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题】中国高考30年

临窗读雨

 

 

【卷首语】


100多年前，末代皇朝一封诏书，宣告了有着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在那之前，一次科举考试往往能决定一个读书人的命运。

33年前，一次不同寻常的考试，开始改变这个庞大国家无数人的命运。几代人为着理想和未来挥汗如雨、咬牙以搏。老三届大学生、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收费、教育产业化......伴随着这些名词的高考作为一项一年一度必然发生的教育盛事，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而1977年，则应该在中国当代史中被浓重地写上一笔。恢复高考不仅是恢复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古人云：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面对恢复高考33年，尤其在各种有关高考的争议不断，乃至出现废除高考呼声的当下，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解读这一路走来的风雨里程、成败得失呢？

 

恰逢今日又是一年高考时，特汇辑此专题，让我们共同回顾中国恢复高考后走过的风风雨雨。

 

并借此帖，祝福今年的考生们放松心态，认真对待，发挥自己的水平，考出好成绩...{:015:} {:015:} {:015:}

临窗读雨

科举，历史回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百年前，一项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年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知识界看起来已经贴然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被美籍华人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然完结的这么无声无嗅，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破”的呼声，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一批居住了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为生的读书人，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谋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读”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种地）。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生活提供了“礼教”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旧戏”。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有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笔者注），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送到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对于已经成年的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最后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现在我们现在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恶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最糟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不仅科举复活，而且我们的学校以及相关的教育机构，也有复古的迹象。学校基本上变成了衙门，而教师有官阶和官身，但没有权力、薪水微薄而且寒酸，现在也差不多。过去是学官管着教师，现在依然，过去是学生看重学官而不看重教师，现在依然。虽然，改革已经有了20多年历史，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实际上，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决然地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干部选拔（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结果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干部选拔制度，变得历史上空前的糟糕。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改掉高考像科举的毛病，更没有办法改掉教育按给定式形式灌输的弊病，同时也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考试来选拔干部，例行的公务员的考试，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干部选拔制度的一个小小的补充。这种变革，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极权体制对官员畸形的控制欲望，和对教育赋予“思想改造”内涵的基本逻辑。就是，更多的考虑控制，而轻视效率，更不用说人权。教育的逻辑，是所谓的李申科思想的合理延伸。既然是培养齿轮和螺丝钉，那么，教育就只在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技术，二是驯化。在这种情形下，科举的复活，也就成为必然。当年的官味十足的金字塔，依然重现于现在，因为现在由这个需要，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甚至更糟。



千年科举一局棋 历史上最著名科举人物全接触


　　这是一场游戏，找一颗骰子，跟朋友一起玩一玩，大家轮流转骰子前进。走到哪一格，请参照该格要求进、退、停，先到终点者为胜利。走完这盘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举人物便可一览无遗。

　　起点：605年，隋炀帝设立进士科，科举诞生。 　　

　　
唐

　　1、王维：字摩诘，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状元，也是唐朝状元中最有名的一个，9岁就能做诗赋，20岁得到公主赏识中了状元。安史之乱中被迫做了安禄山的官，后来皇上爱他才华宽恕了他。从此一心向佛，兼搞文学书画，后人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2、柳宗元：20岁中进士，属于当时的革新派，后来被贬到永州当司马(科级)，呆了十年，熬成了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大文学家。《捕蛇者说》是他的名篇，说苛政比毒蛇还要厉害。47岁那年他死在柳州，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3、孟郊：40多岁中进士，感慨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表现自己考中进士后游街，一天就看遍全城美女的得意心情，这个苦吟派诗人只做过县尉(县公安局局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也是“孟局”的句子。

　　4、韩愈：唐宋八大家之一，3岁成了孤儿，哥哥嫂子把他养大。25岁时中进士，官当到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因反对皇帝信佛被贬到潮州做刺史。据说念了一篇文章吓走了当地的鳄鱼(潮州的鳄鱼居然听懂了韩愈的河南话)。他的《马说》是名篇，说透了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

　　5、白居易：年轻时候拿着诗去托大人物推荐，人家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可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大呼“才子”，就推荐他中了进士。他每次写完诗都让胡同口的老婆婆先看，看懂才发。作品集《新乐府》当时就“版权输出”到日本、泰国等国家，红透了半个亚洲。

　　6、李商隐：开成进士。擅长写情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共话巴山夜雨时”等名句，至今仍存在于bbs上许多文学青年的签名档中，据说虽然老套，却仍然是对付纯情MM的超级杀手锏。

　　7、宋之问：上元进士，人称做“当代最有才华的人”，可惜他做主考官爱好钱财，更因为巴结武则天的两位小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而被正派知识分子所不齿，后来唐玄宗考察干部，发现他的民愤太大，就勒令他自杀了。

　　8、韩：天宝十三年进士，“大历十才子之一”。皇上有一次亲自要求宰相提拔他，当时朝中有俩韩，宰相问，“哪一个？”皇上急了，说“就是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那哥们！”

　　9、张籍：贞元十五年进士，韩愈的大弟子。有个地方军阀想拉他去做幕僚，他写了《节妇吟》非常艺术地回绝人家：“我生是朝廷的人，死是朝廷的死人。”其中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不忍出墙的“师奶们”的常用口号。

　　10、韦庄：做了几年官，主要在写诗，他的《秦妇吟》是现存最长的唐诗。唐朝亡了，进了四川做蜀的宰相，主要写词，成了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就是他的词。

　　11、贺知章：武则天年间进士，一年做主考官，他录取的进士和大家的期望不符，众人认为他取士不公，一怒之下酿成了“群体事件”，举人们围攻贺府，贺大人被迫架起梯子趴在墙头回答大家的质问，大家笑话他是“墙头高立贺知章。”他的诗中，“二月春风似剪刀”非常有名。

　　
宋

　　12、范仲淹：小时候很穷，宋真宗时中进士，官做到参知政事(国务委员)，能文能武，推进改革失败之后去了边疆抵御西夏，敌人夸他说：“胸中有数万甲兵。”文章有《岳阳楼记》，词却只保存下五首，最著名的一句是“酒入愁肠化做相思泪”，电影里方世玉的妈妈苗翠花引用过。(善于指挥打仗)

　　13、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由寡母教育成才，宋仁宗年间中进士。他和范仲淹是好朋友，代表作有《醉翁亭记》和《朋党论》，后一篇以饶舌的“君子之党小人之党”成为年轻学生的噩梦。

　　14、王安石：21岁中进士，做了几年地方官，后来当了宰相，推行新法，意在抑制兼并，据说罗斯福都曾经借鉴过他的治国智慧，但在当时被豪强地主反对，老百姓也不支持，最后王安石在失望中病死，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他文章诗词都很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新法被废，退到13，跟欧阳修同醉解愁)

　　15、苏东坡：进士出身，中国的大文豪，据说是个爱好美食的胖子。东坡肉、东坡鱼都是当年他爱吃的菜，他支持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被牵连，到了杭州，建筑了苏堤，去了岭南，吃了很多荔枝。他和爸爸和弟弟一起被并称“三苏”，都是唐宋八大家。他的词中，“十年生死两茫茫”和“多情总被无情恼”非常有名。(爱好美食)

　　16、司马光：中国古代著名的保守派，史学家，从小就爱动脑筋，砸缸救友。20岁中了进士，逐渐当了大官，由于政治见解不同，他和王安石斗了许多年。他多数时候是“在野党”，负责编《资治通鉴》，这本编年体通史耗尽了他一生的心血。

　　17、包拯：中国古代清官代表，27岁中进士，后为父母守孝十年才肯出来做官。从县官做起，一直到开封府尹，据说断案如神、铁面无私。他的故事无数次被人们搬上戏台、银幕……

　　18、寇准：出身书香门第，19岁中进士，做官做得很有原则，一次宋太宗懒得听他讲话，他就扯着皇帝的衣角到讲完为止。太宗死后，辽人入侵，寇准在一片投降声中鼓励小皇帝亲征，在澶州打败了敌人，双方签定了和约。

　　19、朱熹：宋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注释了许多经典著作，提出了读书要“循序渐进”。朱子19岁中进士，不过做官却做得一般。据说为了扳倒自己的政敌，他曾经拷打官妓兼女词人严蕊，让她污蔑和该官员有私。最后皇上都看不过去了，他就为此丢了官职，回家教书。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后世科举的“指定参考书目”。

　　20、文天祥：少年才子，20岁就中了状元，后来做了丞相。他对国家民族一腔热血，一直都在抵抗元兵，被敌人俘虏后宁死不屈，终于被杀害于大都(今天的北京)街头。他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非常有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被千古传诵。

　　21、秦桧：宋徽宗年间的进士，大奸臣。和宋高宗合谋害死了民族英雄岳飞，一直到今天，他和他老婆的铁像还跪在岳飞墓前，被人唾弃。书法颇有大家气度，后人恶其名，不称秦体，改为“宋体”。


明

　　22、张居正：进士出身，后来做了神宗万历的老师，内阁首辅(实质上的丞相)，推行了许多改革措施，增加了国库收入，他还重用名将戚继光。但死后皇帝在保守派撺掇下将他抄家。明末中国支持朝鲜抵抗丰臣秀吉侵略时，官员们发现军费还是张居正当年攒下的银子。(善于理财)

　　23、海瑞：举人出身，为官清正，经常和权贵斗智斗勇，弹劾过大权在手的奸臣严嵩。明朝官员工资很低，合理贪污成为潜规则，只有他坚决不收贿赂，靠祖上传下来的四十亩田维持生活，以至于为母亲过生日时买了二斤肉都成了当时的“头条社会新闻”。他罢官的故事在几百年后还成为大事件的导火索。

　　24、汤显祖：33岁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深受百姓欢迎，但他的领域在于文学戏剧，50岁后写出了《牡丹亭》，情节曲折动人，文辞优美。现在书商重新包装这本书贩卖时总是说：“看啊，中国莎士比亚写的中国版《人鬼情未了》！”

　　25、王阳明：一个会带兵的进士，伟大思想家，他曾被贬到贵州龙场做个小官，在那里忽然悟道，开创了和朱熹理学大有不同的心学，许多人评价“心学近禅”，典型的一个观点就是“心外无物”。

　　26、严嵩：8岁能文，25岁中进士，做官做到了内阁首辅，可惜在朝廷主要是拉关系结派系，弄得朝廷乌烟瘴气，贪污成风，他到老糊涂的时候还霸占着首辅位置，皇上每次交给他文件他都必须先回家让儿子处理再拿回来。由于儿子勾结倭寇，他在晚年被抄家。(奸相被查处，去向海瑞交代问题，退至23)

　　27、袁崇焕：下场最悲惨的进士，这个军事天才本来是大明的顶梁柱，他用大炮打败了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保卫着山海关。可是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把袁崇焕打成叛徒内奸，在京城街头，袁将军被不明真相的市民活活咬死。

　　28、张献忠：这个大老粗是最凶残的科举摧残者，他在四川忽然决定开科举取进士，许多读书人来参加考试，他却乘机把他们全部杀死。他的名言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摧残科举，杀害士人)

　　
清

　　29、纪晓岚：乾隆年间进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号称清朝最有学问的人。他那本《阅微草堂笔记》曾经写过清朝奸商用泥做烤鸭子的事。由于他诙谐幽默，机智博学，近几年多次被拍进电视剧。

　　30、刘墉：33岁才通过父亲的关系被恩准参加进士考试，他不仅考中，还做了翰林院编修。随后被派出做了几任地方官，在地方执行文字狱非常卖力而被提升回中央，做了大学士。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近年来也是电视剧戏说的重要人物，不过实际上他并不是罗锅。他和和斗了多年，终于扳倒了这个大贪污犯。

　　31、郑板桥：名燮，“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就是他的，很难想象?

　　饷慈魍训囊桓鋈嗽诳瞥∩嫌裘频赝啃窗斯煽际蕴宓摹按鹛饪ā薄K?（读雨注：此处似有误，但搜索无果，暂放）0岁之后中了进士，还做过地方官，后来觉得做官和做人相矛盾了，就退休回来，画画喝酒。

　　32、张之洞：探花(进士第三名)，那年他才20出头。主考官曾经为难，觉得他太过年轻，向慈禧太后汇报之后，老太太一挥手：你们选进士还是选寿星啊！张之洞才保住了这个探花位子。后来他办理洋务，成了朝廷栋梁。

　　33、洪钧：清朝著名外交官，同治七年的状元，他的妻子是名女人赛金花。当年他带着年轻夫人出使国外。这对红颜白发组合，在国际社会上让人羡慕。他担任过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还是元史方面的专家。

　　34、林则徐：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主持过虎门销烟。可惜进士出身的他知识结构上有些缺陷，他一直认为英国人的腿不能打弯，而且炮火可以用尿桶对付。战后他虽有爱国之心却被贬官至新疆。

　　35、梁启超：广东举人，没考上进士。和老师一起组织过“公车上书”，要求变法自强，成为清末废除科举的最有力鼓吹者。但在清朝灭亡之后又认识到科举制度是个好制度，因而重提科举。

　　36、张謇：甲午年状元。他对官场不感兴趣，提倡实业救国，办了许多产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产业飞速增长，显示出了民族工业的生命力。

　　37、蔡元培：光绪年间进士，皇帝钦点的翰林。清末参加了革命党，为推翻朝廷制造过炸药。革命胜利后做了北大校长，期间提倡“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进入了黄金时代。他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最近发布“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排行榜”上，他荣登榜首。

　　38、1905年，科举废除，终点。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试题


第一场，史论5篇：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1题藩镇，第2题平戎，第3题举贤，第4题变法，第5题以夷制夷，还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最后一题不太吉利，有亡国之兆。）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种题目放在现在考，偶看都够用了）

　　
第三场《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科举最后一张金榜亮相广州





　　大金榜足足19米长！本次展出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大金榜，也是科举制度终结前的最后一张“金榜”。清代科举考试的最高规格是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对贡士的考试。殿试揭晓的榜式称为“金榜”，黄纸墨字，以皇帝诏令的形式下达。金榜分大、小两种，大金榜加盖“皇帝之宝”用于张挂，小金榜不用印供皇帝御览和举行典礼时宣布名次使用。

　　展出的“大金榜”有半人多高，曾张贴在天安门外长安横街的长安左门。记者看到，该金榜分别用汉文、满文写成，宣布315名人士分别中了第一甲、第二甲、第三甲，被赐予进士、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其中第一甲有3人，第一名为苏通州人。而在第三甲第177名，赫然写着“陶邵学广东番禺县人”字样。



废除科举 自主招生粉墨登场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诏书宣告了有着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

　　科举废除之前，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像北京清华大学、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公学等现代高校。但收效甚微，大抵其时士人多以为新学堂是旁门歪道，要是放弃科举，读了这样的学堂，出路都是个问题。科举既废，为大众观念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简称“高考”)施行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虽然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

　　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都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

　　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

　　和现在一样，当时的高校也有名额的限制。

　　1915年，梁实秋考清华时，直隶省的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几个人，初试先涮下二十几个，留十名，复试再淘汰一半，遴选出五名。梁实秋虽然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顺利地进入第二轮。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在自己的府邸内考起梁实秋等十名考生来。作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看来，当时清华的改革较之北大，还有不小的差距。

　　当时，自主招生的大学在招收学生上还是相对宽松和灵活。1929年，钱钟书和他弟弟钱钟韩一起参加清华的高考。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长罗家伦赏识钱钟书的国学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门外了。

　　钱钟书的例子也不是当时惟一的个案，1922年，还有个叫卢冀野的学生考东南大学，数学更差劲，考了个鸭蛋，但因国文满分，而被东南大学破格入取，轰动一时。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不断的时局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受影响，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大多高等学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贻琦等人呵护培育出的现代大学精神，在招生考试制度上，也大致沿袭了各高校单独自主招生的传统。

临窗读雨

高考，叙事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中国成立后的高考存废：文革废除 1977年恢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用胡风当年的诗句来说，“时间开始了”。华夏大地上的诸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院校招生制度也迅速发生了变化：

1949年，高等学校沿袭过去单独招生的方式。

1950年，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

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

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首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废除科举制度后一直施行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彻底宣告结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

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招收的新生初中毕业即可，但须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废除招生考试，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工农兵大学生”就是该非常时期的产物。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一位明星式的“工农兵大学生”。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一次有四十多位教育界著名人士及官员参加的“神仙会”上决定：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这是结束“十年浩劫”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一个奇观：为尽速弥补“文革”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耽搁和损害，决定在当年冬季就进行大学招生。于是，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之多。

中国人的大学梦在此次的大考中获得了最彻底而淋漓尽致的展现。它有太多的故事，也太令人回味。



高考的废除与恢复


要点提示：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在历史低谷中断层了的高考在讨论和申辩中得以恢复，十年积压，使得1977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的77级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考试发展史》中这么总结。

“据说高考要恢复啦。”1977年的初秋，一股流言让回城知青们蠢蠢欲动，“觉得生命有了希望。”许多接受采访的知青，都喜欢用这句话去概括当时的感觉。


历史的低谷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中断高考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周恩来为高考申辨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给应届生。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马拉松会议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中断高考的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仍然存在，比如，现在高校扩招后师资缺乏，直接显示当年的人才断档的后果。此外，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这需要以后长时间的追赶。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今天，人们正在想办法弥补这个断层带来的伤害，那需要很长时间。”储朝晖说。

“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



青春写真：恢复高考，他们的人生从此改写


　　8月22日是小平同志103年诞辰。小平同志生前对教育事业格外重视和关心，在关键时期，他数次英明果断的决策直接推动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中就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因此，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小平同志的怀念比常人又更多几分。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久旱逢甘霖。这是多少人热切的渴望！历史成就了这不同寻常的77级、78级。时隔27年，当回忆起那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他们思绪如潮，一切有如历史重现……


　　那一刻的激动刻骨铭心

　　我第一志愿填了北大

　　刘学红(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现任某著名网络信息技术公司CEO)

　　刘学红是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第一批幸运儿中的一员，也是最大的受益者。1977年的那个冬天，她刻苦学习，取得了北京市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她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很感激邓小平，高考给了我们发挥才智，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今天，作为一个著名网络公司的CEO，回想当年的那股冲劲，她心里百感交集：“我当时在北京密云农村插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加上我们身边刚刚推荐一个‘工农兵大学生’上了北大，我当时是既羡慕又不服气，心想，他能上我为什么就不能上呢？后来恢复高考，我当时真是欣喜若狂，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填了北大。”

　　“从那时起，我终于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当问到恢复高考对她意味着什么时，刘学红如是说。

　　“老学生”发疯似的学习

　　韩儒理(上海交通大学77级，现任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

　　韩儒理进大学时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是十足的“老学生”。刚到交大，他既听不懂上海话，又听不懂英语，这可苦了他。据知情人士描述，当时他学习的情形可以用“发疯”来形容。

　　“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90小时。有一位同学家就住在徐汇区枫林街道，可他硬是一个学期只回了三次家，而三次加起来的时间还不足一整天，大家总觉得回一趟家，和留校的同学相比就‘亏了’。”在上海交大77、78级返校聚会上，他们又回忆起这些以苦为乐的日子。

　　感觉像是天上掉馅饼

　　王小望(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现任北京飞利浦电子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

　　王小望可以说是当年最幸运的那拨儿人了——不用插队，没有“上山下乡”，1978年中学毕业后直接参加7月份的夏季高考。用王小望的话说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好事竟会落在我们头上，感觉真像是天上掉下馅饼。”

　　王小望说，“那正是快高三寒假的时候，忽然听说我们这一届可以参加高考了，那激动和兴奋劲儿自不用说，学校也马上就分了快慢班。下学期开学后，学校又根据我们每个人报考志愿的不同，分了文理科班。我们就用了那一个学期的时间准备7月份的高考，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当时每个同学都很努力。”

　　令王小望记忆犹新的是，收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正好是她十八岁的生日，对她来说，那是怎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啊！

　　心中高呼“邓小平万岁”

　　陈传敏(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78级，现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一级编剧)

　　“就像一个人在暗夜里走路，四处一片漆黑，你原来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已经绝望了，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点火光，你立刻知道自己有希望了，知道方向了，你就会本能地、不顾一切地向那火光奔去。”陈传敏在谈到当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内心的感受时这样形容。

　　当年，陈传敏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所郊区中学任教，当中学同学骑车几十里路赶到学校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回忆说，“我当时眼圈一下就红了，浑身都在发抖，在心里一遍遍高呼‘邓小平万岁’！那种震撼，那种兴奋，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历历在目！”

　　1978年的那个夏天特别热，为了凉快，陈传敏就每天到学校旁边的一个山洞里复习备考。直到今天，他每次回家探亲，都要特地去这个山洞拜望，点上一根烟当香，用石头夹在山洞口，然后恭恭敬敬地鞠几个躬。“不是迷信，只是还愿。”他说。


　　一个新时代由此开始

　　我的人生由此转折

　　葛兆光(北大中文系77级，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年只有初中毕业的葛兆光，对于恢复高考，他说，“那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改变！”。

　　提到当年的高考，葛老师说，“当时我在贵州苗族山区一个小县城里当供销社工人。当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和当年每一个渴望上大学的人一样，那种高兴和兴奋自不用说。关键是时间紧，从知道消息到那年冬天参加高考，中间就1个月的时间。”当问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还能考出这样好的成绩时，葛老师谦虚地说：“可能是运气吧！人有时也是需要运气的。”

　　其实，这不仅仅是葛兆光的运气，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运气，更是那个时代的好运！

　　终于走过九曲十八湾

　　陈平原(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谈到他们这代文革后首批大学生时，陈平原说道：“我想，77、78级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伟大，在成为社会栋梁的同时，也遭遇着人到中年的尴尬，很多年轻的学子认为我们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一代。但是，尽管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湾我们终于走了过来。”

　　而令陈平原最难忘的是，当时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学习、一起娱乐、一起游行，这些却正是现在的高校正逐渐丧失的。

　　恢复高考给我新的机遇

　　李东生(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78级，现任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如今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李东生，当年也是无数“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员，恢复高考，使他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给了我新的机遇，使我能够直接从农场考上大学。也许是为了把逝去的光阴夺回来，我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中。”

　　也许是对当年在农场的那段艰辛岁月的感触，也许是感激当年那个划时代的伟大决策，李东生说他的座右铭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珍惜现在，奉献社会

　　蔡东士(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这是我命运的重大转折！”现任广东省委秘书长的蔡东士说起1977年的高考时感慨万分。1977年，30岁的蔡东士正在湛江农垦局宣传处工作，高考恢复后，他和其他考生一样，日夜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遨游在大学知识的海洋里。

　　蔡东士1967年高中毕业，下乡10年后考上中大。他说，“上大学是我人生的重大转变，但后来觉得，10年的下乡也是很难得的锻炼机会，这种锻炼机会使人成长得很快，也许这正是现在的学生所缺少的。”

　　说起20年来的工作，蔡东士深有感触：“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为社会尽力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迄今为止，并没有调查数据对这批幸运的人进行统计，只有在各高校的校友会中，记录着他们毕业20年后的成就。政界，有财政部副部长罗继伟，海淀区代区长周良洛……学术界，有知名学者魏杰、陈平原……文化界，有王小波、陈小奇……企业界，有清华同方的总裁陆致成……影视界，还有最负盛名的张艺谋……



1977年高考：拾回三样东西 重写公平两字


拾回三样东西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葛红兵

　　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止于高考本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拾回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样东西叫“稳定”。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这是中国社会形成“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通道不存在，那么普通人向上的发展还有什么方式？

　　第二样东西叫“价值观”。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是勤劳致富。富裕的人通常比较聪明、勤劳、重视学习。然而“文革”中却反过来了，富人是通过剥削致富的，所以要消灭带有剩余价值的劳动；穷人要致富，就要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靠知识和勤劳。恢复高考相当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这对当年社会风气的扭转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样东西叫“科学与民主”，即五四运动所宣扬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恢复高考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这对高等教育后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中国产生延续五四启蒙思想的人才，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重写“公平”两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子善

　　费君清他们是幸运的，他们还能有幸赶上1977年高考，通过1977年高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

　　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被现在很多人所诟病的“分数”，在当年却正是被很多人推崇的标杆。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虽然当年高考还需要政审，但很多“黑五类”仍然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当然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老照片


1977年恢复高考-北京考场


1977年的高考准考证


录取通知书


新生入学


开学典礼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闻班（2）学生的合影
全班34名学生，最大的31岁，最小的18岁，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今天，许多人内心都认为，他们的人生，是从邓小平复出真正开始的。

尽管30年过去，他们仍习惯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赤脚医生”……话里的身份可以无尽地更替，不变的是话中的追忆、感激。



恢复高考三十三年大事记

　　自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起，到2007年，高考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为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精神，提高科学性与规范性，高考改革从未停止过。近日，教育部长周济说，高考肯定要改，除了“面”上要改，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多样化改革，可以自主招生、推荐，但主渠道还是要通过高考。大家要转变观念，不再“一考定终生”。高考改革的目的，是要保持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要办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考。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当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当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具体包括：1.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于当年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后续几年中，高校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第一次全面实现网上录取，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了85%。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同年，考虑到天气炎热，高考比以前提前一个月举行，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9日。

　　2007年3月5日，温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2008年四川大地震，四川地震重灾区的高考向后推迟约一个月，并且取消外语科听力考试。江苏省开始实行新课程高考方案。

　　2009年天津市、辽宁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等5省市开始实行新课程高考方案。

　　2010年江苏省高考恢复文理考生分开录取，分开划线。北京市、吉林省、陕西省、湖南省、黑龙江省等5省市开始实行新课程高考方案。广东省取消“3+X方案”，改为“语数英+文/理综合”，考试时间缩短至6月7日至8日两天。



解读高考关键词


1、工农兵大学生：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由此出现。

2、“老三届”与“新三届”：“新三届”，特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以区别于文革期间66、67、68级“老三届”中学生。

3、录取比例：1977年是恢复高考，当时的录取比例只有29:1，而如今高考录取比例已经是2:1。

4、保送生：80年代初实行“考试为主，保送为辅”保送生制度在保障某些诸如地矿、农林等冷门专业的招生有积极的作用。

5、“3＋2”：1990年在逐步建立与推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基础上，开始实行“3+2”高考科目设置。1995年，原国家教委正式宣布，高考实行“3＋2”改革。

6、高校收费：1997年,我国高等学校统一实行招生并轨，全部实行了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从此，“高校贫困生”群体产生。

7、“3＋X”：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目前全国大多省区市均实行了“3+X方案。”

8、大学扩招：我国普通高校从1999年开始扩招，6年间，其招生人数便由1998年的108万，达到2005年的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目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

9、高考状元：历年来，考取名校的各地高考状元为各种光环所笼罩，他们成了众多高中生学习的对象。

10、高考移民：是指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及录取率的高低，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考。

11、春季高考：2000年1月，北京、安徽两地在全国率先进行春季高考的改革。

12、高考违纪：2000年可算作高考“能见度”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年曝出湖南嘉禾、广东电白高考舞弊大案，此后几乎年年都有舞弊案被曝光。

13、自主招生：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了“自主招生”的试点工作。

14、高考年龄：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

15、网上录取：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历史性的第一次全面实现了网上录取。

16、提前高考：2003年“非典”，孩子们带着口罩走进考场，而且是6月7－10日。在过去的26年里，高考一直在7月7日开始。同年，国家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17、自主命题：2003年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

18、高考时间：2003年，夏季高考时间由传统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

19、诚信承诺：2004年，所有考生在考前都签署了《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自己将在高考中自觉遵守国家教育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

20、面试直录：2006年3月，复旦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实现人才多样化选拔。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的突破是面试决定录取结果，学校说了算。

21、裸考：很多学生——诸如少数民族、三好学生等——都能在高考中获得加分权，没有这些资格的学生只能“裸考”。

临窗读雨

高考，反思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考有功，不可轻言废除


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影响当代中国


在过去的2005年，中国有十余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履新，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55岁，多数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集中受高等教育的时间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供的数字也显示，2005年资助的总金额22.5亿元的9000多项“面上项目”中，超过四分之三的项目负责人年龄在45岁以下。

中国规定，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由于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期间，中国大学停止了高考招生，因此恢复高考之后培养出的八十年代大学生直接成为六十年代大学生的后继者。专家认为，这将给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少的变化。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受到的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教育。但在八十年代后，包括课程设置等都改革了，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新知识，许多人还有机会出国留学。

从参加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代表委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上看，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四五十岁的八十年代受教育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46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穆京祥说：“从进入大学起，20多年连续不断地平稳学习、工作，是我们比上一代人幸运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谢朝华今年48岁。他在1977年幸运地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作为27万名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之一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

谢朝华1982年毕业的次年，他被公派赴法国巴黎攻读法学硕士和博士。1994年他在北京开业了中国首家个人律师事务所，此后不久他加入了中国8个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并很快成为这个党派在北京市的领导人。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定西市委书记石晶受到的最震撼人心的一场“教育”，是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成了中国掉转船头后第一批受益者的一员。1979年，他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打开了我观察外部世界的窗户。”

与九十年代受教育的一些人相比，这批人对基层国情普遍更为熟悉。1974年前，石晶高中一毕业，就来到西北大山深处插队。16岁的石晶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用锹和镐头从山上挖土，然后用架子车运送满载着泥土的箩筐，与无数知识青年一起大修梯田，改变自然面貌。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姚建年用“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八十年代大学毕业，九十年代归国创业”来形容这一些人的一个特点。姚本人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赴日本读完博士。归国后的姚建年成为中国最早进行纳米材料研究的科学家之一，现在他正积极倡导将他的成果推演至生命科学、生态环境乃至能源等领域。

人才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温家宝总理在5日的全国人代会上特别提到了“人才强国战略”。中国未来需要的人才包括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

在对一些八十年代后受教育者的访谈中，公平、公正、民主、法制、科学、创新、准则、监督、市场、竞争等是他们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

“他们是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以人为本等理念直接和有力的推动者，这代人的脱颖而出将使中国完成一次划世代的人才更迭与思维方式转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白钢说。


附 —— 77/78级高考人物谱：
http://news.sina.com.cn/pc/2007-05-22/326/178.html



高考恢复三十年回顾：几多欢欣几多愁


有朝一日，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终身教育被一视同仁，人们就会有可能将“高考”这件“大事”化为平常小事；有朝一日，学历教育真正成为人们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名牌大学毕业生卖猪肉、扫大街或做采购员不再成为新闻，高考——这条现在被很多人认定的成才唯一之路就不再会是唯一的了

高考，就像一个巨大的悬念，横亘于许多青春的心灵。这个悬念，影响和激荡着他们的命运。

中国恢复高考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让当年冬日那场惊心动魄的考试有了可能，让500多万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而来的年轻人，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经历了人生中最具变革意义之一的挑战。从此，曾经被践踏的知识重新被重视，曾经被蹂躏的求知之心重新被引领；个人的人生轨迹被改变，国家的前途，也被重新照亮——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三十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今社会中流砥柱，无数如今蜚声中外的大师名家都曾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考场的莘莘学子。谈起当年的高考经历，他们依然感慨万千。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曾与张艺谋头对头地度过了四年青葱岁月；作家陈村那时绝对未料自己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人能够连跳N级跨入大学校门；现在已经是西南重镇美术学院院长的画家罗中立回忆起当年备考的经过，觉得比当钳工高温送煤时还要辛苦；学者陈嘉映差点因为被怀疑“代考”而与北大失之交臂；诗人王家新是当年他所在地区的唯一“状元”；法学教授贺卫方高考数学只得了四分；曾经在制造火箭和卫星的航天局工作，如今已是婚姻家庭问题专家的刘巽达说，如果不是恢复高考，他一定是奔着军工事业去了……

教育于国，是根基大业，大国的崛起，经济实力和人才竞争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高考于人，似乎被视为通往个人梦想的“天梯”。对于接受教育，我们毫无疑义，对于高考，我们的感情却有着千番回转。三十年来，为了寻找到一个最能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考试体系，教育家们将高考制度作了不知多少次的“革命”，从“天下一张卷”到省市自主招生、院校自主招生；从统一科目考试到文理分科考试，几乎是每年一小改，三年一大改。然而，当一位在高考考场外陪考的父亲道出“12年的寒窗之苦就是为了这一天”的话语；当一位母亲为了能够给自己孩子提高被录取可能性而上演现代版“孟母三迁”，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伤痛。回望这三十年，高考之路似乎越走越窄，家长、教师、学生头上的高考紧箍咒似乎也是越念越紧。有限的教育资源捆绑住了人们的思维，上大学是成才的唯一之路的观念根深蒂固；“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深入人心。人们依然“执著”于“独木桥”，依然无奈地被“高考”指挥棒点播牵引，一面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同时又对“愉快教育”深刻怀疑，我们这些独生时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啊，正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与教育工作者们一起在矛盾重重中，扼杀“多元”，将年轻而卓越的头脑训练得整齐划一。

幸好，私立大学越来越多了，有力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缺口，目前全国私立大学已超过200所；出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统计，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已接近百万，为全球之冠——这也可谓是“买”别人的树，结自己的果吧。

事实上，全球都有“高考”。比如，美国有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需要参加的考试)，英国有A-Levels(中学高级水平考试)，这些都是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必需，是选拔人才的手段。不同的是，社会教育资源的丰富，职业教育的发达和成熟，人们对成才道路的宽泛认知等，从某种意义上冲淡了人们对能不能进入高等学府这个问题近乎“刻薄”的强烈情绪；东西方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疏密的不同，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两者对于孩子“成才”和“成人”的不同期许。

有朝一日，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终身教育被一视同仁，人们就会有可能将“高考”这件“大事”化为平常小事；有朝一日，学历教育真正成为人们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名牌大学毕业生卖猪肉、扫大街或做采购员不再成为新闻，高考——这条现在被很多人认定的成才唯一之路就不再会是唯一的了。

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一生愉悦浸润在学习之河中的幸福之人。



高考有过，弊端累累


高考恢复30多年来的大学之殇


在恢复高考30年的今天，我同时看到两则新闻：一是山东省某著名高校的张先生，刚过30岁就当上了教授，“硬件”就一条：他给学校拿到了300万元的科研经费。据悉，这种情形在一些高校具有普遍性(5月16日《新京报》)。另一则新闻是，只有大专文凭的谢泳先生凭借其过硬的学术水平被厦门大学礼聘为教授。

近年来进入学院的民间有识之士也有那么几个，比如吉林大学的邓正来、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翰、浙江工商大学的高晓勇、西南交通大学的柏桦等等。但这一类人才只是支流。而“张教授”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流”，比如后勤处长评上教授一类的。在高校行政化和大学商品化的背景下，教授水平越来越水是一个不争事实。

在这一背景下，大学不仅没有能够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必要工具，而且直接加剧社会不公，恶化社会环境。大学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被挤压状态。大学官本位回潮，逆改革潮流而动。多年前，中央就提出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但今天“副部级”的大学已经达到了39个。行政管理者本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现在却反过来了，行政管理人员成了主人。行政权力指挥学术，决定资源分配，教师被文凭崇拜和一大堆量化管理标准所束缚，学术共同体的独立力量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大学商品化使大学容易堕落为逐利工具，教师特别是一些手握权力、获取大量课题的学术官僚成为“老板”，学生成为打工仔和廉价劳动力。而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大学高收费泛滥成灾。某种程度上，大学已经成为赚钱机器，而赢利的对象就是学生，甚至连学生做实验也要收钱。

此情此景，对于权贵子弟来说，高校是其未来加官晋爵的镀金工具，但对于贫寒学子来说，高校越来越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从大学分配招生名额开始，到巨额学费，再到“毕业即失业”的严峻就业形势，贫寒学子和农村学生就一直处于不平的环境中。大学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却反过来敲骨吸髓地蚕食社会公平。

许多大学，矗立在校园中的醒目雕塑不是始创的教育家，而往往是政治伟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能够催生无数各行各业的伟大人物，但一个伟大人物，未必能够催生一个合格的教育家。今天，大学中的校长们官阶炫目，但有多少人敢拍胸脯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家？丁学良曾说中国的合格经济学家不足5个，不知道今日中国合格的大学校长又有几个，其中有多少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家？

教育垄断和行政化窒息了教育家的成长，妨碍了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形成低效、无能的“大学国企化”现象。改革开放30年，绝大多数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都已经轰轰烈烈，惟独教育改革领域，一直在开历史倒车。是时候了，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人才培养失衡 中职就业形势强于大学生

2006年11月16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天召开的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今年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今年高校毕业生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大家心知肚明，无法当期就业不过是失业的一个美好说法而已。

根据经济学基本常识，与高速经济发展向同步的，大学生应该供不应求才对，为什么反而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同时，与大学生就业难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专、高职、职高学生的就业却相当吃香，据报道，中等职高生就业率达9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真的是大学教育过剩了吗？

社会人才结构失衡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6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数据来自《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中专职高学生供不应求，其实就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表现。大学生“就业难”本质上是社会人才结构失衡。

失业与就业，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各类人才供求的表现。当“供不应求”时，就会出现人才抢手的现象；当“供大于求”时，社会就会存在失业现象，当“供远大于求”时，失业现象就更为明显。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01年34万人，2002年37万人，2003年52万人，2004年69万人，2005年达到了79万人；2006年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24万人。

人才结构失衡，不仅仅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上，从当前存在的很大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也能够得到佐证。很多原本仅需中等人才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在雇佣劳动力时必然会同时关心两个要素：一是劳动力的成本：二是劳动力能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在一定条件下。企业通过追求劳动力的成本收益最大化就能够保证利润实现最大化。促使企业倾向于雇佣高质量劳动力的主要因素，就是高质量工人的成本收益率高于低质量工人的成本收益率。只要高质量劳动力与低质量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之比小于他们之间的产量之比，企业就可能会采取“人才高消费”战略。现在大学生就业找1000元的工作，职高生也是1000元的工作，也就是说，多投资了4年的光阴和大量资金的大学生，如果在市场上的价格（薪资）和职高学生一样，企业为什么不选用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大学生呢？

另一方面，尽管中职人才就业受到企业人才高消费的影响，被大学生抢占了部分工作岗位，但目前其就业形势仍大大强于大学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我国人才结构的失衡的严重性。

中国人才培养结构失衡

通常而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呈金字塔形状的。通俗的说，就是对初级人才的需求数量要高于中级人才，对中级人才的需求数量要高于高级人才。如果人才结构不合理，那么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就业不均衡现象：部分难就业，部分极抢手。

在一般的比较分析中，接受不同级别教育人的数量大致可以代表各级人才的数量，即教育人才结构大致可以代表社会人才供给结构。

我国目前人均GDP刚突破1000美元，处于刚刚进入增长阶段的过程中。从教育情况来看，已经呈现出较大的结构失衡现象。

以四川为例，根据四川省相关统计部门数据，四川大学毕业生从2000年的4万人扩张到2004年的10万人，年均增幅达56.5%，与此相对应的是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数一直徘徊在7.5万，而职业中学的毕业生却从2000年的6万人降到2004年的4.5万人。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调查，中职学生中有相当大比例（约66％）其学习目的是考大学。也就是说，以就业为目的的中职学生仅占1/3，即实际以就业为目的的中职人才数量仅有2.5万人。

从全国范围来看200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招生655.66万人，高等教育招生504.46万人。考虑到中职学生的意愿就业比例，中职人才供给数量仍远远低于大学生人才供给数量。

教育失衡导致了人才供给失衡，进而导致了大学生的就业难现象。

传统成才观是导致人才结构失衡的主要因素

与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处于大致增长阶段人才结构相比较，我国的人才失衡情况尤为突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课题组对广东、福建和浙江省进行的实地调研，并在全国40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高技能人才短缺严重，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我国高技能人才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却十分明显：高技能人才总数不足5%，而发达国家的高级工达35%以上。

根据国外经验，处于这一阶段，政府大力加强中职人才教育，加强中职教育投入，提升中职教育质量，以满足社会需求。德国、瑞士、日本等国也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教育政策，培养了大批适合社会需求的中职人才。他们在增长阶段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类似我国的这种就业严重冷热不均的现象：本科、硕士成堆，钳工、技工难求，“好钳工比研究生还难找”。

一方面中职人才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人们却不愿意去读中职。大学生就业难，但甚至是读中职的学生，也有大半是将中职作为一个考大学的跳板。在当前毕业后实际收入差不多，而读大学还要多付出资金和时间的成本，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传统习惯中对“成才”的认识——高学历密切相关。2006年，海南省省职业教育调查队做了一个调查，在向中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发放的2568份调查问卷统计中，认为职业学校毕业生是人才的不到36％。多数学生家长认为，只有送子女读高中上大学，当国家公务员或当企业白领才算是人才，否则就是“读书无用”。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06年初做了一个调查，研究表明，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中职是大多数人迫不得已的选择。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普高是人们选择中职教育的最主要原因。

这给社会造成的认识就是，读中职的人是一批在竞争中落败的学生。对于看重“面子”的国人来说，读中职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在他们的心里，仍然希望中职能够起到部分“普高”教育的结果，超过60%的公众中职毕业后的首选是高考，其不仅是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升自身素质，家长还存在一定的挽回一些“面子”的想法。读普高、上重点、考名校，是家长、学生的努力方向和主要目标。

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着的重学轻技的传统。 在传统观念中，技术工人即便是再高级，仍然不过是个“工人”，而不是“干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传统观念在现代中国仍然根深蒂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高学历等于高能力，等于成才的观念仍牢不可破。

有关部门发起的“2005中国技能人才职业声誉调查”结果显示，有52.7%的人认为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不高，不受尊重。高达67.7%的人表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技校学习。四川省总工会不久前进行的一份抽样调查也显示，有近一半的受访者直接表示“不愿意当工人”。在上海一些地方，一些家长之所以把孩子送进职业性学校，只不过是把职业学校当作孩子临时找不到工作时的“托儿所”。

高学历才是成才这一传统成才观，不仅在老百姓心中，各级政府的表现也不断强化着这一概念。

全社会对中职人才存在偏见，也可以从国家和各地公务员的招考要求中略窥一斑。几乎所有的公务员招考，不论其岗位如何，工作内容是什么，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甚至有的要求“研究生以上”；中职学生根本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这也在无形中印证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格言。

从政府来看，长期以来，升高中、上大学成了不少地方政府评价教育好坏的惟一标准，升学教育成为“重中之重”，而职业教育被视为无足轻重。高考时，全社会关注，电视报道，警车开道；录取后，高考状元等广告宣传铺天盖地，这无形中加强和印证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等于成才的认识。

从国家投入来看，尽管近几年国家加强了对中职教育的投入，也发布了不少文件，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中央十一五期间将投100亿支持职教。但从总体来看，而相比高等教育，国家在中职教育上的投入远远不足。根据2004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国家对中职教育的支持力度也逐年减小，每年的增加额只有区区几个亿。中职成为小学以上各学级中投入总量最小、比重最低、增长最慢的学级。2002年生均国家投入只有2021元。对技工学校的投入更少，153万在校学生中，只有1/3的学生享受国家投入。

从地方教育资金投入来看，根据海南省的调查，近几年来，有的市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几乎为零，有的市县把上级部门投入的职教资金转给普教；有的市县在职业学校暂时遇到招生困难时把职校改为普通教育学校；有的市县没有把职业学校列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甚至没有把升入职业学校的学生列入升学计划。（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傅鸿飞）

附——重做高考试卷：

http://mix.sina.com.cn/news/gaokao/step1.php

临窗读雨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高考制度


　　由于现行高考制度是统一考试，于是在高等教育的上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阶段产生了统一课程标准的弊端，全国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统一标准学习。这种教育在失去了教育个性和教育目的的同时，也让学生丧失了个性发展空间。

　　“整个中国教育问题的‘牛鼻子’是高考制度，现在的高考制度牵着中国教育走。”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曾经这样形容高考。这个形容不无道理。长久以来，高考成绩一直是衡量学校、教师教学质量以及学生成绩的唯一“硬”标准。

　　“所谓高考问题，实质是考试的统一性与学生发展和教育发展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炬明分析，由于考试是统一的，就无法兼顾学校和学生的多样性需求，因此制约了学校和学生的多样性发展。

　　若此，造成这一症结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使高考更好地为高校和学生发展服务？

高校没有招生录取自主权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水平评估组专家、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岩介绍说：“我国学校实行的是行政化管理。这种体制下，对依法独立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高校而言，不能依法进行服务性管理。同时，对专业、课程设置的管制致使高校在师资、课程、教材、招生录取等学校建设方面，失去了自主权和作为。”

　　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高校在招生时，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素质有不同要求。“但是在政府统管招生的情况下，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仅仅是在国家统一考试之后的一类本科线限制之内加上20%的挑选权，而且相当一部分高校为了回避‘问题’，主动将它放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这就使得决策责任与后果承担产生分离，由此引发的问题全部由学校承担，没有人对招生质量最终负责。稍微有点个性的教授，便不能容忍这种自己想招的学生招不到，招生权和培养权完全割裂的局面。”

　　熊丙奇认为，相对于按教育规律进行改革可能惹出的种种问题来说，从某种角度讲，控制高校招生自主权是一个保证高考公平，维护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的办法，但也是目前高考制度始终不能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学生没有自我发展选择权

　　由于现行高考制度是统一考试，于是在高等教育的上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阶段产生了统一课程标准的弊端，全国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统一标准学习。这种教育在失去了教育个性和教育目的的同时，也让学生丧失了个性发展空间。又由于统一高考实行文理分科制度，又使很多文理兼顾的学生不得不忍痛割舍“另一半”，发展潜能受到抑制。

　　“从高中开始一直延伸到高校的文理分科，可能使得大学里文科生不懂自然科学，理科生缺乏人文知识。两类人不了解彼此的思维方式，不知道对方想什么和如何想，彼此难以互相理解。”赵炬明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理解、处理社会及生活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明显的片面性，不仅使我们的教育偏离培养目标，不利于培养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和面向21世纪发展需要的公民，也不利于造就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师，甚至还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

学校和学生必须双向选择

　　针对高考进行的改革，十年来各省一直在进行探索，最早进行改革的江苏省，10年间换了5个方案。“虽然高考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但由于高校没有招生自主权，学生没有选择权，也只能在考试内容上下工夫，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革。”江苏省新中华中学校长张天若解释。

　　可是，回归高校自主权以及增加学生选择权的高考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对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统一高考衍生的违背考试公正原则、损害教育公平的腐败现象能否进行有效遏制？

　　“这个制度应该是实行多轨道、多样化，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考试、选择学校的机会，同时也给高校更多的自主选择学生机会的制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楯回答说。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解释，“21世纪教育研究院6月13日推出的民间版《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表达的就是这个设想。学生在参加每年3次的‘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同时报考多所高校，分别参加不同学校的考试或研究型大学的联考，考生可以同时取得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有选择地挑选学校。”

　　杨东平介绍，方案提出的录取方式也是多元化的，985和211学校可以采用“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模式，部分211和地方本科院校可以采用“统一学科知识考试+集中录取”模式，高职高专院校可以采用“自主考试”模式，学校可以根据不同的考试模式，自主多次录取考生。

　　“方案还提出了配套改革措施。比如，将考试纳入法制轨道，在高校内部建立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度，建立招生全程信息公开制度进行社会监督；实行报名社会化；清理高考加分政策；降低英语分数权重；通过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实现考试机构和考试的社会化等等。”熊丙奇介绍说，此外，与自主招生、多次录取对应，入学后的学生还可以在研究型高校与其他高校、普通高校及职业高校之间及院系之间流动，促进高校教育的竞争。

　　方案一经公布，有人立即将它与美国、法国、亚洲等国家及地区的招生录取制度进行比较，以证明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有专家提出应该取消文理分科。赵炬明认为，“高考问题我们已经研究了30年，各国国情不同，招生录取制度不尽相同，并且也在不断改进，因此没有可比性。这个方案，汲取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招生录取制度的长处，适合国情。如果取消文理分科，政府再能够在加大高校公信力度、规定工农子弟招生比例及学费补贴等方面，出台一系列遏制腐败现象、保障工农子女利益政策的话，将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在清华大学教授孙复初看来，招生录取自主权能否回归高校，是统一高考制度能否进行彻底改革的关键。他认为，高考制度改革，是有效解决我国教育界现存问题的关键。



附录：


其他地方的高考


台湾地区的高考制度

　　台湾并没有高考这词,但有类似的制度。台湾升大学的考试一共分为两次,一次叫做大学入学测验,另外一次叫大学指定科目考试(旧称大学联考)。2002年台湾废除了大学联考(相当于国内的统一高考)，采取“多元入学”的方式进行招生。

　　大学入学测验较早举行,约在每年的1—2月份,共考6科——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不管是文科或理科学生,这五科都得考。除了国文与英文有作文外,其余各科都是以选择题的方式来测验学生高中三年所学,题目非常灵活,常会有时事题目出现。所以这次考试对广泛阅读课外读物或关心时事的学生较有利。大学入学测验公布成绩后,学生可以利用成绩向各校系申请入学许可,所以一次有可能同时上好几间学校。

　　第二次则是在每年7月初举行的指定科目考科,指定科目考试分得较细。文科有国文、英文、数学(乙)、历史、地理等5门学科；理科有国文、英文、数学(甲)、物理、化学、生物等6门学科。通常文科的学生只考文科,理科学生只考理科,但也可以全部都考。指定科目考试较着重于课内所学,除了作文与选择外,还有计算题、证明题、填空等题型，也就是得将高中课程读个滚瓜烂熟才能考到高分。而且指定考科需填选志愿,等待统一发榜,一个学生只能录取一个校系。通常经由大学入学测验上大学的学生只占了两三成,但是近几年有逐渐提升的趋势。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考制度

　　香港的高考制度，受英国影响比较多。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中学毕业可以不用考试直接念预科，一年后升入大学。现在，香港的“中六生”(高中毕业生)入学，要完全按照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申请读大学的资格。

　　香港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是协助应届或者往届学生申请修读大学课程的主要途径。中学会考和高级程度会考成绩，是高校考虑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在学生提出申请时，过去9年内的会考成绩将被送往各院校，作评核用。具体的入学事宜，则由大学联合招生处代表参与招生的院校处理。这些院校包括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等八所大专院校。由于录取名额有限，招生院校一般要对众多申请人进行甄选。根据对各申请人的评核结果，依等第次序录取。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考制度

　　在葡、澳政府管治澳门的400多年时间里，比较倚重正规官校(政府创办的学校)的发展。真正的转折点应该是在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后。现在澳门高校都具有单独招生的权力。考生可以同时报考多所大学，而高校则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择优录取。



外国高考


　　事实上，全球都有“高考”。比如，美国有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需要参加的考试)，英国有A-Levels(中学高级水平考试)，这些都是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必需，是选拔人才的手段。不同的是，社会教育资源的丰富，职业教育的发达和成熟，人们对成才道路的宽泛认知等，从某种意义上冲淡了人们对能不能进入高等学府这个问题近乎“刻薄”的强烈情绪；东西方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疏密的不同，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两者对于孩子“成才”和“成人”的不同期许。


　　法国：高校招生实行预注册


　　法国高等教育结构较为复杂，学位种类独特，高考制度也有别于中国等许多国家。

　　法国高中生进入大学深造的必要条件是首先得到由学校统一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然后再参加高中会考（BAC）。原则上说，所有通过高中会考的高中生，即获得BAC的人，均可申请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医学系、牙医系、药学系及技术学院等除外。由于名额有限，这些院校和专业一般采取淘汰制招收大学新生。

　　为让各高校提前掌握生源情况，法国高校招生实行预注册，即提前登记志愿。预注册一般在每年三四月间进行，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法国绝大多数学校均采用电话计算机的登记方式。

　　据悉，法国普通科高中会考及格者中大约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可直接进入高等院校就读，而技术科高中会考及格者则仅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能进入高等院校就读。


　　加拿大：“高考”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高考对中国的高中学生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但对加拿大来说，高考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甚至你问一个即将进入大学学习的加拿大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如何，他也可能会茫然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加拿大无高考。加拿大中学生要想上大学，不用参加专门的入学考试，所以大部分加拿大人也不知道高考是什么。在每年六月份中国高中毕业生为高考而紧张忙碌的时候，加拿大的高中毕业生可能早已接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了，有些学生还会面对几所最好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为选哪一所更好而左右为难。

　　虽然没有高考，加拿大的高中生要想进入名牌大学的好专业学习，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加拿大各大学也有自己的学生选拔制度。由于加拿大联邦没有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教育的管理由各省政府负责，这造成了加拿大中小学教育体制的差别，加拿大大学对各地学生的录取要求也有所不同。


　　巴西：入学考试高校自己说了算


　　现行的巴西高等教育框架构建于1968年，高等院校分为联邦、州立、市立和私立四类，前三类是公立学校。1996年，巴西87所大学中有34所是私立大学。在160万大学生中，约70万人在公立学校学习，约占学生总数的40%%。

　　巴西高等院校根据各自学校的情况制定招生计划和录取标准，具体考试时间和科目由参加招生的各大学自行决定。大多数公立学校一年举行两次招生考试，少数公立大学和所有私立学校一年进行一次考试。报考高等院校的学生，必须有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毕业证书。在考试的具体内容上，各高校和各专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由于联邦和州立等公立大学实行免费教育，所以吸引众多考生，招生比例约为7比1。巴西高校一般采取走读方式，每年有效学习时间为180天。

风清扬

纪念这个日子 看读雨给我们演示 我们的曾经 过去的曾经 前人的曾经 窃窃地想 这高考其实还没前人的科举制度好呢 考好了就能做官哈

临窗读雨

纪念这个日子 看读雨给我们演示 我们的曾经 过去的曾经 前人的曾经 窃窃地想 这高考其实还没前人的科举制度 ...
风清扬 发表于 2010-6-7 13:04

我在编辑着，没想这沙发上早早便坐上了惬意的扬子了，我这里挥汗如雨，却手巾板儿也没见给递一个...

风清扬

给读雨扔个毛巾板儿 不成大澡堂里的读雨了呀 蚕丝手帕 适合微喘的香汗

仨子

纪念这个日子 看读雨给我们演示 我们的曾经 过去的曾经 前人的曾经 窃窃地想 这高考其实还没前人的科举制度 ...
风清扬 发表于 2010-6-7 13:04

    无论高考制度有多少弊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高考制度取消了，你我很快就只能老老实实地上同一个局域网了

嫩信不信{:lol:}

仨子

道理很简单

本来就已经够“人治”的了，在“初审”面前
再“人治”的话，还有你个小兔崽子乱说乱动的份吗{: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