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题】东方欲晓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千金博一笑

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毛主席遗容后就见此文,足见读雨的政治触觉相当敏锐{:handshake:}

醉影行空

其实不用那么多  再有50年也许就好了风吟 发表于 2013-12-26 11:48

不敢苟同！

风尘异客

天啦！写了这么多呀

风尘异客

时间总是过的很快了！能留下一步脚印是非常困难的

源头活水

毛主席万岁！

晋岩村夫

默哀三分钟，缅怀老人家！

行天

毛主席时代, 中国十大民族名牌, 专家: 出100万也买不到了


毛主席时代，是中国最伟大的时代，毛主席主政时期，不仅日本对中国“俯首称臣”美国总统更是毛主席粉丝，至于美国其他小弟，更是没的话说，西方国家元首排着队来中国见毛主席。



法国总统戴高乐临终之前道：“我没有见到毛泽东，我死也不能瞑目！”后来戴高乐的继承人蓬皮杜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仍然要到中国来见一见东方的巨人毛主席。

1973年蓬皮杜不顾医生的劝阻，不顾身体的状况，毅然来到中国会见毛主席，鉴于蓬皮杜的这种情况，中国政府给予了超高规格迎接他，让蓬皮杜感动到落泪，然而在蓬皮杜访华之后的6个月，1974年4月2日，蓬皮杜总统就离开了人世，让人遗憾。

1974年5月25日，英国首相希思访华，毛主席在与希思聊天之时，对他说：“欧洲人民要团结起来，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胜一切敌人，对于苏联，你们不要怕，他们最终是要输掉的！”



25年后的今天，毛主席的预言实现了，泥足巨人轰然崩塌，四分五裂！而今天欧洲的团结，也要归于毛主席的功劳。

毛主席的时代，我们不崇洋媚外，毛主席时代我们原子弹爆炸了，东方红上了天！今天说说毛主席时代的十大国产品牌，这些品牌相信上了年龄的人十分熟悉，但对于部分00后来说，却是如此的陌生。

第一个是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天津产），从一穷二白到自己生产出电视机再到后来的彩色电视剧，这其中经历了多少，流了多少血和泪，现在又有谁知道呢。



第二：灯塔肥皂，能记起灯塔肥皂的人，现在都60多岁了，第三：凤凰牌自行车，仍记得越南战争的时候，中国汽车产量上不去，毛主席说：“那就多生产自行车，送到越南去！”骑过凤凰牌自行车的人都知道，那个质量不是一般的好，不像现在的单车，骑几个月就坏了。



第四：海鸥牌像机，这个虽然生产了出来，但量并不是很多。



第五：工字牌汽枪！现在已经禁止使用了，第六：三角牌烙铁，第七：回力球鞋，便宜、实用的代名词！可惜现在消失了。



第八：上海牌手表，当时相亲带这个手表，妥妥的，第九：手牌蛤蜊油，用过的人没一个说不好的！



第十：飞人牌缝纫机。这个缝纫机和凤凰牌自行车是结婚必备的啊，现在好多人家里都有。



上述这些全部是民族品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如今全部没的卖了，专家李明更是指出：“这些东西出100万都买不到了！”这些民族品牌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更是象征着中国人的精神。（转载自网络）

行天

三线建设：毛泽东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做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搞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人说“不”

　　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学习苏联。他们那里有现成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成功的。他们已经“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学？况且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争取苏联的援助。1949年，毛泽东亲自赴苏与斯大林会谈，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搞建设，是没有经验的，我们要当你们的学生，学习你们搞建设的经验。直到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中仍然写道：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是我们的模范。”

　　陈云在80年代说过：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这是句公道话。但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建设的。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共同协商的，而且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50年代，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当时，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人说得有道理，应该按苏联方面的意见去办。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但是此时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富春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那么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朝鲜正在打仗的情况下，更不能这样做，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搞，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我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方面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思路的重点是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问题。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考虑，敢于对苏联人说“不”。他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区，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核武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中国作战的新思路

　　1964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可以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

　　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当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迅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他在1959年5月6日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那么，原子弹可不可怕？毛泽东说，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对付“鬼”。为了对付“鬼”，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距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印证了毛泽东原来就存在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时期，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建国初期，他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他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这里面自然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他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他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他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从他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我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的考虑。他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他。他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他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他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此时，他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他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他曾选派聂荣臻及多位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设。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1973年后，中国已经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开始接近，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此情况下，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确实达到了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的目的。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如果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中国就已经具备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同时，也达到了使国家经济布局大体合理的目的。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并且形成了地方工业的完整、配套的体系。

　　三线建设为西部留下宝贵遗产

　　三线建设，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物质遗产。

　　从宏观上看，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从微观上看，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10万千瓦以上电站68座。241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又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124个，累计投资94.72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53%。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新建了12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电机电器工业发展起来了，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形成了年产80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轻纺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有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有5个。此外，通过三线建设，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15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新建了一些高等院校。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的眼光、气魄、思路，给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启示。江泽民在90年代初多次视察西部地区，对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大型企业倍加关注。他当时就指出，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1993年4月，他还在为一部书的题词中写道：“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他对三线建设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肯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党中央于1999年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来源：《党史纵横》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黎锋(实习)）

行天

　　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党中央提出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后又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党正是按照这一战略目标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在此期间发生过许多失误，有些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总体看，这个时期一直没有放松发展生产，特别是1961年至1965年进行五年国民经济调整，使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呈现欣欣向荣景象。

　　这个时期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工业生产成就巨大。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产量成倍增加；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子、石化、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工业地理布局上，不但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广大内地和边疆各省、自治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也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

　　2. 交通运输业有相当大的发展。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运输情况大大改善。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民航方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修建了一批机场，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三条航线。通讯网络延伸到农村，94%以上的乡通了电话。

　　3. 农业基本建设初见成效。1958年初，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广大农村掀起高潮，到1965年为止，建成大中型水利施工项目150多项，其中大部分都在抗洪抗旱、发展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农业技术改造工作迅速开展，初步奠定了我国农业现代技术装备的基础，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

　　4. 科技事业进展显著，面貌有了根本改观。10年中，我国科技工作者克服西方封锁造成的种种困难，研究、设计和制造了一系列高水平设备，解决了许多科技难题。比如，1964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同年10月，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1965年5月，第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提高了我国国防能力。

　　5. 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学校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新建、扩建各类高校近30所，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人数都大大增长，各类中等学校的规模和质量也提高许多，从而大大增强了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素质。科技和管理队伍也壮大起来。

行天

三位前驻外大使谈亲身感受毛泽东在国外的影响（从左至右：孙玉玺、王世杰、王嵎生）

　　编者按：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去世以后，他在国内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至今仍有争议。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远去，多数中国人对毛的功绩与所犯错误的认知不断平衡。那么，毛泽东在国外又是个什么形象呢？今天，在世界看来，毛泽东与今日中国的形象又是何关系呢？环球网评论频道特邀三位我国前驻外大使(其中一位曾担任过毛泽东的阿拉伯语翻译)，畅谈亲身感受到的毛泽东在国外的影响。

　　在西方学者眼中“孔夫子让毛泽东区别于斯大林”

　　孙玉玺(中国前驻印度、阿富汗、意大利、波兰等国大使;前外交部发言人；现任中国波兰友好协会会长)：上世纪70年代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就谈到了毛泽东，当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人对世界事务往往有很独特的看法，那么，中国人是怎么想问题的？我当时就拿了张纸，给他写了孔夫子加毛泽东。我告诉他，你回去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两个人的书，把他们的书研究透了，肯定会了解到中国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因为这两个人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他听了之后真的去看了，过了一两个月他又跟我提起这件事，说孔夫子和毛泽东的书我都看了，做了认真的研究，我认为孔夫子是中国的圣人，他影响了中国的思想两千年，但我感觉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唯一超过孔夫子的人就是毛泽东。他说毛泽东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我这位导师是个犹太人，一位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饱学之士，而且他的观点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但他真正看了毛泽东的书之后他很服气。我觉得他是经过了认真研究，他代表了好多西方学者的看法。

　　我还在波兰遇到过一个很有身份的美国朋友，不太方便透露他的名字。他跟我说，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马克思的学生，孔夫子让毛泽东跟斯大林不一样了。我理解的是，毛泽东是马克思的好学生，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得非常深、非常透，但学完之后绝不是教条地搬用，而是密切结合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来运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还有中国古代哲学，包含了老子、孔子甚至佛教的好多思想，在他的讲话里经常看到他引经据典。所以，毛泽东特别讲人道主义，而斯大林有些做法则比较极端，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在西方学术界经常有一些纪念毛泽东的活动，比如搞一些研讨会、报告会等等，这我在西方工作和当大使期间，他们搞这个活动时往往还邀请中国大使参加。

　　王嵎生(中国前驻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大使、前APEC高官，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泽东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他的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欧洲，举个例子，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有很多研究，曾有很多评论，现在他年纪很大了。他对毛泽东整个战略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对美国的评价，包括“纸老虎”理论是肯定的，而且很多地方他很欣赏，这个很不容易。在美国社会，由于我们的话语权比较弱，老百姓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很多美国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是很看重的。美国人在军事上除了看《孙子兵法》以外，就是看毛泽东著作，他很看重这个东西。在我认识美国朋友中有一位叫怀特的著名学者，他夫人是一位美籍华人，他写了很多书，他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林肯、华盛顿等美国杰出领导人的思想进行对比，认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讲毛泽东对西方的影响，我想引用怀特的评论：“很多人反对毛泽东，我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他实现了一个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世界，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我想这可能代表西方一些专家学者的看法。

　　在第三世界普遍被视为“伟人、导师”，被部分印度教徒奉为“保护神”

　　王世杰(中国首任中东问题特使、中国前驻巴林、约旦、伊朗大使)：我有幸当过几次毛泽东的翻译，我觉得在第三世界毛泽东主要是一个伟人、一个战略家、军事家、导师的形象。当年中东地区有一大批人到我们国内参加军事训练，他们学的就是毛泽东政治，当时包括像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政府官员都在学毛泽东政治思想，像赞比亚等有些国家还用毛泽东思想来组建他们的党和军队。这一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在中东地区有几件事情影响都特别大。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归还埃及的时候，毛泽东很明确地表示了中国坚决支持纳赛尔收回苏伊士运河，说纳赛尔是民族英雄，还接见了埃及驻华大使。我们当时接近五十万人在天安门游行声援埃及，来了好多志愿者。那是1956年9、10月份，我1957年3月份去了埃及，发现在埃及影响非常大，他们说中国人、中国领袖出来讲话了。我在埃及看到报纸上都是大标题，报道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1958年夏天英国空军占领约旦，美国军队登陆黎巴嫩支持右派政权。当时形势很危急，毛泽东很明确地谴责了英美的侵略，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抗，而且当时开始在金门打炮，阿拉伯人民欢欣鼓舞，说中国人民是在配合我们。当时毛主席谈到了这个问题，说我们是抓住了美国的辫子，他侵略了黎巴嫩，我们就在这儿打炮，是支持了阿拉伯人。1958年我当时也在阿拉伯国家，所有的报纸也都在报道这个事。

　　第三个，当时埃及与叙利亚开始合并成“阿联”，后来分裂了。1965年那个地区有个代表团到中国来，毛主席接见了他们，我去做的记录。毛主席当时提出一条，阿拉伯国家要团结，不团结的话帝国主义就会欺负你们。这个影响也很深，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外交里延续的还是要支持阿拉伯国家。1969年，叙利亚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中国来，看到中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支持，看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威力，回去以后，第二年我去参加他的国庆典礼，就一人发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论人民战争》。一个国家能够在他的国庆阅兵典礼上给所有的外宾及他的高级军官人手发一本这样的小册子，这个事影响很深。

　　后来我们国内的一系列运动，像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有一些感受，但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要少一些。因为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比较早，他一直支持第三世界。

　　王嵎生：在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位伟人，而且是几百上千年难得出现的一个伟人。比如我们1971年进入联合国，按照国内的一些想法，我们和非洲老百姓见面要说谢谢他们，因为毛泽东讲过，是他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可他们说：我们哪有力气抬进去呢？是你们的毛泽东有好的政策和思想，让我们敢于对美国说“不”，就像“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所说的，在战略上要藐视他们，敢于维护我们的民族独立。美国在联合国势力很大，敢投票跟美国唱反调，我们哪儿来的力气？是你们中国毛泽东的思想给了我们力量。

　　孙玉玺：到今天，让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在印度。印度有很多老百姓都把毛泽东半身像放到神龛上，天天烧香磕头跪拜，这在印度特别是在东北部地区尤其常见。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一些话像“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人民服务”等等非常熟悉。外界把那个地区称为“毛分子地区”，实际是印度共产党的一个派别，他们正式的名称是“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外界管他们叫“毛分子”。他们的一些干部会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等等，老百姓则多是印度教徒，按照印度教的说法，保护神比湿努每两千年有一个化身来到人间救苦救难，他们就普遍认为毛泽东是来到人间的保护神，所以他们搞纪念活动时都是抬着毛主席像，而且家家供奉。在印度东北部最大的邦新孟加拉邦，执政者就是“毛分子”，他们已经在那儿执政30多年，搞的纪念活动很多，每年都搞。

　　再举个例子，我遇到过一位非洲外交官，他对毛泽东感情非常深，他说自己一生都是受毛主席鼓励长大的。他说：当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为我们穷人提气。我们在受到帝国主义、大国欺负的时候，就想起毛主席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感觉特别弱小的时候，就想起毛泽东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信心百倍了。他作为一个非洲外交官，从思想上、感情上对毛泽东、对中国非常深。毛泽东的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老百姓看了毛泽东的著作，都感觉到特别亲切，这就是我的印象。

　　毛泽东对世界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王世杰：在当今情况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发展这么快，西方有些人就不舒服了，而且一直想搞和平演变。特别是像现在，好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道路问题、模式问题。我最近看参考资料，有很大一部分就讲，资本主义是不是要完了、中国是不是要取代他们了，因此他们十分害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有些人就要来妖魔化中国，他也知道中国的奠基人是毛泽东，只要从根上把毛泽东诋毁了，中国共产党就不行了。

　　那么，现在毛泽东的形象在国外有没有发展变化，评价是高了还是低了？我觉得毛泽东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地位没有变化。在第三世界这种负面影响比较少，因为它的宣传不是从妖魔化角度去做的。即使中国国内对毛泽东的一些负面批评，在第三世界负面影响也很小。

　　当然，现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是以经济为主题，所以，现在要在发展中国家谈起来，影响大的可能是邓小平，因为他把中国引向了发展繁荣的道路。但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些在世界上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因为，首先，毛泽东留下了很多著作供后人去学习，像毛泽东这样有系统理论的领导人，现在没有;其次，现在对毛泽东有意见的很大一部分人，当时是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伤害，等这部分人慢慢过去了，后人在看这些著作、这些理论体系的时候，影响肯定很大，中国很难有人超越他。

　　王嵎生：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比较淡化了，但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一点没有淡化，有些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我们的进攻很厉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看起来是对着毛泽东的，实际上是对着现在的中国。

　　毛泽东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绝对是空前的，时代在不断前进，还会有更多伟人慢慢出现，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一定要实事求是。现在西方顶级的知识分子，经过反思总结之后，对毛泽东的正面看法在上升，现在我不敢说他们对此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确实正面评价、积极评价在上升。包括现在提的“和谐世界”概念，两国关系都以中国的和谐世界为起点来谈，这个虽然不是毛泽东说的，但是，是毛泽东和一代代领导人积累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对他的评价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我想说，我不赞同极左思想对他的评价。

　　孙玉玺：毛泽东一是位平民领袖，他一直考虑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是这样，在世界上也是。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看到在人群中出现了毛泽东像，我认为他们打那个画像的时候是在想，毛泽东是维护穷人利益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是什么？实际是民众对那些超级富翁，即所谓华尔街金融大颚的极度不满。当前在西方社会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怕毛泽东、不喜欢毛泽东的人，一类是为富不仁者，一类是贪官污吏，那些华尔街大佬们就有为富不仁的嫌疑。你看当时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社会上的许多不公平现象全都显示出来了。所以他们打出毛泽东像一点也不奇怪。我觉得如果认真去读毛泽东的书，认真去了解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你会从心底里佩服他是一位伟人，我认为他的影响应该会越来越大。

　　谁想彻底否定毛泽东谁就没良心，谁想回到毛时代谁就没脑子

　　王嵎生：现在西方有一部分人很怕毛泽东思想，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有人把他们叫做“新右派”，他们要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这跟毛泽东历来的思想和我们现在的历史创新、继承创新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现在想搞颜色革命。因此他们就全盘否定了毛泽东，而这种思潮在中国社会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反应。所以，现在在国内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些人试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最近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很短的帖子，说有95%的人在中国是怀念毛泽东的，但这95%的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我觉得这个西方思想在中国是得到一定的呼应的，实际上是冲着现在的社会体制来的，大家都在讲改革开放，按什么路子改革？什么路子开放？现在我们讲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但国外还有一部分人坚持毛泽东思想其实是误解了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想法与其本国的实际国情不相符，这种情况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地都有。比如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有武装运动，秘鲁有“光辉道路”等，他们就认为我们现在是“右”了。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思想指任何一个事情都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做，拉丁美洲的一些所谓“左派”，我觉得他们有些极端了，把毛泽东思想念歪了。

　　现在国内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全盘肯定毛泽东，想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另外一种是要全部否定，彻底推翻。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现在这个时代跟当年不一样了，现在主要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我们充分肯定他，但我们并不是讲他一切都是正确的。普京过去讲过一句话，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我就认为，谁想彻底否定毛泽东谁就没良心，但谁要想回到毛泽东时代谁就没有脑子。

　　孙玉玺：我前面说到的我那位导师，20多年之后，我在韩国又遇见了他。我当时给他写“孔夫子加毛泽东”等于新中国，他说现在新中国又变了，改革开放了，好多事物又搞不清楚了，我说你要想再理解中国，那么就是“孔夫子加毛泽东再加邓小平”等于“今日中国”。我始终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尽管他有一些改变，但是他根本思想没有变，他坚持毛泽东思想。我在国外凡是遇到他们赞赏邓小平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邓小平是毛泽东优秀的学生。

　　邓小平在很多地方讲话的时候，总是强调毛泽东的一句话，你在执行领导的一些指示的时候，一定不能盲目执行，盲目执行等于反对，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泽东多少次强调提出的。实践论、矛盾论都讲实事求是，你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必须亲口尝一尝。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是坚定地奉行了毛泽东的思想。他根据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冲击之后的情况决定，这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富强发展，就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我觉得他这样的决定，都是基于毛泽东思想。

　　王世杰：将来人们可以沉下心来想想，今天我们玉兔上天，上太空也好，下海底也好，基础是什么？就是两弹一星。这些基础哪儿来的？这样就可以叫人们沉来心来看看毛泽东的功和过，去看看他到底是功大还是过大。实事求是地说，真正客观的人不能否定毛泽东的伟大贡献。现在反对他的、支持他的人，都强调感性方面，是出于自己的感性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会越来越回归。(主持、整理 王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