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物】翻译的故事 ◇ 中国留学史的里程碑日子

临窗读雨

翻译的故事

郑鲁南


鲁迅曾将翻译工作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窃得火种，而现代中国的一切重大进步也确实离不开翻译的启蒙。本书是对于文学翻译工作的一次认真的盘点，收入了近七十位翻译家的动人故事。现从中选出八则。


田德望：我与《神曲》

《神曲》是但丁的代表作，是一部以诗人自己为主人公的史诗，以游历过程和见闻构成了《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三部曲。这部恢宏的史诗，早在我读中学时就有接触，当时通行的是钱稻孙翻译的《神曲一脔》，钱先生幼年随父母侨居罗马，归国后陆续将一、二、三曲译为骚体，在1921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译文典雅可读，可惜后来他搁置未续。

进清华大学西文系后，得以阅读到英译本《神曲》，对这部作品发生了更大的兴趣，于是我选修了一位英国教授用英语讲授的《神曲》课，这位教授精通意大利语，而且酷爱《神曲》，我毅然中断已学了两年的法语，在这位英国教授的指导下自学意大利语。进了清华大学外国研究所后，我继续自学意大利语不辍，不久便能阅读英国出版的英意对照的《神曲》了。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用英文写了《但丁〈神曲〉和弥尔顿〈失乐园〉中比喻的比较研究》，获得了好评，顺利通过答辩，同时还获得了意大利的奖学金。在吴宓教授的建议下，由清华公费派我去意大利留学，在佛罗伦萨大学师从莫米利亚诺教授继续攻读但丁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获博士学位。在如此长久的求学生涯中，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学成以后，一定要从原文翻译《神曲》这部传世之作。

我1939年回国，以后一直是以德语教授身份在大学里讲授德国语言文学，没有机会教意大利语言文学。从1921年钱稻孙第一个翻译的《神曲》之后，又有六种中文译本问世，但除了钱译的之外，都是从英、德文版本转译的。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周扬同志希望外文所所长冯至物色一位译者，认真重译《神曲》。冯至当即决定聘我为“特约研究员”，专门从事《神曲》的翻译工作。

长期以来，国内一直都没有二战以后最新出版的、包含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版本可供我翻译。可巧的是1982年，国际意大利语言文学学会会长勃朗卡教授来中国访问，冯至介绍他来北大与我会晤。通过交谈发现，我俩竟然都是莫米利亚诺教授的弟子，于是一见如故，他当即答应回意大利后给我寄一套意大利但丁学家翁贝尔托•波斯科和乔万尼•雷吉奥合注的《神曲》。后来我在翻译《神曲》时，译文和注释主要是根据这个版本。

我开始试译《地狱篇》，是在1983年的秋天，那时我已73岁高龄了。刚动笔，感到困难重重，力不从心，茫然不知所措。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稀疏的头发，真感到自己老了；但捧起书本，读着《神曲》，又感到自己回到了从前。为了我心中已久的向往，为了把《神曲》直接从意大利语译介过来，我开始向自己挑战。我已老矣，脑力、体力不断衰退，我仿佛像一个运动员开始与时间赛跑。翻译期间我与责任编辑王央乐同志和秦顺新同志的合作非常愉快。1990年《地狱篇》出版并举行了首发式后，王央乐同志就退休了，由曾任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的秦顺新同志做《炼狱篇》和《天国篇》的责任编辑。秦顺新同志在看完21章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您所花费的心血，只有看了这部译稿才能了解。我代表未来的读者向您表示敬意。”我也备感欣慰。

2000年8月，终于译完了最后一部《天国篇》。历时18年的《神曲》翻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花费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我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我能在有生之年，把这部伟大的经典之作全译本奉献给中国读者，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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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益：《钢铁》翻译前后

1937年我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当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的刘少文同志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把那时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英文报纸上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按月摘要译出并写成汇报，然后经由八办转报延安中央。1938年的某一天，刘少文同志带来了一本英文书，说是一位外国同志从美国带来的，这是一本在苏联国内颇有影响的小说。他郑重地说，党组织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要你把这部小说译出来，而且越快出版越好。当时我有日常工作在身，不能全力以赴，只有挤时间一点一点地进行。这本书就是刚刚译成英文出版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每天晚上到《每日译报》编报，从晚上到凌晨两点，这样我就没有多少时间翻译。这期间我还参加翻译《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不翻译我就没有稿费，而没有稿费收入就不能维持生活。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党组织命令我退到苏北，当时我还负责为新四军解放区筹办两个大学，即江淮大学和南通学院，工作很繁忙。为了要在退到苏北之前把书译完，我不得不加快速度赶译，这样总算在1941年冬将全书译完。1942年上海新知书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这本书。194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到洪泽湖畔半城镇新四军四师师部访问师长彭雪枫同志时，他正在油灯下看书，我问他在看什么，他对我说：“是你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还说这真是一本好书。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这本书的中译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是从英文本转译的，但为保证译文质量，1949年，又由出版社出面请俄文专家刘辽逸同志根据俄文原本加以校阅增补，然后再由我利用工作之余对修改过的译稿作进一步的润色。1988年再版，我又根据苏联出版的新的英文译本进行校改，再由前责任编辑程文同志对照俄文版将全文重新复核一遍。总之，出版社和我为了求得译文的完美，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力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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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芝：蒋路与《怎么办？》

早在1942年，蒋路在桂林俄文专修学校教俄文的时候，他就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对一代代的俄国和西欧革命家的成长，都起过一种特别的作用。当时蒋路就想过要翻译这本书，但这个22岁的小伙子才刚刚开始学习翻译，怎么能担当得起这个重任？他把美好的理想暂存心中，从此刻苦进修，努力在教学和翻译中提高水平。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9年蒋路在上海时代出版社编译部工作期间，找到了《怎么办？》的原作，并获准可以翻译。此时的他，已拥有八九年的翻译经历，译出过二三十万字、数十篇俄国和苏联时期的文艺理论著作和小说，这为他翻译《怎么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蒋路的翻译从一开始就很认真，很慢，无论是正文还是注释，都力求准确无误。为此，他只有增加工作时间，每天早早上班，晚上几乎都过了10点才回家，星期天自动加班。他字典不离手，一点点疑问也不放过，千方百计查阅各种工具书，直到自已完全弄明白才下笔。关于本书的命名，蒋路也曾费心思考，原文意思是“做什么？”或“怎么办？”蒋路认为《怎么办？》较恰当，从此这本书的名字几十年没改动过。1950年全书翻译完后，蒋路又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认认真真校对一遍，直至他自己感到满意。

《怎么办？》于1952年在上海时代出版社初版，次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1959年《怎么办？》改为横排版，全书重排，蒋路趁这个机会又将全书校订了一遍，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社外聘请了专家刘泽荣先生和李莎女士（李立三夫人）担任外国文学编辑室俄文顾问，承蒙他们的帮助，蒋路在校订《怎么办？》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80年代改革开放后，文坛复苏，出版部和新华书店都提出根据旧版再印，以应市场之需，但蒋路不同意，只得暂停再版。这时市面上出现好几种盗版，连国家一级的大出版社也堂而皇之盗印，这也说明《怎么办？》在读者中是多么受欢迎。直到1988年，蒋路才改用当时最新的1985年的校勘本修订了全部译文。90年代再版，蒋路根据资深编辑陈馥提的意见，有选择地又一次对译文作了修改，这是蒋路最后一次修改了。如果他还在世，他还会不断修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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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我译《磨坊文札》

北京大学西语系很重视文学作品原文的阅读，我们从二年级就开始在课本里读到文学作品的原文片断、章节，到三年级，自己就可以抱一部名著的原文去啃了，我最初选啃的作品就是都德的小说名著《磨坊文札》。之所以从都德开始，是因为他的语言很纯净，适合当时规范化语言教育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那平和自然的风格很叫人喜爱，富有感情与情趣而又不事张扬，特别叫人神往。

一旦在阅读中入了港，就很容易产生翻译的冲动。于是，在三年级的课余，我就开始译了一点都德。课余时间很有限，当然译得并不多，只不过两三个短篇《繁星》、《赛甘先生的山羊》与《高尼勒师傅的秘密》。尽管数量很少，却都是我喜爱的作品，译起来也就特别投入。不久后，西语系学生会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发表三四年级同学的学习心得、读书笔记以及翻译作品之类的东西，我的都德译文在那上面发表了，这是我在自己学科领域里第一次学步的正式记录。

出了大学校门，我与都德一别就是近三十年，这期间，我一直忙于很多别的事情，几乎没有再回到都德。在一次会议期间，我听一位与会的朋友介绍了他的乡居安排：在京郊一个山川秀美的所在向当地老乡购下了一个四合院，每个周末就驱车去那里避开尘嚣，享受乡居生活的乐趣，他这种“绿色生活”使我羡慕不已，很自然，我想起了都德。都德成名后，在普罗旺斯乡间的一个山坡上，购买了一座旧的风力磨坊，经常从喧闹的巴黎脱身来到这里过隐居生活，进行写作，《磨坊文札》一书的灵感与题材就是在这里获得的，它基本上也是在这里写成的。

然而，我没有绿色宅子，没有远离尘嚣俗务的“磨坊”，我只能望梅止渴，于是，每当我平静不下来，陷于焦急、匆忙状态中摆脱不出时，我就拿起《磨坊文札》，开始是看看，后来觉得如果真要压下或消除烦躁、烦恼的情绪，最有效的办法是潜下心来，将这本恬静、平和的书译个两三段，人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这样，都德成为了我近几年来的镇静剂，一需要时，就拿来用上一两小时，不需要时，就放在一边，往往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也不去碰它。
如此断断续续，几年下来，没想到把一本《磨坊文札》全都译出来了。由于译得不紧不急，自己觉得倒也译出了一点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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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喜爱济慈，翻译济慈

我爱济慈（1795－1821）与他的生平遭际有关。他22岁得肺病，我也在22岁得肺病。他25岁去世，我当时也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于是把他引为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已。济慈的“诗龄”仅仅五年，却写出了那么些辉耀千秋的名篇，他所创造的不朽的诗美，使我的灵魂震撼，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精神俘虏。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济慈，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我感到翻译济慈是一种愉悦，但后来中断了三十多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尤其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我感到异乎寻常的精神压抑和思想苦闷，便暗自背诵济慈的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是济慈的诗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上世纪90年代初，任吉生同志（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邀我译《济慈诗选》，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的一种列入出版计划，我非常愉快地应允了，因为这本来是我早就想做的。

但要真正有系统地翻译介绍济慈，仅凭喜爱不行，还必须凭认识。一本《济慈诗选》，应该包括济慈所有重要的作品。我的考虑是：首先，六首《颂》诗，必须全收，这是济慈塑造的诗美的高峰，也是他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否定和对民主精神的崇奉在诗艺中的最高体现。如《夜莺颂》就浸透了一种对现实社会深沉的反叛精神；《秋颂》体现出对自然的向往，从而纯化为一种人文精神。因此，这六首《颂》作为第一辑。济慈一生写了61首十四行诗，绝大多数是艺术精品，特别是早期所作，常常表现出向往自由的精神和反压迫的政治态度，我把其中55首列为第二辑。济慈写过不少抒情诗，爱情诗，四百多行的抒情长诗《睡与诗》值得格外重视，我将它作为第三辑。济慈还写过三首叙事长诗，作为第四辑。济慈的诗艺是精微与天然的奇妙结合。他的诗既精致而又无雕饰，稍不留心，便会被粗糙的译手碰碎。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诗人的灵魂，译事才能成功。就如济慈在诗中所说，他在“花神和牧神之国”里找到种种欢乐，现在他抛开这些，去追寻更崇高的生活，达到更深层次的人类同情心和对自然奥秘和人生奥秘的更加热切的探索。

在90年代初，我花了三年时间，译成《济慈诗选》，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8月至10月，我趁着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学（讲题是《诗歌与诗歌翻译》）的机会，游历了伦敦济慈故居，我把我的《济慈诗选》译本郑重地赠给济慈故居管理处，一位女士热情地接受这本书，并说将把它妥善地保存在济慈故居书库中。我想：虽然我的译本是必朽的，但是济慈是不朽的。于是，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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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渭渠：译《雪国》的甘苦

我萌生翻译川端康成的《雪国》是结束闭关自守、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时候，我才有机会接触到姓“资”的东西。

记得当时我读了《伊豆的舞女》、《雪国》以后，我深深地被作家笔下人物的悲哀与心灵之美所打动，更被那种自然与人契合的自觉达到“忘我之境”的艺术魅力所吸引，我很快将《伊豆的舞女》翻译出来。但动笔翻译《雪国》前，要把握作为艺妓的女主人公驹子的双重性格，并将这个人物的心灵世界完美地传达出来，则需要对日本的艺妓制度有个基本的了解。所以作为翻译的准备工作之一，我一方面翻阅有关艺妓制度的书，一方面趁访日之机，专程到《雪国》的舞台新泻县越后汤泽了解艺妓包括驹子的原型的实际情况。

当一家国家级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制定一套“日本文学丛书”时，我自然地将包括《雪国》在内的《川端康成小说选》作为一卷列入计划中。当时计划审批者担心这卷会引起非议，有一定风险。果然，我和唐月梅分别翻译川端的《雪国》和《古都》交稿后，在一出版社足足拖了年余，最后告诉我们撤出《雪国》，只出《古都》。我们坚持两篇合集出版，否则将译稿退回。出版社不愿放弃这个选题，于是请示了该地方出版局，该局负责人很有慧眼，批准出版。接着又发生书名排序问题，无论是从小说发表的时间还是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来看，集子的名字都应是《雪国•古都》，可是该出版社为了淡化《雪国》，将书名定为《古都•雪国》，弄得读者不明不白。

我既然选择了我的翻译的对象，我就义无反顾。迄今我或翻译或主编了两套各十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作品集和多套两卷或三卷本小说选集，已将川端康成全集十之七八介绍过来。我只是做出了一个学者应做的事，却赢得了许多读者的鼓励。读着从名家到不通邮的山区青年读者的一封封来信，让我深受感动。特别是曹禺先生生前读了拙译《雪国》，惠函云：“昨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刘白羽先生更是多次惠函鼓励，盛赞“川端心灵中蕴藏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它们暖融融地温暖着我的心。如今全国收入拙译《雪国》的已有十余种版本。去年民调本世纪百年百种世界经典名著的排行榜，川端的《雪国》排名第1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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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书：我译茨威格

我生也晚，1949年前茨威格在中国翻译介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在以日丹诺夫、卢卡契为代表的国际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里尔克、卡夫卡都成为颓废作家，茨威格也不清不楚地受到冷遇，在以冯至先生主编，我也参加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中便只字不提茨威格。因此，上世纪50年代末，看到《世界文学》上发表的纪琨先生翻译的茨威格的著名中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真是惊喜交加。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茨威格的小说。它使人耳目一新，给了我极大的艺术享受，我立刻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了莫斯科版的《茨威格小说集》，这是当时能够买到的绝无仅有的一本原文的茨威格的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名篇，还没敢闪过翻译它们的念头，神州大地便已沉入严冬之中。

十年噩梦终于过去，中国文坛又现春色，茨威格乘着春风飘然而至。先是《象棋的故事》拨动了读者的心弦，接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它独特的魅力使众多读者为之风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小说选》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于是出现了茨威格热。80年代初，为了纪念茨威格一百周年诞辰，国内四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茨威格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刊印的是我的译本，书名译作《爱与同情》，初版时便印七万册。这个译本以后又分别以《心灵的焦灼》和《爱与同情》的书名再版多次。1987年我把我译的《斯•茨威格小说集》送给老作家刘白羽先生。刘老读后，赞不绝口，在《文艺报》上撰文，称赞茨威格精湛的写作艺术，称其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坛的大师。

支撑茨威格作品宏伟大厦的另一柱石是人物传记。“文革”开始后，变色龙林彪平步青云，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谭玛丽先生偷偷地把茨威格写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谢》借给我读，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见风使舵，投机革命，不断变节，出卖战友，背叛信仰，历经动乱，始终位居要津的权术家、风派人物的事迹竟有这样大的现实性，令人震惊。我当时就萌生翻译此书，以警世人的强烈冲动。可是这个愿望一直未能付诸实现。1993年我从德国讲学回来，发现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有增无减，于是我翻译了《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人物的肖像》，让广大读者看看80年前茨威格如何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著名变色龙的故事为其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勾画脸谱。我相信，茨威格的读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为此我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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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译《尤利西斯》始末

萧乾是19岁时进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的，这一年旁听了从清华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听杨先生说乔伊斯写了这么一部意识流作品，他就对《尤利西斯》发生了兴趣。10年后，萧乾应邀赴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购买的第一部书就是《尤利西斯》。1954年我与萧乾结婚后，他对我谈起《尤利西斯》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1979年12月29日，他在香港接受《开卷》编辑部访问，再度表示应该介绍《尤利西斯》。

可是，我和萧乾合译《尤利西斯》，则纯粹出于偶然。1990年8月里的一天，南京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社长忽然找上门来，问我们可不可以翻译这部“天书”。我立即想：这正是目前情况下最适宜萧乾做的工作了。如果我能协助萧乾将这部意识流天书译好，填补中国翻译史的一个空白，那就是我们的共同生活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了。“文革”中，萧乾最大的损失就是珍藏多年的书简、笔记、卡片、日记统统化为灰烬，新时期到来之后，只能写些回忆录和短文章。我们两个人自1954年起就在翻译方面一直切磋琢磨，我相信能够把这部意识流开山之作译好。

我1988年办理退休手续后，又回聘了两年半，到这时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每天24小时。第二天我就到建国门外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去，将萧乾50年代初赠送给该所的奥德赛出版社1935年版的《尤利西斯》（上下卷）借来，着手翻译。萧乾则连日打电话，写信，求救兵。承蒙英国文化委员会赠送了我们理查德•艾尔曼所写的传记《詹姆斯•乔伊斯》，伦敦伯德里•海德出版社所出的1989年版《尤利西斯》，及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赠送的海德1984年版、英籍专家卢贝斯赠送的海德1947年版，对我们都很有帮助。

今天看来，我们一道去搬《尤利西斯》这座大山，绝对是做对了。当初稿译完2/3的时候，萧乾写信告诉了剑桥大学他昔日的导师瑞兰兹，1993年7月28日瑞兰兹在回信中写道：“我亲爱的乾……你们在翻译《尤利西斯》，使我大为吃惊，钦佩得话都说不出来。多大的挑战！衷心祝愿你们取得全面的成功。”我们的译本最初是分三卷（平装）于1994年4月、6月、10月出版的。1995年又出版了两卷本（精装）。1995年1月16日，瑞兰兹收到我们签名题赠的译本后，又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亲爱的了不起的乾……你们的《尤利西斯》，是本世纪的翻译中最出众的业绩。”

这部译本出版后反应之强烈，超乎出版社和译者的想象。当时的《尤利西斯》热，充分反映了广大读者对这一旷世名作的好奇心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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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中国留学史的里程碑日子


在留学界，人们习惯将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重要指示的当天——1978年6月23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标志，从而使这一天永远载入了中国的留学史册，载入中国对外开放的史册。

本文作者李琦，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主管教育外事工作，他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派遣留学生的过程。让我们在他的讲述中，走进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

1978年初，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人们的思想还受到左的束缚。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因为得到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已经打破徘徊局面，恢复了高考制度，加快了整顿步伐。

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在与清华大学负责人座谈时，作了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

他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

当时有幸聆听小平同志这段著名讲话的有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刘达等同志。

讲话首先在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高瞻远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当时我作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既受到极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长期被封锁，特别是“文革”十年同外边几乎隔绝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对他们学校的情况，以至如何派遣留学生等，十分缺乏了解，我们只有建国初期向前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经验，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国家派遣这么多留学生，许多工作确实很棘手。教育部拟方案时，多方向国内了解情况的学者请教。我们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当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同志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与对方商定我国派团赴美直接商谈双方互派留学生事宜（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这自然是有力的措施，也寄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同时也确定了多方活动的方针，并派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同志率团赴日本、加拿大，我国驻西欧的一些使馆也同时展开接洽派留学生的活动。




1978年12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52名公派留美人员送行


教育部开始紧张地进行着访美前的准备。选谁作团长，成为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团长既要在国外科技教育界有影响，知名度较高，有外事活动能力，又要对国内教育情况相当熟悉。国务院有关部门最后选定了当时担任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先生。从后来访问过程及谈判结果看，团长人选是非常适当的。访问之所以成功固然有各种原因，但周老个人的作用却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由于中美还处在互派联络处的阶段，我们代表团便以民间面貌出现。团长是周老，对外只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顾问由我担任，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还有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张维，国家科委（现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外事局、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艾大炎、黄坤益、李琼和徐光磊、廉正保、倪耀礼、马家骊、郭懿清等，老中青结合共11人。


二、

代表团当年10月7日抵美，先在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地区参观访问。我们按原计划同当地学校、科技教育界人士广泛接触。第一个欢迎会是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周老讲话后，大家久久鼓掌，代表团同主人们分散交谈，气氛十分热烈。记得在伯克利参观，当我们到达时，该校钟楼特地敲起《东方红》乐曲致意。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友好接待，各学校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
11日我们抵达华盛顿，从12日起正式谈判。美方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为首，成员有国际交流署署长和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参加了首次会谈并致欢迎词。

我们原来打算经过商谈，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争取把我留学生进入学习的单位、专业、人数基本定下来，对有关派遣的政策性或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是抱着诚意的，不讨事先也充分估计到不可能顺利，甚至作了更坏的思想准备。果然，当我们到华盛顿后，美方立即提出了一个方案，其政治意图是企图把中国科协对美国中美学术交流会的民间关系改变为双方政府间的官方关系，造成两国建交和不建交一个样，借以推迟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他们企图控制中美互派留学生工作，把它完全纳入美国官方渠道，限制我方同美方学校、科研机构的直接联系。这样的方案，我们自然不能接受。

周老在首次谈判时，作了基调发言。他说：“我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比之旧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过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近年来差距拉得更大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承认落后是丢脸的事，承认落后是为了改变落后，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盲目排外，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科学技术是人举共同创造的财富。它不受国界的限制。我们要广泛地从外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我们不仅今天要学，即使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要把学习外国和自己的独创结合起来。向外国学习是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是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1978～1979年派遣的总数500名。”

周老还着重强调：“当然我们之间商谈的互派留学生计划人数，绝不是代替或排除校际等其他各种民间途径的往来。1979～1980学年派遣的人数将大于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三、




1978年10月，以周培源（前一）为团长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在美国考察


一场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双方意见不同，甚至有较大距离。周老始终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遵照既定方针，耐心陈述。他反应敏捷，完全不像古稀之年的人，又善于捕捉要点加以引导。在谈判过程中，美方有关机构分别宴请了我们，饭桌上我们非常自然地有说有笑地继续谈论会场上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部长布朗还以前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私人身份，单独会见了周老。我们还抽出时间同热心的美籍华人学者、友好人士分别会晤或集体座谈，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宣传我国情况。

由于谈判一度出现僵持局面，国内又指示即使达成协议也不得签署，只能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口头谅解。所以我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大力争取达成口头谅解，另一方面加紧到学校去直接活动，希望通过校际交流派遣留学生。因此，代表团从16日起分两组活动。我和黄坤益、廉正保、马家骊和驻美联络处参赞谢启美5人组成一个“讨论文本组”，留在华盛顿继续同美方磋商。周老则率领大部分团员离开华盛顿到外地访问。周老年轻时被清华大学派赴美国留学，他23岁即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比较有名，他在各学校遇到了不少同行旧友，这给双方洽谈增加了许多方便。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们会见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陈省身、林家翘、张捷迁、李振翩等著名美籍华人教授、学者、友好人士共计200多人。他们都给我们以鼓舞、支持和帮助。

中国教育代表团是上海公报发表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各种形势错综复杂。经过双方努力，终于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双方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当周老20日回到华盛顿后，又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谈判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这个口头谅解中，明确了“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还议定“为了每年确定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在口头谅解中还特别明确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等等。


四、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中国教育代表团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于10月22日离美回国。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对美国一些学校的情况以及派遣留学生应注意的事项也有所了解了。回到北京后，我们即加紧选拔工作。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在12月26日即启程了，他们到达后还赶上参加驻美使馆1979年元旦举行的中美建交庆祝活动。我们也在1979年热情地接待了美国的第一批来华留学生、访问学者。

邓小平同志率团1979年访问美国，并在1月31日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1978年我们同美方谈判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了史册。

西部豪侠

文化人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