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最终的快乐是文化的快乐 —— 读雨给大家拜年了

临窗读雨

  

马未都：最终的快乐是文化的快乐





马未都：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元宵节好!（全场鼓掌）上海人很会说话，我有30多年没听人说我少兴了。一般都说我长得比我这岁数老。这话我很爱听，但是我回去不能说，一说人家会以为我吹牛。（全场大笑）

　　到上海来，首先要跟上海人“套瓷”，北京话里的“套瓷”就是说我得跟上海搭上关系。我出生在北京，但是在上海诞生的。（全场笑）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费解。我父母都是军人，我父亲抗战后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一直打到上海，我母亲到上海来当兵，跟我父亲相识，结婚以后有了我，然后怀着我进了京，所以我就跟上海套上了这个瓷：我诞生在上海，出生在北京。（全场大笑，鼓掌）这就是文化的快乐，因为我们都有地域文化的心理，中国人很愿意攀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为老乡一张嘴说乡音。可惜我说不了上海话，“我”要说“阿拉”，据说上海人现在也不怎么说“阿拉”了，说“阿拉”有点土，要说“吾”（用上海话发音），那个音我也发不太准。小时候我们家的保姆是上海人，是从上海带过去的，我小时候老弄不懂她用上海话说的“谢谢侬”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的地域文化就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昨天晚上到上海后我就讲，我最近要写一系列文章，要强调保护方言的重要意义。任何方言都是魅力无穷的，我们这代人一定要把方言很好地保护下来。今天，方言正在严重流失，上海这么大的孩子（用手示意小孩子的身高），可能都不能说纯正的上海话了，纯正地说上海话是一定要能表达语言之外的含义，而不是简单地发音。

　　收藏在很大程度上跟文化有关，收藏最终让人获得的快乐是文化的快乐。金钱固然能给你快乐，这点我们不回避，你便宜买来的东西突然特值钱，你肯定会在家里翻跟斗。（全场笑）我第一次知道我收的东西值钱的时候，我也特高兴，当然出去的时候我也表现得很矜持。中国人都是这样，不管那东西值多少钱，都会说“钱对我不重要”。（全场大笑）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做电视节目很困难，王刚老师是著名主持人，在电视上主持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都不说心里话，得把他憋死。（全场大笑）

　　日本有一个电视节目，内容是专家为文物估值。一位观众先上来自报文物值30万元，专家一估，说你这个东西值两千万元，然后那个日本人一愣，音乐一起，他就开心地跳起传统舞蹈“能”来（边说边模仿跳舞的样子），他高兴，特真实。中国人呢？他会说“钱对我不重要”。（全场大笑）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要是他自己报三千万元，上台后专家一鉴定，说你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就值八万块，还是日元。（全场大笑）日本人一下子就会表现出很沮丧。但中国人如果拿一个文物找专家鉴定，专家说这个不值钱，他依然会说“钱对我不重要”。（全场大笑）值不值钱对他都不重要，其实对他特重要，但是在电视上就变得不重要了。（全场大笑）

我们今天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你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中国文化，外国文化只是一个乐趣

　　说收藏带来文化快乐，必须举例子，下面我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我见过最穷的卖文物的人是在北京捡废品的一个老头。上世纪80年代，我那时候30来岁。北京的城南过去是比较穷的地方，就是棚户区。那里有一个捡破烂的张老头，老头有“老寒腿”，夏天无论多热，他上身光着膀子，下面穿一棉裤，还塞几个热水袋。上面热得直冒汗，但腿永远是凉的，全身都是馊味。他老跟我说：“你别在我这儿久待。”我心想，我还不是为了文物，否则谁爱在你这屋里待着。（全场笑）老头还有点商业头脑，在拾破烂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东西比较值钱，他就把这些东西分离出来单独卖。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一部分买家群，他怕买家和卖家撞在一起，就在家里贴了一个告示，上面写：“最近流行肝炎，请来者不要久留。卖东西的都上午来，买东西的都下午来。”（全场大笑）

　　有一年他卖了我一把壶，这壶15块钱。他有一个动作、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在把壶给我之前，摸着那把壶说：“你看，多好的壶啊，归你了。”看，情感问题出来了。他卖废品，卖报纸，卖破烂，卖掉之前不可能说“多好的报纸，卖你了”。（全场大笑）因为他对文物有情感，他就是一个没文化、不识字、捡破烂的老头，都会有这样的情感。

　　还有上层的例子，关于一位北大教授。你们现在现场网络直播，我有点害怕，怕北大的人找我（笑）。北大当年为大批老教授改善生活条件，把他们从平房搬到楼房里住。楼房生活便利，但是面积缩小了，所以家里有大量东西要处理掉。一位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遗孀找到我，说家里有几十件家具请我去看看。我进去看了以后说：“行，你们家的家具都挺好的，一千块钱一件，一共29件，两万九千块，卖给我吧。”她说：“不行，太便宜了，我得打听打听去。”

　　我出门就后悔了，我觉得价给高了，因为当时不值这些钱。我在屋外后悔，她在屋里后悔。（全场大笑）这老太太特仔细，北京当时有三个国营的文物收购点，她到那些收购点都问了，把业务员都请到家里去估值。人家比我“黑”，他们一进去说，您这点家具给三千块。老太太又换一家问，每家都给几千块，不多给钱。不仅不多给钱，还安慰你说，我们不会坑你。（全场大笑）

　　隔了一年多，老太太又找我来了，问那个家具你还要不要。时间会把价钱的差给抹平，我就问她，您想卖多少钱？老太太说，就你说的那个价，两万九。都说好了，我就带着车、带着钱去他们家搬东西。我一进门，老太太变卦了，“昨晚，我在美国的女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来说，小时候的事都记不住了，唯独记得那柜门上雕刻的山水画，能不能留下给我做一个纪念。”你们看，文化开始起作用了。老太太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柜子留给我。”其实在那29件家具里，这件按商业价值来看是最没价值的，所以我就欣然同意。老太太又说了一句，“那价钱能不能就别动了。”（全场笑）我说行，价钱不动。

　　可老太太后来又出幺蛾子，北京话说幺蛾子，不知道上海话怎么表达，意思就是临时出一怪招。她说：“我们家还有件东西你得买去，是一件皇后穿过的灰鼠皮的大氅。”可这个东西我没法穿，我问她多少钱，她说得四千块。最后我一咬牙，一跺脚，就认了这个栽。我是一个很容易激动的人，尤其是一见文物就激动，一激动就坏了，让人给逮着了。（全场笑）最后一共三万三，我把那些东西都买下了。

　　我后来碰见一个人，他是老北京，很油，看到那件大氅，说这东西掉毛，问我多少钱。我说四千元，他说，你小子亏了，要不然我给你承担这亏。（全场笑）我就给了他了，就算解了套了。（全场大笑）那老太太的丈夫是北大历史系的著名教授，是社会上层的人，她的女儿我没见过，但他们对文物都有文化情感。

　　这么多年来，我买过很多东西都富有传奇，我也从来没有当众讲过，我再讲一件事来体现文化的作用。我买过这样一件东西，是一张纸，卖家说你给我买三件东西，冰箱、彩电、洗衣机，这纸上的东西就给你了。这张纸是查抄清单，他说不想看到这张清单，也不想看到这清单上的东西。因为这张清单，让他们家死过人，一看到这东西他会伤感。

　　刚才海岩老师一直讲文化价值，我们对文化的伤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史上多少次运动，对文化是绞杀式的破坏。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今天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你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中国文化，外国文化只是一个乐趣。当年，乾隆皇帝造圆明园的西洋楼也是为了乐趣。西洋楼在圆明园的东北角上，是最不重要的位置。乾隆60多岁以后就不再去西洋楼了，因为乐趣过去了。我们今天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也很快就会过去。20年前，各家各户的装修都是西洋味的。我的一个朋友分到一套房子，一共两居室，50多平方米，一进门，家里顶俩罗马柱。（全场大笑）为什么呀？他不懂，就看那东西是西洋的，上面有花纹。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这样，很快就失去兴趣了。但是西洋楼为什么是我们对圆明园挥之不去的记忆，因为西洋楼主要是石质建筑，经过火烧以后残存了下来。其实，西洋楼的面积只占圆明园的1.5%，圆明园最重要的景全部被烧掉了，所以在我们的记忆中就被抹掉了。不要以为西洋楼是当年乾隆时期园林文化的重点，那只是一角而已，而且是非常不重要的一角。

文明发展到今天，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各国统一的，叫文明趋同，文化求异

　　史上那些运动，对我们自己文化曾经的绞杀，是源于我们的文化过于厚重。你家里东西多了，你就会不在乎，过去纨绔子弟家里随便拿出一个杯子，卖了就卖了，他不在乎。我们当时就跟纨绔子弟似的，有多少文化财产，不珍惜。

　　昨天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对天安门广场曾有两次动议要拆。第一次是刚解放时，说要拆了造一条南北贯通的北京主干道，结果觉得拆起来太麻烦。第二次是“文革”前，要把天安门拆了变成人民的广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东西太多了，不在乎，想拆什么就拆什么。

　　对文化曾经的破坏，导致我们今天开始反思，提倡学国学等等。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掌握一点自己的文化是一个最为必要的生存手段。刚才海岩老师讲，我们国家是在全世界各种文明中一直不间断持续至今的唯一一个实例，我们的凝聚力来自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来源于我们的方块字，我听不懂上海话“谢谢侬”，但写出来就知道是“谢谢你”。因为中华文化的多异性和凝聚力，使我们的民族无论怎样，最终都可以凝聚在一起。秦始皇统一汉字，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使今天中国人走到哪里都非常方便。但是不能因为过于方便而忽略了保护方言。

　　我们今天走到各地会忽然发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我们的文化在严重消亡。最近新闻里说，我们国家有180多个地级城市“拟成为国际大都市”，（全场笑）这简直是个笑话。今天中国的不少地方，看着都一样。如果把一个人眼睛蒙着，空降到一个城市，把地域的文字一捂上，他根本分不清这是哪儿，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文明发展到今天，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各国统一的，叫文明趋同，文化求异。文明永远是趋同的，全世界都是，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即便执行死刑，也应该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文化一定不是趋同的，它是在求异的，现在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文化是在趋同。这个文化不仅包括我们所能看到的影视文化、媒体文化，也包括实体文化，比如说建筑，到哪儿看建筑都一样。

　　很多城市尽管一直在保护它的地域文化，但今天我们所要保护的地域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或者说变成了象征性的东西，想要纯粹地保护已经很难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在内心坚守一块阵地。

文物不说话，但是你能通过它来证明历史，这就是我喜欢文物的初衷

　　我们国家目前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所凝聚的力量，怎么向别的地方输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收藏。我们过去求证历史，无非就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看文献、看书。文献有一个问题，就是注入了记录者的主观意识。比如说，当时宋朝人深受辽国之苦，宋朝人写辽史写过两次，第一次写完，皇上说不行，这辽史写得太好，重写。一百年后重写了，皇上说还是写得太好，重写。直到元代，辽史才修完。在《二十四史》里，《辽史》是公认讹误最多的。所以文献留下的历史，我们只能从里面找到点蛛丝马迹。

　　我看到过一个电视广告，一个学者要讲课了，广告词是这样写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我一听就乐了，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现在人们可能连一个真实的老婆都不一定全知道。（全场大笑）我们强调，用物证来说话。为什么我一开始喜欢政治、历史，最后发现，要证明这些东西就是要靠实证，文物不说话，但是你能通过它来证明，这就是我喜欢文物的初衷。至于文物怎么变成商品，怎么变得让社会如此关注、如此值钱，那都是后来的事。

　　今天两位兄长带我来（转向王刚、海岩，笑），别看我头发白，其实我年龄最小，海岩老师比我大一岁。（全场惊叹，海岩站起来向观众深鞠一躬）你们知道什么叫驻颜有术了吗？有没有什么上海的化妆品品牌，可以找他代言。（全场大笑，鼓掌）

　　给你最大乐趣的文化一定是你熟悉的文化。为什么周立波在那里侃了半天，你们都特高兴，因为你们特别熟悉他说的那个文化。所以我们这么大的民族，应当要求各地都要保持各地的文化。我们今天的艺术创造也在趋同，这非常可怕，所有画家画的东西都一个路子，你分不清地域特征。在这点上，希望我们能给个性化生存留有一些空间。

　　我们国家去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二，老二是个很微妙的位置，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中国的GDP在清朝的前半期一直是世界老大，而且大大优于其他各国，我们为什么会跟英国打鸦片战争？就是因为大概在1820年的时候，英国的GDP开始跟我们发生逆转，就是他要超过我们了。逆转的时候，两国间的摩擦力最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打了贸易战争。

　　我跟很多搞经济的人聊天说，不要设想美国人会给我们任何好处，因为你是老二，他们所有的目标都会对着你，他们不可能让你超过他们。所以，对于这一代中国人来说，确实任重道远，我们怎么才能重新成为世界老大？我们可依赖的没有别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当我们如果有一天能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先说总量，就这总量成为世界最强国的时候，我们依赖的一定还是我们的文化，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谢谢大家！（全场热烈鼓掌）

临窗读雨

梁文道：什么是奢华，什么是教养




　　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要卖的商品有多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乃至于我刚刚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本来这种东西是可以见怪不怪的，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他还是未能免俗地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将其定位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位，再将品位等同于奢华。

　　许多媒体早就在“奢华”和“品位”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了上去，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了。

　　我的生活奢华不起，我的言行也离绅士甚远，可我总算读过不少传说中的英国绅士写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绅士和奢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位，他们是这么说的：“×××的家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位。”“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作品位，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位。

　　就以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吧，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一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会在街上看见什么都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护理它，平常回家脱下来不忘为它拂尘拭灰，周末则悠悠闲闲地替它抹油补色，权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就算他有佣人，他也宁愿自己动手）。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它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是经过了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对它的爱惜。这叫作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随便花钱，朝秦暮楚。他的品位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地讲，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于今天何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位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位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

　　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我可以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酒臭骂上错菜的服务员小妹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上进的绅士更看重后天的自我养成。然而，如今有力奢华地招摇过市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却几不可闻，岂不可叹？

　　我只不过是在北京一家火锅店见着它用“奢华”二字形容自己的材料，便忍不住发出这一大堆牢骚，这自然也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奢华和教养的分界点在哪里？

　　一个向外——求胜。

　　一个向内——求安。

　　无时无刻不在和他人相比，自然就倾慕奢华。

　　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自然就有了教养。

临窗读雨

黄永玉：把艺术弄成商品叫卖 我绝不会参与






　　把艺术弄成商品摆到市场上，在那里不要脸地叫，嚷着把价提高，我绝对不参加这些事，但别人把我的画拿去卖我没有办法。

　　黄永玉坐在万荷堂整块花梨木制成的巨大卧榻上，翻看最近一期蒋友柏做封面的记者，仿佛翻开远年记忆。

　　“我认识蒋经国和他的儿女，也认识章亚若。”再仔细端详了一下蒋友柏，黄永玉轻声赞叹：“像，像他太爷爷。漂亮啊，很漂亮。”

　　这是8月的北京通州，初秋悄至的万荷堂荷花已谢，莲蓬，自挺立于层层荷叶之上。院子里的狗、猫、鹦鹉等动物们都平静地呆着，四下里一片宁谧。

　　黄永玉叼着烟斗，不时划着几根火柴，沉沐在午后透窗而入的柔光里。玻璃窗外，停着三辆跑车，分别是宝马、保时捷、法拉利，都是鲜艳的红色。“父亲喜欢红色。”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对本刊记者说。

　　刚开始采访不久，黄永玉就提出与记者调换一下位置，因为他一只耳朵的听力已经不太灵光。

　　农历7月初9，黄永玉度过了自己的84岁生日，位于通州徐辛庄占地近10亩的万荷堂已竣工11年。

　　这么大的宅子，在40年前，对于黄永玉来说，根本无法想象。“1967年，余住北京京新巷，鄙陋非余所愿也。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求自保也。室有窗而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故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这是黄永玉在自己的一幅油画上留下的文字。那个时候，黄永玉一家四口挤于白天也得开灯的小屋之内。

　　如今，在万荷堂“老子居”的大床上，黄永玉躺着就能透过头顶的透明天窗看到日光。天窗下挂着明代鸟笼，笼里鸟儿的饮水罐为乾隆年间烧制。鸟笼下面一尊陶俑为提着鸟笼的古人形象，陶俑的历史则可溯自宋代。正对着大床的是一幅以表叔沈从文小说《山鬼》命名的画作。床头右侧挂着的一幅照片里所拍的建筑，是黄永玉一家在意大利翡冷翠的住所？？一座建于中世纪的庄园，屋前是几十亩的橄榄林。

　　黄永玉在香港、家乡湖南凤凰的山间也都还有大宅子。根据工作的需要，他会选择在这几处住所居住的时间。

　　84岁的黄永玉已经很少去没有自家住所的城市了，在这几座城市里，他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呆在家中，一天的主要时间还是画画。万荷堂大殿是黄永玉的画室，屋内同样置有万斤花梨木制成的画案，万荷堂有几块巨大的木料，来自同一棵产自非洲加蓬的花梨木。

　　在北京奥运会前，黄永玉创作了以奥运为主题的《中国=MC2》的画作。奥运期间，喜欢拳击的黄永玉得到了友人所赠的奥运拳击比赛门票，但他觉得还是太远，并未亲临现场观看。而当北京奥运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得到通知，自己获得了“奥林匹克”艺术奖。这是第一次有中国艺术家获此奖项。

　　北京奥运会闭幕那天，他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手中接过了奖牌。

　　与此同时，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服装专卖店里，一款印有黄永玉所作的《中国=MC2》的T恤正摆在显著位置售卖，当店员向年轻顾客提到黄这个名字时，他们感到了陌生。毕竟，这个写了许多“比我老的老头”的老人已经84岁，他更像是城市边上的隐士，隐匿在现实与历史之后。

　　怎么会是我呢？

　　记者：怎么想着画那幅关于奥运的画？

　　黄永玉：我有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他负责一个画展，让我画一幅画。打电话的过程中，构图我就已经想好了。整幅画大概画了三四天。

　　记者：画名叫“中国=MC2 ”，有点奇怪。

　　黄永玉：当时想不出什么名字，叫奥林匹克太远了。那么，咱们国家发展的质量和速度都不错，所以就想到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然后把E换成中国。刚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的人看到了有点不适应，也有朋友赞赏的，中央电视台的王志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名字好啊。

　　记者：国际奥委会颁发给你奥林匹克艺术奖，和这幅画有关系吗？

　　黄永玉：和这幅画没有关系。当时通知我得奖了，让我莫名奇妙，怎么会是我呢？能干的人这么多，这让我有点不安。

　　记者：国际奥委会的人怎么评价你？

　　黄永玉：说的都是外语，我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当然，我知道不是在骂我，骂我的话还给我奖干嘛呢。(笑)

　　记者：你觉得获奖跟奥运会有什么关系？

　　黄永玉：也许因为我是个“运动员”，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运动”，我都有参与嘛。(笑)

　　记者：有人问过你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你说没意义？

　　黄永玉：美就是意义。

　　记者：你在意大利的街头曾救过一个意大利老太太，你说这不代表什么精神，代表的是好玩的精神。

　　黄永玉：别人说学雷锋做了好事不说，我不一样，我到处说。

　　记者：总有人喜欢发掘意义。

　　黄永玉：有的人每天早上一下床就想意义。

　　每天至少画7个小时

　　记者：你这一两年在艺术上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黄永玉：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活下来起码要对得起饭，每天吃饭不要对不起饭。我做的事情很简单，像今天你来跟我说说话，平时我就画一下画，写写文章。很少到外地去，老了玩不了了。

　　记者：每天都画画吗？

　　黄永玉：每天至少画7小时，多的会画13小时，感觉这个必须画完就连着画。连着画了40多天的画也有，但不一定是好画，画了1个小时的画也不一定是坏画。对于画画来说，自己满意和别人满意不一样。我经常画了一半就后悔了，然后想着下一步怎么画。我总结自己的艺术生涯就是？？完成，后悔，完成，后悔……

　　记者：你怎么看待艺术市场？

　　黄永玉：我是最讨厌艺术市场的，把艺术弄成商品摆到市场上，不要脸地叫，嚷着把价提高，我绝对不参加，但别人把我的画拿去卖我没办法。我自己是不理会这些东西的。与此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者：如今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喜欢在市场上推销自己，你怎么看？

　　黄永玉：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需要的。需要搞活自己，那他去搞活自己好了。我在这方面比较保守，我不喜欢。我有市场运作的知识，我觉得让别人控制我们的话，就不自由了。市场上需要什么我们就画什么，这算什么？但年轻人有所不同，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呢？

　　记者：你知道自己的画值多少钱吗？

　　黄永玉：我不管这些，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记者：一个艺术家怎么看待财富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黄永玉：中国的有句老话，十年媳妇熬成婆。绘画的行市多了，张大千有张大千的行市，年轻人有年轻人行市。老家伙凭什么决定年轻人的命运。过去就是老前辈决定晚辈的命运。

　　记者：别人决定过你的命运吗？

　　黄永玉：除了那些“运动”，从来没有任何人决定过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是别人给的吗？别人给的还叫自由吗？自由是自己的。包括住在牛棚里，蹂躏我，让我做苦工。我能反抗吗？不能，但心是自由的，我会躲在被子里偷偷作诗。

　　记者：你有经纪人吗？

　　死了就是活不了了嘛

　　记者：很少应别人要求画画？

　　黄永玉：传统叫点题。朋友间的点题是个愉快的事，本来没想着这样画，但朋友让你这么画一下，有意思。说到点题，我有个好朋友，唉(叹了一口气)，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这个朋友叫汪曾祺，40年代，我们在上海，有一次他给我出了一个题：在黄昏的山坡上有黄茅草，黄茅草里有个老虎，你画一幅画。到现在我都没画出来。

　　记者：汪曾祺是怎样一个朋友？

　　黄永玉：我这个朋友死了对我损失很大。惟一一个可以同我在绘画上对话的朋友。聊得这么真、这么准、这么有创造性的，就只有他。

　　记者：你写了很多“比我老的老头”，但没写汪曾祺。

　　黄永玉：汪曾祺比我大两三岁，写他是很难很难的，我写不了，本来最应该写他的，反而没有办法写。

　　记者：以后会写他吗？

　　黄永玉：写的机会不太多。

　　记者：在《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里，你经常以“某某某死了”作为开头。

　　黄永玉：是这样，然后算他比我大多少岁。

　　记者：你怎么看待“死”？

　　黄永玉：死了就是活不了了嘛，没什么特别的。怕没有用，不怕也没有用。朋友死了我不会很悲伤。我在意大利，在三楼写文章，我女儿告诉我，爸爸，汪曾祺死了。我说，哈哈(不是笑，是感叹)，他死了。他死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心里一直好沉重。我们来往的时候，他也喝酒，我不喝酒，但我给他预备酒，没想到他死在酒上。

　　记者：你不喝酒？

　　黄永玉：喝酒浪费身体和时间，赶快把饭吃完干事。喝酒聊天也没有意义，喝多了大家都记不得对方说的话。

　　记者：但你为“酒鬼”酒设计了酒瓶。

　　黄永玉：主要为了挽救这个酒厂，解决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经济困难。

　　记者：你在湘西凤凰有房子，在意大利、香港也都有房子，更喜欢哪里呢？

　　黄永玉：各有各的喜欢，好像一个母鸡生了好多蛋，是喜欢这个蛋还是那个蛋呢？

　　为什么一定要表达文化？

　　记者：奥运会开幕式你觉得怎么样？

　　黄永玉：很阔气。

　　记者：官方一直想通过开幕式表达中国文化，你觉得很好地表达了吗？

　　黄永玉：为什么一定要表达文化？热闹就好了嘛。通过开幕式表达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战略方式，但也有另外的战略方式。比如说，老远有几个人表演木偶戏，这么远，多少人看得见？有人认为英国人为难了、被动了，别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也许很精彩呢。这个不光是表演钞票，得表演智慧。还有那个烟火表演脚印，不说你知道是脚印吗？不能说我认为它是它就是。

　　记者：怎么看蔡国强？

　　黄永玉：他是干什么的？

　　记者：像脚印一样的烟火就是他设计的，现在国际上很有名。

　　黄永玉：不管是在国际也好，太空也好，做得不好就是不好。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好像在国际上有名了，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可以原谅。比如说张艺谋，是《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好，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好？做什么还是实事求是的好，做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样的创作比较可靠。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记者：怎么看现在的中国？

　　黄永玉：中国越来越好，但有人骂，我也骂，但外国人骂我不高兴。今天你去看看我们的公路，我们曾经哀叹过，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路？现在比别人好了。未来还要好的。

　　记者：未来怎样才能更好？

　　黄永玉：我曾经同一个领导人讲过这个问题。我说，“五四”时期提出两个口号，科学和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口号，就是科学。怎么说呢？政治上讲科学就是民主，经济上讲科学就是发展。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很明显是不科学的。对他民主三分，对他民主六分，怎么叫民主呢？民主的基础是科学。不能说以前用砍头现在用枪毙就是进步了。基本上是科学的态度问题，有了科学一切才能进步。

　　记者：跟这些领导人还有什么交流？

　　黄永玉：我曾经跟一位领导人说，共产党很伟大，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但有一样战胜不了。他说，是什么？我说，开会。(笑)领导人讲话，下面发个一模一样的文件。他读你们看，有必要吗？现在电脑多方便，寄过去就行了嘛。

　　记者：在艰苦时期，怎么搞创作？

　　黄永玉：大跃进的时候我也拼命画画啊，你说歌颂什么我就歌颂什么啊。是真是假我不管。当时说亩产万斤粮食，人可以在稻子上跳舞，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我就刻了一张一万斤稻田上的跳舞。

　　记者：怎么看那个时期的作品？

　　黄永玉：在那个时期，很多作品被认为是旷世之作，现在没人提了。以前说社会主义艺术是最进步的。(其实)艺术上没有进步的概念，是繁荣的概念。

　　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开心

　　记者：你曾说，按喜欢的程度排列，你的排列会是文章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

　　黄永玉：我喜欢文学更多一点，画画可以卖钱，可以让我生活得好啊。做雕塑也很有意思，需要花很多精力。木刻很辛苦的，以前，一张画花一个礼拜刻出来，在报纸上发表，最多就是8块钱。

　　记者：有人说你是齐白石第二，怎么看？

　　黄永玉：这个我不同意，谁都愿做自己不愿做别人。以前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可把鲁迅气坏了。

　　记者：还有人说你是天上掉下的画神。

　　黄永玉：不够格，但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

　　记者：你觉得别人为什么喜欢你？

　　黄永玉：我也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喜欢我，作为一个画家首先要会画画，其次做人要过得去，不要太计较。刁钻古怪，人家不好跟你来往。第三是运气好。我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不如说自己教育自己。最近我在想教育的问题，小孩子还没上学之前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教育。

　　记者：应该给孩子们什么教育？

　　黄永玉：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爱和同情的教育。苦的人要同情要爱，长大了他就有了爱和同情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读书，就难得去做坏事。碰到坏人用爱来化解，人家对他的伤害也不会太大，不会一辈子为了报仇而活着，我们武侠小说里都是为了报仇的人。

　　记者：你与金庸、梁羽生这些写武侠的人都熟悉，怎么看他们的武侠小说？

　　黄永玉：武侠小说看看无所谓，我小时候也看武侠小说。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开心，让大家开心是一件好事情。

临窗读雨

林怀民：其实人生不用那么急




　　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悉达多》，另一个名字叫《流浪者之歌》，作者是德国文学家赫尔曼‧黑塞。悉达多是佛陀的名字，但这本书讲的不是佛陀的故事，它讲一个婆罗门的年轻人，养尊处优，长大后他出家了，学了所有的法门，但他觉得学这么多法门没有用。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师父，回到城市里。

　　在城市，他学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又遇到了一个城里最红最美的妓女。但他还是不满足，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错的，于是离开自己美丽的家，来到河边，河上有一个舟子，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笑一笑不说话。在河边，他听到河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对他说话，高兴的、悲伤的，人世的百态都在说话。于是，他决定要做一个划船的人，做舟子的助手。后来，很多人都来找他们，来看他们的微笑、他们的缄默。

　　1994年，我带着这本书去了印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菩提迦耶。当时我在新加坡演出，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上面写着「印度，它是圣土」。然后，我就抵死要去了。

　　刚去印度，是一个很恐怖的经验，和以前的旅行完全不一样。因为所有的生老病死都在街上发生，印度的古迹非常漂亮，但街上有很多乞丐，很多穷人。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办，面对这么多伸出手的人，每一天都是很大的煎熬。这是对你良心很大的挑战，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是人道主义者，有悲悯的心，但问题来了，你要给多少钱，要给多少人。我每天在那种状况下，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有一天，我在火车站，突然跑来一个小孩，五六岁，脏脏的，还拖着一个两三岁不太会走路的小孩，他一直扯着我的裤子喊擦鞋。我穿着运动鞋，根本不用擦，但也没办法，只好说好，他就蹲下来给我擦鞋。我很不舒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擦完后，他只要很少的钱，我给了他10块钱，告诉他不用找了。当时，那个小孩抬起头，看着我，像太阳一样笑起来，一直跟我说谢谢。我看着他拖着弟弟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对我笑，然后，就站在火车站哭了起来。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放。

　　印度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印度人几乎跟所有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他们和自然完全和平共处。有时场景非常神奇，比如你会在夕阳下的贫民窟，看到孔雀路过，然后就在街上开屏了；你在火车站，就看到牛跑到了站台上。看到这些，会觉得很感动。在印度，火车如果晚点6小时，那是正常情况，晚点13小时才算晚了。不过，印度的火车比起印度的飞机，算是太准时了。刚去印度的时候，我会很生气，老是去催去问，火车到底什么时候才来，每个人告诉你的都不一样。但去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安稳下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印度的火车一定会来，飞机也一定会来，我们干吗这么急呢？人生可以不必那么急。所以，我在印度的站台上读了很多很多书。

　　这是印度教我的第一件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总是塞车，总是一天到晚急得不得了，我们要效率、要利润。但其实我们不用那么急。

　　坐着火车，我去了一个城市，叫瓦拉那西，那里是印度教的圣地，在恒河边，很多孤苦无依的人都要去那里，爬都要爬着去，因此，那里每天都有很多人，乞丐和生病的人最多。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在河边把尸体火化了，将骨灰撒到河里，而过了两百米，又有很多人在河里洗澡，喝河水，因为是圣水。

　　在河边，我看到这一切吓坏了，水是黑色的，很脏。河上有船，信徒们将花朵和蜡烛撒在河里，花朵、蜡烛都在水上漂着，漂着漂着就漂来一具烧了一半的尸体。当时，太阳非常大，我站在河边，过了很久，感到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感动，眼前的恒河就像妈妈一样，养生送死，生死是这样自然，通通在一起。这一切是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里看不到的。我们的文化逃避了死亡，掩饰了死亡，生病和死亡我们是藏起来的，等到真的死了，我们又会把它美化。

　　我特别感动，感到它几乎改变了我的一辈子。人本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枯有荣，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然后人走了，回到水里。离开菩提迦耶之后，我想我的人生改变了。第一个收获是不着急，第二个收获是没有什么叫作成败。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舞蹈分享给更多人，尽我最大的力气去分享。在人类历史上，实现财富的均分是很难的，但我想，至少精神的均分应该可以吧。所以，我回家之后，像做梦一样，就编了《流浪者之歌》这支舞蹈中很安静的一部分。

临窗读雨

冯小刚：春晚是一个“国家订制” 众口难调




　　“我是业余玩一票。我可以说这辈子绝不可能干第二次。绝对不可能。”

　　1月19日下午，冯小刚来到梅地亚中心三楼接受央视采访。他一上来就先声明：“我是一个外行。”

　　大半年来，从拍电影到导春晚，年过五十的冯小刚一直处于舆论的中心。在很多人看来，他接下央视春晚总导演的任务是个令人费解的决定。如今春晚影响力式微，其特殊的语言风格恰恰与冯小刚格格不入。冯小刚本人甚至还针对春晚发过两条揶揄式的微博。

　　大半年下来，2014年春晚即将跟观众见面，冯小刚也渐渐发现，春晚不是“私人订制”，甚至也不是“大众订制”，它是一个“国家订制”。他强调，这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是自己“干了个积德的事，打了个义工”。

　　“领导要感谢我”

　　去年7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之前，冯小刚把自己写的发言稿递给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看。他一上来就说：“领导我就不感谢了，领导要感谢我，我是聋子不怕雷……”

　　张和平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虽然是对着稿子念的，但大家都知道，话还是冯小刚的话。”虽然觉得冯小刚写得太尖锐了，但张和平转念一想，这话是从冯小刚口里说出来，“他这么说是会被理解的，也是允许的。同样的话换在另外人身上，换在我身上是不行的。这样的话除冯小刚谁敢说？”

　　张和平认为，找冯小刚做春晚总导演，看重的是他从胡同里走出来，“了解普通人的想法，接地气。”

　　冯小刚担任春晚总导演的事情其实从6月初就露出了端倪。6月8日，中宣部领导到央视调研，召集往年创作春晚的团队开会，聊如何创新春晚、办一台大家都喜欢的晚会，更第一次把春晚提高到“国家项目”的高度。

　　春晚执行总导演吕逸涛敏锐地意识到，今年的春晚“会有大变化”。“以往的春晚都说是‘台长工程’，‘国家项目’应该是奥运会开幕式，”吕逸涛说。

　　很快，吕逸涛就接到了冯小刚被任命马年春晚总导演的消息。

　　张和平也是最早知道这一消息的人之一。冯小刚接到邀请后就给他打电话，很犹豫自己到底“干还是不干，接还是不接”。

　　“这不是个一般的活，”张和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事难度很大，是件众口难调的事情，甚至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张和平认为冯小刚当时“可能做足了思想准备”。1月19日，冯小刚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自己的团队统统认为我有病。”

　　但在更高的层面看来，冯小刚是一个非常适合当总导演的人。他有名气，比较接地气，有观众口碑。更重要的是，成功执导过带有官方背景影片《唐山大地震》的冯小刚善于把握妥协与坚持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得到观众和官方的信任。

　　对春晚的邀请，冯小刚拒绝过一次，但央视方面派出了文艺中心主任张晓海充当“说客”。冯小刚感慨他们派对了人，在他看来，张晓海是“铁哥们儿，认识小20年了”。张晓海告诉他，“上面领导点了你。”

　　“我一想，包括我的这点名气，都是观众喜欢我的电影而来的。我就做一个件馈这个社会的事吧，当一慈善的事。”

　　“要是原来，能想出八句不重样”

　　1月17日，春晚剧组道具设计郭建平抱着一堆设计图纸，来到梅地亚中心找冯小刚。

　　在头一天的第一次内部联排里，冯小刚不停在观众席、监视器和导播间之间穿梭。看到每一个问题，他都会同一旁的导演于蕾、沈晨交头接耳，并吩咐于蕾做记录。这些问题“全是细节，特别琐碎”。

　　蔡明表演的小品上场时，在场的央视工作人员和舞蹈演员都哈哈大笑，冯小刚却皱了皱眉头。“背景板的喷绘不好，”他对于蕾说。晚上，于蕾找到郭建平，让他重新改一稿设计。“他是做美工出身，觉得道具还有可以设计的空间，”于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没想到郭建平的第二稿设计冯小刚还是不满意。最后，他决定用舞台上的LED升降台来代替背板。春晚牵一发而动全身，小品演员们也得根据背景墙的改动准备相应改变方案。

　　在春晚忙活了半年，工作人员对冯小刚的评价不仅是“注意细节”，就是“特别执着于细节”。无论是多务虚的会议，他总是从细节聊起。

　　“他从来没有说过春晚的主题是什么，他就觉得是一个联欢会，”春晚视觉导演顾志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每年的主题，观众也不会看出来，大家还是想看好节目。”

　　就在前几天，冯小刚还亲自写了一首歌词。一天凌晨三点，导演组的张妙、赵麟、于蕾等几人还在会议室聊天，先去睡觉的冯小刚却突然回来，抓过一张纸，“我想了几句话想写下来，”他说。写了20分钟，大家才知道这是“中国梦”版块里面合唱的歌词。写完后他问赵麟，“你现在这儿有琴吗，咱俩去哼哼，把这歌写了。”两人写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这首合唱曲目的大体完成。

　　赵麟跟冯小刚合作过《一声叹息》，冯跟他的父亲音乐家赵季平以前关系就很好。两人认识已有很多年，“冯小刚非常认真。我们一直是晚上不睡觉，天天坐这儿聊，休息也就很短的时间，”赵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冯小刚对《春晚是什么》的先导片十分上心，即便他评价这个片子“就是个采访式的，跟电影差得远了”。片中明星的出场顺序、结构调好了才放手让人去拍，有几个名人他还亲自去了拍摄现场。

　　明星的台词也都是他亲自撰写或者参与构思的。一次给姚晨想词没想出合适的，他自己站起来在原地转圈。晚上，他跟导演组的于蕾闲聊天，“真是老了，不行了，不能再干了。要是原来，能想出八句不重样。”

　　张和平记得，他当时在创作会上对冯小刚拍先导片十分肯定，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其他导演不可能把短片拍得那么有质感。”

　　“他是很有变化”

　　春晚舞美总监陈岩第一次见到冯小刚是刚刚接到央视春晚剧组任命时。舞美的工作跟总导演息息相关，而且工作开展必须先于节目，沟通不顺，会走弯路。他之前曾在不同场合见过冯小刚，但从来没有过多沟通。他有些担心，便给张国立打了个电话。

　　“应该先见个面，这是对工作负责任。”张国立对他说。还没等他联系对方，他竟然先接到了冯小刚拨来的电话。冯说自己刚下飞机，约他晚上来自己家见面。

　　陈岩前往冯家，没有寒暄和客套话，直接抛出自己对春晚的感受和经验。两人从夜里11点一直聊到凌晨1点，一直在做工作方面的沟通。“他精力旺盛，并且很直接，”陈岩说。

　　这次见面后，陈岩确定了自己做春晚舞美设计的念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冯小刚是“从艺术家的角度看春晚”，“谈话中非常有情感。他想让节目落地，让观众很开心，有情感投入过这个节。”

　　“冯导是性情中人，”于蕾说。一次她给领导看一个片子，新版还没生成，只好给领导放了旧版本。冯小刚一看就急了：“这点事你办不好。我们改了这么长时间给领导看一个旧的，这叫什么事？”等于蕾解释清楚，冯小刚道了歉，一起吃饭的时候喝了点酒，把团队人员挨个夸了一遍。

　　“他有能力赢得别人的尊重，”于蕾说。春晚是一件耗人的事，春晚执行团队中很多人都是因为冯小刚要来，想跟他学点东西，才留下来再干一年。

　　陈岩偶尔会把他的看法发短信告诉给冯小刚，比如对某个环节的见解。“他是我很尊重的大导演，他不是保守者。”后来，看到节目单的时候，陈岩倒吸了一口气。在他的印象里，春晚的一些老节目、老演员是很难动的，这意味着冯小刚要顶住很大的压力。

　　拍电影时，一切都是冯小刚自己说了算，直到完成一个东西才会拿给别人审。而春晚情况不同。领导不时会来提提意见。“冯导没有经历过这些，”于蕾说，“在创作过程中就会被说这不行，这需要一个强大的神经，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张和平也认为，在春晚的创作过程是冯小刚逐渐对春晚了解的过程。“一开始觉得不错的东西，后来觉得不适合，他也有一个过程，春晚到底是什么，这个他不是一上来就非常的明确，”张和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了解到这里边它所要表达的理念，在这么个巨大的平台所释放出的一点一滴，都可能变得很大。不是你原来想象的那样一个文学艺术创作。”

　　于蕾回忆，在一次领导审查时，冯小刚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了一次火。“领导的意见我肯定听、肯定执行，但是你们要非要我说你们说得对，这个不行，你们不能否定我一个艺术家的基本判断。”

　　张和平参与过奥运会开幕式、建国60周年等大型“国家项目”。“我们当时有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戴着镣铐跳舞，这是很形象的，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这件事情规定你应该做什么，”他说，“长期自我表达惯了的人，他总想自我表达。这是很对的，他是很有变化。”

　　在9月17日,央视黄金广告资源推介会上，冯小刚引用了一句《沙家浜》里的话：“这个队伍是我当家，可是皇军要当我的家。”

　　为春晚忙活了大半年，冯小刚也许才明白“众口难调”四个字背后真正的意味。他依然感慨“众口难调”，但指的也许不仅仅是坐在电视机前的普通观众。

临窗读雨

大家过年好... {:015:}{:0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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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

我们一起快乐，我们一起文化快乐！

临窗读雨

我们一起快乐，我们一起文化快乐！
行天 发表于 2014-1-28 11:13

嗯... ：）

这会子能遇到真是难得。

千金博一笑

文化之乐，共鸣认同之乐。祝新春文化共乐

lina

真好~收集了这么多，又可叫女儿来读读了~
读雨，马年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