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风尚] 国际大师的民国印象

千金博一笑

国际大师的民国印象

泰戈尔眼中的中国三地

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曾几度踏足中国土地。

1916年，泰戈尔赴日本访问时途经香港。在码头上他看见普通的中国工人时，给予了“健美的体魄”“男子汉的伟岸”“全身运动着的美”这样的热情赞誉。在泰戈尔眼中，中国人“富有人性”和“人情味”，他对中国产生了心理上的亲近感。而他认为，日本则缺少人情味。抗日战争爆发后，泰戈尔始终靠近中国，支持和声援中国抗战。

泰戈尔正式访华是在1924年。应梁启超邀请，泰戈尔率领“国际大学访问团”到达上海，并沿长江一路游历到南京，所到之处尽是鲜花簇拥。在东南大学，泰戈尔发表了自己的见闻，由随行的徐志摩作翻译：

余乘轮船溯扬子江而上，于昨夜月朦胧时，登甲板瞭望，沿岸风景，依稀莫辨，于村林中窥见两三星火，回顾船上乘客，多入睡乡，鼾声大作，因发生种种感想，觉得世界上现时未普遍的光明，就等此村林中之星火，社会上乏清明的感觉，就等此乘客中之酣睡。及船近金陵，晨光熹微，鸟声杂树，无数帆船，顺风直驶，稳渡中流，又觉得此种光明浩大现象，即将来世界人类，经过混沌状态，由牺牲奋斗所得结果之比例。

其后泰戈尔到了北京。他对北京极尽赞美之辞，对矜持保守、宁静舒适的京派文化十分欣赏，而对十里洋场、风花雪月的海派文化则颇有贬抑。泰戈尔认为，上海被物欲过分染指，长满了物质主义的荒草。

罗素论中国人的性格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在各地游学和讲演，目睹了风雨飘摇中的中国。1922年，归国后的罗素写下《中国问题》。在书中，罗素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性格：

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

……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力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钱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

　　……在我快要离开中国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

……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尽管我很少见到，但这无疑是事实。“义和拳”运动的兴起就证明了这点。中国历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满了这样的动乱。

爱因斯坦在中国得知获得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1922年赴日本讲学，来回两度路经上海。碰巧的是，爱因斯坦正是在上海得知自己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爱因斯坦前后只在上海驻留了不足三天，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苦难有着敏锐的触觉，对贫苦的中国劳动者十分同情。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萧伯纳谈中国人的“内外有别”

　　1933年，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游历中国，结交了不少文化名人。鲁迅对萧伯纳评价很高，称赞他具有“撕掉绅士们假面”的勇气，是“现在的世界的文豪”。萧伯纳对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有过赞美，也有毫不客气的批评。在北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在打仗。
　　而当看到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中国政府把故宫的文物向南方转移时，萧伯纳说：
　　故宫古物的南迁，在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了悲痛的一页，好似古物较数百万北平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样子。我们赴意大利游历，则罗马时代的种种古物犹存，未闻意大利因为内乱外争而把古物搬东移西的……中国富人亦南迁，好似北平可以放弃一样，富人的财产不可受丝毫的损失。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是否富人的财产较北平全市的价格为高吗？
　　在萧伯纳眼中，民国时的中国人对外过分逢迎和客气，对内则“窝里斗”、自私自利。
       (本文来源：《同舟共进》2015年11期，文/佚名)

千金博一笑

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1949年的南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里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南京，红旗插上城门，南京城里的人们屏声静气，等着这个新政权即将带来的全新的未来。

国民党政府早已全部撤往广州。临行前，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登门，请司徒雷登率领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同南迁。

令他吃惊的是，这个已经与国民党深交数年，与蒋介石亲热到以“老乡”相称的美国大使，一口回绝了他的邀请。不仅如此，他还说服英国、法国等国的大使共同留在南京，准备“静观其变”。

这一年，司徒雷登73岁，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6年之久。

传教士的儿子

出生在杭州弄堂里的司徒雷登是传教士的儿子，自小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错下长大，一生讲过最多的话，是称自己“是中国人多过是美国人”。11岁时，父母将他送回美国，接受一个传教士应受的教育，直到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取得协和神学院的神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继续父辈们的传教事业。

他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后来又学着讲北京话、南京话还有宁波话。跟朋友一起吃杭帮菜的时候，他会叮嘱店小二“件儿要瘦”、“木郎豆腐多放胡椒”。杭州话里，“件儿”是五花肉，“木郎”是鱼头。

1908年，32岁的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告别了过去单一的传教士生活，成为一名讲授《圣经》的教师。多年浸润于中国文化，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必须适应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与同事合著了当时惟一一本用中文讨论传教的专著。他在书里借用了孔子“大同主义”的理念，来描述基督教的目标，并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相融合。如他所愿，这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兴趣。

　　司徒雷登的努力有目共睹。1918年12月10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董会向他发来一封充满诚意的电报，邀请他出任大学校长。
　　在司徒雷登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北平那个“最能为中国基督教运动奉献心力”的地方，去提供“亚洲最有分量的教育机会”。

1919年6月，43岁的司徒雷登校长在北平走马上任。

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燕大成立伊始，司徒雷登的日子并不好过。学校分文不名，无人问津，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名华人，而大多数外籍教师又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更糟糕的是，常年的经费可能都有一半要落空。
　　这让司徒雷登费煞脑筋。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奔走于中外富豪之间。他亦曾对朋友感慨道：“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同他们是一类人。”
　　校园面积的狭小和校舍的简陋使他不得不去寻找一处新校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司徒雷登有时步行，有时骑着毛驴或自行车，转遍了北平城的周围。
　　最终，司徒雷登看中了海淀区的勺园。然而，这块地亦已名花有主，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购作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司徒雷登想尽办法，奔走各方筹足20万美元的巨款，又费尽口舌，才说服陈家父子将勺园卖给了燕京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
　　司徒雷登下定决心，要将燕大建设成和哈佛、耶鲁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为教会大学的燕大，在成立之初就与其他学校表现得与众不同。校长司徒雷登似乎从未把传教作为办学的惟一目的。他总是更多地希望，燕大能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会之所，进而塑造出一个真正国际主义的模式来。
　　多年后躺在病榻上忆起往事，司徒雷登仍然会激动地表示：“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真理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学生们都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老校长。在燕大当老师的冰心也在文章里说起司徒雷登，“在燕大团体中，人们都萦萦爱念着我们的司徒校务长。”
　　在司徒雷登的鼓励下，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次在学生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934年，由于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高校学生举行了罢课并赴南京请愿。其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听闻请愿一事，连忙提前赶回燕大。在上海下船时，他迫不及待地问起燕大的学生是否去了南京请愿。直到确定燕京大学大部分学生都参加请愿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北平。许多大学纷纷南下了，司徒雷登却力排众议，坚持让燕京大学留在了北平。他认为，只有留在北平，才能给华北区的年轻人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他一边在校园里插上了美国国旗，禁止日本兵入内，一边暗地支持学生们的抗日运动，为学生们提供一切便利。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燕大长期向大后方及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输送学生，愤怒的日本兵冲进校园抓走了司徒雷登。在拷问一无所获后，日本军开始了对他长达近四年的监禁，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也就是在这段并不短暂的日子里，司徒雷登开始了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的书写，除此之外，他还在狱中用汉英字典给《四书》做评注，编写《中国四字成语》的小册子，希望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到西方去。
　　正是由于这场监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司徒雷登与他们共存亡、同进退、患难与共的深刻印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雷登的获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敏锐地指出，司徒雷登“有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出狱后的司徒雷登第一件事就是重整校务。他四处奔走，筹募资金，推动燕大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正轨。这又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清歌佐酒

华丽丽的大沙发啊{:1_683:}{:1_683:}

清歌佐酒

学习了，大涨知识啊

千金博一笑

{:1_498:}赏茶 答谢

千金博一笑

欠一篇钟书先生如何做读书笔记  待空补上

潋澜海澈

呀呀呀老朋友好久不见啊

临窗读雨

千金博一笑 发表于 2015-11-1 17:40
欠一篇钟书先生如何做读书笔记  待空补上

静候钱钟书… {:1_496:}

千金博一笑

钱钟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
       第二册有题辞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显然不是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
       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钟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
       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
       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Dr.MonikaMotsch)来北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
       第二是中文笔记。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我先还分门别类，后来才明白，这些“馆”、“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我家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以后屡次迁居，在钟书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
      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例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共九十五页，而日札里读《楚辞》的笔记一则，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管锥编.周易正义》二十七则，共一百零九页，而日札里读《周易》的笔记，只有一则，不足十二页；《管锥编.毛诗正义》六十则，共一百九十四页，而日札里读《毛诗》的笔记二则，不足十七页。
       钟书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读《全唐文》等书的心得，日札里都有。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这两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懒”，都没有写出来。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石乞石乞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
       感谢商务印书馆愿将钱钟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印行，保留着手稿原貌，公之于众。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杨绛敬序二○○一年五月四日
       (文章来源：《钱钟书手稿集》序，文/杨绛，商务印书馆出版)

千金博一笑

临窗读雨 发表于 2015-11-2 20:01
静候钱钟书…

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对事业、对爱情不离不弃 敬仰{:1_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