。唐敬宗大怒,我皇宫里都没有的宝物,你卢昂居然有,这个官的德行可想而知。卢昂的下场当然也是可想而知。

一只枕头的贵贱暴露的不仅是贪婪,还有爱情。唐朝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嫁给宰相房玄龄之子、散骑常侍房遗爱。17岁那年,高阳与20岁的和尚辩机一见钟情,从此，两人爱得如胶似漆,痴缠8年。

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辩机以渊博的佛学、飞扬的文采、出众的仪容被选中参与撰写青史巨著《大唐西域记》，将长住弘福寺。临别时,高阳公主将自己的金宝神枕送给辩机,让他带在身边。这个玉枕有恩爱的痕迹，却也是灾难的起因。后来,一名负责治安的官员在一小偷的住处搜到了这只镶满珠宝的玉枕。价值连城的枕头可不是一般人家用的,小偷招供偷自弘福寺辩机和尚的住处。由此,高阳公主与辩机的“不伦之恋”暴露天下。辩机被判于西市场大柳树下腰斩极刑,侍奉公主的十余名奴婢也以知情不报罪被勒死。作为爱情信物的枕头是偶然被盗还是宫廷争斗,多少玄机无从知晓,史上最残酷的枕头情事莫过于此。

和这些彰显身份的名贵枕头相比,唐朝国子监司业阳城的枕头再普通不过了,就是一块木头中间掏空。《独异记》中还说，阳城的枕头是一块“江石”,到河边上随便挑拣,多如繁星。总之,阳城用的枕头低档廉价。阳城在京师做官时经济状况不好,手头拮据时他就拿着这种枕头去当铺抵押现钱。近于“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按理说,这种物品根本抵押不到钱,可阳城的枕头一次却能质押回上万文钱,而且还是抢手货。物超所值的原因就在于阳城是个名人。京师的人都知道阳城有才气,在朝廷做官起步就是五品,还敢跟皇帝斗狠、撕毁任命宰相的圣旨。阳城的枕头类似于如今明星的日常用品,拿出来一拍卖,粉丝追捧,价格直线攀升。

枕边最是爱意浓

古时两情相悦、婚嫁迎娶,有“结发共枕席”的诗话。这里的枕一般是指“鸳鸯枕”,枕绣鸳鸯,意思是同心同意、至死不分。女子结婚时会带上自己绣的“鸳鸯枕”到夫家,赠送相好情人也多是鸳鸯枕。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穿过后花园,红娘护送崔莺莺相会张生,手里就抱着一个“鸳鸯枕”。《西厢记》写道:“鸳鸯枕,翡翠衾,羞答答不肯把头抬……”

与《洛神赋》相伴而生的爱情故事,同样有个重要的道具——枕头。传说,三国时曹植与风华绝代的甄氏互相爱慕,情投意合。然而，甄氏乃曹植兄长魏文帝曹丕的妃子,这种感情既悖伦违理,又碍于魏文帝的权势,二人终未敢越雷池半步。结果甄氏相思成疾,抑郁而终,成为《洛神赋》中洛神的原型。据《昭明文选》记载,曹丕将甄氏生前用过的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植见之,不觉泣。”抱着枕头梦见甄氏,“欢情交集”。虽然人神殊途,但枕上留香,可谓最浪漫的千古爱情传说之一。

枕边话多数不靠谱但却最管用。有一种说法,世界上最厉害最猛烈的风不是龙卷风,不是飓风,也不是台风,而是女人向睡在自己身边的男人吹的枕头风。历史上的枕头风“吹死”不少人,“吹伤”的更是不计其数。譬如周幽王弄垮了西周,商纣王毁了商,汉成帝不得好死,唐玄宗酿成大乱等等祸事，就与褒姒、妲己、赵飞燕姐妹、杨贵妃等人的枕头风不无关系。

曹操是个独立特行的人,他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绝不允许女人在床上“挟持”自己；明朝朱元璋深知枕头风的厉害,他明确规定女人不能干预政治。所以，枕头风在这两个政治强人面前不起作用。

欲向先生借枕头

枕头也不见得都与艳情相关。譬如“绣花枕头”,是用来形容徒有外表而无学识才能之人,该典故出自清朝彭养鸥的《黑籍冤魂》:“顶冠束带,居然官宦人家,谁敢说他是个绣花枕头,外面绣得五色灿烂,里面却包着一包稻草。”

黄粱一梦的典故出自唐代《枕中记》:唐玄宗开元七年,一位姓卢的书生去京城赶考,在邯郸路遇道士吕翁。卢生谈及对荣华富贵的渴望,难以释怀。吕翁长年修道,已经掌握了各种神仙幻变的法术。见劝解卢生无效,于是拿出一个枕头来递给卢生:“你枕着我的这个枕头睡,它可以使你荣华富贵,适意愉快,就像你想要的那样。”这是一个青色瓷枕,枕头两端各有一孔。卢生枕在上面睡去,梦中发迹四十年,享尽繁华。醒来却发现正仰卧在旅店的塌上,店主人蒸的黄梁米饭还没有熟。卢生怅然失意好一会儿,对吕翁道谢:“我现在对荣辱的由来,穷达的运数,得和失的道理,生和死的情形,都彻底领悟了。”卢生放弃赶考,入山修道去了。

康熙年间的钱塘奇士陈潢反复研读黄粱一梦的故事,不但不想出世,反倒在邯郸县郊的吕翁祠上题写一诗:“四十年间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欲向先生借枕头。”安徽巡抚靳辅途经吕翁祠,看到墙上的题诗,欣赏诗中真意,遂派人寻找陈潢。后来，陈潢入靳府,助靳建立治理黄河的伟业,最终寻找到了梦中的富贵风流。

枕头的功用在现代越来越丰富。每年4月3日,被定为“国际枕头大战日”,这一天,多个国家的“枕头大战”爱好者带上枕头走上街头,加入一场另类的减压聚会“战争”。

一个枕头代表一个时代,未来枕头会是什么样子呢?设计师们也在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例如模仿DOS黑白界面的“电脑”枕头、形状如真人怀抱的“手臂”枕头等。这些夸张、有趣甚至怪诞的枕头,加上智能化和高科技含量,足以改写我们对枕头的单纯定义。

临窗读雨

孔子思想中的旅游文化


公元前 497 年的初春，孔子和他的“旅行团”上路了，在吱扭作响的牛车上，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54岁的孔子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苍老，一张典型的国字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额头上横刻着春秋的痕迹，厚厚的嘴唇有些干裂；略带疲惫的面容却掩饰不住安详与忧郁，一双深邃的眼睛闪烁着智慧，凝视着远方，身后年龄悬殊、衣衫破旧但却十分整洁的一二十个山东汉子追随其后。空旷的山野，苍茫的天宇，在走出鲁国大门向西的路上，“周游列国”的神圣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十四年的旅行不仅走出了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走出了齐鲁大地上的“旅行家”孔子。

好客山东：孔子向世人发出的邀请

孔子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贵人格，离开了父母之邦鲁国，为了宣传他的治国理念，开始了为期14 年的周游列国生涯。历经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空间上跨越了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孔子一生活了73岁，他用平生将近1/5的时间来“旅游”，这样的旅行家在今天都属凤毛麟角，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在离开鲁国边境的时候，孔子徘徊延迟了几天，最后满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孔子慨叹道：“迟迟吾行也，何以去父母之邦！”孔子在遭受排挤与冷落的困境中，何以发出这样的慨叹呢？

众所周知，孔子是山东大地上走出的圣人，在途中他时时不忘自己的祖国——鲁国。山东地处海岱之间，藩列齐鲁之邦，深厚积淀的文化传承和雄浑博大的自然风光使山东自古以来具有着独特的风貌。尤其是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保持与传承，让孔子念念不忘的同时深感自豪。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鲁两国的文化已经接近于“道”的水准，在当时的诸侯列国中居于领先地位。齐鲁文化在孔子时代，已经形成了对诸侯列国的巨大向心力。当时远在长江以南的吴国，派使者季扎访问鲁国，并会晤了孔子，就对鲁国的文化赞叹不已。 客从远方来，是让人愉悦的；让朋友来有所得，是让人欣慰的。我们可以想见，孔老夫子当时的心境是多么的自豪而愉悦。

《论语》的开篇就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认为，这就是孔子代表自己的家乡“好客山东”向世界人发出的邀请。当然，孔子也是纯朴好客的山东人的典型代表。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历尽无数的艰难险阻，尝尽了酸甜苦辣，但是，孔子却是乐观的，豁达的，温暖的。可以想象，旅行中的孔子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才能发出“有朋自远方来”的邀请。今天“好客山东”的品牌已经由一个旅游品牌延伸成整个山东省的名片，“好客山东欢迎您”响彻中华，凝神望去，在这背后，我们不难看到孔老夫子温暖而亲切的笑容。

周游列国：一次悲壮而伟大的旅行

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或荆棘坎坷，或风光无限，人生有顺逆，风景却无尽头。正如唐代大诗人王维诗中所言：“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他就像一个执著的旅行团团长，带着以子路、颜回、冉求等众弟子组成的一个“旅行团”，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而这一趟旅程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他这一走就是十四年，而且，在这个漫长的文化苦旅中，他体验山水，感悟人生，顽强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游走，一次又一次地推销着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四处碰壁，但是，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他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着一个旅行者的使命。这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旅行。

同时，这还是一次悲壮的旅行。在14年的旅程中，有过陈蔡绝粮之厄，有过匡人之围、桓魋之难，栖栖遑遑，甚至被人讥讽为“丧家之犬”。在他的政治主张一再难以推行的情况下，孔子还依然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希望于慨叹。

2500多年来，孔子的思想一直被中华民族尊奉为社会人生之圭臬，并逐渐演变成“内圣外王”的“修齐治平”之道。孔子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其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是密不可分的，他的绝大多数思想都是在旅游中形成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人生的思考，提炼了自己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智慧。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不仅提倡“有教无类”，还非常会“寓教于乐”，在“游山玩水”中给人不少的教益，他几乎是在用自己的整个身心感受着自己的游历生涯。

山水之乐：孔子对人生真谛的领悟

孟子曾以递进的描述方式，记载过孔子的两次旅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东山就是今天的蒙山，而泰山上至今还有一处景观：孔子登临处。蒙山海拔不高，泰山也不过高1680多米，何以能够俯视山东全境，乃至俯瞰天下呢？旅游中，视野豁然开朗，高度瞬间提升，认识自然会有新的高度。

可以说孔子“集大成”思想的至高境界，除了他孜孜不倦的敏而好学、无时无地的思索之外，实在得益于他一生不管是主动抑或被动的长期“周游”。在旅游中感悟，在感悟中思索，长期的思索又集结成了他丰富而深邃的思想。

三十来岁时，孔子曾经有过两次出游。一次是向西，到了东周的王都洛邑，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一次是向东，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从54岁到68岁，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周游列国”，这可以理解成是一次“文化苦旅”。

以今天的眼光看，孔子周游所及的地方，向北到过黄河，最南边所到之处是今天河南的信阳，不出今天的山东、河南两省，但在孔老夫子的时代，这已经是大半个“中国”。祖国大地上的壮丽山河，无疑给了老夫子深刻的影响与性情的陶冶。可以说，如果仅仅局促于曲阜一隅，是难以让孔子最终形成“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的圣人情怀。

孔老夫子初见泰山，由衷地感叹道：“巍巍乎！”走到黄河岸边，又深情地赞叹道：“美哉！洋洋乎。”孔子后来总结为两句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岿然不动，象征仁者的泰然与坚定；水，周流不断，象征智者的思辨与柔韧。所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山与水已经成为性情的寄托与象征。

其实，孔子热爱生活，是个非常重视自然和本真的性情中人。

在一次孔子与其弟子关于人生理想的对话中，孔老夫子对山水的热爱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当时，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侍坐。首先子路自信地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可以治理好一个大国；冉有略微谦虚，说用三年的时间，可以治理好一个中等国家。 看到孔子漠然的表情，公西华更谦虚，表示只能做一位司仪，这也是儒者的本职工作。最后出场的是曾点，他没有表示出对政治的热情，只是淡淡地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暮春时节，到沂河里游游泳，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小歌回家，仅此而已。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我太赞同曾点了。可见在孔子的思想里，返璞归真是多么重要的东西。

孔子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孔子在面对绵延青山和浩淼碧波时的感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是孔子走到齐国听到美好音乐时的感受……所谓一花一世界，其实，孔子就是用自己重要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旅游不仅仅是有钱人的事情，快乐和财富也不成正比，人生很多美好的体验都在于自己的心态，只要有了快乐豁达的心胸，只要有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你就能随时旅游，就能随时获得快乐。所谓人未动，心已远，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一颗旅游的心。

孔子晚年，游历归来，不再东奔西走，但是，却仍然能放眼天下进入了另一个静宁、安闲的时期，那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十四年的游历，可能这种人生体验不会来得这么深刻和强烈，孔子的晚年也不会步入一个如此祥和的心境，这应该都是旅游的功劳。

修齐治平、内圣外王，那只是儒家所要躬行的实践；而悠游天下，寄情山水才是人生所追求的本真，是人生的最高意境。

格物致知：游历中折射出的儒家思想

“儒”是类似于今天的司仪一类的职业，是“小人儒”；而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学以上达”的学术流派，是“君子儒”。 格物致知，超凡入圣，对照孔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旅游的路途，就是学习的历程。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不能仅仅来自书斋，更多的要在人生的旅行中多闻、多见与多思。

儒家不同于道家、佛家以及西方哲学流派的地方在于，儒家把着眼点重点放在当下，关注社会人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学问不在书斋，那仅仅是知识而已，“学问”一词本身就是指人与人之间互相学习、质疑问难，这就是“格物” ；然后提升为对社会人生的了解与思索，这就是“致知”。儒学作为道德的形上学，就是要通过“格物致知”的途径，对社会人生有深刻体认和正确把握，从而在“正心诚意”的基础上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而袖手空谈、皓首穷经的是腐儒、小儒，所以孔子让弟子们要做“ 君子儒”，“勿为小人儒”。

孔子的一生应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他在游历中感受山水，在感受山水中体悟人生，在体悟人生中深思求索，在深思求索中形成哲理。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把自然山水人格化，在欣赏自然景物时，观照其特征，通过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荀子·宥坐》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洗洗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人，以就鲜絮，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这里，孔子明确地把人的道德修养、品格节操与水的自然特征相比拟，从而使水这一普通的自然原素获得了丰富的社会意义，产生出深刻的观照意蕴。

孔子认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达到仁智勇的首要方法，第一途径是格物致知，旅游正可格物致知。

旅途的欢乐抑或困苦，都没有让孔子停止他的人生哲思。看着奔流不息的河水，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面对山水发出的对人生最深刻的认识，是对人生旅程的终极关怀与深刻思考。看到四季自然地更替，又引发了他对自然大道的无限感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没有深刻繁复的说教，在自然大道面前是如此的深悟与感怀。

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最重要的人生阶段都是在路上，他是旅游者的千古样本，他游历时的所见、所闻、所感，都记录了下来，这就是集孔子智慧大成的《论语》。

行万里路：古圣先贤对智慧的求索

我们常说“天高地厚”，为什么说“地厚”？这也得益于古人对大自然的观察与思考。古人认为，大地“载山岳而不动，曳河海而不泻”，所以《易经》讲“地势坤”。《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也是“文化”一词的由来。古圣先贤都是在自然现象观摩与启发之下，得出万世不易的哲理大道。

历史上的古圣先贤，哪一个不是乐山乐水的呢？被称为上古三皇之一的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创造出八卦，成为东方文明中的智慧源头。其中的阴爻、阳爻与四象观念直接启发了近代西方的大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茨创建出平面解析几何、发明二进制，而后者直接导致了我们今天计算机语言的产生。而莱布尼茨正是从游历中国多年的白晋等传教士处了解到《易经》的。

据记载，孔子曾在旅途中拜见过老子。老子对水的思考直接揭示了大道的本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大道就像最简单的水一样，看似至柔，实则至刚，滋养万物，而谦虚地匍匐在高山峻岭之下。高山可以陵夷为深谷，而江河却在大地上万古奔流。 老子从中总结出“ 高下相依，福祸相伏””反者道之动”的大道。圣哲在自然的启发陶冶之下，体悟出社会人生的大智慧。

宋代大儒朱熹，为官不过50余日，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武夷山等风光秀丽之地著书讲学。看到一湾水潭，他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的比喻，要人清澈自己的心性；见到江水中逆流而上的航船，他发出“不进则退”的力学感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一生倡导“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务实治学之道，在山东、陕西等地深入考察当时各地的军事、地理、政治、民情，写下《天下郡国利病书》。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明代的王阳明，虽然政治上受到打击，但在贵州龙场驿，在山水的陶冶之下，大彻大悟，发明“良知”之说，影响巨大。他那著名的“未见山中之花，此花与我同归于寂；我见此花，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比喻，不也是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给他带来的灵感吗？

近当代诸多大家，无不涉历寰球，学贯中西。异域的山水风景、民俗风情，无疑给了他们太多的启迪与思索。这是在自然差异的基础上上升到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的交流，也是人生大旅途上绚丽绽放的文明的花朵。

放下历史看今天，我们要向孔子学习人生旅行的智慧。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重要的旅行，伴随着思索，成就了智慧。与其闷闷不乐，不如快乐前行，因为从出生你就注定不能停止这场旅行，所以，向孔老夫子学学智慧，有圣贤相伴，在人生的道路上快乐畅游吧。

临窗读雨

齐白石自称“我诗第一，画第四”


齐白石是水墨画巨匠，也是一代诗人，只因画名太盛，因此历来认为他的诗名不如画名。

齐白石自己称:“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此说并非矫情，齐白石对自己的诗才相当自信，甚乃自负。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说:“我的诗，写我心里想说的话。本不求工，更无意学唐宋，骂我的人固然多，夸我的人也不少。从来毁誉是非，并时难下定论，等到百年以后，评好评坏，也许有个公道。”读《白石诗草》及《借山吟馆诗草》，感觉齐白石的诗确实非同一般，他写诗不受传统规矩束缚，外淡内真，俗中蕴雅，与他的画风一致，当时即受人推崇。著名诗家樊樊山评他的诗:“意中有意，味外有外。”这是很高的褒奖。

齐白石在写诗上取得成就并非偶然。他童年家贫，从小帮家里干活，砍柴、放牛、捡粪，每次出门，身上总带着《千家诗》或《唐诗三百首》，夜里点不起油灯，常燃松枝诵读。老来想起这段生活，写下《往事示儿辈》:“村书无角宿缘迟，二十七年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齐白石在20多岁拜乡贤胡沁园、陈少蕃为师，30多岁拜湖南名士王湘绮为师，自此诗思大进，陆陆续续写下不少好诗。

齐白石的诗，与画密不可分，常以题跋为主的题画诗面貌出现。从内容上看，思亲怀乡是齐诗的主题，如《牧牛图》的题画诗:“祖母闻铃心始欢(自注:璜幼时牧牛身系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倚门矣)，也曾捻角牧牛还。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这里既有对自己牧牛生活、祖母盼孙早归的回忆，也有对仍在农村耕耘的儿孙的牵挂。再看《织纱图》题诗:“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荫下纺纱声。”当年自己读书作诗，常嫌妻子的纺纱声干扰影响，如今远离亲人，再想听那声音也听不到了。

用通俗流畅、明白如话的语言抒写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是齐诗的又一主题。如《考芋艿》:“满丘芋艿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读之，那种醇厚浓郁的乡土气息，贫穷但温馨的乡村生活历历如在眼前。

齐白石热爱农村生活，农村中的草木花卉、山茶蔬果既可入画，也可入诗，他对这些甚至有些“偏爱”。他画《白菜辣椒》时曾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很有些不平之气。在画白菜的题句中说:“不是独夸根有为，须知此老是农夫。”这实际上是对他本色的自我肯定，他始终以一个“农夫”的姿态耕耘在艺术的乡土里，爱而有加，孜孜不倦。《题棉花图》诗句:“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则是他浸润于乡土艺术中的经典之作，不仅艺术升华了，诗意也达到新的境界。

齐白石也留意从日常生活中捕捉一些小镜头，表现生活的纯真和情趣。如《题小儿放学图》:“当真苦事要儿为，日日提萝阿母催；学得人间夫婿步，出如茧足返如飞。”小儿怕上学，出门时裹足不前，放学回家则欢奔如飞，读来诙谐有趣。画《樱桃》即兴题两句:“若教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极言樱桃之美，老人也爱一点风流雅谑哩。

然而生活更多是严峻的现实。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齐白石大义凛然，宣布“画不卖与官家”，不受敌伪笼络，表现了高贵的民族气节。与此同时，他对国家前途命运十分忧心。一次朋友将一些山水图册拿给他看，老人触画伤情，提笔写道:“对君期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抒发了对国家山河破碎无比沉痛的心情。而在《不倒翁》画旁题为:“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则是对社会黑暗，贪赃枉法，官场腐败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新中国建立后，已是86岁的齐白石欢欣鼓舞，挥笔写道:“暮年逢盛世，搭帮好总理。老骥珍伏枥，报国志千里。”读齐诗，一位热爱生活，富于民族正义感，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爱憎分明的艺术家、诗人，不就站在我们面前了吗？

齐白石一生作画3万余幅，写诗3000多首，作画或为“稻粱谋”，写诗没有一点功利之心。他本质是一位诗人，有一颗诗心，他对写诗的爱好贯穿终生。齐白石“活”在他的画里，也“活”在他的诗里，包括他的书、印。

临窗读雨

趣话古代贺年片：往往是精美书法作品


古人交往，起初用竹木削成条刺，然后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身份，用于拜会他人时互通名姓。刺，即古代的名片，又称“谒”，此后虽然改用了纸张，但习惯上的叫法却沿袭了下来。过年时，在红纸上书写贺词，便成了古代的贺年片。

据考证，南宋学者曾慥在《类说》中就记录过一个“陶谷易刺”的故事，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关于新年投刺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了。说有一年春节，有友人差人前来投刺，陶谷以酒肴盛情款待。陶谷发现来人投刺的许多人家都与自己亦有往来，而他却正为无人投刺而犯愁，于是他就悄悄地进行调换。来人酒足饭饱后便抱刺匆匆离去并一一投出，未觉有异，其所投多为陶谷之刺也。陶谷乃是唐朝末年的一位著名学者，如此算来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

“投刺”在古代由人或步行、或乘车马送达。贵者富者自然不必亲自劳驾，当官的派公差，商贾望族差仆人，文人学士遣书童，就是普通老百姓中的户主也将此事交与小辈后生去送。投刺的人到对方门外招呼，有主人出来接固然好，下人接也可以，一般交了刺就走。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有载“正至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令人持马行，每至一门喊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周密的《癸辛杂识·送刺》亦作如是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欲以为常。”

在富贵人家，因为前来投刺的实在太多，迎来送往，应接不暇，为省事起见，就在门外挂个箱子接受各方投刺，图吉利便称之为 “接福”。也有的在家门口挂个红纸袋接受投刺，名曰“门簿”。投刺人因为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而往往在门口喊几声，将刺投入箱内就匆匆离去，待得主人应声出门时，已不见了投刺人的踪影，所以在民间有：“送帖的比兔子跑得还快”的说法，因此，贺年片还得了个别称，名曰“飞帖”。

投刺人多是在门外把贺年片投入箱中，也被称作“望门投刺”，对此，明人陆蓉在《菽园杂记》中记载道：“拜年……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投刺者。”由此可见，古时的投刺太滥，近乎是广为散发，这也就难怪“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在 《元日书时》中叫苦感叹说：“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敞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古代贺年片，都是主人亲笔书写，一张贺年片，往往就是一帖精美的书法作品。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当年泛滥成灾的东西如今却存世极少，真可谓一 “刺”难求。

情落无声

这资料虽是文史趣话，却让后人受益匪浅。
谢谢楼主提供

雪☆花

了解了解  
谢谢LZ 分享{: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