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题】辛亥百年：和平统一不是梦 民族复兴一定来

临窗读雨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华大地发生沧桑巨变。然而，在两岸经济建设取得骄人成就的今天，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复兴中华，统一中国”的使命仍未完成。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是发展的主流和大势。孙中山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性积淀着祖国统一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统一则中华振兴，民族和睦则祖国进步。”

令人喟叹的是，孙中山生前曾4次踏足或途经宝岛，其时台湾尚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1945年，台湾光复，实现了中山先生倡导的“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然只有短短的4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骨肉同胞复被人为分离，形成新的“国殇”。

1949年以来，中共高层和海内外有识之士为国家统一殚精竭虑。上世纪末，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在台湾问题上，大陆方面主导、进行了一系列与时偕行的尝试，从“解放台湾”到“一纲四目”，从“叶九条”到“邓六条”，从“江八点”到“胡四条”，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和风风雨雨，两岸关系终于在2008年“拨乱反正”，进入60年来仅见的和平发展大道。和平与发展现已成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民意主流。

古语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孙中山也说过，“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对此，两岸和平论坛召集人纪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两岸关系能否进一步和平开展，和平发展是否能迈向和平统一，关键在于能不能取得两岸同胞，特别是广大台湾民众的支持。”

欣慰的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已经融入大陆新时期的对台政策。胡锦涛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时曾指出，“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以人为本”，有利于务实把握主流民意走向，厚植两岸同胞共同利益，为两岸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如今，余光中笔下“一湾浅浅海峡”的乡愁已成为历史。从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居民来大陆探亲，到2008年“大三通”的基本实现，再到2011年陆客赴台自由行的逐步展开，两岸搁置争议，求同化异，在经贸、民生、文化、科技等领域展开交流合作，和平发展大潮势不可挡。

从1987年到2010年，以年度计，台胞来大陆人次从不足5万增至500多万；大陆居民赴台人次从不足1万升到160多万。交流人次骤增的背后，是两岸人民增进了解、加深情谊、累积互信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6月29日签署的ECFA，标志着两岸在经济关系正常化、经济合作制度化上迈出历史性步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在经济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本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已形成“政党主导、官民结合、多轨并进、多方位沟通”的协商合作机制。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的同时，民族认同感也得到加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和深化。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民族记忆，是联结两岸人民的强大精神纽带。孙中山说过，“统一就是一统，就是要名实相副地真正统一”。两岸经济、文化、科技、民间等领域大交流的同时，政治互信的发展同样令人期待。

新中国成立62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竖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隔街相望。大陆缅怀革命先烈、企盼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愿望可见一斑。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辛亥百年，释放的是两岸化干戈为玉帛、为人民谋福祉的情怀；百年辛亥，承载着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

 

临窗读雨

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思考：为中国进步打开闸门


●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还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辛亥志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主要表现在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0年来，我们的民族从不断沉沦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家从风雨飘摇、濒临灭亡边缘到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从穷苦不堪到总体上实现小康，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历史性巨变是怎样实现的？其中蕴涵着怎样的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它们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封建统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一方面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在经济上进行剥削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1895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出，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是因为，造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漆树芬在1926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来回答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美好追求，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广大爱国将士和民众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不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如此。但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这些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和压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对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展开武装斗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这两个运动最终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血腥镇压下惨遭失败。

三是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派总结了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功做法和失败教训，决心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改革，发动了戊戌变法。但这些改革举措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变法活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在慈禧太后的镇压下夭折。

这三个方面的斗争，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说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因为它们都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孙中山先生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为军阀混战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

认清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像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后继者只有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道路，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不过，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则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个根本颠覆。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就提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在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先生特地要求加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上、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其对后来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十分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政治思想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辛亥革命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辛亥革命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而且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人们在道德观念、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革命活动本身就是对许多陈腐观念的巨大冲击和涤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如废除对官吏的跪拜礼，禁称“大人”、“老爷”；废止奴婢，解放“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等。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影响。

辛亥革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就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另外的文件中，孙中山先生还强调只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这些认识和举措，是以往历代封建政权所从未有过的，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公开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又继承又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综观我国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正确认识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辩证关系。没有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也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巨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之运行，川流不息、奔腾向前，前后承续、无法切断；又如登临崇山峻岭，必须由低及高、拾级而上，每一个台阶都是通往顶峰的必经阶梯。看到过去的贡献而无视现实的超越，或者以今天达到的水准去嘲弄昨日之幼稚，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旗帜下开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

任何历史人物，即使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其历史局限性，会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辛亥志士们在革命理念和斗争实践中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这需要进行认真总结。但是，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来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事实上，所有辛亥志士无不是由爱国精神所驱使而投身于革命的。鲁迅写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吴玉章写过“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的诗句，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共同心声。他们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求取国家的富强，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选择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甚至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魂牵梦绕的关注，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执着不屈的追求，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支向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独裁政权宣战的战斗队伍。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重要目标；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与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孙中山先生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一群开始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革命者，要推翻一个虽然已经腐朽却还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并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作后盾的清王朝，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辛亥志士们勇敢地直面困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个概括，既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经历的真切写照，也是许多辛亥志士的共同品格。女革命家秋瑾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起义前，给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诀别书：“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对于这些革命先烈，我们由衷地抱着至深的敬意。

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在辛亥志士的心目中，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数万万同胞为实体的具体存在。真诚地热爱、关怀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为人民谋取幸福，是他们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曾说：“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他们深深懂得，要替人民谋幸福，必须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当有人批评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时，他们回答说：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所以，“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后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伟设想，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

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常常能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从而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判断和决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成为孙中山先生自觉遵循并时刻不忘的座右铭。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才能收到积极的成效。孙中山先生本人，从和平改良到武装反清，从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以俄为师”，从依靠某些军阀势力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始终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前进。同时，辛亥志士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中就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他们坚信，一旦革命成功，中国一定能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言论，在革命派其他人物的口中也屡见不鲜。

100年前，这些思想成为推动人们投身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直至今天，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仍然没有失去思想光辉，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临窗读雨

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


“辛亥革命”如今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一般理解为“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围绕辛亥革命，中国现当代还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纪念，从民国始迄于今，未尝稍斩。

“辛亥革命”一词从诞生之日起，其含义就不断演变。而辛亥革命纪念之中该词的运用最为密集，各方对其表达尤为充分，遂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来探讨其词义的流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辛亥革命”一词的诞生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见右上图），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民国时期，各政治派别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不仅是刚过去的历史，而且是民国立国不可缺少的历程，因而对辛亥革命的解说，就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也是影响到各政治力量的现实地位的政治宣言了。历史上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不同时期的政府，不同的政治派别可谓众说纷纭。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说不但丰富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透视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展示了民国年间政治力量消长的历史图景。

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 “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临窗读雨

辛亥革命的五个拐点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致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当天，如果瑞?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者，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临窗读雨

辛亥革命带来的巨变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社会意识不断趋于现代化的历史。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社会心理最为矛盾、社会意识最为混乱、社会思潮最为庞杂的时期。如果从历史的横断面考察，辛亥革命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

从渐变到革命的变化催生出的新政治心态

中国传统的社会心态是求稳怕变，即使要变，最好也是渐变，不希望急变剧变。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实际上就折射了国民的这一心态。但晚清的政局已逐渐使各阶层的人认识到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不二法门”。

可以说，革命的意识已深入各阶层心理之中。比如新知识分子官僚。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新知识分子中很多是在日本留学，主要学习军事、政治、法律，回国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政界和军界。他们之所以进入体制内，并不是选择地位，而是选择职业。他们把自己从事的职业看作是实现现代性方案的手段，即从内部对现实制度作根本的改造。他们“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比如立宪派发动的立宪运动算是立宪派对晚清政府的最后一次尽忠，是为封建帝制送终吟唱的挽歌。此后，越来越多的立宪派转向革命。时人这样描述立宪派政治心态的变化过程：“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政府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很多地方的光复都是由立宪派绅士发动的，如浙江省53个州县的光复，由立宪派绅士主持发动的就有30个，由革命党人联合绅士发动的就有20个，占94.3%。当然，立宪派假革命、投机革命者亦为数不少，而这恰恰证明革命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已经到来的新时代了。再比如买办。作为晚清“另类”的社会上层，买办有变革的意愿，曾先后成为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的重要成员，有一部分人甚至加入了革命派。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成员中不少是买办。其后，孙中山在世界各地从事革命活动时，都得到了买办的支持和援助。买办虞洽卿等人在上海革命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于草根社会的下层民众，革命愿望最强烈。辛亥革命前，下层民众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已呈燎原之势，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说：“倘若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的元气耗尽，那些暴发户、年轻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吗？可是最终还不是靠少年中国的猛击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吗？而这又难道不是由于最高统治层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吗？”“天不灭清清自灭”、“墙倒众人推”，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心态，美国的中国史学者石约翰则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概括辛亥革命，说的就是这种政治心态。

民众的参政意识主要表现为挽救民族危亡

辛亥革命时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使原来仅为涓涓细流的民众参政意识变成了一股世俗浪潮。人们以谈论“革命”为时髦，甚至像“阿Q”这样的下层民众也心存革命。尤其是随着文化信息化的发展，各种新观念不断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所接纳。据统计，民初全国报纸总数达500家，发行总数达4200万份，平均每10人1份报纸。“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

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参政意识主要表现为挽救民族危亡。至于政体问题，认识上仍很模糊，参政的行动也缺乏自觉性。因此，民国建立后，“社会上看到的是：各家各户(不管农村、城市)也还大多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仅于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而非根本于原理。盖事实问题者，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所谓利，而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甚至当袁世凯一再破坏民主共和，废弃《临时约法》，当上终身总统时，各地民众反而弹冠相庆。武汉、南昌等地的商学工界，还举行了庆祝袁氏“大总统选举法”颁布的活动。经过护国运动，民众增强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参政意识大为浓厚。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南京在民国“三、四年皆寂然无所举动，今此共和再建”，“各界皆兴高采烈”；苏州“上中下社会人等瞻观灯会者，几有万人空巷之势”；无锡也出现了“自共和以来，举行国庆之第一盛况。”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众的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议政也渐趋自觉。

辛亥革命开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

封建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人们的组织意识和组织行为具有封闭性、分散性。而统治阶级历来就视民众组织为大忌，严格禁止。这样，在人们的组织意识中，笼罩着“君子群而不党”的伦理规范。因此，封建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党产生，有的多为秘密结社。

政党是“近代社会”“现代文明”的产物。经济的产业化、阶层的市民化、政治的世俗化、文化的信息化为政党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此后，中国人民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逐渐由秘密结社变为政党。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了人们集会、结社的权利。民初，“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由于民初政治空气活跃，国民的政党意识十分浓厚。各阶级、阶层均积极创建政党，并通过政党实现执政或参政的目的。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312个。各政党相互竞争，形成了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反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组织结构和政治行为，加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尽管民初政党政治很不规范，但它毕竟初步实现了国民政治意识的组织化和组织行为的有序性。

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开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所以，中国政治才得以加速发展。这以后的国民政治活动，都被规范在政党或政党性社团的领导下。但真正使广大民众具有科学的组织意识、团结精神，并形成一往无前的力量，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封建社会，社会意识被蒙昧在迷信之中。广大民众在儒学教化下和专制政治高压下，混沌地生活着。整个社会没有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意识支配。

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它使国民第一次听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变革的重要源头。在新的社会意识支配下，国民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有现代意蕴的事物被接受了，符合时代风尚的道德被提倡了。如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就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但到辛亥革命前后，“断发易服”不仅仅具有改良社会风尚的意义，“兹事体大”，还带有鲜明的反清革命的政治色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大力推行剪辫和放足，传统的婚姻习俗，社交礼仪也发生改变。当然，由于传统的顽固性，新风尚主要在城市市民中推行，广大的农村仍然没有多少变化，即使发生了鲁迅笔下的“辫子风波”，也没有对传统的农村社会带来多大涟漪，反倒证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后，社会意识变革最显著的是社会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打落了皇冠，而皇权思想、权威意识并未随之消失。但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开启了封建主义之蒙，使社会意识的近现代化大潮奔腾东流。人们正是从这股大潮中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趋势，同时，又从辛亥革命的悲剧中更加领悟到现代意识的珍贵，这才出现“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出现了民主、科学的呼吁。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民主、平等意识在国民心中的扎根。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也是对辛亥革命的超越；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则既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继承，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超越。

临窗读雨

非常见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教士日记中的辛亥

《辛亥革命》由阿瑟•布朗博士（1856-1963）著，1912年3月在美国出版，阿瑟•布朗是美国来华传教士，他在1901-1902年、1909年来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和传教活动，在此期间他共写下了17本日记。他与中国的许多政要，包括袁世凯关系密切。作为同情中国革命、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他描述了他亲眼见到的中国与中国人，作为革命派与保守派之外的第三方叙述者，他的见证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让国人在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成为可能。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

阿瑟·布朗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这使得革命更加迫在眉睫。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丧失自由的傀儡，装点大清帝国门面的工具，但慈禧太后却是一个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以及非凡手腕的强力统治者。1900年，眼看京城被八国联军占领，她意识到：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于是某些改革措施在她的允许下得以推行，这使她的国民吃惊不小，因为在1898年那位年轻的进步的皇帝正是因为鼓励这些改革而受到她的惩罚。慈禧太后究竟想把改革推行到何种程度一直是公众热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她意识到已经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来对付改革派，所以她因势利导，站出来领导改革。因此她的死给大清王朝的未来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究竟哪一派会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呢？

光绪死得太巧

很多人怀疑皇帝的去世不是因为自然原因。慈禧太后身边有很多死忠，无助的皇帝却不喜欢他们。假如太后死了，皇帝还活着，他必将向这些侮辱过他的官员复仇，这些官员的日子不会好过，甚至会丢了性命。不过，光绪皇帝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年仅37岁去世倒也正常，只不过他死得太巧，仅仅是在慈禧去世的前一天死去，这不得不让很多人产生种种联想。可是表示怀疑的人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因为宫闱秘闻在中国属于最高机密，保守得很严密；不管怎么说，一小部分人坚持认为，如此巧合的死亡实在少见。

皇位的继承者溥仪，是慈禧临终前孤注一掷的赌博。这个孩子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醇亲王自己又担任了摄政王，载沣一时位高权重，毕竟是皇帝的亲生父亲，他做起事来便少了很多顾虑。比起前辈皇族来说，载沣拥有更好的时代机遇，可以更多地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曾在1901年作为皇室代表前往德国就1900年6月德国公使在京被杀事件道歉。大量事实证明，这位摄政王精力充沛并有发展民主的兴趣。但他还是不具备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那种卓越领导人的特质。

新寡的皇后成为了新任皇太后，她干扰了载沣的领导力，她不仅没有帮到小叔子，反而起到了消极作用。这个心胸狭隘的女人对于自己部族的敌人怀有刻骨仇恨。而载沣所做的，也不是在安抚汉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反而激化了这种不满，本应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的汉人仍然没有太多发言机会。载沣忙着把权力集中到满人手中，他公然任命亲戚朋友担任陆海军及国内事务的最高职位，而这些亲戚朋友有相当一部分缺乏管控能力，性格贪婪、作风腐败。

新官上任三把火，载沣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罢黜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在这个争议四起的时期，袁世凯这位最适合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政治家被罢官了，他的继任者就是在1906年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见多识广的端方。端方是怀有开明思想的满人，这就意味着其仕途将走得更加平稳，很多人寄望于他的领导。然而端方却在1909年10月辞职，这使得所有对中国怀有真诚的朋友对大清王朝的未来感到担忧。表面上看，端方辞职的原因，是他允许下属去拍摄慈禧出殡的全过程，并在慈禧陵墓附近的大树上架起了电线。其实，他辞职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宫内的敌人。皇帝的家眷与太监串通一气，侮辱国家官员，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呢？

大清王朝此时的另一个巨大损失是1909年10月4日老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去世。他去世的那一天对中国而言是极为黯淡的一日。

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帝国民众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民心思变，接受了西方知识却只是一知半解的年轻人容易被鼓动且不善服从。中央政府因此而显得愈加羸弱，革命的绝佳时机已经到来。

天真的议员以为自己在美国

立宪运动随即汹涌而至。1909年10月1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拥有21名成员的中国第一个省级议会成立。国内多家报纸都用大量篇幅进行了报道，有两家报纸还在头版用大红字来庆祝此事。很多省会城市建立起了雄伟的建筑，用作将来议会的办公地点，有一些则建在旧时科举考试考棚的废墟上。

然而，这些议员的素质却是千差万别。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期望，君主制下的民主会因团结和智慧展现出什么特色。因为有些议员的行为根本毫无价值。不过，也有些议员表示他们会严肃对待这份工作，个别议员甚至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对国家事务大胆建言，自由主动地为中央政府提供建议。中央政府对这样的建议虽然表示欢迎，但却不给予重视。地方政府的领袖们很愤怒，因为他们的意见不获中央政府重视，清朝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因此日益加深。

国会的自由程度要比省级议会低得多。国会议员并非都由选举产生，其200名成员中有100人实际上是由省议会提名而来的。在美国，统治阶级为了让“安全”的人当选为“老板”而控制参议员选举，同样，这个国会里剩下的100人也是由帝国政府推选的，包括满族皇室、贵族和富商、官员，都是值得朝廷“信赖”的对象。

国会在1910年10月3日召开的首次会议，再次证明了它无法体现国家的新思想。可是仍然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国会议员打破了当时的限制，发起了争取国会独立和权力的抗议，虽然这些言行都相当浅薄，这些天真的议员以为自己享有美国国会议员的待遇。考虑到环境因素，这个在专制政府眼皮底下召开的国会还算相对成功，毕竟它表现出了一种独立性，因为原先在清朝皇室秘密监控下的官员聚会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清朝政府最初的计划是在1915年召集国会。立宪派希望能将时间提前，反对党表示了激烈的反对，要求“推迟时间”。最后，由于国会和省议会态度坚决，政府最终被迫妥协，颁布法令将立宪改革时间提前至1913年。

无论国会有多少缺陷，但它的精神影响力却是巨大的。代议制政府存在的基础是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民众的认可，而之前中国人认可的都是专制的皇帝和地方督抚。过去，由于地方自治的传统，士绅们只能在各自的生活区域内发表影响政府的言论，而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对国家和省级事务发表意见，虽然政府不一定尊重他们的意见。代议制政府的原则一旦确立，就绝对无法取缔，无论它在具体实践中要遭受多长时间的限制。

埋藏炸药的导火线被发现得越来越多，政府的恐慌也越来越明显。1911年5月8日，清朝政府颁布法令废除由五名军机大臣组成的军机处，成立由庆亲王奕劻和十个行政部门首脑组成的立宪内阁。奕劻在这个夏天颁发了一项因“迟到”而传为笑柄的政策，这份出名的政策文件包括如下内容：

官方体制正在进行改革，组织内阁的目的是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以及指导宪政的准备过程—皇太后和皇上很清楚现在国家正处于关键时刻，因此命令引进宪政，将实施宪政作为让国家强大的唯一方法。皇帝陛下对此极为关注。他很留意人们的呼声，因此缩短了建立立宪政府的时间。这一改变需要政府做出极大努力。

孤立于世终将被全面交往所取代，我们的保守政策也应由进步政策所替代。我国的财政、内政、教育、工业、交通、司法、国防、从属国事务、国际事务和其他事务都须改革，所有领域都不应落下。

政策“来得太迟”

这项政策的确“来得太迟”，因为腐朽的满族勋贵小圈子所实施的政策已没有人再相信。腐败、反动和低效的统治阶层已不能满足中国新精神的需要。这个集团除了个别人以外，已经承认了任何事情都是被迫行之，要不是出于恐惧，他们一步都不想动。

革命时机已然成熟，一系列的起义事件让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可怕的征兆接踵而至，惶惶不安的摄政王发布公告，可怜兮兮地承诺他将答应实施所有能平息民愤的条件。

然而辛亥革命最终在10月10日爆发。1911年10月下旬，惶恐不安的载沣拥立五岁的小皇帝登基，并不顾脸面地发布罪己诏，表示帝国目前面临的困境“都是他自己的错”。

这种面子情结实在太可笑，载沣的罪己诏让痛苦和滑稽在其中混为一体。

国会在北京再次召开，并立即采取了一种积极进攻的态度。100名满清勋贵被另外的100名议员胁迫得不敢张嘴说话，即便是他们当中的温和派在试图发言时也因被大肆嘲弄而选择了闭嘴。于是，在一次会议中，国会就确立了宪法的19个基本原则，比1907年宣布的立宪计划迈出了一大步。这些基本原则仅给君主留下了毫无实质意义的权力，使人民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人，虽然他们要处于严格的有限立宪政府管理之下。11月3日，载沣发布诏令接受十九条基本原则，并表示他“将专门用一天时间前往太庙向清朝列祖列宗宣告，并向全国张贴皇榜公布宪法”。

与此同时，战火在加速燃烧。11月3日，上海光复，革命派拥有了出海口，并控制了这一海关税收丰厚的战略基地。留守南京这个六朝古都的清朝将领负隅顽抗，革命军不得不与之开战。12月3日城破之日，守城的清朝将领组织了几支没来得及逃离和等着政府发饷的部队作了零星抵抗，最终败下阵来。

1911年11月6日，载沣迫于局势辞职。其三年的摄政统治以炫耀和显赫开始，以屈辱和毁灭结束。其实起义造成的困境并非全是他的过错。他只是恰好在长期酝酿的革命风暴爆发时掌权，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成功消弭这场风暴。

清政府仓促间赋予了袁世凯最高权力。袁世凯重新回到北京，成为北方的实际领导。中国中部的革命者在12月建立了共和国，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2月12日，三条内容相似的诏令宣告清朝皇帝退位，逊帝被默许留在共和国境内，他无条件地接受袁世凯提出的所有要求，同时命令总督和各省行政长官效忠新政权。

清朝政权崩溃如此之快，表明满族统治的基础已经腐朽，中国人民正为自身的尊严和秩序而斗争。在如此辽阔的国家，能将革命进行得如此之快、如此和平，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四川革命爆发的5个月里，以及汉口光复的3个月时间内，18个省中有15个进行了革命。起义胜利的浪潮席卷整个长江流域。傲慢的大清皇帝以天子之名统治了将近300年的“天朝上国”已经灭亡；袁世凯这个曾被满族人罢官的汉人掌握了权力，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我所认识的袁世凯

阿瑟·布朗

我与袁世凯相识是在1901年夏的山东省会—济南府，在递上我的名片和介绍信之后，他很快与我约定了会面时间。我准时到他的府邸拜会，他不但亲自在衙门门口迎接我，还把我请进了他的书房，这真是真心实意的以礼相待。

铁腕巡抚

他很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42岁，中等个头，身体壮实，脸庞刚毅，眼神明亮而率直，气度非凡，我想他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引人侧目。他的态度相当真诚，通过他那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两年的翻译，我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我颇为诧异的是，不谙英文、从未离开过亚洲的他竟然对美国的情况是那么熟悉。他向我谈起了他准备出版日报、设立一所军事院校与一所文科院校的计划。他将给山东省下辖的108个县分配名额，每个县必须至少选派两名学生进入他即将开设的军事院校和文科院校，他要锻炼这些学生的智力和体格，使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把在新学堂里获得的“启发与学识”带回自己的老家，再以这些毕业生为骨干，向每个县普及现代知识。他雄心勃勃地希望以一己之力教化其治下的3800万民众。他还设想了新学堂的外语教学问题，他认为英语、法语、德语的课程都不可缺少，考虑到在山东东部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德国居民，德语应该成为山东学堂最重视的实用外语。

1901年11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直隶省是清朝最重要的省份，因为都城北京，以及进军北京的两座门户大沽港和天津港都在他的辖区之内，直隶总督还控制着所有通往京师的道路，负责保卫皇室的安全。直隶总督是清朝的第一总督，担任此要职等同于担任了清朝的宰相，他以一位直率可靠的君子的形象出现在慈禧太后面前，给善于从细节之处观察人的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慈禧太后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1902年，在慈禧太后面前肯定了自己才能的袁世凯获得了更多重要的官职—督办中国北部铁路修建的全权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侍郎、陆军大臣，最后成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些经历使得袁世凯的公共行政管理经验，在中国鲜有匹敌者。

“朕命将其斩立决”

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采用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士兵扔掉弓箭，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给士兵们配备步枪，接受前所未有的纪律训练，为中国组建了一支极为精悍的部队。他还为他的部队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医院，采取最为标准的卫生措施。

他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但是他在学术上却是宽容的。1898年，他邀请长老会牧师赫伯特•E•豪斯博士担任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00年又邀请长老会牧师、滕州教会学校校长华生•M•海伊斯博士担任他所建立的济南府文学院院长。1906年他到保定府视察期间，发现当地充满着对土地爷的迷信，当地土地庙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庙的庙祝们却向他报告了许多有关当地死亡人数的情况。于是袁世凯命令把当地所有的土地庙改成警察局，同时下令把土地庙里的所有神像集中起来统统扔到河里。数千名中国人站在河岸上，他们把神像沉塘当做一件笑话看，他们有人甚至还在说：“看哪！神仙们在洗澡呢！”

由于袁世凯一直都是以革新著称的官僚，光绪皇帝曾秘密召见了他，并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的改革政策。皇帝认为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荣禄是维新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授予了袁世凯一个高级军职，命令他马上前往天津，率领军队去治荣禄的死罪，然后让他的先头部队开进北京，囚禁慈禧太后。袁世凯毕恭毕敬地接受了皇帝的密旨，火速前往天津，但是与荣禄私交甚笃的袁世凯并没有砍掉荣禄的脑袋，而是向对方坦陈了一切，给了荣禄翻盘的机会。荣禄乘坐专列火速入京，面见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光绪皇帝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显现出自己特有的行事风格：她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命令亲信部队取代了皇帝的卫队；第二天一早，她便逮捕了皇帝，将其关到了瀛台，直至他1908年去世。在他去世的前夜，光绪皇帝痛苦地写下这样一道密旨：“朕被囚十年，受尽煎熬，袁世凯须负全责——待时机成熟，朕命将其斩立决。”

病势沉重的“足疾”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大清帝国的皇位由光绪年幼的侄子继承，光绪的弟弟载沣成为摄政王，光绪的妻子成为皇太后。由此中国的公众普遍认为，袁世凯的官宦生涯行将告终，只要哀伤中的摄政王和皇太后胆量够大，肯定会将他斩首，但他们没有作出如此冲动的决定，因为袁世凯的势力实在太大，而且有多个欧洲列强的公使向清廷发出暗示，如果将袁世凯斩首，将“非常不利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为了国家的安定，摄政王载沣被迫作出妥协，将袁世凯撤职了事。

载沣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宣称袁世凯这位重要而且尊贵的官员为了国家积劳成疾，一直受到日益严重的腿部关节炎的困扰，出于常人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朝廷让他卸下繁重的国务负担，安心养好他那病势沉重的“足疾”。身体健康的袁世凯，就这样回到了顺德府附近的私宅，安静地过起了平民的生活。

袁世凯被免职回家的事情发生在1908年。1909年我来到北京后，与袁家熟识的牧师W.A.P马丁博士告诉我，袁世凯和他的儿子都认为，只要摄政王载沣和皇太后掌权，他都不可能官复原职，而且在当时的情况来看，让两人退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官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而言，这是一场让其地位一落千丈的突然变故，他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沦落为普通士绅，高傲的袁世凯步入了生命中的低谷，他在其功业和威望达到巅峰之际，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


鲁迅眼中的辛亥革命

鲁迅从来没见过孙中山，但对孙中山却充满了敬重之情。鲁迅的少数几篇论及孙中山的文章，或探讨其失败原因与经验教训，或评价其历史功绩与革命精神，深邃老到，引人思考。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中。因正逢孙中山逝世，所以，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孙中山。鲁迅写道：“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

鲁迅写很多文章剖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但最一针见血、最抓住要害、最抓住本质的无疑当属这段论述。

第一，“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搞革命先是依靠会党，后依靠新军。新军是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化军队模式组建而成的，虽然在组织编制、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方面优于旧军，但其领导权同样是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孙中山自己“没有党军”，只有依靠新军，最终“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将总统的宝座与职权拱手让给袁世凯。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同盟会三易其名，即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站在其对立面的则是北洋军阀。孙中山在反袁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中，并没有从已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依然走着联络既有军事力量的老路，依靠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结果仍然是一事无成。直到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才认识到应该“以俄为师”，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与军队，遂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创造国民革命军。可惜的是，天不假人，壮志难酬，在黄埔军校开学不到五个月，孙中山就逝世于北京。

第二，“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总结孙中山的教训，鲁迅写道“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火与剑”指什么？是指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孙中山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还不深刻。由于没有武装作后盾，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与孙中山一样，也“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就应运而生了。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毛泽东还有句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与鲁迅所言的“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基本上是一个意思，都是强调军队与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1926年3月12日，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专门出了一期“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鲁迅应邀撰写《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评论孙中山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他写道：“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把一个国家视为一个人的纪念碑，这是无与伦比的评价。

如今，人们写文章纪念逝者，经常说，“某某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鲁迅也想说这层意思，但其表述方式却与众不同，因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写道：“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孙中山逝世后，有些文人攻击污蔑，“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 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1925年3月13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的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称“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对于这些不敬之词，鲁迅非常愤慨，义正辞严地写道：“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热情讴歌孙中山革命的坚定性：“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对于攻击孙中山的“奴才”们，鲁迅在《战士与苍蝇》一文中愤怒地写道：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对于该文，鲁迅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文末有过一个声明，说：“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鲁迅于1927年1月18日到达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3月1日中午，中山大学举行春季学期开学典礼，鲁迅在会上作了演讲。对于这次演讲，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午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演说一分钟”。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将两周年之际，在北伐战争正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之下，鲁迅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只是“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名称而已，实际上“革命尚未成功”。既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因此，鲁迅告诫在后方读书的中山大学的学子们，一定要牢记“使命是很重大”；一定要发扬革命精神，“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一定要“永远记得前线”，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

这是一篇言简意赅的演讲，连题目不过561个字。充分表达了对孙中山的缅怀与敬重之意，言辞诚恳，情深意长，寄托着鲁迅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拳拳之心和热切之情。兹引全文如下：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

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

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

但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书。我想：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

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陈独秀眼中的辛亥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对陈独秀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对辛亥革命成败经验教训的回味、思索，一直是陈独秀思考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参考系。因此，研究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纷繁精深的思想认识。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与地位的评说

反对袁世凯独裁专政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苦苦的沉思中探寻着新的革命出路，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注意到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并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进行思考。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有了17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遭到“封建派压迫”后，“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制剧烈的开始表现”，并且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因此，“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

与革命性质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结果。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因而，它主要是失败的，“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由此可见，陈独秀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它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这也是数十年来官方和学界对辛亥革命结果分析中的主流观点。此外，陈独秀还将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政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又“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对因革命失败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有体会。面对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残败局势，他痛心地指出，“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客观地说，把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都归结于辛亥革命，确有不妥之处，但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在打破旧有秩序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于是使得国家陷入更为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认识却有其合理之处。

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考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着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而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及教训的系统总结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即实现完全的共和政治，最终是流产了。究其原因，陈独秀从革命派和国民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基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至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的道理。”由此可见，陈独秀看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以及由于革命宣传的不到位导致的群众基础缺乏。此后，他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基于这种理解。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因素固然众多，但根本原因则在资产阶级身上。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是“幼稚”的，“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因此，他们的目光异常短浅，“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于是，当革命欲继续深入发展之时，他们便出现了“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

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纵观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大体上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二次革命”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前期；第二时期为五四运动一直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第三时期为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进行总结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苦苦思索，得出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的结论。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于是他便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了《青年杂志》（到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而在近代中国应运而生。这一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主要基于感性认识，即认为共和政治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国民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这种理解又未免过于褊狭了。

到第二时期，陈独秀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辛亥革命问题，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不是就辛亥革命而谈辛亥革命，而是用过去的教训为现实的斗争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使他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即必须争取广大民众。这也使得他在革命实践中更加注重民众问题。正因为要关注民众，因而在革命口号的选取上，一定要体现民众的最深切要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渴望国家独立、自由和富强，因而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后，又进行了广泛宣传。

国民革命是国共合作领导的，但打的却是国民党的旗号，因而对于国民党前期奋斗的历史进行总结以吸取教训，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辛亥革命进行全面而深入总结的原因所在。大革命时期，诸如进行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动员工人、农民、学生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进行革命，及时鞭笞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倾向等等，这些都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第三时期，陈独秀从动员和宣传抗战的角度出发，主要基于“抗日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阐述了抗日战争与辛亥革命的一脉相承性，希望抗战要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地完成，因此乃有1925—1927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于是“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依陈独秀看来，抗日战争乃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延续。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凸显重大。

从现有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来看，他对辛亥革命的基本态度应该说是以一贯之的，即把辛亥革命作为流产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代名词，并以此作为思考革命发展的逻辑起点。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等都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斗争都是为了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而进行的。我们不妨聆听一下他论说辛亥革命的一句肺腑之言：“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周有光眼中的辛亥革命

“有一天，我们家的长工带着我出门看热闹。我看见进城的农民被剪了辫子，痛哭流涕”，周有光老人回忆起童年的往事，脸上绽开天真的笑容。

那是整整一百年前，武昌起义所激起的革命风云在全国各地鼓荡。5岁的周有光站在常州的街头，眼睛被革命带来的新气象所吸引。历史的一幕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里，虽历经百年沧桑，记忆犹新。

今年1月刚刚度过106岁生日的周有光先生，依旧精神矍铄，记忆饱满，思路清晰。这位出生于1905年的老人，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历经磨难的近现代史，他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大波大浪起伏跌宕。

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周有光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兼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从上海调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工作，主持编制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85岁那年他离开办公室，离开他的语言文字专业研究，开始转向历史和文化，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

去年，周有光推出的新著《朝闻道集》，得到读者的追捧，荣获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今年，他又出版了新著《拾贝集》，其中闪耀着这位历史老人对人类文明和中外历史经验的理性反思，对国家社会种种问题的精辟评论，再度受到读者的追捧。

周有光的家乡江苏常州位于上海与南京之间，历来为江南富庶之地，文化发达之乡。周有光说，辛亥革命也给这个地方的普通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第一，从此没有了皇帝。皇帝存在了两千年，忽然一天没有了，这是天翻地覆的改变；第二，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满清苛捐杂税太多；第三，建立了许多新式学堂，晚清就开始有了新式学堂，革命后更多了。我进的就是新式学堂”。

在周有光看来，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

革命不革命要看它是进步还是退步

浩宇：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谘议局等改革措施，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周有光：“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说法不准确，改革也是革命。革命有流血的革命，也有不流血的革命。1688年，英国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就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历史上称为“光荣革命”。在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上，光荣革命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权利法案》就是这场革命的成果，它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停止任何法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赋税，国王不得干预议会事务，议会必须自由选举，议员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个限制王权的法案是英国宪法的基本文件之一。

浩宇：光荣革命没有打仗，没有死人，是和平的革命。

周有光：是和平演变。革命不革命，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进步还是退步。暴力推进的革命，假如是退步的，即使打仗打胜了也不算革命。不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就是革命。假如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又当了皇帝，或者是不叫皇帝的“皇帝”，那就不是革命。根据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20世纪中国的许多所谓 “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后不但没有把中国推向前进，反而使中国落后了。例如，“文化大革命”就不是革命嘛。

浩宇：那你认为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吗？

周有光：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

提高对慈禧的评价是错误的

浩宇：在辛亥革命前，清王朝也进行了一些变革，例如最早的洋务运动。我们该怎么看待洋务运动？

周有光：洋务运动是进步的。解放后反对洋务运动是错误的，现在改正了。洋务运动很幼稚，而且都是大官僚来搞的，普通人没有这种条件。洋务运动搞得乱七八糟，但它也做了一些小事情。

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康有为要改革，但是慈禧太后不让改，最后没有成功。慈禧太后是反对改革的，也就是反对革命的。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改革就是革命。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革命，康有为是第一个，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是很大的。“戊戌变法”留下来的成果就是一所京师大学堂。

浩宇：庚子之变后，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慈禧太后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是“清末新政”的领导者，所以现在有些学者对于慈禧太后也有了新的比较高的评价，你怎么看？

周有光：当权者一开始不想改革，后来没有办法了才同意。慈禧太后是坏人，是一个彻底的坏人，她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女皇帝，是真正的女皇帝。她没有做什么好事情，有的改革是她没有办法了才同意的。

浩宇：1906年废除运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是慈禧同意的，这算是很有革命性的举措吗？

周有光：慈禧太后废除科举是被迫的，怎么是她的功劳？废科举是一种维新运动，清朝末年像康有为这样的人不是一个，有好多人。他们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立志要改革。广义来讲，清末的改革都是维新运动，主要是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因为明治维新搞成功了。

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新式教育开始兴起，不过晚清时新式学校很少，只搞了一点点。清王朝垮台后，新式学堂才真正兴办起来。我进的小学就是新式学堂，那时候皇帝已经没有了。

浩宇：现在有些人对慈禧太后评价很高。

周有光：因为中国有些人喜欢皇帝嘛。清王朝垮台后，还有些人虽然不叫皇帝，实际上就是“皇帝”。提高对慈禧的评价，我个人看，是错误的。

康有为前进了半步　孙中山跨出了一步

浩宇：在清末的改革中袁世凯非常积极，力推改革，你怎么评价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

周有光：袁世凯也想做皇帝。辛亥革命后，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中国的“华盛顿”，但他思想太坏，自己当皇帝，所以他失败了。客观来讲，他把清朝搞掉了，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情，很勉强。总体来讲，我对袁世凯是否定的。

袁世凯是练新兵起来的。其实在他起来以前，已经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他们都有进步性，而太平天国是落后的。以前的理论有一个错误，好像农民运动都是进步的，这是完全不对的。

浩宇：康有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鼓吹改良，怎么评价这些改良派呢？

周有光：改良也是革命。康有为搞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是进步的。康有为主张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制是民主运动的初步形式，英国不也还是君主立宪吗？所以说，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是进步的。

浩宇：都是进步的，那么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区别是什么呢？

周有光：孙中山不要皇帝，康有为要保留皇帝，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在这里。所以，康有为是前进了半步，孙中山跨了一步。

浩宇：但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又搞复辟，这就有点问题了？

周有光：那是不重要的，不能拿后来的事情来否定他。那个时候康有为已经没有了什么权力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做不出什么事情了。

浩宇：现在，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分歧很大，有的说他是民主革命的伟人，有的说他是“空头革命家”，你怎么评价孙中山？

周有光：孙中山是伟大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做的好事很多，坏事很少，基本上是成功的。要知道，他那时候比较困难，不容易。

浩宇：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周有光：他是革命家，是革命的，是进步的。国民党是他创造的，国民政府是根据他的理论来搞的，做了许多成功的事情，国民政府的功劳跟孙中山是分不开的。现在把国民党完全否定了，这是不对的。孙中山的功劳要跟国民党整个功劳放在一起算，他死了以后，国民党就按照他的规定来做。

浩宇：但是国民党后来也是独裁啊。

周有光：孙中山讲得很清楚，革命要分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军事革命，必须要独裁。军事革命成功以后，就要搞民主革命。

那么，蒋先生做的坏事呢，就是他没有走民主道路。我为什么讨厌蒋介石？就是因为他是搞专制的，而共产党宣传的恰恰是要走民主，所以我们欣赏共产党。

三千年的历史大趋势

浩宇：近年来，有些人对于辛亥革命提出了强烈批评，呼吁“告别革命”。您怎么评价这些观点？中国是否需要“告别革命”？

周有光：什么叫革命呢？许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我们要从整个历史来看，有些个人的文章、个人的观点没有什么价值。苏联解体后，整个世界上，历史学大大进步了，中国的历史学也要进步。

浩宇：“告别革命”的观点认为，不要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来推翻一个政权。

周有光：用暴力或者和平的方式都可以进行革命，要看当时的条件。

浩宇：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国仍然在走向共和？

周有光：因为民主是很难的，统治阶级不是一个人啊，是一个集团。像日本也是一步一步走的，明治维新是君主立宪，仍然保留着贵族的利益。

浩宇：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在你看来，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分为几个历史阶段？

周有光：这一百年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北洋政府，军阀政府，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在文化上面，比如蔡元培在军阀下面也做了好事情，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一个好的现代大学，非常了不起。直到今天，我们还要感谢蔡元培先生。今天的大学要搞好，还是要学习他，按照“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原则来改革。第二个时代是国民政府。根据国外的研究，国民政府做了五件好事情：第一个是统一中国，第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三是收回租界，第四是收回台湾，第五是废除厘金制度。第三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第四个时代是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有好事情也有坏事情，好事情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经济搞起来了。

浩宇：如果从一百年来的历史来看，历史的大趋势是什么？

周有光：历史的大趋势不能从一百年来看，要从三千年来看。三千年的历史大趋势是：在经济上，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在文化上，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

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在文化上，中国思想界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不是科学思维。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在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是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有人估计，中国快的话需要30年，慢的话需要150年。其实慢一点进步也是进步。总之，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临窗读雨

辛亥革命大事记


1910年 3月21日 孙中山向黄兴提议再次发动广州起义。

1910年 3月 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美洲同盟总会(又称同盟会美国总支部)。

1910年 3月 长沙发生抢米暴动。

1910年 4月 各省请开国会代表发动第二次请原。

1910年 6月16日 湖北革命党人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

1910年 9月18日 资政院开院。

1910年 10月3日 《民立报》在上海创刊。

1910年 10月11日 国会请愿代表团发起第二次请愿，分别向资政院和载卫上书。

1910年 10月 清廷发布上谕，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

1910年 11月4日 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会议，布置广州起义。

1911年 1月30日 振武学社更名文学社，举蒋翊武为社长。

1911年 1月 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负责筹划和组织广州起义。

1911年 4月8日 温生才击丝广州将军孚琦，温被捕遇害。

1911年 4月27日 黄兴等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 5月8日 清廷组成皇族内阁，以庆新王奕 为总理大臣。

1911年 5月9日 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

1911年 5月10日 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设立机关部。

1911年 5月11日 文学会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国体联合会议。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后就两国体联合再三会议协商。

1911年 5月17日 四川保路同志威风成都正式成立。

1911年 7月31日 宋教仁、谭 黄兴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1911年 7月 汉口《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团者和平也》二短证。大江报馆被查封，报社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

1911年 8月13日 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炸伤李准。

1911年 8月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及附近各州县发动罢市、罢课。

1911年 9月7日 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等，枪杀请愿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1911年 9月24日 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在武昌召开，讨论通过“起义计划”。

1911年 9月25日 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调配炸药，不慎引爆。蒋翊武等在武昌小朝街机关部决定当夜起义。

1911年 10月10日 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就义。晚，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

1911年 10月11日 湖北军政府成立，举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是日晚，汉阳，汉口驻军起义。

1911年 10月12日 辛亥革命历史照片(20张)清廷谕令荫昌、萨镇冰率水陆两前赴鄂镇压起义。

1911年 10月12日 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起义，“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而后归国。

1911年 10月14日 清廷下韶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

1911年 10月18日 驻汉口各外国领事馆宣告“严守中立”。到同月22日驶抵武汉江面的英、德、美等国军舰达二十艘。

1911年 10月18日 民军进攻汉口刘家庙。阳夏战争开始。

1911年 10月22日 长沙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

1911年 10月22日 西安起义。27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以张夙为大统续。

1911年 10月23日 九江起义。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

1911年 10月25日 李沛基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1911年 10月27日 黄兴、宋教仁等从上海乘轮抵武昌，黄旋赴汉口前线督战。

1911年 10月28日 湘军第1协王隆中部率领首批援鄂军1700多人出师援鄂

1911年 10月28日 王部于11月4日开抵武昌。后另有甘兴典等部湘军援鄂。

1911年 10月29日 太原 邹容和革命军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举阎锡山为都督。

1911年 10月30日 昆明“重九”起义。11月3日成立云南军政府，举蔡锷为都督。

1911年 10月30日 载丰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并开放党禁，赦免党人。

1911年 10月31日 南昌起义。11月1日成立江西军政府，举吴介璋为都督。

1911年 10月31日 湖南发生兵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谭延闿继任都督。

1911年 11月1日 清军攻占汉口，民军退守汉阳、武昌。

1911年 11月1日 皇族内阁辞职。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1年 11月3日 都督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等随即往汉阳设战时总司令部。

1911年 11月3日 贵阳起义。次日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以杨盖诚为都督；另设枢密院，以张百麟为院长。

1911年 11月3日 陈其美、李燮和等发动上海起义。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举陈其美为都督。

1911年 11月3日 河南革命党人数十人被捕遇害，计划于次日发动的开封起义流产。

1911年 11月4日 杭州起义。7日成立浙江军政府，以汤寿潜为都督。

1911年 11月5日 苏州和平光复，成立江苏都督府，巡抚程德全改称都督。

1911年 11月5日 吴禄贞在山西娘子关与阎锡山等会晤，议组燕晋联军，准备举兵直捣北京。

1911年 11月7日 广西宣布独立，改抚署为军政府，以巡抚沈秉为都督。

1911年 11月7日 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石家庄。

1911年 11月7日 安徽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1911年 11月8日 黎元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洪都督电起义各省，请派代表到武昌会议组织临时政府。

1911年 11月9日 广东独立，推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因张逃，复推胡汉民为都督。

1911年 11月9日 福州起义。11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推孙道仁为都督。

1911年 11月9日 苏、渐都督联电沪督，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沪督陈其美随即于13日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赴沪筹组临时政府。

1911年 11月11日 袁世凯派蔡廷斡、刘承恩等人武昌诱和。

1911年 11月11日 海容、海琛、海筹等舰自汉口前线下驶九江，宣告反正。

1911年 11月12日 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举为会长。16、17日吉林、黑龙江国民保安会相继成立。

1911年 11月12日 镜清、保民等十余舰在镇江起义。

1911年 11月13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内阁总理职。

1911年 11月13日 山东宣布独立，以巡抚孙宝琦为都督。

1911年 11月13日 孙于同月24日宣布取消独立。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911年 11月16日 黄兴指挥民军自汉阳反攻汉口，次日败退汉阳。

1911年 11月22日 重庆宣告独立，成立蜀军政府，以张培爵为都督。

1911年 11月24日 江浙联军会攻南京。

1911年 11月26日 入川鄂军在资州起义，杀端方，回师湖北。

1911年 11月27日 成都和平独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咨询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

1911年 11月27日 黎元洪电各省都督，告以汉阳失守，请速派兵来援。

1911年 11月28日 各 袁世凯省代表会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第一次会议，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

1911年 12月1日 鄂军政府与袁世凯签订停战协议。

1911年 12月2日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911年 12月2日 各省代表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911年 12月3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1911年 12月4日 留沪各省代表开共和联合会大会，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推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

1911年 12月4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议和条款四条，以伍廷芳为代表与袁世凯议和。

1911年 12月5日 清廷授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次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1911年 12月7日 海军开代表会，公举程壁光为海军总司令。海军全部反正。

1911年 12月12日 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

1911年 12月17日 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1911年 12月18日 “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开始举行。

1911年 12月20日 六国驻沪总领事照会南、北和谈代表速定和议。

1911年 12月25日 孙中山归国抵上海。

1911年 12月25日 各省代表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会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 12月29日 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911年 12月29日 袁世凯拒绝接受“南北和谈”商订的国民会议召集办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以后直接电商南北和谈事宜。

1912年 1月2日 直隶滦州新军起义。

1912年 1月2日 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行天

首先，向辛亥革命百年致敬！

其次，无话可说……

无为

真正能和的前提，那就是得具备打的实力。
不管是在动物世界还是在人类社会，这都是亘古不变的。

常言道，天下久和必分，久分必和。鸡头凤尾，各有利弊，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_499:}

初心

历史就是在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中循环往复，嘿嘿。{: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