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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红极10年，风头不减，曾经发誓“不出书”，而今却决定高调推出自传。原因很简单，“就想在四十不惑的时候留点儿自己的东西。”
从恶童出世，到不羁少年，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从维系四年的初恋，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再到父母之恩、为子之孝，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从当年一脚“狗屎运”踏入央视，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再到《幸运52》的从天而降，《非常6+1》、《梦想中国》、《咏乐汇》的异军突起。
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感悟、感恩，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永远一屁股坐在老百姓堆儿里，谁拽也不起来。
新年伊始，就来点轻松的吧...
《咏远有李》精彩节选
因“血统”而夭折的画家
我是一个夭折的画家。
小时候，我在一家很简陋的俱乐部里，看了场5分钱的电影，秦腔古典名剧《三滴血》。回家以后就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乌纱帽和官袍，趴在桌上用圆珠笔画。
我就不明白，那些穿官袍的人为什么老托着腰带？是不是一松手就掉下去？乌纱帽两边为什么支楞一对翅膀？晃来晃去还不够晕的？之后又不断地回忆官袍上的图案，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官品不同，所绣禽兽也尊卑不一，仙鹤孔雀狮子虎豹……琢磨来琢磨去，如醉如痴。
那是我第一次对画画产生兴趣，不到四岁半。
我的启蒙老师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在铁路系统搞宣传工作，会画几笔人物花鸟。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就是领我进门的师傅。我们其实只见过一面，他什么也没教我，只领我看了他的画，当时的感觉，就是眼花缭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开始。
我开始自学素描，它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我第一次知道铅笔居然有软、硬之分，以此为标准，能分成13种之多。我首先接触到的是苏里科夫素描体系，搞不懂它的理念，只是拿起笔找感觉。没完没了地练习笔法、力度分寸，临摹、写生，各种几何形体的石膏像和自然风景，轮廓、线条、结构、光影……客观与主观的世界在我笔下交融，仿佛突然练就了造物神功，无所不能。
除了上学、吃饭、睡觉，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画画，爹娘很发愁。那个年代，都希望孩子能“学习好”，其他方面，过得去就行。但他们仍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娘管理着一家印刷厂，各种纸张有求必应；我爹请人给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画夹，里面是木板，外面用军布包起来，粘好，两边钉上背带。
我小小年纪，对自己的要求却极为严苛，近乎强迫。原因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喜欢画画，画不惊人死不休。
上中学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姓戴的美术老师。他那时单身，常年住在学校，在画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每周末我都去看他写生，他画的是油画。从他那里，我学会了用湖蓝色给画打底，湖蓝和一切颜色都是可以相融的。
初一一年，我画了厚厚一本习作。其中大半作品是临摹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派”，就是看上去支离破碎、扭曲变形的那种。我对画派不太理解，但我崇拜毕加索。习作中还有小部分是人体。当然没有模特愿意脱了衣服让我画，都是石膏像写生。
我姐夫是哈密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为了讨好我娘，把我接到哈密去读了两年初中，美其名曰“补习英语”，跟他一块儿住教师宿舍。我很喜欢姐夫的一套黑白道运动服，他说，只要我英语考试过了60分，就把衣服送给我。
我在哈密的学校里认识了郭鸿儒老师，新疆“四大才子”之一，毕业于齐鲁美术学院。学校大礼堂两侧有两间厢房，一间是他的卧室，一间是他的画室。认识郭老师以后我就不住教师宿舍了，搬到了他的厢房里。每天做完自己的功课，我就帮他批改作业，分儿打得不高，他老怨我。
画室里有个一人多高的大卫头像。这是中学美术课的必备教具之一，但从来没人用过，最实用的一次就是被我用了。
只要有时间，我就临摹。我的画纸高、宽都是2米，展开有一面墙那么大。
灯光从石膏像的斜上方打过来，我站在5米开外的地方，用铅笔量比例、打点、走轮廓，黑白灰的过渡、头发和皮肤的肌理……然后退后几步、上前几步地虚着眼看。我用72个课时完成了这幅画，前后大约一个月，与实物完全是1:1的比例。
每个周末，郭老师的诸多同仁、朋友就到画室里来聚会。我们先一起烤土豆，吃完再去看画。所有的人看到我画的大卫，都惊诧不已，“这孩子胆儿真大！太有天分了！”
艺术创作讲究悟性和灵感。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在向老师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我自己对着书本体会、感受。还有三分之一是实践，不断挨骂，不断自我修正。在老师眼里，我的画永远是错，所以他永远在纠正我，他的纠正也是一部教材。
还好我聪明，懂得举一反三。
有时画静物，我找不到亮点。老师拿起橡皮，在我桌上敲了敲，“记住了，它可以调整明暗对比。”说着，拿橡皮在球上亮面轻轻挑一下，“你再虚着眼看看，是不是亮点？”
“是！”原来会者不难。
“这不就完了吗？真笨！”
我绝不让他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机会第二次骂我。这或许是一种天赋，从此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到物体的亮点。
与西安美院擦肩而过
高中时我回到了乌鲁木齐。我不爱说话，自我封闭，绘画就是我与外界的交流。高一开学前，去学校领了新的教科书。两三天的工夫，课还没上，我已经给所有的语文课文都配好了插图。
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我就在小本上画《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人物按照“魏、蜀、吴”分类，公孙权、孙策、孙瑜、曹操、刘备、赵子龙、关羽、张飞……我甚至不需要参照，全凭想象，精细的白描手法。一页一个，一晚上能画四五个。
画完了，我把它拿去跟同学换邮票。一本二三十页的“三国人物”能换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邮票，数不清我一共画过多少本。我并不懂集邮，到底值多少钱，无从考证，只是心爱换心爱罢了。后来才知道，也有值钱的，比如“全国山河一片红”。
我所在的乌鲁木齐铁三中是铁道部重点中学，也是全国重点。高一那年，我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联合校团委，发起、组织了一次铁路系统的黑板报大赛，规模覆盖数十所中小学，规格相当于整个乌鲁木齐市。当时的我，对各种绘画技法都有涉及，粉笔画尤其拽得厉害。
有三天的时间，我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一个人在一块长约4米的黑板上，照着一本画册，用白色粉笔勾画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五四运动》。操场上人声鼎沸，枪鸣炮响，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这一切于我只是遥远的背景，尽可充耳不闻。我的眼里只有线条、色块、明暗、凹凸，耳边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学生们在高喊口号，慷慨陈词。既不知道饿，也不觉得累……
我的作品不参加评选，只作为展示，几乎乌鲁木齐市所有学校的校长、主要领导，都来观摹这幅画，无不啧啧称奇。
各校参赛作品以照片形式寄来，经过评委会评分，颁奖大会上，由我来宣布获奖名单。
学校大门口的“着装守则”白纸黑字写着，男生不许留长发，教导主任拿着一把剪刀站在门口，违者就地处理。也不许穿喇叭裤、榔头鞋。可我就是这么副打扮——您要是让我现在回去换发型、换衣服、换鞋？我倒没问题，操场上那几百号参加活动的老师学生，只好麻烦他们等等了。
结果，当然没人把我怎么样。
长发、喇叭裤、紫红色大头皮鞋，我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宣布获奖名单。没错，我倨功自傲，我有恃无恐。但是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何谓“宽容”，心中只有两个字：感激。
自从在黑板报大赛中小露锋芒，学校发现我是个“绘画奇才”。过了些日子，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来新疆招生，教导主任热情地鼓捣我去面试。我稀里糊涂带着大量素描，一些水彩、水粉作品，以及一幅油画，去了他们的招生点。
西北民院的老师看了我的素描作品，赞不绝口，天生的油画家坯子，问我：“毕业证带了吗？”
“什么毕业证？”我一头雾水。
“你高三毕业没有毕业证吗？”
“我，我开学上高二。”
“我们这是大学，招高中毕业生，你高二来干吗？”老师大为光火，空欢喜一场。
一年多以后，临近高考，班主任老师建议我报考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美院没有面试，只要求考生将相关作品邮寄过去，合格者直接进入复试。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制度不严谨，给滥竽充数的人提供了方便，随便把谁的作品寄过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吗？而复试只是考一些简单的常识，基本上起不到甄别人才的作用。最后一关，文化课考试，以我当时的成绩，一考一个准儿。
我挺“洁身自好”，不愿意和一群有可能“滥竽充数”的人混在一起。另一个使我犹豫的原因是郭鸿儒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画画是讲究血统的。”我没有这个血统，未来能走多远，很难说。我冷静地考虑了几天，决定放弃美术专业。
这令很多关心我的老师大失所望，他们反复劝我，千万慎重，这可是本科文凭啊。可我没有改变主意。
一个画家就这样“夭折”了。
多年以后我又重新拾起画笔，是为了女儿。
女儿学画，我为她请了一个私人教师，教的都是中规中矩的东西。我在旁边看得兴起，没跟女儿商量，就当上了她的业余老师。
我给女儿上课，走的是“野路子”，不规律也不系统，全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她在幼儿园信笔涂鸦的作品我也都保留着，印象派、立体派，完全没有章法，随她发挥吧。
我喜欢让她边玩儿边学。一张白纸，我先把四个角折进去，告诉她绘画讲究留白，折进去的部分不可占用。然后问她：“你看到了什么？”
“公路、汽车。”
我把这两个词写在小黑板上。“还有什么？”
“山、水。”
我又写上，“还有呢？”
“还有好多人在摘樱桃。”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叫元素。现在爸爸要把元素按远、中、近分开，然后……”
好的画作，贵在“栩栩如生”。当然，其中有技巧问题，有想象力问题，还有是否用心观察的问题。把看到的东西铺排有致地展现在纸上，对孩子来讲有难度。于是我先帮助她整合这些元素，区分开远中近、黑白灰，她再来画。画好以后，我在原图上修改。一边修改，一边给她讲什么叫“比例”，什么叫“构图”，什么叫“逻辑”。
“画画，不但要画你看到的，还要画你想到的，感受到的……”
仿佛时光倒流，我随女儿回到童年，回到自己撅着屁股趴在桌子上画乌纱帽的那个混沌初开的夜晚。
带女儿出去旅游，速写本和钢笔是我随身必备。在澳大利亚，我问她：“悉尼歌剧院像什么？”
“贝壳。”
“对。为什么像贝壳呢？”
“因为旁边是海。”
“对了，旁边有大海。”
一边吸引她注意力，我一边飞快地将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勾勒下来。一定要快，因为女儿两分钟就不耐烦了，非拽着我走。所以我的速写本里充斥着各种“半成品”，晚上回去再对着照片完善。
我常和女儿一起翻看过去的速写本，边看边考试。
“法图麦，这是什么？”我指着其中一页问她。
“叹息桥。”她反应飞快。
“在哪里？”
“威尼斯。臭水沟！”
“那儿还有什么？”
“冈都拉！”
“这个呢？”
“嗯……延安。”亏她想得出来。
“胡说！再看看！”
“不知道。”她挠头。
“我带你去过，离中央电视台不远。”
“哦……好像叫天什么？”
“天坛？”我成心误导。
“胡说！”
“那是天什么？”
“想起来了，天宁寺！”
对话间，记忆翻波逐浪地涌起。画中的时日、心情、风景，甚至阳光和温度，一一重现。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么？
陨落的“中国帕瓦罗蒂”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高一，人家参加运动会，我自己在教室里画画。高二则是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惊天枪后疾如飞，勇往直前不后退。高一（2）班运动员正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向终点，加油，加油！”
选我念稿，可能是因为歌咏比赛的时候我唱过“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那会儿都说我嗓子好。
运动会结束了，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跟王浩很熟，像是哥儿俩。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大约30岁。她看到我，挺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叫李咏。”王浩介绍说。
“你好。”我懵懵地打了个招呼。
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高中没有音乐课，所以我几乎没见过她。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学习美声唱法。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好，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望着我，满眼热切。
我却到后来才真正理解她的心境。一个唱过《卡门》、《蝴蝶夫人》的年轻女孩儿，师出名门的高材生，毕业后却分配到边疆的一所企业中学里当音乐老师，只能唱《茉莉花》、《纺织姑娘》这类小儿科，何等怀才不遇。
“愿意啊。”我并未多想，只是觉得艺多不压身。
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对我说：“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
“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
“听上去是很好，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检查。”
我吓一跳，怎么学唱歌还要先去医院啊？怎么个查法？疼不疼？
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我和她一起到了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
还好，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就像小时候嗓子疼去医院检查一样，医生拿起一片压舌板，让我张开嘴，“啊——”打着手电往里看了看。
诊断结论是：“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
我莫名其妙，头回听说这么形容一个人嗓子眼的。
刘老师对我解释说：“假如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是嘶哑的。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光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懂了吗？”
似懂非懂。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她。
挂号费和诊断费都是刘老师替我交的。她是真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
很快，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二、四两天，放学后直接去音乐教室找她，每次训练两个小时。
头一回去她那儿，她从屋里抱出一面红色的腰鼓，从上面拆下一条红绸带，扎在我的腰上。确切说，是在“小腹”那个位置。
“这叫丹田。”扎好以后，她用手拍了拍，“唱歌要用这里的气。”
“这里还有气？”我很诧异，下意识地挺了挺肚子。
“来，我教你。”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呼吸，呼吸的时候肩膀不许动，只能肚子动。
“这就叫‘腹式呼吸’，学美声，这是基本功。我们每个人躺着睡觉的时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今晚睡觉前，好好体会体会。”
然后是练声。“闭上眼睛，想象有一个点，在你头顶上，唱‘呜——’，用你的声音去触碰那个点，感觉丹田的鼓荡变化……”
我试着“呜”了一声，不对，像假哭。又粗着嗓门儿“呜”了一声，也不对，像狼嚎。
“发声的时候，声音不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要用脑后音。”她轻拍我的后脑勺，“从丹田出来，经过后脊梁，在这里共鸣，穿过这里顶到头顶！”
我越听越迷糊，后脑勺还能出声？
第一天就在我高一声低一声的“呜呜呜”中过去了。
隔一日又去，刘老师想出了新招数。练习发声的时候，我站在窗口，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她正好看到我侧面的剪影。她盯着我的喉结，声调越高，喉结越往下降，就说明我没偷懒，确实在“气运丹田”。
“唱歌啊，特别讲究‘吸着唱’。”她说，“只有在吸气状态时，你的喉结是下降的，喉咙才会打开。”
这也太有悖常理了。以我当时有限的实践，很难理解这一点。
“见过夏天里狗是怎么喘气的吗？”看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刘老师突然问我。
“见过啊。”
“什么样？给我学一个。”
我心想，您可真会逗闷子，人这口气还没喘利落呢，怎么又学上狗了？
我吐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下，还把两只手做狗爪子状抬在胸前。
“手不用学！”她笑着打我一下，“就像这样，用小腹的力量带动呼吸，没事儿就练习，对气息和肌肉都是很好的锻炼。”
我就纳了闷儿了，原来不讲究发声方式倒好，怎么一开始“专业训练”，什么气运丹田，脑后共鸣，狗喘气……特累不说，发出的声音也怪怪的。还有那个“吸着唱”，越唱越觉得倒不过气儿来。
就好比，“齐步走”和“猫步走”是两个学科，骑自行车和蹬三轮是两大体系，表面近似，实则不通，都得从头练。而且在彻底熟练之前，闹不好连以前那点儿本事都丢了。学什么东西，都要经历这么一段“不破不立”的过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打开了，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老师都惊呆了，她发自内心地欣喜啊，蛰伏多年，终于等到一个得意门生。
刘老师排斥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男高音歌唱家里只推崇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其余门派皆是扰乱视听。我受她影响甚深，以至于直到今天怕去卡拉OK，一唱流行歌曲，必跑调无疑。
一年以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
嘎哦丽泰，
今天实在意外，
为何你不等待？
野火样的心情来找你,
帐篷不在你也不在。
我徘徊在你住过的地方，
只是一片荒凉，
心中情人几时才得见面，
怎不叫我挂心怀。
嘎哦丽泰 嘎哦丽泰，
我的心爱……
唯美深情的咏叹调。我陶醉于自己的歌声，感到了一种“准艺术家”的兴奋。
那时我很刻苦。我家旁边是一片广阔的麦田，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绕着麦田跑步，跑完步就在树下“啊呜咪呀”地练声，做各种气息练习。
当时我因为“血统问题”，已经放弃考美术学院的想法了，因此我和刘老师有一个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在我孜孜以求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
那是一段可怕的记忆，仿佛堕入一场噩梦，无论怎么使劲，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母亲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
接下来很长时间，我都住在医院里，每天输液，雾化吸入治疗，打激素，脸肿成一张大饼。
同学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刘老师也来看过我，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焦虑，还有种说不出的歉疚。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发不出声儿。那段时间我从未笑过，反正也笑不出来，只是一阵听上去令人难受的嘶哑的气息。
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势和纸笔。当时我并没想到声音对我有多重要，只觉得这样哑剧式的生活实在很麻烦。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发出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因为这场病而付诸东流。
梦碎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老师。她在旁边为我弹琴，一边弹，一边无声地流泪，泪水真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也止不住。
“你的声带条件还是很好，咱们唱不了《嘎俄丽泰》，还能唱《乌苏里船歌》。”她停止弹琴，转过身望着我，哽咽着说。
我没有回答她。在那一刻，我的内心已经放弃了。因为我还有乐理、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专业训练没来得及完成，病这一场，老师也不敢再给我施加声乐练习强度了。我不唯心，但我突然相信这就是宿命。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一次去医院检查了声带。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听说我考上了广播学院，刘老师曾经到我家里去，哭着劝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只要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或许一个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确切说是“请求”，是有些不合常情的。而我却完全理解她的用心。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但她又何尝不是为了我的将来？
所以，我真心地感谢她。但我实在等不起了。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剥皮抽筋似的难熬。
今天的她也应年近花甲。我一直不敢和她联系，见了面，不知说什么好。
大学，唯一的逃离之路
我怀念我的童年。
周围满目都是俄式洋楼，我们家也在一座尖角的俄式洋楼里，尖角楼里养着鸽子。
家里是木地板，要定期打蜡。打完蜡怎么维护呢？姐姐从集市上买回一大包瓜子，我负责请小朋友到家里来嗑，瓜子皮嗑得满地都是，然后用笤帚把瓜子皮扫走，扫完了，地板就变得很亮。
家里订了牛奶。每天早上送奶工一来，边走边摇铃铛，几条街都能听见。打奶是我的任务，一听见铃声就赶紧端一个大号的不锈钢杯子，出去排队。每天都能在队伍中见到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有时候在我前面，有时候在我后面，我没有和她说过话，但却觉得和她十分亲近。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为了这个小女孩，我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就叫《爱•雨中•浪漫》。写了一稿又一稿，幻想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大约万把字，写完就烧。除此之外，暗恋的心情无可排遣。
我想逃离新疆，莫名其妙地讨厌那里，一切的一切都令我厌烦和抵触。因为暗恋，我常常感到伤心。我还拒绝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母亲和我谈了两个小时，才说服我去向老师认错，补考。我听父母谈起过支边多年的感受，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又得到了什么？
这个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呆。我收拾好行囊，藏在床下，打算伺机行动。
逃离新疆，这个愿望随着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而变成现实。
高考之前，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面试，要招一个“西部班”。我的嗓音是天生的，而且很幸运，尽管大病一场，低了8度，但并未影响质感。参加初试时，老师听了我的声音，便决定让我跳过二试，直接进入三试。
我压根儿没想到全家会一致反对。父亲是撰写地方史的编辑，母亲是“新疆优秀女企业家”，儿子考戏剧学院，当演员，那不是丢人吗？我姐姐还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演员得是浓眉大眼，瞧你那模样，开什么玩笑？”
我当时并不执著于演员这个职业，只是近水楼台的选择之一。所以他们反对，我也不做抗争。我一心盼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快点儿来，快点儿来。
那是1987年。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反复强调，考不上大学，你们呀，就在铁路沿线当个扳道工吧，没别的出路！
我每天都在家里嗑瓜子，扫地，扫啊扫，嗑啊嗑，录取通知书怎么还没到？烦死我了！
正是盛夏，溽暑难捱。身边的同学都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急得嘴唇上起了一个比黄豆还大的水泡，抠、抠、抠，抠出一个大血痂。
有一天，我正在擦地，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李咏！”
我家住在二楼。我停下来，扯着脖子朝窗外喊：“谁？”
不管是谁，我都没什么好气儿。
“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这才听出来，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
“哪儿？”
“北京广播学院！”
“你丫别哄我啊！”我把扫帚往地上一摔，跑到窗口冲他嚷嚷。
“真的！赶紧去学校，找校党委书记！他让我来喊你的。”
“真的？”我略微迟疑了一下。
“真的！快去吧！”
我猛地清醒过来，惊喜啊！庆幸啊！我一步跳过横在脚边的扫帚，冲进房间换衣服，把身上穿的套头衫用力往上一掀，一下子碰掉了嘴唇上的痂。真疼！我摸了摸没流血，就没管它。
一路狂奔至学校，进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
原来，北京广播学院有规定，通知书不寄给考生个人，而是寄给校党支部书记。他老人家一看，以为是私人信件，直接揣在包里带走了。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打开看看，什么东西？这才发现是李咏的录取通知书。
为了这张纸，我嘴唇上永远落了个疤。
考进央视，一定是狗屎运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第一堂课是吴郁老师上的。他环视着屋里这群漂亮、阳光的少男少女，一句话就给他们定了位：“你们不是明星，是广播员。”
第一次期末考，出于种种原因，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那时我有些胆怯。我是从边疆来的，人家都是北京人、上海人、南京人。头半年我几乎不说话，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观察他们。慢慢地我发现，虽然我连新疆都没出过，但他们读的书未必有我多。
而且，我的嗓子是真好。播音系的重点是发声练习、吐字归音练习。有的人练爆破音，“b、b、b……”大冬天的，就这么对着墙喷，能把墙上喷出一个冰疙瘩，这不是笨蛋吗？我从不练声，考试轻轻松松就过。
甚至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去上课，迟到了，班主任王璐老师把我拦在了讲台边上。“洗脸了吗？”
“没洗。”我揉揉眼睛道。
“啊一个。”
所谓“啊一个”，就是用一口气，把汉语拼音的单韵母和声母从头到尾平稳地读下来。
“a、o、e、i、u、ü、b、p、m、f……”所有发声练习里，我最不怵的就是“啊一个”。
“你们都练成他这样，就行了！”王璐老师冲我一挥手，“回去接着睡吧！”
大学期间我老旷课，但是最后一次考试，我愣考了全班第一，得到了最高奖学金。有好事者提出要重新给我核分儿，我没反对，核来核去，还是第一。
1991年，大四第二学期，我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对外部实习。央视这座崭新的大楼子，三年前刚刚落成，《新闻联播》向全国人民展示过它的三维图像，那么神秘而高不可攀。
我们班39个学生，有三分之一都在央视各部门实习。谁不想留下来？对外部的大导演们都喜欢我，器重我，手把手地教我做事情。但毕竟他们不是台长，也不是广电部部长。
我没有“后台”，也没有“后门”，每天除了兢兢业业地工作，抢着擦桌子、扫地、打水，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实习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央视开始面向各大对口院校正式招收播音员。方式比较传统，只收各校考试成绩排前5名的学生。最后定下来可以参加面试的学生，全北京一共10男10女。
学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但我压根儿就没抱希望。只看分数当然不在话下，可就我那长相，在我们班男生里排前10都勉强，做点儿幕后工作还行，选播音员，央视能看上我吗？
面试那天，哈文陪我一块儿挤312路公共汽车去的，一路暴土狼烟，整得灰头土脸。走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口，才发现其他参加面试的人都是坐“小巴”或者“打的”来的。看他们个个衣着光鲜，哈文让我去卫生间洗把脸，好歹亮堂点儿，我就去了。进去以后，居然看见几个男生在对着镜子化妆。
面试在一楼的一间大演播室里。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第一反应是灯光太晃眼，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一下，稍微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楚面前坐着一排人。
“姓名？”其中一位开始发问。
“你们不是刚刚叫过吗？知道还问？”
没人接我下茬儿，我意识到可能耍“过”了，老老实实说了一句：“李咏！”
“李咏同学，现在在座有黄惠群台长、杨伟光副台长以及各部门主任。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都在通过闭路电视收看演播室里的情况，希望你正常发挥。”
“好，来吧。”我心里明明特在意，又偏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第一试是新闻快读。现场给一个300字的急稿，只有30秒准备时间，从头到尾读完，出错不得超过2处。我嘴皮子利落，玩儿似的就过了，后来听说这一关筛掉了不少人。
后来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只记得最不靠谱的两个。
一个是：3只鸡3天下了3只蛋，请问9只鸡9天下几个蛋？
我想也没想就说：“反正不是9个！我又不是养鸡的，不知道。”
另一个是：请列举5个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家。
“美国、英国、科威特、阿富汗……其他的想不起来了。”
“李咏同学，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我又想了想，还是想不起来。“真不知道，您告诉我吧！”
人事处的老师哭笑不得，“伊拉克。”
我当时在心里猛抽自己三个大嘴巴子，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连伊拉克都能忘，真行。但我立刻想出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伊拉克是敌国啊，咱们也同意打的！”
考完试出来，我坐电梯上16层，回对外部“上班”去，遇上一位台里的灯光师。实习几个月，我跟台里这些设备保障人员、灯光师都混得特熟，好多大导演去借设备，都说“没有”，我去借就有。
“哎，哥们儿，可能是你留。”他挺神秘，话说得含含糊糊。
“怎么讲？”
“刚才你们都走了，黄台让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你的表现。”
“你怎么知道？”
“不是全台都看闭路电视吗？最后那段儿，视频拉掉了，音频还在。我听见的。”
灯光师的话我没太上心，也不是不信，就是不想存什么幻想。
中午吃完饭，我和几个对外部的编导一块儿下围棋，心不在焉。吕斌主任一直在旁边看我。我觉得他在看我，倒也没太在意。看了一会儿他说：“李咏，你来一下。”
我刚想好一步棋，只好先放下，起身去了他的办公室。
“把门关好。”他小声示意我。
我又转身把门关好。
“坐下。你知道今天留谁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肯定不是我。”
他突然严肃起来，盯着我，一言不发。
过了半晌，才一字一顿说：“小子，听着，就是你。”
我当即傻了。就我那表现，怎么可能？为什么啊？
“但是，目前党委还在讨论，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目光犀利，向我提出严正警告，“你要严格保密，包括对你女朋友！党委的事情如果散布出去，就很可能会有变动。”
我愣愣地看着他，还是说不出话。
“刚才，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给你。”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你，可不要违纪啊。”
“谢谢领导关心！谢谢领导信任！”印象中，那天一直到我离开吕主任的办公室，来回来去说的就这两句话。
接下来几天，哈文挺心急，天天问我：“怎么样？有消息吗？”
我强忍着内心纠结，装作很茫然的样子对她说：“没有啊，没人通知我。”
我心里埋怨，这吕主任也是，告诉我干吗呀？又不让跟别人说，还不够我难受的！
几天以后，央视正式通知我被录取，我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其实，这件事吧，我上礼拜就知道了，没敢告诉你。”
话音未落，即遭暴打。
“你连我都瞒？胆子够大的啊！”哈文叉着腰，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我一边委屈地辩解：“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党的纪律。”一边恨自己嘴大心窄，藏不住事儿。
1991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归我了。
我听说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领导们通过几只鸡下几只蛋的问题，觉得这孩子挺直率，不装——装也没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小学生“奥数”的经典题目，太损了。其次，这孩子挺机灵，没想起伊拉克，还能给自己编个理由，是否合理不论，贵在张嘴就来。
这件事到这儿，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忆其始末，我明白了几个道理：第一，不该知道的最好不知道；第二，既然保密，就让它彻底烂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说；第三，世界上确实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存在，我李咏，何德何能？
然而福无双至，与狗屎运结伴而来的往往是一宗坏消息。没过多久，我果然对另一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造化弄人”。
我的档案上新盖了几道戳：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中央电视台人事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看似板上定钉，一切都没跑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梦见自己成了范进，站在马路当间振臂高呼：“中了！中了！”却被迎面上来的老丈人扇了一个耳光，“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
我一激灵，醒过来了。还真有人在旁边猛拍我脸蛋，“哥们儿，醒醒，快醒醒！中央台不要你了！”
我何曾受过这等刺激，“腾”地坐起来，恶狠狠地盯住他，“扯什么淡呢！”
“真的真的！系主任让你赶紧去一趟！”他语速很快，看上去不像开玩笑。
“我靠！”我一把推开他，俩脚往鞋里一塞，“噌”地奔了系主任办公室。
“章都盖完了，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其他台我都已经推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系主任搓着手，很无奈地告诉我，他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看来跟他理论也没用，我又火急火燎跑到了中央电视台。
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长官，他慢言慢语地向我解释：“你进央视，要占用一个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标，但今年广电部没有名额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还在努力。”
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没坐车，忘记了要坐哪路车，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天黑。
当然，您不用猜也知道，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今天我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史。
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济南院长，她很重视此事，马上就去广电部了解情况，为我争取这个名额。而她发现，事件的缘由简单得可笑：毕业分配前夕，广电部干部司曾经问过中央电视台：“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央视的回答是“未定，不好说”。于是当央视最终定下一个人选，临时告知广电部，对方不干了。问你的时候不说，现在想起来要名额了？没有！来了个下马威。
别人没收拾，光收拾我了，三天瘦了一大圈。
现在想想，太好笑了。
拿到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后，我郑郑重重地把它挂在脖子上，和哈文在央视大楼子前面照了一张合影。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事儿，也会把这张出入证拿在手里，摩挲来摩挲去，反复端详，心中五味杂陈。
这天中午，我又在欣赏出入证，老觉得背后有人，扭头一瞥，没看见谁，于是继续欣赏。
不对，还是觉得有人，使劲儿一回头，这下看见了。
“石老师！”我“噌”一下跳起来，立正站好。
站在我背后的，是纪录片《空中丝绸之路》的总导演石宪法。
“是不是感慨良多啊？”他笑眯眯地问我。
听这话，应该是瞅我半天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李咏，这只是个开始。你等着吧，不出两三年，”他在我脑门儿上点了一下，“你这块尖石头，就会被磨圆的。”
“要不你当主持人试试？”
经过一番洽谈，央视从ECM公司买进了《GO BINGO》的节目播出权、使用权，以及全部节目制作资源和技能，以40万英镑成交。预付5万英镑，余款在节目播出三个月后付清。您看好这几个字，“节目播出三个月后”，有故事，我这儿先打个伏笔。
头回引进这么大型的娱乐节目，台里格外重视，专门组建了一个重量级的班子——男女搭配，共计三人——郭艳、孙吉、詹未，担任新节目的导演。巧的是，我跟这三位都熟，他们是我和哈文的大学同学。
这几个人在料理节目的同时，开始找主持人。我听说，他们拉了一张单子，甭管老的少的，都有头有脸，候选者多达五十几位。
那时中华世纪坛还没建成，梅地亚中心北边是一溜儿家常小饭馆，很便宜。一天，我和三位老同学聚在一起吃饭，他们一个个都苦着脸，不吱声儿，低头“呼噜呼噜”喝粥。
“咋了这是？”我问。
“找主持人呢。”忘了是他们中间谁哀怨地说。
“找呗，找着了吗？”
“哎……”一声长叹后说，“挺多的，不好选。”
反正帮不上忙，得，我甭多嘴了。
我夹起一块土豆，正往嘴里送，哎？怎么突然没声了？再一看好嘛，对面仨人六只眼睛，都直不楞登盯着我。
“李咏，你现在是主持《欢聚一堂》？”先开口的是郭艳。
“是啊。”我嘴里包着半口米饭，土豆悬在半空中。
“周播？”孙吉追问。
“两周一播。”
“提前录制？”詹未又问。
“是啊。”
“那……挺闲的吧？”
这问题，问得忒敏感，我心里发毛，但话还得照实说：“除了配音挣点儿外快，基本上挺闲的，也就是平时看看稿子。”
“要不你来试试？”仨人几乎异口同声。
哦，我试试……什么？我试试？！
别看这节目前期是我帮着牵线搭桥，当主持人，还真没敢想。
犹豫了犹豫，扭脸在旁边窗玻璃上照照——咱也不失为英俊少年一名，试试就试试！
“行！”我答应着，把土豆塞进了嘴里。
我们一行四人，来到梅地亚中心酒店外的一片空场里。当时那儿还种着好多小树苗，现在已经改成停车场了。
孙吉在我对面架起了机器。我问他：“说啥？”
“想说啥说啥。”
“说多长时间？”
“三四分钟吧。最好按着节目的路数讲个故事，反正那节目你也看过。”
我何止“看过”啊？每次上报样片都被退回来，一退回来，我那同学就来找我，一找我我就在家又看一遍，琢磨这节目到底好在哪儿，怎么才能说服领导。为此我还专门刻了张盘。所以，我对原版节目里那位主持人的形象、风格简直熟悉透顶。
面对镜头，我开始编故事，自由发挥，还越俎代庖指挥导演，“孙吉，你得把机器摇摇晃晃的，这样，这样，哎对喽！别老这么端着。”
摇摇晃晃录了七分多钟，拍完了。我就当是给朋友帮忙，没多想，接下来该干吗还干吗去。
随后这盘录像带被送到了中心，中心领导和ECM派来的英国专家负责审片子。据说当时情形是这样的：英国专家审了很多主持人的样片，当看到一个叫李咏的张牙舞爪出现在屏幕上，他示意“停一下”。
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答：“中央电视台的。”
问：“是主持吗？”
答：“是学主持的，他没好好干。”
问：“他现在的年龄？”
答：“29。”补充，“虚岁30。”
英国专家沉吟片刻，示意：“再看看。”
又看一遍以后，果断拍板，“就是他。”
与此同时，谭希松主任也在百十个候选者中，独独相中了我。她找到我们的部门主管，说：“你们别瞎耽误工夫啦，划拉那么多人。通知李咏，让他主持这个节目。”
然后就有人直接给我打电话：“哥们儿，你当上《幸运52》的主持人啦！”
哦，不对，那时候节目还没名字呢。
砸蛋，为给自己“长戏份儿”
“当砸蛋遇上扯淡。”打一台中央电视台娱乐节目。答案当然是——《非常6+1》。
砸蛋的是您，扯淡的是我。
说起这档节目，那真是“时间在扯淡中度过，节目在混乱中产生”。
2003年，北京闹“非典”，5个人以上不许扎堆儿，《幸运52》的录制也只好暂停。正巧这会儿，原二套每周日晚播出的《正大综艺》改回三套播出了，于是19:30到21:00这个时段出现了一个节目空挡。
领导下令，成立一个新节目研发小组，封我当组长。小组工作目标：研发一台收视不输于《幸运52》的大型综艺节目。这就是说老大基本养成型了，督促我赶紧生个老二，不比老大聪明，就比老大漂亮。
我们都挺认真，在世纪坛那儿召开了好几次露天的专家研讨会和观众座谈会，反正大家都没什么事儿干。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离着八丈远，互相喊话，场面挺壮观。
既然档期是在周末晚上，属于家庭时间，节目类型就得奔着轻松愉快的方向去，尽量让人“过小脑，不动大脑”。
我们还在梅地亚酒店开了一间客房，哥儿几个凑一块，喷云吐雾，观摩最新的外国样片。小道消息不是说，抽烟喝酒能灭SARS病毒吗？白天把烟抽足，晚上回去再喝一瓶“科罗娜”，打那会儿开始就种下了酒瘾。
样片是我托朋友从英国找来的，请了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学生当翻译。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格雷纳达公司的短片，灵光突现。
这也是一个“真人秀”。节目组深入民间，专门挖掘多才多艺的普通百姓，把他们请过来，集中培训，专业包装。一周以后，各位选手脱胎换骨，判若两人，足以让人惊掉下巴。乡下来的傻小子成了摇滚巨星，相夫教子的中年大姐变身蓝调歌后。
嘿，有点儿意思，这不就是英国版的“好梦一日游”吗？跟我们的既定目标高度契合——麻雀变凤凰的故事永远有人缘。
我们直奔台长办公室，请他老人家审阅。我坐在台长左边，他右边是副台长，当时的制作人尹文负责放带子，哈文站着旁听。
样片就4分钟，刚看出点儿眉目就完了。
“这么短？”台长意犹未尽。
“台里不是经费紧张吗？”我信口胡诌，“我自己花钱在英国雇了个人，先做个短的您看看。怎么样？挺好吧？”
“嗯，还行。”台长点头。
“这就是让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登上舞台，实现梦想。”
“行，再改改。”
长官点了头，拨了一笔不大不小的经费，让我们先做两期样片。
台里演播室太抢手，排不上档期。我们在大兴的一间1200平米演播大厅落了户。大兴位于北京东南郊，离城挺远，来去都不方便。唯一可喜的是旁边紧挨着一片西瓜地。俗话说：“平谷的桃儿，大兴的瓜，人人吃来人人夸。”大热天儿的，看着就高兴。
那是6月底，“非典”疫情刚刚消停点儿，观众还都戴着口罩呢，进门先测体温。
开录之前我就琢磨过，这个节目跟《幸运52》不一样。《幸运52》离了我就断了线，可“6+1”的选手们个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还有我什么事儿啊？就剩下报幕了。
不成，我得给我自己搭个小台子。
我设计了一个与场外观众互动的游戏环节——翻牌。一共两张牌，一张金葵花，一张银葵花。每位选手展示完才艺，我就跟场外幸运观众连线。电话接通以后，您说翻哪张我就翻哪张。有奖没奖，看您运气。
为什么想出这招呢？一是增加场外观众积极性，要是光我们自己玩儿，没别人什么事儿，那就没劲了。二呢，也是给我自己创造一块逗贫的空间。
我们的口号是：“既然有梦想，干吗你不来？”
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观众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写下来。
一开始，留言都是大白话。
“咏哥你好，我想要一张婴儿床，我老婆下个月预产期。”
“我儿子今年上初中，我想送他一辆自行车。谢谢咏弟！”
后来大家伙发现，编成段子说，中标率高。于是又都编成段子。
“一个好汉三个帮，咏哥和咱贴心肠。明朝新婚大喜日，就差一张双人床。”
“七月骄阳红似火，汗流浃背好难过。咏哥若把空调送，窗外酷暑奈我何？”
民间的智慧了不得啊，从这些短信您就能看出来，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作家。老跟他们一块儿混，我也长才情，要不怎么都敢出书了呢？
我可喜欢这个环节了，因为可以打电话忽悠人啊。以前都是当面忽悠，这回改远程了，他明我暗，个个给忽悠得一愣一愣。
有时候我冒充电话公司的，“您手机欠费很严重啊！上月欠了200多块钱，我们直接从您工资卡里划走了啊。”
有时候我冒充调查公司的，“请问您对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咏有什么看法？比如他的头脑清醒度、口齿、容貌……”
有时候我冒充煤气公司的，“这刚几点啊，您就睡啦？您家煤气表字儿都走没了，知道不？明儿早点只能外面买了啊。”
因为我们录节目没点儿，从下午到半夜，都有可能。所以接电话的也是千姿百态。有人正睡觉呢，十分没好气儿。有人正约会呢，很是不耐烦。当然了，最后一听说是咏哥给圆梦来了，立马来神儿，什么事儿能比这还重要？
冒充电信公司那次，接电话那哥们儿手机信号不好，我这边听不清，就指挥他：“你蹲下，再站起来，好点儿吗？”
“好点儿，是好点儿。”
“再多来两次，就彻底好了。移动通信嘛，越移动越好使。”
“嘿，还真是好多了！”
现场观众那叫一个乐啊。乐够了，我言归正传。
“我说兄弟，我跟你开玩笑那，我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1》主持人李咏。”
“哎呀妈呀，咏哥，真是你吗？”小伙子声音一下子高了8度。
“真的是我。你在干吗呢？”
“我正在医院打点滴那，发烧，哎呀妈呀老难受了，一听你声音我好了一大半！”
哟，早说啊兄弟！我要知道你发着烧呢，也不让你来回来去蹲下起立了。
不过两张葵花牌翻来翻去太麻烦，而且成功率高达50%。这事儿本身没什么不好，但到了长官那儿就严重了，典型的“不劳而获”啊，审查八成通不过。因为一个环节，折一台节目，不值当。
我们哥儿几个好一阵冥思苦想，怎么给它改头换面，操作起来既容易，又符合长官提出的要求：强调精神财富，跟“梦想”挂钩。
又是翻励志书籍，又是找格言警句。“梦想是心里的一颗种子”，“梦想是远方的一座灯塔”，“梦想是天边的一道彩虹”……最终杂志上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梦想破壳而出。从哪儿破壳？对啊，弄个蛋呗！
上帝说要砸蛋，于是就有了砸蛋。
金蛋银蛋各三个，长条案上一字摆开，选中哪个砸哪个，金花四溅，梦想成真。
有意思的是，后来当砸蛋进行了一段时间，网上居然有热心观众举报，说是根据多期节目统计，金蛋比银蛋成功率高，有失公正。
好，我听您的，咱们废除银蛋，全上金蛋！
老百姓真是太喜欢这个金蛋了！要模样有模样，要内涵有内涵。
每次除了节目要用的六个，我们还会额外准备出十几二十个。这是现场最抢手的纪念品，特别是小朋友，人手一个，拿家砸去！
又说回那个录样片的炎炎夏日。用了两个下午加一个晚上，两期样片录完了，接下来就是送审。送审又分两步，第一步是在中心内部汇报。中心主任认可，再向台里编委会汇报。台里编委会通过，才能颁发“准生证”。
在中心汇报时，我负责节目推演，就是向长官忽悠我们这节目怎么好。为了增强现场效果，我手脚并用，载歌载舞。
“请注意，这时主持人出场，哗——场上放冷烟花！”我双手举在半空，触电似的抽抽。
“停！不许做动作！”我们主任立刻识破我的伎俩，禁止我在推演过程中渗透非客观因素，以防扰乱视听。
“哦，好。”我点头称是，“这时候，唰——灯光大亮！”
“停！不许用象声词！”
“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Call-out。”我整了个夸张的口型。
“停停停！说中国话！”
“就是……就是给场外观众打热线电话。”
“谁打？”
“我，我打。”
就这么磕磕绊绊地推演完毕，大家一致说好——不是说我好，说节目好。
主任一眼看穿我那点儿小心机。“还弄什么‘抠奥特’，目的很明确嘛，给自己长戏份儿呗！”
“对，就是这意思！”我嬉皮笑脸。
两期样片全部如期播出，一期没废。
所以，诸位同行，这可是经验之谈啊。当你遇到一个全新的栏目，务必在其中给自己寻找一个小平台，否则它立不住。像我这样蛮不讲理型的，可以强行搭建。您要是温文尔雅型，也可以通过和平演变来达到目的。总之，一台节目应该是主持人的外套，量身订做。但凡成了披肩，谁披都行，就不好玩了。话说到这份儿上，您知道我为什么特怕上春晚了吧？
还想叫“咏乐大典”？不找抽吗？
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人啊，挺像一根羽毛——跟那个“或轻于鸿毛”的鸿毛不一样啊——我飞哪儿是哪儿，随遇而安，而且永远不闲着。来阵风儿我就跟着飘，没风我也自个儿得瑟。
2008年，我下定决心，亲手斩除《幸运52》，另立一台Chat Show——中文叫做“非严肃性谈话节目”。
并不是毫不犹豫。岔口就在眼前：拐对了，阳关道；拐错了，独木桥，闹不好再掉河里。长官能否认可、观众能否接受，都是问题。成功学都是伪科学嘛。对于未来，太唯物或太唯心，都不合适。
这时候我看了一本书，说要想成一件事，或者成就一番事业，得“聚信息”。这个说法看起来唯心，实则又挺唯物。你首先得坚信你能成功，“我怎么可能不成？”而完全不去想“万一不成怎么办？”由此激发出正面能量，吸引其他相同频率的正面能量，以达成天时地利人和。
看完这本书，我攒起一股子劲儿，非得把这事儿拱出来。我凭什么不能做Chat Show？原来节目里我都站着，现在想坐下了，不行啊？
我和我的香港制作人、台湾制作人开始闭关海聊，碰出了好几十种节目形式。原则有两个：什么时候人们最放松？什么事情人们最熟悉？我们就选择它作为我们的节目符号。答案当然是吃饭和睡觉。但是考虑到我不能在舞台上支张床请人睡觉，那就只剩下请客吃饭了。
按照我的设想，索性搞一场隆重奢华的“大八卦”。老子也坐下来摆摆阔，设他个鸿门宴，大宴八方宾朋，边吃边聊着。
上午，我向台长递交了一份简单的说明。中午他的秘书就打电话找我，要看详细策划案。我连忙又攒了厚厚一摞资料交上去。临下班时，哈文跑来叫我：“快！台办电话！”我慌慌张张跑过去，接起来，对方说，台长有请。
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台长办公室，台长说：“方案我看了，从框架到细节，都很好。”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他这句话，虽然“准生证”还没办下来，街道办事处的章算盖上了。
接下来就是给节目起名儿，太有意思了。
我的台湾制作人说：“叫《咏爷秀》好不好？”
我拍案而起，“你还想不想让我在电视台混了？”好嘛，人家一哥、二哥、三哥的还没弄明白呢，我都“爷”了。
“大爷，听起来，笑傲江湖的感觉。”他继续解释他的创意，普通话说不溜飕，说“大爷”俩字，还偏把重音搁前面。骂人呢这是！
“得得得，打住！那叫大爷！重音在爷上！”
我自己想出个《咏乐大典》。这名字，怎么琢磨怎么意味深长，我美不滋儿地征求大家伙的意见。兄弟们肯定说好啊，恢宏！气派！长官却提醒我：“这个名字，的确别有新意。但它太压人。如果你能承受得起一些别样的攻击，我不反对。”
我转念一想，是啊，跟皇上攀亲，不找抽吗？上不着天，下不接地，无论专家学者还是平头百姓，回头都跟我过不去。那又何苦来？假如您姓秦，生个儿子，敢叫他秦始皇吗？
再接着想，我又想出个《咏乐八点档》，挺狂妄，自个儿就把档期给定了，结果被长官训斥了一顿：“你以为你想几点播就几点播？”
节目组就这几个人，创意有限，于是我们被迫走上了科学和迷信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找专门的起名网站，连起名带算卦，还不收钱。网站给起了个《永远快乐》，听起来粗俗，但说是跟我八字特相合。
最后我想出一个《咏乐會》。为什么是繁体字呢？第一我习惯用繁体字；第二，繁体字的视觉效果好，有那种“隆重奢华大八卦”的感觉；第三，也是电脑算出来的，繁体字笔划多，数字吉利。
我们将《咏乐會》这个名字上报给长官，长官综合考量了一下，说还是用简体字为好。几经磋商，想破了脑袋，除了改成简体的《咏乐会》，我们又提交了另一个选择——《咏乐汇》。
五分钟以后，长官电话来了，一锤定音，“就叫《咏乐汇》吧！汇聚的汇。”
“哦，您还是觉得这个字儿好？”
长官含糊其辞，“啊对……那什么……我们算了一下。”
合着长官也走的是科学和迷信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怎么算的，我当时没敢问。据小道消息称，一共两位长官，一位算出“会”好，另一位算的是“汇”好。后面这位官职高，所以就以他算的为准了。无论如何，我知道他们是对我爱护，希望我成。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1-2 10:55
提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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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10-1-4 2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