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角】国际组织为何扎堆瑞士 ◇ 一个价值200万欧元的字 ……

临窗读雨

国际组织为何扎堆瑞士




瑞士的国际组织按区域分布，绝大多数都在以日内瓦和洛桑为主的法语区，日内瓦以联合国机构为主，而洛桑及周边地区则集中了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众多体育组织，占国土面积和人口皆为三分之二的德语区不多，只有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和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等几个，而南部的意大利语区则几乎没有。

日内瓦是个只有不到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却有多达160多家的国际组织落户于此，吸引的外来常驻人口超过十万，几乎与当地人口形成一比一的局面。所以，尽管日内瓦是法语区，但使用英语的人在这里基本上能正常生活。

被称作万国宫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旧楼是高大的廊柱和乳白色大理石为特色的欧式宫殿，极像巴黎的卢浮宫，新楼是近几十年的建筑风格，方方正正，像一个大火柴盒，外墙贴马赛克，气势没法跟旧楼相比。两座大楼由一座空中走廓和地下通道相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建筑群雄踞在日内瓦湖北岸坡地的高台上，在飞机上俯瞰日内瓦城，除了湖中140米高的喷泉，万国宫称得上是地标建筑。

万国宫的土地由日内瓦一位没落贵族将祖产赠送给瑞士政府，政府再转赠联合国。六十多年来，万国宫一直保持着当时对赠地人的三大承诺：一、将其祖屋改建成博物馆，并以其母亲名字命名；二、保持家族豢养孔雀的传统；三、万国宫向公众开放供参观。两座大楼除了小部分用做行政、安保等办公室以及给不多的国际知名媒体单独办公室外，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用来做一件事——开会。

大楼用罗马字母标出的二十多个大小会议室，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属于满员状态。联合国会员国派驻日内瓦的各国使团的外交官们每天在这些会议室里围绕着关乎人类发展、安全、尊严的各个主题，如人权、裁军、气候灾难、卫生疫情等展开讨论、争论、交锋和妥协。二十多个会议室中有几个大的会议厅都配备了五种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同声传译席，每个座席上的人大多数可以通过调整波段从耳机中找到自己的母语。用多边外交舞台来形容这个场景最恰当不过了。而与会的外交官，有时哪怕是三秘这样低等级的外交官，也可以代表自己的国家发言，那种责任感和自豪感让日内瓦成为各国青年外交官最为向往的履职地之一。

万国宫附近，联合国几大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的办公大楼像众星捧月围绕左右。

联合国欧洲总部及其下属专门机构在日内瓦约有8500名职员，这些职员均由联合国支付工资。虽说都是吃“皇粮”的，其实这些机构的境遇则大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名头大却干着化缘乞讨的活儿。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大多属于人道主义救助领域，如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基会、国际移民组织、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等等，这些机构的日常工作就是为了世界各地处在自然灾害和战乱中的难民和灾民提供援助。这几大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年女性，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万国宫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世界各国捐款捐物，有时为了加强游说效果，还会提供一些特别凄惨的难民生活细节来打动在场的记者，让记者把她们的声音及时传给世界各个角落。有时还会出示一些前几次募捐行动的捐款国排行榜，来激励后来者。

第二类责任重大但经常遭遇非难，属于受累不讨好型。这其中世界卫生组织颇为典型。几年前，全球爆发了一场甲型H5N1流感疫情。一时间，全球目光瞄准世卫组织，各大媒体的转播车盯住世卫组织的每场新闻发布会，关于疫情最新动态以及提高预警级别的新闻屡屡登上头条。最初，媒体一直追问世卫的反应是不是迟钝，贻误时机，而到了后期，西方媒体纷纷扭转立场，反而认为世卫组织反应过度，造成恐慌以及流感疫苗的大量浪费，甚至传出来世卫组织专家与大药厂勾结发大财的阴谋论。这场疫情让来自香港的世卫掌门人陈冯富珍女士经历了一场大考，好在调查机构给出了公平的答案，陈总干事也成功获得了连任。

第三类，负责专项领域的标准和管理，境况随潮流起起伏伏。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原来名不见经传，而近些年知识产权保护受到重视以及电信技术的迅猛发展，让这两个组织日子很好过。而相比之下，同是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万国邮政联盟由于其管辖的邮政业务近些年日渐衰退，万国邮联也显得门前冷落车马稀。

对于国际组织来说，掌握资源，拥有规则、标准的制订权、解释权和裁定权，就有了强大的生存和发展基础。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个极好的例子。它虽然不在联合国麾下，似乎不属于主流圈子，但WTO在国际经济治理上拥有的权力和地位恐怕一般联合国机构难以比肩。首先，WTO作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它为自己新成员的加入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中国、俄罗斯两国都是花了十几年时间才得以进入。而WTO最大的权力来自于它的上诉机构机制，这相当于全球贸易纠纷的最高裁决机构。世贸组织如果裁决产生纠纷的一方胜诉，那么胜者就可以合法进行贸易报道的同时，还像是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刚到日内瓦工作没多久，一位新华社的同事告诉了他的一个新发现，表情带着惊讶和感慨。这位同事所住小区附近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办公楼，偶然间他瞥见楼顶上立的一个牌子ISO，他有些不解，打听下来，得知这个小楼里的竟然是是为全球众多领域制定标准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我们国内的产品经常以通过了ISOXX作为打开市场的金字招牌，以证明这个认证来之不易。殊不知，这么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竟是委身于这样的地方。

要论权威性，瑞士境内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欧洲足联、国际篮协、国际体育仲裁法院的65家体育组织在其所辖领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规则的改变和一张重量级罚单都可以在全球欣起一场轩然大波。前不久，国际奥委会决定将摔跤项目剔除出2020年夏季奥运会。一时间，摔跤世界冠军绝食抗议、万人签名请愿的消息不绝于耳。闹归闹，国际奥委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推翻这个决定的概率微乎其微。

当然，不掌握规则和标准，有的国际组织因其在某些领域的深度介入，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以世界经济论坛为例，三十多年前，还是日内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施瓦布敏锐地洞察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适时成立了“世界经济论坛”这个非赢利性的国际组织。几十年经营下来，作为世界经济的智囊机构，世界经济论坛以其对世界经济前景的精准把握，推出的全球创新排行榜、世界竞争力排行榜、全球青年领袖等研究成果，以及达沃斯年会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等品牌会议，在经济界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国际组织为何扎堆瑞士？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那就是瑞士永久的武装中立国地位使然。1815年，欧洲列强将位于欧洲中部的贫穷小国瑞士确定为中立国，意在为战乱不断的欧洲留一块缓冲地带。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等机构在最初成立时都将总部设在巴黎，但一战的战火烧向巴黎时，这些机构被迫迁到瑞士。瑞士安定的政治环境是国际组织最为看重的。然而，原因不仅于此，瑞士的一位知名人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杜南是一位日内瓦银行家的儿子。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成年后致力于帮助在战乱中的伤员，并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并在他的努力于制订了《日内瓦公约》，将战俘也纳入到人道主义救助的范围内。晚年，贫病交加的杜南获得了首届诺贝尔和平奖，誉满全球。正是日内瓦的人道主义传统的招唤，联合国成立后，将其旗下的与人道主义相关的机构都设在了日内瓦。

瑞士国泰民安、环境优美、教育发达，优势众多。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组织，瑞士在税收上也给予了照顾，对于联合国职员的工资收入，给予免税，对于其他国际组织的职员也有减税优惠。此外，瑞士的法律规定国际组织与行业协会一样，不接受瑞士政府的财政审查，法律环境相当宽松。

国际组织的到来让瑞士收获颇多，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以日内瓦每例。常驻日内瓦的各国外交官、国际职员及家属达十余万，这些人的日常消费都在日内瓦，同时每年日内瓦的国际组织数以万计的会议和各种业务使得世界各国的公务人员频频到访日内瓦。日内瓦机场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这些人员的吃、住、行、购物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统计显示，每年国际组织为日内瓦带来三、四十亿瑞郎（200亿元左右人民币）的收入，带动当地就业数以万计。

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瑞士的富裕程度和环境质量与北欧的瑞典、挪威等相比，并不占有多大的优势。然而，瑞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要远远高于这些国家，究其原因，国际组织在塑造瑞士形象方面功不可没。瑞士的国际组织经常会有一些与全球事务和国际热点相关的新闻爆出，新闻的发生地自然会在新闻中体现，瑞士一些城市在媒体中出现的次数多，受关注就多，这也就是日内瓦经常被外国人当作是瑞士首都的原因。此外，联合国一些重要会议的开幕式，经常会邀请瑞士的国家元首、部长、市长到会作演讲嘉宾，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的机会足以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近些年来，国际组织与瑞士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抱怨。瑞士人埋怨国际职员的高工资带动了这里的物价和房租，当地人有些吃不消。而国际组织也经常传出对瑞士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不够合作，治安恶化，外交人员经常被盗，甚至被袭击的不满的声音。不久前，瑞士人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瑞士在法律上对国际组织加强监管，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国际组织的流失。

说归说，怨归怨。大家都明白。瑞士不会轻易得罪这些送上门来的财神爷，而国际组织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去处之前，也不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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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为什么不挤破脑袋考大学




奥利文是一名初中毕业生，本来凭他的成绩可以勉强上一所高中，但他最后还是决定进职业学校，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希望他考取高中后再上大学，以后成为科学家。既然孩子已经作出选择，家长也不想过多干预。奥利文是个汽车迷，家里的汽车模型堆满一个房间。因此在选择职业学校时，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找个与汽车维修有关的职业学校。他想当一名汽车维修工，将来要学会自己攒汽车。

记者在采访柏林汽车机械维修职业学校时结识了这个英俊又有些腼腆的男孩。经过实地了解德国职业教育体系，记者对“德国制造”的秘密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国度里，想简单复制和推广德式职业教育谈何容易。

德国职业教育与实践“无缝对接”

德国职业教育是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完成的。企业是主导方，学校是辅助方。企业与学生首先要签订培训合同，接受其为企业的学徒工，然后学生再去找相应的职业学校学习。奥利文中学一毕业，就开始寻找自己喜欢、同时又能接收自己的企业。德国汽车业很发达，奔驰、宝马、大众、奥迪等世界顶级汽车大公司在柏林都有分店，这些大公司经济实力强，有足够的学徒位置。但奥利文最后找到一家只有7～8个职工的私人汽车维修企业。他认为，小企业很重视师傅带徒弟工作，师傅手把手教徒弟，学习起来长进很快。师傅带徒弟具有单传性，而且在某些关键技术上有独特优势。同时小企业对学习态度认真，人品好的学徒工也特别欢迎。于是奥利文就与这家小企业签订了学徒合同。

柏林汽车机械维修职业学校校长布拉姆告诉记者，这是一所系统化培训汽车人才的专业职业学校，开设了汽车电工、汽车电喷、汽车机修、汽车电子、汽车电脑、汽修业务管理等专业。学校有专职教师团队1000余人。教师均以小班授课形式讲解理论知识、示范及指导实践操作课程。他强调，德国职业教育的特点是以实践定向确定课程内容，学校和企业共同确定课程，它既有职业技能的具体内容，又有符合企业岗位的职业综合培养内容，确保人才培养与企业要求同步。这样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在较短时间里获得必要的技能和所需的知识。学生的主要精力不用放在原理分析和公式推导上，而是把教学内容科学化分为知道、理解、应用和解决问题。

记者看到，为了强化学生的实践操作水平，老师带领学生在切割解剖的上百种典型车辆的模型上进行故障分析。现场的教学老师谈到，这样学习很容易将理论学习融合到实际操作当中，使传统的技术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清晰，与实际操作联系更为紧密，使学员从被动听课变为主动思考，全面提升了业务素质和个人能力。正如布拉姆校长所述，德国职业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为将来的工作而学习的体制，学校注重行动能力，因此在教学和实践时间的分配上，在课程目标制定上，在教学方法上都体现出实用性、综合性和技能性。教学内容与社会生产的需求和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学生能力的培养与企业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学习和就业的“无缝对接”。

柏林工商大会主管职业教育的特罗曼斯多夫女士在向记者介绍德国的职业教育时谈到，企业与学生首先要签订培训合同，接受其为企业的学徒工。根据合同规定，学生在职业学校期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企业参加实践活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校学习，学校主要负责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和部分依附课程的实践课。其中三分之二是专业知识，三分之一是公共科学知识。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也是企业的准员工，有义务在企业从事与培训有关的各种工作。企业根据规定要向学生支付每月600-800欧元不等的津贴。

学生与企业和学校签订合同后，有四个月试用期，学生可以选择退学，企业也可以因为某种原因辞退学生，双方不需要任何理由即可解除合同。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经费划拨按学校的学生数量计算，一个学生一年可获得政府拨款4100欧元。因此，企业不用向学校支付任何费用。企业提供培训岗位还可以获得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

在德国，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标准非常严格，职业学校教师一般需要大学三年、硕士二年和二年的职业准备期，要学习两门以上专业知识，还要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等专业。最后经专家考核合格后才能取得职业教师资格。

德国社会对职业教育高度认同

在德国，没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上大学的现象。约60%的青年都不上大学，而是在接受了2-3年的专业化、标准化的职业教育后进入社会。就此特罗曼斯多夫女士谈到，究其原因，首先是德国社会对技术工人的尊重和认同，不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而鄙薄职业技能教育的倾向。在德国的人力资源市场上，大学文凭并不是唯一的“敲门砖”，职业教育背景在很多企业，特别在中小企业中更受青睐，企业找员工，合格的技能比文凭更重要。许多中小企业甚至不愿意雇用大学生或更高学历的人，认为这些人只有“一双左手”(德国成语，比喻某人手脚不灵活)，什么实际工作也干不成。特罗曼斯多夫女士举例说，在莱比锡新建的保时捷汽车分厂有70%的员工是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在她看来，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技术工人来制造；再先进的科研成果，没有技术工人的工艺化操作，也很难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

德国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和服务性行业对技术工人和普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要求很高，除了个别对就业者要求不高的职业，如清洁工外，德国企业不接受没有受过相应培训的员工。德国技工根据职业的特点收入也不一样，技工的月平均收入略超过德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在2500欧元左右。在企业工作几年后技工可以通过考试晋升为师傅，即高级技工。高级技工收入明显增加，而且有权利作为法人独立经营企业，开店办厂。当然，晋升高级技工的条件很苛刻，技工要有4～6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还要经过1000小时的再培训，最后须通过专业技术、现代经济理论、法律基本常识和企业管理等四个方面的考试。记者此前曾采访过另一个名叫克利斯迪安的青年，他也曾就读于职业学校。克利斯迪安目前在德国勃兰登堡州一个小企业做木工。他告诉记者，2010年他从职业学校毕业，到现在已有4年工龄。16岁上职业学校时他每月就能挣500欧元的生活费，除了住在父母家之外，学习的三年半期间他几乎没花家里一分钱。再过两年他将有资格参加高级技工考试，26岁时他完全有可能成为高级技工。而他的小学同学接受完13年的小学—高中教育后已近20岁。德国大学学制较长，一般6年，上完大学后起码26岁，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也是未知数。而6年大学的各种花销最少4万欧元。所以，当克利斯迪安的存折上已有5位数存款时，他上大学的同学还是“一贫如洗”。

此外，即使在职业学校学习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继续深造。如果一名毕业于职业学校的学生还想再上大学，不仅职业教育经历可以被记入大学学分，而且毕业后在欧盟范围求职更具优势和竞争力。目前欧盟年轻人有近550万人没有工作。在西班牙和希腊，25岁以下年轻人有一半都处于失业状态。

但是，德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很低，今年5月的失业率只有7.7%，远低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24%。这应该归功于德国的双轨制教育体系。

在人们看来，职业教育学校世界各地都有，“德国模式”似乎也不过就是加上了企业的大力参与，并没有多少复杂性，但如果没有德国体制中完善的法律保障、相应的经济结构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很难学到德国职业教育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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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何如此热爱排队




谈到日本人的宗教观，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宗教观实在太糟糕了！因为他们一会儿拜神，一会儿拜佛，再一会儿又拜基督。甚至逮住一粒石头，也给围起一条红布，然后自己给取个名字，再虔诚地拜上一拜。总而言之，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信仰什么。

但是，有一种信仰，却是毫无疑问地在日本社会大行其道的，那就是“排队”。

我从未见过比日本更具有“排队信仰”的民族。其虔诚程度，完全超过了中国人的“吃饭信仰”。

就说最近吧。我去神户市美术馆看波士顿美术馆收藏展出的葛饰北斋浮世绘。这个展览从今年4月开始就在神户展出了，已经历时两个月，所以我想：愿意去看展览的人，估计也去得差不多了吧，美术馆想必人不会太多，应该可以悠悠闲闲地细细看展览了。

但结果不然。我下午2点左右到达美术馆，一直到3点20分——足足排队等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进入到美术馆内，双腿如铅地仰慕到伟大的浮世绘画师北斋先生的真迹。

当然，作为一个长年生活在日本的人，对于“排队等待一个多小时”这件事，我并无怨言。因为在这个热爱排队的社会里，这是个极为常态的时间数字。只要想一想：哪怕平日里去吃个午餐，或去吃份下午茶什么的，稍稍人气高的餐厅，都动不动就要排队一小时以上……更何况排上一个多小时之后，就能看到北斋先生各个年代不同风格的浮世绘作品。从这一巨大的收获而言，我自然不应该有任何怨言，甚至还应该感恩戴德——因为，居然只需要排一个多小时，才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左右而已。这等候时间简直太短了，甚至都称不上是排队……哦，我真是太幸运了！

看到我这么写，也许会有人觉得我将日本人爱排队这件事，未免描绘得太夸张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夸张。不信，随手再举一个例子吧：

近两个月来，每个周六出门，我都要路过大阪梅田的阪急百货，每次我都看到阪急百货地下一层的一个食品柜台一侧，勤勤恳恳地排着长队——队伍之长，一直蔓延到了地下街的行人道。为此阪急百货不得不特别雇人维持排队秩序，以免影响到在地下街过往的其他行人。

头次看到那么长的队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有明星来阪急百货签名了，所以粉丝们争相排队……但后来第二次、第三次路过时，那些队伍仍然仿佛“生长”在那儿一般的，孜孜不倦地侯立着，从不见人数有稍许减弱，这真是让人好生奇怪。究竟怎么回事呢？忍不住好奇地沿着队列一路寻找到队首，于是看到一块高举的牌子“グランカルビー”（Grand Calbee）——Oh My God！原来，那么多人排队，就为这种土豆片的新产品。

对于那些热情洋溢的食客们而言，为了早一口吃到这种新食感的“进化土豆片”，排队一小时，不过是常态；排队两小时，最多是命运。因为，居然还有为了这种土豆片，而排队五小时的——这真算得上是一种“极致”。

不过，还有比这更为“极致”的。

熟悉日本社会的人都知道：日本的商家每到新年，都会推出传统的“福袋”。通常，“福袋”里总是装有物超所值的商品：例如售价1万日元一个的“福袋”，里面会装有价值3万或5万、甚至10万日元不等的商品——这自然带给购买者们欣喜若狂的成就感，新年销售“福袋”的柜台也为此总是人头汹涌。

充满诱惑的“福袋”，自然也为日本的“排队信徒”们，提供了极好的献身之道。

例如2013年元旦，为了第一个抢购到苹果专卖店推出的“2013元旦福袋”，有人提早五天就带上坐垫和御寒的毛毯，跑到东京涩谷的苹果专卖店大门前去排队了。而苹果专卖的东京银座店，也有人提早四天就开始排队。这些为抢购超值的“苹果专卖福袋”而可以连续几天坚持排队的超级信徒们，因为一边排队一边上推特，甚至还通过网络结成了“排队联盟”，如同难兄难弟一般彼此惺惺相惜，在新年深夜的寒风中，你来我往地发推抵御严寒，相互安慰取暖，打发着漫长的排队等候时间。

所以，我说：对于排队，能够做到如此这般的执着，若还不能称其为“信仰”，那还能称其为什么呢？实在找不到比“信仰”更贴切的词了。

而至于日本人为什么如此热爱排队，就如同他们热爱某种仪式一般？我拿这个问题去问身边日本人，他们也搔头抓耳，满口“呵呵”，没几个回答得出来。当然，也有一些不辨深浅的分析。例如“人多凑热闹的喜感”“群体认同性的归属感”等等，云云。但我觉得这类分析并不得要领，所以也只是将信将疑。因为这些并非日本人的特性，而是同为人类的本性。喜欢人多凑热闹的民族，多着呢，但怎么就不见那些爱热闹的民族，也像日本人一样，那么热爱排队？

对于日本人为何拥有“排队信仰”，虽然至今不得要领，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排队”这件最简单的事，为日本社会带来了一种“秩序之美”。对于强调公平与公德的日本社会而言，“平等”是一种能体现公平的社会秩序，而“排队”，则是对于“平等”这一公平的社会秩序，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举目四顾，从那些视线所及的兢兢业业的排队长龙，你看到的是一个文明世界所应有的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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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比中国人还懂“养不教，父之过”？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美国有2千4百万孩子，即三分之一的孩子，没能跟生父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美国总统奥巴马2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家庭。他对“父亲缺失”（fatherlessness），深有体验。2009年6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父亲节演讲中，呼吁提倡重视“父道”（fatherhood），即父亲身份、父亲角色。要减少“父亲缺失”。他说，作为政府，“我们能为孩子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地提供好的工作、好的学校和安全的街道，但是那永远不足以完全填补父亲缺失的差异。”

2012年6月，美国白宫专门发了“中央文件”，题为《促进有责任感的父道》（ Promoting Responsible Fatherhood）。文件引用了美国卫生和公共事业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报告，指出，孩子从居住在一起的父亲那儿，受益最多。文件告知民众，联邦政府已经拨款，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协调合作，具体落实各项措施，来促进有责任感的父道，让更多的孩子健康地成长。

多种权威研究证明，父亲角色在孩子（尤其是幼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男孩子需要父亲，他能学到父亲的刚毅、坚强、男子汉气概等等；女孩子同样需要父亲，她能从父亲的赞许、欣赏中，懂得什么是女性的美德。有些特质是男性特有的。比如，孩子喜爱拆开玩具，通常，母亲会加以阻止，而父亲则会跟孩子一起拆开，与孩子一起探索。

国内有人建议幼儿园应该配备男教师。这个，需要认真慎重地研究方方面面。

其实，确定可行的，还是让父亲在家中跟孩子在一起。

奥巴马在2010年6月的父亲节的演讲中，这么说，“我们的孩子不需要我们是超级英雄。他们不需要我们是完美的。但他们真的需要我们跟他们在一起。”

给孩子最大的、最好的父爱，就是跟孩子在一起；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把自己的时间留给孩子。在这个方面，美国跟孩子居住在一起的父亲，还是很有父道的。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3年的统计资料，家有5岁以下孩子的父亲，都很投入地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96%跟孩子一起进餐（Ate meals with their children）。

98%跟孩子一起玩（Played with their children）。

90%给孩子洗澡、换尿不湿、或者穿衣服（Bathed，diapered，or dressed their children）。

60%给孩子念故事书。（read to their children）。

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父道”网站（Fatherhood.gov），以帮助美国的父亲们成为一个更有父道的父亲。比如，引用专家的研究成果，为年轻的父亲提出建议。内容非常具体、实用。举两个例子：

每天给孩子阅读30分钟。这种阅读，就是和孩子一起翻开一本适合孩子的书，读给孩子听。自然而然地让孩子学到了知识，学到了词汇，并养成今后喜爱阅读的习惯。

尽可能关掉电视，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国内有个从韩国弄过来的真人秀节目，叫“爸爸去哪儿”，收视率很高。明星跟他们的孩子出场，自然是个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确实存在着引人关注的“爸爸去哪儿”的问题。有些是跟美国相似的，“爸爸离开妈妈了”。有些是较有中国特色的，比如，爸爸去其他地方打工了。较多的则是父亲本身存在“时间去哪儿了”的问题。比如：听老板的，常常加班。正规的美国公司通常不叫员工加班，加班得付1.5倍工资。又比如：中国父亲须经常出席饭局。美国几乎没有饭局。再比如，父亲爱玩麻将、卡拉OK什么的。这个，美国人也没兴趣。

三字经中，有句“养不教，父之过”。意思是：养了孩子而不给予教育，那是父亲的过错。常见的英文翻译是“To feed without teaching is the father's fault”。这个教育，当然不是指给孩子弄个好学校，甚至送出去留学。这个教育，其实关键就是父亲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身传言教，尽到父道。绝大多数美国人应该不知道三字经，但好像比中国人更懂得“养不教，父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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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韩国人开咖啡馆如此成功？

这两年中国一二线城市中风头最劲的咖啡馆是哪些品牌？答案不是星巴克，也不是COSTA，而是各种有Feel的咖啡馆：咖啡陪你、漫咖啡、动物园咖啡、豪丽斯咖啡、途上咖啡等等。

这些咖啡馆有一个共同之处：全是韩国人创办！

咖啡？拜托，那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而已！

韩国人真的得到了咖啡大神的真传？得到了若干秘笈？今天就来分享一下为神马韩国人开的咖啡馆如此成功：
市面上常见的咖啡馆的“派系”：

以法式和意大利咖啡为代表的欧式咖啡店：特别强调咖啡豆的品质及口味，用最近流行的一句话总结就是：有工匠精神的私家小店；

以星巴克为代表的美系咖啡馆：主要强调专业、快捷，商务氛围极浓，慢慢演化成为都市人的第二办公室；

以上岛咖啡、老树咖啡、真锅咖啡为代表的台湾咖啡：可以说是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咖啡品牌，是中国大陆咖啡文化的布道者，成功将咖啡文化与中国特有的休闲文化相结合，因此边喝咖啡边打斗地主也是在这里仅见的。也许太过成功，让继承者少了继续创新的动力。

而韩式咖啡馆，完全就是韩剧的剧情重现！用超出你想象的华丽空间给你一个短暂脱离现实的机会！咖啡？拜托，那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而已！

接下来挑重点介绍一下目前的当红韩国咖啡馆品牌：




咖啡陪你

韩国最大的咖啡连锁企业，自2008年成立以来在韩国已有9百多家门店，总部位于首尔市江南区清潭洞。除咖啡外还经营各种高档茶、拿铁、果汁、华夫饼、面包类等商品，目前在全球的连锁店有1200多家，分布在韩国、美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2012年3月caffebene进入中国市场。迅速在一二线城市遍地开花。门口是硕大的张根硕的人像，稍不注意就以为哪个帅哥在看你！




动物园咖啡　

Zoo Coffee在韩国创办于2009年，到2011年仅两年的时间就拥 有100多家店铺，成为韩国最火的连锁咖啡馆之一。Zoo Coffee创始人金键佑是一位相当有活力的韩国年轻人，人家26岁开始创业，尝试过 不少创新、不走寻常路的行业，例如24小时配送，最后咖啡馆开成了！他自己也是咖啡控，每天至少三杯美式咖啡。之所以要将Zoo Coffee引入中国，金键佑这样解释：“韩国的咖啡市场已经 饱和，而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话就看大伙儿怎么理解了哈）




漫咖啡

这个咖啡馆就更有意思了，创始人是在北京创业的韩国人，叫辛子相。总部就在北京，第一家店北京丽都店于2011年1月开业，到2013年底，两年多的时间，共开出了60多家店，据说前36家店都已经开始盈利。漫咖啡走的是直营加合作的方式，漫咖啡占门店股权的25%-35%，合作商占65%-75%。这样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品牌故事，更没有雄厚资本的咖啡品牌能够在短短三年时间发展到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豪丽斯咖啡

豪丽斯咖啡成立于1998年，是韩国第一家品牌咖啡连锁店，如今在韩国与星巴克拥有同等数量的店面。目前是韩国四大咖啡品牌之一，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有分店。2013年3月，豪丽斯咖啡中国的第一家店在深圳车公庙开业，2013年下半年全球旗舰店又在深圳欢乐海岸开业（又是深圳，估计去过欢乐海岸的人都喝过他们家的咖啡哈），2014年羽毛球冠军林丹加盟了这个咖啡品牌，在北京开了第一家豪丽斯咖啡。


听完这些品牌，其实大家都明白了，韩国人在咖啡馆这个细分行业如此成功一定是有道理的：

1、韩国人不断求变的创业精神

以前一位台湾大叔讲台商的特性，大意是说，岛国的现实让台湾人不够大气，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限制，却把人的潜力充分的激发起来。韩国人和日本人大概类似，这个特性无法复制，民族性使然。（再强调一下，韩国人口5000多万，国土面积99000平方公里，比浙江省略小）。

2、韩国人莫名其妙出奇好的设计感

其实从2001年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就能感受到，13年前的韩国人对于色彩、构图的理解和细节的处理已经遥遥领先于中国。从此之后，韩国人继续在网页设计、游戏设计领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或许是天生的设计感直接拉开了与中国土豪自己开的咖啡馆的品位差距。Zoo Coffee的创始人金健佑就是一例，这哥们从来没有学过设计，但对设计的感觉出奇的好，咖啡馆里的所有设计理念和具体实施都是他一个人！

3、韩国文化输出的成功

有人说，韩国这十几年就干了一件事儿，不停的用音乐、电影、电视剧进行“文化侵略”，持之以恒的结果当然是成功了。韩国货在年轻人心目中就是时髦、浪漫、唯美的代名词。今天看到的一条新闻可以说是极端的注解：一个巴西帅小伙在韩国呆了一年之后，就无法自拔的深深爱上了韩国文化，最终依靠强大的整形技术，硬生生把自己整成了单眼皮黑发亚洲男。

4、韩国咖啡馆里赚钱的绝不是咖啡

而是餐具精美、食材新鲜、色彩鲜艳、摆盘创意的各种甜品和食物。华夫饼一般咖啡馆都有卖，一般售价不超过20块，但在豪丽斯或漫咖啡，把华夫饼摆在精美的盘子里，旁边挤上奶油或巧克力，一盘售价是35块或更多。

临窗读雨

巴西的特殊守护者：乞丐与修女

里约热内卢， 这个被誉为美轮美奂的伊甸园, 有着天堂般的富人聚集地，但同时也有着大面积的贫民窟，天堂与地狱仅一步之遥。有部描写贫民窟的著名影片叫《上帝之城》，看完该片的人无不对里约这片"最酷"的贫民窟心生畏惧。在巴西社会，对贫民窟的歧视消除前，上帝之城依然会恐怖如故，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持着暂时的安定？

1、乞丐好比是“巴西的国防”

走在里约热内卢的大街上，除了那全球化的各色人流，最引人瞩目的， 便是随处可见的街头穷人乞讨， 上帝的苦涩之音。我纳闷， 巴西政府为什么不顾国际形象， 给他们一点接济呢？堂堂世界大国岂能让这种风气到处流窜？ 在我思考之余，保罗带着点神秘的微笑告诉我，巴西政府曾经试图改变这种面貌，为穷人安排了公寓，按月发放补给。 可是接济的结果与预期愿望正好相反， 街头的穷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

我愕然，这才明白，是啊，穷人们都有了好的安排， 自然是更多的人们来到了街头，人心不古，越聚越多。 这似乎成为了特有的一种规律，所以巴西政府无奈、置之不理，任之存在。 透视现象看本质， 其原因何在？ 因为巴西政府的国防开支有限， 人手不足， 国家陆地边界线和海岸线及其漫长， 由于管理松散，形同虚设，非法偷渡猖獗， 没有像中国一样视国家边界如生命，古代修筑万里长城， 如今密集设置边防哨所并住国防军， 抵挡外国移民入侵。 巴西街头的乞丐不一定是巴西人， 他们可能来自其它中南美洲国家，这些人一无身份证、二无出生证，只要不抢劫，警察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而倒是，有了这些街头乞丐占据， 就不会有更多的新乞丐来到街头，更少了它国的狼藉人口侵入，因为城市街头无地可生存嘛。 乞丐竟然执行了巴西的“国防部队”功能？ 呵呵，我想着笑出声来，那巴西政府是不是该感谢这些乞丐呢？ 保罗接着说，每当节日到来， 政府和慈善机构都会给他们一些补给，发放食品和御寒衣物， 如果赶上圣诞节和狂欢节， 还有啤酒和咖啡， 简直就是“劳军慰问”， 大家互动乐此不疲。 这些乞丐一般不会去抢劫， 过一段时间就到阿根廷、或者乌拉圭等国家去流浪了。 所以， 里约的乞丐， 好比巴西的“国防士兵”。

2、修女好比是巴西的卫士

2014年的足球世界杯以及 2016年的奥运会正在来临, 里约热内卢是主办城市， 这让南美洲的人民无比兴奋。 然而， 这个每天沉浸在焦虑和冲突中的城市，看似并没有给人们以安全感，随处可见的流浪汉，有着最大毒贩据点的贫民窟，数以万计的瘾君子，逍遥自由的同性恋， 似乎都在昭示着这个城市内部的不和谐与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让来这个城市的游客望而却步。巴西警察的强势出面似乎并没有给这个城市带来重获新生的希望，反而让政府与贫民的关系更加恶化。

在这个魔鬼也会叹息着转身的贫民窟，黑帮俨然成为了它的管理者。 为了解决这一巴西“毒瘤”， 巴西政府不惜动用武装警察和军队， 开着坦克、装甲车挺近贫民窟。 在试图控制贫民窟的过程中，警匪之间处于白热化的情况时时发生，甚至会发生枪战，每年有百名以上警察在贫民窟丧生。 贫民窟里的居民时常叫苦不迭，抱怨政府的办事不力，只会动用武力，并没有真正做到保护人权，从而将怨气撒在政府身上，与政府之间形成了微妙的隔阂。贫民窟内民众甚至会组织示威抗议并阻止政府的介入。

在这复杂而棘手的时候， 修女就肩负起来拯救这个城市的任务。 修女是天主教中虔诚而以教会为终身职业的女教徒，通常须有三绝： 绝财、绝色、绝意，相当于佛教的尼姑。 她们用友爱、仁慈与善良去帮助误入歧途和遇到困难的人们。 在贫民窟，修女经常面对的诘问是 “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处境如何解释？上帝为了富人, 难道我们有个贫穷的上帝吗？ ”

里约的修女深入贫民窟从事慈善事业，做警察与贫民窟之间沟通的桥梁。她们在贫民窟帮助人们建立尊严与自信，接近吸毒者，用悲悯的心去跟“瘾君子”谈话，救济贫苦民众，照顾生病的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举行慈善募捐甚至会参与危险的警匪沟通调节。 在贫民窟，修女是可以自由通行而限制较少的群体，她们与民众之间互爱互信，从而取得了敬重。显然，修女是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通行证。

即使是这样，修女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虽然贫民窟的大部分民众都敬重修女，但是黑社会的首领们绝对不会让修女挑战他们的“上帝”权威。 在巴西， 一起震惊世界的修女谋杀案令人不寒而粟。 那是2005年，巴西人心目中的“亚马逊雨林守护天使”多萝西（Dorothy Stang）修女， 她在亚马逊致力保护雨林和维护土著居民权益，这让当地黑社会怀恨在心。 于是， 在密林里， 凶残的黑社会杀手向多萝西修女开枪。 临终前，多萝西对着凶手朗读圣经， 枪声过后， 她的白色套衫染红了鲜血。 她和耶稣一样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选择了英勇就义。虽然凶手被绳之以法， 但是这不幸的遭遇使公众对修女的工作产生畏惧，然而里约的修女仍然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去做慈善工作。

有了里约修女的无私奉献，巴西政府的贫民窟难题大大减少，这实际上支持了里约的2014年足球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 当人们在里约“耶稣神像”下痴情狂欢时， 孰能联想到修女在贫民窟和黑社会的罪犯们周旋。

里约修女，巴西的“安全卫士”。

临窗读雨

英国小学给毕业生们的一封信




亲爱的XXX同学

你这次小学毕业考的成绩已经附在这封信里了。 对你的成绩我们对你感到非常的骄傲，我们觉得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努力。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些考试成绩其实并不能反应你是有多么的独特和特别。 出这些考试题的叔叔阿姨们并不像你在学校的老师一样了解你们每一个人，更不会像你们爸爸妈妈一样了解你。

考试不会告诉他们，你们当中有些人才小学就已经会说两种语言。

考试不会告诉他们，你们已经能熟练演奏音乐，能唱歌，会跳舞。

考试不会告诉他们，你能给你的小伙伴们带来笑声，你能作为一个你小伙伴信赖的人。

考试不会告诉他们，你也许能写诗或者写歌，甚至你踢球踢的也很好。

考试不会告诉他们，你也许在家能把弟弟妹妹照顾的很周到。

考试不会告诉他们，你去过多少美妙的地方，能说出多少美妙的故事和经历。

考试不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善良，深思，可信赖的人。

考试不会告诉他们，你每一天都在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你的分数只能告诉大家你的一面，但是它不能代表你的每一面。

所以，分数只是分数，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分数而自豪，但是请永远记住，我们人可以有很多种伟大的方式，考试绝对不是唯一的一种。

临窗读雨

当空难发生后，荷兰人如何引导孩子直面死亡

7月24日上午，MH17航班40名荷兰遇难者的遗体回国，皇室出迎，国家降半旗。一具遗体一具棺木一辆灵车，都由八位士兵抬灵，民众自发在马路边注视运送车队，汽车停车亮灯致哀。这种哀悼神圣尊严，荷兰人直面死亡和伤痛的姿态令人动容。少年商学院专栏作者、在荷兰获得博士学位并定居下来的魏蔻蔻，从身边的案例着手，特地撰写了如下关于荷兰人引导孩子直面伤痛与死亡的专栏文章。

别说“不要怕，有我在呢”

荷兰人对待恐惧，伤痛和死亡的态度，说简单点，就是“直接面对，彻底承受”，几乎没有“善意的隐瞒或谎言”这样的说法。比如在我们中国，如果一个老年人被诊断为癌症，那么医生一般会先告知其家属，而不会告诉当事人。而在荷兰，只要当事人是神智清醒的，医生都会直接和当事人交流，由病人自己决定是否告诉家属。

投射在日常生活里，荷兰父母也觉得他们只能向孩子忠实地呈现现实，而不是赋予自己强大的信息过滤权，去决定哪些是孩子该知道的，哪些不是。在孩子觉得害怕的时候，多数父母只简单对孩子说“不要怕，有妈妈/爸爸在呢”。心理学家认为，如果这样说，是一种没有长远价值的安慰和逃避。因为孩子在这句话的引导下，虽然得到短暂的慰藉，可是无法帮助他们解决恐惧的根源，况且父母不可能永远都在。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父母和孩子讨论恐惧，将恐惧肢解，细化地提出“不要怕”的具体解决放案。荷兰父母在这方面做得相对较好，比如他们会和孩子交流，“你在怕什么？你觉得那个为什么可怕？怎么样我们才能不怕”等等。这种方式对怕黑，怕虫子这些具体的东西很有用。孩子会认识到这些不可怕，建立识别和面对的意识，心理逐渐成长。

“孩子，我也和你一样害怕”

可如果孩子的恐惧是更深层抽象的情绪，如害怕亲人的死亡，就是另一种处理方式了——父母在孩子面前敢于承认自己的恐惧，让孩子知道某些情况下，恐惧无法避免，采取行动也无法解决，只能交给时间。

我想和朋友们分享一些我身边的故事。我一位朋友的六岁儿子，担心患癌症的外婆去世，怕得睡不着觉。他妈妈会拥抱着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和眼泪，对他说：“我也和你一样害怕，不过外婆现在不是还在我们身边吗？我们得好好珍惜外婆在的每一天。你要好好睡觉，明天才有精神去看外婆，对不对？”

我要加一句，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做“最优假设”，别说：“外婆在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相信医疗、相信科学，说不定外婆会很快好起来的。”这样完全是不负责任地给孩子增加希望，如果现实不是这样，对孩子的打击更大。

当孩子问起爸爸，她只重复强调“去世了”

在荷兰，无论孩子多小，父母都不会向孩子隐瞒家庭重大变故的信息。孩子的亲人去世了，家长就明白的告知什么是“死亡”，不会骗说去出差了，出远门了等等；父母离婚了，谁生病了，也直接告知孩子，并解释这些是怎么回事。

我的先生是荷兰人。他公司里的一个员工叫桑德拉，她老公在她儿子Dirk只有4岁的时候出车祸骤然离世。

她当天把Dirk从学校接回家，就对孩子直说了：“爸爸死了！今天爸爸骑摩托车的时候出了事故，他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从今天起，只有妈妈和你了，爸爸再也不会回家了。明天起我们还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爸爸的葬礼，你要去给爸爸道别。我们的生活在短时间内会有些改变，比如你这几天暂时不会去上学；有可能你会看到妈妈哭，还有很多家人会哭，我尽量做到不大哭，但是有很多东西会和以前不一样了。”

Dirk似懂非懂，问：“那我过五岁生日的时候，爸爸会不会来呢？”桑德拉红着眼睛说：“不会了，因为爸爸死了，爸爸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任何的一次生日派对里了。”Dirk大哭，桑德拉搂着他说：“宝贝，妈妈也很难接受和相信，可这件事的确发生了，我们只有一起面对。”

Dirk参加了爸爸的葬礼，给爸爸的棺材上撒土说再见。可是因为他太小了，之后还是经常问起为什么爸爸不在，桑德拉每次都重复强调爸爸去世了。我看不下去，劝她不要太勉强。可我先生非常赞同桑德拉的做法，说必须要反复重申概念，让Dirk真正明白什么是亲人的亡故，这样对他有好处。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决定了他必须比其他孩子要更早的了解死亡，他应该尽快学会接受。

Dirk大概在4个月后，总算接受了父亲离开的事实，并学会了如何与这个事实相处。桑德拉每周会在亡夫遗像前的花瓶里插上一束白玫瑰，而Dirk每天都会给花瓶里的白玫瑰换水。他会拍着心口说：“爸爸去世了，就算爸爸再也不能来看我，我还是会永远想他。奶奶说了，我们都要习惯在没有爸爸的时候也要快乐的生活。”

Dirk现在已经9岁了，爱好跆拳道和弹钢琴，喜欢吃炸鸡腿和小羊排，和妈妈还有继父及妹妹一起和乐融融的生活。他依然每天给爸爸遗像前花瓶里的白玫瑰换水，生日的时候，在遗像前多点一支白蜡烛。

“决不能说他可怜”

在这种“直面伤痛”的文化里，“受伤”便不再是孩子们撒娇的理由。若孩子的伤痛和挫折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外因造成的，大家都会关爱、支持，一起面对，想办法改善，那个凝聚力的正面能量之强，特别让人感动。若孩子的伤痛，是自己不守规矩造成的，家长几乎完全不同情，也不表现心疼，而是非常“狠心”的让孩子反省，接受教训，及彻底承受后果。

前阵子为了迎接巴西世界杯，在开赛那天，我先生家族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把房子装饰成橙色。我老公10岁的外甥Armin的任务是剪橙色的彩带，结果他不专心，抬头看电视，一下子就把左手大拇指顶端的肉剪掉了，鲜血奔涌。

我们第一时间处理了伤口，并带他去医院包扎。他很坚强，没有哭。医生说，这几天会疼痛，在之后的两周他的大拇指会逐渐愈合，可指尖的麻木感会持续大概6-8周。

回家后，他坐着休息，大家也没有特别关注他，继续装饰房子。我帮他倒了杯水，喂他喝，他妈妈马上过来说：“他要喝水你让他自己倒，不要喂他喝，让他自己想办法。”说完又回头对着他说：“你只是大拇指受了伤，你的手还可以活动，医生说了你这个伤痛要持续6-8周，在以后的这段时间你要学会忍着不方便也要自理自己的生活。”

我说了句：“算了，Armine好可怜！”以他爸爸为代表的全家人都炸开锅了：“他有什么可怜的？从他七岁开始使用剪刀，我们就反复告诫他用剪刀时要专心，如果不专心会有什么危险。他今天不按学到的做事，自己边剪边看电视，伤了他自己，只能说他不够聪明不守规矩，决不能说他可怜。”

于是，在之后吃晚饭，漱口，洗澡（他带了个橡皮手套自己洗），睡觉，都是他自己应付的，临睡前，他和我们亲吻道晚安，然后对他父母说：“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他睡了之后，他父母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了对儿子的关切，除了拿着医生开的药膏反复研究外，还不断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草药对皮肤恢复有帮助的。

我们中国的父母喜欢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孩子过滤痛苦、筛选信息，希望尽可能的让孩子一路坦途，避免磨难，结果孩子缺少学习挫折之后如何修正自己的机会，成年后可能会更艰难。其实，磨难不用刻意营造，更无需回避，它来的时候，大家一起真实面对，分享和学习承受它的过程就行了。如何给孩子一个有韧性和厚度的人生，取决于父母的选择和态度。

直面和接受伤痛需要很多勇气，甚至连拿出这份勇气都需要一个磕磕绊绊的过程。因此，我们何不将这份勇气提前献给我们的孩子，让他/她知道，不要羡慕别人的幸运，不用懊恼自己的遭遇，遇到什么，就稳稳的接住，全力承受。选择坚强，但不用逞强，要有直面的态度和寻求帮助的准备。这难道不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吗？

临窗读雨

一个价值200万欧元的字

文丨孙梦叶

因工作需要，我去了一趟法国。刚到没多久，一个在法国的老朋友就邀请我去一家咖啡店叙旧。我欣然应邀，连忙赶到了咖啡店。这是一间不论外表还是招牌都很普通的咖啡店，名叫“席拉的小店”。虽然整个空间装潢简洁，但充满了温馨的格调，顾客们纷至沓来，生意很火的样子。

还未点咖啡，就被法国人的热情奔放所震动。旁边一位胖胖的男士刚一入座便毫无征兆地去拥抱邻桌一位女士，那位女士也很开心地迎了上去。随即，那位胖男士点了一杯咖啡便坐了下来，我亲眼看到服务员过来只收了他1.4欧元。一杯咖啡居然这么便宜，难怪这家店生意这么红火，我惊讶于这家普通的咖啡店竟然有这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

待朋友进来后，我径直走到服务台点咖啡，用并不流利的法语对服务生说：“我要一杯咖啡。”服务生略显惊奇地看了看我，问了一句：“麻烦您再重复一下刚才的话，好吗？”我以为我蹩脚的法语他没有听懂，便又怯怯地重复了一遍，“我要一杯咖啡”。这次，服务生没有再说什么，迅速地递给了我一杯咖啡，并告诉我说：“这杯咖啡7欧元，女士。”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确认还是7欧元后，虽然对刚才那个胖男士的咖啡价格耿耿于怀，但终究不好意思追问，只好无奈地付了7欧元。

回到座位上，我就跟朋友抱怨起来：“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同样一杯咖啡只收刚才那位男士1.4欧元，却收了我7欧元？这不公平！”朋友笑得很狡猾，说我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优雅的女士，对服务员说：“请给我准备一杯咖啡好吗？”服务员马上递给了她一杯香浓的咖啡，收了她4.25欧元。我特别注意了她点的也是和我一模一样的咖啡，难道说这家店看人收费？可是刚才那位男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陆陆续续地，我发现同样一杯咖啡，竟然有1.4欧元、4.25欧元和7欧元三种不同的价格！我心里开始对受到7欧元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起来。

这时朋友哈哈大笑起来，说出了真相：“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服务生说的话呢？如果你只是对他们说‘来杯咖啡’，价钱就是7欧元；你若说‘请给我一杯咖啡’，价钱就是4.25欧元；但是你要是说‘你好，请给我一杯咖啡好吗’甚至给陌生人一个拥抱的话，咖啡就是1.4欧元的价格。”

听完她的解释，我顿时恍然大悟，感慨于这家咖啡店独特的创意。习惯了在国内对服务员“招手即来，挥手即走”式的点餐，回想到自己刚才对服务生不客气的语言，我不禁有些羞愧难当。

她接着说：“在电报刚兴起的时候，法国人就一个‘请’字就浪费了将近200万欧元。即使这样，法国人也没有放弃发电报不说‘请’字。由此，法国人对礼貌待人的执着追求可见一斑。”

我想，以咖啡价格的不同来提醒人们注意礼貌，真是一个不错的构思。这家名叫“席拉的小店”的咖啡店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了人们应该以礼貌待人，以优雅的方式与人相处。一杯“礼貌咖啡”，既给大家带来一个温馨舒适的氛围，又巧妙地让大家体会到了“礼貌”的乐趣，一个民族的优雅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后记：同一家咖啡店，一杯一模一样的咖啡，因礼貌用语不同而让其价格相去甚远。这个有趣的现象，却把植根于法国人心中对文明礼貌的态度和要求彰显得淋漓尽致。也许，语言的功能与魅力并非止于传递一种信息或者诉求，更传递心与心的交流、人对人的态度。试想一下，假如有一天在我们身边也出现了这样一家咖啡店，因我们的文明程度、礼貌态度不同而价格不同，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答案在你我心中，在你我的言行之中。

清歌佐酒

严重学习啊，问好阿姐，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