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与朱子文化对中华文明第三纪的意义

行天

导读：

随着东亚文明圈与中国的崛起，已经沉寂了一百多年的新儒学理应得到重视。作为新儒学纲领的《近思录》成书至今恰好十四个甲子，著述在宋元明清思想史上的意义，《近思录》承前启后，开创中华文明的第三纪元。

朱熹常常在讲，大家读书一定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所以说他怎么讲？卷一就是《道体》，道体就是在讲性命天道，讲这些形而上的，所以说第一卷就是讲道体。其实套一句朱熹自己讲的话，他说卷首难看。我告诉大家，我自己过去在读《近思录》，因为没有人指导，我就从卷首开始读，读不懂，为了卷首的第一条，把我挡了三十多年。所以说我在这儿建议，我们要读《近思录》，不要从卷首开始读起，要把卷首放在最后。为什么？朱夫子自己也讲，说《近思录》卷首，他说《近思录》第一卷难读，可以先从第二卷、第三卷……都读完之后，再来读卷首。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

所以第二卷是什么？第二卷叫做“为学大要”。也就是教我们说到底学是在学什么，你先要搞清楚。第二卷最多，622条光第二卷就占了111条。所以说学是最重要的。在第二卷里面，他就告诉你为学大要。

第三卷叫“格物穷理”。什么叫格物穷理？“格物”这两个字是来自《大学》，“穷理”这两个字是来自《易传》。把“格物”、“穷理”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教你如何来读经书。当然这里所讲的经书就是指儒家的经典而言。

接着第四卷就讲“存养”。“存”就是存心，“养”就是养性，也就是存心养性，简称为存养。所谓“存养”就是说没事的时候，你怎么样涵养自己的品德，涵养自己的天性、个性，让你变得更加雍容大度，做什么事情能更加地成熟圆润，这叫存养。

第五卷叫做“改过迁善、克己复礼”。“改过迁善”是来自于《易传》的《损》、《益》两卦，而“克己复礼”是来自于《论语》。这样大家清楚了，也就是教你怎么去修身。其实讲简单一点，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就教你怎么修身。

第六卷叫“齐家之道”，也就是教你怎么样让整个家庭相处得和乐，能够把这个家治理得有条不紊。

那第七卷，就是讲“出处进退辞受之义”。什么叫“出处”？“出”就是出来当官，“处”就是处而在野，不当官——乱世的时候你当什么官？对不对？然后哪个时候可以进，哪个时候应该要隐退，还有哪个时候应该接受，哪个时候要辞去，也就教导一个读书人怎么样在关键时刻可以不可以当官，可以不可以进，或者是该不该退，那人家送东西给你，你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讲这些道理。

那第八卷就讲“治国平天下之道”。就讲出来当官，怎么去治国平天下了。

第九卷叫做“制度”，其实制度就是对治国平天下的一个补充。

第十卷，我告诉大家，第十卷是非常管用的，叫做“君子处事之方”。也就是说，一个有德君子在社会上你怎么样来自处，这里面有很多可以给我们启示的。

第十一卷，叫“教学之道”，也就是说你如果来教人家的话，你要注意哪些事情。

第十二卷，叫“改过及人心疵病”。在这里讲的“改过”跟第五卷的改过不太一样，都是指比较小的毛病。修养要修得精，不要修得粗。你要修得精，就是要把一些小细节的地方也要能够把它修好，这就是改过及人心疵病讲的地方。

第十三卷叫做“异端之学”。所谓异端之学，就是指儒学以外的，像“申、韩”这是讲法家的，像“佛、老”在这里主要是讲佛、老这一块。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像基督教也算是异端。只要不是儒学的，他都认为是别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像儒学这么正宗。

最后叫“圣贤气象”。圣贤气象在讲什么？就像我上一集跟大家讲的，所谓圣贤气象就是类似朱熹的《六先生画像赞》一样，我们总要看出有哪些圣贤是值得我们来学习、仿效的对象，这叫圣贤气。

文/朱高正

朱高正，1954年出生，南宋大儒朱熹的第26代孙。1977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1980年赴德国波恩大学深造，198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获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邀教授。博览群籍，学贯中西，向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推动中国全方位现代化为己任。著有《近思录通解》，德文著作《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民权学说》，易学专著《周易六十四卦通解》，《易经白话例题》，作品精选集《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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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近思录》对开创中华文明第三周期的意义


     《近思录》作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开山之作，其实也就是当代读书人走进优秀传统文化堂奥的终南捷径。文/朱高正朱高正（资料图图源网络）编者按：本文系第六届海峡两岸（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期间，台湾知名学者...

     《近思录》作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开山之作，其实也就是当代读书人走进优秀传统文化堂奥的终南捷径。
                                                                                                                                                                        文/朱高正

编者按：本文系第六届海峡两岸（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期间，台湾知名学者朱高正，在纪念《近思录》成书840周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上的演讲摘编。
八百四十年前，朱熹与吕祖谦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哲学选辑——《近思录》。当时朱熹、吕祖谦与张栻号称“东南三贤”。张栻就程门的得意弟子杨时所笔记的《二程粹言》重新整理，编为十卷。而朱熹与吕祖谦则从周敦颐、程颢、程颐与张载等四位大儒的十四部代表性著作之中，摘录了六百二十二条，依照朱熹对修己治人的理解，编为十四卷，其中收录周敦颐十一条，张载一百一十条，其余五百零一条则摘自两位程夫子。易言之，《近思录》所收录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两位程夫子的言论思想，除此而外还扩及两位程夫子的启蒙老师周敦颐，以及两位程夫子的表叔张载。有趣的是，《近思录》是朱熹所主编，并未收录朱熹本身的言论，倒是朱熹去世之后七十年，在多人的努力下，最后由黎靖德编定为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类》，而成为孔子以来最为详尽的儒门师徒间的对话纪录。


（一）《近思录》是新儒学的纲领

朱熹一辈子时间花得最多、用力最深的经典，莫过于《大学》。众所周知，朱子临终的前三天仍然在修改《大学》的诚意章。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两篇从《礼记》中抽出，按照两位程夫子的意见，针对经文重新予以调整前后顺序，甚至还补了一篇格物致知的小传，然后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并为《四子书》，或简称《四书》，并为之章句、集注。而朱子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清三代就成为朝廷科举取士的定本，《四书》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超过《五经》。朱熹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所以《四书》是通晓《六经》的阶梯，而他所编纂的《近思录》则又是通晓《四书》的阶梯。想要理解朱子学的精华，莫过于细读朱熹所撰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而其中的第三条“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则被概括为“修身之要”，而《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我们可以将《白鹿洞书院揭示》视为袖珍版的《大学》；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将《近思录》视为完整版的《大学》。

当年编撰《近思录》，朱熹四十六岁，《近思录》的完成可视为朱熹与吕祖谦两人在思想上完成整合，因此在编完《近思录》之后，才在吕祖谦的安排下，带着各自的弟子从崇安（现今的福建省武夷山市）出发，越过分水关，到信州府（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的鹅湖寺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展开为期三天的鹅湖之会。自此而后，程朱与陆王成为“新儒学”的两大流派，持续到现在，仍然余波荡漾，难有定论。但有趣的是，不论那一派都不能否认，《近思录》这部经典的地位。以阳明心学来讲，一方面对程颐、朱熹有批评，另一方面却推崇周敦颐与程明道。其实，在阳明学的经典《传习录》
中，王阳明也常常引用《近思录》中的明道语，而且常常将伊川语误读为明道语，这就无怪乎以继承阳明心学自我标榜的牟宗三也常常将伊川语误读为明道语了。其实，朱熹编纂的《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除第一到十五卷可以明确指出为明道所言，其他多卷，作为编撰本人的朱熹而言，也不能明确哪句的明道语或者伊川言，毕竟程氏兄弟自幼感情良好，生活、学习都在一起，年纪仿佛，思想形成环境类似，思想歧义处很少。由此可见，《近思录》在保存北宋四位大儒的思想言论精华方面是何其重要。不仅程朱学派奉《近思录》为经典，陆王学派也同样尊崇《近思录》。

其实，朱熹正是因为作为《近思录》的主编而成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在北宋五子当中，除了邵雍外，其他四位大儒，周敦颐代表濂派、两位程夫子代表洛派、张载代表关派，而朱熹所代表的闽派因为编撰了《近思录》而融合了濂、洛、关三派的理学。之所以会排除邵雍，则是因为当初朱熹要编撰《近思录》是依据《论语》中子夏讲了一句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所以取书名为《近思录》，就是要鼓励有志于成圣成贤的青年学子，要从自己身边切近于己的事情开始反思做起，而邵雍正是易经数学派的高人，动辄就是元、会、运、世，一谈就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与编撰《近思录》的主旨不符，因此就把邵雍排除出去。至于来自关中的张载，是两位程夫子的表叔，却又以师礼来对待他的表侄儿，他的气论、“心统性、情”说，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见解，还有那著名的《西铭》，后来都成为新儒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因此朱熹所编撰的《近思录》无疑就成为新儒学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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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思录》所代表的朱子学是过去数百年东亚文明圈传统文化的主流

《近思录》作为新儒学的纲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贞下起元、归根复命的意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朱子学成为过去七、八百年来东亚文明圈传统文化的主流。

众所周知，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总结了二帝三王（尧、舜二帝与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所树立的文化理想与人格楷模而垂范后世。从黄巾起义开始，到朱熹完成新儒学纲领《近思录》的编撰，这整整一千年之间，儒学是不断遭到佛、道的排挤。所幸有韩愈与李翱倡导于前，而北宋初年的孙复、石介、胡援、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响应于后，他们试图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凸显《大学》、《中庸》与《易传》的重要性，并试图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以便重新振兴儒学。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终于出现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两兄弟与张载等五位大儒，他们的思想精华就被南宋大儒朱熹融会贯通，而在朱熹一系列的著述上开花结果，譬如：《四书章句集注》就取代了《五经正义》的地位，成为朝廷科举考试的定本；而朱熹所著的《周易本义》，也与《程氏易传》并驾齐驱，取代了王弼《易注》的地位，尤其清朝康熙五十四年朝廷所编的《周易折中》，更是以《朱义》为主，《程传》为辅，做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最后还是以朱注为主；至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则成为最近七、八百年东亚文明圈读书人案牍的必备之书。《近思录》正是代表着儒学遭到佛、道的挤压，面临严重边缘化的危机之下，一批来自儒学的时代精英能够与时俱进，以《论》《孟》两部经典为主，刻意凸显《大学》、《中庸》与《易传》的重要性，实事求是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而完成儒学的复兴。因此由于儒学的复兴，新儒学重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东亚深受儒学熏陶的地区，像朝鲜、越南、日本，也都以朱子学为正统。

（三）《近思录》是今人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终南捷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要对中华文化提纲挈领，掌握其精髓，谈何容易？上个世纪，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开列七部经典，作为当代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书单，那就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与《传习录》。其中，论、孟、老、庄是代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经典，而《六祖坛经》则是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著作，它是唯一一部原著汉文的佛经，也代表佛教完成中国化的里程碑。而《近思录》则是由一代儒宗朱熹将北宋四位大儒，针对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之后，精心编撰、影响后世深远的新儒学纲领。至于《传习录》则是明代王阳明架在朱子学之上，补强、完善朱子学的代表性著作。换句话说，在这七部经典之中，《近思录》扮演著承先启后的角色，一方面融合、总结了儒、释、道三家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为阳明心学提供了丰腴的思想素材。朱子作为一代儒学的宗师，对最近七、八百年来东亚文明圈的影响，无以伦比。对近代欧洲而言，朱子学就是东亚文明的代表。难怪钱穆会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也正因为如此，清朝康熙五十一年，朱子的神位被供奉进孔庙大成殿，这是自秦始皇以来，能被供奉在孔庙大成殿唯一的大儒。康熙皇帝后来被追谥为“圣祖仁皇帝”，这应该是秦始皇以来，被评价最高的政治领袖，而康熙本人自幼崇尚朱子学，其用人、治国莫不以朱子学为依归，因此才能开创康雍乾的百年盛世。他在为《御制朱子全书》作序时，称赞朱子“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学之传，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高正：《近思录》对开创中华文明第三周期的意义

《近思录》作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开山之作，其实也就是当代读书人走进优秀传统文化堂奥的终南捷径。在纪念《近思录》出版八百四十周年之际，也正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光靠经济建设的成就不足以保证后继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关键时刻务必要抢救久被冷落疏忽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建立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恢复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将《近思录》做为当代读书人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导读性著作，这就是纪念《近思录》八百四十周年最有意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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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先生讲《近思录》导读

一、读经典，先要找到路径，立个门庭

《近思录》这一本书，我一辈子第一次听到是在我念高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介绍《近思录》这一本书，我就充满着喜悦，想要好好来看它。但是，真的拿起这本书一看，昏了！为什么？打开《近思录》，卷首就叫《道体》篇，第一条就是周敦颐先生——也就是写《爱莲说》的周敦颐先生——所写的《太极图说》。这个《太极图说》我在这儿只念一段给大家听听看，看大家读了这样的文章你作何感想。

他就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大家想想看，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这只是《太极图说》的第一段，它总共由四段组成，我看到这里就昏倒了，就念不下去了。《太极图说》是《近思录》的第一卷的第一条，我就在这儿被挡住了。

我记得在我念高三的时候，《近思录》跟《传习录》我是同时接触的。我记得当时《传习录》我都已经读了三次了，但《近思录》因为第一条读不进去，后面的我就读不下去了。隔了三年之后，我念大三的时候，读这个《中国哲学史》，一看到说《近思录》是这么重要，我再度鼓起勇气，再读，一读到“无极而太极”我又打退堂鼓了。

我第三次再度鼓起勇气来读《近思录》，那已经又要过了大概20年了，也就当我知道我是朱熹的26代孙的时候，我说这一次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近思录》好好读。谁知道，一看到“无极而太极”这一段，我又气馁了。

到最后，要碰到一个特殊的机缘，我不是从第一卷第一条开始看的，而是把《近思录》拿起来随便一翻，翻到第十卷，就是《君子处事之方》。我一看了之后，这个《君子处事之方》是在讲什么？就是告诉你，你一个有德君子在社会上你怎么样去跟人家来应酬？该遵守哪些原则来处理公家的事务？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要隔了30多年我才看懂啊？就是被《近思录》的第一条《太极图说》阻挡了。

所以，后来当我把第十卷读通之后，那就不得了了，就从第十卷读到最后一卷——就是第十四卷，然后再从头第一卷开始读，我那一次印象很深刻，那一次我前前后后读了七、八遍——怎么这么好的书，要经过30多年我才能够真真正正进入《近思录》的堂奥。我后来想想，就是因为《太极图说》阻挡了我30多年。

所以说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近思录》这一本书，听过的人已经很少，真的能够去读它的人就更加少了。大家要知道，《近思录》这一本书其实早在宋朝的时候，就被人家当作跟《四书五经》一样摆在同一个水平。在清朝，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就把《近思录》定位为“后来性理诸书之首”。什么叫“后来性理诸书之首”呢？也就是说，从明清以后，都有编什么《性理大全》，像这种讲性理方面的书，就是首推《近思录》。像王阳明，他的《传习录》就是讲性理方面的，你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如果没有先好好把《近思录》读过的话，你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你自以为你知道在讲什么，其实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在这里就要告诉大家，《近思录》这一本书，它的的确确是一部经典。

读经典，我就套一句《近思录》里面自己的话，他说你要“读经典，一定要先找到一个路径，先立一个门庭”——你一定要先找到路径，然后再去立一个门庭才能去深入读它。这是什么意思？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打个比方，你如果要读《易经》，你能够拿读《诗经》的方法来读《易经》吗？那这样你绝对读不懂。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要学马克思，你能够拿读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方法来读马克思吗？那你就永远读不进去了。为什么呢？马克思的著作也算是经典，你一定要知道，马克思，首先他的哲学的方法论是从黑格尔那里引过来的。你对黑格尔哲学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你才知道马克思跟黑格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啊？黑格尔把整个宇宙存有的本质设立在精神，马克思把它倒过来，说是物质。所以说在这里面，你就知道，原来马克思讲的辩证法跟黑格尔讲的辩证法不一样，马克思讲的是唯物辩证法，他要处理的是要了解整个这个社会经济变迁的规律。你要先找出一个路径来，什么叫“路径”？路径就是趋向。你要研究经典，一定要先找出一个趋向、一个路径出来，然后再“立一个门庭”。什么叫“立一个门庭”？所谓门庭就是按照人家已经研究有所得、有所成就的，而且被大家一定程度上公认这个是真正研究得到位的，这个叫门庭。也就是说你就循着人家已经有的成就，按照这个成就再继续顺藤摸瓜，这样你就可以少走弯路。

所以你要读《近思录》，《近思录》作为一部经典来讲，同样你要懂得它的整个大的路径是怎么样；要懂得怎么去读它？你要立一个门庭。

二、性理诸书之祖：一部《近思录》经典800年！

《近思录》这一本书到现在也有800多年了。那《近思录》这一本书，这800多年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近思录》这一本书可以说是整个东亚文明圈的经典中的经典，不仅是在中国而已，像在朝鲜、在越南、在日本，读书人都是人手一册《近思录》，所以这个《近思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近思录》重要在哪里？其实《近思录》这一本书，它的“编著者”是谁？我们一定要把“编者”跟“著者”分开。其实《近思录》这一本书，我简单一点讲，负责编《近思录》这一本书的人就是朱熹跟吕祖谦。那朱熹跟吕祖谦他们两个人是针对北宋五子，也就是北宋的五位大儒，哪五位大儒？就是周敦颐、两位程夫子——就是程颢和程颐兄弟，然后再加上张载，还有一个邵雍，这叫“北宋五子”。什么叫“北宋五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北宋的五位大儒了。

北宋的五位大儒，除了邵雍以外，也就是周敦颐、两位程夫子然后再加上张载，针对他们这四个人，由朱熹和吕祖谦就他们的十四部代表性著作里面，摘录了622条，然后按照朱熹所了解的如何“修己治人之道”，把它分成十四卷。大家要知道，分成这十四卷就变成以后历代性理诸书所仿效的。《近思录》就是这样来的。

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把邵雍除掉？有的人不了解，像我看有一部英文的著作，就说朱熹对邵雍评价不高，所以在《近思录》里面北宋五子就漏掉了邵雍，我说这是大错特错！为什么呢？朱熹曾经有一个著作，叫做《六先生画像赞》。什么叫《六先生画像赞》呢？也就是朱熹针对北宋五子，就是这五位大儒，另外再加上一位先生，叫涑水先生，也就是司马光，他针对这六位先生画了六幅图像，每一幅图像下面就有赞语，合起来叫《六先生画像赞》。干嘛呢？朱熹就把这六位先生的画像悬在墙壁上，下面都有一个赞语，也就是说我要向这六位先生来学习，要学他们的长处。

《六先生画像赞》里面，你仔细把它读一读，朱熹对邵雍的评价是最高的。每一位先生就32个字来评价，他怎么评价邵雍的？他是这样写的，他说邵雍是这样：“天挺人豪，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足蹑天根，手探月窟。闲中今古，醉里乾坤。”什么意思？他在形容邵雍这个人是天挺出来的人中之豪，说他英迈盖世无匹；“驾风鞭霆”，可以驾驭着风，鞭策着雷霆，“历览无际”，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说他“足蹑天根”，那个脚踩在天根上面，手探到月窟里头；讲他“闲中今古”，闲来没事就可以谈古论今，最后“醉里乾坤”。所以说其实在六先生里面，朱熹评价最高的就是邵雍。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朱熹在编《近思录》的时候，北宋五位大儒里面独独漏掉了邵雍？没有其它的原因。为什么《近思录》这一本书称为“近思录”？在《论语·子张篇》里头，子夏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一个有德君子，应该要广博地学习，让我们的心志能够诚笃，要“切问而近思”，什么叫“切问而近思”啊？也就是说你不要随便发问，应该要从跟我们切身有关的问题来发问，“近思”也就要从我们身边的事情开始来思考，你不要动不动就是想到什么来世啊讲到前生，这些都是很空洞的。因为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只要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行仁了。《近思录》它的主旨是在哪里？也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要从我们身边，跟我们关系最贴近的事物，好好来省思。就是因为《近思录》的主旨是在这里，所以说邵雍就没有被放进来了。

为什么？大家知道，邵雍是《易》学里面数学派的大家，大家知道吗？邵雍《皇极经世》，他讲的《元会运世》，动不动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讲得太遥远了，不符合《近思录》编纂的主旨，所以朱熹在编纂《近思录》的时候，就刻意没有把邵雍放进来。因为他认为对初学者来讲，这个太玄了，太玄了就会养成大家不切实际的坏习惯，这样不好。

在《近思录》里头，朱熹是何等的精明、干练，他透过程颢的嘴巴转引了邵雍的一段话，那你就知道朱熹是怎么来看邵雍的。那一段话是在哪里？大家知道吗？我这样跟大家讲，程颢——就是大程子——他这样说，尧夫这个诗解得好。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公认的，北宋五子里头《诗经》造诣最高的，就是程颢。程颢讲《诗经》，他不会寻章摘句，一个字一个字来跟你解释，从来不这样的。程颢教学生念诗是怎么念的？都是吟哦一番，绕两圈忽高忽低，然后就下两三个字，这样就让大家马上可以意会到——哦，原来这首诗是在讲什么。所以说，北宋五子里面，《诗经》造诣最高的就是程颢。程颢就这样说——尧夫诗解得好——尧夫就是邵雍的字。程颢说尧夫这个诗解得好，他是在讲什么呢？《诗经》里面有一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个“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它的本意是什么？玉本来就是温润的东西，你如果把两块璞玉拿来互相磋磨，永远磨不出好玉，所以《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什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定要拿别座山那种极为坚凿粗砺的硬石来磨这个璞玉，这样就可以磨出美玉出来。其实这里就是《诗经》的本意。

你知道吗？邵雍他的水平就反映在下面这一段话了。他说，因为在古代常常会把玉比喻作有德的君子，古人不是常常讲吗？我们要“相观而善”吗？有德的人跟有德的人大家互相磋磨，但邵雍说如果两个有德的君子住在一起，磨个五年，磨个八年，永远磨不出圣人，一定要找那一种小头锐面、气量狭隘、看着就惹人厌的小人整天来陪君子，来磨君子的耐性，磨君子的脾气，磨得君子懂得我如何退让畏避修省自己，这样道理就出来了。大家看到没有？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深有所感，读《近思录》的好处就在这里。

你如果读懂了，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道原来两个有德君子，你们两个处在一起永远磨不出一个圣人来，一定要靠那一种气量狭隘的小人来整天陪着君子，磨你君子的耐性，磨你的脾气，这样道理就出来了。所以说，以后你如果看到那种水平太差的人，你先不要动气，一定要干嘛？第一个，要先深深吸一口气，说：感谢老天爷，派这个小人要来磨炼我、砥砺我，让我可以早日成圣成贤。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这就是《近思录》里面到处都有亮点，它对我们自己要进德修业，帮助非常大。所以我在这儿就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邵雍虽然没有被放进《近思录》收录的对象，但是透过程颢这一段话，也把邵雍的意思带进来了。

所以说，大家看看，《近思录》它就是这样，以北宋四位大儒的十四本代表性的著作，然后把它摘录了622条，按照朱熹对修己治人的理解，把它分成十四卷。因为朱熹把它分成这十四卷，这十四卷后来就成为各种性理诸书都要按照这样来安排，所以说《近思录》它称为经典不是没有道理。

行天

三、康熙推崇朱子学开创百年盛世

《近思录》这一本书虽然说是朱熹和吕祖谦两个人合编的，其实真正的主编，用力主要是以朱熹为主。那朱熹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想大家也应该要了解一下。

朱熹因为编了《近思录》这一本书，就被公认为是集理学之大成。为什么？大家想想看，周敦颐，叫濂溪先生；然后，两位程夫子，一般来讲，他们常年居住在洛阳；再来，张载是关中人，我们所讲的濂、洛、关、闽四大派——“濂”就是指濂溪先生，“洛”就是指两位程夫子，“关”就是指张载，“闽”就是指朱熹的闽学——朱熹的闽学就是集濂、洛、关、闽之大成。

其实在朱熹之前，朱熹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杨时，也就是龟山先生。大家都知道程门立雪的典故，程门立雪的典故就是杨时跟游酢两个福建来的学生，他们本来是拜程颢当老师，那程颢去世了，他们又再去跟程颢的弟弟也就是程颐拜师。他们第一次去拜师的时候，刚刚到程颐的家，程颐正在那里午休，闭目养神，他们不敢打扰老师，两个人就站在旁边，站了半天，老师醒来，张开眼，说：“啊？你们两个还在这里啊？天色黑了，明天再来吧。”他们两个要回去，一看，外面积雪已经高达一尺了，这叫程门立雪的典故。这两个学生，游酢跟杨时，尤其杨时后来回到福建之后，像东林书院就是杨时创办的，那时候可以说，整个东南的理学的正宗就是杨时。其实在杨时就已经开了闽学的先河，所以说我们讲“濂、洛、关、闽”，原来的闽学就是指杨时，但到朱熹这时候把“濂、洛、关、闽”全部都统合起来，集大成，这就是朱熹。

朱熹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有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知道朱熹，他祖先是在婺源，后来搬进福建，他是在福建出生的，后来终老在福建。朱熹他是很不得了的人物。上个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国学大师叫钱穆，宾四先生。钱穆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除了孔子与朱子以外，想不出第三个人。”这样大家清楚了吗？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有孔子，后有朱子。

大家如果有到孔庙看一下就知道，在孔庙的大成殿——就是供奉孔子的正殿，在大成殿里面供奉的孔门十哲都在那里头，包括后来的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在那里头，孟子也在那里头，朱子也在里头。在孔庙大成殿，战国时代以后的人，就只有一个，就是朱子，没有第二个。为什么？原来是康熙皇帝在康熙49年，正式把朱子的神位供奉进孔庙的大成殿。这个大家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康熙皇帝后来被追尊为“清圣祖”，他不把别人供奉进去，就独独把朱子供奉进去？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

有一位历史学者叫陆宝阡，他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历史的，今年也应该有90多岁了，他写了一部书叫《清代思想史》。他在《清代思想史》里面第二章写得最清楚了，我要把陆宝阡的背景跟大家介绍一下。陆宝阡，他是牟宗三的学生，他笃信阳明学，大家要搞清楚，牟宗三本来就是笃信阳明学，陆宝阡是跟牟宗三学习的学生，但陆宝阡在《清代思想史》第二章里面写得这么清楚，他写了一段话，我摘录给大家听听，他说：“同样是中国这一块土地，同样是这些百姓，怎么在明朝末年搞得分崩离析，而满清入关之后却可以开出康、雍、乾百年盛世？”他在问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陆宝阡他研究的结论是这样？关键人物就是康熙皇帝。他说康熙皇帝从小的时候，就受业于一个老师叫熊赐履，熊赐履他本身就是一个朱子学者，从康熙还不到10岁的时候，就一直用朱子学来教导康熙皇帝。等到康熙都已经20多岁了，这个熊赐履老师也老了，就换谁来？就换了另外一个也是朱子学的大家叫李光地，李光地是来自于福建泉州的，安溪人。所以说，李光地本身也是朱子学的。陆宝阡在他的书里面说，因为康熙皇帝从小到大都一直接受朱子学的教养，所以他在决定国家大事、在用人，都严格遵守朱子学，所以才能开出百年盛世。这样大家清楚吗？所以说康熙皇帝因为这样，你看看他可以成就多大的功业？统一了蒙古，把葛尔丹都处理了，然后统一台湾，把三藩之乱都平定了，可以说古往今来事功建立得最大的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就在康熙四十九年才下定决心，把朱熹的神位放进孔庙大成殿里头。一放进去之后就编了《朱子全书》，那么在《朱子全书》要出版的时候，康熙皇帝亲自为《朱子全书》写了一个序，大家看看康熙皇帝怎么评价朱子的？他说：“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学之传，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可以说康熙皇帝把朱夫子推崇备至——“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学之传”，也就是说朱夫子他可以集诸儒之大成，把千百年已经断掉的绝学又把它接上来，然后“开愚蒙”，替这些老百姓立下“亿万世一定之规”，这个可以说康熙皇帝把朱熹推崇备至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说，康熙皇帝是这样来肯定朱子的。

四、明清国运兴衰跟朱子学密切相关

那现在谈到这里，大家当然就有一个问题，说康熙都采用朱子学来治国，那为什么只开出百年盛世，而不能更久一点呢？要交代一下，康熙皇帝对朱子学是推崇备至没错，但是到他的儿子雍正皇帝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大义觉迷录》这件事情吗？那个时候有一个湖南的读书人叫做曾静，他那个时候就去拜访陕甘总督岳钟琪，跟岳钟琪说：“总督，你可是岳飞的后人！你应该要反清复明，岳飞是精忠报国，你也应该要反清复明。”那时候岳钟琪表面上就跟这个曾静虚与委蛇，其实他就偷偷地写了一封密折上奏给雍正皇帝，说有这么一回事。当然，曾静后来就被逮了。逮捕之后一问，原来曾静这种反清复明的思想就是受到吕留良的影响，雍正皇帝就昏了，因为他说先帝爷这么推崇朱子学，现在像吕留良他也是用朱子学来提倡反清复明，你叫我怎么办？所以从雍正开始就不太提朱子学了。所以说因为雍正不提朱子学，然后到乾隆的时候，又有一些文字狱，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因为这样的关系，大家就不太讲义理了，就开始去做什么呢？就开始去搞训诂、考据，就变成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就是干嘛呢？就专门在训诂、考据，就不讲义理之学啦！所谓“乾嘉学派”讲好听叫做我要恢复汉学，说这是实学，其实都钻到旧纸堆里边去了，读书人的精力都耗在那里头了，就不讲义理啦！一不讲义理就不讲是非，天下当然就要乱了。所以说很遗憾，康熙皇帝开出百年盛世，因为雍正皇帝没办法继续推广朱子学，所以就造成了清王朝的没落。

但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补充一句话，造成清朝同治中兴的又是谁？不得了，就是曾国藩！大家要知道，曾国藩他跟一般的读书人不一样，他一考上进士之后就一头栽进朱子学。那时候的学风都是在搞乾嘉考据的，曾国藩不来这一套，就是因为曾国藩一头栽进朱子学里面，所以他以后他怎么治军、怎么修己治人，能够平定太平天国，都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才能造成同治中兴。所以朱子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就知道了。

话再调回头，那明朝怎么亡掉的？我告诉大家，明朝会亡掉，当然也是跟这个有点关系，其实关系还不小！就是东林党之乱，明朝就完蛋了。东林党就是顾宪成、高攀龙，尤其高攀龙，都是一流的朱子学学者。因为那时候高攀龙得罪了魏忠贤，高攀龙后来被迫投湖自尽了，从那时候以后朝廷里面就没有善类了。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明朝会亡就亡在朱子学的没落；清朝会兴起，会开出百年盛世，就是因为重用朱子学；清朝还可以再延续，在太平天国没有亡掉，主要还是靠曾国藩——因为他受到朱子学的熏陶，才能够标举出振兴中国儒家文化的道统来反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这种邪门歪道。从这里你就可以说朱子学对近代的中国也是影响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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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思录》是朱子学的出发点

《近思录》这一本书，其实就是朱子学的一个出发点。

我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朱熹就是在46岁的时候编好了《近思录》。《近思录》是怎么编的？因为那一年，刚好吕祖谦从浙江的东阳来看他。来看他之后，两个人一起读周、张、二程的书，读完之后，把《近思录》编出来之后，就在吕祖谦的安排之下，他们就翻过了分水关到铅山的鹅湖，去跟陆九渊兄弟就展开了鹅湖之会。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近思录》一方面是朱子学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当《近思录》编好之后，朱子他个人的整个思想体系基本上就定型了，再来就只是做一些完善的工作而已。

其实《近思录》一方面是朱子学的出发点，更重要的我们应该要从宏观来看，《近思录》它也是新儒学的纲领。朱熹在编纂《近思录》这一本书的时候，那可不一般，怎么说呢？朱熹在编《近思录》的时候，十四部代表性的著作，怎么从这十四部代表性的著作里面抓出622条来编成十四卷？

我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有人从微观研究的角度来研究《近思录》，在《近思录》里面，有关程夫子讲科举制度的问题，朱熹摘录了三条，三条而已。有一篇论文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来研究，也就是他把《二程遗书》——大家知道《二程遗书》也是朱熹编的，《二程遗书》总共有二十五卷，也就是说卷一到卷十是两位程夫子的语录，从卷十一到十四是明道先生，也就是大程子的语录，从卷十五到二十五是伊川先生，也就是小程子的语录。有人就针对《二程遗书》这二十五卷，只要跟科举有关的，他全部把它抓出来，有一百多条。他去研究了半天，朱熹抓出来那三条可以概括所有其它一百多条所讲的，怎么跑也跑不掉。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是看什么？也就是说大家出手就知道行不行。朱熹，大家想想看，《二程遗书》也是朱熹编的，朱熹在针对两位程夫子对科举的看法的时候，他就抽了那三条出来，就可以高度概括其他一百多条，这就是《近思录》高明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儿就举这么一个小小例子给大家看。我们在读《近思录》的时候，不要以为说，科举随便三条，程夫子讲了100多条只讲这三条，我告诉你其实那一百多条其实全部包括在这三条里头了。

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误读近千年

我在这里，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其实历代有关《近思录》的注家很多。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像我记得我开始在读《近思录》，我刚才不是跟大家提到了吗？就是说我第四次读《近思录》的时候，是漫不经心，从第十卷开始读，我是读哪一本？我是读张伯行的版本，那么张伯行这个版本是怎么样大家知道吗？我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张伯行这个人。张伯行也是康熙朝的一名著名的朱子学者，他是仪封人。他曾经担任过福建的巡抚，退休之后他就留在福州，担任鳌峰书院的山长。鳌峰书院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第一家书院叫海东书院，当初海东书院的教席都是从福州的鳌峰书院请过来的。

张伯行也是赫赫有名的。张伯行他那时候当完福建巡抚下来之后，就在鳌峰书院当山长，张伯行也出了一本《近思录集解》。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读书一定要读得细一点，张伯行在做《近思录集解》的时候，读着读着读到《卷六·齐家之道》第十三条，张伯行看到那一条，很有争议，那一条是什么呢？我简单讲一下。也就是有人问伊川先生说：在道理上可以娶孀妇吗？也就是寡妇，就是老公死了之后的女人，这种女人你能不能娶她？伊川先生就跟他说：你要娶一个人是用来配自己的，你娶了一个失德的人来配自己，那不就是你自己也失德了吗？那个人就继续跟他问，说如果这个寡妇她如果没有再嫁的话，会寒饿而死，那怎么办呢？伊川就跟他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后很多人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用这个来批评理学。

当初伊川讲了这一句话，朱熹把它留下来。留下来之后，轮到清朝初年张伯行在替《近思录》做集解的时候觉得这一条会引起争议，所以张伯行就犯了一个大错，竟然就把这一条给抽掉了，另外找了一条也是谈这个寡妇的事情，就把它塞到这里头来。我光光看这一点，就知道张伯行他虽然也是个笃信朱子学的学者，但他对朱子了解不够，对朱子的信心也不够，所以他才要把这一条抽掉，换比较没争议的一条进来。

我在这儿就举这样的例子告诉大家，看朱子是何等精干的人。大家看看，在《近思录》第六卷第十三条之后，隔了三条，也就是第十七条。第十七条就摘录了伊川给他父母所写的行状，伊川的爸爸叫做程珦，字伯温，一般来讲就称他为“老程子”，哥哥明道先生程颢叫做“大程子”，伊川本人叫“小程子”。其实老程子、大程子、小程子，名气最大的就是小程子伊川。那么伊川在这里面写到，说他爸爸为人怎么样，对亲属都很照顾，然后他就提到这一点，他说他爸爸的伯母寡居，等于就是说，他的伯父死了，他爸爸照顾他的伯母，就像照顾自己的长辈一样。然后伯母的女儿出嫁之后，老公死了，爸爸又把他的堂姐迎回家来照顾。等到他的堂姐的女儿又出嫁了，真倒霉，三代都变寡妇，她的女儿的老公又死了，又把她接回家。这个老程子担心他的堂姐难过，又帮她找了一户人家，把他的堂姐的女儿又嫁出去。不就在隔了三条，前面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怎么会隔了三条之后，你伊川说你爸爸这样做，而且说这样是做好事？

我们读书就要读到这里，这才精彩啊！其实就以朱熹来讲，他作为《近思录》的主编，我如果在十三条讲这个的话，我可以在十七条，反正伊川写他父母的行状我也不是全部放进去，也是摘录的嘛，我既然摘录，我可以这一段不录嘛。但他不是，他把它放进去，他放进去就是有道理，所以我在这儿就要告诉大家，有的人因为对传统文化不太了解，看到这一段——第十三条就乱骂了。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人家伊川的本意是什么？伊川的本意是说寡妇不宜再嫁，就像鳏夫不宜再娶一样，大家记住，所以你不要拿男女平等的问题乱批评，对不对？死掉老婆的也不准再娶，死掉老公的也不能再嫁。但是接着人家伊川讲，这个是针对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不是针对一般老百姓。朱熹也讲过，我举个例，你一般的老百姓，我问你，如果说有一个男子，他的老婆死了，这个男子才30多岁，有4、5个小孩，谁来照顾？没有人照顾，这个男的怎么可以到外面去挣钱养家糊口呢？所以说这时候你不能去反对人家再续弦。同样的道理，女的也可以再嫁，这是针对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如果你有社会地位的话，你家里佣人那么多，照顾这些小孩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春秋大义，它有一句话，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什么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呢？因为大夫都是读书人，知书达礼，你用刑加在他身上，比让他死还难过嘛，这叫“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说对有社会地位的人，你要尊重他的自主权。那什么叫“礼不下庶民”呢？因为礼，繁文缛节一大堆，小老百姓怎么可能去遵守你那么多呢？是吧？你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扰民，但是国家在公祭的时候不讲点礼数行吗？但是不能把这种礼数要求一般的小老百姓也都比照办理，这样变成扰民了，这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

所以人家朱熹也好，程颐也好，都是讲寡妇不能再嫁，不得再娶，这些都是指对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像美国肯尼迪总统，他被刺杀死了，他的遗孀杰奎琳却嫁给希腊的船王，讲句老实话，嫁给那个奥纳西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觉得说这成何体统？我们很幸运，孙中山的遗孀宋庆玲女士可没有再嫁，如果她再嫁的话，我们就觉得很不妥当了嘛！

所以我们讲的说，老公死了不能再改嫁，这是对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老婆死了，你不能再娶，也是对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因为你要为民表率。

所以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光光我们看《近思录》卷六的第十三条和第十七条就可以看出这么多信息。那像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你说像杨振宁，他82岁，老婆去世不到一年，就去娶一个小他54岁的翁帆来当他老婆，你觉得这样妥当吗？我认为这样不妥当。为什么？你想想看，杨振宁自己的子女会怎么看他这个爸爸？妈妈为你辛苦50多年，竟然死去都还不到一年，你说那一个年轻的女子是上天给你的礼物，那妈妈算什么？这个是很不妥当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前前后后。

所以说，《近思录》它一方面是朱子学的出发点，另外一方面它也是新儒学的纲领，为什么《近思录》是新儒学的纲领？我们留在下一集再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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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后续著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

主题：一部书串起七百年理学史：《近思录》后续著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
主讲：严佐之（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古籍研究所教授、所长）
主持：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兼院长）


内容简介：
编纂于公元1174年的《近思录》，原本只是朱子、吕成公为僻居穷乡的读书人提供的一部理学入门读本，却不料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而最终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历代《近思录》后续著述，如续编、补编、仿编、注释、集解、札记等，总数多达百种以上，此外还有古朝鲜、日本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百余种。作为古代学术思想经典，《近思录》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转换、历久弥新的思想意义、学术价值，而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著述，同样是一大笔值得后世珍视的思想学术史宝贵资源。
主讲简介：
严佐之，男，1949年1月生，祖籍安徽歙县。1973年进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工作，师从顾廷龙、潘景郑先生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78年考入华东师大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获古代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文献学、目录版本学、古代出版文化史、朱子学暨儒学文献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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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思录》的“被经典”与《近思录》后续著述

编纂于西元1174年的《近思录》，在经过七八百年传播的层层累积之后，最终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这样一个结果，应该是主编朱子及其合作者吕成公始料未及的。因为朱子当时邀约吕成公在武夷山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编纂此书的初衷，不过是想替那些僻居穷乡而不能遍观周、张、二程诸先生之书的读书人，提供一部能比较准确、全面、系统概括四子思想，且又切近日用、便宜遵行的理学入门读本。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原初设定的学术思想普及读本，却在朱、吕身后，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一步步提升到显要的理学经典地位。

回溯历史，早在朱子生前，就已有讲友刘清之字子澄者，取程门诸公之说，为之《续录》。及至朱子身后，《近思录》注解续补之作更是纷至竞出，弟子辈中有陈埴《杂问》、李季札《续录》、蔡模《续录》《别录》和杨伯嵒《衍注》，以及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故《近思录》在南宋后期就已被视为“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继而蒙元之世，又有赵顺孙为之《精义》、戴亨为之《补注》、柳贯为之《广辑》、黄溍为之《广辑》等，并皆尊“《近思录》乃近世一经”。明初，永乐诏修《性理大全》，“其录诸儒之语，皆因《近思录》而广之”，可见此书已对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不小影响。明季清初，学风蜕变，先是有高攀龙《朱子节要》、江起鹏《近思录补》、钱士升《五子近思录》等陆续问世，且大多续补仿编之作；而易代之后，乃有王夫之著《释》、张习孔作《传》、丘钟仁撰《微旨》等，则更多反思发挥。自此以降，终清一代，《近思录》愈发大行于世，研读成果层出不穷。据调查统计，清代《近思录》研究著述多达40余种。

关于历代《近思录》后续著述的数量，据学者调查考察称，约有《近思录》注家30人，续补仿编者34人、70余种，是其总数已多达百种以上。然窃以为仍有佚著尚未计入，总量还有继续发现、增长的可能。除此之外，《近思录》在古代朝鲜、日本也得到广泛传播，非但屡屡重刻传抄，为之注释者亦络绎不绝。据考现存古朝鲜时代《近思录》研究著述多达86种，而日本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也有近50种。

一部古代学术典籍，竟然获得后世如此长期恒久的关注和众多密集的研究！这样的故事，自然只有儒释道学的“核心”经典才会发生。所以梁任公、钱宾四先生皆奉《近思录》为宋代理学之首选经典，以为“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既为古代学术思想之经典，朱子《近思录》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转换、历久弥新的思想意义、学术价值。然而，有意义、有价值的还远不止于《近思录》本身。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著述，同样是一大笔值得后世珍视的思想学术史宝贵资源。

二、《近思录》“续录”弥补了《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的缺憾

《近思录》是朱子的编著不是撰著，它与朱子学术思想的关系，主要在于朱子为《近思录》篇章分卷的结构设计，及其对四子语录的遴选审订，从而体现了朱子对理学早期思想体系的宏大思考和缜密建构。至于《近思录》的内容，实不能真正、完全反映朱子本人的思想。

《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之缺憾，其实是朱子后学们早就深为关注的问题。按照朱子构建的理学框架来纂集朱子语录，一直是《近思录》后续著述的“重头戏”。真正名实相符的“集朱续录”，包括亡佚在内，另有元赵顺孙《近思录精义》、明刘维深《续近思录》、钱士升《五子近思录》、清刘源渌《近思续录》、张伯行《续近思录》、孙嘉淦《五子近思录辑要》、黄叔璥《近思录集朱》等。不仅《近思录》“续录”大都按照《近思录》结构框架来辑集朱子之语，而且《近思录》注解也常作如此“集朱续录”，如宋杨伯嵒《衍注》、叶采《集解》，清李文炤《集解》、陈沆《补注》等，其注解皆多采集朱子语录，而江永《集注》更是“取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的典型。

《近思录》“集朱续录”何以接踵而至，乃致“指不胜屈，几于人著一编”？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考虑。首先，当然是朱子思想资源的重要，使人不约而同地要想到一块儿、做到一块去。其次，是否应该考虑到当时图书传播的局限问题，比如说“蔡录”最早问世，但在明末清初似乎并未通行而为人所知。又如籍贯山东青州府安丘县的刘源渌，勤勉编纂《续录》，“沥尽心血二十余年，于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三书，沉潜反复，撮辑纂序，晨昏灯火，席不煆暖，风雨几砚，手不停笔，以至衣敝榻穿，体寒手冻，皆弗自恤也”，但他却未曾知晓十多年前就已有江都朱显祖的同类编述《朱子近思录》问世。因此，对于居住僻远、图书资讯相对封闭的“续录”编纂者来说，并不以为自己是在做前人已经做过的重复劳动。再次，就是即使知道前人已有成果而仍为续作，那必然是对前录有所不满。传世的朱子文献，承载著广大精微且不断更新的朱子学说，其数量和范围，都远远超出朱、吕编纂《近思录》时所面对的北宋四子文献，而后世欲予之“续录”者，更无一能如朱子这般“一锤定音”，于是就给后世腾出了尽己之理解而去取编纂的发挥空间。这也恰好证明，历代朱子学者接二连三编纂出面目各异的《近思录》“集朱续录”，正是他们对朱子理学认知差异和诠释演进的一个绝佳缩影。而这样的“缩影”效应，还存在于其它非纯粹“集朱”的《近思录》后续著述中。

三、《近思录》“补录”构筑起宋元明清理学史基本框架

另一类《近思录》后续著述，是依仿《近思录》编例，以汇辑历代程朱学者之语。其书名多用“别录”、“后录”、“补录”、“广录”等，为与专门辑集朱子之语的“续录”相区隔，故此且用“补录”概称之。

据传最早编纂“补录”的是朱子讲友刘清之。刘清之《续近思录》，乃是一部专“取程门诸公之说”编集的《近思录》后续著述。不过他的编纂热情被朱子浇了一头冷水，因为朱子一向认为程门弟子未能尽得乃师真传，用“程门诸公之说”解释《近思录》，很有可能与程子原意发生偏差。不过巧合的是，传世的《近思录》后续著述中，倒是有一部南宋末建安曾氏刻本佚名编《近思后录》14卷，所收“吕侍讲”、“范内翰”、“吕正字”、“谢上蔡”、“游察院”、“杨龟山”、“尹和靖”、“侯仲良”、“朱给事”、“胡文定”等语录，正所谓“取程门诸公之说”者。其中有些条目下还附有朱子直接针对的批评意见。这部宋建安曾氏刻本《近思后录》未题撰者姓名，但从其引录文献的范围和内容来看，似乎还存在与刘清之《续近思录》相关联的想像空间。

继《近思续录》之后，朱子弟子蔡模又编纂了《近思别录》14卷。与前述佚名《近思后录》所取截然不同，《别录》只收录朱子道友张南轩、吕东莱二先生之语凡108条。这或许是因为蔡模身受朱子亲炙，比较领会乃师对程门后学的态度，也或许是因为他已知见专“取程门诸公之说”的《续近思录》或《近思后录》，故不作重复行事。但不管怎样，《别录》的编纂，切实为《近思录》体系补上了南宋理学思想材料的重要环节。

宋蔡模《近思别录》之后，又有明万历间江起鹏编纂《近思录补》14卷。该书首度汲取明代薛瑄、胡居仁、蔡清、罗钦顺四大朱子学者的言论，使《近思录》的续补历史延伸到了明代。若就结构看，江氏补录已构筑起了自宋至明的《近思录》诠释史框架，其学术价值实有异而不亚于同时期的高攀龙《朱子节要》、钱士升《五子近思录》。

清代类似的“补录”之作，还有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张伯行《近思广录》、吕永辉《国朝近思录》等。施璜是汪佑《五子近思录》的“合编参较”者。《发明》就是在“汪录”后，补录薛敬轩、胡敬斋、罗整庵、高景轩四位明代最重要朱子学者的相关言论。施璜《发明》刊行于康熙44年。六年之后，张伯行辑成《广录》梓印行世，张伯行《广录》精萃张栻、吕祖谦、黄干、许衡、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七大儒语录，所选对象和条目均或异于“江录”、“施录”，自亦体现了张伯行对宋元明三朝《近思录》诠释史的认识。光绪26年，与朱子合编《近思录》的吕东莱先生裔孙吕永辉，精选清初陆桴亭、张杨园、陆稼书、张敬庵四位朱子学者的语录，编成《国朝近思录》一书，完成了《近思录》诠释史清代部分的接续。对于《近思录》“续录”“补录”的思想学术史文献意义已具较宏观的认识。

四、《近思录》注解、札记及其思想学术史文献价值

《近思录》后续著述的另一大宗，是对《近思录》的注解诠释，包括注释集解和随笔札记等。前文曾经提及，集录朱子等历代前贤的诠释意见，是后世《近思录》注本的常态，这一点与“续录”“补录”很相似。所以很多《近思录》注家，如叶采、张伯行、茅星来、江永、李文炤等，都将其注本称作“集解”或“集注”。即便是不用“集解”、“集注”题名的那些注本，其注解部份也仍有较多的“集录”成分。但《近思录》注解毕竟与“续录”“补录”不同，因其还无一例外地有着注解者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差别仅在于己见的数量多少和学术特点。相比于“续录”“补录”，《近思录》注解者的诠释意见，以及《近思录》阅读者的随笔札记，是与《近思录》关系更为直接的学术文献。因为“续录”“补录”徵引采集的绝大部分文献，其实并非作者直接针对《近思录》一书阐发的思想观点，也不真是他们阅读《近思录》之后生发的心得体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思录》后续著述中的注解诠释之作，应该更能体现《近思录》传播、阅读、接受史的意义。

《近思录》的历代注释著作，今存宋杨伯嵒、叶采、清张习孔、张伯行、李文炤、茅星来、江永、陈沆、郭嵩焘、张绍价等十余家，亡佚未见者，则有元何基《发挥》、明程时登《赘述》、程若庸《注》、清王夫之《释》、刘之珩《增注》、车鼎贲《注析微》、秦士显《案注》、陈大钧《集解》等。《近思录》随笔札记，现存有宋陈埴《杂问》、清汪绂《读》、李元湘《随笔》、令狐亦岱《摘读》、黑葛次佩氏《复隅》、陈阶《札记》、厉时中《按语》、张楚钟《理话》等，亡佚未见者，如清丘钟仁《微旨》、徐学熙《小笺》等。从这份书单可以看出，《近思录》注解和札记的撰作者，在学术地位和影响上，与前述诸多“续录”“补录”收入的那些人物，总体存在较大“层次级差”。我们看，但凡被“续录”“补录”收入的诠释者，几乎都是历代程朱学派的领袖、主将，或宗朱一派学者的代表人物。所以，通过各种“续录”“补录”（包括注释集解中的“集录”部分）贯串起来的，或许可以视作一部反映历代朱子学者“精英”学术思想的《近思录》诠释史。这固然是《近思录》后续著述之学术思想史文献价值的重要所在。但《近思录》不过是一部普及性的理学初级读本，它在一般读者中如何传播？又曾激起怎样的思想反响？其实也很有探究的意义。然而这却是“续录”“补录”所不能提供和反映的。而反观《近思录》的历代注家和札记撰者，除朱子高弟子陈埴、清初名儒张伯行、乾嘉学者汪绂之外，虽也有王夫之、江永、魏源、郭嵩焘等几位声名卓著的人物，但王船山继承的是张横渠一脉，江慎斋擅于经史考据而非义理发挥，而魏、郭二人在晚清宗朱学者中基本掛不上号。至于其他撰著者，如宋代的叶采、杨伯嵒，清代的张习孔、茅星来、李文炤、陈沆、李元湘、陈阶、徐学熙等，似乎都算不上伊洛闽学源流脉络中的顶尖学者、代表人物。但正是这样一种“非典型”的学术层级差异，恰使我们得以了解《近思录》在一般宗朱学者阅读过程中的思想反馈，从而与“续录”“补录”互为补充，体现出面向更为宽阔的《近思录》思想学术史意义。

总之，与《近思录》这部理学入门读物“被经典”历史过程同步的，是产生了一大批续补仿编、注释集解、阅读札记等《近思录》后续著述；这批由历代朱子学者编纂撰著的理学文献，无不遵循《近思录》架构的理学体系，针对《近思录》提出的理学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地补充相关思想学术资料，阐发个人的理解和见解，从而徐徐展开出一幅七百年理学思想史的学术长卷。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书串起了七百年理学史”，这部书就是朱子《近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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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意识文/潘朝阳（台湾朱子学研究会会长）

一 《近思录》的成书

朱子在建宁府建阳县芦山为其母守墓，结“寒泉精舍”以居，时在南宋孝宗淳熙乙未（1175）。当年夏天，浙江东阳吕祖谦来此盘桓旬日，与朱子共读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语录和著作。两人共同从四子之书中“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编成《近思录》一书，成为理学的入门教材。虽然《近思录》是由朱、吕两人共同编纂而成，但此书却属于朱子理学的思想系统，最明显的证据是此书成书后不久，就有了朱子弟子的注释本，而吕氏门人却无任何相关传述。且后代的注本更是折中朱子之说，完全体现朱子儒学的精神（参《近思录》点校说明，《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近思录》一书，“自微观而至宏观，自洒扫应对、待人接物直至人生观、宇宙观等无不涉及，囊括了四子的精义，普及了理学的精神，从而为初学者提供了一本进入理学‘理想国’的指南”（同上）。此即是说朱子和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目的，乃是为了儒士在学习儒家之道学的路途中，有一兼赅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儒家教科书得以循之而终能体悟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常道慧命，是一本必修的入门课程。

朱子编好《近思录》后，特别写了一篇《序》，其曰：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
依此序文，朱子和吕祖谦两人发心编纂北宋四子的重要语录文章而成《近思录》的目的，最主要是因为觉察四子之学广大闳博，如大洋无涯涘，担心初学者乍读之际，根本不知道如何入门，所以乃在四子之书中选择与体用道器均有相关的章句语录来编纂此书，题其名曰《近思录》。何以取名曰“近思”？盖源出于《论语·子张》：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因此，朱子取书名曰“近思录”之意思，就是希望学子一方面自己笃志勤勉读四子嘉言选编，一方面亦应勤于请教老师，而在明白之后更应在心中常常反思求证，这样学问才能真正吸收而内化成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类似的意思，在《论语》中还有相关章句，譬如《论语·子罕》载颜渊称颂孔子如下：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一章句最重要的就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颜渊向孔子学道，孔子一样要他认真勤奋地博求经文，但是也要求他要有一套规范矩矱来让自己以一定的方针涉猎体认经文中的道理。这在朱子的意思，就是儒子读经须先笃其志并且切问近思，方能真正在自家生命中有所受用。

读书能笃志、切问、近思，亦即能博文约礼，这样方能培养出真实的人格气象，子夏说这样则“仁在其中矣”。

子夏所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亦是颜渊所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进一步深化，儒家要求学子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学习之入门工夫次第，那就是此段《中庸》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的作者除了明确提及此“五阶段读书工夫次第”之外，还坚决地宣称儒家士子读经修道的坚决勇毅的不休息的精神和实践非常重要，非只不休息，下工夫读经修道，必须比别人还要用心尽力，否则就不配称为儒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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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宋四子在中国文化常道上的意义

朱子编著《近思录》，在其第二、三卷，分别是《为学大要》和《格物穷理》，列于第一卷《道体》之后，就能明白朱子很重视士子学习儒家之道的途径，不是空虚的玄想，而必须切实地取圣贤之书来认真笃志地研读。这其实是孔子创立儒家进行教化的最基本的途径。

朱子和吕祖谦何以会特别编纂北宋四子的重要语录和著作而成《近思录》，并不是没有根本想法而随意选取。换言之，朱、吕两大儒对《近思录》的编纂工作乃有其呼应历史和时代的人文与思想之理由。当代新儒家蔡仁厚指出：

北宋儒学初起之时，胡安定（瑗）、孙泰山（复）、石徂徕（介），皆卓然有儒者之矩范，故后世尊称为“宋初三先生”。这一辈学者的精神企向，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恢复师道尊严，重视人格教育；二是重建道统的呼声；三是文化意识的觉醒。

蔡仁厚何以特别表彰“宋初三先生”？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丧失了孔子的儒家真常之道。北宋之兴起最大的意义，就是承“宋初三先生”启蒙之后。北宋四子绍述孔孟之道，就有长夜漫漫而初阳乍出之意义。

牟宗三谈及周敦颐时说：

中国文化生命发展至北宋，已届弘扬儒家内圣之学之时，此为历史运会之自然地所迫至者。因是历史运会之自然地所迫至，故濂溪之学，虽无师承，而心态相应，出语即合。当运会不至，面对典籍，视若无睹，即有讲论，而睽隔重重。……运会不至故也。至乎北宋，运会成熟，心态相应，一拍即合，故濂溪之面对典籍，“默契道妙”，一若全不费力焉。……所谓心态相应、生命相应者，实即“道德意识”之豁醒。

这一大段话语，固然是说到了周敦颐出现于世，就是历史运会之自然迫至者，也就是历经数百年孔孟常道慧命消隐沉潜，而中国文化方向失其体用合一之刚健，且历经唐末和五代的战乱杀戮之惨，至北宋之际，儒家内圣之学发乎人心，乃能应时而出，这就是周敦颐儒学创发于其时之最重要的意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周敦颐“默契道妙”而豁醒中国人的“道德意识”。

从北宋四子重新唤醒孔孟儒家之道命之后，以圣贤人格和生命为最高目的的儒家的道、学、教就在中国正式建立起来。北宋四子开启了本来已有的合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体用合一的儒家之道学，从此之后，宋明理学历经宋元明清，中国文化第二次返本归位，是一个上达天德下开人文的生生大道之文化，而不是“无”或“空”的佛家或道家之偏至型文化，因为儒家人文化成的道德伦常之教，才能通贯天地宇宙及于个人家国天下为一体而具有圆满周全之文明。佛道两家虽然可以使个人心性修练至玄深高远，但它们却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不能成为中国人治理国政的大宪，惟有孔孟开创传承下来的儒家之道可以圆满达成。

依此，我们才能明白《近思录》重要的人文历史意义，因为朱、吕两大儒费心编纂的《近思录》，就是庄严地表彰并继承北宋四子、重建孔孟儒家内圣外王之文化方针和文化意识之巨创。它集中了四子的贯透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而为一体大用的常道智慧，复活了孔孟的人文理想，下开宋明之后近千年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道路。

三 从“三统观”来看《近思录》

牟宗三特举“三统说”来说明中国儒家建立的文化内容和方向，本来就有三层，他特别名之为“三统”，就是“道统”“政统”和“学统”。

“道统”就是民族文化之统，是文化生命的根源和人伦教化的纲维，个人安身立命亦须取决于此。道统之学必然是关怀生命之学，它开显生活的原理，决定生命之途径。道统的核心就是“良知”，也是“仁”。

“政统”则落在中国的政体、政道上。孙中山先生划分政治为政权和治权，就前者而言政道，就后者而言治道。而政道是安排政权的轨辙；治道是安排治权的轨辙。中国传统儒家有其政道之理想蓝图，此即是“三代以德禅让的公天下思想”。孔孟言必称尧舜，就是肯定依德而传贤的“德位主义”，而不认同以兄传弟或以父传子的“血统主义”。前者根据道德而公天下，后者根据血统而私天下。当然，传统中国的“政统”是帝王专制政治的“私天下”，儒家只能在“治道”这一层面通过官吏之治民政而在民间社会尽力去实施亲民爱民的仁政，但对于“政权”这一层面帝王长期以一姓一家的专制私天下之不合理专政，却无可奈何。
“学统”就是学术之统。在传统中国，称为学术之统者，是国家级的经教，而它就是儒家五经之教，故与道统之教合一，所以也就是道统之教，因此传统中国的学统与道统是一体两面的事物。从汉儒的经学到宋明儒的理学、心学，皆着重伦理道德之学术诠释和弘扬，使中国成为重德之文化，中国人往往优先“德性之知”，而将“见闻之知”置于次要位置。早在孔子之时，就已表明此种秩序，《论语》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句子大部分是说德性，而最后的尾巴才说到若还有馀力的话，就可以学文，此即见闻之学也。影响所及，儒家的学统通过教育体系，特别到宋明以后的书院和社会的儒教，其主旨是道德伦理之学问和教育，即圣贤之学和教。

如果认真审读《近思录》，我们会发现此书实即北宋四子具有的“三统观”而提出来的儒家道术、政术和学术之基本观念。四子的儒家思想是就仁义之道以及从仁义之道而发用实践的政治层次提出了仁政王道的理想，再就是强调儒家的教化众民之学统不能是佛道，必须是成圣成贤的良知之教学。

《近思录》既然成为南宋以后重要的儒家教育入门书，因此，其中所蕴藏的儒家本有的以仁为本的“三统”理想，遂成为宋明以降儒家的基本经义与治世之教。

的确，传统儒家的“外王”之事功，只能在治道层面讲求儒官能本着道德良知去养民爱民教民，可是一方面政统层面的客观体制，一直无法开创，而且在治统层面亦缺乏“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客观且架构性的知识体系和科技能力。换言之，政统与治统，都只能仰赖主观意义的“圣君贤相”的道德境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传统文化上的缺失，同时，从“外延的理性表现”或“架构的理性表现”而发展出来的独立性之知识亦即科学，也就无法充分实现，使中国儒家变成与西方的“泛科学主义”明显相对的“泛道德主义”。此种传统文化的缺失，是传统儒家思想不足的地方。此种情形，当然也显现在《近思录》中。

四 结论

《近思录》成书已八百四十年了，它体现了中国儒家道德伦常之教内圣外王的基本观念和智慧。现代中国人若能虔诚一志地读诵学习，必能成为当代的儒家君子，能在五伦中尽其分际。

但是，我们从现代反思传统儒家，譬如研读《近思录》，而依据“新三统说”来予以检讨，也不要讳言传统儒家的文化缺失。我们须要将“学统”从“德性主义”脱离出来，而让知识有其客观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各门科学领域须充分依其独立性而发展，亦即让“闻见之知”从属于“德性之知”的关系转变成两者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同时，我们更需依据民主政治的知识专业来让政道和治道完成其合理的安排，而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圣君贤相”之观念，使现代中国能实现公天的下理想政治，当然，此种民主政治是从儒家民本思想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可称之为“儒家主义的民主”，而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政体。

传统的《近思录》之常道以及在“新三统观”之下的当代儒家之思想和智慧，应该在现代社会中广为流通。儒家之道与学在庶民社会的自由传播，本来就是中国的“社统”，在今天更应该予以发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