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察】民族之魂奈若何

临窗读雨

关于鲁迅，曾经汇编过一帖“历史人物”，今天再辑一帖“文化观察”，借以审视鲁迅先生留下的遗产。

我们需要些什么，为什么需要，以及该如何继承。

借帖放一张摄影，我书柜里的《鲁迅全集》。

临窗读雨

从去鲁迅化说起


有人建议中小学教材中删除鲁迅作品，有人认为鲁迅先生投枪匕首的风格不适应当前的和谐社会，也有人干脆对这座文化上的高峰敬而远之。总之，阅读鲁迅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当下社会，我们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这位民族魂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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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谁还读鲁迅？

今天谁还在读鲁迅？肯定有，但也许如孔乙己手里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

没和鲁迅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没机会耳闻目睹民族的深重磨难，没机会见证国人劣根性的极端表演。

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不幸还是幸运。

存在的意义被物质解构了，我们坐着欲望号街车从不满足的痛苦驶抵满足后的无聊，周而复始。

从这个意义上，孩子们惧怕甚至厌倦鲁迅的文章是可以理解的。有关部门从语文课本中谨慎地删减他的文章也似乎很有道理。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符合其年龄段生理和心理特点的语文？为什么你们成年人都普遍娱乐致死，整天把玩成功学、消费主义和性解放，却非要欺负孩子，偏偏让他们去承受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苛责？

这是一个文字奇技淫巧泛滥的年代，文以载道已被风花雪月淹没，叛卖、逼仄、窥伺、麻木、怠惰、骄横、懒散，猥琐纷纷披着人性的外衣登上大雅之堂，史称浅阅读时代。

只要你认真烹制感官大餐，呈现光怪陆离的浮华世界，再佐以小文人的情调和才华，你就会被市场看中，可能在商业推手的精心包装下绚丽登场。

这个时代文坛的盟主是金庸先生和有些过气的琼瑶阿姨，一男一女，倒也阴阳和谐。韩寒虽然有些玩世不恭，但文字倒有些鲁迅的味道，只是年纪尚幼，不好妄下结语。祝愿他开赛车时一定要小心——留住未来文坛的风骨和希望。可惜同样有锋芒的王小波走了，比鲁迅还嗜烟，更不珍爱自己的身体。

我可以肯定一点，没活在今天是鲁迅的幸运。其语言之文白交织，用力刚猛，岂是今日崇尚阴柔绵软的读者所能接纳？何况他老人家“反帝反封建”的投枪匕首，又岂不是在破坏和谐世界的建设，加上老爷子喜与同行论战，并经常不依不饶，估计没打成落水狗倒被落水狗先咬了——著名代表梁实秋依旧PK掉他的作品入选课本了，据说更受孩子们欢迎。作协是不会欢迎这样的不能顾全大局、天天得罪人的同志的，他根本没能力也不屑创作为时代颂歌的主旋律作品，怎么混呢？

也许，让鲁迅先生绝望根本不用这么复杂——他参观一下现在天天曲解其作品的课堂，就可以容忍孩子们对他的厌倦了。他独特的人文关怀被误读成革命理想，文化语境被扭曲成政治语境，他的文章既丧失了审美，也失去了价值的光芒。

所以，今天语文教育遇到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增减鲁迅作品，而是如何让孩子们感知其文字的灵魂，以及血性的、刚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人风骨。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年代，人们有喜欢金庸、琼瑶或者梁实秋的作品的权力。这是捍卫鲁迅的前提。

但走下神坛的鲁迅作品却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文本。

在一个人性底线被欲望经常击穿的年代，鲁迅作品的使命远远没有终结。

铭记这个“向来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作家，他是这个甜腻腻时代的盐。

“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地球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则是毫无希望的奴隶之邦。”


投枪匕首与和谐社会

我在微博里提到今天仍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有人反唇相讥,以为“投枪”和“匕首”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此言差矣!鲁迅之所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绝不止于人们印象中的“投枪”和“匕首”,而他对旧社会、旧观念的批判精神,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纪念鲁迅不是简单提倡“战斗”精神,而是要思考民族灵魂的精髓所在。

近日思及此事,再度为之扼腕,愤然不平之余,也含着淡淡的悲凉。本文的标题,其实是近几年来脑际萦绕多时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我从十几岁开始读鲁迅,始终极其景仰这位“五四”以来顶天立地的文化巨匠。时至今日,看到偶有侏儒坛坫自雄,不免有鲁迅先生令人高山仰止的感慨。他以如椽之笔写下的篇章,岂可不读或少读?读鲁迅是感召灵魂,而非仅仅欣赏其笔墨。鲁迅见称于时于世,恰恰在于他的锋芒。

鲁迅先生襟怀澄清天下之志,面对的是“愚弱的国民”,当年一腔悲怆,以为医学只能救身而无以拯救灵魂,所以确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毕生致力于斯,凡所涉笔,未曾以周容为度;文如其人,字里行间无不渗透风骨气节。如今之中国,百业昌盛,欣欣向荣,然而我们的精神尚需振奋,我们的追求尚需升华,重温鲁迅的意义可谓彰明较著。

我想近世中国文化人的脊梁,莫如先生那般铁骨铮铮,因此缺乏阳刚气概的文人雅士未必喜欢鲁迅,这本不是什么值得小题大做的事情。然则培育一代学子的文化品格,以我之见,鲁迅依然是当代中国非读不可的经典作家。那么,什么是鲁迅的风骨呢?“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夫子自道的这两句绝唱,我以为是最好不过的写照了。面对丑陋劣根,一向嫉恶如仇而从不低回姑息;面对弱者无辜,则素来恭敬慈爱、言语呕呕。鲁迅怀文抱质,不弃箕山之志,他那高大伟岸的形象,时时赫然在目,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爱憎如此分明的一代文豪,处于当今之世,依然是一面明镜。伟大作家的意义恰恰在于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世世代代。

或许有人以为,鲁迅生活在亡国在即的岁月,是在内乱外侮的黑暗时代奋笔为文,以文章为利器,慨然挣扎而不甘为黑暗所吞食;如今我们处于和平年代,好一派莺歌燕舞气象,将鲁迅作品逐步罢黜于语文教材门外,淡出于生活之外,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和氛围。这或许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吧。然则思之再三,我认为扬搉或者理论一番,还是很有必要。鲁迅先生的社会正义感和人性良知,贯穿了他的各类作品,他与时代和人民的疾苦是息息相通的,他的作品唤醒了千千万万民众的灵魂,他的作品昂扬了仁人志士的斗争意志,他的作品催人奋进,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我们更需要鲁迅精神的烛光照亮我们的内心。时代固然今非昔比,但是认识昨日之中国,以求更好地认识今日之中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日之中国,我们仍然需要重读《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

时过境迁,人们阅读鲁迅的热情,似乎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不仅是浅阅读的结果,恐怕也是因为不愿意重温先生的尖锐与深刻。如今文化普及、出版繁荣,五花八门的作品层出不穷乃至铺天盖地,我们经常读到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论及摧陷廓清之功,真正动天地、感鬼神的上品之作,似乎鲜见篇章。韩愈《荐士》一诗有言:“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风花雪月的文字,鲁迅素来不屑。鲁迅作品常读弥新,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断深化的感悟和反思。不仅对于大众学子,即便从文之士,时而重读鲁迅而砥砺锋芒,其功所在,同样不可小觑。

先生去世之时,身上盖着“民族魂”的旗帜,因为他指向的是一切黑暗势力和丑陋现象,代表着民族的精神。今天,我们难道不需要“民族魂”吗?


对去鲁迅化的反思

鲁迅活着：从语文教材的争议说起

最近沸沸扬扬争得不可开交的一件事是：在教学改革的大潮流中，某地中学语文教材对选篇作了大幅度的更换。比较触动人心的更换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作品，上；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下。

我对教材改革的基本态度是：教育需要改革，教材岂能万古不变。这是一。

我主张语文教材百花齐放多元化，让教材在良性的竞争中不断改进，几个专家本事再大，也不如调动更广大的智力资源。这是二。

教材改革的目标是向着现代化前进，而不是倒退。时髦、时尚与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并不永远划等号的。有时趋之如鹜的时髦、时尚，本质上是落后的，非科学的。这是三。

金庸的作品我从未拜读，包括改成的电视剧，也从未观看。这属于我的个人兴趣，个人兴趣是个人阅读选择的标准，却不能当作文学评论的标准；我想，金庸作品有那么多的读者和观众，自有他的出众过人之处，作为文学评论家我万不可冒冒失失，根据个人爱好去说三道四。

然而在我的研究领域，渗透着我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最迫切需要而又最缺乏的，不是侠义情怀，而是现代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我的一切想法、意见、喜怒哀乐的情感，都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都是这个基本观点的派生、延伸、泛化和升华。

对于主张取消鲁迅作品有一种说法：一是鲁迅的作品产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离现在的孩子太远了。二是鲁迅的作品艰涩难懂，不如那些通俗易懂的作品更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鲁迅倒也说过，他绝不企求“不朽”，而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他但愿自己作品中反映的不幸的现实，能快快地焚毁，不再影响未来的现实；“不朽”对他而言是一种不幸。

无奈的是，我不得不坦言，鲁迅是“不幸”的。鲁迅一生的奋斗目标是“改造国民性”，他把国民性的种种弊病凝聚在一个人物典型中，这就是阿Q。但是他的目标远未达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大有进步，但也有曲折、失误造成的灾难甚至浩劫；我们以过高的代价换来了进步，而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依然困难重重。所有这些灾难、浩劫和当前的困难，无不和国民素质的非现代化因素连接在一起，阿Q仍然活在我们的灵魂中。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个历史教训的总结。“以人为本”不仅是指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权利的维护，也指人的素质的优化。鉴古知今，记住鲁迅忧愤深广的笔墨，坚持一个“记忆工程”，以加深对现实的认识，促进国民素质的进一步优化，难道是一个“过时”的任务吗？

无奈的是，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遗忘工程”，它忽隐忽现，但十分强大，它以各种方式淡化不该淡化，掩盖不该掩盖的往事。它违背着一条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规律：现代是从历史走过来的现代，现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地里冒出来的；对历史的无知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对现实的无知。央视《新闻联播》中有一个板块，叫“红色记忆”，我很赞赏。但我还希望这“红色记忆”更宽广些，更深刻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可囊括其中。恩格斯说过，我们最好的老师是自己的教训。

至于鲁迅的作品“艰涩难懂，不宜做教材”，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对教育功能的取消主义。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提高学生的过程；一个让学生从不懂到懂的过程。教育也是一个考验教师的责任心和教学能耐的过程，看你能不能深入浅出、化难为易，使艰涩难懂的经典作品为学生所接受。人类的文化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凝固在文本之中，没有一大批具有攻读能力的后辈，文化财富将在事实上流失，新文化的创造就失去了应有高度的起点，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倒退。

最近我参加了某高校举行的一次教学经验交流会，应该说，教师们兢兢业业，想方设法，甚至挖空心思，要把教学搞好，实在是精神可嘉。但是，我忽然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教师探讨教学内容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深刻化的问题，几乎一律在探讨教学方法问题；而这种教学方法的探讨又几乎一律忽视了学生苦学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着重点是吸引学生能听下去，能有听课的兴趣，而不至于睡觉和逃课。也就是要追求一种舒舒服服、轻轻松松、快快乐乐便能学到东西的方法。于是，有的要把游戏的元素引入大学的课堂，有的说，教学就是戏剧表演。这本身就违背了学习的规律；学习是一个艰苦钻研的过程，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敢于排除万难的精神和意志。一切教学方法，离开了这种精神和意志的培养和熏陶，便与教学目标风马牛不相及。教材的选择也不能一味追求好读、易读、不费功夫的读。教学是培养强者，而不是培养软蛋。

由此，我浮想联翩，想到了我们孩子的整个环境存在着一种“扭曲的爱”。我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取消了培养独立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奋斗的力量的各种条件，让孩子们获得了一种疾病：精神上的消化不良症。学习变成了一个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没心没肺的过程。我想到了一位老外婆，她生怕孩子闹肚子，于是吃的东西，热了不行，凉了不行，硬了不行，只能是温温的，软软的，于是孩子真的“闹肚子”了———得了消化不良症。如今，这消化不良症已从生理领域转入心理领域，那就是精神上的消化不良症。

于是，古老的阿Q走不了，现代的公民来不了。鲁迅还痛苦地活在我们的心里！


“去鲁迅化”原因何在？严家炎：把鲁迅简单化了

近两年来，关于鲁迅文章从中学语文教材“撤退”的消息屡见报端。教材中增加了哪些篇，调整了哪些篇，各地不尽相同，相同的是都会引发不小的争议。到最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不得不出来澄清：改版的课本“只是撤下了鲁迅的一篇文章并换上了另一篇文章，只是非常小的微调。”

谈及由教材引发的“去鲁迅化”风波，杨阳说，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来自中学的教师表示：他所在学校的教材中，鲁迅的文章就只剩下了3篇，原来是很多的。为什么会不受重视？那位老师回答说，因为“高考没有鲁迅的内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位老师还建议，鲁迅学术研究界应该认真探讨一下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的作用、地位等。

严家炎则认为，所谓的“去鲁迅化”，实际上就是把鲁迅简单化了，倒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去鲁迅化”。他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对鲁迅有误读的地方，把鲁迅的一些方面过分夸张。持这种观点的人，“对鲁迅本身并不了解，认为鲁迅要不得，好像他对中国的传统全部否定。”

严家炎说，实际上，鲁迅对于旧学了解得很深，“他自己也是从这方面走过来的”。严家炎认为，不能说鲁迅完完全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他感受到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矛盾、问题，确实有对人民群众有伤害。特别是在过去，对妇女、儿童这样一部分人，伤害得更多，比如《三国演义》的“刘安杀妻”。

鲁迅看到了传统中不好的、很过分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写出《狂人日记》这类作品，但他并不认为整个中国社会就只是“吃人”。


鲁迅其实没有走远

130年前，一个生命降临到多灾多难的中国，日后他扛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85年前，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留给后人以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和无尽尽边的追思。

在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中，鲁迅是一座高山，有些时候由于过分仰视，又会让一些人产生敬而远之的想法。但是，85年后的今天，鲁迅并未离我们远去，现代化的中国仍然离不开鲁迅精神。

鲁迅“热度”不减

如今还有多少人在读鲁迅？鲁迅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25日在鲁迅故乡发布了“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鲁迅思想系统研究”的子课题。

“我们特别高兴的看到，鲁迅在今天的人们心中，还是有很高的认知度。”鲁迅长孙、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周令飞说。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和南京六城市的2832名受访市民中，知道鲁迅的受访者，高达96.98%，并且大多数人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从小学就已经开始。

另据报告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至2010年10月，国内共出版鲁迅著作1243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出版的高峰期，共出版鲁迅著作460部，占总数的37%，平均每年42部。而在国外，鲁迅同样是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

“现在鲁迅在韩国已经普通名词化了，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市民已经对鲁迅这个名字耳熟能详，相当一些读者喜欢阅读这个平凡而伟大的世界经典作家。”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学部教授朴宰雨特别介绍说，1927年8月，得到鲁迅允许后，韩国流亡学生柳基石将《狂人日记》翻译成韩文发表，这是外国人首次用外语翻译鲁迅作品。

早在1926年，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就向《欧罗巴》杂志推荐《阿Q正传》。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高方则发现，鲁迅作品在法国有突出的复译现象。像《阿Q正传》就先后多次被法国人翻译出版，或改编为戏剧、连环画等体裁。这充分反映了法国对这一文学经典的高度认可。

而到2010年，鲁迅作品的法文译本已经有40种，占了中国现代文学法语译本的四分之一还多。高方表示，鲁迅可谓是进入法语读者视野的第一位作家，也是作品被译成法文最多的作家。

埃及汉学家哈赛宁表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思想和小说创作也许是最早介绍到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也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的不少作家与思想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鲁迅及其作品受到了阿拉伯文艺界人士以及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并不“怕读”鲁迅

很多人对于鲁迅的最初了解来自于中小学课本，一度还流传着这样的段子：“中学生有三怕，一怕周树人，二怕文言文，三怕写作文”，而从上世纪末开始，关于鲁迅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存留和选择问题也有过几次大讨论。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仍然记得小学和初中课本里有关鲁迅的篇目，都不记得的只有5.15%。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对于鲁迅文章的篇目选择有很大区别，但《故乡》《<呐喊>自序》《狂人日记》《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20篇作品，却始终在课本中存在。

调查报告的执笔者是语文教育研究家温立三，他写道：“这说明经过长期的曲折，鲁迅作品选目正取得共识。但今后的中小学鲁迅教育，还应该继续高扬‘回归鲁迅，回归语文’的大旗，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文学教育和语言学习并重。”

著名鲁迅研究学者陈漱渝也对1949年前的语文课本进行了检索，他得出的结论是，当时虽然教材不统一，但是全国有271种语文课本收录了鲁迅著作。“这说明鲁迅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在当时就被公认。”

人们对鲁迅的阅读不仅限于在课本教材里。调查中，表示“喜欢鲁迅作品”的受访者达64.01%，在课本教材外没有读过鲁迅作品的人，仅有7.51%，另有超过半数的人有过“主动阅读鲁迅的愿望”。

但在具体偏爱的作品类型中，“小说”获得了最多数人的青睐，选择比例达49.47%，位居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杂文（46.94%）和散文（36.64%）。

绍兴市民陈先生认为，青少年应该多看看鲁迅的散文作品。“像《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充满童年的快乐，现在的小孩整天对着电脑电视，有什么快乐呢？应该多读读这样的作品。”

喜欢读鲁迅杂文的上海中学生龚潇惜，在2011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鲁迅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应该是韧性精神，做事不轻言气馁，而且他也教我们要做一个公民。”

我们还在鲁迅时代

鲁迅精神还“时髦”吗？对于鲁迅思想在当代的价值，有89.55%的受访者予以肯定，且有72.05%的受访者认为鲁迅的批判精神永不过时，77.18%的受访者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今天仍有意义。

“鲁迅的许多名言、名作，常常在启迪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向和方式。”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杨义认为，“鲁迅文化遗产是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重要部分，深刻地影响了百年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通过‘倡导人文、首在立人、尊重原创’三条精神脉络与现实发生联系。

“我们处于什么时代？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时代，这一时代，正是从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那时起步的。”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吉鹏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还是鲁迅时代，鲁迅和我们一样同居于“现代”。他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呐喊，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期盼，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而香港《文学评论》总编辑林曼叔也认为，鲁迅提出“首在立人”思想理念，提出要用爱来建设我们的道德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社会物质富裕起来了，更需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科技技术发展了，更需要道德的提高。”

“人立而后凡事举”是鲁迅的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梦阳研究员对此分析说，鲁迅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扭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思维定势，变奴性思维为独立思考，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做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因为只有人的思维改变了，政治和思想才能变化。

虽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对鲁迅精神的认识有所不同，但陈漱渝却向记者反复强调，纪念鲁迅的关键还是要学习鲁迅精神的非凡性和超越性，我们目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是与国民精神缺失密切相关的，而鲁迅就是致力于改造国民精神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临窗读雨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速朽”，因为当人们对他完全淡忘的时候，就是他所担忧的那些问题不再存在的时候。可是不知是幸运还是遗憾，鲁迅先生在当今依然是不朽的，他笔下刻画出的那些丑恶依然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活跃着，我们仍然需要这颗名为鲁迅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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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我们绕不开的

从事文学活动的30年，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30年。这段时间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代中国一脚跨进现代。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这个大变局并未结束，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是21世纪海内外华人必须面对的基本挑战。鲁迅不能绕过，因为现代30年的文化传统不能绕过。

就文学的经典性来说，鲁迅的地位没有人可以匹敌。“鲁迅先生”四个字不但表明中国读者对他的敬爱，更表明中国读者对他的亲近和熟悉。这四个字的情感与认知的份量，只有鲁迅才当得起。没有哪一个大师经典，像鲁迅的文学那样贴近现当代中国读者的内心。

当我们一个人独处或是当我们感到孤独，鲁迅离我们更近。鲁迅或许并没有为孤独的现代个人提供理想的出路，但他是现代中国以孤独的个人的身份对人类存在的孤独感做出积极思考的最深切的一位。

不能绕过现代30年的传统

不能绕过现代30年，也就不能绕过鲁迅，因为鲁迅是这30年涌现出来的文化上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鲁迅的文学活动展开于1907年到1936年，正好30年。他生前曾计划将全部作品辑成《三十年集》出版，这个书名很能帮助读者了解其文学活动的时代意义。

在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这30年前后，中国产生了许多文化巨人，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鲁迅是其中的一位。

中国历史上独特的这30年前后，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代中国一脚跨进现代。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这个大变局并未结束，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是21世纪海内外华人必须面对的基本挑战。有人称之为“未完成的现代”，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仍处于这个现代化进程的延长线上，我们无论怎样探索未来的道路，都无法绕过这个历史阶段。

一般来说，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对我们有意义。当我们向未来迈进时，过去的一切都无法绕过。但比较而言，我们更无法绕过离我们最近的传统，因为我们自身许多问题就属于这个传统。

不能绕过现代30年，也就不能绕过鲁迅，因为鲁迅是这30年涌现出来的文化上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这是鲁迅的第一个不能绕过：他代表了我们当下不能绕过的现代30年的文化传统。

不能绕过离我们最近的大师

鲁迅并非通过社会活动或抽象的理论著作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30年所面临的、如今仍然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是用文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深切的人生经验和情感经验来应对，把这些问题连同他个人的解决方案熔铸为鲜明、生动、饱满的文学形象，让凡具有初等文化修养的国人都能理解。

鲁迅和现代30年涌现的诸多大师们相比，有共性，也有个性。

鲁迅和许多现代文化大师一样，也深刻触及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30年所面临的、如今仍然面临的基本问题，比如怎样对待传统、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社会结构和深层文化心理的改革、个人的觉醒及其困境和出路。

但鲁迅并非通过社会活动或抽象的理论著作来探讨这些问题，而是用文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深切的人生经验和情感经验来应对，把这些问题连同他个人的解决方案熔铸为鲜明、生动、饱满的文学形象，让凡具有初等文化修养的国人都能理解。文学的方式不仅更深刻，也给人以文学所特有的更直观、更强烈、更持久的启迪。这是鲁迅与现代中国其他文化大师最大的不同。

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三家”合起来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其中“文学家”居首位，这个表述很准确。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许多贡献最后都落实为文学。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这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对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

现代中国文化大师们处理的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至今仍然与我们有关，所以比起几千年历史曾经涌现的无数大师们，现代文化大师离我们更近。

而在现代中国文化大师们中，鲁迅离我们又更近，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包含更直接、更丰富、更鲜活的生活气息和生命气息，给我们的启示带着更鲜明的形象性、更真实的生命体验、更浓烈的情感冲击，为全民族所熟知，成为全民族喜爱的共同经典。别的大师著作的经典意义局限于社会活动或纯学术范围，鲁迅著作的经典性却具有古人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特点：因为融入我们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太深，不知不觉就受其影响。在学术研究或社会活动领域，许多现代文化大师的成就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鲁迅，但论到著作的经典意义，鲁迅的散文、小说和杂文则首屈一指。

世界文化史上，经典的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在中国现代，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经典，但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化经典的最高形式。中国现代许多大师，他们的主要贡献可能不是文学创作，但都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使他们走出了相对狭隘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的领域，为千百万读者所接受。

就文学的经典性来说，鲁迅的地位没有人可以匹敌。“鲁迅先生”四个字不但表明中国读者对他的敬爱，更表明中国读者对他的亲近和熟悉。这四个字的情感与认知的份量，只有鲁迅才当得起。没有哪一个大师经典，像鲁迅的文学那样贴近现当代中国读者的内心。

这是鲁迅的第二个不能绕过：我们不能绕过鲁迅这位在离我们最近的传统中心理上最靠近我们的一位大师。

“不能绕过”之种种实例

鲁迅作品处理“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最深切。他主张“睁了眼看”，不仅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还要“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就是说，不但要“睁了眼”看清客观现实，也要“睁了眼”看清主观自我。

说鲁迅是中国现代30年涌现的文化大师中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并非单单指时间上“最近”，更指心理上“最近”，近得我们在思考当下中国问题时，总觉得他原来是这样无法绕过。

比如，鲁迅逝世至今70多年，不管谁，只要对现实问题谈得稍微尖锐一些，就容易获得“当代鲁迅”的称号。这说明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直面人生、大胆地说出真话的良心、勇气和智慧，首推鲁迅。

又比如，鲁迅说当时中国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又说，无论政治结构如何变，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国民性”。这两个基本命题，今天不仍然大讲特讲吗？现在“发展是硬道理”，也是世界大势，但生存和温饱在许多地区、许多特定时期，仍然不可偏废。至于“改革国民性”，更是任重而道远。大家已经看到，经济社会背后潜藏着更加本质的文化素质问题。经济可以短时间实现腾飞，文化素质的提高却并不那么容易。当然也有人不同意鲁迅的说法，他们认为首要的还是发展经济和改善体制。体制完善，经济繁荣，国民素质自然而然就会提高。但不管怎样见仁见智，恐怕谁也不敢说我们可以绕过“改革国民性”这个命题，因为就算将来我们的经济足够繁荣了，体制足够完善了，“国民性”或国民素质还是需要进一步提高。

还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讲大国、强国之类的话，却不太容易看到本来的缺点和新发的毛病，与此同时，又习惯于看着外国人的脸色，总希望得到他们的夸奖。这有没有值得警惕的“阿Q精神”呢？

再比如，现在中国要在国际上宣传自己的文化，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出一位象征性标志性的大师做代表，像英国用莎士比亚，德国用歌德，西班牙用塞万提斯，意大利用但丁，俄罗斯用托尔斯泰。中国用谁？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孔子。孔子能代表中国文化吗？我认为很难，在古代就通不过。他可以代表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本身也很复杂。孔子以前的儒不同于孔子以后的儒，宋以后的儒不同于宋以前的儒。我们还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其他众多民间信仰，包括先秦的墨家、法家、名家，孔子都无法代表。当然，如果所谓“代表”仅仅是形式上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姑且让孔子代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也未尝不可，但是从“五四”到今天，中国人批判继承了传统文化，并提出了发展现代中国文化的初步方案，这一百多年来造成的现代中国文化及其未来走向，孔子无论如何没法代表。毛泽东说孔子是古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有两个圣人。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是否可以既打孔子牌，也打鲁迅牌？如果只有孔子，没有鲁迅，那样的中国文化，充其量只能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而不是已经加入世界格局、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现代化道路、至今仍在发展变化的新生的中国文化。

最后要说一点：鲁迅的绕不开，不仅在大家聚在一起思考全民族共同问题时如此，当我们离开这些公共话题，回到家一个人独处时，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鲁迅作品处理“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最深切。鲁迅前期非常强调个性。后期融入集体，但在集体中仍然坚持自我，尊重个性。他主张“睁了眼看”，不仅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还要“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就是说，不但要“睁了眼”看清客观现实，也要“睁了眼”看清主观自我。

现在互联网聚拢了越来越多的人，但恰恰在互联网的大家庭，个人的孤独感更加显明。孤独感有消极面，也有积极面。孤独感让我们意识到个人存在的与众不同，意识到个人存在所应享有的自由和所应承担的责任，但孤独感也让我们意识到个人存在的软弱无助，然我们看到，个人的许多事情，爱与恨，生与死，祸与福，平安与惧怕，充实与空虚，别人都无法代替。不管积极或消极，当我们感到孤独时，鲁迅就离我们更近了。许多外国朋友喜欢鲁迅，首先不是佩服鲁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而是佩服他对现代人孤独命运的体认。鲁迅或许并没有为孤独的现代个人提供理想的出路，但他是现代中国以孤独的个人的身份对人类存在的孤独感做出积极思考的最深切的一位。鲁迅是具有自我意识与孤独感的读者的好朋友。


鲁迅为中国开出了药方

有人问，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各种黑暗、腐朽、没落、愚昧的事物大加抨击和揭露，以至于讽刺和嘲笑，对于那个时代封闭的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但是作为社会的精英，是否应当不止于破坏，而也要注重建设呢？换句话说，他对社会发展与进步，对于建设的国策，有什么贡献吗？

确实，这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首先必须说，正如赛义德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首先在于体现社会的良心，作为监督者、评判者、约束者，对社会指出不足，使当政者、管理者有所警觉、有所修正，而并不在于亲自参加直接的建设，那样甚至有损于作为知识分子的作用。

但是，社会当然有权要求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更多地给予建设性的支持，指出出路，开出药方，而不是仅仅“揭出病苦”或者在一旁指手划脚。因此他们会把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建设性贡献——也即是否提出有效的强国之策——作为评判知识分子作用的标杆。

那么鲁迅到底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开出了什么药方呢？

第一味药，就是“立人”。这是鲁迅从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大声疾呼的救国之方。这在今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教育立国”主张。是的，这很相似，但是，“立人”的概念远比“教育”来得宽广。教育主要指对于青少年，对于后起新人的培养。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而“立人”的概念，就不仅有上述含义，更具有针对全民族、全方位的范畴，内涵上不仅包括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格培养，更包括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塑造与民族性格的建立，包括改造国民性。鲁迅的主张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使民族振兴，先要使民族性格挺立，要使国家独立，先要使国格站立。“立人”不仅针对青少年，而且针对整个民族。不仅针对被教育者，而且包含教育者本身。先做革命人，再做革命事。

第二味药，就是拿来主义。对于拿来主义，鲁迅已经解释了其含义，人们也早已耳熟能详，不需要作更多解释。需要强调的是拿来主义对于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今日中国建设的重要性。拿来主义是独立的、自主的，是主动的。在改革开放的现在，说句拿来主义很容易，但是在没开放的时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曾经还被诬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而且，其实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没有问题：现在是另一个极端的问题——送来主义盛行。就像鲁迅告诫的，不但连祖上的大宅子照单全收，而且连鸦片烟具、姨太太也照收不误了。所以，“拿来主义”的神髓和精义要真正掌握，还须火候。

第三味药，就是韧战。有了好的制度设计、方针政策，还得有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不移的意志，才能做成事。看准的目标，唯有用坚韧不拔的勇毅精神，才能达到。尤其是中国作为弱者、后起者，要想战胜列强，舍此更无出路。

第四味药，就是壕堑战。反对许禇式的赤膊上阵。有了勇毅的精神，还要懂得在进攻中保护自己。这也适用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如果只想着同归于尽，那就真只能玉石俱焚，甚至敌人还没杀尽，自己先做了烈士。

第五味药，就是“拿货色来看”，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看实际。不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反对“来了主义”，反对光挂牌子。在鲁迅看来，空喊口号几近诈骗。这种思路，对于任何方针政策，都是极好的催化剂。也将有效抵制形式主义，这对医治现在盛行的形式主义、重名不重实、光说不练的花拳绣腿，可说一帖良药。

第六味药，就是比较。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比较虽然只是方法论，而非实操的国策，但是却是十分有效的治国良方。要摆脱落后，就要摆脱愚昧，要摆脱愚昧，就要比较。比较会使我们聪明起来。

第七味药，是倡导诚和爱，反对瞒和骗。有人说鲁迅只会骂人。其实是天大的误会。鲁迅有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前一句虽是憎的大纛，但其本质却是后半句爱的丰碑。冷对的是“千夫所指”，是当自己被围剿的时候，不怕事。他“揭出病苦”的目的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旨归还是爱。只不过他用的是诚实的爱，而非虚伪矫饰的爱，是爱之深而引起的恨之切。鲁迅深恶痛绝的是“瞒”和“骗”，认为那是没有希望的没落心态。

说到这里，大家已不难看到，这里说的鲁迅的强国之策，虽然不是制度设计或政策设计本身，然而是极其重要的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方法论。我们不要请鲁迅来设计今天以至未来的制度，那是不现实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需要的是清醒健康的头脑，科学的方法论，唯有清醒健康的头脑，科学的方法论更能适应各种情况，不怕时空变迁，才能治疗各种“适应症”。其实鲁迅的思想之丰富深刻，他提出的众多思维方法的价值，远非提出几条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政策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所能比。假如没有清醒健康的头脑，科学进步的思维方法，就制定不出治国良方，有了治国良方不知践行，等同暴殄天物；倘若把良方视若粪土，或者干脆毁坏它，更是有不如无；倘若和尚的嘴是歪的，那么即使是真经也可以被念歪。如何避免无才造良方、无知弃良方、无行废良方、无德毁良方，才是最重要的国策。

鲁迅之方，即今日所以造良方、识良方、行良方、护良方者，亦即真能使民富国强者。识之、爱之、用之、宝之，则中国强盛有望，蔑之、弃之、毁之、诬之，则民族之祸。


看客不死 鲁迅不灭

这几天，佛山两岁女童被汽车碾压１８路人袖手旁观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几乎展开了一场关于道德的论战。很多人开始惊呼，这么多年过去了，国人还是鲁迅笔下那种冷漠、阴暗的“看客”。

鲁迅究竟是不是已经过时，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有人讨论。但事实上，当我们正视现实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比任何时代都需要鲁迅精神。

鲁迅精神涵盖的范围很广，批判精神当然是其中之一，复旦大学学者陈思和曾经告诉记者：“鲁迅对于人性的洞察力和剖析非常深刻，这缘于他亲身的实践。”

鲁迅长孙周令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鲁迅那种理性批评的精神对于现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现在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批判的声音，但却缺乏理性的成分：“任何时代，不仅需要建设者，也需要批评者。哪种社会都需要监督和批判的声音，都需要发出这些声音的知识分子。鲁迅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一直坚持着理性的批判。”

除了批判精神以外，鲁迅的独立思考、以及反奴役的战斗精神等同样值得我们去继承。著名鲁迅研究学者孙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反奴役的战斗精神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他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资源的，也许只有鲁迅。”孙郁指出，鲁迅一直提倡着“尊重他人的自我”。这种理念在今天尤其重要，现在很多人有了自我，但却没有了对他人自我的尊重。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性，要实现这个目标，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鲁迅精神。

我谈“堕民”

鲁迅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包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乃榜其门曰“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或“乐户”的余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的后人呢？……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账。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也说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鲁迅的不朽源于时代的需要

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著名鲁迅研究学者孙郁曾经说过，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交给鲁迅了。当时，他是鲁迅博物馆馆长，他说在这里希望能够看好鲁迅的遗产，做一些文化普及活动。如今，孙郁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但对于鲁迅研究的那种执着一直没变，他兼任着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神化”和“拒绝”都不正常

如今，很多人都说鲁迅已经过时，阅读鲁迅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对于这种现象，孙郁感到很痛心。他告诉记者，鲁迅过时这种说法已经说了好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只是因为人们没有读懂鲁迅。

在孙郁看来，没有阅历的人很难读懂鲁迅的文章，因此，年轻人不读鲁迅也很正常，而随着经历的丰富，人们自然会去读鲁迅的作品并因此喜欢上鲁迅。

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一度被“神化”，当这种神化逐渐被打破以后，一些人也产生了反弹。“解放前，鲁迅只是一个边缘战士，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请到社会的主流意识里去了。”孙郁认为，“神化”会影响人们认识真正的鲁迅，实在大可不必，但也不需要因此就逆反地拒绝鲁迅。

“像余华、莫言、刘恒这些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都不诲言深受鲁迅的影响。而现在鲁迅在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孙郁认为，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鲁迅的理念在今天尤其重要

对于一个鲁迅研究者来说，最核心的东西当然是鲁迅精神。孙郁所理解的鲁迅精神的核心，是反奴役的战斗精神。他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资源的，也许只有鲁迅。”孙郁指出，鲁迅所有的思考、创作、努力都是围绕这个话题进行的。

现在很多人提到中国崛起，鲁迅精神已经不合时宜，孙郁的观点恰好相反。他说，鲁迅一直提倡着“尊重他人的自我”。这种理念在今天尤其重要，现在很多人有了自我，但却没有了对他人自我的尊重。

孙郁认为，鲁迅的这些精神，是具有世界性的，也不会因为时间而价值淡化。

“鲁迅表示渴望速朽，希望自己和作品都能够很快被人们遗忘。”孙郁说，鲁迅有这种渴望是因为他觉得如果自己速朽，说明社会已经理想到了不需要他的作品的地步。“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鲁迅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鲁迅不朽的原因。”

要了解鲁迅还是要读作品

孙郁认为，要了解鲁迅的思想，最快捷的方式还是阅读他的作品，在阅读的同时进行独立的思考。他表示，其实阅读鲁迅本来就是一种享受，因为他的语言很具有美感。他说，鲁迅的文字充满了张力，充满了战斗性，充满了颠覆和破坏，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这并不影响他本身的独立。

“如果深入阅读了鲁迅的作品，你会感叹，他的思想为什么深刻，现在我们在想的很多东西，在当年鲁迅就已经思考过了。”孙郁认为，鲁迅就是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他的价值除了存在于文学作品，还包括他的爱好、他的收藏。“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文坛最伟大的作家！”孙郁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带上“之一”。

临窗读雨

鲁迅的遗产怎样继承


覆盖在鲁迅先生棺木上的民族魂之旗是热爱他的人们对他的认可。而盖在鲁迅精神上的民族魂之旗却将他渐渐变成了一个冰冷的符号。人们擎着他的大旗批林批孔批水浒批国学论争不休，而鲁迅所批判的那些问题却依然顽固地存续着……当代的鲁迅迟迟没有出现，鲁迅的精神遗产该如何继承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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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精神是鲁迅思想的核心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一段时间来，国内外文化界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活动颇为吸引人们的眼球，即：“鲁迅社会认知调研报告”的公布。

这项调研是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根据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拟定问卷，联合北京、绍兴、广州、厦门、南京等6个城市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就“鲁迅认知”的相关内容以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历时半年。在诸多的问题中，对于鲁迅思想的当代性测量显得极为突出，其相关问题是：“我们今天应不应该学习鲁迅的精神？”有54.1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这表明绝大多数人认为鲁迅思想仍具有当代性；“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对今天还有意义吗？”有77.18%的受访者选择了“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对鲁迅批判精神的当代性评价中，有72.05%的受访者认为鲁迅的批判精神不是不合时宜，并且永不过时。

批判精神是鲁迅思想的核心。这种精神不仅丰富地蕴含在他的大量杂文中，而且也流贯于他的小说、散文、书信、序跋等。当年鲁迅批判了什么？纵观他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大体是：批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意识；批判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的诸多行径；批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中存有的落后、负面、腐朽的一面；批判了泯灭个性、缺失创新的中国教育制度；批判了安于现状、不思改革的奴化意识；批判了历代统治者惯用的“瞒和骗”愚民政策；批判了自大、健忘、凌弱、怕强、顺从、自满、盲目、颟顸等国民劣根性；特别是他对精神胜利法的批判，从广义上说，是对人类普遍弱点的深掘，使阿Q进入了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等世界文学典型人物行列，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的“人身上的人”。所有这些批判，都是旨在建立一种“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社会。人们常说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这集中体现在其批判精神所昭彰的睿智和良知、学识和胆略。

毫无疑问，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爱新觉罗早已寿终正寝，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也不复存在，国人“明朗的天”已度过了60多年，鲁迅的思想“过时”了吗？鲁迅的批判精神因失去批判的对象而“失效”了吗？这次“鲁迅社会认知调研报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认为，这一回答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前提，即：我国的封建社会是结束了，但封建主义的思想遗绪依然存在；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离实现人类普世价值还有相当大的落差；整个社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反民主的专制意识、反文明的愚昧陋习、反进步的落后机制、反自由的统辖体制、反法治的人治模式。恰如陈丹青在接受《新周刊》记者采访时所说：“相比鲁迅时代，只是故事与剧情变了，角色还是那些角色”。由此可见，中国在走向“大同世界”的进程中，亟需继承鲁迅思想，光大鲁迅的批判精神！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求理解。”哲学总是以“为什么”的方式提出，反映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总是会问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动？社会制度为什么会如此运作？在质疑的同时，对反科学的说法和做法予以批判。——而这种理性是必须建立在“批判性思维”基础之上的，它对现有的制度、惯例、常识都将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其基本信念是：任何思想或制度都没有受质疑、批判的豁免权！倘若用哈耶克“公民社会必须具备公民的批判性思维”来衡量我国的现状，毋庸讳言，尚距之甚远！近读学者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思维危机》，很受启迪。他说：“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人在思维能力上，特别是在逻辑思辨能力上，存在相当差距。语言失范、逻辑混乱的现象相当严重。不少人缺乏理性，不会论证，推理简单，看问题偏激片面，动辄破口大骂，搞人身攻击。”检视当下的批判场域，那种“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王充语）的“中国式思维残障”现象并不乏见。学习和发扬鲁迅的批判精神，乃是根除这一现象的一剂良药。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网络时代，实施批判有着鲁迅当年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思想资源更为丰富，信息渠道更为畅通，操作手段更为便捷，交流对话更为快速——我们的批判理应更为有力且有效，这，才无愧于时代呵！


陈丹青：一个物质的中国可使鲁迅目瞪口呆

专门写过《笑谈大先生》一书的陈丹青，是一个几十年与鲁迅文字相伴的人。在内心，他将鲁迅假想为一个跟自己极要好的人，他的所谓“想念”就是与鲁迅的一场场精神对话。

“20年前，关于鲁迅的话题还都是国家大事，他的画像在人民大会堂里和毛主席的一样大。现在，他终于回到民间了。”陈丹青认为，近20年官方与民间不再在圣坛上拜祭鲁迅，他不再被供奉。但是，“这种暧昧的疏远和前50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的。”

显然，如今的中国与鲁迅时代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可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京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汽车有感于道路坑坑洼洼，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年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比基尼……“当然，一个价值观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哑口无言。”

陈丹青说，鲁迅先生是一名以笔做武器的战士，他的精神核心就是批判精神，而这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的社会，还远没有完善到不需批判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批判精神在哪里呢？单位里，和稀泥、随大流者越来越多，坚持原则者越来越少；社会上，人们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学术界，充斥着专家学者社会精英，理应带头为社会和民众利益奔走呼吁的他们，马屁虫却越来越多，口水仗越打越烈，经常发表一些让老百姓寒心的言论；媒体上，大量关注的是些无聊的鸡毛蒜皮和明星的花边新闻，媚俗往往成为舆论主流，有些媒体甚至极尽煽风点火和引导之能事，目的只为吸引眼球。”

“鲁迅身上最珍贵的品质，是三个‘拒绝收编’——‘拒绝被体制收编，拒绝被文化系统收编，拒绝收编任何人’。而这样的独立精神，在如今大多数甚为活跃的知识分子身上，早已消失殆尽。”陈丹青认为，或许很多人觉得现实是改变不了的，说了没用，还不如不说，于是选择了麻木度日。

在本应出现的“当代鲁迅”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就只能请出鲁迅他老人家了。“70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的时代作背景。”陈丹青总结道，“换句话说，鲁迅早已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


是时候请先生走下神坛了

2005年9月，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由上影拍摄的电影《鲁迅》和观众见面了。电影能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吗？

眉头紧锁，骨头最硬，一个也不宽恕，这几乎是公众心目中鲁迅的标准像。此次影片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充分吸收了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试图塑造一个新的真实的鲁迅。

导演丁荫楠这样描述鲁迅的形象：烟不离手，一根接着一根；头发很硬，不用头油，所以常常竖着；一字胡儿，很浓很密，吃东西时动感很强；脸色随着病情变化，或灰白或红润，但眼神却透亮闪光；不修边幅，常常穿灰色或黑色大褂；动作敏捷，不做作，不摆架子；毫不掩饰爱憎，喜欢畅快地大笑，轰然而出，感染着周围人，但对于他认为应该批判的毫不留情。

在精神层面，电影在开头用鲁迅在女子师范大学慷慨激昂的演讲来概括：知识阶级是独立而清醒的，不会见风使舵人云亦云，因而永远处于痛苦孤独之中。

“这段演讲词就是对鲁迅精神的提炼，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这是电影要表现的一个方面。”丁荫楠说，“另一面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鲁迅有对朋友和家人的温情，所以电影的后半部主要写他的家庭生活和朋友间的交往。”

“鲁迅最后的一段时光，有仿徨和反省，就像他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这也是生活”》）中所写，‘删夷枝叶，注定得不到果实。’他最后感悟到自己一生过于注重大节，而忽略了生活。所以影片中，病重的鲁迅夜里让许广平开灯，要来回地看看房间。”编剧刘志钊说，这就是他感受到的鲁迅。

鲁迅之孙周令飞说，“过去过分强调他的战斗性和横眉冷对，批林批孔用鲁迅，批水浒也用鲁迅，鲁迅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了斯巴达克式的人物。这甚至引起了一些年轻人对他的逆反心理。”“让鲁迅从神坛上走下来，但走成什么样子合适？还原到哪一步？没人敢说。生活方面是有可能的，可以做，但是精神和思想上，还原成什么样子，很难有人做到。”


怎样继承鲁迅的遗产

今年的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30周年诞辰，恐怕也是他最安静的一次纪念日。遥想先生的120周年、110周年、100周年……乃至更早的“逢十”诞辰纪念，无不声势浩大，鼓乐喧天。其间的情境反差，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与现实走向的变迁。在鲁迅的战斗性和尖锐性屡受质疑的今天，我们如何重估鲁迅传统的价值？他的思想和美学与我们的当下存在有何关联？我们能否葆储他最珍贵的遗赠，而不将之随风丢弃？我们能否体认他惨淡奋斗的平生，而不逃避自身的困境？基于这些问题，本版特别刊发学者孙郁的纪念文章，并向哺育了我们的130岁的鲁迅先生，献上心中的感激与爱敬。

鲁迅传统是一种失败的文化形态？

在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反思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仪式。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古代的传统，也包括现代的传统。近十年来，学界有人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看成失败的形态。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狭隘的视角，鲁迅的遗产实际上一直在文化的进程里涌动。它与胡适、李大钊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对比，在诸多合力下，推动了新文化的进程。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文化的根本点上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儒家的秩序被个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革命理论所颠覆，现代性的因素渐渐出现在各种文化符号里。鲁迅的那些鲜活的、带着斗士气和智性的文本，在基本点上偏离了古代文化的主流，代之以人本的、个性的思想。不仅在阶级斗争严酷的过去，他的思想启示了无数的革命人，即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鲁迅的那种非物质而张灵明的精神意象，依然被无数知识分子所喜爱。鲁迅当年期待的“立人”、“人国”的世界，还在进行之中，他的话题也相应在进行之中。这个把旧文明吃人的本质还原了的作家，经过一生的挣扎与奋斗，拓展出了一个新文化的路径。

鲁迅思想对人们认识历史中的难题，启发巨大。王学泰讨论游民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就有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某些思路，是带有鲁迅的一些痕迹的；林贤治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述在深层是回荡着鲁迅的声音的；钱理群对思想史的思考，是一直以鲁迅的思想为参照的；邵燕祥、蓝英年的写作，细看是流动着五四的激情的。至于美术界，吴冠中、木心、陈丹青对绘画深层领域的顿悟，多少有鲁迅的影子，有时候甚至颇为明显。文坛之外的人们对鲁迅的看重，并不亚于文学界。鲁迅研究不都是现代文学界特有的现象，事实是，他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框架里，是无法回避的存在。

但是，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鲁迅的战斗性、尖锐性开始受到质疑，以为把精神生活的宁静打破了。早期喜爱鲁迅的王元化，就不再喜爱那种批判理念，李慎之也由欣赏鲁迅走到怀疑鲁迅的路。中国的一些学人认为，鲁迅对儒学的偏离，从根本点上破坏了文化的品质，要为百年间的非理性文化的泛滥负责。中国文化是摆脱鲁迅还是走进鲁迅抑或改造鲁迅传统而发展，没有一致的看法。如何对待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将其系统化地整理、研究，便显得颇为重要。

应在什么层面继承鲁迅的遗产？

重新审视鲁迅，可以发现他的认知的盲点和历史的局限，比如对一些人物的判断，对域外文化的理解，因材料的限制而表述不周延，他晚年对事物的认识还有简单化的一面。但没有一个中国文人具有如此深切的精神力量，在思想品格、人生境界、审美快感上给人如此丰富的影响力。鲁迅的传播与影响，是自孔夫子以来最大的事件。从此，我们的文化路径，开始转航。人道主义与个人精神，社会大同与温情的梦想，已经深入人心。

从文学、历史、政党文化等方面，全面梳理文化人鲁迅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关系，颇有意义。鲁迅精神的特质是什么？他如何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和革命的进程？作为一种精神的底色，如何进入到社会改革者的语境里，并对文化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涉及到变革时期人们对鲁迅的借用，也有对他误读的解析。鲁迅与他的时代以及后来的社会思潮，形成了一种深度的文化关系。他不仅进入到文化的先验认知形式里，重要的在于，他成了继孔子之后，深刻影响知识分子人格的一种精神参照。这个参照同样进入到政治层面，对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暗示力。它在文学、社会学、艺术学、政党文化里，都有值得深思的内涵。

从更深的层面上说，鲁迅的思维方式与语言方式，奠定了现代精神史的基本路向。正像康德规范了西方后来的文化走向一样，鲁迅对中国社会自我更新机制的形成，也具有相当的启示力，甚至成为知识阶层一个“先验存在”。鲁迅在哲学层面上，展示了人的有限性问题，让人意识到克服有限而趋往无限的选择的悲壮性的价值。在美术史上，他将新兴的版画运动置于民族解放的途中，找到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他的告别象牙塔的时间理念，使其命运与大众命运结合在一起，有了异样的力量。在教育的建立中，其培养“好奇心”的理念和怀疑主义理念，都暗含着他乌托邦的理想。

研究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实是寻找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坐标性的存在。古文如何被白话文所取代？士大夫气如何让位于社会关怀的情怀？直面现实的理念如何取代了象牙塔的迂腐之气？人们如何接受了五四遗产并改变了五四的路向？当下文学生产为何不断从鲁迅那里受到滋润和启发？现代学术怎样在他那代人手里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的文坛为何难以超越鲁迅的传统？一些偏执的文人如何依傍着鲁迅又在远离着鲁迅？鲁迅的非孔理念是对还是错的呢？我们究竟应在什么层面继承鲁迅的遗产，并把这份遗产置于当代文化的建设中？都值得深思。这些思考不仅是回答历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文化的追问。它对于我们继承五四传统、建设新的文化无疑都有参考价值。

鲁迅的哪些价值是儒家传统不能给予的？

在与鲁迅作品相逢的时候，其实是拷问着我们自己。九十多年间的文学史，有创造性和现实情怀的人，多少都和鲁迅的精神逻辑发生关系。中国旧的文学奴性过多，士大夫者流只会说着空洞的自慰的话，全与真的人生无关。鲁迅所介绍的作品，几乎都是心灵深处的喷吐，或直面现实，或拷问内心，显出精神的深。而且他绝不以士大夫的口吻叙述和转述对象世界的思想，一直试图转化出新的语序和新的逻辑表达方式。越到晚年，他越自觉地和自己旧的表达习惯相背离，译文也越苦涩难懂。他试图创造出严明的语句，希望以此增添汉语表达的丰富性。这是他一生最悲壮的语言试验，梁实秋、李敖攻击他的语言不通，用的是常态人的逻辑。而鲁迅在思想和审美上，向来是反常态的、向极限挑战的人，创作如此，翻译也如此。

当我们认真回望这些历史的时候，就会感到，对鲁迅的描述关联着文化的敏感地段，是对精神史的穿越。它不仅涉及一个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包括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在这个思考过程里，我们将面临一种知识结构的考验，一种对真实的灵魂如何把握的挑战，一种综合判断力的试验。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中，鲁迅的哪些存在含有瑕疵，哪些具有镜鉴的价值，哪些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鲜活的基因，都将在史料的穿梭里被拷问、追忆和选择。

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愉悦是分享了鲁迅那代人的恩泽的。比如以幼者为本位，而非以长者为本位；以多元互补反对单一色调；以牺牲精神代替享乐主义；自由恋爱而非父母包办；真实地做人，坦率地对话等等。而他揭示的许多精神病象迄今也未被国人所注意：比如大中华理念，自欺与欺人，主奴心态，“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做事的虚无党”等等。面对鲁迅遗产，才知道先辈为我们铺垫了一条通往自由与民主的道路；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起点，我们才懂得现代化的路还很漫长。

鲁迅与二十世纪的话题将提示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需批判地摄取，也提醒我们不断和自身的惰性与有限性抗争。光明磊落的而不是委琐自私的，一丝不苟的而非似是而非的，忧患与大爱相兼而非自娱自乐的，以人为本位的而非以反人道为本位的。鲁迅的研究不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中的停歇，而是一次没有终点的跋涉。他的思想永远在奔流着，不像许多思想者把自己的学识变为一个湖泊，静止在历史的角落。鲁迅在身后一再被人们所提及和呼应，乃因为这智慧的流淌不断冲刷着我们躯体的积垢。他的新鲜的语态，使其文字一直没有过时，那些篇什仿佛是对今人的讲述，在我们的心头流溢。

研究这段历史，才知道我们许多人已经被污染，才知道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畅想，而是流血流汗的劳作。这些价值在孔夫子的遗产里难以找到，在四书五经里也难觅痕迹。鲁迅那代人，在殉道意识中，在悲悯的情感中，确有孔子的基因。可是另一方面，他开阔的视野，那种科学理念和人本主义的理念，把我们锁国的铁屋子打开了天窗，呼吸到了现代人的自由的空气，我们的文化进入了光明的通途。这是传统儒学所没有的。古代的遗产固然重要，而鲁迅与五四遗产同样珍贵。以他为代表的新文人的传统，还远没有被继承下来。与儒家文化比，鲁迅传统的价值，可能更大。因为它不仅建立了新的现代性的形态，重要的是，它不断提醒人们，不要成为现代性的奴隶。人只有在创造中自由地飞翔，又不断提防自我的迷失，才可能进入自由之途。这也是孔夫子的遗产中所没有的存在。也由于此，阅读鲁迅，其实是对我们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的一种反观，那其间的挑战性和现实性，将检验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不能和他近距离交流，那么我们对自身和对象世界的认知就会依然模糊不清，我们也就不能创造出比他还要深切的艺术。

临窗读雨

鲜为人知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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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教师”鲁迅

“教育是植根于爱的”。在鲁迅五十六岁的短暂生命中，有十八年曾在讲台上度过。教书，并不是鲁迅职业生涯的首选，却是他投入社会，花费精力较多的首个职业，作为家中长子，“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希望我在经济上的帮助”，他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于一九○九年夏回国执教。

但鲁迅并不单纯把教书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是用作改造国民性，教育青少年的重要补充。他上课，倾尽心血，敢于创新，摒弃旧教育体系的迂腐和糟粕，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革，逐渐摸索出学生爱听易学的周氏教学法，至今仍有一定借鉴作用。

初涉讲台，他便遇上难题：生理课生殖系统如何讲？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中，性教育始终是讳莫如深的。时至今日，仍被一些教师视为畏途，其实早在百年前就被鲁迅迎刃而解了。这位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的新教员，认为性在教学中是回避不了的课题，因而淡定自如，坦然大方地讲。但课前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不许笑。为了避免尴尬，他的讲义引用了许多古语，并以文字符号作图：以“也”字表示女性生殖器，用“了”字表示男性生殖器，还用繁写的绞丝旁(缺下面两点)代替精子。课上得巧妙成功，这位青年园丁的才智胆识尽显，以至未听到课的学生纷纷向他要讲义。讲义虽简，看得出鲁迅备课是动足了脑筋，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鲁迅教书是流过血的。还是在杭州师范，一次上化学课他忘带火柴，返回去拿时嘱咐学生勿动易燃气瓶，免得混入空气发生爆炸。等他取回火柴一点火，气瓶居然炸碎，鲁迅手上的血染红了衣袖。再看教室前两排座位空着，显然，这是个别调皮学生的“恶作剧”。在师道尊严的年代，作弄老师是大逆不道的，但从一个侧面说明鲁迅对学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招来过头的玩笑，故而一些友人认为鲁迅被弟子“欺侮”了。

与幼时受过的私塾教育不同，鲁迅乐于把课堂搬到自然和社会。他在绍兴中学堂担任教务长，兼教植物学等课程，带学生远足，零距离讲解植物，教学生认识自然，课上得活泼生动。他还随身背着从东瀛带回的绿色标本箱和“洋桑剪”，沿途见到一些植物，就剪下放进标本箱内，告诉学生是回校作标本用的，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这种寓教于乐的野外教学方法，在绍兴，他是第一人。

他反对学生读死书，“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辛亥革命时，他已受聘当了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武装演说”，参加推翻封建帝制的活动。有的学生担心会遇到当局的阻挠，鲁迅就激发他：“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结果士气大振，市民以为革命军来了，欢欣鼓舞，封建势力闻风丧胆，游行队伍无人敢挡，学校的社会活动初战告捷。

旧时教员上课，长衫整洁，举止斯文，处处体现出为人师表的规范来，鲁迅大致也是这样做的。但鲁迅追求的是“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所以有时会“不拘小节”。他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学生们惊奇地发现，周先生右耳夹根铅笔，像个木匠，有些滑稽。讲课间他不时把铅笔取下，在讲义上划着，告诉学生跟着划写，又夹上。直到下课离开，忘记把笔取下。原来，笔是改讲义上的错字用的，由于讲义印得仓促，未及校对，多有错字，他发现及时更正，免得误人子弟。从中可看出鲁迅对教学的严谨和投入。由于鲁迅的学识和认真，他的“粉丝”特别多，听鲁迅讲课，成为北平几所大学学生的一大幸事。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带有绍兴口音的国语讲得稍慢，便于北方的学生听懂。他旁引博证，深入浅出，见解独到，有时还在黑板画图，甚至辅以夸张的肢体语言，风趣幽默，学生听得如痴如醉。不仅教室，走廊、窗外满是旁听的学生，不得已，有几次另择场地进行。

鲁迅鼓励学生博学，有选择地读中国古籍(免受封建影响)，多读外国文艺作品，多浏览科学书籍，还应懂得一门外语，对读书持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并身体力行营造教学环境。一九二三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成立，他挤出时间，应邀为世界语学校授课。由于学校经费紧张，鲁迅讲课没有酬劳，每月仅付给二十元车马费，他却不肯收。不是嫌钱少，他说：“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义务为学校教了几年书。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甘做草肥和泥土，为青年学生的成长呕心沥血，无私相助，源于其人生追求和对教书育人的爱。他师德高尚，桃李满园，让我们认识了作家鲁迅之外的教师鲁迅。


公务员鲁迅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十四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

公务员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棠（鲁迅与许寿棠自留日期间结识）。

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棠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美术：鲁迅的另一块生命田园

      短发直立，浓眉冷峻，唇上的胡须有如“隶书的‘一’字”，在许多人心目中，鲁迅先生的形象就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经典。

　　能够塑造出这一经典形象，中国的版画界功不可没。而版画，又与鲁迅有着不解之缘。今年是鲁迅诞辰１３０周年，同时也是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８０周年。为此，有多个版画展在杭州和绍兴相继举行。

　　１９３１年６月，鲁迅帮助国立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 name="HL_TAG">美术学院）木刻团体“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首展，并写下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这些“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为“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而在他去世前１１天，鲁迅还来到全国第二次木刻展览会的会场，和青年木刻家谈素描的基础，谈社会阅历与生活观察。著名摄影家沙飞拍下了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先生微微昂头，神情轻松，谈兴甚浓，似乎未受病体折磨，而４个青年木刻家俯过身去，有如在父亲跟前聆听教诲。

　　“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引路人，青年木刻学生都愿意把刻鲁迅像当作自己最初的艺术尝试，而鲁迅爱恨分明的个性神采，又特别便于用黑白分明的木刻版画来表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教授说。

　　中国美院的两位老教授就曾以鲁迅题材留下了扛鼎之作。一幅是赵延年创作的《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另一幅则是李以泰创作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尽管这些作品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但是至今无人可以超越。

　　赵延年告诉记者，虽然没有见过鲁迅本人，但是他也间接得到了鲁迅的教导。年轻时他创作过一幅《秋收》，但是他的老师李桦指出了不足：“他问我田里作物是麦子还是稻子，如果是稻子，成熟时就不可能像麦子一样直立。”

　　“这其实是美术创作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也是鲁迅先生对李桦那一辈人在创作上的要求，李桦当时和鲁迅时常通信，接受教导。”赵延年说，这对自己之后的创作活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过去我们往往认为鲁迅只是以思想家的高度，给美术界以心灵上的支持，但实际上，他对美术有很宏大的寄望。除了文学之外，美术贯穿了鲁迅的一生，成为他倾心关注的另一块生命田园。”许江说。

　　１９１２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方针，力邀鲁迅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全国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事宜。在教育部‘夏期美术讲习会’上，鲁迅还作了《略论美术》的专题分章演讲。

　　而从他的文章书信和艺术收藏中，我们更能看出鲁迅的美术思想。“他特别注重收藏汉朝的画像画，喜欢汉唐艺术，希望能把汉人石刻的‘气魄深沉雄大’和唐人线化的‘流动如生’取入木刻。”

　　许江把这一思想总结为五个部分：支持年轻木刻，鼓励它“侵入文人书斋”，也告诫它不能堕落和衰退；强调艺术真情实感；主张版画要融入博大的中国精神；重视版画的复制实质；注重技术修养与内容的关系。“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精神开始介入现当代艺术创作中，从‘艺术革命’到‘革命艺术’，从‘艺术化大众’到‘大众的艺术’，鲁迅话语始终充满批判锐度。”

　　而赵延年则表示，当时的中国有国画、油画、水彩画，但是鲁迅主张提倡木刻版画，是为了表现真正的人民，表现人民的困苦、希望和斗争，“真正的好作品，应该能为不同时代的大众所接受，不仅是接受，还能起到动人的作用。而鲁迅先生提倡的版画，无疑正是秉承了这样的理念。”


“藏友”鲁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许广平和我合写的《关于鲁迅集邮的通信》公开发表后，引起集邮爱好者的极大关注。1981年，我加入市集邮协会后，老同志鼓励我，对鲁迅与集邮一事可进行探索、研究。

我经常能与集邮家面对面地交流，大大长进了邮识。三十年来的调查考证，确认鲁迅曾是一位集邮爱好者。1902年4月，鲁迅取得了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先在日本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日语两年。每当收到家信时，鲁迅总是小心翼翼地把信封上的邮票一一洗下来，欣赏、收藏，从中得到了美的享受、知识的滋养。在此，鲁迅认识了也以官费赴日留学补习日文的许寿裳。许寿裳也喜欢收集邮票，两人兴趣相投，一见如故。不久，鲁迅被繁忙的学习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得暂时中断收集邮票。鲁迅想，与其让这些邮票束之高阁，不如送给同学，许寿裳得到的最多。鲁迅认为邮票不仅是邮资的凭证，还是一种艺术品，应讲求内容，取材要广泛，要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综上所述，鲁迅曾是集邮爱好者。这也印证了鲁迅小弟周建人给我信中“早先可能搜集过”的说法，至于许广平说鲁迅自己没有收集邮票的嗜好，这是指1927年后。

鲁迅先生曾自制纪念邮戳实寄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鲁迅为了得到纪念日的“特别纪念邮局印耳”，1913年10月10日当天曾特地“自寄一信”。这从另一侧面也可知道鲁迅是一个集邮爱好者。

鲁迅于1929年前后，收藏的一些外国明信片，上海民华纸品有限公司于2001年9月仿真印制为“中国邮政明信片”（上海邮电管理局准印）。内容有人物（猎人、舞女）、图画（鸣鹤图、松月）、动物等。目前，上海鲁迅纪念馆内“内山书店”仍有出售。鲁迅曾收集邮票、美术明信片，还自寄纪念邮戳实寄封，表现了他的多种爱好，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集邮，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可谓小事一件，但由此反映出鲁迅对于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明重视，对于各种艺术的积累和追求。

梦中

{:1_541:}辛苦了，读雨。

梦中

你家的书柜真是丰富，啥书都有呀{:102:}

临窗读雨

辛苦了，读雨。
梦中 发表于 2011-11-1 14:50

这花我喜欢，有梦来读不辛苦...{:060:}

临窗读雨

你家的书柜真是丰富，啥书都有呀
梦中 发表于 2011-11-1 14:51

喜欢买书，北京的书展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去看看...{:1_507:}

我心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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