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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0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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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代
1980年 《围城》
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
这本小说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
据杨绛先生说,《围城》还没有全部完稿时,已在《文艺复兴》月刊连载,引起很多读者关注,"急不可待地盼着下一期杂志出来,先睹《围城》"。当然,读后感很是多样。好评如潮中,有人附会索隐,认为书中的孙柔佳就是现实中的杨绛;有人讥讽《围城》是"香粉铺"、"活春宫"。这类负面评价引起了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巴人先生的愤慨。他在报端发表文章说,谩骂《围城》的人不是共产党人,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表该文。据说巴人这篇文章一出,讥讽、批评《围城》的人立时"偃旗息鼓停止攻击",其威慑力相当可观。
从1949年到1979年,国内似没有再印该书,也不怎么提它,倒是旅美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了很高评价,引出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版界对《围城》再度关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该书,钱锺书在"重印前记"中表示感到意外,并说夏教授对《围城》的评价"过高"。
新版《围城》的热卖,把钱先生又一次变成了热门作家。当时一位朋友新开了"文革"后三联书店第一家分销店,所进该书一下卖光。随后,这位朋友的一位朋友出差北京,背回的全部辎重,是装得下被褥的那种军用背包的满包《围城》。
当年《围城》初版时,就激动过大批仰慕者,曾有知名教授夫人主动上门欲与作者结交。三十年后《围城》重出江湖,一向爱处"荒江野老"之境的素心作者,又续前缘,不得不频频应付众多读者的来信和登门,由此流传出"觉得鸡蛋不错,何必认识下蛋母鸡"的传说。由书引起的热闹中,钱先生的低调处事形象得以更广泛地流传。尽管杨绛在《围城》附录中多处讲丈夫的"痴气",仍难掩其巧妙应对世俗热闹的智慧与才气。
书中随意挥洒的横生妙趣、无处不在的幽默讽刺、明里暗里的弯弯绕、高级的愚蠢、精致的庸俗、了无痕迹的算计、不动声色的心机,以及深至"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那些潜意识的夹缠交错……没有足够的智慧才情,哪里驾驭得了?钱先生在序文说得明白,他要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描绘如此丰富的乱世场景,细致入微的精神现象,"痴气"当然起了很大作用,匠心却也必不可少。光说作者痴,难解其中味。夏志清教授自然要比我等能更深地体察《围城》至味。他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当是见道之言。
钱先生眼光高,责己严。尽管人称"鸡蛋不错",他自己对《围城》并不满意。初版时,本该照例献给夫人,无奈总觉得"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1981年 《傅雷家书》
"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三联书店出版《傅雷家书》的时候,社会上排队买书的热劲还没有过去。一是读书风气好,二是书的内容好,该书一下就如水银泻地,进入千家万户。
偶然买到该书初版,还没怎么看正文,先被"后记"吸引住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印象极深。编者要把这书"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如此境界,是谁说的?是说谁的?既然打着引号,莫非是傅雷说的?是在说他心目中的完人吧。
翻看半日,全书过半。在1961年2月6日上午的信中,读到一句"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朴素的风流文采"。句型有点像了,虽还不是,却有了希望。续读至第231页,眼前一亮,终于找到。不仅能确定是傅雷先生的原话,还赚了一段英语阅读经历。
原来,傅聪致傅雷的一封信中说:"在国外这些年来,我遇见了不少人物Whom I admire and love,from whom I learn.可是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能带我到那个at the same time passionate and serene,profound and simple,affectionate and proud,subtle and straight forward的世界。"
1962年3月14日,傅雷给傅敏写信时,录下这段话,并译为"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称"这是我们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值得我们自豪的"!表示这种状态是自己"一生向往的境界"。
傅雷先生谦虚了。其性情、思想、为人、行事,完全就是这种境界的体现。即便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挥洒着热烈恬静深刻朴素温柔高傲深潜率直的人性之光。
黄宗英在《上了年纪的禅思》一书中,描述了傅雷告别人世的惊心一瞬。那是又壮烈又凄冷、又决绝又安详、又短暂又永恒的一瞬--
"他一生事无巨细都要求自己做得一丝不苟尽善尽美。直至1966年9月3日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人格永恒的美,他以自己和爱妻的生命一笔一画纤微精细地描绘了摄魂夺魄的一分钟--傅雷宅舍的地板上,铺着铺被,以免被蹬倒的板凳弄出声响惊醒邻居,夫人已经倒在地上,傅雷凛然笔挺的身躯正被从窗架吊着的绳套里放脱下来,晨光晕润……"
这是傅雷用生命尊严和灵魂光华留下的最后一封,大写的家书。
200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版《傅雷家书》出版。该书在三联版《傅雷家书》的基础书上增加了八万多字,其中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有四十封,文字有增补的有六十五封。同时,以残存的六封傅聪家书作为"不是前言的前言",以楼适夷先生的《读家书,想傅雷》一文作为跋语。尤为珍贵的,是书末所收署名"傅雷梅馥"的绝命手书。毛笔,竖写,没有一丝仓促气息。在身后委托的十三件事情中,所有涉及现款及存单的项目,其序号上面均划有"√"符号,明显是逐项写下数目后,如数放妥,一一核实,确保无误,不欠世间分毫,才把谢世的绳索套向自己的脖子。
1982年 《世界史纲》
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地消逝了呢?
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
《世界史纲》作者韦尔斯表示,他"经常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神往不止"。
在韦尔斯眼中,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末、最腻人、最令人感到幻灭的一年。到处是罕见的匮乏,到处是悲痛的哀悼","人们,男的和女的,试图回忆他们在短短的学生时期从学校里学得的偏狭的历史……他们是被人蒙上了民族主义的眼罩来学历史的,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一切国家都视而不见,现在他们突然发觉周围光辉夺目"。
他们被内心的大量问题所困惑。
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地消逝了呢?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什么是一个帝国?帝国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使德意志从多种多样的小邦转变成一种侵略性的意志和权力,并使人类的一半对德意志的威力产生恐惧?
《宽容》作者房龙曾指斥人类"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他说:"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为理解和解答此类问题,作者主张采取一种通观全局的看法。作为这一主张的实践,他从1918年到1919年编写出这本巨著,先是分册出版,1920年详加修订后合并为一书出版。1923年,为了再版又加修订,并重新编排。1925年,又发行一个附有更丰富插图的版本。1927年,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梁思成等翻译、梁启超校订的汉译本。
韦尔斯1939年撰写了"世界史纲编著的经过和宗旨"。在这篇文章中,他悬想日后百年,表示"这部1931年的《世界史纲》有朝一日将跟着它以前的几版一起进入旧书箱和垃圾炉。更有才能的手笔,具备更充分的资料和更丰富的工具,不久就会用更美妙的词句写出崭新的史纲"。韦尔斯表示,比起他自己所编写的这部《世界史纲》来,他更喜欢读的那部将是2031年的《史纲》。
作者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人类能进步,也会退步。文化能走上坡路,也会走下坡路。如今,更充分的资料、更丰富的工具确实有了,更有才能的手笔似乎还没有出现。
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几位堪称一流的手笔被集中起来,以美国纽约多布尔迪公司1971年版《世界史纲》为本,联手翻译,由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版权页上的译者为"吴文藻等",被"等"进去的人有谢冰心、费孝通这等名家。一次闲谈中,费先生曾说到人的才学。他说:我的上一代人,如梁启超、梁漱溟这一辈,他们才也高,学也好。到了我这一代,才还有点,学就不行了。再往下的人,该念书的时候没有正经书可读,更不用说了。费先生此话说于1990年代中期。
迄今,又一代人起来了。韦尔斯的期盼能否如愿,且等事实说话。若果真属于"更有才能的手笔",他们将拥有撰写2031年版《史纲》的最好年华、最丰富而发达的工具以及史无前例的丰厚史料。众多读者都将和韦尔斯一起乐观其成,拭目以待。
1983年 《第三次浪潮》
一个刚刚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听到了描述社会形态的非政治化概念。
1980年代初,国门初开,多数国人尚不熟悉的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观念潮水般涌入。《第三次浪潮》的译介,是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
该书作者认为,人类历史需要重新梳理,以认清当今世界各种力量的冲突与前景。为此,他提出了"三次浪潮"概念。农耕阶段为第一次浪潮,工业文明为第二次浪潮,技术和信息时代为第三次浪潮。
我们过去熟悉的社会形态概念及其划分,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类概念,似乎先天带有政治评判内涵。按照自幼接受的教育,奴隶、封建、资本这些字眼,都是明显带有负面色彩和否定性质的,政治意味很浓。如今在这种社会形态描述概念之外,突然出现了非政治化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曾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来的,既有概念上的新鲜感,又有点主义上的亲切感。在一个刚刚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学说的社会,这样一组概念似乎特别适合人们思想观念的转换与变革。于是,1983年,该书开始席卷中国知识界。街谈巷议中,无人不知托夫勒。
同时,托夫勒随其《第三次浪潮》一起来到了中国大陆。他提出,"发展中世界"的问题之解决,没有可以完全照搬的现成模式";他预言,"未来的发展战略将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产生于本国,适合本地需要"。这种话里,有远见,看出了几十年后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趋势,也守着常识(有时听着像"废话")。亚、非、拉的发展战略,当然只能产生于自身需要,而不可能为着美国需要。
托夫勒的深刻处,是其关注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因素、政治运行背后的文化问题。他认为,今天社会内部的黑洞,来自各种形式代议制民主本身的深刻危机。他还呼吁,各种民间服务队为集体和社会提供服务,培养为集体服务的淳朴理想……在这所有的方面,他坦言道:"中国的发展对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与夫人在周游世界,走了好多国家,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这话中国人自然爱听。其著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时读本,自有道理。后来又有属于同类著作的《大趋势》被引进,也赢得了众多读者。1996年,《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还曾被邀请访问中南海,与最高层人士对话,并受托付,把中国发生的精彩故事讲给世界听。
2009年中国国庆节前夕,奈斯比特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问世。该书似乎是用事实回应当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言。自彼迄今,二十多年过去,看看中国的巨大发展、世界的深刻变化,想想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传导的世界经济危机,回顾托夫勒的主要言论与观点,不能不感叹其见解的深远。
当年买到的初版《第三次浪潮》,封底印着"内部发行"。译者前言写于1982年1月,版权页上印明该书定版于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却是在1984年5月,不知为何。一本译著,操作两年有余,时间不应算短,该版书的封三居然印有勘误表。这在三联版的书中十分罕见,不知其间有过什么故事,以至弄得该书初版出得如此仓促。
1984年 《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
"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
"第三世界"的说法,现在不怎么提了,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政治话语里的一个热词。印象里,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常用这个话题表示中国的定位,显示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具有国际影响,其话题也有国际性。英国作家兼新闻记者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把这个话题充分展开,依据其遍游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几十个国家的观察、体验,写出《第三世界--苦难· 曲折· 希望》一书,由企鹅出版公司于1979年出版。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举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话题退出中心位置。即便要讲政治,搞好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最大的政治。这种局面,相对稀释了国人以往对世界革命问题的关注热情。我国翻译界没有及时跟进对该书的引进出版,或与此有关。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确实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今的总量已排在世界第二。回头看看,成就很大,问题也真不少。一些时评、社论文章中,总有"改革深水区"、"改革攻坚阶段"之类的议论,意思就是到了最难的地方和时候了。这些难题,既有改革之初就面对的问题,也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纠缠一起。要动一个问题,会牵动一批问题,看不清楚,魄力不足,确实难下决断。
历史固然不能重来,却仍不妨推想,如果当初能有更清醒的思路,更科学的设计,成就应能再大些,问题也会少点。从这个角度看,该书的中文译介虽说不上及时,但在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也不算晚。当时正逢"文化热",该书在实质上讨论的正是文化问题,并在第一部分就设专章批评"整个世界的西方化"。
该书作者"对全世界与日俱增的同一性感到困惑。的确,难道不应该有更多的差异,更多的地方色彩和更多的发展模式吗?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走欧洲人的道路?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并且迅速地把传统文化中不管好的坏的一股脑摧毁了"。(第35至36页)。
录下这段文字时,电视屏幕上正播出一段录像。北京电视台为显示京城的蓝天白云,让摄像机对着北京中央商务区楼群俯拍了一圈远景。确实是豪华高楼鳞次栉比,也确实分不出是北京东京还是纽约纽西兰。
在该书第374页,作者又说:"他们需要的不是从农村吮血的教育制度,而是能帮助农村恢复元气的教育制度;他们需要的不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的教育制度,而是一个有助于结束贫困和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第三世界里的"他们",包括了我们。只要对中国现实有所知,就能感受到我们当下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助农村恢复元气",是"结束社会上的贫困和不平等"。而且,经由教育来实现,是治本之策。
但是,我们的教育现状怎样?据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某主要领导的感觉好得不得了,但是,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中国老百姓吧。这本书,如能早点引起更多人尤其是决策者的关注、借鉴,相信如今的中国局面会比现状好出不少。在证明改革开放正确和制度优越的话题上,说话也会更有底气。
1985年 《宽容》
"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
2008年深圳读书月期间"30年30本书"的评选活动中,三联书店出版的《宽容》为众望所归。这是沈昌文先生主持三联店务初期下功夫出版的译著之一。
叙说那段往事时,沈先生表示,这件事得益于李慎之先生的点拨。李先生出身燕京大学,洋文好,又是老共产党员,文化上政治上都让人信得过。他们早在出版"灰皮书"时期就有交往。
"灰皮书"主要指当时用"内部发行"方式翻译过来的"帝修反"国度的一批书,供批判用。例如《新阶级》、《斯大林评传》、《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都是当时出版的"灰皮书"。
沈先生说,为了翻译这些书,那时党内有个说法,叫"废物利用",意思是让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而外语很好的人来做翻译工作,发挥他们的长处。李慎之先生当时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带着一大堆有名的外语专家,他们不仅翻译得好,还能提出很多好的书目。沈先生就是在那时认识了李慎之、董乐山、施咸荣等人。
沈先生主持三联事务后,李慎之先生曾为出版选题出主意。在多年革命经历和文化思考中,他有个"向后看"的观点,沈先生印象很深。李先生主张,"为了推动中国真正进步,在很多事情上,要回到西方早一点的时候去,比如'二战'前后。"
李先生举例说,早年参加革命,在延安跟女同志坐在一条板凳上讨论问题。他觉得那时中国已非常进步,男女平等即一大标志。可是后来经历的许多事情证明,当初产生的好感觉中,有的是错觉。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还需补课。为此,李先生建议三联书店多注意西方社会发展路径,为中国发展提供借镜。
顺此方向,沈公先找到了房龙的《宽容》。他觉得"宽容"题目就好,内容也好。中国人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七斗八斗,斗争到底,压根儿没有宽容概念。后来痛定思痛,倒是从反面领悟了宽容的好处。进入改革发展状态的社会,也更需要宽容的气氛。于是,由迮卫、靳翠微翻译的三联版《宽容》于1985年9月应时而出,第一次印刷七千两百册。七个月后第二次印刷,猛增至五万余册。该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出版者的预料。
1987年 《随想录》
"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个声音催促我:'写吧!'"
自认为至少当过"十年奴隶"的巴金先生,经历了谎话漫天的岁月,想说真话,又深知不易。他说:"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象出了门在半路,感到进退两难……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个声音催促我:'写吧!'"
1978年,他以古稀之龄开始书写,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名"随想录"。这次艰难、漫长、壮丽的思想跋涉,持续到1986年秋。从首篇《谈〈望乡〉》到终篇《怀念胡风》,共百五十篇,逐篇见刊,陆续结集。这该是怎样一个锥心泣血的过程?作为一个后辈读者,很难对老人家的心曲有多深体会,却由此联想到托尔斯泰写在《苦难的历程》卷首那段话:"在三次清水中沉浸,在三次血水中沐浴,在三次灰水中滚沸,我们就比纯净更纯净了。"又由此想到"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一生中,该有多少横逆沉浮?这些经历给予作者以足够的精神强度,他一一写出,因此视此书为自己的"文革博物馆"。
此"馆"来之不易。"随想录"连载到十几篇时,已有多种传言,说作者"犯了错误","坚持不同政见",要"进行批评"。第一卷出版后,作者被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挥舞棍棒,杀了过来"。第二卷《鹰之歌》一文不征求作者意见就删除所有和"文革"有关的语句。作者感叹:"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他抗争道:"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象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如此决绝之中,血泪斑斑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先后完成。作者以老迈之年、病弱之身、受难之心、沧桑之笔,为其同胞、为其祖国构建"文革博物馆",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可是,他感受到的舆论环境却"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一位老人,风烛残年,想说一些真话,竟至如此困难。可敬的是,老人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写出此书后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我们呢?作为作者的后辈,作为《随想录》的读者,我们也能心安理得么?我们该怎样才能心安理得?我们还有心安理得的愿望么?我们还能说得出心如何安、理如何得么?我们还有对心的看重、对理的尊重么?
有人统计,三联版《随想录》之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单行本最初十年间平均印数超过十三万册,其中《真话集》累计印数达到十五万余册。2005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两个月内销售十万册,人称"当代散文出版奇迹"。进入2009年,该社又出《随想录》三十周年纪念版。看来,敢说真话也说得出真话的人虽不多,想听真话的人却不少。
1988年 《山坳上的中国》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现在的高级技工。
盛世有危言,这是一本主谈中国问题的书,一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书。
举凡经济、交通、农业、环境、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让作者把当时中国的状态比喻为"已经艰难地翻上一个新的山坳","顶上有金碧芙蓉,四周佳木茏葱,却又到处浮沉起荡,危岩滑石,惊险万状"。
二十多年前读到这本书,叹服于作者何博传的宏阔视野、理性思辨和斐然文采。其实,未必真能读懂多少,更强的感受是字里行间的书生本色,觉得这才叫知识分子。近年有读者因读该著而发感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现在的高级技工。
后来,为另一本书的筹划、编印,曾有机会与何博传先生接触并短期共事。在白天鹅宾馆,在广州往南沙途中,在书城和工地,在车上,在餐桌,言及自己由《山坳上的中国》受到的思想冲击,说到世纪末的家国现实,表达过一个普通读者对该书作者应有的敬意。儒雅朴素的何先生没有客套,没有"哪里哪里"、"过奖过奖"的躲闪,微笑着接受,似乎很明白他接受敬意对方才更自在的心理。
我们此后的多天同吃同行过程中,有现场考察,有座谈商议,有私下聊天,何先生没有丝毫名人做派,更无一书成名的任何火气。说到南沙开发,说到书城设计,说到珠江三角洲的前景,也说到西部地区的滞后。其言谈间,睿智与纯朴并存,理性与感性汇流,流露出的是安之若素的情怀,奇中见凡的气息。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相处,尽管在知识储备和思想深度上的差距很大,却不会有太大压力,而会有一种被引导、受熏陶的舒心感觉。
《山坳上的中国》共十八章,每一章正文前都有引语。第一章引语为杨振宁言,其中有"纵观历史,最难的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句。自彼迄今,历史又延伸了二十余年。回头看看,不难发现,只要路子对,不折腾,国民经济搞上去似乎不是最难的。倒是不能用钱衡量的、不能用银子买来的、不能精确计算其经济价值的一些事情,似乎更难,例如官场清廉、公众道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把这些方面搞上去,已写入中国执政党的重要文献,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总体要求。与这些相比,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还是初级阶段的事情。把初级阶段上的事情说得太大太高,未免忽略了中级和高级阶段上应有的更了不起的作为。
何先生敏锐观察到,现阶段,"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贬值,我们开始'升值';西方人拆铁路,我们修铁路;西方人口从城市流向农村,我们则从农村流向城市;西方人从高楼搬下平房,我们从平房搬上高楼;西方人以自己的语言为至尊,我们在拼命学外语;西方人的科学重点转向社会,我们的科学转向自然……"如今,这个阶段还在继续,一时还看不出有向下个阶段过渡的迹象。中国还在山坳上爬坡,距离山顶的"金碧芙蓉"还远。二十余年过去,社会在变,危机形式在转换,山坳之后还有山坳,或许是更大的山坳。所以,《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仍有现实意义。今天重读,其振聋发聩之效似乎更加强烈。
1989年 《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
"现在是我们卧薪尝胆的时候,而不是高唱赞歌、大摆宴席庆功叫好的时候!"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到大约十年的时候,出现过一个热门话题:球籍。有人说:中国成为地球"荣誉公民"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该问题提出后,一石千浪。各阶层读者、各领域研究者、大陆、台湾、港澳及国外华人学者踊跃发言,国运自在国人心头。《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是当时广泛讨论的一个结集。
由此前推三十几年,毛泽东在1956年曾提起过这个话题,语气大开大合地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老人家真是有眼光,结果确实是"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好在世界在变,其中一大看点就是"冷战"结束带来的诸多变化。大家看对方,心思在变,眼光在变,策略在变,自己的"样子"也在变,尤其是衡量"样子"的标准在变。
例如,放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路子,把标准定在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等。即便还不能超过美国,也还是可以像点样子,甚至在有些方面很像样子,很有面子。与当年讨论"球籍"时的情况相比,中国人现在似乎已经远离所谓"球籍"问题了。"八零后"、"九零后"的新一代年轻人,甚至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这个大问题。为什么?用邓小平确定的标准衡量,如今的中国像点样子了。
再看毛泽东那句话,有的说对了,有的就不确。中国人确实很多,多到天下第一,地方也不算小,但是资源就很难说"那么丰富"了。这个地方确实搞起了社会主义,而且已经搞了六十年。不是"据说"有优越性,而是理论上确实有优越性,只是这种优越性的释放和体现需要一个过程,一段时间。我们才搞了六十年,放到漫长的人类历史背景上,一瞬罢了,不值得为之害羞。再说,我们搞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浪漫社会主义,更不是突进社会主义。所以,虽说"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还是可以像点样子。先看看国庆六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和焰火晚会,再看看奥巴马来中国的一脸笑容和满身的随和,说中国开始像点样子,不算过分。
《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当年何等热销!如今,在Google写入这个书名搜索,仅有九项符合查询结果,其中七项实质上属于重复。冷清得实在可以。当然,用二十年时间化解球籍问题,成就不小。但不是该书中提出的威胁到球籍的问题都解决了,如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人口老化、教育经费、增长方式、分配机制、科技创新、道德信仰、官场腐败,等等,其中一些问题恐怕比当年还要严重。所以,"球籍"问题或许可以放下,却还需要保持足够的忧患意识。在当前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局面下,"风景这边独好"的调门似已不再,因为我们确有自身难题的困扰。诚如该书所言:"现在是我们卧薪尝胆的时候,而不是高唱赞歌、大摆宴席庆功叫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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