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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5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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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金融反恐战争的每一时刻
《全球金融斗士》 约翰·B•泰勒著 蔡彤娟 柳龙涛 译
前言
本书讲述了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几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决策背后的故事。从那一天起,全世界开始比从前更加认真地关注全球反恐斗争。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手故事。布什总统一上任就任命我为美国财政部国际财务分部的负责人。经过参议院的确认,我在“9·11”袭击发生前不久宣誓就职。直到2005年的春天,我仍然在那个位置上。我负责领导350名财务专家和职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大楼里工作,但是更多人则作为我们的代表在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工作,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些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为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提供建议。我曾花时间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里亚和海地这样的地区去实地考察,总共出访达120次,参加了不下400次白宫会议,这些经历赋予我独特而又全面的视角。我负责协调美国的对外金融政策——主要是通过我在七国集团(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搭档们来实现。我还必须和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协调内部政策。与行政部门之外的国会、金融市场和选民们的联系也是必要的。我在国内做了不下200次演讲,并且50多次访问国内城市——主要是去纽约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对话。我曾25次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
为什么主要关注“9·11”以后的时期呢?因为在这段时间全球金融政策领域发生的事情鲜为人知——这确实是一个从未讲述过的故事。尽管有很多描写“9·11”的书,塑造了很多战斗英雄,描述了反恐战争的政治复杂性,但是却没有人写过有关金融领域战争的书,而在这一领域当然不缺乏英雄和复杂性。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有数千名训练有素、充满激情的“全球金融斗士”以千差万别的方式奋战着。承接自“9·11”的国际善意和新的战争引起的对更重大责任的需要,我们展开了一连串行动,包括打击恐怖主义财源,阿富汗金融重建,实施抑制金融危机的新政策,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它们更加务实,以及防止伊拉克发生金融崩溃。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政策都取得了成功。可能发生的严重危机被扭转了,而且有了更加严格的问责制,全球金融体系相比“9·11”之前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困难了。
所有的战争都包含一条国际财务前线,全球反恐战争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际财务事件包括美国与英俄之间的租借法案谈判,利用经济武器阻止中立国家同纳粹德国进行贸易,德国在战前进行的货币改革,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立等。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为自由而战》(Fighting for Freedom)一书描述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这些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讲述了在珍珠港奇袭发生后的日子里人们怎样“做着该做的事情”,而且“制定和执行计划,与朋友、敌人和中立者进行经济交易,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发生的事情更真实。”
在全球反恐战争这段时期,人们可以从这些人和他们采取的行动上得到必要的经验教训。战争并没有结束,它很可能将持续很多年。金融领域的成就对于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由于国际合作精神朝涨夕退,我们需要激励和维持人们斗志的新方法。就像所有紧跟时代、记录真实事件的历史故事一样,本书具有介绍新鲜经验的优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人将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同时,反恐战争还将继续,而这些经验能够被立即派上用场。
序
我曾经对我妻子开玩笑说,如果我要写一本关于我在华盛顿的经历的书,我将称之为“我在白宫情况室的生活”。我在这所著名的房间中参加了数百次会议。这里是我们国家安全网络的神经中枢。
情况室(Situation Room,简写为Sit Room)是一间镶着木板墙的舒适的小房间,位于白宫西翼建筑的地下室。为了进入房间,你需要经过一道外部安全门,然后再经过一道内部门。手机是不允许带进去的,因此在开会时总是有成堆的手机放在两道门之间的小桌子上。当你走进内部门,你可以看到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显示屏,它被分为若干小屏幕,每个小屏幕分别显示世界上某个热点地区的安全状况。在右边的墙上有很多挂钟,能够告诉你世界上关键地区的时间,比如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总统所在的时区。在屋子的中间有一张长方形的红木桌子,周围摆放着十几把黑色皮椅,多余的椅子排列在墙边。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时总是坐在桌子的最前面,正对着显示屏。这个房间太小了,以至于除了在进门的地方有一张小电话桌和一个咖啡招待桌以外,再也放不下任何东西。当桌子旁和墙边所有的椅子都被坐满以后,这个房间的拥挤程度就和高峰时间的城市公共汽车一样,你甚至难以穿过椅子的夹缝从房间的一边走到另一边。
布什总统通常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穿过同一道内部门进来,尽管还有一个后门通往更加安全、有着更多监视器的地区。早上开会时有咖啡供应。当总统到来,其他提前进来的人——几乎总是提前——就会全部起立。然后,总统一般在冲上一杯咖啡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宣布开会。会议讨论的内容必然是与我们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这里几乎总是凝结着一种严肃而紧张的气氛。在我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布什总统从来都是以充满智慧、精明的方式来主持:他按时开始和结束会议;他鼓励大家讨论,让人们保持轻松的状态,在适当的时候制造幽默;他仔细倾听,提出深刻的问题,挖掘问题的核心,然后作出决定,最后下达命令。
总统参加的一次早会
我对那些早会中的一次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次我要在布什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面前做一次演示,内容是关于我们为伊拉克制定的金融计划,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止伊拉克发生金融崩溃。因为一场金融危机将会引起巨大的困苦,并且迅速削弱盟军以及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新政府的信心。除了其他内容,该计划强调创建一种能够支持人们信心的新货币,以及建立现代中央银行以稳定价格和汇率,这是十分必要的。这份计划是我们同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在内的一些盟国共同合作制定出来的,由于它的意义足以同战争本身相提并论,因此我们需要经过总统的批准才可以实施。
这次会议在2003年5月9日上午9点15分左右开始,房间里挤满了人。除了布什总统,围坐在桌旁的有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参谋长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以及三位对我们的计划有浓厚兴趣的四星级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Rechard Myers)、副主席彼得·佩斯(Pete Pace)和中央指挥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汤米·弗兰克斯那天是亲自来情况室参加会议的,而不是以通常的视频方式。
当轮到我作简要汇报时,我直起身子坐在椅子前端的边缘上,开始演示我的简报幻灯片。我报告说我们在巴格达的金融专家已经同伊拉克人建立起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并且开始向人们支付美元;现在是时候继续前进,创造一种新货币了。总统明确指出金融稳定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但是伊拉克工人和退休人员也必须得到公平、迅速的偿付,并且比他们在萨达姆统治下得到的更多。他了解了与这些目标相关的关键议题,然后开始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伊拉克第纳尔的价值在经过最初的下跌后恢复了过来?你们将怎样支付这个国家不同地区退休人员的工资?”于是,这次会议从一场正式的演示转变为可以自由提问的讨论会。“谁将设计货币?怎么对付假币?”总统继续问道。幸运的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在会议的最后,总统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在习惯性地对我说了一些支持、鼓励的话,并感谢我的“良好工作”后,他转向一种更加严肃的语气:“约翰,你们真的很忙。”他说。我这才想起我的工作刚刚已经从演示和回答有关计划的困难问题转变为实际执行计划了。
我已经在为三位前美国总统做经济顾问时积累了制作和展示演讲的经验,但是我现在承担的责任比作为顾问时更多,我还要负责执行这些决定。很快,我将公开在参议员卢格尔(Lugar)、拜登(Biden)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作证,然后飞往巴格达(Baghdad),和我们已经派往那里的财务专家们一起检查这个计划。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就加快货币转换的启动和结束工作和L·保罗·“杰里”·布莱默(L. Paul “Jerry” Bremer)大使达成一致。他刚刚被总统任命为临时管理委员会(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的负责人。
巴格达当地的夜晚
我回想起在2003年6月15日深夜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时的情景。那是一次短途飞行,从科威特乘坐C?130军用运输机去巴格达。作为副部长,我在旅行时通常外面穿一身深蓝色套装;里面穿一件白衬衫,打领带;脚下穿一双黑色皮鞋。我一般还带一个小皮箱,把所有的衣服都装在里面。飞机上的大多数人都是穿着迷彩服的美国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和棕色沙漠靴。我和我们财政部的一个金融专家戴维·纳米(David Nummy)一起旅行。他在萨达姆倒台后的几个星期里帮助我们同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伊拉克人建立了联系,之后回美国休假,这次和我一起返回巴格达。
我们的金融团队——他们在巴格达萨达姆的旧宫殿里工作——安排了一支安保小分队到机场来接我们。当我和戴维从C?130的尾部下来、在漆黑的深夜里走上沥青碎石路面时,我们期待能看到安全卫队,却没有看到任何人。于是我们同那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们(他们戴上头盔,穿上了防弹衣)一起艰难跋涉,进入一个巨大的、像帐篷一样的临时驿站,看看发生了什么。驿站里面有一个年轻的陆军调度员和大约100多名睡在帆布床上的士兵。这位调度员对我们的安保小分队一无所知,而且不幸的是,他甚至不能直接给巴格达市内我们的团队打电话,以查明我们的安保分队在哪里。
幸运的是,戴维正好带着一部卫星电话,那是他上一次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时用来和华盛顿联系的工具。我们拨了一个电话,当时直接通到了华盛顿。当我听到我的高级顾问雷明·特洛伊(Ramin Toloui)的声音时,我激动地说:“嘿,雷明,这里没人来接我们,也没人带我们去城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雷明听到我的声音后似乎松了一口气,他能够理解我那令人沮丧的语气。他告诉我,我们的巴格达团队刚刚在几分钟前给他打电话,说巴格达机场公路附近的安全情况突然变得糟糕,安保小分队要到黎明时分才能到来,不过他们说在机场跑道的终端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觉。
“是的,有这么个地方,”我说,“但是首先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驿站,而是一个大帐篷!第二,这里的确有充足的、排成行的帆布床可以睡觉,但是每张床都有一个士兵躺在上面,而我不准备把我们的某个士兵踢下床,而自己躺上去睡觉!”
唯一的办法就是睡在地上。好在我的旅行包设计灵巧,我可以把它打开,铺在地上当作睡垫。它让我的屁股和双肩感到舒服一点。我把我的套装叠成枕头状,枕在头下,然后开始睡觉。当我在几个小时后醒来时,天还没有亮,但是很多帆布床已经空了——显然,夜里来了一架军用运输机。现在我可以爬上一张帆布床,更舒服地睡一会儿了。然而地上浅棕色的沙子和尘土弄得我的套装一团糟。这让我后来在那天上午和杰里·布莱默举行关键会议的时候显得相当邋遢。
最终,我这次的巴格达之旅是幸运的。无论如何,在巴格达没多少人穿正装,因此我可以脱掉我的外套,只有我的蓝色裤子能表明我的不同身份。后来,我的下属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到伊拉克来,对于鼓舞士气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在巴格达度过的不一般的首个夜晚也为打造士气的蛋糕增添了糖衣,因为这展示了我多少也能吃点苦。相比之下,他们已经吃了更多的苦。而我的故事提醒我们在伊拉克的军队和行政人员,我对于货币转换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视。也许这甚至会成为说服杰里·布莱默的一个理由,使得他迈出前进的步伐,为货币转换制定一个更早的日期。这是件幸运的事。
作者简介
约翰·B·泰勒,著名经济学家,2001-200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教授。作为一名备受赞誉的教师,他因货币政策和财务会计方面的创意性学术研究而闻名全球。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无比犀利的笔锋讲述了一场独一无二的金融反恐战争。在反恐战争中,金融战场是最不为人们所关注的领域之一,然而却也是战争中最成功、最扣人心弦的一部分。“9•11”袭击发生时,约翰·B·泰勒正在日本执行一项外交使命。几个月后,他获得了一个新职位,进入了美国财政部。就在那天从日本返回美国的军用运输机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工作和生命从此将彻底改变!在这场充满危机与成功的旅程中,泰勒对“9•11”后那些日子的详细描述仿佛把读者们带进了白宫情况室,带进了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的现场,带到了世界各地,使金融反恐战争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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