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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1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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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学在当下的文化担当
从20世纪初期以来，国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终不至于消失，并且发展到今天又重新“热”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确实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是当代文化、学术建构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人们屡屡提到国学，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学术在现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价值选择方面的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新世纪以来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90 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学术出路的讨论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
近代讨论的“国学”一词，最早是梁启超从日本那里转借过来的，应当承认，最初这个名称是力图彰显本国固有的学术，与外来文化相区别。因为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屡屡将国学一词和外来的“新学”“外学”对举。要追究它的近代含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泛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北大“国学门”正式开办的时候，也是这么回事。从20世纪初以来，国学确实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这在前面曾提到过。现在有种种看法，在谈论国学的时候，往往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出现一些分歧。有的人认为，一谈到国学，脑子里会立刻想到复古守旧。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观念对人们认识国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一提起国学，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排斥的心理。其实21世纪以来，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融会中西、沟通古今，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流。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国学与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对立起来，更不应该将其意识形态化。“文革”以后，在20世纪80 年代后期或90 年代初期，人们重新谈论国学，其中有一些观点和认识，就是把国学作为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替代物，有这样一种色彩在里面。但是把国学过于意识形态化是不利于国学的发展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从文化传统和学术思想传承革新的角度来认识它。我认为，给目前学术、文化、思想中的“国学”如此定位是比较合适的。
此外，振兴民族精神，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国当下的文化，应该是新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建设任务。在文化建设方面，要“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这在当下思想、文化、学术方面是应该达成共识的。确实，当代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和吸收，如果我们割断了和传统的联系，那就没有发展可言，更不要说我们的学术、文化、思想有什么特色了。事实已经证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实际上是激活中国固有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我们可以从汉代尤其是唐代大开放中得到证明。然而只有立足于民族的优秀文化本位，吸收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既不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保持一种强劲的生命力。这应该是文化、学术、思想发展方面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肯定绕不开国学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国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而从狭义上来讲，国学所从事的正是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甄别、诠释、评价之功，自然属于辨别精华与糟粕之范畴，无不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继承与弘扬。从当前的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任务来看，国学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它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价值作用，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不能没有国学的参与。这样说来，国学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当代文化场域，进入现实的文化生活场域，并且理应对今后的文化、学术发展乃至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消费带来一种明显的影响。
当然，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在思想上又必须要与文化复古主义划清界限，因为复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情结在中国古代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近代，它也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国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我们是在发展、创新这个前提下来谈论和倡扬国学的，它与文化复古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心态。事实上，我们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才能为传统文化、为国学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现实的生长点，而传统文化、国学的当代命运也正系于此。这是它在当前的一种文化担当。
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会说，你开始不是说对国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定吗？过于严格的学术上的界定是没有，但是国学指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学问这样一种大的共识应该还是有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一个方面是应该重视的，就是一方面要为国学正名，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这个正名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就相应地会发展变化。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我认为大家要认识到，国学并不是个一成不变、呆板而僵硬的东西，它的内涵和外延虽然应该有相对的界定，但它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章太炎，他把神话、小说传奇、宗教排除在国学外面，但是我们现在讨论国学外延的时候，就不一定完全同意章太炎的看法了。所以说，20世纪20 年代章太炎、梁启超包括吴宓等人所谈论的国学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国学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而且以后，未来人们对国学内涵及外延的认定也不见得会等同于我们现在的看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必强迫自己完全等同于前人，更无法要求后人永远停留在我们今天的认识基础上。换句话说，我们大可不必非得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国学”这个概念。我个人的一点认识是，我们对“国学”的理解和使用，除了要遵守一种学术上的原则和必要的学术规范以外，更应该尊重现实的要求和条件，不可人为地拘泥刻板起来，也不必过于执著于“传统”和“现代”的分别，应该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化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
近年来人们更多地谈论到“大国学”，说是在国学学科化的建构中，涉及了西方的汉学和西方的中国学，这个我们在后面可能要提到，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也就是在1997 年的时候，我在发表的文章中这么界定，所谓“国学”，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一种学问，它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存留和发扬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指归。一般说来，它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存在的传统文化遗产，二是对这一遗产所进行的发掘、整理、分析和评价说明。前者属于客体范畴，后者属于主体范畴，它们互相联系、互相涵容，构成一种统一的状态，共同产生作用和影响，从而展现出丰富的过程和现象。国学作为一种文化和学术类型，不外乎由两个方面构成，这也说明了国学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特定的文化价值内涵。我在1996 年和1997 年分别发表了《国学琐议》和《国学再议》。我们谈论的国学，是中国本土的国学，我们是在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谈论的，所以我们谈论的国学不包括那些外国学者以中国文化为对象的考察与研究，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学术活动称为“汉学”或“中国学”。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国学”之“国”当然是中国，同时又具有祖国文化、母体文化这么一层文化情感。这是当年的一个观点，不过到现在十几年了仍没变，我还是这个想法。近年来谈论国学的时候，好像是要一网打尽，把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学”的研究也认为是“国学”，但那是他人的“国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倡导国学，不是为了回忆和重温我们昔日文化的灿烂和繁荣，也不单单是为了再现这一辉煌，而是负有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文明推向更新更高境界的使命（这是当下的担当），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当代文化氛围中的国学应当具有更加博大的包容性，更加积极的开放性和更加鲜明的现实性。
在我们谈到传统的时候，不能否认传统存在精华和糟粕，国学也有这个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谈到国学的时候，人们又把“国学”和“国粹”等同起来。在章太炎和邓实那个时候，“国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国学”，但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北大的学者们一般不用“国粹”来指“国学”，而是用“国故”。到了现在，一般说来，“国粹”主要是指京剧等技艺性的东西，而不是“国学”。所以，“国学”和“国粹”是两个词，既有联系，又各有所指，这是需要辨析的一个方面。此外，一方面，随着近些年的文化经济化，商业气息大量侵入文化领域；另一方面，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中的复古氛围也很浓厚，人们在这方面也可能对国学提出一些诉求。所以可能形成这样一个现象，一谈到国学，就想到它是一种古香古色的老学问了，它可能是那些纯粹雅博好古的学者们自己在书斋里的事情，与现实是不可能搭界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学以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国学从晚清民初开始生成的时候，就非常自觉地成为参与当下文化建设的一个渠道，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20世纪初的学者们，在谈论国学的时候，是极为关注当下文化的走向的。因而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现实品格。如果谈论的国学不涉及当下的文化建设问题，是不足以成为“国学”的。所以说，文化的担当意识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国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无论是从当下中国文化建设所处的语境来看，还是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格局来看，仅仅把国学当做对其他外部的或异质的文化的回应，已经显得十分不够；从未来世界的文化发展来看，仅仅把国学当做东方文化的代表而欲与西方文化一争高下或轮流坐庄，似乎也显得不够圆融。实际上，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国学应该自觉地将自己向“天下之学”方向扩展，这也许更贴近它的本义和指归。
从国学这个角度出发，在对传统文化发掘、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普及层面的阐释和介绍，将其推向整个社会，既可以使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又可以使传统道德中的真善美的精神得到提倡，并且作用于世道人心，应该是当前学术文化方面的一个当务之急。这方面的工作在近年来好像做了不少，《三字经》《弟子规》就不用说了，还有古典诗词的诵读等。但是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存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庸俗化的炒作和伪劣包装的现象。这个现象应该说不是正当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而是主要以谋利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也是国学普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文史工作者就需要做一些严肃而认真的整理研究工作，这本身也是对学以致用精神的一种发扬。
前面曾谈到要讲讲“大国学”。“大国学”这个概念是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住院期间提出来的。季羡林先生是这么说的，“国学”应该是“大国学”，而不是狭义的“国学”，各民族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国学”的范围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季羡林先生后来被称为“国学大师”，但是季羡林先生所做的是吐鲁番学、西域学，如果按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邓实他们所说的“国学”的范围来看的话，季羡林先生的研究就不在国学范围内，那么称他为“国学大师”是不合适的。如果从“大国学”的角度来看，那么季羡林先生自然就是“国学大师”，因为他在吐鲁番学、西域学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至少到现在还是无人能够超越的。同时，就季羡林先生所说的56个民族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来说，我是非常赞成季羡林先生这个“大国学”概念的。因为章太炎、邓实等人当时提倡国学有一种革命排满、复兴汉族的意识形态需要，而我们现在是不需要这个的。我刚才说国学应该向“天下之学”的方向扩展，这样，国学首先应该把中国版图上的各民族文化吸纳进来。其次，我们要尽量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将国学里包含的知识和思想进行普及，使国学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所以，季羡林先生在提出“大国学”这个概念后，也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响应。这样，包括汉族之外的各民族文化也就都属于“国学”了。大家知道，国际上有一个近似的名词，叫“汉学”“中国学”或是“华学”，这个也是需要辨析的。按照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的提法，藏学、蒙学也都在这个范围内，但是西方的汉学者是不把藏学放在“汉学”的范围之内的。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在文化、学术上的态度，这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又有人提出了“华学”这个名词，把中华汉学和三皇五帝的后裔的民族子学都吸纳了进来。对于这样一种说法，由于国学概念流传已久，而且国学这个框架的大小也足以把藏学、蒙学、满学等容纳进来，所以大可不必弃国学于不用，而再造出一个“华学”来。应该说，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论”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是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下的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大整合的。而且也是有利于凝聚56个民族的向心力的。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一概念，但是不同意把西方“汉学”也纳入这个范畴。此外，在谈到国学时，可能有的人更强调它的人文性，这时便会出现国学与西方的科学思想、理念如何和谐共生的问题。
总的来说，在当下文化语境中，谈论国学时，不应该把它和近现代传来的西学对立起来，互相排斥，应该采取一种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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