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题】东方欲晓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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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前的年代里，中国的钢产量从来没有达到过100万吨，但到1960年却超过1800万吨。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60年跻身于世界前十位，其新建的工厂设备为以后的扩展打下了基础。政府也对该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加以组织，以适应新的技术时代。中国于1964年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又在1967年试爆了氢弹，并于20世纪70年代将多颗空间卫星送入轨道。
      这个政权以多种方式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从物质上将全国统一起来。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事业被置于国家优先发展地位。民力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对沟渠河道进行整治，阻止了血吸虫病之类传染病的蔓延。在扫盲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政府对书面中文语言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推动汉语语音的标准化。它还采用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拼音系统。妇女被鼓励丢弃儒家传统的以恭敬顺从为尚的道德标准，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可以去争取新的机会，尽管能够进阶于政治权力高层的妇女为数不多。一些陋习如童婚和纳妾被宣布为非法，而裹足在20世纪早些时候已经被消除了。以比俄国革命更加深刻的方式，中国革命重新塑造了其巨大人口的行为习惯和精神气质，其影响力直达千百年来与外界缺乏沟通的偏远村庄。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走上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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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大地可能将产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宗教——毛教
　　
　　什么，“毛教”？？？或许很多网友一听“毛教”二字，会大吃一惊！是的，就是“毛教”，接下来就从纯粹宗教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毛教”产生的可能性，而不涉及其他任何议题。
　　自从毛主席逝世后，在历经波折的30多年后的今天，民间的“毛泽东热”自是不必说的了，已然燎原之势。而且，民间的这股“毛泽东热”中，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将毛主席当神灵一般进行供奉、膜拜、祭拜。
　　也就是说，在今天，已经有相当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不再祭拜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佛像、观世音菩萨、土地山神了，而是转祭拜毛主席了。如果在网络上搜索“毛主席烧香祭拜”之类关键词的话，有关百姓将毛主席当神膜拜的新闻不少。
　　在我们能切身接触的现实中，毛主席被当做神佛被信徒们膜拜的例子也是常见的。比如，近年来在河北和河南，就能在部分农村地区见到建毛主席纪念馆供烧香祭拜的。如果今天去西藏，将毛主席朴素地信奉为“文殊菩萨下凡”来解救受苦大众的神灵而加以膜拜的藏民家庭，也都还有；据说，西藏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翻身农奴家里都只贴毛主席画像并加以香火膜拜的。
　　我们都知道，在人民大众之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无神论者的。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说在广大的农村，有祭拜佛祖、观世音的，有祭拜土地山神、灶神的，做生意的则越来越多地在供奉关帝爷或者财神爷，当然还有不少信基督、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也就是说，总有那么相当部分人无论如何是有宗教信仰或者宗教信仰需求的，总要信奉某位“神灵”。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其创生和发展壮大过程。就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灶神爷、财神爷信仰，也是有故事的。而且，如果考察世界最大的几个宗教的话，大家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从真实的“某个人”的故事以及对这个个体的“人”的膜拜而发展来的。比如说，由耶和华发展来的基督教，由那王子释迦摩尼发展来的佛教等，以及我们中华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是发端于真实的人物“老子”的。
　　因此，如果我们摒弃一切偏见和倾向性，然后来看待当前民间的“毛泽东热”“祭拜毛泽东”现象的话，一个极其令人惊喜、惊讶和兴奋的新生事物似乎已经如早晨的朝阳几欲喷薄而出了。那就是，发端于真实的个体“毛泽东”的，完全土生土长于中华大地的一种新宗教，似乎已经胎动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现象啊，本帖子暂且将其命名为“毛教”。
　　当然，对没有宗教信仰意识或者无神论者如我，看待“毛教”也会跟看待基督、佛教、伊斯兰教等一般，无所谓的。毕竟总有部分人是信教的嘛，不外乎有人信奉这种，有人信奉另一种罢了。
　　但是，如果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能产生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还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一种世界性宗教往往还代表着一种强势文明，一种极有生命力的文明。中国正统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应该说是“道教”，但道教不是世界性的。如果依托于世界性的“毛泽东”，而在今后的岁月中产生了世界性的中华宗教——毛教的话，那可以说这是中华宗教文明走向世界的真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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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道德深入人心的国家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光环。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日本出版的时装书。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像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主席著作(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收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零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国家。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来源:《漫长的革命》埃德加·斯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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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制度
新浪历史 2013年10月16日 09:27:37

《春苗》
      晚清以来，西风渐强，科学主义(被错误的被等同于西化)也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在医学界也表现为西医对中医的排斥。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并没有彻底打倒中医，反倒让原本松散的中医团体组织了起来，并自称国医，主动拥抱国家体制和科学话语。于是，中医科学化也成为中医从业者的策略和共识。虽然西医也确立另外一种话语秩序，自称为新医，从而与作为与旧医的中医相对立，但在后来的民国时期，中医也慢慢进入卫生防疫体系。然而，“中医”被更深地卷入现代防疫体系之内，最终在其中扮演一种过渡和边缘的角色，是与1949年以后“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国家总体卫生政策规划密切相关的。

      因为西医的治疗与防疫体系主要停留在大城市，而鼓吹西医的也主要是大城市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于是甚至在解放后，中医在农村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农民的头脑内，阴阳五行等迷信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医患关系也并未改变。而在50年代以后提出的医疗三大原则——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和团结中西医——则为中国建立全面的卫生防疫体系奠定了基础。

      但这与“为工农兵服务”的目标还相差甚远。1965年，当毛泽东看到，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居然有80%的高级医务人员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而城市占去了75%，不禁大发雷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8年9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后为《人民日报》转载，这也让赤脚医生成为全国的新英雄。赤医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培训的时间也不长，采取半农半读的学习方式，其目的就是“在最短的周期内调动各种医疗资源，使之在农村的最底层发挥 最大的效益。” 赤医就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疗实践，在农村基层的卫生系统中起到基础作用。

      《春苗》这部电影所宣扬的就是赤医精神。当然更为重要的，赤医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政治问题：医生到底为谁服务？除了两条路线问题，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微观政治学问题。

      赤医与单纯的西(洋)医的差别在于：西医通过科学设备与数学方法，确立了关于生命与疾病的真理。这真理是一般病人所无从知晓的，换言之，病人只能是受动的、等待医生拯救的客体。诚如雷祥麟所言，即便对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而言，他∕她的专业训练也将迫使他∕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征(即征候)、数据与检验报告上。病人自感的症状不再是医疗的重要依据，而医师日益专门化的术语更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 换言之，医生不再是对症状进行主观的诊断，而是对征候进行客观而科学的计算。口罩和白大褂只是医生自我确证的一种方式，是医生权威的体现。

      而赤脚医生却因为学历低、政治觉悟高、中西医结合等特点，可以很好的与基层的农村病人相结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自治体系。赤医并不会高高在上，他们不只看病，还要种地，与当地农民形成了一个融洽的伦理共同体。这种基于乡土伦理的关系可以形成比较平等的医患关系，医生不只是将病人作为客体进行诊断，从而得出科学的征候。相反，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熟人间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杨念群从“空间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不仅表现为病人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的自主性，还表现为更加看重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程度，即整个诊疗过程是否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

      相比之下，传统中医并没有特别的着装要求，且病人拥有自由选择和替换医生的权力，病人甚至可以试探医生的医技并与医生进行商讨。所谓久病自成医。这在西医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传统宇宙观的背景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就中医和生命的真理进行言说。而在现代西方医学的世界中，医生垄断了关于生命的真理，于是病人只能听命于医生的科学诊断，臣服于医生背后的科学权威。任何试图挑战医生权威的举动都将是不可容忍的。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反中医斗士”范守渊在1937年所说的话：中国病人之多，称雄世界，到处都是病夫；但真正够得上资格做病人的，却又实在太少了。 范依然秉持着“病夫”的话语，但为什么病夫却无资格做病人呢？所谓病夫就是持守传统医患观，并敢于挑战医生权威的患者，这是尚未被科学驯服的身体，而合格的病人则是接受了现代医学体制并尊重科学规律，臣服于新的医患关系的患者。主张新生活的胡适也强调：“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虽然西方国家通过西医也实现了全国性的卫生体系，但是毛时代的卫生体系因为采取了团结中西医的赤医制度，在社会层面，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国家动员。而在这两种制度背后，则是两种生命真理政权的不同。概言之，现代西方的生命真理主要是规训—调节性的生物权力，而新中国虽然也不可能摆脱规训权力，但这种生命真理政权的背后也赋予了一般人以生命力量，开启了生命政治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赤医也慢慢离开农村，从农民的生活中消失，原本的合作医疗体系也土崩瓦解。西医又成为主导力量。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尽管共和国医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World Bank 1997)。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资源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举动更激化了这个矛盾。结果，在医疗的可获性和健康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也让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再次把“东亚病夫”的名号回赠给中国，而这次，依然是因为医疗卫生体系无法达到西方的期望，甚至还不如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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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被政治掩盖的公平

　　20世纪50年代初普及型的大众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于校门之外。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

　　毛泽东成为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并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教育革命”加以冲击和抗衡。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除了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另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毛泽东强烈主张教育发展要面向农村，反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1957年3月，他明确提出：小学教育必须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农村，提倡群众集体办学；中学设置应适当分散，改变过去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特别是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1911958年他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71965年，他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称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文化部门“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4?06?27同时，他推动缩短学制的改革，要求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另一方面，他提出通过改革考试制度扩大工农子弟的教育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1958年的教育革命可以视为“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一次预演，其基本价值、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区别仅在于：1958年的教育革命主要通过体制内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虽然包括严重的冲击，但仍是一种改革；而1966年之后是用“砸烂”旧体制、推倒重来的“造反”和“革命”方式进行的，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可谓前所未有。毛泽东的所有教育诉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之类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包装，通过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开路和推行的，以至于“文革”“教育革命”留下的记忆，只是打砸抢之类的“造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苦难史。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理性解析，可以看出：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和夸大是其贯彻始终的重要特征。但作为听取过杜威演讲、在五四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教育思想显然还包括许多具有认识价值的内容，例如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反对城市中心的教育、重视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机会，等等。“文革”时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改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格局，将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卫生员。

　　——加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农村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和街道，实行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

　　——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简化教育内容，学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实用知识技能为主。

　　——发展多种形式、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如“七二一大学”、耕读小学、马背小学等等，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扩大工人、农民子弟受教育机会。

　　——实行“开门办学”，让学生走出学校，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社会实践中，在工厂、农村的大课堂中接受教育，以打破“教师、书本、课堂”“三中心”。

　　——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和各种学校的差别（取消男校、女校、华侨学校、职业学校等），中小学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取消各级学校的考试制度，反对用“教育质量”和分数标准把工农子弟关在门外，否定教育中的等级制、智力主义的取向；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居民、机关干部也下乡，“到农村去”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口号和主流价值。

　　——打击和降低教师的地位作用，批判师道尊严，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具有某种合理的价值内核，但方法是相当简单粗暴的。其中影响最大，最能显示毛泽东的政治浪漫主义的，当属取消学校考试制度，包括取消高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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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没有考试的教育

　　在“智育至上”的教育氛围中，分数成为学生的“命根”。而分数是由考试产生的，考试于是成为“万恶之源”。毛泽东作过许多著名的批示，对考试和分数深恶痛绝。1958年的“教育革命”即实行了高考制度改革，放宽了对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限制，开辟了保送入学的途径。1964年，他对北京铁路中学校长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的一份报告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一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4同年，他在与毛远新的讲话中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做打击对象就好了。”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68

　　分数和考试不仅是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敌人，而且，也被认为是减少劳动人民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原因。因而，自“文革”停止高考开始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强烈要求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推迟举行1966年的高考，大中学校开始停课搞运动。，改革考试制度也成为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1970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 “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 ‘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李志华.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人民日报，1970?09?21招生制度改革被视为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至少在表面上，它追求的是扩大工农兵的教育机会。例如，1973年《教育革命通讯》的一篇文章称：“大学从什么人中招生，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明确指示‘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大学招生制度的根本改革.教育革命通讯，1973（7）

　　这一改革其实在“文革”前即已开始，最早是由毛泽东所欣赏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的。为了使教育面向农村，从1963年起，农、林、医、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即采取公社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并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社里来，回社里去）分配办法的试点。到1964年初，全国已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所中等农业学校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办法。罗永藩，彭治富.学生从公社中来，毕业后回到公社去.光明日报，1964?03?261964年，教育部和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以“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政治思想好、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7岁以下、有三 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62这几乎是“文革”中“七二一大学”、“工农兵学员”的雏形。

　　从1970年起，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6年之后，部分高校恢复招生，至1976年，共招收了7届学生，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标准是强调实践经验，招收学生的条件为： 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其中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员占15.7%。郑谦.被“革命”的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83

　　这一改革的实效众所周知。由于取消了学术性的要求，强调政治标准和实践标准，致使学生的学习程度参差不齐，教育质量很低。据1972年对北京市11所院校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的调查，学生中相当小学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初中以上程度的占20%。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20在招生中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志愿和兴趣，出现全然没有美术爱好的人“为革命学习美术”、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被迫学医等极不合理的现象。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作为改变命运的出路，对入学机会的争取变成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就实际经验，即便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多也并非来自普通的农民家庭，而往往是农村干部如支书和会计的孩子。

　　由于“文革”中地方干部受到冲击，其子女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未受冲击的军人、军干子弟的利益凸显。对大学招生“走后门”现象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军队干部子弟身上。1974年6月，南京大学政治系的部队学员钟志民主动申请退学，成为“反潮流”的英雄。他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军队高级干部，“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他批判道： “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的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钟志民.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人民日报，1974?06?18

　　可见，尽管毛泽东重视教育公平，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他想要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的突变，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免试推荐制度演变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荡然无存，从而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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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泽东农民养老思想的主要内容

　　1、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重要性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总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特别是当他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之后，更使他的这种个性特质发生了一个飞跃，这就是扎根中国实际，靠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作为建立工农联盟、发展红军部队乃至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把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提高到立党、治国的高度来强调。

　　1926-1927年春毛泽东到湖南长沙等五个县作了32天农村调查，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民是生产的主力军。然而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这时农民就可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然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钥匙在哪里?毛泽东曾深入分析了红军为什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得到发展：“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所以毛泽东强调作好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特别是老年农民的保障工作是“使群众欢喜去并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1934年他在指导《乡苏怎样工作》(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中特别强调：“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由于毛泽东对包括农民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视，在党和革命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在农村迅速壮大了革命队伍。

　　建国后毛泽东更是把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来抓。毛泽东在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之后，指出“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这是一种片面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社会保障工作。1956年6月30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明确规定：“农业合作社对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以适当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这是较早、完整地提出关于农民养老的法规性文件。从此。“五保供养制度”作为新中国第一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载人了史册，成为党和国家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一项长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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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方法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孝道思想极为丰富，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是人伦之礼和人生准则。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养老不仅是道德风尚，更是人的权利。早在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就指出：“那些六十以上不能卖命的人，应该给予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在一老一少两个阶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老病保养权”。毛泽东首次使用“老病保养权”，揭示了在解决养老问题上存在着吃饭和就医两大基本问题。这两大基本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更是难题。毛泽东认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养老问题必须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人民的医疗。这就形成了革命与建设两步走的中国农民养老之路。采取的保障方法主要有：

　　第一，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为了让农民能“有饭吃”，不断进行土地革命实践。从1928年起，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法和土改政策，如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兴国土地法》、1930年减租减息政策、1946年《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等，这些规定使农民有土地使用权，大部分农民分得了土地。为了彻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获得平等的养老权利，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为标志，新中国从1950年到1952年，近两年时间完成了全国近3亿农业人口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质就是“耕者有其田”。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巩固了新生政权，为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解决全国农民的养老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推动农业生产合作化，增加农民收入。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这又在新的基础上重造了小农经济，土地改革既没有结束贫困，也没有使农村资源总量增加。毛泽东认为，农村中仍然有一些严重困难的人，“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和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土地改革后，解决包括农村老人在内的贫困户的吃饭问题是毛泽东积极倡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出发点。1953年10月至11月间，毛泽东提出了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办大社的思想，其中就有通过农村集体组织来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的内容。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中央以草案的形式发表了《1956一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三十条规定： “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少劳动力、生产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新中国的这次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不仅增加了生产总量，而且使那些缺少劳动力、生产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有了养老的依靠。尽管合作化后期有超越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遗憾，但是这种合作社的养老模式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蕴涵着社会养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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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设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解决农民就医难问题。养老不仅是简单的吃饭问题。人到老年时更是发病的高峰期。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密切关注农民的就医问题，在其影响下国家对农村卫生工作也非常重视。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组织形式。这一政策构想，指导了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的建设。1965年毛泽东发表“六·二六”指示，要求各地逐步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针对当时中国医疗队伍小、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看病不方便的实际，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大力为农村培养医药卫生人员。……不脱产卫生员”。这就是“赤脚医生”，他们身背药箱，头戴草帽，为农民防病治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状况。此后，大批城市医院人员和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大量医疗器械、设备、经费也开始向农村倾斜，公社卫生院的技术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农村合作医疗也逐步展开。这样，以县级医药卫生机构为龙头，公社卫生院为枢纽和大队卫生所(保健站、医疗站)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完全确立。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曾经惠及多数农村居民，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给予高度评价，被誉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它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卫生落后的状况，改善了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的就医难问题，为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3、农民养老的基本原则

　　第一，独立自主与国家扶持相结合。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上，毛泽东也主张在依靠农民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国家给予适当帮助。在新中国一穷二白、艰苦奋斗搞工业化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土地是农民养老的最可靠保障，因此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合作化给予农民养老基本保障，同时建立了“五保供养制度”，对鳏寡孤独者给予特殊照顾。在“托保制度”中要仍然坚持独立自主与国家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安排照顾“五保户”的生活，一般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五保对象，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二是补助劳动日。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对象，按全社、队每人一年的平均劳动口数，补助给五保户，同其他社员同样参加分配；三是补助款物。按五保内容规定的吃、穿、烧、教等标准，计算出所需的款物数，从公益金中直接分给五保户现款和实物；四是对年老体弱病残人员。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难的，安排专人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穷社、队和遭受自然灾害的社、队，负担确有困难的，由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独立自主与国家扶持相结合的原则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上的体现。

　　第二，水平适度与循序渐进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农民的养老水平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他指出：“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在消费与积累的关系上，他强调：“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在城乡养老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在农村，“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要反对不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福利的官僚主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人民是高兴的。……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在这里，毛泽东既强调社会保障水平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又把这种提高看成是一个渐进过程，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农民养老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毛泽东关于农民养老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是深刻的，反映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今天看来仍然充满着智慧和真理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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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日本评论家加藤这样称赞中国：中国人“无与伦比”的高素质，大众规律端正，其公众道德之高，恐怕在全世界都称得上无与伦比。夜晚的街道是绝对的安全，住宿的房间可以大开，完全没必要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